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主張財產共有負舉證責任
你的結論不成立，你正好反過來了。
因為正常情況下，同居期間的財產是認定為共同共有的，你主張不是共同共有，也就是說你主張某財產是你的個人財產，那是你負有舉證責任！而不是對方。
當然具體情況不是這樣一句話就能說清的。下面詳細說幾句：
1、一般來說，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按一般共同財產處理。
2、同居期間的共同財產是指由雙方共同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以及用於債務清償的財產。
主要包括：
(1)工資、獎金;
(2)從事生產、經營的收益;
(3)知識產權的收益;
(4)因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一方的財產除外);
(5)其他應當歸雙方共同所有的財產。
3、雙方共同財產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一是必須為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a\同居以前一方所得的財產，b\解除同居關系後一方所得的財產，c\一方死亡後另一方所得的財產，都不屬於共有財產。
二是必須依法歸雙方共同所有的財產。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並非當然歸雙方共同所有，法律規定歸一方所有的財產，或者雙方約定歸各自所有的財產，不屬於共同財產。
㈡ 專利侵權舉證責任在誰
專利侵權舉證責任一般由主張侵權的一方承擔。即原告。但如果發明專利是一項新產品的製造方法，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製造方法的證明的，舉證責任倒置。
【法律依據】
2021年6月1日生效的《專利法》第六十六條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的證明。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審理、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專利權人、利害關系人或者被控侵權人也可以主動出具專利權評價報告。
第七十二條
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妨礙其實現權利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財產保全、責令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為的措施。
㈢ 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舉證責任怎麼確定
誰主張誰舉證。
民事訴訟法
第六十四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
第六十五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㈣ 如何承擔舉證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的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提供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本規定第二條至第九條還分別對哪些情況下原告和被告應當提供證據以及收集證據時應當遵守的規定。
《規定》第四條 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
（一）因新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二）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四）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五）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過錯或者第三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六）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七）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八）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倒置」是從司法公正的原則考慮，改由被告方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被告方拿不出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就要承擔敗訴責任。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並非完全不負舉證責任，而是要負證明初始事實的責任。被告舉證證明的事實范圍，亦並非整個案件的事實，而只是因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和過錯責任推定原則而免除原告舉證責任的那一部分事實。如因環境污染提起的侵權訴訟，因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具有特殊性質，原告一般都不具備相應的科技專業知識，因此，原告只對自己受到損害的事實和被告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造成財產損害的污染物的事實負舉證責任，至於這種污染物質和損害之間究竟有沒有關系，則不許原告證明。被告如果主張排污行為不是損害的原因，則應舉出科學的鑒定結論予以否認。
《規定》第九條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
（一）眾所周知的事實；
（二）自然規律及定理；
（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
