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體質受害人之侵權賠償龔海南

① 打架致使對方流產 在不知道得情況下 負什麼責任

如果對方由於被打造成流產鑒定成重傷的會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

根據《人體重傷鑒定標准》

第七十八條 孕婦損傷引起早產、死胎、胎盤早期剝離、流產並發失血性休克或者嚴重感染。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一百三十五條過失傷害他人致人重傷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賠償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十七條 受害人遭受人身損害，因就醫治療支出的各項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包括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賠償義務人應當予以賠償。

受害人因傷致殘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費用以及因喪失勞動能力導致的收入損失，包括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及因康復護理、繼續治療實際發生的必要的康復費、護理費、後續治療費，賠償義務人也應當予以賠償。

受害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除應當根據搶救治療情況賠償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相關費用外，還應當賠償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

(1)特殊體質受害人之侵權賠償龔海南擴展閱讀

《治安管理處罰法》

第四十三條毆打他人的，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並處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並處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

（一）結伙毆打、傷害他人的；

（二）毆打、傷害殘疾人、孕婦、不滿14周歲的人或者60周歲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毆打、傷害他人或者一次毆打、傷害多人的。

② 學生因有特殊體質，學校要求其寫免責聲明，學校不對其承擔責任的做法是合法的嗎

不合法。

學校的責任是由法律規定的。學校想要以單方面免除自己的責任，排除法律的適用是違法的。如果在學校期間，由於學校監管方面的原因或者學校設施的原因造成學生受到人身損害，學校仍然應該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學校屬於教育行業管理機構，發放免責協議書意義不大：

1、發放免責協議書的目的是為了規避責任，即使對方簽字，一旦在學校內發生上述意外情況，學校仍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學生在校期間，學校有對學生的管理及保障學生安全的義務和責任。

2、免責協議書，實際上應該列為通知類，以通知的形式下發，請廣大學生該注意哪些事項，避免發生突發事件對自身的傷害。學校應加強突發危害對學生傷害的相關培訓，加強合理化引導，讓孩子自己意識到哪些是不該做的，哪些需要防範的，生硬的帶有「強制」性做法是不可取的。

3、學校與學生之間非僱傭、非買賣、非合作等合同關系，家長把孩子送進學校就是為了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學到更多的知識的同時，讓家長安心去工作。學校這么做顯然不妥。國家法定的九年義務教育，學校必定承擔相應責任，有些花錢進入的私立學校，同樣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

(2)特殊體質受害人之侵權賠償龔海南擴展閱讀：

根據已正式實施的廣東省《關於中小學生學籍管理的實施細則（試行）》，學校應當從學生入學之日起1個月內為其建立學生學籍檔案，主管部門應通過電子學籍系統及時核准學生學籍，學籍號以學生居民身份證號為基礎生成，一人一號，終身不變。

《細則》明確規定，9年義務教育期間，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勸退、開除學生，對違紀又屢教不改的學生，視其情節輕重，學校只能根據中小學生處分規定分別給予警告、嚴重警告、記過處分。

《細則》還明確「在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學業成績特別優異，提前達到高一年級學力程度的學生，可由學生本人及其家長提出跳級申請，經學校全面考核並上報縣級以上教育行政部門（普通高中書面報市級以上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可以跳一級。」

③ 打架時不知道對方屬於特殊體質的人，導致對方死亡，屬於什麼犯罪是過失致人死亡還是故意傷害致死

如果對方的特殊體質從外觀上是完全預見不到的，那因為特殊體質死亡的，屬於意外事件，有因果關系，但阻卻的是犯罪主觀方面，不可能認識到危害行為及其後果。所以是不構成犯罪。但是注意，比如有些體質是可以大概判斷出來的，比如老人家有心臟病，你不能說預見不到。
有更具體的情況可能會有變化，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以上內容了。

