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不作為

❶ 《侵權責任法》中的不作為侵權具體包括哪些歸責是怎樣得到

侵權法上沒有不作為侵權概念。
一般在行政法上才有不作為的侵權概念的。
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職責，對相對人具有法律意義的一種消極的行為方式。
不作為侵權就是指，政府部門的不作為，造成對當事人的權利侵害。

不作為侵權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

❷ 侵權責任法在醫療侵權確立了哪幾種歸責原則分別的各種情況下使用

過錯責任。即由原告對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才承擔賠償責任。

《侵權責任法》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這就是說，醫療損害責任原則上適用過錯責任，即由原告對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才承擔賠償責任。

由於診療行為專業性很強，患者可能並不了解相關醫學知識，令其證明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在實施診療行為過程中，主觀上是否有過錯，難度很大，為此，《侵權責任法》規定了三種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的情形，患者只要能證明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具有任何一種情形，即可直接推定醫療機構具有過錯。

三種情形是：

1、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

2、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

3、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

需要說明的是，根據這三種情形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時，醫療機構有權提出反證，證明自己沒有過錯或者該過錯與損害後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侵權責任法》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並取得其書面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這一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同時也規定了例外情形：「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准，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

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有：

1、過錯責任原則。《侵權責任法》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2、過錯推定責任原則。《侵權責任法》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3、無過錯責任原則。《侵權責任法》規定：「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

(2)侵權責任法不作為擴展閱讀

《侵權責任法》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相應的診療義務」主要是指診療行為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此外，醫務人員還有通過謹慎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避免患者受到損害的義務。判斷是否盡到診療義務應當以診療行為發生時的診療水平為參照。

《侵權責任法》規定：因葯品、消毒葯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患者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的，醫療機構賠償後，有權向負有責任的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追償。

《侵權責任法》規定：「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

1、患者或者其近親屬不配合醫療機構進行符合診療規范的診療；

2、醫務人員在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已經盡到合理診療義務；

3、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難以診療。

在上述情形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也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❸ 行政不作為的侵權構成

根復據《民法通則制》及《侵權責任法》相關規定，不作為侵權行為，又被稱為消極的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違反對他人負有的作為義務，以一定的不作為致人損害行為。
認定不作為侵權，需具備以下條件：
侵權人必須具有一個作為義務，且能夠行使該作為義務而不行使，因此造成了損害後果，則行為人要承擔侵權責任。
關於不作為行為中的義務：
1.應是一種法律義務；
2.它並非泛泛的法律義務，而是實施一種積極行為的法律義務；
3.它是一種實施特定積極行為的法律義務。
構成不作為侵權，不僅須侵權人負有作為義務，而且還須有履行該義務的可能性，即具有履行該義務之作為的主觀意志能力。

❹ 對侵權責任法第57條的理解

第五十七條：診療義務

第五十七條 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解讀】本條是關於在診療活動中如何界定醫務人員過錯的規定。

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醫務人員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故意易於理解，如何界定過失是本條的主要著眼點。「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體現了侵權責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義務。在現代侵權責任法上，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注意義務是侵權責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過失的基準。各國侵權責任法中注意義務的內涵大同小異。英美法對注意義務的一般解釋是一種為了避免造成損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責任。在侵權法中，如果行為人造成損害的行為違反了應對受害人承擔的注意義務，則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如果一個人能夠合理地預見到其行為可能對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財產損害，那麼，一般情況下他應對可能受其影響的人負有注意義務。

依照本條規定，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就是應當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盡到診療義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診療行為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然而，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並非與合法合規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個醫務人員應當具有的診療水平，並非完全能夠被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所涵蓋。醫務人員完全遵守了具體的操作規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後證明是錯誤的判斷，實施事後證明是錯誤的行為。然而，醫療行為具有未知性、特異性和專業性等特點，不能僅憑事後證明錯誤這一點來認定醫務人員存在診療過錯，不能唯結果論。關鍵要看是不是其他的醫務人員一般都不會犯這種錯誤。因此，本條規定的診療義務可以理解為一般情況下醫務人員可以盡到的，通過謹慎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避免患者受到損害的義務。

醫療糾紛解決的時間可能較長，判斷是否盡到診療義務應當以診療行為發生時的診療水平為參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權責任法草案曾規定，「判斷醫務人員注意義務時，應當適當考慮地區、醫療機構資質、醫務人員資質等因素」。後來考慮到診療行為的實際情況很復雜，刪去了這一規定。地區、資質等因素能否在適用本條時考慮，應當結合具體情況。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規定了具體要求的診療行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一般都應當遵守，不應當因地區、資質的不同而有差別。除此以外，有的診療行為屬於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慮這些因素。反之，對於有的診療行為，在有的情況下，「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也可以理解為包括地區、資質等因素。

