群體性糾紛是什麼

『壹』 什麼是群體性事件突發的原因

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

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會環境、政策等宏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個體、群體心理等微觀方面的因素。概括起來說，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體制機制轉換和利益格局調整，導致部分群體心態失衡，這是產生群體性事件的深層次原因。當前，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新舊體制矛盾交織凸現，體制機制轉換、利益格局調整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直接或間接影響部分人的利益。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人們的舊思想和舊觀念受到沖擊，思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部分小農經濟意識較強，守舊思想較重的人的思想觀念難以適應形勢發展，出現了因利益失衡而產生的心理失衡，這一失衡直接導致思想方式的失衡和行為規范的失衡。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對分配不公，對不正當致富，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情緒，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忽視時，他們極易產生相對剝奪感，不滿和對抗情緒往往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

（二）農村基層組織戰鬥力不強，這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一是有的村「兩委」班子不團結，意見不統一，相互拆台，或者在辦理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事務時，決策隨意，方法簡單，態度粗暴，工作不具體、不到位，出現矛盾時處理不及時，對群眾的合理要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使小矛盾釀成大矛盾，加之防範工作不到位，給個別別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二是有的村幹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或處理政策問題時方法失當，缺乏民主，辦事透明度不高，群眾誤認為囊中有鬼，失去群眾信任, 或讓個別群眾借機「搭車」，使一些立場不堅定又不明真相的群眾就容易被人利用、煽動，從而激化了矛盾。三是有的村黨員幹部正義感不強，怕得罪人或受氣，不敢站出來講公道話，助長了別有用心者的氣焰,有的甚至就是鬧事的支持者、組織者、策劃者。

（三）群眾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導致群眾利益受損，這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農村土地徵用中，補償金偏低、征地手續不齊全、補償費用不到位、補償分配不合理、失地後農民生活無著落；城鎮房屋拆遷中，補償標准低、政策不透明、補償標准不一致；因土地的升值而產生的組與組之間，戶與戶之間的耕地、林地及林木權屬和邊界糾紛沒有得到及時調處或調處不力而升級。如正化村十組與同村九組村民米吉香的林地邊界糾紛，正化村八組與六組的林地權屬糾紛等；部分非公企業中，企業任意壓低、拖欠和剋扣工人工資，不繳或少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賠償不到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矛盾時，相關部門往往重經濟輕環境，致使一些地方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影響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產生活等等，當群眾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極易引起群體性事件。

（四）群眾自我保護意識增強與其自身的法律素質之間的差異，導致維權行為失控，這是形成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隨著法律知識的普及和社會主義法制的日益完善，人民群眾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有所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但不少群眾對法律法規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有的甚至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片面強調政策、法律法規中有利於自己的一面。也有一些群眾由於法律意識淡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不知道或不願意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當群眾之間、上下級之間出現利益摩擦或糾紛時，存在「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快鬧快解決」的錯誤心理，誤以為聚眾鬧事、集體上訪可以對領導造成壓力，能較快解決問題，使本來能通過法律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得到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群體性事件。

(五)職能部門不負責任，把關不嚴，這是形成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誘因。一些相關職能部門工作不負責任，作風不夠深入，使群眾辦事難，利益受損，或職能部門為了讓業主單位早日發揮投資效益，時有在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手續未齊全的情況下也讓業主單位先行施工，而忽視了群眾的切身利益，讓群眾抓住了不「依法施工」的把柄，造成了工作被動，導致矛盾激化。

『貳』 什麼是勞動關系群體性糾紛動態監測預警制度

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在保障職工基本權益、健全勞動協調機制等方面，做了整體性的規定。其中明確，要建立勞動關系群體性糾紛動態監測預警制度。
《意見》指出, 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勞動關系矛盾逐漸凸顯，部分地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突出，集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劉而鐸認為，選擇此時出台《意見》，強調「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有明顯的時代意義：
劉而鐸：現在經濟高增長過去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勞動關系復雜。另外一個方面，我感覺政府也有意強調對勞工過去欠賬的強化。過去相對來說經濟增長關注的多，現在社會建設這一塊也進一步強化了，勞動關系也屬於社會建設這個范疇。
《意見》明確，要切實保障職工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實現農民工與城鎮就業人員同工同酬；落實帶薪年休假等規定，保障職工休息時間，企業如因生產經營需要安排職工加班的，應與工會和職工協商；全面實行勞動合同，推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健全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等等。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
張車偉：這樣一些具體涉及到勞動時間、待遇方面的問題，更多我覺得是和勞動供求關系基本市場機制決定的，只有當勞動供求關系和勞動供求雙方都有意願來解決問題，而且對勞動雙方都有好處的時候，它才會得到真正的執行。
另外，在健全勞動關系矛盾調處機制方面，《意見》指出，要進一步加強基層專業性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建設，完善勞動爭議調解制度，健全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完善仲裁辦案制度；健全勞動保障監察制度，完善多部門綜合治理和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聯動機制；建立「勞動關系群體性糾紛動態監測預警制度」和群體性事件應急聯動處置機制