④ 說說看你們見過哪些有特殊體質的人呢

我體質冬暖夏涼。

⑤ 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規定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問題：
1、構成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2、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
3、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如果承擔，按照何種標准承擔責任？[1]
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人們對法律規定的認識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於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以後，由於賠償的標准不統一而產生的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分配問題，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那麼，在這種規定下，是不是意味著醫療損害侵權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全部由醫療機構來承擔？我們姑且不談此規定是否合理，因《侵權責任法草案》對此已有了不同的規定。[2]僅就此規定本身而言，我認為，對它的理解不能片面。這種特殊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是由這類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和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能力決定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體現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由於這類訴訟中所涉及的醫方是否有過錯、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專業性很強的證據大多控制在醫療機構，患方難以佔有、接近和收集，在當事人雙方舉證能力有很大懸殊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根據法律的原則，確定醫療機構對這方面的事實負有證明責任，這是符合舉證責任的內在要求和審判規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釋確定這個規定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患者的醫學知識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療過程中也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醫療機構則通過檢查、化驗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狀況，制定治療方案，熟悉治療過程；二是按照舉證責任的實質分配標准，舉證責任應當由距離證據最近，或者控制證據源的一方當事人負擔。診療過程中的檢查、化驗、病程記錄都由醫療機構實施並掌握，醫療機構是控制證據的源，是距離證據最近的一方；三是對因果關系和醫療過失的認定，涉及醫學領域中的專門問題，一般要通過鑒定才能認定。在這樣的情形下，醫療機構需要做的，不過是申請鑒定、啟動鑒定程序。這個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機構而言並沒有過分加重其負擔。也不會出現所謂「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那樣一種證明責任分配的風險。[3]
但是，對此問題不能作片面的理解。這一司法解釋只是對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的部分舉證責任進行倒置。如果醫方已經盡到自己的職責，其合法權益是能夠通過正確行使舉證權利而得到法律保護的。至於患方與醫療機構之間是否存在醫患法律關系，患方是否存在損害事實、是否存在實際損失、損失多少等等，其舉證責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證據達到《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經過審理，只有患方對其負有舉證責任的部分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其權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護。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醫患糾紛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第二個問題，即當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我的理解是，一定要優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嚴格按照《條例》規定的范圍和標准進行賠償。[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後不久，就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答記者問中闡述了這一觀點。其基本精神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對構成醫療事故如何處理所做的特別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因醫療事故引起的民事賠償糾紛時，應當優先適用《條例》的規定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鑒於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賠償的標准做出了一些調整，賠償的數額比《條例》規定的賠償數額高，所以因醫療事故受到損害的患者，可能會以一般醫療糾紛向法院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機構提出不構成一般醫療糾紛的抗辯，並且經鑒定能夠證明受害人的損害確實是醫療事故造成的，那麼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條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而不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做出這樣的規定，完全基於醫療糾紛訴訟主體的特殊性和侵權行為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醫療行業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全因醫療機構造成醫療損害的情形很少見，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體質與醫療過失共同發生作用導致的事故多見，多因一果是醫療事故的常態；二是醫療行為具有較高的風險性。雖然醫務人員盡了必要的注意義務，但由於患者個體的差異，仍有可能發生危險，限制賠償原則有助於調動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職業積極性，最終將有利於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醫療機構必須用極少的醫療資源承擔全社會人的健康保障，沒有選擇患者的權利，同時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公益性義務，從公平性的角度上講法律規定應當體現其特殊性；四是我國醫療行業具有社會公益福利性，佔主導地位的是公立醫療機構，作為公益事業單位，其賠償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過高的賠付費用雖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較好的保護，但會直接影響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第三個問題，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按照什麼標准承擔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醫療結構不理解這個問題，原因是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二款規定：不屬於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那為什麼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呢？