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管理民事糾紛

㈠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是什麼

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國家，儒家思想主要講的是「仁」和「禮」，所以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
一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 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順「道」。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范疇的 「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後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凶」，「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 (《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准。」(《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准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鑽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 、?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 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苟 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 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 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 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 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利器。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葯)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一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製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准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 「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准》)，「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我國有一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一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必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一樣，「知斗則修備」，要善於 「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採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一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4》L筆》卷二)。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灶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苟子說：「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苟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征暴斂，必滋生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一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里的表率，受人贊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系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一)
9．法治。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 「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二 人本原理
質量管理,以人為本,只有不斷提高人的質量,才能不斷提高活動或過程質量,產品質量,組織質量,體系質量及其組合的實體質量.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質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具有一定的專門知識,技能並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對本職工作,對認識和改造世界,對人類社會進步作出貢獻的人.
俗話說,"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質量人才,是指具有質量管理專門知識,技能並在質量工作實踐中,以自己在質量事業上的創造性勞動,對國家,行業,地區,企事業單位或其他組織的振興和發展作出貢獻的人.在質量管理中,質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對質量管理的開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從國際近代質量管理發展史來看,日本的產品質量,從低劣的"東洋貨"到超過美歐的產品質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視並造就了一支質量人才隊伍.
眾所周知,現代質量管理的理論最早產生於經濟最發達的美國,由於美國人休哈特,費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採用統計質量控制和全面質量管理科學方法,使美國產品質量迅速提高和穩定,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發展.20世紀50年代,美國生產的汽車竟佔領了國際汽車市場的80%.
日本產品在40年代時質量低劣,當時的"東洋貨"被世人視為"低劣產品"的代稱,但50年代後,日本確立了質量興國和教育立國的戰略方針.先是從美國請來戴明博士等質量管理專家講學,向美國虛心學習統計質量控制理論和技術,並培養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優秀的質量人才,又把質量培訓與教育貫穿於質量管理始終.到60年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日本創造性地發展了全面質量管理理論和方法,先後提出了"品質圈","TQC","CWQC"和"全社會質量管理"等新理論和新方法,還培養了一大批各種層次的質量人才.人的質量決定了產品質量也決定了國家的經濟.不到半個世紀,日本的汽車,鋼鐵,照相機等一大批產品質量超過美歐國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眾多,國土狹小並資源貧乏的日本國一躍而起,成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強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過美國.
以色列是一個土地瘠薄,資源貧乏的小國,1948年5月建國,1993年人均國民收入卻已達1.27萬美元.其電子,儀表,航空等工業產品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成為發達國家軍事工業和許多大公司的長期用戶;農業人口雖僅佔全國人口的5%,卻人均年產值42萬美元,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農產品不僅滿足本國需要,還大量出口歐美.其依賴的就是高質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而美,日,德,英卻分別只有70,65,48和28人.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發表的論文在1987年時就是美國,英國,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廠或農庄的勞動者都具有相當高中畢業的學歷,並經過職業培訓方可上崗.正是高質量的以色列人振興了以色列.
從理論上分析,人也是質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們對質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與"五大要素"之說.
"三大要素論"是說質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術和管.但在這三大要素中,人是處於主宰地位的,就如騎自行車一樣.自行車的二個輪子是技術和管理要素,而騎車者這個"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導作用.沒有人,這輛自行車只能如死物那樣,停放在原地,不能發揮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論"是說質量管理由人,機器,材料,方法與環境構成,但在這五個要素中,人是處於中心位置和駕駛地位的.就象行駛的汽車一樣,汽車的四隻輪子是"機","料","法","環"四個要素,駕駛員這個"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沒有駕駛員,這輛汽車也就只能原地不動,成為廢物了.
俗話說:"謀事在人","事在人為".謀質量這事也在人,要把質量這事做好更在於人.就企業質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為本.首先是企業最高管理者的質量素質;其次是各級管理人員,尤其是質量管理人員的質量;第三是企業全體員工的質量(技能).他們的質量決定了企業的質量,也決定了其產品質量,若以函數關系式來表示,可以寫成
Q=fTM
式中:Q—一企業的質量或企業職工的工作質量;
f——系數;
T——企業技術水平或企業職工技能水平;
M——企業管理水平或企業職工的管理能力和認真負責工作態度

㈡ 民事糾紛哪幾種類型

有贍養抄糾紛、房屋糾紛（常見的），還有合同糾紛、工程合同糾紛、商務糾紛、醫療糾紛、旅遊糾紛、勞動糾紛、土地承包經營糾紛！
矛盾糾紛分類包括：
民事糾紛：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涉及人身關系或財產關系的糾紛。包括婚姻家庭、鄰里關系、房產物業、人身損害、合同、借貸等民事行為引發的糾紛。
行政糾紛：是指各級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行政爭議和糾紛。包括土地、山林、水利、資源權屬、醫療衛生、治安管理、城市管理等行政行為引發的爭議和糾紛。
涉法涉訴糾紛：是指當事人對刑事執法、行政執法等權利部門對案件或問題處理不滿而又引發的矛盾糾紛。涉及到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判決或裁定，有些是歷史遺留問題，有些是現實問題，主要是當事人對己經生效的法律判決或行政裁決表示不滿。

