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糾紛解決機制

㈠ 如何正確理解並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對於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公平、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是推行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國進一步倡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這無疑又是一項頗富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構想。但對於何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以及該項工作應如何具體推進和開展，各界尚存較多的困惑和疑慮。
為加強對這一重要命題的基礎性研究，武漢大學海外投資法律研究中心組織人手，於近期撰寫了《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研究報告》，全文將分期轉載於本公眾號，以饗讀者。
報告將首先探討「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的基本定位，並就「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在借鑒現有各類爭端解決機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為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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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現狀與問題
（一）「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解決
民商事爭議主要是指私人主體在民商事交往過程中產生的違約和財產性侵權糾紛。由於民商事關系往往基於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會約定爭端解決方式，因此違約糾紛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解決。有些侵權糾紛，也可以由雙方在事後達成約定解決。通過合同和雙方協商所不能解決的民商事爭議，一般可以通過訴訟和非訴訟方式解決。
1.「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訴訟解決
依據一國國內法，尋求法院等司法機構的救濟是最根本的爭端解決方式。「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濟手段。但要想通過當地訴訟解決國際民商事糾紛，仍存在較大難度和一系列的問題：
（1）沿線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大。「一帶一路」沿線既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又有信奉伊斯蘭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法律同時融合了這幾種法系的特徵。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很大，對於從事跨國商事活動的外國私人而言，很難掌握甚至通曉當地法律。
（2）沿線多國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有些國家由於戰亂和恐怖活動頻發、政局不穩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葉門；有的國家則因為獨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設起步晚，發展慢，例如原南聯盟分立的黑山、塞爾維亞等。有的國家雖然法制較全，但並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法律體系整體比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規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1]
（3）沿線多國民族主義和排外勢力強烈。有些國家在司法程序中對外國當事人不公，如葉門、印度尼西亞、土庫曼等。以葉門為例，該國政府部門對當地企業採取特殊的庇護措施，外國投資者卻經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護費。在勞資糾紛處理過程中，外國投資者也很難得到勞動管理部門的公平對待。當外國投資者利益遭受當地投資夥伴侵犯時，警察等執法部門很少採取有效措施進行保護。[2]
（4）執法和司法程序繁瑣或緩慢，司法判決執行難。一些國家，如汶萊，由於生活安逸，生活節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審批等程序隨意性較強、耗時較長。[3]司法判決執行難也是沿線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約旦、越南、亞塞拜然等國尤為典型。以約旦為例，根據《對外投資合作指南》對約旦法律制度的調研顯示，該國司法程序一般要經歷3到4年，而從獲得裁決到執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個月。[4]
因此，通過訴訟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在很多國家都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往往並非當事人的最佳選擇。如何克服屬地管轄和用盡當地救濟的限制，力爭民商事糾紛的域外管轄及替代性爭議解決是構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中心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
2.「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非訴訟解決
無論是從「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以和為貴」的理念，還是從民商事爭議解決的實際效果來看，非訴訟解決爭端的方式相對而言能夠更好地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爭議。2016年5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上通過的《蘇州共識》指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認同調解、仲裁等訴訟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可以為民眾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5]在各種非訴訟爭端解決方式中，仲裁和調解尤受肯定和青睞。
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大部分沿線國家（35個）都根據《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制定了本國的仲裁立法，這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仲裁解決民商事爭議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6]對於仲裁立法，存在「雙軌制」和「單一制」兩種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雙軌制」，如新加坡，針對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分別適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國際仲裁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採用此制的還有俄羅斯、菲律賓、越南、緬甸、汶萊等國。「單一制」則是指，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適用統一的法律。採用「單一制」的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埃及、模里西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寮國、柬浦寨等國。我國亦屬此列，有關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對國際仲裁進行了專章規定。
「一帶一路」沿線仲裁和調解機構眾多，專門的仲裁和調解機構主要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泰國仲裁協會、泰國商事仲裁協會、柬埔寨國家商務仲裁中心、越南國際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務調解仲裁中心、迪拜國際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開羅國際商事仲裁區域中心、德里國際仲裁中心、俄羅斯工商會國際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業糾紛仲裁中心、蒙古國國際及國內仲裁委員會、克羅埃西亞經濟商會調解中心、羅馬尼亞國際商業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國家國內司法機構中還設立了可提供調解和仲裁服務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調解庭和仲裁庭，它們做出的裁決與普通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7]
