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環境問題的法律解決辦法」為題的論文
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與可持續發展
[摘 要]：本文分析了環境影響評價的含義、內容、積極作用及可持續發展的背景、涵義和發展等，並在分析其環境響評價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和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實施戰略環評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實施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的相關建議以及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完善。
[關鍵詞]：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可持續發展 戰略環評 建議
1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1.1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含義
環境影響評價，亦稱環境質量預斷評價，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在一定區域內進行開發建設活動之前，對擬開發或建設的項目的選址、設計、施工以及建成後可能對周圍環境產生的不良影響進行調查、預測、評估，並提出防治對策措施，為該項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廣義上的環境影響評價，也稱戰略性宏觀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對重大經濟開發計劃、經濟發展規劃、經濟技術政策等某項重大活動可能對環境選成的影響進行評價。
所謂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指有關環境影響評價的范圍、內容，以及編制、審批環境影響報告書（表）、登記表的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規定的總稱。也可以說，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通過法定程序，以法律的形式確立的對環境影響評價活動進行規范的制度。
1.2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提出
環境影響評價是對工程建設項目可能給周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的評定。這一工作在國際上是70年代初開始發展起來的。
1. 3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內容與適用范圍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主要內容包括：（1）在進行規劃、建設等活動前的可行性研究和報批階段，由進行規劃的機關、建設單位或其主管部門委託評價單位進行調查和評價工作。（2）評價單位通過調查和評價出具《環境影響報告書（表）》。（3）對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並直接涉及公眾利益的規劃、建設項目等，在《環境影響報告書（表）》報送審批前，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採取其他形式徵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的意見。（4）有行業主管部門的，其《環境影響報告書（表）》應當經行業主管部門預審。（5）將《環境影響報告書（表）》提交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審批。（6）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規劃、建設項目實施後，規劃編制機關、建設項目負責單位應當及時組織環境影響的跟蹤評價，並將評價結果報告審批機關；發現有明顯不良環境影響的，應當及時提出改進措施。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適用於發展規劃和我國各行業對環境有影響一切新建、改建、遷建項目、技術改造項目、區域開發建設項目，包括在我國中外合姿、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的建設項目。
1.4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社會經濟中的積極作用
實踐證明，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
（l）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對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改革。在傳統的經濟發展中，往往考慮直接的、眼前的經濟效益，沒有或很少考慮環境效益，有時甚至為獲取局部的暫時的效益，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結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環境污染和破壞，導致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尖銳對立。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能有效地改變這種狀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過程，是認識生態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關系的過程，認識的提高和深化，有助於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2）環境影響評價為制定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在傳統的發展中，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由於缺乏社會的、經濟的、特別是環境的綜合分析評價，盲目性很大，往往造成畸形發展，出現資源和環境的嚴重破壞和污染。通過環境影響評價，掌握區域的環境特徵和環境容量，在此基礎上制定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才能符合客觀規律並切實可行。
（3）環境影響評價是為建設項目制定可行的環境保護對策、按行科學管理的依據。通過環境影響評價，可以獲得應將建設項目的污染和破壞限制在什麼范圍和程度才能符合環境標准要求的信息和資料，據此，提出既符合環境效益又符合經濟效益的環境保護對策，並在項目設計中體現。使建設項目的環保措施和設施建立在較科學可靠的基礎上，同時也為環境管理提供了依據。
總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正確認識經濟、社會和環境之間關系的重要手段，是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積極施措，推行這一制度，對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都有著重大意義。
2 可持續發展
2.1可持續發展的產生的背景
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源於人們對環境問題、環境危機的逐步認識和熱切關注。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環境和資源基礎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經濟發展越來越臨近生態系統承載能力的極限，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矛盾不斷加劇。可持續發展思想正是人類對環境問題本質認識深化的必然結果。人類的經濟活動受到自然世界——一個有限的、非增長的、物質上封閉的生態系統的制約。經濟只是外部有限生態系統的物理子系統，人類的經濟活動向其所在的生態系統提出的生產原材料「投入」和吸納廢棄物「產出」的要求，必須保持在生態可持續范圍內。因此，經濟增長是有規模限制的，而不是無限的。
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這種矛盾並非始於當代。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從有了人類經濟活動，這一矛盾就已存在並發生作用。在過去漫長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雖然人類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局部地區的自然生態系統，也產生了一定的環境問題，但是由於用手工勞動進行生產，人口和社會生產力都處於一種非常緩慢的增長狀態，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環境的需求和作用相對狹小，人類對自然的破壞作用尚未達到造成全球環境問題的程度。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就人類社會總體而言，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矛盾不突出，環境與發展之間還沒有出現不和諧的問題。
