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職矛盾和糾紛

⑴ 如何做好矛盾糾紛調處工作的思考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利益關系發生重大調整，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民間糾紛的類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各種關系錯綜復雜，呈現出了矛盾糾紛主體多元，成因復雜，調解難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點，原有的調解工作機制已難以滿足新形勢對矛盾糾紛調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會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已成為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於基層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使糾紛得以及時、便捷、公正、妥善解決，對於社會穩定、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意義重大。同時，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義上起著優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資源、保護司法、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糾紛解決機制生態性平衡的作用。
一、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
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性轉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思想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的深刻變革，帶來了人們思想情緒的波動和利益格局的巨變，各種社會矛盾進入了高發期。社會矛盾的凸顯，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還有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無論什麼樣的社會，什們樣的年代，主觀因素都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直接原因。如個體對物質、利益的佔有欲；個體對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斷發展變化的個體需求的不滿足；社會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貧而患不均；爭強好勝；情感好惡等等。客觀因素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均；新舊體制變革脫節導致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等等。
(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不斷提高。但區域優勢、潛力優勢、中心城市優勢等等的開發與發展，隨之導致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少群眾不從主觀和客觀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貧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導致心理失衡、失衡導致失控，最終導致了矛盾糾紛的產生。
(二)人口資源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
我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70%，在對社會資源，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佔有方面，城鎮人口本身就比農村人口享有了較優厚的待遇，而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意識，城鄉矛盾也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來說，目前一對農村夫婦普遍生育2個以上小孩，城鎮夫婦只生育1個小孩，少數城鎮夫婦還不願意生育，從而導致城鄉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時，農業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資源、自然資源挖掘潛力越來越低，引發農民人均收入的不斷萎縮，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剩餘，以就業、收入為核心的利益沖突，在個人、群體、行業、家庭、社區、城鄉、地區以及彼此之間矛盾數量劇增，且糾紛的性質越來越復雜。
(三)新舊體制轉軌，社會控制系統的缺陷與失控
任何體制的變革，都會帶動思想、經濟、體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間的深刻變化，尤其是當前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多元的利益主體共生，多種經濟所有制並存，加之社會誠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場秩序缺乏規范，固有的各種弊病相繼顯露出來。如醫療秩序，一方面是國家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進行秩序整頓，另一方面是醫療價格居高不下，各種涉及醫療衛生行業的「潛規則」在利益的驅使下屢禁不止，醫患糾紛大量頻發。
二、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
從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整體狀況來看，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點主要表現以下方面：
（一）主體多元化
隨著新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秩序打破了舊經濟模式和地區封鎖，建立了競爭機制，各種利益主體應運而生。伴隨各類主體的活動，矛盾糾紛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發生日益增多。它不僅發生在公民之間，而且發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團體和組織之間，甚至發生在政府、幹部與群眾之間。由於經濟發展的驅動、漸進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進程，導致基層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從糾紛的主體看，基層矛盾糾紛的主體正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僅以農民這一社會主體為例，隨著階層、群體的分化，傳統定義上的農民分化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和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管理者、農村管理者等階層。
（二）內容復雜化
由於個體獲取經濟利益的不平衡性、差異性，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閱每一件矛盾糾紛的處理，我們會發現當前各種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各種成因交織在一起。往往既有歷史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利益因素，也有處理方法不當的因素；既有群眾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眾對黨和國家政策不理解，要求過高、不顧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織在一起，有的經濟、行政、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有的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一種不安定因素，如計劃生育、征地拆遷、基層選舉等，在矛盾糾紛的此消彼長過程中，還關聯其他諸多不穩定因素，其後果不是涉及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涉及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矛盾糾紛的復雜性。