理由有以下三點：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非常明確，即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確立的對侵權行為造成損害予以救濟的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社會對人權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不可能與民事基本法的這一基本原則相抵觸；2、《條例》是處理醫療事故的特別規定，其適用的范圍僅限於醫療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對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行為引起的醫療糾紛，已經超出了作為處理醫療事故特別規定的《條例》的調整范圍。因此，對這類糾紛的處理，不能適用《條例》的規定處理，而應適用《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處理；3、如果患者身體因醫療機構非醫療事故的行為受到損害而醫療機構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不僅違反我國《憲法》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且還會導致受害人受到損害沒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局面，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因此，對《條例》49條2款的理解應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療機構就不用按照《條例》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但這並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賠償標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關於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項的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主要適用依據就是第106條和119條的規定，相應地，對非醫療事故侵權行為或者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的賠償標准就要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但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來處理，可能會出現賠償標准失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後，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到物質損失范圍內。根據該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賠償金的數額相對以往有了較大提高。如果按照這個標准來考慮醫療差錯賠償糾紛案件的問題，將會出現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差錯案件得到的賠償要比構成醫療事故糾紛案件得到的賠償要高的多。大連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當前民事審判（一庭）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第36條第1款就規定，「確定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標准，應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後，按該條例第49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醫療機構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該醫療行為造成患者人身損害並且醫療機構確有過錯的，按照《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結合醫療機構承擔的責任比例，確定賠償數額（比例以不超過總損失的50%為宜）。」
事實上，與一般的醫療差錯相比，醫療事故無論是在醫療單位的過錯程度上還是給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的後果上，都是更為嚴重的。而按照《條例》的規定，其確定的賠償范圍和標准卻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偏低。這種情況不僅造成醫療事故與醫療差錯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的失衡，而且直接導致當事人不願意進行醫療事故鑒定，迴避《條例》解決爭議。這個標准「二元化」問題導致了激烈的爭議。最高法院的紀敏庭長在2006年召開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廣泛關注，要求修改《條例》甚至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的呼聲不斷涌現。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目前情況下，法院應當注意從實際情況出發，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兩者失衡現象的加劇，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紛止爭。」按照這一精神，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開的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討論問題有這樣的觀點，即「若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確認不構成醫療事故，而醫療機構又確有過錯的，可以根據患者所受人身損害的程度，比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相應標准，判決醫療機構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我個人是同意這個觀點的。根據在於：1、《條例》屬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法院審理醫療糾紛案件必須適用行政法規。就《條例》和《民法通則》的關系而言，兩者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只要是有關醫療活動中的醫療行為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都應當優先適用《條例》；[5] 2、不構成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存在過錯需要賠償的情形，一般情況下，過錯程度較輕，損害後果較小。按照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方法，醫方過錯程度重，患者損害後果大，得到的賠償反而少。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上都難以服眾，無論在法律效果上還是在社會效果上都不好。從法學的基本理論上講，法律適用的結果應當是一致的。它並不在於當事人如何選擇，如果出現當事人選擇的司法救濟的路徑不一樣，而得到的結果不一樣，那麼，法律的適用就有問題了。