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務對診療注意義務有所規定，可以作為理解本條的參考。從國外情況看，注意義務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注意義務的一般抽象性規定；二是明確在每一項具體醫療行為中的注意義務。關於抽象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確，從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業務的人，與其業務的性質相對照，要求負有為防止危險而在實際經驗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國立東京第一醫院腳癬放射線皮膚癌一案中對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義務」作了進一步闡述：作為醫師，對於患者的症狀應予以注意，並在依當時的醫學知識考慮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確定治療方法及程度，在萬全的注意之下實施治療。荷蘭民法典7－453條規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業過程中必須遵守一個好救助者的謹慎，他的行為應當符合其源於救助者專業標准，並據此承擔責任。」

診療環節的具體注意義務涉及問診是否充分、診斷和治療是否錯誤的問題。第一，關於問診義務。在日本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醫師在對職業供血人（該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賴的血清反應的陰性檢查證明、健康診斷書、血液調供所會員證等材料）進行問診時，依照慣例詢問「是否身體健康」並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後（當時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無任何外在表現引起醫師注意），實施了抽血輸血，最終導致接受輸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該案焦點在於醫師是否進行了充分的問診。日本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認為，雖然對持有上述證件的職業供血者，依照醫學界慣例只需詢問「身體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後即可進行抽血，但醫學界這一慣例僅是判定過失輕重的參酌因素，僅依這種醫學界慣例本身不能否定醫師違反了注意義務。本案中，如果醫師對供血者血液有無危險的相關問題進行詳細問診，通過仔細觀察他回答時的反應來誘導其作出真實回答，則並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這一事實。所以本案醫師未盡「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關於疫苗接種的案件曾在日本醫療界引起強烈反響。該案中，醫師對上千名受種者接種，僅依照慣例詢問「是否健康」後即加以實施，結果一些人第二天發生過敏現象，法院判決認為醫師僅進行簡單詢問是不夠的，應對每位受種者當時的身體狀況進行具體詳細的詢問，因此法院判定醫師存在過失。醫界人士普遍認為在對上千人進行集體接種時要求醫師對每個人進行分別詢問是難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認為，為更切實保護患者利益，必須要求醫師充分履行問診義務。醫界行業慣例是否可以作為抗辯事由，很多醫師在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問診內容的做法是醫學界的慣例，因此不應認定違反問診義務。日本法院一般認為，行業慣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斷問題的依據是法律規定與立法目的，是否存在醫界慣例不能直接影響法律上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但可在過失程度上予以考慮。這要求醫界人士認真對待患者的利益，改變慣性思維，重新審視已有慣例的合理性。

第二，關於診斷過失。診斷過程中醫師的過失行為主要是誤診，但並非所有誤診都可判定存在過失。因人體生理的復雜性及許多疾病在症狀上的相似性常使醫師難以一次性診斷正確。德國學者克雷斯蒂安在《歐洲比較侵權法》一書中介紹，歐洲法院在誤診案件中對過失的認定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誤診案件中仍適用傳統的過失標准，認為要考慮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診斷錯誤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認為是無法避免的。德國法院也持同樣的態度，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法中只有在醫師作出的診斷是極為嚴重和錯誤的情形下，才可認定醫生作出了錯誤的診斷。錯誤可能源於應當做某項檢查而沒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狀，但醫師未作相應檢查，或做檢查後未做相應治療，則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可以認定醫師過失的存在。而法國最高法院民事審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決中也明確，只有當誤診是源於對當前醫學知識的過失不知時，誤診才表現為過錯。愛爾蘭最高法院在數個醫生同時疏忽了新生嬰兒髓關節移位的案件中否認了醫師過失的存在，並且將「一個理性的醫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錯誤」認定為誤診責任的條件。

第三，關於治療過失。各國法院對治療過失的判定一般也採取謹慎的態度。如丹麥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確，當某種醫療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險，只有當此種醫療措施無必要或者在施行過程中有嚴重錯誤時，方能認定醫師的過失。丹麥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醫師無過失，該案中醫師作了20次嘗試，試圖將管子插入病人的氣管，但終未成功，由於病人被麻醉時間過長導致終身癱瘓。法院認為，麻醉過程過長並不表明醫師具有錯誤，因為它是源於對極不尋常症狀的錯誤估計。同時，治療方法選擇過程中的錯誤也不必然導致賠償責任的產生，在這方面，法院傾向於給醫師相當的自由空間。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在判斷醫生是否有過失方面，往往通過客觀地評判醫生採取的措施是否得當，是否應當知道但不知道該採取何種措施，或者應當採取卻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