（三）類型多樣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糾紛類型增多。跨區域、跨行業糾紛，勞資糾紛，商品經營、信貸、投資糾紛，企業合夥、轉包、拍賣、兼並、破產糾紛，土地徵用、劃撥、流轉糾紛，安全生產糾紛，婚姻財產糾紛，優撫救濟糾紛，贍養撫養糾紛等不斷涌現，類型呈現多樣化。
（四）調處疑難化
由於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頻發，誘因復雜，加之往往是主體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表達訴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經濟利益訴求與維護民主權利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導致了矛盾糾紛調處的疑難化。一是認定糾紛性質難，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政策知識，熟知階段與階段之間的政策法規，才能正確認定糾紛的內容和性質；二是復合化的糾紛涉及面廣，單靠一個部門難以奏效，有些糾紛處理需要多個部門的協調。尤其是群眾的自發行為被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僅導致調處的疑難化，更加速了矛盾糾紛的激化和惡化，使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工作受到影響和威脅，甚至容易釀成惡性事件。
三、現今矛盾糾紛調處機制現狀
(一)從機構、人員、經費、處理機制及調研情況和實際工作來看，目前運行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構設置，基本上是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為具體責任人，所有部門為成員單位的領導小組，在一個部門設立辦公室，再層層召開會議，下發文件，執行督辦和量化考核的運作方式。從表面上看，確實做到了領導到位，組織到位，人員到位，督辦到位，考核到位，但實質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辦事，從上到下機構人員大多數是兼職，把矛盾糾紛調處作為本職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層機構。據調查，占相當數量的司法所、矛盾調處中心、政法辦、綜治辦工作人員排列一長串，但除司法助理員在編，在職外，大多數為單位兼職人員，或老、弱、病、殘人員；二是工作落實不到位，會議材料、文件材料、督辦檢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結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結案數與轄區糾紛數對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組織不下基層，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務中心等中介組織，基本上設置在縣級以上，定時或受邀請開展工作，資源沒有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務與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處明顯脫節；四是工作經費無保障，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規政策都是免收費用的。但每調處一件糾紛，無需取證，無需差旅，座在辦公室內召集調解，就把事情處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幾年、十幾年，幾十次均沒有調處成功的糾紛，而司法行政部門和其他單位又沒有經費用於人民調解工作，能納入預算的就更為鮮見。
(二)從矛盾糾紛調處的困境來看，一是訴訟調處的困境，基層各級調解組織一方面是兼職，另一方面按規定不能收取任何費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還得倒貼差旅費，中介組織因無利可圖，又延伸不到基層，其結果是人民法院訴訟和非訴訟案件大量積壓，而中介組織門庭冷落，民間調解更是日漸弱化，或是在基層調解組織與法院之間呈拉鋸式的推拖。二是非訴訟調處的局限性，從非訴訟解決糾紛的能力來看，非訴訟調處對解決常見性糾紛具有重要作用，廣大群眾越來越離不開非訴訟調解，但對困擾黨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糾紛的調處顯得無能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基層調解組織只能執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擾黨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糾紛，據相關部門統計，95%以上源於政策前後脫節，或非現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時，非訴訟調處，以主體雙方互諒互讓為原則，以協商調和的方法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統一，更不具備權威性、終結性。三是調處機制運行方式的脫節，雖然訴訟調處機制、仲裁機制、行政機關糾紛處理機制、以及信訪制度等共同組成了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調處體系，但由於存在結構、布局不合理和各自為政、適用依據不一的現狀，解決糾紛的效力不高，與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靈活等價值目標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脫節，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運作不暢，矛盾糾紛調處難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是我們目前急需解決的課題。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的思考
有社會就有糾紛，糾紛不可避免，對於一個社會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滅或壓制糾紛，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從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糾紛給社會帶來的風險與危害，把解決糾紛的成本減少到最低程度，使糾紛解決的效果達到最佳程度。
解決社會矛盾糾紛，認識矛盾糾紛所處的社會背景，熟知法律、法規和政策是基礎，它主要解決處理矛盾糾紛如何定性，如何選擇突破口的問題；建立完善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是關鍵環節，它解決有人辦事、怎樣辦事的問題。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矛盾糾紛解決形式，但在當前矛盾糾紛呈現多元化、復雜化、疑難化等特點的情況下，必須建立和完善立足於基層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和紐帶，以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調解形式為依託和支撐，相互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調解制度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為貴、以和為美、以和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華文華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對大多數老百姓而言，發生糾紛後，往往希望糾紛能迅速解決而又不傷和氣，而將糾紛訴諸法院，通常被認為是關系極端破裂的標志。人民調解應該是中國獨有的特色制度，其優勢在於組織健全，紮根基層，了解實情，反應靈敏，有牢固的群眾基礎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於有利於增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有利於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有利於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實踐證明，人民調解符合我國國情，應當繼續加強和完善。