中國的仲裁製度發展也很快。從中國商事仲裁網公布的消息來看，我國國內仲裁機構目前已超過160家。[8]最近幾年，我國國際仲裁製度呈現快速發展趨勢，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機構大量涌現。除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貿仲委」）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以外，新興的涉外仲裁機構（包括原國內仲裁機構的轉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員會（即北京國際仲裁中心），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即上海國際仲裁中心），深圳國際仲裁院（即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以及由廣州仲裁委員會、香港、澳門地區的仲裁機構及法律專家共同組建設立的南沙國際仲裁中心等。（2）臨時仲裁得到承認。我國《仲裁法》規定了嚴格的「選定仲裁委員會」的要求。因此，長期以來，我國是不承認臨時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橫琴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時仲裁規則》正式頒布，標志著臨時仲裁在中國境內的真正落地。[9]可以預見，臨時仲裁將會逐漸在我國仲裁實踐中得到推廣。（3）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引入。國際上許多知名商事爭議解決機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和國際商會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辦事處。這將有助於我國對這些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利用，拓寬糾紛解決的選擇渠道。
「一帶一路」沿線眾多仲裁和調解機構為「一帶一路」民商事主體糾紛解決提供了較多選擇，但是目前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還存在以下問題：（1）仲裁機構進入他國市場的待遇問題。以我國為例，雖然眾多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在我國上海自貿區設立了辦事處，但中國WTO 入世議定書（「附件9」中關於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均沒有對仲裁機構法律服務作出明確規定。境外仲裁機構入駐後能否在華享受同國內仲裁機構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確。[10]（2）仲裁和調解機構選擇多但仲裁製度並不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仲裁製度在適用規則、臨時仲裁、友好仲裁、證據制度等重要問題上有很大差異。有些國家的仲裁製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國為例，我國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機構不承認臨時仲裁，未採納友好仲裁。（3）裁決的執行問題。「一帶一路」沿線目前還有伊拉克、土庫曼、馬爾地夫、葉門等國沒有加入《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為《紐約公約》）。即便是《紐約公約》的成員，有些國家在加入時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對同為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做的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如俄羅斯。因此，仲裁裁決在「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的承認和執行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二）「一帶一路」混合爭議解決
混合爭議是指因國家行政行為而產生的私人與國家之間的爭端，主要表現為外國投資者和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爭端。
1．「一帶一路」投資環境
本文所指投資環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環境，不考慮「一帶一路」很多地區所存在的恐怖主義、戰亂、武裝沖突、自然災害等社會風險和自然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來自不同背景的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面臨較高的政治風險，尤其是東道國投資管制行為和稅收行為產生的徵收風險和法律政策變動等帶來的違約風險。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外資立法，及相關的執法和司法活動中沒有為外資提供充分保護。
外資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1）有些國家沒有專門的外資立法，關於外國投資的准入、投資行業、待遇等問題的規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規中。如印度、阿聯酋、巴林、塞普勒斯、拉脫維亞等。（2）有些國家雖有專門的外資立法，但並不是正式的法律。這類國家包括土庫曼、羅馬尼亞和不丹等。以羅馬尼亞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關投資的重要法律文件為1992年《促進直接投資政府經濟法令》、2008年《促進投資政府緊急法令》、2014年《關於設立鼓勵對經濟領域有重要影響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和《關於設立鼓勵對創造工作崗位鍍金地區發展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11]以法規、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調整投資活動，由於政策的輕率性和多變性，很容易給投資者及其投資帶來風險。（3）外資法缺乏操作性。以葉門為例，雖然葉門有專門的《投資法》，但並未頒布相關的實施細則，致使有關規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虛設。[12]
執法與司法方面的問題包括：（1）程序隨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庫曼為例，由於該國法治建設慢，常以總統令、政府決定等調整外資活動，執法過程隨意，透明度較低[13]；（2）執法和司法不公。這一點上文已經有所介紹，茲不贅述。
綜上可知，通過國內司法途徑解決「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近年來，國際投資爭端解決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如通過商事仲裁機構解決投資爭端。「一帶一路」域內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機構可受理投資爭端，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國深圳國際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規則規定：「仲裁院受理一國政府與他國投資者之間的投資爭議仲裁案件。」[15]此外，哈薩克也表示，將借鑒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納建立具有國際大部分仲裁員參與的國際仲裁中心，其中專門設置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16]除了傳統的法院訴訟、仲裁機制以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針對投資爭端的解決還創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創設的爭議解決委員會，專門為解決投資者和政府機構之間的爭議提供建議。[17]另外，我國商務部於2015年1月19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一百二十條還建立了專門的投訴協調處理機制和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中心，負責外國投資者、外國投資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投資爭議的協調和處理。這些可能成為未來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發展方向。「一帶一路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在構建具體制度過程中可以考慮並參考相關的制度。
2．「一帶一路」與投資有關的條約締結情況
從雙邊層面來看，「一帶一路」域內已有53個國家同中國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有57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個BITs引入了國際仲裁機制，以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多邊層面最具影響力的投資條約是《華盛頓公約》。根據公約建立的ICSID主要通過仲裁和調解解決投資爭端。「中心」的管轄權須基於一國對公約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國對「中心」管轄的同意。我國雖然很早就加入了《華盛頓公約》，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保留了對ICSID機制的引入。近年來，我國在對外簽訂投資協定時，逐漸放開，越來越多地引入ICSID機制。至今為止，在我國對外簽訂的BITs中，共有14個引入了ICSID機制。從ICSID的仲裁實踐來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團公司訴葉門政府案，建設工程項目被仲裁庭認定為符合《華盛頓公約》項下關於投資的要求。[18]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所涉及的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爭端，是可以通過這一機制解決的。「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是《華盛頓公約》的締約國，只有少數國家沒有加入該公約，包括緬甸、寮國、泰國、巴勒斯坦、波蘭、塔吉克、印度、馬爾地夫和不丹。