⑥ 主角老婆飛升仙界了 主角為了去仙界找她，幫另外個的特殊體質的女人

超級三國
作者： 西街十二少
簡介：
公元167年，漢永康元年九月中，東萊黃縣王家村內一小戶人家正在用餐，陳舊但整潔的飯桌上擺著一盤鹹菜和一盤兔肉，三人圍坐桌旁，居中老婦年約五旬，慈眉善目，正微笑著看桌旁的婦人用餐，笑意中飽含欣慰，說道：媳婦，日子算來也差不多了，我和你隔壁大娘早就說好了

⑦ 傷害行為導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應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陳某與林某系妯娌關系，兩人素有嫌隙。某日，陳某與林某在路邊相遇因口角發生糾紛，後互毆，林某先抽出一把傘欲毆打陳某，後陳某將傘奪下，並用該傘擊打林某手部、頭部數下，林某被打後倒地，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於當天死亡。經法醫學檢驗鑒定，林某系因高血壓導致顱腦出血死亡，吵架、毆打是死亡的誘發因素。二、分歧意見 在該案的審查過程中，對於犯罪嫌疑人陳某是否應對被害人的死亡後果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存在以下四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陳某的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林某死亡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中，導致被害人林某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醫鑒定認為，吵架、毆打是被害人死亡的誘因，誘因和直接原因不同，死亡結果與被害人自身患有高血壓這一因素是分不開的，不能確認嫌疑人的擊打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與林某死亡的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是本案應屬意外事件，犯罪嫌疑人陳某不應承擔刑事責任。理由：陳某用傘擊打的行為雖然客觀上造成了林某死亡的結果，但是陳某主觀上無法預見到林某患有高血壓，也無法預見到其擊打行為會誘發林某的高血壓導致顱腦出血死亡，該死亡結果完全出乎陳某的意料，該死亡結果是由於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的，應定性為意外事件。 第三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理由是：陳某用傘對被害人林某手部、頭部擊打數下，其主觀上應該能夠認識到該行為可能會對被害人的身體健康造成傷害，雖然被害人的死亡結果超出其本人的主觀意願，但符合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 第四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理由是：嫌疑人陳某既沒有傷害的故意，也沒有殺人的故意，只是由於應該預見而沒有預見，才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因此，應定性為過失致人死亡罪。三、法律評析 筆者認同第四種意見，認為本案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犯罪嫌疑人陳某的擊打行為與林某的死亡結果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陳某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沒有因果關系，行為人就沒有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當然其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在一般情況下，因果關系不難認定，但在某些復雜情況下，例如本案中被害人具有特殊體質，因傷害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的，究竟如何認定因果關系？在目前司法實踐中，盛行的是條件說，即基於「若無前者，即無後果」的條件關系確認因果關系。在刑法理論中，特殊體質情況下的因果關系問題是在因果關系的條件性和具體性的命題下討論的，基於偶然因果關系的觀點，一般也肯定因果關系的存在。本案中，由於陳某的加害行為，誘發了林某的高血壓，導致顱腦出血死亡，陳某的傷害行為與林某的死亡結果有一定的因果關系。雖然，在一般情況下，施害人用傘擊打被害人的手部、頭部幾下的行為不會產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被害人死亡對於施害人來說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林某患有高血壓，在與陳某吵架、互毆過程中，情緒已經很激動，對其頭部、手部的擊打就有可能致其死亡。陳某的擊打行為其必然的後果是對林某的身體健康造成一定的傷害，至於是死亡、重傷、輕傷或者是輕微傷，則是偶然的。總之，如果陳某不對林某進行擊打，就可能不會誘發陳某高血壓發作，死亡的結果也就可能不會發生。因此，認為陳某的行為與林某的死亡結果不具有因果關系，既沒有法理依據，也沒有法律依據。 在確認因果關系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明確責任問題。由於結果對於陳某來說，是一個偶然現象，那麼陳某對於林某的死亡結果是否存在過失、陳某對於死亡結果的預見可能性就關乎本案的定性。根據我國刑法第16條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於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損害結果是由於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即為刑法上的意外事件。所謂的不能預見，是指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情況以及發生損害結果當時的客觀情況，行為人不具有能夠預見的條件和能力。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陳某是否預見或者應當預見到被害人林某患有高血壓以及用傘擊打其頭部很可能誘發其高血壓這一事實，就成為陳某是否承擔刑事責任的關鍵。綜合分析本案的證據材料，犯罪嫌疑人陳某與林某系妯娌關系，雙方常因為家庭糾紛發生口角，摩擦不斷，能夠合理地推斷陳某應當是知道林某患有高血壓這一事實的，同時以一個「社會一般人」的認知能力和預見能力為標准，陳某應當預見到侵犯他人身體的行為無論力度有多大，都有可能對他人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造成損害，陳某應當預見而未預見，對於林某的死亡結果存在主觀上的過失，本案不應認定為是意外事件，陳某對於林某死亡的結果應承擔刑事責任。 陳某對於林某死亡的結果既然存在過失，那麼本案是定性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還是過失致人死亡罪？這二者在客觀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主觀上對死亡結果均出於過失。然，故意傷害致死顯然是以具有傷害故意為前提，過失造成的死亡結果，則是故意傷害罪的加重情節。過失致人死亡時，行為人則既無殺人的故意也無傷害的故意。因此，不能將所有的「故意」毆打致人死亡的案件都認定為故意傷害致死。換言之，毆打不等於傷害，一般生活意義上的「故意」不等於刑法意義上的「故意」，即如果行為人只具有一般毆打的意圖，並無傷害的故意，由於某種原因或者條件引起了被害人死亡的，不能認定為故意傷害致死，如果行為人對死亡結果具有過失，應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本案雙方系妯娌關系，起因也並非是什麼深仇大恨，雙方只是因為口角糾紛，陳某雖然實施了一定的侵害行為，但力度較輕，排除掉被害人林某具有特殊體質外，陳某的行為客觀上不會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的傷害後果，陳某在實施這種傷害行為時並沒有故意傷害被害人的主觀故意，而更多的是為了表達憤怒、不服、示威等情緒，由於介入了被害人林某是特殊體質這一因素才導致了被害人死亡，陳某應當預見而未預見，屬於疏忽大意的過失，對被害人林某死亡的結果應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責任。 綜上，犯罪嫌疑人陳某的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作者單位：福建省仙游縣檢察院）