自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但與此同時，人類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貧富兩極化等問題日益突出，並逐步發展為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這不僅阻礙了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而且對全人類的未來生存與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人口膨脹和資源衰竭這兩種危機並存交織，使許多資源越來越成為稀缺資源，導致經濟發展難以具備可持續性；全球資源分配不均，人類利用公共財富不公平，一些國家或地區在危及他人對生態環境資源需要的條件下尋求自身的經濟發展；工業文明發展對生態環境資源的索取、掠奪、污染與破壞，使生態環境惡化，資源極大浪費與嚴重衰竭，導致生態系統達到或接近崩潰的臨界線；在日趨嚴峻的生態環境中，利潤最大化原則促使人們對短缺資源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導致貧富兩極化，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
環境危機反映了當今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基本矛盾——現代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矛盾。一方面，當代人類經濟活動不斷擴大，對自然資源的需求迅速增加，已超過了自然資源再生能力，使資源再生能力急劇耗損甚至枯竭，生態系統的生產力下降，造成人類經濟活動需求的無限擴大與生態系統負荷過重而供給能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與不斷加深；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排放廢棄物的迅速增長，實際上已經超過了生態系統的凈化能力，生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造成人類經濟活動的不合理，使排污量迅速增長與生態系統凈化能力及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矛盾日益尖銳與不斷加深。
現代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矛盾已逐步上升為現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主要矛盾，是當今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深刻根源。生態供給能力問題早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這是現代經濟運行過程中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危機，人類不得不進行反思，重新審視自己的社會經濟行為。正是這種審視發現了傳統的發展觀，也可以說增長觀的不足。人們注意到，發展不應只是經濟上的量的增長，而應該是「包括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社會結構、人的素質以及生態環境諸多方面在內的多元的、多層次的進步過程，是整個社會體系和生態環境的全面推進」。[4]正是這種審視讓先進的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發展戰略和模式——可持續發展。
2.2可持續發展的提出
二十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針對當代人類面臨的三大挑戰：南北問題、裁軍與安全、環境與發展， 成立了由當時的西德總理勃蘭特、瑞典首相帕爾梅和挪威首相布倫特蘭為首的三個高級專家委員會，分別發表了「我們共同的危機」、「我們共同的安全」、「我們共同的未來」三個著名的綱領性文件。為了縮小差距，克服安全和實現未來，這三個文件都不約而同地得出了世界各國必須組織實施新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同樣結論，他們一再強調可持續發展是二十世紀末，更是二十一世紀，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戰略，是整個人類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唯一可供選擇的途徑。
�2.3可持續發展的含義
到目前為止，最權威且流傳最廣的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份報告中提出的。報告認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它包括兩個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貧困人們的基本需要，應將此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來考慮。『限制』的概念，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以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以謀求社會的全面進步為目標。
3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3.1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從保護環境角度判斷人為活動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技術手段
3.1.1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方針政策
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的內涵一致。18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確定的「全面規劃，合理布局」32字環境保護方針體現了「預防為主」的指導思想；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確定了中國開發建設活動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發展和保護環境有機結合起來。隨後陸續提出的「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的三同步」方針，「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三統一」原則，與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是完全一致的。
3.1.2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環境影響評價是在環境監測技術，污染物在大氣、水體、土壤中的遷移擴散規律，環境質量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自然界自凈能力等學科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門科學技術方法。
環境影響評價的含義：對擬議中的人們的重要決策和開發建設活動，可能對環境產生的物理性、化學性或生物性的作用，造成環境變化和對人類健康、社會發展或生活福利的可能影響，進行系統的分析和評估，並提出減少這些影響的對策措施。環境影響評價可分為：環境質量評價、環境影響預測評價和環境影響後評價。環境影響評價是正確認識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發展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方法和技術。環境影響評價被國家認可，用法律固定下來，具有強制性，就成為正確處理經濟發展使之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用利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就能根據地區的環境、社會、資源綜合能力的分析，使人類活動對環境的不利影響限制到最小。
3.2利用環境影響評價協助正確決策
3.2.1政府及有關部門通過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制定和批准發展規劃
過去，中國在制定重大經濟政策時很少考慮可能產生的環境後果，以至於在執行的過程中引發了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至今遺患無窮。例如現有的大都市由於在規劃中沒有充分考慮環線路網帶給城市交通、市民居住、環境安全的負面影響，如今已造成了大都市交通長期擁堵不堪，城市布局像「攤大餅」一樣地無限擴張，加劇了城區內空氣污染和熱島效應。
以往的教訓證明，如果決策部門在提出政策和規劃時能更多考慮環境影響，並積極採取應對措施，不僅可以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可大大減少經濟損失和社會矛盾。如果不從各種開發建設活動的源頭去預防環境問題的產生，我們將永遠陷於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的惡性循環，並將在未來付出更大的政治成本與經濟代價。因此，政府及有關部門通過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制定和批准發展規劃。
3.2.2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要求企業主在開發建設活動中遵循的原則
法律規定開發建設活動環境影響評價的內環境影響評價判斷開發建設活動要遵循的六條標准：
1、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2、符合城市（區域、流域）整體發展規劃和布局；
3、符合清潔生產要求；
4、符合污染物達標排放；