總的來說，「一帶一路」國家在締結與投資有關的條約方面，存在以下問題：（1）各國之間BIT締約不充分，不能覆蓋「一帶一路」所有投資者及其投資。由於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邊投資條約。BIT是投資者及其投資的主要國際法維權手段。從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BITs情況來看，「一帶一路」各國之間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締約空間。（2）有些BITs缺乏投資者訴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簡稱為「ISDS機制」）。以中外BITs為例，其中仍有少數缺乏ISDS機制，如中國與泰國，以及中國與土庫曼間的BITs。（3）國際仲裁適用的爭議范圍有限。從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之間的BITs來看，大部分BITs都規定，只有與徵收補償數額有關的爭議可通過國際仲裁解決。有部分BITs則規定，除補償數額爭議之外，締約雙方同意的其他爭議也可以提交國際仲裁。只有與緬甸、伊朗、土耳其、葉門、希臘、塞普勒斯、羅馬尼亞、烏茲別克、俄羅斯、印度之間的BITs將國際仲裁適用的投資爭端擴大到了其他投資爭議。（4）ICSID機制的適用范圍受限。由於「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未加入ICSID公約，ICSID仲裁機制不能完全覆蓋到「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及其投資。以上這些問題都為「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通過國際仲裁解決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帶來了阻礙。
3．「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仲裁實踐
從「一帶一路」國家在投資仲裁案件中的被訴情況來看，「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國家屢遭投資者起訴。其中，被訴超過10次及以上的國家包括捷克、埃及、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俄羅斯、波蘭、哈薩克、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這直接體現出，這些國家對於外國投資者利益侵犯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國家頻頻被訴諸國際仲裁，一方面說明，這些國家國內法為投資者提供的救濟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資者所信賴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國際仲裁機制在這些國家的投資爭端解決方面比較暢通。
另外，從「一帶一路」國家投資仲裁所適用的仲裁機制來看，機構仲裁遠比專設仲裁多。而且，在各個仲裁機構中，ICSID被適用的最多，足見這一多邊投資仲裁機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適用的情況也比較多。可見西歐發達國家所建立的仲裁機制頗受「一帶一路」投資者的青睞。相反，「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構，如CRCICA，明顯受到冷落。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帶一路」域內投資者的信賴。
（三）國家間的經貿爭端解決
國家間的經貿爭端，主要是在貿易和投資協定適用和解釋過程中產生的國家間貿易和投資爭端，具體包括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國家間爭端、國家因違反WTO和其他區域貿易協定的義務所產生的的爭端，以及WTO和其他貿易協定的解釋所產生的爭端。
1.「一帶一路」國家與國家間投資條約爭端解決
對於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爭端，主要通過投資條約規定的國家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來解決。SSDS機制具體適用於三種情形[19]：（1）條約規定含義不明或締約方對條約規定有不同解讀時，所引發的條約解釋爭端；（2）締約一方投資者遭受締約另一方侵害時，所觸發的外交保護爭端；（3）締約一方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之前，先行確認締約另一方行為違反條約的程序。
SSDS機制中的爭端解決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談判和國家間仲裁。實踐中，基於投資條約的國家間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總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當事人都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見，「一帶一路」國家因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產生的國家間爭端主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不會選擇訴諸國際仲裁。
2．「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和安排大體有兩種類型。比較多的一類是國家之間基於友好關系，為加強經貿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則性的區域經貿協定及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歐亞經濟共同體等。這些組織和協定主要不是以規則來維系，更多地是依賴於各國之間的夥伴關系，因此很少有關於爭端解決的安排。[21]
另一類則是規則主導型的區域貿易協定，以中國與東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雙方訂有專門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爭端解決協議》[22]（以下簡稱為《爭端解決協議》）。《爭端解決協議》規定的爭端解決方式包括磋商、調解、調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訴訟方式。在仲裁程序中，爭端當事方可以隨時同意進行調解或調停。[23]另外，《爭端解決協議》並沒有設立實體性的裁決機構，而是採用了臨時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沒有上訴程序。裁決的執行方面，雖然規定了一系列針對不履行仲裁裁決行為的補償和中止減讓或利益規定，但補償是自願的，中止減讓或利益需滿足許多條件。[24]另外，由於缺乏負責執行監督的常設機構，執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爭端方的自律。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的區域貿易協定欠缺有強制力的爭端解決機制。
3．「一帶一路」國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於成員方違反WTO義務而產生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爭端。爭端解決適用的規則包括《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即DSU）以及WTO協定各涵蓋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條款。爭端解決步驟包括磋商、專家組審查、上訴機構審查、報告的執行及其監督。相比「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主要有如下優越之處：（1）上訴機制。這有效地避免了專家組審理的許多錯誤。而且由於上訴機構是常設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WTO爭端解決裁決的一致性以及成員方的預期。（2）執行機制。WTO有專門的執行監督機構，對違約方實施報告中建議的情況進行持續監督，這就保證了違約方的執行。
WTO爭端解決機制是全球范圍內最成功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一帶一路」國家經貿爭端的解決與WTO爭端解決機制關系深切。這一方面體現在，「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國家都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常用客戶」。在WTO進行申訴超過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印度（24次）、中國（17次，僅指中國大陸）、泰國（13次）和印度尼西亞（10次）。在WTO被訴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中國（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亞（14次）。[25]另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立的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很多都依賴於WTO。以中國為例，中國與東盟以及中國與新加坡間的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都規定，當爭端當事方在一定期限內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見時，應請求WTO總幹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帶一路」國家在經貿爭端解決中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目前「一帶一路」沿線有很多並非WTO成員，包括哈薩克等13國。因此，WTO爭端解決機制不能完全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貿易爭端。