矛盾糾紛的產生在廣大群眾中，在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機構設置理應以基層為基礎，以鄉村(社區)為前沿陣地。針對鄉鎮(社區)人少事多，缺編缺員突出的實際，完善基層組織建設，整合人力資源，保證有人辦事是前提。積極引導有關新興社會組織開展人民調解工作，推動人民調解組織向保險、金融、建築及城市拆遷、土地流轉、工商交易等矛盾糾紛多發的行業和領域延伸。與此同時，各級政府還應加大對人民調解組織的扶持力度，不僅要加強對人民調解員的培訓，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質；還應將調解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撥出專項資金以保證人民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為人民調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強立法，進一步明確人民調解制度的性質。目前我國的憲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對人民調解雖有明確規定，但較為籠統、原則，缺少對調解范圍、調解程序、調解協議效力、經費保障等內容的明確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可操作性較差。因此，應加快人民調解的立法步伐，進一步明確人民調解的性質、地位、任務、方針，明確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機構，明確人民調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規范以及調解員工作補貼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調解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同時，立法應對人民調解受案范圍保持開放式結構，人民調解積極參與到各類社會矛盾（包括輕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國在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的實踐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辦法，但依據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糾紛解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這就迫切需要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總結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經驗上升為法律或規則。一是社會矛盾糾紛主體在基層，應以基層調處為基礎，不宜採取自上而下的解決方式。二是應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排查機制、信息溝通機制、預防機制、應急處置機制、責任追究機制，確保信息暢通。並正確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採用溝通、協調、協商、部門分流、信訪等多種方法，多做思想工作，從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隱患，平息矛盾糾紛。特別是尖銳的矛盾糾紛，要顧全安定團結大局，及時協調相關部門化解矛盾，原則上不動用強制力量，不宜以訴訟的方式處理，確保矛盾糾紛在控制下調處。應制定非訴訟糾紛調處規則體系，保證糾紛調處程序公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引導公民形成正確、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尋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張正義，為構建法治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糾紛調處機制
實踐證明，調解和訴訟並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徑，仲裁、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信訪部門分流處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關鍵是要認真總結經驗，理順關系，使各類矛盾糾紛的解決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學有序地得到處理。
構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首先要保證中介組織合理分設，確保矛盾糾紛隨時發生，隨時得到處理。因此，應將機構設置到矛盾糾紛原發地--社區（鄉鎮、村），將組織、機構建立到人民群眾中去；其次要理順部門矛盾糾紛調處關系，合理分流處理矛盾糾紛，克服隨意性與臨時性，增強規范性，確保群眾解決糾紛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機構調處職責明確，部門之間銜接有序，最大限度地為社會與民眾提供規范的矛盾糾紛調處；第三要突出糾紛解決的終決權力。人民法院應以非訴訟調處為基礎，體現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強制力作為後盾的最終解決權，嚴肅法律尊嚴和最高權威。
（四）強化行政解決糾紛的功能
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和主動性的特有優勢，是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全面規范和確認行政機關和基層政府在民間糾紛處理中的地位和職責，將其與人民調解等民間糾紛解決機制區分開來，並充分發揮其特有功能，使其成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承上（司法）啟下（民間）的重要構成部分。隨著用工糾紛、土地糾紛、醫療糾紛、產品質量糾紛等特殊糾紛的增加，專門性的行政處理機制愈發顯得重要。例如，在解決拖欠務工人員工資的問題上，勞動監察部門的積極介入遠比訴諸司法更為高效、經濟，對務工人員利益權益的維護效果更好。
（五）加強人民法院對人民調解的指導
根據《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法規規定，指導人民調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項法定職責。從法院判決案件的角度講，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糾紛的處理，就是人民調解工作的堅強後盾。因而，人民調解與審判工作（主要從民商事案件審理而言，包括訴訟調解）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示範、互相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建立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反饋制度和司法建議制度，加強對個案指導。對涉及調解協議被人民法院判決變更、撤銷或者確認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將生效裁判文書寄送當在司法行政機關或者人民調解委員會，發現人民調解員違反自願原則，強迫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應當及時向司法行政機關或者人民調解委員會提出糾正的建議，以保證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質量。同時，從訴訟立法上將人民調解設為某些特定類型民事糾紛的訴訟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調解制度。即這些類型案件的解決施行「先調後訴」，當事人在起訴前需先提出調解申請；如未提出調解申請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時告知當事人向人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或者依據職權將案件移送相關人民調解組織調解。要堅持合法、自願原則，曉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棄任何能夠調解解決的機會。
總之，矛盾糾紛調處解決多元化機制的建立和完善，關鍵是實現各糾紛解決機構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協調，形成民間調解、行政解決糾紛和訴訟之間的合理銜接[⑦]。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體系重整過程中，進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斷完善以基層調處為基礎、以人民調解員等調處力量為主體、各級行政部門協調聯動、法院訴訟為終結裁決的統一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運作體系，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迫切需要，也是適應社會發展，構建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⑵ 兼職換購外衣的400多名大學生為何會成被告