（四）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
（五）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
（六）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
㈤ 產品質量侵權舉證責任包括哪些
因
產品抄質量責任
糾紛，實行
舉證責任倒置
，即原告只須證明其損害是由於產品有缺陷所致就可以提出賠償，而被告是否有過錯，由被告自己舉證。但這並不意味著原告在產品質量責任糾紛中不負任何舉證責任，原告要想獲得賠償，必須舉證其有財產、
人身損害
的事實，還要舉證其損害是因產品有缺陷所造成的。
㈥ 如何確定財產損失和舉證責任
一、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舉證責任怎麼確定
這類訴訟是指原告訴請被告返還其佔有的動產或不動產的訴訟。在多數國家，這類訴訟的舉證責任由不佔有財產的一方當事人，即原告負擔。不少國家的民法規定，對物的佔有具有權利推定的效力。如德國民法第1006條規定：「為動產佔有人的利益，推定佔有人即為物的所有人。」法國民法第2230條規定：「佔有人在任何時候均應推定以所有人名義為目己佔有，但如證明其開始佔有即為他人佔有者，不在此限。」這樣，佔有物品的一方在訴訟中就處於有利地位，他可以援引民法中權利推定規定，不必證明自己是物品的合法所有人。相反，原告要獲得勝訴，就必須證明自己對所爭執的物品享有合法的權利。
我國民法通則及民法理論均未承認佔有具有權利推定的效力，但從審判實踐看，物品的佔有者在舉證責任問題上也是處於有利地位的。這是由於未佔有物品的原告是提起訴訟的一方當事人，他首先必須證明作為訴訟請求根據的事實，即證明對所爭執的物品享有合法權利的事實。如證明對該物品享有所有權，享有佔有權等。
如果原告主張的引起權利發生的法律事實得不到證明，而被告也未能證明對該物享有合法的權利，人民法院通常也會依據被告外觀上佔有物品的事實，作出有利於被告的裁判。例如，在河北省廊坊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關於房屋地基糾紛的上訴案中，上訴人李某主張由廊坊鎮衛生部門佔有和使用的一塊宅基地的使用權歸其所有。在一審中，李某提出買房時的文契作為證據，但該文契的四至欄中有些疑點，經過多方調查，仍然無法消除這些疑點。一審法院認為此文契不足以證明地基使用權歸李某所有，雖然被告也未能證明自己對該地享有使用權，
但鑒於佔有這一事實，一審法院作出了維持原狀的判決。在二審中，上訴人未能提供新的證據，二審法院也未能收集到足以確定該地所屬的其他證據，由於該地的歷史歸屬不能認定，法院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判決。
二、共有財產及其處分爭執時的舉證責任
1.對共有財產爭執時的舉證責任。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當共有關系的存在已得到證明，共有人之間就某項財產究竟屬共有還是個人所有發生爭執，該財產的權屬得不到確切證明時，一般是將它作為共有財產處理。這表明發生上述爭執時舉證責任在主張財產歸個人所有的一方當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對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白銀糾紛案請示報告所作的批復，提供了這方面的極好例證。在該案中，被告唐學周於1985年3月翻建自有房屋時，在牆腳掘獲刻有乾隆字樣的白銀29公斤4兩。該房系唐氏家族的祖遺產，歷經數代均由唐姓家族人居住，從未變更過產權。族人皆知房下埋有白銀，解放前曾兩次掘獲。因年代久遠，白銀究竟系唐姓家族中何人所埋不能證實。原告唐紹清等以此白銀系高祖母遺產為由，起訴要求繼承，被告唐學周辯稱白銀為其父臨終前告知所埋，不同意原告繼承。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以上事實，白銀應認定為唐姓家族人所埋，視為原、被告等人的共有財產。
㈦ 損害財產的侵權責任有哪些
恢復原狀和返還原物都是原物還存在或者原物受到損壞但是可以修復的時候要承擔的責任。 如果不存在這樣的條件，則只有進行損害賠償。 財產權侵權責任在整個侵權責任法體系中歷來佔有重要位置,並廣泛存在於一般侵權與特殊侵權責任之中。鑒於所受侵害財產范圍的開放性特徵,《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范圍也相對寬泛,從侵害財產權利到財產利益的損害均被其涵蓋,其第2、15、19、21條等條文,共同構建了財產權侵權責任的賠償規范體系。其中第19條又最為關鍵,直接影響財產權侵權中的財產損失計算,是整個財產權侵權責任制度的落腳點。但遺憾的是,《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過於簡單, 僅作了一般概括性規范,導致該條文在立法之中爭議頗大,即便是在《侵權責任法》頒布和實施後,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亦對該條文多有批評。同時,隨著民事單行法的頒行,我國民法學研究已逐步從立法論走向解釋論,一方面立法過程本身更應運用解釋學探究其內涵邏輯和操作的妥適,使出台的法律條文不至於存有過多明顯的遺漏;另一方面,藉助法律解釋學來梳理已有文本,補充和充實已有法條,進而影響新法。[1]針對《侵權責任法》第19條,我們應堅持解釋論,自財產權侵權賠償的原則出發,藉以釐清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和純經濟損失的理論爭議,明晰以全面賠償原則(填補損害原則)為最高宗旨的賠償原則體系;以《侵權責任法》第2條為基點,界定財產權侵權責任的范圍和類型,最終構建財產權侵權責任損失計算的理論框架和具體適用規則,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財產權侵權賠償原則的確定:以利益平衡為中心 (一)全面賠償原則對間接損失與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的認知 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以填補為原則,以財產損失程度為基礎,實現對財產損失的全面賠償,是侵權賠償之基本准則。