㈡ 一帶一路下怎樣指定國際商事仲裁製度

健全的國際商事仲裁製度是重要司法保障
「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標志著「一帶一路」步入全面推進階段。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的簽署儀式標志著「一帶一路」戰略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58年簽訂的《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紐約公約》（簡稱《紐約公約》）①促使仲裁的裁決相較於法院判決在全球范圍內更容易被承認與執行。我國於1986年12月2日加入該公約，1987年4月2日該公約對我國生效，目前已經有150個國家或地區加入該公約②。「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幾乎全部加入了《紐約公約》，一旦發生民商事糾紛，國際商事仲裁製度將成為最重要的糾紛解決機制。因此，健全的國際商事仲裁製度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要司法保障。
「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作為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被寫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標志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改革與完善正式上升為國家策略。國際商事仲裁製度作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重要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亟需進行改革和完善。國際商事仲主要涵攝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和國際海事仲裁，也有學者稱其為涉外商事仲裁。仲裁作為國際化程度極高的一種糾紛解決法律制度，因其更能體現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歐美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商事糾紛的主要解決方式，其開放的規則、靈活的爭端解決機制，使其成為融入國際規則體系的重要平台和媒介，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中心城市基本都是以國際著名仲裁機構為重要支撐的國際仲裁中心。因此，將我國國際商事仲裁製度與國際規則相接軌，將會助力「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
我國國際商事仲裁製度運行的審視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總量從2000年的731件增加到2013年的1256件，雖然受理案件的總數飛速增長，但增加的只是國內爭議案件受案量，涉外案件的數量反而從2000年的543件下降到2014年的387件③。我國雖建立了國際商事仲裁製度並加入《紐約公約》，但仲裁法律制度仍與國際規則存在一定的沖突。完善國際商事仲裁製度，提高仲裁公信力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仲裁機構行政化。對仲裁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及社會屬性的立法規定模糊，是造成目前我國商事仲裁機構存在政行化問題的關鍵。縱觀《仲裁法》全文，尚未明確規定仲裁機構的性質，只有第八條和第十四條涉及仲裁和仲裁委員會的獨立性。在涉外仲裁的特別規定中，第六十六條指出：涉外仲裁委員會可以由中國國際商會組織設立。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仲裁法》確立了仲裁委員會非行政機關的法律地位，但對於何種法人組織仍沒有明確規定，導致在實踐中對仲裁機構的性質一直存在爭議。在2007年的相關問卷調查中，被調查的仲裁機構中仍有48.8%的仲裁機構認為自己屬於行政性或行政支持類事業單位。由此可見仲裁機構的獨立性尚未實現④。雖然該調查問卷沒有將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單獨調查，但鑒於《仲裁法》中對於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屬性同樣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可以認為，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存在行政化屬性。
臨時仲裁製度缺位。依據是否常設專門的仲裁機構，可以將商事仲裁劃分為兩類：機構仲裁和臨時仲裁。臨時仲裁與機構仲裁不同，是為了解決某一特定糾紛，由爭議當事人約定臨時組成仲裁庭進行仲裁。與機構仲裁相比，臨時仲裁的歷史更為久遠，是近代商事仲裁製度的起源。雖然在臨時仲裁的基礎上產生了更具組織性的機構仲裁，但臨時仲裁仍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存在的必要性。在國際商事糾紛尤其是海事爭議中，大多數的海事仲裁案件都是通過臨時仲裁進行解決的，其效力被世界各國廣泛承認。環顧全球，幾乎所有商事制度高度發達的國際仲裁機構或國家都規定了臨時仲裁製度。臨時仲裁的仲裁規則，可以由當事人自行設計，也可以由當事人約定選擇現有的仲裁規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仲裁規則被廣泛適用於臨時仲裁，其對仲裁的程序事項作了系統、嚴密的規定，能夠消除仲裁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充分發揮出臨時仲裁的優勢。這套規則不僅可以適用於臨時仲裁，甚至一些常設仲裁機構也允許當事人進行選擇。由於臨時仲裁中當事人指定的仲裁員，往往是爭議領域的權威法律專家，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仲裁結果的客觀、公正，並易於被爭議雙方所接受。由此可見，有可供選擇的臨時仲裁程序與專業的仲裁員，不僅可以充分保障臨時仲裁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還能夠確保仲裁過程與裁決結果的可預期性和穩定性。
對我國臨時仲裁製度的反思應當從國際和國內兩個規則層面把握：國際規則層面，《紐約公約》規定，公約中的「裁決」一詞指機構仲裁和臨時仲裁所作出的裁決。作為《紐約公約》的締約國，我國在加入時僅對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作出聲明，因此對於公約中的臨時仲裁製度我國是予以承認的。
國內規則層面，我國現行《仲裁法》並不承認臨時仲裁製度。《仲裁法》第十六條和十八條規定，仲裁協議中應當約定仲裁委員會，否則仲裁協議無效。誠然，臨時仲裁由仲裁庭組成，在仲裁協議中無法約定仲裁委員會，故我國國內法對臨時仲裁持否定態度⑤。因此造成在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時，國外所作出的仲裁與我國作出的仲裁不對等。國外的臨時仲裁裁決依據《紐約公約》可以在我國承認與執行，但我國所作出的仲裁裁決卻因違反仲裁裁決地法而無效。這種尷尬的局面對我國的民商事主體是不公平的，並且不利於我國對《紐約公約》的遵守和履行。
網上仲裁製度尚待完善。「網上仲裁」一詞源於英文「Online Arbitration」或者「Cyber Arbitration」，最早發源於歐美國家。當今國際商事的發展催生出了大量的電子商務爭議糾紛，這些糾紛難以再用傳統的仲裁方式解決。目前，學界對於網上仲裁的概念界定尚存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網上仲裁的全部過程是否都必須依附於互聯網平台。具體來說：第一種觀點認為，網上仲裁是指仲裁程序的全程，即從仲裁開始到仲裁裁決的作出，都必須依附於互聯網平台的仲裁，此種界定最為嚴格；第二種觀點最為寬松，認為只要使用了網上仲裁系統或仲裁軟體的仲裁行為即為網上仲裁；第三種觀點認為，以網路信息交流的形式進行的仲裁是網上仲裁。