上大學以來，齊曉東看過很多與「校園貸」有關的新聞，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因還不上錢自殺的學生。他從沒想過，自己也會成為新聞的主角。

2018年7月6日早6點，他剛醒就在微博上看到了一篇報道：《借「校園貸」買高檔手機，400多名大學生成被告》。

齊曉東的父母每月給他1500元生活費，他不愛社交，在武漢生活足夠了。他順手把傳單放在室友桌上，室友看到卻動了心，鼓動了齊曉東陪他一起去。

南昌的尹音和3名室友，也是因為同學介紹才知道「704校花」的。尹音所在的學校每年學費近2萬，她每月的生活費五六千。女孩們不缺錢，也沒意識到這是校園貸。她們做兼職只是為了「好玩」，而且先收錢後還錢的模式「再怎麼樣都不會吃虧」。

2015年年底，齊曉東和室友去了柒零肆位於武漢街道口阜華大廈的辦事處。70多平米的辦公室里擠了將近20個工作人員，外牆上掛著一個「704校花」的logo，「不是很正規」。

「商品最多可以拿（價值）8000的，現金最高是4000」。齊曉東和室友均預支了3000元現金，要做300個工時的兼職，分12個月還清。算上資金方利率和服務費率，他們每人總共要還3450元。

他記得工作人員遞了兩張合同，一張是《704兼職換購平台協議》，一張是《柳州銀行借款合同》。齊曉東當時未成年，不能向銀行貸款，只簽了柒零肆的那張。

滕彬告訴記者，大多數學生貸款時已年滿18歲，與柒零肆、柳州銀行分別簽署了協議。學生們拿到的錢，實際是柳州銀行發放的個人消費性貸款，柒零肆只是居中平台。即便是與柒零肆簽訂的居中平台協議，也明確印有「個人消費貸款」的字樣。

一名學生與柳州銀行簽訂的合同顯示，學生授權柒零肆在柳州銀行為其開立還款代扣賬戶。學生先將還款金額交給柒零肆，再由柒零肆全部存入代扣賬戶，由柳州銀行批量扣收。

在《借款人告知書》中，柒零肆明示借款學生要向柳州銀行支付10%的年息、向柒零肆支付5%的服務費。3000元本金乘以15%的費率，正好是齊曉東合同里多出的450元。

協議中寫道，如果借款人能按時完成兼職並及時還款，這筆費用可以作為獎勵減免。否則，需要直接以現金形式償還。

簽協議時，齊曉東盯著看了十幾分鍾，細致到了每一條、每一款、每一個字。

其中一點引起了他的注意：借款人如有逾期，則每天自願支付貸款金額千分之五的逾期費。他迅速打了個算盤，日千分之五意味著每天要多還15塊，累積起來數目不小。

但他想著每月還300多塊錢不難，不會逾期，猶豫幾秒後還是在協議上簽了字。為保險起見，他把協議底單帶回宿舍，鎖進了抽屜。

齊曉東並不知道，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如果將柒零肆日千分之五的逾期費率折算一下，年費率已高達182.5%。

李歡簽字前沒時間看協議。他急匆匆趕到辦理現場時，車庫大小的房間內站滿了人。

排隊時，柒零肆的工作人員和校園貸中介在台上介紹：今天統一辦理「套現」（即預支現金），只要和一個iPhone 6S Plus的空手機盒拍照，就可以預支數千元，再通過兼職分期還款。

簽協議時，工作人員催個沒完。李歡來不及細看就寫下名字和身份證號，拿著空手機盒拍照，拿著身份證和協議拍照，領錢。一套程序走下來，不到5分鍾。

李歡至今不知道協議上的貸款金額是多少，也沒留下任何憑據。他只知道要在12個月還6000多元，雖然實際領走的只有2000多。「手機6000多，套現只拿4000多，中介再抽一些，到我手裡就這么點了。」

簽完協議，借款的學生被拉到一個QQ群里。每天，柒零肆會在群里發三四次兼職需求。保安、服務員、發傳單，職位各不相同，工作時間也不固定。

那段時間里，齊曉東有空就在群里接活，第一份工作是某樓盤開盤的會場保安。他記得那是一個冬天，濕冷入骨。自己早上5點就起床趕到現場，在室外從6點站到12點半，掙了65元。