❺ 侵權責任法確定的歸責原則有哪些

歸責原則構建了侵權類型，即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嚴格責任類型。
歸責原則對應著侵權責任的基本分類。三種歸責原則對應了各種侵權責任的具體類型，它們在構成要件、免責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過錯責任、過錯推定和嚴格責任對行為人所強加的責任是有區別的，就行為人來說，嚴格責任最重，過錯推定次之，過錯責任最輕。對受害人的保護也不相同,從受害人的角度考慮，在責任的選擇上應選擇對其最為有利的責任。
現代侵權法出現了一般條款和類型化相結合的模式，適應此種發展趨勢，我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一般條款+類型化」的模式。所謂一般條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成為一切侵權請求權之基礎的法律規范。所謂類型化，是指在一般條款之外就具體的侵權行為類型作出規定。《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就在法律上確立了過錯責任的一般條款。
歸責原則確定了不同的責任構成要件。例如，過錯責任的構成要件是三要件或者四要件，嚴格責任的構成要件不能按照一般的責任構成要件來確立。
歸責原則還確定了不同的減輕和免責事由。就一般侵權責任的免責事由而言，其需要符合侵權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如果不符合構成要件，就不構成侵權責任。如果具備了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如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行為、不可抗力、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既可能表明行為沒有過錯，也可能表明沒有因果關系，所以，也可以認定為侵權責任不成立。因此，法律規定的上述免責事由，都可以成為一般侵權責任中的免責事由。但是，在特殊侵權責任中，需要具備特殊責任的構成要件和免責事由才能減輕或免除責任。
侵權責任形態
侵權責任形態是指確定侵權責任在侵權法律關系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形式。由於承擔侵權責任主體的復雜性，責任形態既有單獨責任，又有多數人責任。在多數人責任中，又包括連帶責任、不真正連帶責任、補充責任、按份責任等。
(一)連帶責任
所謂數人侵權中的連帶責任，是指數個侵權人實施了共同侵權行為、共同危險行為、以聚合的因果關系表現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行為人，依法應當向被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共同侵權行為而產生的連帶責任是法定責任，不因加害人內部的約定而改變。加害人之間基於共同協議免除某個或某些行為人的責任，對受害人不產生效力，也不影響連帶責任的適用。
我國侵權法在數人侵權行為的規則上非常有中國特色。
首先，《侵權責任法》從「共同」這兩個字上區分了共同侵權行為和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第8條的「共同」應當理解為主觀的共同聯系。
其次，關於共同危險行為。《侵權責任法》第10條規定是指數人實施的危險行為都有造成對他人的損害的可能，其中一人或者數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但不知數人中何人造成實際的損害。我國《侵權責任法》修改了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抗辯事由方面，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為抗辯事由。
第三，吸取歐洲私法一體化進程中取得的最新經驗，第11條規定了累積的因果關系(也有學者譯為並存原因、原因力競合等)。這就在法律上規定了以累積因果關系表現的無意思聯絡數人侵權，它是指數個行為人分別實施致害行為，各個行為均足以導致損害結果的發生。
(二)按份責任
按份責任，是指數個責任人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額對債權人承擔的賠償責任。在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的情況下，行為人對外也可能承擔按份責任。《侵權責任法》第12條規定了部分的因果關系，又稱共同的因果關系，指數人實施分別侵害他人的行為，主觀上並無意思聯絡，由加害人分別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補充責任
補充責任，是指在不能夠確定實際加害人或加害人不能夠承擔全部責任的情況下，由補充責任人在一定范圍內對受害人直接承擔賠償責任的責任形態。補充責任的主要特點在於：第一，補充責任具有次位性。在補充責任的情況下，行為主體和責任主體發生了分離，行為人承擔責任的同時，還可能使行為人之外的人承擔責任，責任主體不一定是直接的行為人。補充責任是一種第二順序的責任。第二，補充責任具有從屬性。第三，補充責任大多是一種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四)相應的責任
所謂相應的責任，是指根據補充責任人的過錯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擔的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在多個條款中，規定了「相應」的責任。第一，相應責任一般是對外責任，即對受害人承擔的責任。第二，相應的責任也可能是對外應負的責任份額。第三，相應的責任常常是對補充責任的限定。
相應的補充責任，首先應當確定相應的份額，如果需補充范圍超過相應份額的，以相應份額為准;其次，如果需要補充范圍小於相應份額的，以實際需要補充的份額為准;再次，需要確定在補充責任的范圍內，應當承擔多大的相應責任。
(五)補償責任
所謂補償責任，通常是指在侵權人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基於公平依法由其向受害人承擔的適當的補償責任。所謂公平責任，就是指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根據當事人雙方的財產狀況等因素，由雙方公平合理地分擔損失。補償責任主要特點在於：第一，補償責任主要是一種公平責任。第二，補償責任的責任范圍是有限制的。第三，補償責任主要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六)不真正連帶責任
不真正連帶責任，是指數個責任人基於不同的原因而依法對同一被侵權人承擔全部的賠償責任，某一責任人在承擔責任之後，有權向終局責任人要求全部追償。我國《侵權責任法》在第43條「關於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之間的連帶責任」、第59條「關於醫療領域產品責任的連帶責任」、第68條「關於因第三人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責任」、第83條「關於第三人過錯造成動物致害的責任」等四個條文中規定了不真正連帶責任。