⑧ 交通事故後死亡，娃娃有特殊體質，參與度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保險公司該賠償多少，娃娃是特殊體質，

交通事故後死亡，因為死者有特殊體質，參與度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保險公司一般情況下，只同意按照參與度進行賠償。
如果訴訟到法院，大多數的法院也會按照參與度進行判決。
但也有少數法官會不考慮參與度的問題，判決保險公司賠償受害人的全部損失。
理由是：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雖然受害人的個人特殊體質對損害後果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影響，但這不是法律規定的過錯。受害人的特殊體質與事故的後果有一定關系，但僅僅是事故造成後果的客觀因素，並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應以鑒定結論中原告特殊體質狀況來否定傷殘後果。

第二，《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明確規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險公司不予賠償。除此之外，法律再無規定其他保險公司可以在交強險范圍內免責的情形。因此，保險公司不能因為受害人的特殊體質狀況對交通事故導致的死亡後果存在一定影響而拒絕在交強險限額內承擔賠償責任。

⑨ 如何理解侵權責任法和醫療事故條例之間的沖突，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否應該被取代廢止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問題：
1、構成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2、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
3、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如果承擔，按照何種標准承擔責任？[1]
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人們對法律規定的認識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於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以後，由於賠償的標准不統一而產生的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分配問題，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那麼，在這種規定下，是不是意味著醫療損害侵權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全部由醫療機構來承擔？我們姑且不談此規定是否合理，因《侵權責任法草案》對此已有了不同的規定。[2]僅就此規定本身而言，我認為，對它的理解不能片面。這種特殊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是由這類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和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能力決定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體現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由於這類訴訟中所涉及的醫方是否有過錯、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專業性很強的證據大多控制在醫療機構，患方難以佔有、接近和收集，在當事人雙方舉證能力有很大懸殊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根據法律的原則，確定醫療機構對這方面的事實負有證明責任，這是符合舉證責任的內在要求和審判規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釋確定這個規定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患者的醫學知識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療過程中也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醫療機構則通過檢查、化驗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狀況，制定治療方案，熟悉治療過程；二是按照舉證責任的實質分配標准，舉證責任應當由距離證據最近，或者控制證據源的一方當事人負擔。診療過程中的檢查、化驗、病程記錄都由醫療機構實施並掌握，醫療機構是控制證據的源，是距離證據最近的一方；三是對因果關系和醫療過失的認定，涉及醫學領域中的專門問題，一般要通過鑒定才能認定。在這樣的情形下，醫療機構需要做的，不過是申請鑒定、啟動鑒定程序。這個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機構而言並沒有過分加重其負擔。也不會出現所謂「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那樣一種證明責任分配的風險。[3]
但是，對此問題不能作片面的理解。這一司法解釋只是對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的部分舉證責任進行倒置。如果醫方已經盡到自己的職責，其合法權益是能夠通過正確行使舉證權利而得到法律保護的。至於患方與醫療機構之間是否存在醫患法律關系，患方是否存在損害事實、是否存在實際損失、損失多少等等，其舉證責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證據達到《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經過審理，只有患方對其負有舉證責任的部分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其權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護。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醫患糾紛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第二個問題，即當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我的理解是，一定要優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嚴格按照《條例》規定的范圍和標准進行賠償。[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後不久，就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答記者問中闡述了這一觀點。其基本精神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對構成醫療事故如何處理所做的特別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因醫療事故引起的民事賠償糾紛時，應當優先適用《條例》的規定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鑒於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賠償的標准做出了一些調整，賠償的數額比《條例》規定的賠償數額高，所以因醫療事故受到損害的患者，可能會以一般醫療糾紛向法院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機構提出不構成一般醫療糾紛的抗辯，並且經鑒定能夠證明受害人的損害確實是醫療事故造成的，那麼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條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而不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做出這樣的規定，完全基於醫療糾紛訴訟主體的特殊性和侵權行為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醫療行業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全因醫療機構造成醫療損害的情形很少見，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體質與醫療過失共同發生作用導致的事故多見，多因一果是醫療事故的常態；二是醫療行為具有較高的風險性。