漸漸地，群里發布的兼職信息越來越少。2016年4月起，柒零肆要求學生們統一使用「704校花」App。App會發布兼職需求，還可以直接還款。

如果做兼職，每小時還10元工費；如果用現金，每小時要還13元。齊曉東不願意，「如果提供了兼職我不做，要我還可以。但是連兼職都提供不了，就是他們違約在先。」找不到兼職後，他不再還款。

2017年初，李歡發現App無法充值，還款無法操作。他找到南昌柒零肆分部後發現工作人員都不見了，車庫大小的辦公室空空如也。

之後，李歡頻繁收到QQ、簡訊的催收信息，通知他還要還8000多元。李歡跟他們理論，對方沒說兩句就開始噴臟話。催收的人還進了李歡的班級QQ群，公開說他欠錢。

多名學生認為，鄒路、李歡經歷的正是柒零肆的「套路」：故意不提醒還款或製造問題讓學生無法還款，以產生高額逾期費；之後再用公開欠款信息等方式催收。

學生們說，他們拿著手機盒、身份證和協議拍下的照片被P上了「欠錢不還」等字樣,以郵件形式發到學生本人、家長、同學手上，有的還上了貼吧等公共平台。

為了不被催收，部分學生前往派出所報案。但警方認為，學生與柒零肆的矛盾屬於經濟糾紛，不好管，並提醒他們「如果柒零肆惡意催收可以直接報警」。

沒多久，李歡的耐心就被磨盡了。他收到催收的消息就刪除，拉黑了所有跟柒零肆有關的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要我還那麼多肯定是不可能的。」

5月15日下午，西鄉塘法院的送達公告被貼在了李歡在浙江的奶奶家門口。

看到這張薄薄的A4紙，奶奶蒙了一下後迅速撕下，趕到李歡家。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李歡說，當時他還沒下班，看到公告上的「聯系人韋某彬」和電話就氣沖沖打了過去。電話那頭卻說「韋某彬調走了」。

冷靜下來後，李歡到西鄉塘法院官網查詢了自己的訴訟信息，上面顯示，他的案子本該在4月開庭，現在延期了。他不敢面對家人，故意在外面挨到十二點多才回家。一開燈，發現奶奶端坐在沙發上，滿臉愁容。

「如果說這玩意兒是假的，又確實是法院那邊寄來的。我找這個人，又說他調走了，讓我怎麼弄？」之後，李歡沒再聯系法院。

6月，鄒路准備貸款買房時發現自己的徵信出了問題，欠柳州銀行3000多元。為了省事，他問都沒問就把錢打給了銀行。

鄒路保存了所有還款記錄。支付寶轉賬、「704校花」App還款，加上打給柳州銀行的錢，加起來已經超過12000元。但6月初，他還是收到了西鄉塘法院的送達公告，「法院難道不調查嗎？」

滕彬對此解釋稱，由於沒有學生與法院聯系，法院只能依據柒零肆單方提供的證據審理案件。「如果學生確實還了款，還了多少，需要向法院提供證明材料。」

至於負責送達應訴通知書的工作人員韋某彬，近期確實調動了工作。

據滕彬介紹，2017年12月以來，西鄉塘法院陸續受理柒零肆與學生的借款合同糾紛400餘起。從柒零肆提供的證據來看，已立案的100多起案件中，大部分被告在「704校花」換購了手機，貸款本金約七八千元。

2018年3月起，西鄉塘法院向已立案的被告陸續送達了應訴材料，包括柒零肆提出的調解方案：只還本金並承擔訴訟費。但大部分被告拒收材料，少部分簽收的被告也未到庭。

⑶ 兼職的大企業，有合同糾紛，要求的不在合同范圍內，被我拒絕，有矛盾。公司會打擊報復我，把我謀殺了嗎

你如果有證據可以帶上證據找公司負責這一塊的人處理，最好在紙上表達清楚。如果對方不理，你可以找中間人，讓中間人解決。在解決不了，你可以找律師處理或者是法院咨詢。現在是法制社會，公司不可能謀殺你，大不了不幹了就可以了。