5、符合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
6、符合環境功能區或生態功能區環境質量和生態功能的要求。
只有企業主在開發建設活動中符合上述六條標准，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3.2.3法律規定開發建設活動環境影響評價的內容和程序
國家根據建設項目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對建設項目實行環境保護分類管理：（一）建設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應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對建設項目產生的污染和對環境的影響進行全面、詳細的評價。（二）建設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輕度影響的，應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表，對建設項目產生的污染和對環境的影響進行分析或者專項評價。（三）建設項目對環境影響很小，不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應當填報環境影響登記表。
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建設項目概況；（二）建設項目周圍環境現狀；（三）建設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影響的分析、預測和評估；（四）建設項目環境保護措施及其技術、經濟論證；（五）建設項目對環境影響的經濟損益分析；（六）對建設項目實施環境監測的建議；（七）環境影響評價的結論。
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設項目，還必須有經水行政主管部門審查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
建設單位應當在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階段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或者環境影響登記表；但是，鐵路、交通等建設項目，經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同意，可以在初步設計完成前報批環境影響報告書或者環境影響報告表。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不需要進行可行性研究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應當在建設項目開工前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或者環境影響登記表；其中，需要辦理營業執照的，建設單位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編制報批時段，應當在辦理營業執照前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或者環境影響登記表。
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的審批。 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由建設單位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報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建設項目有行業主管部門的，其環境影響報告書或者環境影響報告表應當經行業主管部門預審後，報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審批。
海洋工程建設項目的海洋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審批，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辦理。審批部門應當自收到環境影響報告書之日起六十日內，收到環境影響報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內，收到環境影響登記表之日起十五日內。分別作出審批決定並書面通知建設單位。
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的違法責任。
有違法責任才能保證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執行。
1、建設單位未依法報批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或者未依法重新報批、報請重新審核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擅自開工建設的，有權審批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限期補辦手續；逾期不補辦手續的，可以處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建設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2、、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未經批准或者未經原審批部門重新審核同意，擅自開工建設的，有權審批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建設，可以處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建設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3.2.4環境影響評價的公眾參與可以減少和避免決策者的失誤
4 可持續發展要求實施戰略環評
5 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以適應可持續發展
（二）加強對替代方案的環境影響評價
（三）完善環境影響評價中的公眾參與
（四）完善環境影響評價的評審體制和程序
（五）及時啟動環評程序
（六）建立與多種類型環評對象相適應的多級評價主體。
（七）委託程序引進競爭機制
（八）提高技術人員綜合素質，實行評價大師制度，建立專家庫
（九）建立環境影響評價資料庫
參考書目：
1、《環境法基礎》主編 陳漢光 朴光誅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7年
2、《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主編 錢易 唐孝炎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3、《人類永恆的主題——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正確決擇》主編
劉仕清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可持續發展與法律變革》主編 陳泉生 法律出版社 2006年9月第一版
5、 《在歷史的教訓中推進戰略環評》作者 潘岳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 寧海新聞網 發表時間 2008-1-21
『貳』 以下哪一項不是環境污染糾紛的解決途徑
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復雜性，污染行為的即時性和反復性，常常出現直接證據滅失或無法及時取證的情形，實踐中，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污染物滅失，如有毒有害氣體揮發，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澱或發生化學反應等；二、受害對象滅失，如受損害動植物死亡並腐化，如不及時處理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實踐中，當事人往往是通過證人證言、現場照片、科學著作等間接證據組成證據鏈條來主張權利，因此，恰當運用證據規則及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常常成為該類案件的關鍵，往往會決定著案件的最後結果。
一、現有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負有證明義務，在訴訟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由原告對其所主張的訴訟請求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義務，而由被告對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這種舉證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規定》第4條第（三）項規定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6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意思：一，『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仍然適用，即原告對其主張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仍需承擔舉證責任；二，根據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將本應由原告承擔的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轉移給被告承擔，學理上通稱這種情形為『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移』，而免責事由屬於被告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一般舉證責任規則，本應由被告舉證，不屬於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情形。