[2]全面賠償(填補損害)不僅包括侵害他人財產所造成的直接損害損失,而且還包括可能產生的間接損失,即除了積極損害之外還應賠償本應獲得但因侵權損害導致而沒有獲得的財產利益。《民法通則》第 117條已對間接損失的賠償有所規定,只要在侵權行為實施時財產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損失的並非現實的利益,間接損失也應成立。 由於對間接損失損失程度的判斷囿於個案情況難以准確作出,因此,學術界在認定間接損失方面存在分歧。相應的,對《民法通則》第117條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損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見解。有學者認為,只有屬於重大損失的才給以賠償,一般損失不予賠償,不能因為保護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權人的賠償負擔。[3]這種認識的基礎在於侵權責任法不僅是權利保護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劃定人們行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對侵權人要求過重,則會影響其行為自由, 有違利益平衡的基調,因此對間接損失應當採取可預見性標准予以限制。正是鑒於損失賠償所應遵循的填補損害原則,筆者認為,立足現實國情和《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環境,對於存在明顯的可判斷和可預見的可得利益之減損,一般間接損失也應賠償。 在《侵權責任法》立法的過程中,不少學者還從建議稿或國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對純粹經濟損失予以賠償的建議,主張將其攝入全面賠償原則之下。[4]各國對純粹經濟損失的界定並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賴物的損害而發生的損失,或者是不作為權利或受到保護的利益侵害結果存在的損失。[5]筆者認為,對純粹經濟損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標準的賠償具有合理性,而對於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的限定條件和標准則由加害人的主觀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預見性加以綜合考量確定。為防止無限擴大賠償范圍而應對純粹經濟損失賠償加以限定,即賠償范圍不得超過加害人在實施侵權行為時應當預見的損失范圍,《歐洲侵權法基本原則》第2:102(4)條即有對純粹經濟損失賠償限定的明示。[6]可見,無論是對《侵權責任法》第19條規則的理解還是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具體裁判的認知,給予純經濟損失全面賠償, 應該成為民事領域利益平衡的底線指導原則。 (二)全面賠償原則與損益相抵、過失相抵規則的契合 《侵權責任法》第19條體現了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全面賠償原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能,符合社會正義觀。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尊奉填補損害為最高指導原則,以達到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7]兩大法系在確定財產損害賠償的范圍或標准時,同時將客觀損失的財產和財產利益視為賠償對象。 相對於全面賠償原則,損益相抵規則在財產權侵權中的地位似乎較為邊緣,適用較為隱蔽,然每每反映在司法實踐的具體裁判中卻不可小視。損益相抵規則就是確定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范圍大小及如何承擔的規則,並在確定侵權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同時於損害額內扣除因同一原因而產生的利益差額。[8]損益相抵規則在羅馬法和德國普通法時代就被承認,其在大陸法系民法責任體系中不可或缺,作用相當重要;從各國的司法實踐看,該規則在各國判例學說中也被一再予以確認。考慮到財產侵權責任具有單向性的特點,損益相抵並不指向全部損害額,可以說是對全面賠償原則的貫徹與體現。但遺憾的是,損益相抵規則在《侵權責任法》中並無明文規定。因此,在案件的具體審理過程中,法官應在現行法框架內遵循全面賠償原則,運用各種解釋方法,推導出妥善、具有說服力的結論,以實現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過失相抵規則也因侵權行為發生而適用,具體表現為《侵權責任法》第26條之適用。可見,《侵權責任法》第19條關於財產權侵權責任賠償的規范並非孤立,與侵權責任體系內的其他規范相互協調、彼此呼應。一言以蔽之,全面賠償原則與損益相抵、過失相抵之間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互為支撐,組成一個多元且具彈性的系統,共同構建一個科學的財產權侵權賠償原則體系。我們應對損益相抵、過失相抵等規則給予足夠的關注。 二、財產權侵權責任的賠償范圍:拓展與類型化 (一)財產侵權責任保護法益的擴展 《民法通則》第106條對侵權責任的對象進行了界定。從條文規范上看,該條似乎並未將侵權責任的對象限定於人身權和財產權。事實上,《侵權責任法》出台前的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在解釋侵權法保護客體時均不以民事權利為限,不僅包括財產權、人身權,而且還將尚不構成權利的人身利益和財產利益囊括其中。[9]換言之,在《民法通則》對於侵權責任范圍的界定上,無論是侵害民事權利還是侵害民事權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的頒行則將侵權責任保護的客體表達為民事權益,並形成了不同於《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兩部範式法典的立法體制。