⑷ 兼職糾紛怎麼解決

迴避,讓他和中介去談
你只對中介,沒有跟他構成勞務關系,他是中介的"派遣",你只對中介

⑸ 化解矛盾糾紛案件,關鍵要做好哪些工作

（一）、強化協調整合的效果，把執法監督與機制保障相結合。當公共權力機關的執法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受到懷疑，司法權威自然進入群眾的視野，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也就成為群眾的期待。要防止矛盾糾紛向司法機關不斷積聚，需要順暢司法訴求管道和信訪渠道。一是強化社會矛盾化解工作領導首問首辦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成立以檢察長為組長的涉檢矛盾化解領導小組，以實現涉檢赴省、進京「零上訪」為目標，統一領導全院的涉檢矛盾化解工作。按照「誰主辦、誰負責」的要求，建立健全有效化解積案、加強源頭治理的工作機制，採取規定案件辦理時限，明確質量標准和化解調處辦法，與辦案幹警簽訂案件辦理責任書等辦法，在全院幹警中形成加大辦案力度與矛盾得到化解相統一的工作理念，使每一起案件都能首次辦理成功，不留後遺症，切實把涉檢的矛盾糾紛問題解決在首辦環節和基層。對辦案幹警不負責任，案件辦理質量不高，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不重視，查處不力，效果不好，因人為因素造成越級上訪的，必須進行責任追究。二是完善涉檢信訪長效工作機制。全面貫徹執行中央政法委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和高檢院制定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加大涉檢信訪工作力度。在重點鄉鎮、街道辦事處、大型企業，依託當地黨委政府、信訪、司法民調部門建立檢察工作服務基層聯絡點，負責涉檢信訪信息報告、涉檢信訪案件的處置、反饋、回訪及法律宣傳、法律服務等職能。上級檢察院要加大督促檢查力度，建立督查專員等制度，對工作開展不力、越級上訪較多的地方派出督查組蹲點督辦，狠抓責任查究制度的落實。對涉檢信訪積案，要逐案研究化解措施，逐案明確工作責任，區分不同情況制定疏通「出口」的政策，力爭涉檢信訪積案在一兩年內基本消化解決。三是建立良好的內部協調互動機制。進一步規范執法辦案流程，強化信訪風險意識。建立健全執法辦案風險評估預警機制，把風險評估作為辦理案件的重要環節，加強辦理重大復雜案件和作出不批捕、不起訴、不立案、不賠償、不抗訴、撤案等決定時的風險評估預警，並針對個案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很多時候，各業務部門之間以及業務部門與控申部門之間沒有建立或完善良好的矛盾糾紛處理互動機制，相互之間缺乏及時的溝通、配合和協作，甚至出現檢察機關此部門和彼部門之間就同一矛盾糾紛的解釋處理相互不一致，這樣容易造成人民群眾對檢察機關的誤解和不信任，同時也可能由此引發矛盾糾紛的激化。應在每個業務部門確定一至兩名經驗豐富、業務精通的幹警專職或兼職擔任矛盾糾紛調處聯絡員，定期或不定期的進行交流溝通，對同一矛盾糾紛明確各自職責。四是建立健全檢調對接工作機制。在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同時，建立依託「大調解」工作體系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工作機制。對民事申訴等案件，堅持抗訴與息訴並重，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基礎上，積極支持和配合有關部門做好調解工作，努力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對於輕微刑事案件，繼續探索使用刑事和解和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把附條件不起訴與刑事和解有機的結合起來，切實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當事人對立情緒，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對一些疑難棘手的批捕、起訴案件實行答疑說理，把答疑說理制度貫穿於執法辦案的全過程，讓當事人明白捕、訴或不捕、不訴理由，贏得理解和信任。對於涉及重大、疑難案件的矛盾糾紛，特別是該矛盾糾紛已經激化，上訪人無理取鬧、纏訪纏訴的案件，可以由檢察機關組織，採取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社會各界人士和當事人及其近親屬參加公開的聽證和質詢，依靠社會力量和群眾輿論做好化解矛盾糾紛工作，達到息訪息訴的效果。五是推行被害人救助制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對那些擬作存疑、相對或絕對不起訴的案件，被害人未得到民事賠償的案件以及經調解被害人對民事賠償不滿意的案件，對被害人提出的符合法律規定的合理訴求，在說明理由後告知被害人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或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因被告人無力履行賠償義務而導致的被害人得不到民事賠償的案件，則嘗試通過民政救濟渠道予以適當解決，使被害人在經濟上得到合理補償，緩沖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通過多方努力，使刑事案件受害人享受國家低保救濟或得到相應的物質幫助，重新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六是建立健全維穩形勢研判工作機制。健全檢察環節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結合執法辦案工作，由控申科指定專人定期對社會穩定形勢進行分析、研判和排查，及時發現並會同有關部門依法妥善處置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切實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