『叄』 群體性事件有哪幾類 產生的原因

1.群體性事件有哪幾類

1、涉及土地徵用、房屋拆遷、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問題；2、環境污染問題；3、城鎮居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問題；4、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引發矛盾；5、交通管理、交通事故問題； 6、勞資糾紛問題；7、政府、執法部門處理事件不當問題；8、復轉軍人安置問題；9、教育改革問題；10、企業改制問題。

2.群體性事件的產生原因
群體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種利益矛盾引發。其中，大多數由物質利益矛盾引發，且是由直接、相關的物質利益矛盾引發，定州6.11事件就屬於這種情況；少量的是由涉及公平、民主權益保障以及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引發，如安徽池州、山東陽信事件等。
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沖突正在成為新形勢下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表現形式。在這一矛盾沖突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幹部。
利益矛盾沖突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最重要條件。
群體心態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又一個重要條件
導火線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第三個重要條件。
利益訴求渠道缺失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肆』 什麼是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特定群體或不特定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通過沒有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群體活動、發生多數人語言行為或肢體行為上的沖突等群體行為的方式，或表達訴求和主張，或直接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或發泄不滿、製造影響，因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各種事件。2009年9月，中共《黨的建設辭典》時隔20年後再出版，在整部辭典的1015個詞條中，1/3是新詞，群體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主要特點
群體性
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製造和參與的。這是群體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徵。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群體性事件參與人數呈上升趨勢，群體性事件的參與人員常常達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萬人參與的事件在全國也已屢見不鮮。群體性事件涉及行業越來越多，主體成分也呈多元化。近年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已遍及各個省（區）、市、縣，涉及城市、農村、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等眾多行業和領域。過去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多是農民、廠礦企業退休人員，現在則是在職和下崗職工、農民、個體業主、復轉軍人、教師、學生、技術人員、幹部等各階層人員。
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從一些突出的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分析，應該說絕大多數集體上訪甚至鬧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無理取鬧是極個別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
組織性
當前的群體性事件已由自發鬆散型向組織型方向發展，事件的聚散進退直接受指揮者和骨幹分子的控制和影響。尤其是一些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行動統一，組織程度明顯提高，甚至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串聯活動。有的還集資上訪，並聘請律師，尋求媒體支持。
效仿性
指當前群體性事件具有廣泛的示範性和傳播性。一些群體事件在開始之初，大多僅限於少數人及個別區域。隨著事態的發展，影響力的擴大，引起周圍區域或利益相關者心理共鳴，一旦甲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紛紛效仿，互相傳染，使參與人數及區域不斷增多和擴大，甚至出現互相串聯，互相取經現象。例如，2002年以來，黑龍江大慶等地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對全國其他省（區）、市、縣產生了不良的示範效應，在一些整個東北、華北老工業基地和化工、煤炭、建築、軍工等多種困難行業中引起了連鎖反應，接連發生群體性事件。
破壞性
當前群體性事件常常對國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產生沖擊和破壞，影響社會安寧，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特別是一些群眾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思想，越來越多採取各種極端行為發泄不滿情緒，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較大的損失，嚴重影響了局部地區的社會穩定。其危害主要表現在：一是沖擊黨政機關，擾亂辦公秩序。為了迫使政府和有關部門解決其問題，許多群眾較多地採取在政府機關和有關主管部門辦公場所前聚集、靜坐。少數群眾情緒激烈，甚至強行沖擊政府機關，打傷政府工作人員，砸壞辦公用具和交通工具，嚴重危害社會穩定。二是堵塞鐵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給國家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餘名企業軍轉幹部推翻鐵路防護網，強行進入太原火車站內，並在鐵軌上靜坐，製造鐵路交通癱瘓2小時20餘分鍾，損失極其嚴重。三是極易引發暴力，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在發泄不滿時，常常難以控制其情緒，往往形成大規模的械鬥，或與政府工作人員和執法人員發生沖突，從而造成較大規模的人員傷亡。
反復性
由於群體性事件反映的問題錯綜復雜，涉及社會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體、合理的要求與不合法的行為、不同的原因動機、歷史糾紛和現實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處置難度大，所以經常反復。同時部分群眾把政府或有關單位化解矛盾及時解決一些問題，誤解為群體性事件「鬧」的結果，錯誤地認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造成事件反復不斷。