這種對侵權責任保護客體 作概括+列舉的例示式立法,在盡可能詳細列舉《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財產權益的同時,還充分表達了我國財產權侵權責任立法范圍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色。 《侵權責任法》第2條第1款用民事權益概念代替《民法通則》中侵權責任保護對象的財產及人身,明顯是在借鑒《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的基礎上, 結合有關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進行規定的,擴展了侵權責任法保護的客體。此外,從立法技術上看,《侵權責任法》不僅比我國其他民事法律更加註重保護范圍的寬泛性,而且對財產權益的保護范圍和力度都能與任何域外侵權責任立法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的侵權責任形式不止損害賠償一種, 該條也僅言侵權責任而未進一步明示責任形式,至於具體案件應當適用何種責任形式,亦應依照本法關於責任形式的具體規定適用。(二)侵權之財產損失的類型 財產權益作為民事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物權、知識產權、股權等具有財產性質的權益,財產權侵權責任即以上述財產權利為對象的損害賠償。一般而言,財產損失分為以下幾種:其一,侵害他人物權所帶來的財產損失。對於物權的直接損失,可適用《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進行追償,即侵權行為導致財產損失的, 按照財產損失發生時的市場價格計算,將賠償標準定為損害發生當時的市場價值。其二,侵害他人知識產權導致的財產損失。無形財產權與有形財產權在侵權損害賠償上的差異就在於如何對市場價值進行判斷。無形財產權更多地表現為潛在的、隱形的價值,具有財產與人身權利相結合的復合性,並且知識產權中的無形財產利益因其價值的擴展性以及其特有存在狀態和保護途徑給法院的審理帶來了新的挑戰。正因為知識產權侵權具有特殊性,所以侵權人承擔的民事侵權責任由單項法律予以規范。因此,對於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應首先適用單行法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4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65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56條。其三,侵害股權等其他財產權所導致的財產損失。股東因出資而依法取得參與公司事務並享有財產權益的權利,侵害股權而造成財產損失的, 也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賠償責任。三、財產權侵權損失的計算:解釋與適用 在確定財產權侵權賠償性質後便要界定財產損失的范圍。無論是把損失的計算看作純粹的技術問題,[10]還是歸為事實問題,均可交由實務部門進行具體衡量與判斷,對個案作個別處理。[11]將損失的計算問題視為事實問題在法國判例中已有具體體現。[12]由於這種做法忽視了損害賠償問題的法律性,缺乏一定的法律規則,其計算大多會取決於法官個人的評價,因此不盡妥當。筆者認為,損失的計算應兼顧事實和法律雙重性質,即事實認定與價值判斷的融合。但是,目前具體的財產權侵權責任損失計算規則除了《侵權責任法》第19條之外,並無更為細致可行的操作辦法,因此,財產權侵權損失計算規則有待細化,需要對司法實踐進行精細歸納提升進而轉化為司法解釋。 (一)確定損失時間點的基準 確立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目的在於填補受害人應得利益的損失。如果對損害賠償的價格標准無法加以確定而由法官僅憑自由意志裁決,那麼判決結論必將變得隨意,同案不同判現象也將隨之增多,從而引發雙方當事人無休止的爭議,進而損害司法權威,激化社會矛盾。因此,法律應規定準確確定損失賠償時間點的統一規則,以發揮定紛止爭之功能。在合理確定損害賠償的價格標准時,侵權行為發生點與損害事實發現的時間點、訴訟開始的時間點、訴訟終結的時間點等都應成為基本的考量因素。依據《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財產侵權賠償是按照受侵害財產當時的市場價格計算、確定賠償金額。這一規定使得司法實踐中對損失賠償的時間點有了相對統一的判斷標准,合理避免了因價格波動可能導致的爭議。 當然,我們也不應將《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絕對化,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還可以借鑒其他成功的做法。例如,我國台灣地區的法院認為,對損害賠償的確定 應以請求時之市價為准。[13]上述兩種確定財產損害賠償時間點的方式雖然不一致,但各有相對合理性,因此不能盲目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種方式。 (二)單一標准與多重標准 細致觀之,《侵權責任法》第19條在損害賠償的計算標准上採用了兩種可供選擇的不同計算方式。前一種是前述的基本的單一標准:依市場價格計算;後一種是多重標准:即依其他方式計算。這兩種計算標准雖然並不矛盾,但應理解為在適用過程中有先後之分。一般而言,只有在依市場價格無法判定時,才應適用其他方式的計算規則。由於其他方式之表述與實際確定具有模糊和難以統一的特點,因此,計算其他方式的程式也應遵循相應的普適規則。詳言之,對某項財產之侵害,當法律、法規有相應的計算標准時,即應採用該計算標准;法律、法規沒有規定計算標準的,由當事人協商約定計算標准或者協商確定財產損失金額。此外, 司法實務部門在上述標准均無法達成時,亦可根據公平原則裁判確定賠償金額。 (三)計算公式之取捨 損失包括直接損失、間接損失以及純粹經濟損失。對直接損失的判定,除依據市場價格外,還須考慮物的折舊問題。對於使用多年的財產,其損害必定是市場相應的折舊價格。而沒有在市場上流通的財產,則可以採用其他方式計算,如家傳古董就可以採用專業機構科學評估的方式進行判定。 對於間接損失和純粹經濟損失,其計算難點在於無法量化的那部分損失。一般而言,可以採用以下兩種計算方法進行類比計算:一是平均收益法,即被侵權人在侵權發生之前一段時間的平均收益,以此作為損失判斷的標准;二是同類比較法,即依與被侵權人條件相當的經營者在相同時間內的平均收益作為損失判斷的標准。