（二）、加強外部力量配合，建立處理訴求協作機制。非管轄類司法訴求的大量湧入，是當前檢察機關面臨的現實難題。解決群眾的司法訴求，化解矛盾糾紛，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不可能僅靠某一個職能部門去解決，必須加強檢察機關與政府、法院等外部機關的協作、配合。所以，要建立司法訴求情況通報機制，以便協作單位了解有關情況，有準備地應對群眾訴求，及早化解矛盾糾紛。建立信訪申訴工作信息網路系統，通過在縱向的檢察系統內部和橫向的市區級相關信訪單位網上接受和分流信訪申訴，實現信訪申訴情況的縱橫對接。建立信訪申訴案件轉辦、分流處理機制和息訴息訪聯動機制，召開多方聯席會議，聯合調查、聯合聽證、共同答復，增強糾錯能力，努力克服因信訪申訴人盲目投訴、反復投訴、多方投訴造成的資源浪費和國家機關公信力降低，引導群眾理性信訪、合理訴求。

總之，作為基層檢察院要認真總結一些地方的先進經驗，創新檢察工作機制，不斷探索研究化解矛盾糾的有效方法，整合政法、綜治、維穩、信訪等方面力量，形成綜合治理、化解社會矛盾的大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力爭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⑹ 勞動爭議的矛盾

你們有沒有什麼證人能夠證明你們的口頭協議啊，這個應該是屬於非全日制用工，根據《勞動合同法》有關非全日制用工的法條來看，是可以訂立口頭協議的。但是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你要找到能證明你們口頭協議約定條款的證據，這樣的話，就不用付了。其實是本來就不用付，但是他去仲裁庭了，所以你得要證據。

希望能幫到你。

⑺ 公司和我解除勞動合同,賠償上說我兼職拒賠

民間借貸在日常行為與生活中越來越普遍，涉及到的糾紛也越來越多，解決民間借貸糾紛變得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解決途徑如下：

1、自行協商解決借款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可以自行協商解決雙方糾紛，如果雙方能達成一致意見，那糾紛就解決了，這種方式成本最低，也不容易激化矛盾。2、人民調解人民調解是指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社會公德規范為依據，對民間糾紛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勸說，促使他們互相諒解、平等協商，自願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活動。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取任何費用。3、強制執行公證公證的強制執行效力是法律賦予公證機關的一項特殊職能，是國家強制力在公證活動中的體現，是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債務人自願接受強制執行承諾的。對以給付為內容的債權文書進行公證，如果債務人不履行義務，債權人可以不經過訴訟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實現債權。4、訴訟針對民間借貸糾紛可以通過最終提起訴訟來解決，經過一審，不上訴的可申請執行，上訴的啟動二審程序後可申請執行;文書生效後也可申請再審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期間不中止執行，視審理情況，再執行回轉或重新訴訟等。5、仲裁仲裁一般是當事人根據他們之間訂立的仲裁協議，自願將其爭議提交由非司法機構的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進行裁判，並受該裁判約束的一種制度。仲裁和訴訟是並列的兩種打官司的方式，如果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想將雙方糾紛交到仲裁委員會仲裁解決，需要在借款合同中選定具體的仲裁機構，一旦選擇仲裁，就排出了法院對雙方糾紛的管轄權。6、督促程序支付令督促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據債權人提出的要求債務人給付一定的金錢或者有價證券的申請，向債務人發出附條件的支付令，以催促債務人限期履行義務，如果債務人在法定期間內不提出異議，該支付令即具有執行力的一種程序。督促程序是一種簡易、迅速、催促債務人清償債務的特殊程序。它對於方便當事人訴訟，減少訴訟成本，提高人民法院的辦案效率，減輕當事人的訟累，及時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
信之源律師提醒您，民間借貸需謹慎，出借前應考慮對方的償還能力與借款原因，一旦借款人跑路或者惡意轉移財產，出借人往往追悔莫及。