『伍』 什麼是群體訴訟模式

轉帖：

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公害、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被害之事件，受害人有時可能多達千百人，設由其全體起訴，難免影響訴訟之遲緩，並增加訴訟費用，且此類損害多屬小額，若由受害人個別起訴，亦有違訴訟經濟之原則，受害人更有不知如何謀求救濟，以致產生社會大眾權益受損而無從補償之弊[1]，為保護這些「易腐權利」，被稱為現代型訴訟的群體訴訟便應運而生了。本文所稱的群體訴訟是泛指各國為解決多數人糾紛的一種訴訟制度，如美國的集團訴訟、英國的代表訴訟，德國和法國的團體訴訟、日本和台灣的選定當事人制度，我國大陸的代表人訴訟等。

一、群體訴訟的模式劃分

（一）群體訴訟模式的劃分依據

我們以保護權利說作為民事訴訟的目的，來考察群體訴訟的目的。可以看出，世界各國的群體訴訟目的可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個人利益，另一類是保護社會利益。群體訴訟也據此可劃分為兩種模式：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和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

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了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區分，前者乃保護個人所有權利的訴訟，僅特定人才可提起；後者乃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2]。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三者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是這一認識的反映。作為權利的救濟手段也表現出這一趨勢。當侵犯的個人利益非常小時，依照民事訴訟傳統的訴權理論和既判力理論，個人享有處分權和通過民事訴訟獲得救濟的權利；當侵犯的利益非常大時，就認為同時侵犯了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由檢察官代表國家通過刑事訴訟提起公訴來救濟；當侵犯特定個人利益不太大時，則賦予個人享有自訴權；當侵犯的每個人的利益非常小，但被侵犯的人數非常多時，被侵犯利益的總和是非常大的，按照「有權利必然有救濟」原則，必須為這種情況設定一種救濟方式，以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秩序。由於加害方所獲得的「非法利益」總額非常大，而受害方則是「小額多數」，如按傳統的一對一訴訟顯然對受害方不利；如按訴訟信託理論，由受害方明示授權代表人起訴，則許多受害人可能會忍氣吞聲地使「易腐權利」真的腐爛，因為他們大都會理性地算一下成本和收益。這樣，即使加害方敗訴賠償，很可能還有「盈餘」，還會變本加厲地侵害不特定的個人利益，此時，實質上已構成了對社會利益的侵犯。是保護私人利益呢，還是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呢？我國的代表人訴訟、日本的選定當事人訴訟都是按訴訟信託理論，由受害人明示授權，其目的是保護私人利益。美國的集團訴訟制度，只要受害人不明示退出集團，就認為是賦予了代表人代表自己起訴的權利，其目的是通過制裁加害方，以保護社會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是按「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運行的，再者交易是否公平只有交易雙方清楚，況且交易方還享有處分權，因此，政府對「小額多數」的現代型糾紛無能為力，只能要麼通過利用那些「私設檢察官」及其律師的利益動機來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要麼特別授權某些團體享有一定的訴權。

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和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二者目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代表權方面，前者是明示授權，後者是默示授權或立法授權（團體訴訟等）；第二，在既判力方面，前者判決只約束明示授權起訴或被訴的人，後者判決則約束未明示退出集團的人，或由法律直接規定約束范圍；第三，在訴訟激勵方面，前者對代表人沒有什麼激勵機制，後者則對代表人起訴有許多激勵，如法院、律師免收或墊付訴訟費、律師費，甚至還有獎金；第四，在勝訴財產分配方面，前者以分到勝訴財產為目的，後者以使對方吐出非法所得，受到制裁不敢再犯為主要目的；第五，賠償金計算，前者以所有明示起訴的當事人所受侵害為依據，後者則以侵害方的整個非法所得或所有侵害來計算，除非受害方有人明示退出集團。