當然,這些計算方式也不是絕對的,還要綜合考慮經營季節、財產大小、經營能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更加合理的計算方式,使得損失額與賠償額相近似。為此,在確定具體賠償數額時,可以採用以下計算公式:原物價值=原物價格-原物價格÷有效時間×已用時間。在我國,也有司法實踐部門適用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價值的計算方法,其中,間接損失的計算公式為:間接損失=單位時間增值效益×影響效益發揮的時間。[14]這亦不失為一種較為合理的計算方式。 對於財產權侵權責任賠償問題的爭議不僅在於如何確定財產損失的范圍、損失計算規則等技術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對財產侵權的定性、舉證責任、勘驗鑒定評估的技術手段、法律規范混用等問題也是損害賠償計算中需要一並考量的。因此,財產權侵權賠償責任中的利益能否得到合理、充分的實現,取決於多方面規范的共同作用。《侵權責任法》只是為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承擔之確定與裁判提供了一個簡易平台,其完善則需依賴法官對法律解釋方法的嫻熟運用及其司法經驗的提煉, 進而不斷為司法解釋、立法解釋乃至立法本身提供細化的可操作性強的規則,以明定財產權侵權責任賠償計算的種種科學標准,達至對被侵權人損失進行合理補償之法效果。
㈧ 財產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人需承擔怎樣的舉證責任
您好，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應當由受害人證明財產損害是由被告方造成的！
㈨ 八種特殊侵權的歸責原則,舉證責任,免責事由
原則只有三種。行為有八種一般侵權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即承擔責任要以行為人有過錯為要件。
特殊侵權的歸責原則有：
1、「無過錯責任原則」以稱「嚴格責任原則」即承擔責任不以行為人有過錯為要件，也就是說，行為人沒有過錯也要承擔責任；
2、「過錯推定原則」即行為人必須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否則推定其有過錯，承擔責任。這是過錯責任的一種，但適用特殊侵權行為；
3、「公平責任原則」即雙方都沒有過錯，公平分擔責任。
具體的「特殊侵權行為」有：《民法通則》
第一百二十一條 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過錯推定）
第一百二十二條 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運輸者、倉儲者對此負有責任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有權要求賠償損失。（嚴格責任）
第一百二十三條 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嚴格責任）
第一百二十四條 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嚴格責任）
第一百二十五條 在公共場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繕安裝地下設施等，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採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施工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嚴格責任）
第一百二十六條 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過錯推定）
第一百二十七條 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由於受害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由於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第三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嚴格責任）
第一百三十三條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嚴格責任）
㈩ 侵權責任舉證分配製度
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民事訴訟以證據為核心，訴訟全過程圍繞證據進行，舉證責任分配關繫到當事人能否勝訴的問題；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分配對於法官主導整個民事訴訟過程也非常重要，法官對此概念清晰，則訴訟會流暢進行，反之，法官則易糾纏於證據不清的漩渦之中，陷入被動。對於舉證責任分配，我國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已有規定，見於《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二、三、十一、二十四、三十條之規定。這些法條共同構成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製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誰主張、誰舉證"為中心，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為輔助的體系。此體系強調了當事人舉證的核心地位，（《規定》第三條也規定"……上述證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後果。"）大部分舉證工作都由當事人完成，法院的取證工作只是屬於補充性的，由此可見，如何在當事人之間合理分配舉證責任非常重要，無論對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還是提高審判效率都具有重要意義，需要我們熟練掌握。 