筆者認為，囿於實踐中全部過程均在互聯網上進行的仲裁案件屈指可數，大多案件僅有部分仲裁程序在互聯網上進行。因此，對於網上仲裁的概念界定不宜過於狹窄。因此，宜將網上仲裁界定為：仲裁程序的全部或主要過程是依附於互聯網平台，採用網路信息交流的方式進行的仲裁。這里的主要過程包括：仲裁案件的立案、答辯或反訴，仲裁庭人員的選擇和構成，仲裁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作出等。
2000年我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貿仲委」）設立了專門的域名爭議解決中心，提供域名爭議解決服務。為應對國際電子商務糾紛，貿仲委於2009年初制定了單獨的《網上仲裁規則》並於同年5月1日起實施，是國際上第一個由仲裁機構單獨制定並實施的《網上仲裁規則》，引起了國際仲裁界的廣泛關注。我國目前雖然已經推行網上仲裁，但網上仲裁製度仍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第一，法律理念的制約。我國目前一些商事糾紛當事人仍受傳統思想的禁錮，抑或習慣於傳統的仲裁方式，對於新興的網上仲裁望而卻步。他們認為網上仲裁會造成商業信息的泄露和不當使用，或者自己的觀點無法得到充分的表達和接受等⑥。相反，網上仲裁相較於傳統的仲裁方式更加便捷高效。網上仲裁可以打破原有的地域限制，爭議的當事人在自己的國家通過網路就可以解決糾紛，大大節約了交易的成本，良好的網上仲裁會對跨國貿易和投資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二，網上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問題。國際商事爭議當事人不願意選擇網上仲裁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網上仲裁協議屬於數據電文，由於數據電文具有存儲方式上的特殊性，會影響仲裁的發起或仲裁結果的有效性。我國對仲裁協議作出了擴大性解釋，以確認網上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仲裁法》第十六條規定了仲裁協議可以採用「其他書面方式」。《最高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將包括數據電文在內的幾種形式納入仲裁協議的范圍中，由此確認網上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遺憾的是，《解釋》沒有對數據電文的長期有效性作出限制規定。數據電文因其特殊性，如雙方當事人沒有妥善保存或後期無法調取，會造成仲裁程序無法啟動或仲裁裁決被撤銷的後果。因此，網上仲裁協議限制性規定的缺失會削弱網上仲裁公信力。
第三，尚未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我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網上仲裁規則第三十三條規定，當事人協議通過網路仲裁的案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仲裁庭也可以決定採用常規的現場開庭方式；第三十六條規定，仲裁庭可以決定證人以網路視頻會議方式作證，也可以決定證人以常規現場開庭的方式及其他適當的方式作證。這兩項規定表明，在網上仲裁未受到任何阻礙的情況下，仲裁庭有權將網上仲裁的方式改為現場開庭的方式。這使得網上仲裁的方式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爭議的當事人可以因為意思無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不適用網上仲裁方式。爭議的當事人希望選擇網上仲裁的方式，大多因為跨國民商事糾紛當事人地域位置較遠，無法出席現場仲裁，仲裁庭隨意改變仲裁的方式不僅會增加當事人的仲裁成本，也會給當事人增加諸多不便。
我國國際商事仲裁製度的構建
仲裁機構的去行政化。首先，獨立性強調對仲裁機構性質的明確界定，將「仲裁委員會獨立於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沒有隸屬關系」的規定落到實處。正因為我國《仲裁法》尚未明確仲裁機構的性質，才會造成對於其性質問題的諸多爭議。因此《仲裁法》中應增加相關規定，明確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非營利法人組織的定位。
其次，民間性強調仲裁機構在設立時應當減少行政機構的過多介入。為確保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獨立性，政府應該退出對仲裁內容和發展方向進行政策性指導。除了最高院對於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報告監督制度外，不應再有其他政府機構對仲裁機構進行監督。
臨時仲裁的突破與承認。對臨時仲裁製度的認可，首先要摒除「臨時仲裁可靠性、專業性不如機構仲裁」的陳舊理念。我國目前雖然對於臨時仲裁製度存在諸多爭議，但大部分對於引入臨時仲裁本身都是持肯定態度的，爭議的焦點在於何時將臨時仲裁製度引入？我國現在是否具備引入的條件與環境？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代表著我國邁入世界經濟的大環境，我國的對外貿易與投資戰略也由以前的「引進來」轉變為「走出去」。臨時仲裁作為世界上普遍承認並且適用的制度，如果我國不積極試驗，它將會變成我國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障礙。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作為中國涉外製度改革的試驗田，目前對於是否引入臨時仲裁製度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可以在自貿區內先試先行，暫停《仲裁法》部分條款在自貿區的適用，同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自貿區內適用特別法。建議可通過以下規定確立自貿區內的臨時仲裁：第一，允許當事人在自貿區內選擇臨時仲裁製度解決糾紛；第二，臨時仲裁規則既可以自行設計，也可以適用現有的仲裁規則，可以借鑒現有的仲裁規則，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第三，要明確一個仲裁機構，有權在一定情況下代為指定仲裁員，謹防因無法意思一致的選擇仲裁員而阻礙臨時仲裁的進程；第四，明確仲裁機構對仲裁員的監督職能；第五，要建立臨時仲裁裁決的監督機制⑦。
在自貿區內有范圍、有選擇的循序漸進的推廣臨時仲裁製度，在試行的基礎上吸收經驗，進行改革。最終促進《仲裁法》的修改，在全國范圍內確立臨時仲裁製度。
網上仲裁的推進。第一，積極推廣網上仲裁。對於轉變傳統觀念，還是需要仲裁委積極的推廣網上仲裁。通過宣傳的方式告知糾紛當事人，網上仲裁與傳統仲裁一樣，具有不公開性，同樣可以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商業信譽。網上仲裁案件不公開審理，任何人均不得對外界透露案件實體和程序的有關信息。貿仲也要提供網路技術保障，為當事人和仲裁庭之間案件數據的在線傳輸提供安全保障，並對信息進行加密處理。
第二，對網上仲裁協議作限制解釋。如前所述，我國將仲裁協議的「書面形式」范圍擴大，承認了網上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但我國只規定電文可以作為仲裁協議予以承認，沒有對電文的長期有效性作出限制規定。電文因其特殊性，如雙方當事人沒有妥善的保存或後期無法調取，即使仲裁裁決已經作出，也有可能因網上仲裁協議的無法查明而撤銷仲裁裁決。有必要對於網上仲裁協議作出一個限制性的規定，保證仲裁裁決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建議《仲裁法》借鑒聯合國貿法委《電子商務示範法》的規定，將第十六條中的「其他書面形式」解釋為：如果仲裁協議通過電子數據交換簽訂，並且該數據電文所含信息可以調取以後備用，也應認定為書面形式。這樣的修改不僅符合國際仲裁的發展方向，同時也不會因規定過於寬泛造成仲裁裁決無效。
第三，優化網上仲裁規則。建議修改貿仲委網上仲裁規則第三十三條和第三十六條的規定。開庭審理的案件，僅在網上仲裁存在阻礙無法正常進行的情況下，仲裁庭才有權將仲裁方式改為現場開庭的方式，或決定證人以常規現場開庭的方式及其他適當的方式作證。以消除網上仲裁開庭方式的不確定性，充分保障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㈢ 北京律協智庫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研究專家組成立了嗎