⑻ 美國大學如何處理校外兼職矛盾

■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 王曉陽 美國大學教授在校外兼職並由此產生利益沖突，主要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由於戰後聯邦政府委託大學進行科研，一批所謂「聯邦撥款大學」應運而生。這些大學的教授們名義上屬於大學，但實際上他們花很大一部分時間用於爭取和開展聯邦委託科研任務。由此美國大學認識到，制定有關利益沖突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1964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美國教育理事會聯合發表「關於預防大學在政府資助研究中的利益沖突」聲明，一方面要求制定某種標准和程序，保護大學的聲譽；另一方面，也鼓勵大學向政府、工業界轉化知識、技能。許多大學以該聲明為基礎制定了各自的利益沖突政策。1978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美國教育理事會以及美國州立大學與贈地大學協會發表一份政策文件，題為「大學管理教授薪酬的原則---關於教授參與聯邦資助研究的政策」。 20世紀8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頒布新的貝多法案，鼓勵大學從私營企業取得研究資助，並進行技術轉讓。法案還明確指出，高校有責任將聯邦政府資助研究的發明成果進行商業化，並且將從市場化產品取得的部分特許使用收入分配給發明者。這使得在現代美國研究型大學中，利益沖突問題變得司空見慣。 1993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又發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關於管理經濟利益沖突的框架文件」。進入21世紀以後，美國大學商業化趨勢進一步發展，由此產生的利益沖突問題也更加尖銳。 利益沖突通常的表現是，當學術人員進行研究活動、報告研究結果時，其學術活動、專業規范可能因為學術人員的經濟利益、責任而受到妥協。所謂責任沖突是指學術人員由於花時間、精力參加校外活動，對他承擔校內責任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許多美國大學認為，大學的聲譽、公眾對大學的信心，是大學最大的資產。因此，大學的每個成員都有責任維護大學的聲譽和利益。 大學專業技術人員的首要職責是履行教育、研究使命。在此前提下，可以從事一些能夠增強學校聲望和名聲的校外活動。但是，應該小心避免那些會損害大學名聲、危及學者獨立探究及思想或行動自由、有損大學的經濟利益、影響到履行大學內所承擔職責的活動。因此，需要制定有關利益沖突的政策，政策的目的是確保所有大學專業技術人員以大學名義實施的行為都符合倫理標准。 許多美國研究型大學強調學術創新，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優異的教學與研究傳統。在管理中只要求最少的規則與條例，創造了一種自由、寬松的學術氛圍。但是，自由與責任總是攜手並進的。廣大師生充分認識到，在享受學術自由的同時，他們有責任在行動中秉持最高道德標准。 校外兼職屬於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范疇，因此美國大學對專業技術人員的校外兼職一般持有條件的支持和鼓勵的態度。如果處理得當，校外兼職對社會、對大學、對專業技術人員個人會產生多贏的局面。 但如果校外兼職與校內首要的教學、科研職責協調不好，或者受純粹利益驅動去校外兼職，或者兼職工作量過大，則會產生責任沖突、利益沖突，情況嚴重的，會使大學的聲譽、大學的權益受到損害。 因此，美國大學對校外兼職一般採取比較嚴格的報告和審批制度，並根據潛在的利益沖突、責任沖突的嚴重程度，對各種校外兼職活動進行分類管理。對於專業活動范圍內的校外活動，要求報告但不需要審批；對於存在中等程度利益沖突可能性的校外兼職活動，需要報告審批並要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對於存在較高利益沖突可能性的校外兼職活動，則一般不允許發生。審批程序強調透明、公開；管理原則強調自律和他律結合；管理主體既包括院長、系主任等行政人員，又包括由教授組成的審查委員會；兼職期限既有基本規定，又可以通過充分協商個案處理；收入分配既發揮對專業人員的激勵作用，又照顧到校、院、系、實驗室等各方利益；既制定嚴格的報告和審批程序，又給予專業人員申訴解釋的機會。 總之，美國大學專業技術人員的校外兼職活動，在美國大學強調社會服務職能的背景下，在知識經濟時代，變得十分普遍。由此可能引發利益沖突、責任沖突的情況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各大學相應制訂了行之有效管理辦法。這些管理政策和經驗，對於我國大學規范專業技術人員的校外兼職行為，杜絕學術瀆職行為以及各種灰色收入，促進我國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⑼ 考研和做兼職矛盾嗎，我現在大三，准備考心理咨詢師以及考研

建議你不要做兼職，全身心的備考
要知道，你付出了，還花了時間和金錢，那麼就一定要過
所以要全力以赴啊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100%的把握可以考過的話，那麼你就可以去做兼職了
現在不用慌張著去做兼職，做兼職的時間和機會無處不在，但是考試的機會和可以考過的機會就難得了，要學會把握和選擇，要明確你的目標
親，好好把握機會吧，祝願你考試順利通過，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