一、舉證責任與舉證責任分配 按通說，舉證責任包括三個層次的含義。其一，"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民訴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即提出證據的責任；其二，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其主張真實，即提出有效證據的責任；其三，當事人若不能提供證據以證實其主張或其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其主張的真實性，則其要承擔因此而產生的敗訴的後果。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有兩種情況：其一，若依照基本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雙方當事人舉出的證據已經足夠，案件待證事實已經清晰，則依據該查證的事實作出判決；其二，案件事實仍無法查清，或根據現有證據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證據鏈條，則根據舉證責任分配製度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舉證責任分配，若應承擔舉證責任的 當事人無法對相關事實進行舉證，則其要承擔對其不利的判決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明確在舉證責任中包含了當事人要承擔因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舉證責任所產生的後果的內容，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說凡無法對自己主張舉證的當事人均要被判敗訴，必須通過舉證責任分配在當事人之間明確舉證責任，再根據當事人舉證情況依照法律作出判決。 同舉證責任分配有關的一個問題是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根據我國《民訴法》及《規定》有關內容，由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主要有三種：1、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並已提出調取證據的申請和該證據線索的；2、應當由人民法院勘驗或者委託鑒定的；3、當事人雙方提出的影響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材料相互矛盾，經過庭審質證無法認定其效力的。同時在《規定》第三條還規定"上述證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後果。"可見，對待法院取證的態度現在已經大為改變，已經逐步從大包大攬的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靠攏。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三種情形是否應由法院代為調查取證值得商榷。筆者認為，當事人雙方提出的證據相互矛盾同當事人雙方都提不出有力證據一樣，多數情況下屬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應由需負舉證責任的一方承擔對其不利的後果。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1、訴訟是對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審理，試圖百分之一百地恢復事情的原貌是不現實的。2、民事訴訟是現代社會公民所日益採取的普遍的糾紛解決手段之一，在成熟的市民社會中，有必要在公民中培養作為基本觀念的證據意識。3、法院審理案件數量與日俱增，注重公正的同時必須考慮到效率，在此情形下運用舉證責任分配可以提高審判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同時也從根本上維護了社會大眾的利益。 二、舉證責任分配製度的內容 （一）舉證責任分配方式 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方式方法和具體操作規程，尚無定論，也難以進行簡單概括。在實務中，可以參考大陸法系及英美法系在此方面的一些規定和學說，結合案件實際情況，綜合進行運用。 1、大陸法系之法律要件說。法律要件說在大陸法系十分盛行，該學說主要內容為，凡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就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實進行舉證；凡否定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就權利妨害法律要件，或者權利消滅法律要件，或者權利制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實進行舉證。該學說將法律關系的發生以及發生後的變更、消滅的法律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交由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若對方當事人對上述法律要件事實提出疑問，表示該法律要件事實的構成有欠缺，則由他負舉證責任。舉例言之：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償還借款。依該學說，原告應對借款法律關系的發生的證據--到期借據進行舉證，若該法律關系曾發生變更，如增加、減少，還應對其舉證。若被告對該借款法律關系的構成存在疑問，如提出該借據上的簽名不是本人簽名，簽署借據是在違背本人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所為等，則由被告對此負舉證責任。如此你來我往，針鋒相對，達到澄清事實的目的。 此種觀點，具有標准明確，可操作性強的優點，事實上法官在審判實踐中也在大量運用。其缺點在於靈活性不夠，需要法官在實踐中總結運用。 2、英美法系之利益衡量說。