北京12月22日消息，在北京融商一帶一路法律與商事服務中心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回商事調解」答系列活動中，北京市律師協會智庫「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研究專家組正式成立。

「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研究專家組成立後，將有效聚合組內專家在「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領域的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實踐經驗，形成新的理論成果以指導「一帶一路」商事調解領域走向新紀元。

㈣ 矛盾糾紛調解的方法與技巧有哪些

您好：
面對面與背靠背相結合調解法
有的矛盾糾紛爭議的不是重大的利益，而是為了爭面子、賭氣，對於此類糾紛，調解人員就可以先用「背靠背」調解法。調解人員分別做當事人的工作，待雙方當事人的情緒穩定，意見接近時，再把當事人叫到一起「面對面」地做工作，促使雙方當事人相互謙讓、心平氣和地進行協商，使糾紛得到圓滿解決，從而避免情緒對立和吵鬧等矛盾激化的情況發生，提高調解的成功率。
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調解法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人員可以針對不同情況，適時對當事人進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圍，弘揚社會主義道德觀念。通過法情並用，引導當事人自覺遵守國家法律和公民的基本道德規范，發揮法律與道德的雙重作用，喚醒當事人的良知，引導當事人化解矛盾。
借用外力調解法
調解人員還可以通過調查摸底，請出當事人佩服、對其有影響力的人來做當事人雙方的工作，緩和當事人的對立情緒，引導他們達成調解協議。一是鄰里調解。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都是聚群而居的，相鄰關系密切而又重要，一家有事，四鄰相助，所謂「遠親不如近鄰」。因此，遇到矛盾糾紛時，可有選擇性地請鄰里人員幫助進行調解，規勸雙方當事人以團結為重，做出諒解與讓步。因為是鄰居，平時又都很了解，這種調解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友情調解。友情調解是指當事人發生糾紛時，調解人員可根據情況請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好友予以勸導、疏通及說服教育，使爭議的雙方當事人化干戈為玉帛。三是聯合調解。民間糾紛的情況復雜、牽扯人多、涉及面廣，僅靠一個部門調解往往力不從心，效果不佳，在這種情況下，應邀請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到場分頭做工作，能夠收到很好的效果。
褒揚激勵調解法
民間糾紛調處方法很重要，說話要講究方式，語言要講究藝術，既不能單刀直入，更不能五馬長槍，要深入淺出，和風細雨。在實際調處中，對當事人的優點和長處及時表揚鼓勵，就是一種有效的方法。通過表揚鼓勵，尋找共同語言，縮短當事人之間的距離，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激活他們的自信心和正面的興奮情緒，堵住可能反復的退路，從而使調解成功率得到提高。
排憂解難調解法
有些矛盾糾紛發生是因為當事人在生產生活中確實存在一定實際困難，對於這類糾紛，調解人員要通過深入細致調查，找出症結所在，切實幫助其解決困難。困難解決了，矛盾糾紛也就化解了。
迂迴遷讓調解法
在矛盾糾紛調解中，調解人員要針對當事人的個性特點，因人因事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化解。對那些說話尖刻、刺耳難聽的當事人，調解員不能感情用事、以怒制怒，說絕話、講狠話，而是讓他們把心裡話講出來，把心裡的積怨發出來，然後以靜制動、以柔克剛，從而達到調解效果。
真情打動調解法
矛盾雙方往往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發生爭執，事情本來並不大，為爭一口氣，互不相讓，僵持不下，還有些矛盾雙方當事人都想得到解決，但卻難以啟齒。對這類型糾紛，調解人員要以情感人，主動和解、對話調解、互諒調解。實踐證明，這是調解家庭、夫妻矛盾的最好方法。

㈤ 一帶一路在中美戰略博弈中起到什麼作用

一、中國「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

「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沿線共有60多個國家，覆蓋約44億人口，佔全球總人口的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29%。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中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

二、推行「一帶一路」的戰略願景

2014年的APEC峰會上，中國擬出資400億美金，成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基金，中國正式啟動了龐大的全球投資計劃。中國的「一帶一路」全球戰略投資計劃的最大挑戰，在於產業輸出。
在中國的產業輸出路線圖中，其實包含三個方面，一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產業輸出，一個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北部灣戰略，主要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產業輸出，一個是中國在非洲和拉美的產業輸出。與美國援助歐洲的時候，美國處於全球產業鏈頂端，對外產業輸出可謂是順勢能輸出，而中國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這是制約中國「一帶一路」全球戰略投資計劃的最致命軟肋。
在三大路線圖中，中國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戰略利益所在，還是東南亞。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未來，系於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產業互補，目前這種互補尚不存在。大勢遠未成就。中亞諸國的產業特點是，資源豐富，但是工業並不發達。中國的特點是，總體上資源缺乏，同時低端製造業發達，是聲名遠揚的「世界製造業工廠」。
中國需要中亞的石油，由此成為中亞諸國的石油和天然氣消費市場，但是，中亞諸國並不特別需要中國。中亞諸國工業處於低端水平，中國的工業亦處於全球中低端，而中國西部更是工業不振。由此，中國的製造業在中亞並無用武之地，他們只要賣油給中國的鈔票。歐美的高端產品，才是暢銷貨。他們的需要的產業，來自歐美。

西部塌陷，制約中國。未來，中國需要進行一場「西進運動」，先造就中國西部的振興，
由此，東南亞才是中國未來最大的戰略腹地，為國家長久發展之計，中國應該將東南亞作為中國最大的勢力范圍，投入最多的資源去爭取和爭奪這塊戰略要地。這是決定中國未來生命線的最重要的戰略版圖。
中國能否收服東盟，領袖亞洲，充滿了懸念。
就當下而言，中國和日本，都不是亞洲令人信服的領袖。
日本是亞洲第一強國，有經濟實力，但卻難說是實質意義上的大國。一方面日本無法繞過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同時，日本本土市場狹小，對於亞洲幫助有限。中國有超級大國的影響力，但是卻無法對於亞洲進行經濟輻射，由此造成了整個亞洲秩序的混亂。
近年來，中國在南海領域與眾多國家產生爭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本身不發達，無法與東盟國家形成產業落差，也就無法產生互補性。當國家間關系的競爭性大於合作性，眾多糾紛就此產生。中國無法使東盟諸國心服口服。目前中國與東盟之間是一種平行發展的關系，北部灣無法成為雙方資源流動中心，中國提倡多年的北部灣戰略之所以一直無法實現，根源也在於此。中國與東盟過去的十年，遠非「黃金十年」。

目前充當亞洲經濟「雁陣」中「領頭雁」的仍然是日本，獲得日本援助最多的3個國家都在亞洲，目前分別是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