美國、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集團訴訟屬典型的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的代表訴訟、我國的代表人訴訟、日本和台灣的選定當事人制度等都屬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德國、法國、泰國等國的團體訴訟和英國的公共利益訴訟，通過特別立法，往往需要藉助行政力量，其本質雖不是群體訴訟，但它是解決群體性糾紛的一種方式，故也可以歸入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也有學者認為它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一種模式：團體訴訟立於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為實現他人利益之訴訟手段，亦即其以團體為他人利益之代表或代辦人來操作訴訟程序，非若一般訴訟程序由各個人為自己之利益而為訴訟行為[3]。

（二）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

集團訴訟制度最早產生於英國，後傳入美國。有學者認為美國集團訴訟制度始於1938年9月1日實施的《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第23條[4]；1848紐約州《菲爾德民事訴訟法典》是最早推行代表訴訟的法律文件[5]。但也有學者認為《菲爾德法典》已將衡平法所創制的集團訴訟制度肯定了下來。185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公開判定了集團訴訟案件——史密斯對斯沃思德特的訴案，由此，集團訴訟制度在美國正式確立起來[6]。美國集團訴訟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為第一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集團訴訟產生、發展的低級階段，第二階段是結構日趨完善的較高級階段。由於美國是典型的判例法，因此按法典來劃分階段是不準確的，只可作為參考。集團訴訟在普通法時期是在當事人太多而無法使全體成員作為訴訟當事人參加訴訟的情況下，衡平法院所採用的程序，在法典時期也有集團訴訟的規定，但那時只是作為訴訟合並，規定也很簡單。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最初規定也比較簡單，只准許在集團成員太多而使全體成員成為當事人實際上不可能的情況下，承認集團訴訟並規定成為代表當事人的人必須確保公平地代表全體當事人的利益。但這種共同訴訟型的集團訴訟的規定，不能救濟像消費者訴訟那樣，雖然是以群體看待，但並不屬於共同訴訟型的新型訴訟。

在大陸法系國家，傳統的當事人個人主義概念一直追溯到羅馬法，如法諺：「沒有利益就沒有訴訟」；「沒有人能通過代表打官司」。在英美法系內部，歷史上的普通法法院同樣反對當事人代表，判決只能涉及主動爭取判決並有直接利益的人，對不參加訴訟的主體沒有約束力，但依衡平法，如果「必要當事人」是一大批單獨的個體，而這些當事人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但所有訴訟主體又不能共同進行訴訟，就要在必要共同訴訟的目的下，採取集團訴訟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允許團體的一名成員或幾名成員代替所有團體人員進行訴訟。但由於受正當程序觀念的影響，在衡平法早期的實踐中，無論是《菲爾德法典》還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都沒有明確訴訟判決對未出庭的團體成員有約束力，判決的既判力不主動擴張至未明確表示起訴的人，既不考慮這些人是不願起訴，還是由於「易腐權利」的特點使他們起訴不經濟。也不考慮是否使加害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足以迫使其不敢再侵害其他不特定的人。可見，這時的集團訴訟目的是建立在正當程序基礎之上，保護依照「訴訟信託」理論明確授權給代表人進行訴訟的集團成員的私人權益。

日本的選定當事人制度也屬於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其目的也是保護個人利益。選定當事人制度的適用應具備如下要件：第一，須有共同利益的多數當事人存在。第二，沒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的非法人團體，不得選定當事人的方式進行。第三，由有共同利益的多數人選定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原告或被告。所以，訴訟實施權是屬於選定當事人的，但訴訟實施權的授予來源於當事人全體，並且在訴訟程序中通過更換選定當事人的方式，使當事人全體的意志和利益在訴訟程序中得到反映。選定當事人制度較多地具有共同訴訟的一般性，從而兼顧了與民事訴訟原有理論體系的協調。因此，選定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要以特定受害者及具體權利內容為要件。至於不作為請求訴訟的提起，非常困難，尤其以預防目的對侵權行為提起不作為請求訴訟，因無實定法上的根據，往往不被允許。日本學者上林明廣認為：日本的選定當事人制度尚未從保護個人利益訴訟邁向為保護一般的權益而運用的「集團利益訴訟」。這也是大陸法系國家共同存在的問題，因為它們太注重傳統的訴權理論和既判力理論。