㈢ 民事糾紛和治安管理的案子有什麼區別

1、所謂民事糾紛，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以民事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社會糾紛（可處專分屬性的），是處理平等主體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所以所有違反這一概念的行為就會引起民事糾紛 。民事糾紛分為兩大內容：一類是財產關系方面的民事糾紛，另一類是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其解決機制有自力救濟、社會救濟、公力救濟。
2、治安案件是指違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規依法應當受到治安行政處罰由公安機關依法立案查處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公安機關辦理治安案件應當遵循「以事實為依據」、「錯罰相當」、「公開」、「公正」、「保障人權」、「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原則。

㈣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國家，儒家思想主要講的是「仁」和「禮」，所以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
一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 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順「道」。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范疇的 「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後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凶」，「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 (《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准。」(《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准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鑽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 、?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 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苟 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 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 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 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 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利器。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葯)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一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製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准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 「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准》)，「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我國有一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一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必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一樣，「知斗則修備」，要善於 「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採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一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4》L筆》卷二)。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灶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苟子說：「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苟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征暴斂，必滋生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一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里的表率，受人贊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系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一)
9．法治。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 「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㈤ 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

從管理哲學上講，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以孫武、孫臏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在他們的哲學思想中，蘊含有極其豐富的辯證思維方式和易理之道。先秦以後的歷代政治家和哲學家，秉承易學和五家思想傳統，在他們的「文集」中進一步闡釋和總結出了中國的治國管理之道。中國歷代文人學者浩瀚的作品中，有深邃而睿智光芒的說理深邃的政論、奏議、書信、雜說，蘊含著豐富的中國管理思想。系辭中道：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成就，無不閃耀著易學和合人文精神與可大可久的生命哲學智慧。 以《易經》國學等中國管理思想價值為基礎，結合中國企業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管理實踐，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學的歷史局限，通過對人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生產方式、管理方式、發展方式等社會實踐，進行系統的科學反思、哲學反思、文化反思，認真探索和思考企業和人類的終極價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則，解析和重建普適性組織基因和理論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中國管理哲學理論體系，包括理論法則、方法工具、實踐應用；為戰略管理、創新管理、危機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諧管理，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管理理論平台；為個人事業、企業組織的成長、變革、創新和發展，提供普適化的簡單易行、科學實用的診斷和管理模型，為全面建設創新型社會、和諧社會提供基本的理論指導和戰略管理工具；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與和諧企業文化思想體系，是時代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為全球化文化融合與和諧世界構建，做出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偉大民族應有的貢獻。

㈥ 如何判定民事糾紛與行政管理密切相關

此兩類糾紛最大的區別就是主體的地位是否平等。

如果是平等主體間的，專就是民事。如屬買賣關系。而一些情況下行政單位以平等身份參加的民事活動，如購買辦公用品等，都屬於民事糾紛。

如果主體間的地位不平等，那就是行政糾紛。如行政處罰等等。

㈦ 百餘人就能有效治理，古代的縣到底有多大

古代的范圍太大了，而縣的發展也經歷了不同時期的發展，秦漢以前縣比郡還要大。秦漢時期，實行郡縣制，縣成了郡之下的行政區劃。縣越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小，到了明清時期的縣大概只有3公里左右。而縣能夠不需要很多人就可以有效治理的原因在於，我國古代採用官治與民治相結合的社會控制體系，合理利用宗族，鄉紳和當地富豪的力量來協同治理。

人少事少是能夠有效治理縣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還需要民治。宗族，鄉紳和富豪這些群體在當地的基層治理中能夠發揮極大的優勢。他們管理著基層的賑災救濟，調節民事糾紛，操辦團練，組織集體活動等方面事務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官治與民治相結合，才使得縣制更為穩固。

㈧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思想：

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論。等到最後提出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儒學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為主體的思想。

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論。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無為而治論。指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大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並濟等政治和軍事等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8)古代管理民事糾紛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特點：

1、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

2、把組織與分工作為管理的基礎。

3、強調了農本商末的固國思想。

4、突出了義與情在管理中的價值。

5、贊賞用計謀實現管理目標。

6、把中庸作為管理行為的基準。

㈨ 民事糾紛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發生民事糾紛的來，當事人源需要負法律責任，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主要有：
1、民事責任。根據民事糾紛的形式不同，當事人可能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主要是：
（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礙、（三）消除危險、（四）返還財產、（五）恢復原狀、（六）修理、重作、更換、（七）賠償損失、（八）支付違約金、（九）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十）賠禮道歉。
2、行政責任。如果因民事糾紛而引起造成人身傷害、故意損壞他人財物等的行為或後果，尚不構成犯罪的，可由公安機關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對違法當事人處予行政處罰。
3、刑事責任。如果因民事糾紛而引發刑事犯罪的，則應由公安機關予以刑事立案，以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