作為領袖，不僅意味著榮耀，更意味著責任。中國要成為亞洲領袖，成為東盟諸國可以依賴的朋友與領袖，首當其沖的，就是自身的發展能夠讓東盟諸國受益。

東盟已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2013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為4436億美元，貿易順差84.5億美元。最典型的是中越貿易。中越雙邊貿易額達502億美元，中國對越南出口貿易額為 369.4億，越南對中國出口額為132.6億美元。越南對華逆差達230億，這更加深了越南對新一輪競爭的緊迫感。中越同處全球產業鏈低端，中國可以造的東西，越南基本上都可以造。形成同質化競爭。

中國與東盟的共興共榮，關鍵在於中國。亞洲為全球增長引擎，中國為亞洲第一大國，中國需要為亞洲提供足夠信心。

中國作為經濟巨人，其龐大的低端產業，成為東南亞諸國橫亘的高山，雙方貿易亦受制於產業同構，未來要實現大的貿易躍升，產業錯位至關重要。而關鍵即在於中國率先完成產業升級。

如中國夠實現跨越式發展，則中國既是亞洲大國，亦是亞洲強國，合二為一，成為亞洲無可爭議的領袖。在經濟上，東南亞可藉助中國的技術，而不是目前這樣，雙方搶西方的製造業訂單。屆時，中國龐大的市場，可以容納眾多亞洲國家的製造業，是他們的朋友與夥伴，而非對手。如此，建立在雙方產業互補的基礎上，中國可將東南亞變為自己最大的戰略腹地，徹底實現大國崛起。造福於東南亞，才能最終收獲東南亞的尊重與敬意。

同時，中國亦需要完成從生產大國，到消費大國的轉型。未來，消除貧富分化，造就廣泛的中產階層，振興大眾消費，亦為中國改革的重要議題

「一帶一路」不管是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多方面的巨大利益，使得美國對此極為糾結。因為這種趨勢使美國的單極世界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使得美國對此極為關注！

如何來阻止以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利益帶的國家，實現這種規劃藍圖，是美國挑起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發起一系列反制行動的重要目標。也是美國與中國在下一盤圍棋！

三、美國打擊「一帶一路」戰略支點

中國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是一種跨區域經濟戰略，其以海上貿易為切入點，力圖打造中國與沿線國家間的經濟共同體。

印度洋是該戰略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為全球貿易，能源，原材料的集中交流航線，地位日益重要。與此同時，中國對印度洋的依賴程度也在上升。印度洋已成為中國海外貿易，能源和原料運輸的「生命線」。

在這一大背景下，斯里蘭卡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無疑將在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中斯共建海上絲綢之路，將使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中占據主動地位。

在地緣政治層面，中斯兩國共建海上絲綢之路可以更好的服務於中國的外交戰略布局。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國以經濟合作帶動與沿線國家間的政治合作，進而從政治向安全領域深入，最終將雙邊經濟共同體提升至命運共同體。

此目標一旦實現，中國將突破美日印等國為應對中國崛起而形成的戰略合圍，中國的海上運輸通道安全也將獲得極大保障。但作為印度洋地區的新興勢力，中國缺乏戰略支點。而中斯間緊密的雙邊關系正好使斯為中國提供戰略支持成為可能。

正因為如此，美國和印度，將中國在斯里蘭卡的影響視為「洪水猛獸」，因此採取支持斯里蘭卡反對派推翻斯里蘭卡與中國友好的政府。

新政府上台立即停止中國投入10幾億美元的科倫坡港城的建設。企圖將中國擠出斯里蘭卡。雖然暫時不能得逞，但是已經造成了眾多的麻煩。

四、美國打擊「一帶一路」戰略咽喉----緬甸

美國曾經企圖以武力解決緬甸問題，但是後來發現沒有那麼簡單。中國的存在，緬甸國內的多股民族武裝，使得美國暫時不能動手。

但從2003年起，美國情報部門派出大批情報人員滲透至緬甸，以各種聯合國組織機構、國際民間援助組織機構以及宗教團體的名義開展工作，全面搜集緬甸軍人政府、各地方民族武裝組織以及中國邊境地區的政治、軍事情報，為美國在緬甸的戰略部署和決策提供准確的依據。

比如由聯合國某機構引進至中緬邊境一線，以醫療、衛生人道主義援助名義開展活動的XX國際組織，其後台其實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其每年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提供，其主要任務是：搜集、監視中緬邊境一線中國軍隊的軍事部署、調動，以及政治動態等情報。

收買、挑起某地方武裝阻礙中國在緬甸在建的水電項目、中國在緬甸的油氣管道的施工，以及中國投資銅礦的開采。

美國在亞太戰略中的重要的一環，就是企圖卡住中國的海上能源和貿易運輸，如果得逞就可以將中國置於死地。但是，由於中國在緬甸建造的石油、天然氣管道，將中東的石油和天然氣從緬甸西部運到中國雲南，幫助中國降低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

由於中國在緬甸的油氣管道的建成，使得西方感到了這樣的戰略布局，對美國的亞太戰略實為不利，或將他們卡中國海上通道的這種企圖打破，使美國的如意算盤落空。在此情況下，挑起緬甸當局與緬甸的民族武裝的沖突，試圖將中國捲入此沖突之中。不但可以牽制中國在南海和東海復雜局面下的力量，而且，把局面攪亂，讓中國與緬甸打起來就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因此中國必須謹慎，小心陷入他國的圈套！

從表面上看，緬甸的政府軍與地方民族武裝發生沖突，也許這背後是否有著不可告人的「陰謀」？緬甸有眾多的地方武裝，為何單單是在中國邊境開打？
中國邊境中國居民被炸死傷多人，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事到如今，開戰雙方都不承認是自己所為，其來龍去脈還不清晰。此事件必須有一個調查結論，給民眾一個交代。

中國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嚴重警告緬甸當局，必須管好自己的軍隊，否則中國會採取果斷措施予以應對。而且，中國軍隊已經在中緬邊境部署了軍力，以應對可能發生的不測，這是對緬甸當局的一個警告，也是對那些後面使壞的國家是一種警示！

中國需要和平安寧的環境，反對武裝沖突，但是，中國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百姓，有能力反制那些敢於侵犯中國主權的國家和勢力。