（三）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

1966年美國全面修改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條關於集團訴訟的規定[8]。使美國集團訴訟的目的由保護個人利益演變為保護社會利益。波斯納在談到集團訴訟時說：假設牙刷製造商們已合謀實行價格壟斷，數以百萬計的消費者因此而受到利益損害，累計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個消費者所受的損失可能只有幾分錢，如果將所有這些權利請求聚合成一個集團訴訟，集團訴訟的標的是足以支付訴訟成本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最為重要的是要使違法者承擔違法成本——這就達到了訴訟的分配宗旨——而不是要求他向其受害者支付損害賠償，因為集團成員取得賠償的實際成本可能是極高的，而且在某些案件中可能超過訴訟所產生的威懾收益，不足以吸引任何受害人承擔任何取得法律救濟的成本[9]。我國台灣學者對此也有論述：集團訴訟使得原本微不足道的賠償要求，匯成一巨額的賠償，使大部分受害人能與違法行為之大企業相對立，而得以獲取相當之賠償，不再是被屏棄於法院之外，而忍氣吞聲地置視權利遭腐化，此亦為集團訴訟所具有之「請求金額之合算」與「訴訟之合算」等妙味所在[10]。

由於受害者損失數額通常較小，對起訴一般都漠不關心，甚至勝訴後由於得不償失也不去領取應得份額，因此為達到通過制裁加害者以保護社會利益的目的，不得不著重考慮在訴訟費用、律師費用、獎勵措施、舉證責任、司法權介入等方面採取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並用，使得集團訴訟制度能有效運行。近年來，雖然仍有些問題未能解決，但在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使這一制度基本能有效運行。美國為了獎勵個人訴諸司法救濟而實行兩倍、三倍賠償，議會在大約70個聯邦法律中都賦予法院裁定勝訴原告的律師費用由敗訴方支付的權力，聯邦法院基於私設司法長官理論，即使缺乏法定根據時，也有權判令被告支付勝訴原告的律師費用[11](p.70-74)。在通知方式和勝訴財產分配上，也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方式以降低費用。在監督機制方面，包括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內部監督就是受害人作為集團成員對代表集團起訴的代表人的訴訟行為進行監督。外部監督就是法院採取「司法積極主義」，對集團訴訟進行職權干預。包括決定是否許可以集團訴訟方式進行訴訟，對集團訴訟進行初步審查，看集團方是否有勝訴可能，對代表人的訴訟行為進行監督，對集團方勝訴後的財產分配進行監督等。

上述分析表明，現行美國集團訴訟的目的已不僅僅是保護明確表示起訴的受害人的私人權益，而重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判決的既判力主動擴張至未明確表示退出集團的所有集團成員。美國集團訴訟的背景是傳統的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質是利用個人及其律師的利益動機，來實現一定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這一制度與其說是為了救濟已受侵害的權利並挽回損失，還不如說是基於讓侵害者吐出不法取得的利益並不敢再犯[12](P.192)。換言之，其主要著眼點不是利用集團訴訟來挽回受害者的損失，而是依靠法院的禁止令狀或宣言性判決來影響和改變公共政策，以制裁加害者和保護社會公共利益。

『陸』 什麼是群眾性活動組織者責任糾紛

此處的安全保障義務是指特定情況下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所負有的以積極行為的方式盡力保障具有一定關系的當事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義務。按照危險發生的不同階段，安全保障義務體現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即危險預防義務、危險消除義務和發生損害後的救助義務。 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在責任承擔上存在直接責任和補充責任兩種情形。在沒有第三人行為介入的情況下，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違反安全保障義務致他人遭受損害的，承擔直接責任，由其自身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在有第三人侵權行為介入的情況下，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即在其安全保障能力和過錯程度范圍內承擔責任。