雖然醫務人員盡了必要的注意義務，但由於患者個體的差異，仍有可能發生危險，限制賠償原則有助於調動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職業積極性，最終將有利於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醫療機構必須用極少的醫療資源承擔全社會人的健康保障，沒有選擇患者的權利，同時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公益性義務，從公平性的角度上講法律規定應當體現其特殊性；四是我國醫療行業具有社會公益福利性，佔主導地位的是公立醫療機構，作為公益事業單位，其賠償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過高的賠付費用雖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較好的保護，但會直接影響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第三個問題，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按照什麼標准承擔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醫療結構不理解這個問題，原因是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二款規定：不屬於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那為什麼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呢？理由有以下三點：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非常明確，即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確立的對侵權行為造成損害予以救濟的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社會對人權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不可能與民事基本法的這一基本原則相抵觸；2、《條例》是處理醫療事故的特別規定，其適用的范圍僅限於醫療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對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行為引起的醫療糾紛，已經超出了作為處理醫療事故特別規定的《條例》的調整范圍。因此，對這類糾紛的處理，不能適用《條例》的規定處理，而應適用《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處理；3、如果患者身體因醫療機構非醫療事故的行為受到損害而醫療機構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不僅違反我國《憲法》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且還會導致受害人受到損害沒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局面，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因此，對《條例》49條2款的理解應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療機構就不用按照《條例》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但這並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賠償標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關於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項的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主要適用依據就是第106條和119條的規定，相應地，對非醫療事故侵權行為或者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的賠償標准就要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但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來處理，可能會出現賠償標准失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後，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到物質損失范圍內。根據該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賠償金的數額相對以往有了較大提高。如果按照這個標准來考慮醫療差錯賠償糾紛案件的問題，將會出現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差錯案件得到的賠償要比構成醫療事故糾紛案件得到的賠償要高的多。大連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當前民事審判（一庭）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第36條第1款就規定，「確定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標准，應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後，按該條例第49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醫療機構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該醫療行為造成患者人身損害並且醫療機構確有過錯的，按照《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結合醫療機構承擔的責任比例，確定賠償數額（比例以不超過總損失的50%為宜）。」
事實上，與一般的醫療差錯相比，醫療事故無論是在醫療單位的過錯程度上還是給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的後果上，都是更為嚴重的。而按照《條例》的規定，其確定的賠償范圍和標准卻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偏低。這種情況不僅造成醫療事故與醫療差錯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的失衡，而且直接導致當事人不願意進行醫療事故鑒定，迴避《條例》解決爭議。這個標准「二元化」問題導致了激烈的爭議。最高法院的紀敏庭長在2006年召開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廣泛關注，要求修改《條例》甚至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的呼聲不斷涌現。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目前情況下，法院應當注意從實際情況出發，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兩者失衡現象的加劇，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紛止爭。」按照這一精神，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開的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討論問題有這樣的觀點，即「若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確認不構成醫療事故，而醫療機構又確有過錯的，可以根據患者所受人身損害的程度，比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相應標准，判決醫療機構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我個人是同意這個觀點的。根據在於：1、《條例》屬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法院審理醫療糾紛案件必須適用行政法規。就《條例》和《民法通則》的關系而言，兩者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只要是有關醫療活動中的醫療行為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都應當優先適用《條例》；[5] 2、不構成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存在過錯需要賠償的情形，一般情況下，過錯程度較輕，損害後果較小。按照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方法，醫方過錯程度重，患者損害後果大，得到的賠償反而少。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上都難以服眾，無論在法律效果上還是在社會效果上都不好。從法學的基本理論上講，法律適用的結果應當是一致的。它並不在於當事人如何選擇，如果出現當事人選擇的司法救濟的路徑不一樣，而得到的結果不一樣，那麼，法律的適用就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