五、美國多點打擊「一帶一路」戰略

美國在亞洲、非洲無論在哪裡都把中國當成圍堵、驅趕的對象。
在亞洲利用某些中國的周邊國家，與中國在東海、南海的分歧，唆使他們「抱團」圍堵中國。

在非洲，中國人去是修路、建橋、造水壩。而美國人給非洲帶來的是戰火、無人飛機，在35個非洲國家駐軍，挑起非洲國家的內戰，僅北約轟炸利比亞就逐出了三萬中國石油工人，如此等等不一一列舉。

由此可見，美國遏制中國的長期戰略，已經滲透到了全方位的領域，最近一系列的問題出現，諸如斯里蘭、緬甸、東海、南海，無一不是包絡在美國的棋盤之上。尤其是中國所倡導的建立「一帶一路」造福世界的戰略構想，卻成為了美國重點打擊破壞的對象。

美國之所以這樣做，不外乎是中國的影響「阻礙」了美國繼續實行單級世界稱霸全球的企圖，而將中國當成了一個最具「威脅」的潛在「敵人」！

綜上所述，美國試圖扼殺中國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

㈥ 如何通過區域機制合作搭建一帶一路的戰略平台

戰略合作協議
方：B：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性長期友好的合作夥伴關系
認為，現在雙方進一步合作，平等互利，共同發展，通過甲乙雙方協商達成如下協議。
首先
1.1陳述和保證黨是一個全國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
1.2 B有_________，與所需要的相應的權利簽署本協議。文章內容
合作
......
權利和義務
[關於合作的具體內容]第三方...... [方的權利和義務]
文章
權利和乙方的義務...... [方的權利和義務]
文章質量保證和甲方提供的故障排除
5.1服務的具體標准應符合「由教育部頒布的電信服務標准信息產業「，以確保使用B.
5.2甲方向乙方提供故障報告電話，每天24小時的承諾時限內收到故障報告黨和修復安全暢通，乙方應積極協助。
...... [其他質量與故障相關規定]
要麼第二十
不會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條款被視為履行違約。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可以就這個問題進行談判，協商不成的，按照這個協議，解決爭議的條款。
條保密
雙方相互提供有關的信息，材料，以及保密協議這一義務的具體內容。免責聲明

第八條當無法履行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協議項下的義務，雙方或聚會，相互不承擔違約責任。但如遇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多方應發生後15天內不可抗力會通知對方，並提供相關證據。在消除不可抗力的影響後的合理時間內，一方或雙方應繼續履行協議。不可抗拒的不可抗力事件包括嚴重的自然災害事件，政府行為，第三方服務失敗。從本協議項下所產生的性能
糾紛產生爭議
第九條解決，任何一方有權將爭議提交仲裁或當地仲裁委員會提交法院訴訟的當地司法轄區的選項。除爭議事項
仲裁或訴訟，雙方應繼續履行本協議項下的剩餘權利和本協議其他義務的表現。書面資料
第十條
當事人發出通知，應是本協議通過郵件或傳真的方式發送給指定的地址。要麼改變自己的聯系方式以書面形式應及時通知另一方。本協議第十一條
協議期限
有效期是從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財產所有權

第十二條......

13.1附則第十三條[對財產所有權的規定]調整國家標準的情況下，關稅

㈦ 一帶一路給世界經濟文化帶來哪些影響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共同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紅利、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將著力推動沿線國家間實現合作與對話，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系，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

「一帶一路」正在推動全球再平衡。「一帶一路」鼓勵向西開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和地區的開發，在國際社會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

同時，「一帶一路」是中國主動向西推廣中國優質產能和比較優勢產業，將使沿途、沿岸國家首先獲益，也改變了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窪地」的面貌。

這就超越了歐洲人所開創的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地區發展不平衡，推動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7)一帶一路糾紛解決機制擴展閱讀：

合作機制

加強雙邊合作，開展多層次、多渠道溝通磋商，推動雙邊關系全面發展。推動簽署合作備忘錄或合作規劃，建設一批雙邊合作示範。

建立完善雙邊聯合工作機制，研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方案、行動路線圖。充分發揮現有聯委會、混委會、協委會、指導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等雙邊機製作用，協調推動合作項目實施。

強化多邊合作機製作用，發揮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製作用，相關國家加強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繼續發揮沿線各國區域、次區域相關國際論壇、展會以及博鰲亞洲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歐亞經濟論壇、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及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阿拉伯博覽會、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中國－俄羅斯博覽會、前海合作論壇等平台的建設性作用。

㈧ 如何化解「一帶一路」威脅論

1、提出落實「共商共建共享」的路線圖，推進進機制化建設，通過項目擔保、再保險等方式，預防和化解風險。最重要的是，建設「一帶一路」是要確立持久戰思想，不能急功近利，而應步步為營、久久為功，推行類似改革開放的試點推廣、循序漸進模式。
形形色色的「一帶一路」威脅論反過來提醒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念，堅持「企業主體、政府服務、市場原則、國際標准」，切實貫徹好、實施好「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中國企業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當地社會組織，NGO打交道，對「一帶一路」帶來的好處、機遇話不能講得太滿，要留有餘地，充分估計各種突發、意外事件，防止少數人綁架「一帶一路」項目，毀壞「一帶一路」聲譽，防止「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成為國內斗爭、利益糾紛的犧牲品。
2、創造共同歷史記憶、共同身份、共同的輝煌。
——共同歷史記憶：中國考古學者、藝術人士等要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幫助他們喚醒絲綢之路歷史記憶，塑造共同的回憶。中國敦煌莫高窟經驗可幫助沿線國家保護、修復其歷史文物。中國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應幫助沿線國家闡述其歷史，告別西方殖民遺產和中心論情結，塑造共同的絲路歷史記憶。
——共同身份：通過三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塑造沿線國家共同身份，從古代的絲路人到今天一帶一路人，超越國家與民族隔閡，著眼於整體身份建構。
——共同的輝煌：共商、共建、共享也是為引領共同的文明復興和輝煌未來。只有將各自的未來鉚在一起，才能同心共建一帶一路，共同迎接「一帶一路」時代美好明天。總之，不能把好經念歪了，這「三個共同」才是破解中國威脅論、「一帶一路」威脅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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