『柒』 什麼是群體性經濟糾紛

是指涉及人數較多的經濟利益糾紛。

『捌』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穩定形勢比較嚴峻。而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體性糾紛和事件，對此各級黨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來從事基層維穩工作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基層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工作積極性差，如拖延、遮掩、隱瞞以及僅僅為了平息事態而解決問題，從而導致工作形勢非常被動，甚至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執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可能因此帶來的好處。而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我們找到群體性糾紛和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和解決辦法，認識到我們是可以通過努力將這種壞事變成好事，由此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以及解決問題可能為我們帶來的豐厚回報。
引發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原因
這篇文章中，我將未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糾紛，而將群眾使用了非法、過激的行為來應對的、已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事件。
一、為什麼說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原因歸於利益受損是錯誤的
人類社會的最大作用就是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著資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導致部分人佔有的資源減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佔有的物質、人力等資源換個名稱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說利益的增加減少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想要通過避免利益受損來預防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就需要讓人類社會倒退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之前才能夠做到，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認識不僅毫無實際的指導意義，而且會將我們如何解決問題的思路引入死胡同。並可能由此滋生退縮和失望的情緒，從而對我們解決問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就如天氣變化引發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氣變化當作感冒的原因，那麼預防感冒只能是將地球改造成一個恆溫恆濕的大溫室才可能，這種結論顯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而對於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天氣變化了，為什麼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卻沒有感冒？同理，探究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有回答了「為什麼有些人利益受損後可以妥協忍讓，而另一些人則堅持不讓步？為什麼有些人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採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則採取過激行為？」，才能找到有實際意義的答案。
二、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
我認為研究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應該從主客觀兩方面來看：
（一）利益沖突的必然存在，這是引發糾紛的必要客觀條件。其中我們需要認識到隱性利益以及遷怒現象的存在。
隱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眾內心安全、未來希望的很多東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飆車案，很多人認為群眾和網民與此事無利害關系，純屬起鬨鬧事。但實際上群眾和網民內心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運，而是背後的司法公正與否。司法公正關繫到所有人，乃至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而群眾和網民的義憤又怎能說是無理取鬧。說句危言聳聽的話，如果連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將是國家混亂的開端。
遷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損失之後，在新的糾紛中突然爆發，並變得極度情緒化，不可溝通。遷怒雖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類的一種本能很難避免。現在很多糾紛中的當事人胡攪蠻纏，無法理喻，政府部門處置人員因此以刁民來看待此類人員，這種現象背後往往就是遷怒在作祟。執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感覺執法環境日益艱難，我認為其原因也是群眾的遷怒。在一些復雜的糾紛中，處置人員必須看的高一些、遠一些，認真調查考慮是否有遷怒的現象及為什麼會有遷怒，這樣才能找准糾紛的症結在哪裡，從而進行妥善處置。
（二）、群眾對利益沖突的態度，為其主觀條件。態度可以分為謙讓、妥協、堅持三種，謙讓和妥協的態度一般不可能引發糾紛，堅持不讓步的態度則必然引發雙方之間的糾紛。
群眾對沖突的態度取決於當事雙方或多方之間的關系。團結合作關系的群眾一般會採取謙讓或妥協的態度，如父母與子女之間，撫養和贍養都是減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實質上這也是利益沖突的一種，卻一般不會發生糾紛。競爭甚至仇視關系的群眾發生利益沖突時，一般會採取堅持不讓步的態度，進而引發糾紛，如現今常見諸於報端的「口角之爭引發血案」等。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就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沖突僅僅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觸發條件。
三、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事件的原因
人們在發生糾紛以後，通常只能通過兩種手段來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過第三者以仲裁、調解、判決等手段來挽回損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過激的手段威脅對方屈服或直接搶奪，這種辦法往往事與願違，造成損人不利己的後果。
促使人們採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於人們相信政府、社會的公正、公平；而採取過激手段的原因無非就是人們不相信可以通過第三者來為他們挽回損失，以為只能通過自己動手來挽回損失。因此，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認為，因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談的上信任，所以對政府、法律的認識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稱為不信任。
這里以及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權力機關，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畢竟在他們看來，無論是人大、政協、法院、公安以及狹義上的政府機關等都只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見，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

『玖』 群體性事件主要類型

群體性事件主要類型有：群體性、組織性、仿效性、破壞性等。具體是

1、群體性

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製造和參與的。這是群體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徵。從總體上看，我國群體性事件參與人數呈上升趨勢，群體性事件的參與人員常常達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萬人參與的事件在全國也已屢見不鮮。

4、破壞性

當前群體性事件常常對國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產生沖擊和破壞，影響社會安寧，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特別是一些群眾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思想，越來越多採取各種極端行為發泄不滿情緒，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較大的損失。

從一些突出的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分析，應該說絕大多數集體上訪甚至鬧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無理取鬧是極個別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

(9)群體性糾紛是什麼擴展閱讀：

預防工作

群體性事件涉及面廣、規模大，對社會和穩定有著十分嚴重的影響和危害。預防和處置群眾性事件工作政策性強、難度大。因此，政法機關要在主動了解民意，掌握社會熱點、難點問題時，分析社會動態和潛在的矛盾，及時向黨委、政府匯報。

根據黨委政府的指示精神，積極協助有關部門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採取必要措施，力爭把群眾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狀態，防止造成危害。在做群眾工作中，樹立群眾觀念，講究工作方法，防止隨意抓人，切忌公安幹警言行不當，而激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