按照英美法系的通說，基於遵循判例的傳統，對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不預設標準的，一般是由法官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在審理過程當中靈活地予以考慮。在實踐中，對案件進行舉證責任分配時主要考慮的因素包括：1、政策；2、公平；3、證據所持或證據距離；4、方便；5、蓋然性（所謂蓋然性是指證據力量強大可信，足以使法官對於爭執的事實認定其存在。）6、經驗規則；7、請示變更現狀的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等等。可以看出，利益衡量說靈活多變，不拘泥於固定的規則之中，可以較好地適應多變的案件事實，但該制度需要由擁有較高法律素養及社會經驗的法官來運用，否則易陷入恣意妄為或無所適從的誤區。同時也必須看到，雖然該學說尚不能為我們全盤所用，但其中的一些規則卻值得我們借鑒，如依據證據由誰持有或由誰舉證更為便捷來分配舉證責任，在極特殊情況下無法通過其他規則分配舉證責任時依據公平原則進行分配等。再舉一例言之：一案原告購買一樓一套房間，在裝修已經完工尚未入住之際，發生了二樓大量漏水的事件，導致近兩萬元的損失，經查，漏水是因為二、三、四、五樓的用戶共用的下水管道被堵塞所致，事後從下水管道中挖出菜葉等普通生活垃圾若干。原告將其樓上的二、三、四、五樓用戶告上法庭。本案中，依法律要件說應由原告對侵權法律關系發生的法律要件事實進行舉證，即原告應對受損害事實、明確的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因果聯系進行舉證，但事實情況是，原告無法明確侵權行為究竟是由二、三、四、五樓用戶中的哪一家或幾家所為，他只能證明該行為一定是其中的一家或合力所致。此時，出於維護社會正義的考慮，應當進行利益衡量，將該部分的舉證責任轉移於被告，由被告對其未實施侵權行為進行舉證，若不能舉證，則由其承擔相應法律後果。 筆者認為，基於我國審判方式更接近於大陸法系國家的現實，考慮到當前我國法官的整體素質，在確定當事人舉證責任時應以大陸法系法律要件說為基礎（實踐中也是如此），並根據案情，綜合進行利益衡量，達到公正、公平的司法效果。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 1、保護弱者，維護公益的原則。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體系的日益完備，生產者同消費者的利益日益對立，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與此同時，現代民法已擺脫傳統民法的桎梏，從維護形式公正前進到了維護實質正義的境界，表現為對公序良俗原則的強化以及對財產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的限制。反映在實體法上，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將過錯從產品質量不合格致人損害、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環境污染致人損害、地面施工緻人損害、懸掛物脫落致人損害、醫療事故致人損害等事實的法律要件中剔除，從而免除了此類案件中原告的舉證責任，或將舉證責任倒置於對方承擔。上述類型的案件，都屬於公民個人難以舉證的情況，如在醫療事故糾紛中，按"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原告需要對a.原告遭受了人身損害；b.被告醫院在對原告進行治療過程中存在過錯；c.原告的損害同被告的過錯間存在因果關系，這三項內容進行舉證。但事實是，原告作為普通人不可能精通醫療手段及措施，同案件相關的大量證據在醫院的手裡而不在患者的手中，此時，要求原告對上述三點同時舉證即顯屬不當，法律於是將b、c兩點的舉證義務轉由被告方承擔，由被告方對無過錯和不存在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原告方只需對受到傷害等基本事實舉證即可。在對上述各類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法官就應當按照實體法的規定實行舉證責任的倒置或轉移，由被告來負擔大部分舉證責任。在最近由最高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明確了因高壓電造成人身損害的案件，由電力設施產權人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三條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亦實行舉證責任的倒置，由被告對受害人的故意進行舉證。 2、公正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法官在決定哪些案件事實由哪方當事人負責舉證時，除"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外，還應當考慮到下列因素：（1）將舉證責任置於有能力、有條件舉證的一方。由於社會專業化分工的細化和科技的發展，當事人在舉證能力方面的差別越來越大，涉及到需要對一些技術性問題進行舉證的時候，有時原告方根本不具備對事實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以及被告方過錯的舉證能力，這時，就應考慮將舉證責任轉交給被告承擔。此外，若雙方當事人分別是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組織，在審理過程中也應特別注意舉證責任的分配，例如個人同醫院或電信企業產生醫療或電信服務糾紛訴至法院，法官進行舉證責任分配時就應考慮到舉證能力的因素。（2）持有證據一方當事人不提供證據，同時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不利於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此項內容在《規定》第三十條中作出了規定，按此規定，若一方當事人故意使本應承擔舉證責任的另一方當事人陷入不能舉證的境地時，推定該舉證責任人的主張為真實，若對方予以否認，則必須對其提出的否認事實進行舉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