❻ 《侵權責任法》37條中的群眾性活動組織者，怎麼界定，標準是什麼，有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或解釋，謝謝

在法律上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屬於漏洞。
群眾性活動蓬勃發展，不但數量多、類型新穎，其主體的多元化、時空間范圍的廣泛性均導致法官在審理涉及組織者安全保障義務的案件時往往難於掌握。

涉及安全保障義務糾紛的案由非常廣泛，除安全保障義務糾紛外，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旅遊合同糾紛等各種涉及侵權的糾紛，都可能涉及安全保障義務問題。法官在審理這類案件時，首先會確定損害事實的存在，進而認定造成損害的原因，並將原因歸為一種或幾種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而後就需要判斷該行為是否屬於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之內。而這時如何界定安全保障義務的合理范圍就成為了法官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解決這一問題時法官會面對這樣三個難點，一是適用原則模糊且缺乏內容細化的規則及運用方法。侵權責任法第37條僅原則性的規定了安全保障義務制度的權利、義務主體和責任承擔方式，但對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甚至都沒有原則性的指引，更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學界通過比較法研究提出了一些司法中可以借鑒的原則和規則，但對於法律適用而言還不夠明確和細化。

二是缺乏統一的、合理的思考模型。要界定安全保障義務的合理范圍需要考慮諸如法律規定、行業規范、合理注意、主體性質、活動性質、客觀條件等多種層面的諸多因素，目前缺乏一個基礎的整合多重因素的較為規范便於適用的思考模型。

三是在組織者與管理人安全保障義務競合的情形下，義務范圍的界定缺乏明確的規范。在組織者與管理人安全保障義務競合的情形下，無論是義務主體直接侵權還是第三人侵權，都必須將二者加以區分，才可能對不同的義務主體確定其是否侵權以及應承擔的責任比例。而這也需要明確的區分規則以及規范的審理方式作為司法工作的指引。

❼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❽ 侵權責任法中 不作為侵權行為的定義

因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損害的、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緊急避險造成專損害的。

第二十九屬條 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第三十條
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不承擔責任。正當防衛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正當防衛人應當承擔適當的責任。

第三十一條
因緊急避險造成損害的，由引起險情發生的人承擔責任。如果危險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緊急避險人不承擔責任或者給予適當補償。緊急避險採取措施不當或者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緊急避險人應當承擔適當的責任。

❾ 誰能幫忙分析一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七條規定

你好
本條是關於在診療過程中如何界定醫務人員過錯的規定
依照本條規定 ，醫務人回員的注意義務就是答應當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醫務。盡到診療醫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診療行為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然而，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並非與合法合規是完全等同的概念，醫務人員完全遵守了具體的操作規程，仍然有可能做出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判斷，實施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行為。 然後，醫療行為具有未知性、特異性和專業性等，因此，關鍵要看是不是其他的醫療人員一般都不會犯這種錯誤。本條規定的診療義務可以理解為一般情況下醫務人員可以盡到的，通過謹慎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避免患者受到損害的義務。
在適用本條時，應對地區、資質，等因素，綜合考慮，法律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規定了具體要求的診療行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都一般要應當遵守。
可以結合相關規定理解《執業醫師法》32條，《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5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