需要著重釐清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兩個概念即侵權行為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區別，關於侵權行為的學界定義，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說，比較流行的有過錯要件說，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存在故意或過失，即認為侵權行為成立，非法要件說，是指行為人的某種行為違反了現有法律的規定，即認為構成侵權，損害要件說，不管行為人的某種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即認為其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我國採用的是以過錯和損害理論為基礎，以非法說為補充的侵權責任體系。具體到環境污染侵權案件，採用的是損害要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該規定。我們可得知，環境污染侵權案件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並且採用了損害要件理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污染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不論該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法律規定，行為人都應該承擔責任。關於污染行為，我國法律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為污染物，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姑且給污染行為作如下定義：污染行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棄置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污染物，可能對環境及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損害的行為。通過以上兩個概念的比較，可得出如下結論：（1）行為人有污染行為，不一定給他人造成具體的可計算的損害，因而，按我國法律規定，也就不一定構成侵權，但如果構成污染侵權，則必定有污染行為的存在；（2）《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 「……，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此處的『行為』是指污染行為，而不是指侵權行為；（3）侵權行為是否存在，往往依賴於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實質是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此，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夠從被告污染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角度來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存在，也無法從被告行為是否合法的角度來判斷被告侵權行為成立，原告只能夠證明被告的污染行為客觀存在及原告產生了損害事實，至於被告的污染行為是否和原告的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則需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證明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據，而被告反過來要求原告提供證明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從而陷入「循環論證」的爭執，事實上，不管是一般侵權還是特殊侵權，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的判斷均依賴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加害人和污染者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證據規則》中的加害人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在侵權事實被法院確認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這一措辭的差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得到了糾正。
二、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簡稱當事人，通常是訴訟案件中的原告）的舉證責任分析
由污染者（實踐中通常指企業，在訴訟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是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導致對資源（包括知識、管理上的優勢、強大的舉證能力等）的相對壟斷，從而有利於查明事實真相。但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作出某種污染行為對其造成了損害的判斷，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因而需要承擔如下的證明責任：
首先，當事人必須證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棄置污染物的行為。由於環境污染行為的復雜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為牽涉到復雜的物理化學專業技術判斷，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當事人往往無法准確證明具體是什麼類型的污染，但他至少應該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確有污染行為存在，至於這種污染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則依賴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應由污染者舉證證明。
其次，當事人必須證明損害事實的存在，沒有損害事實，其訴訟請求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對損害事實證明的一個難題就是對損害所造成的損失價值的證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特殊性，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准確的數據證明其損失的價值，甚至也無法通過合法的鑒定、評估機構證明，比如，魚塘養的魚被附近企業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魚到底價值幾何，往往會成為一個難題，當事人可提供其購買魚苗的原始票據證明魚的品種、數量、養殖時間及相關市場價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賣魚收益，形成證據鏈條綜合證明，如有條件，最好是經過專業機構評估。
第三，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同時也是對污染者的保護，有必要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可能性的因果關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為，而乙在B地受到損害，且AB兩地相距甚遠，按常理推斷，甲在A地的污染行為不可能對B地的乙產生影響，而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過，現乙起訴甲環境侵權，則乙明顯是濫用訴權行為。因此，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關系是必要的，當事人至少要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有可能造成當事人的損害，但不能夠據此加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應當對當事人的證明義務加以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應限於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依據常識和經驗能夠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加以合理解釋；（2）當事人能夠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3）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時空的一致性或延續性，而不致發生斷裂；（4）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證明僅僅只是一種因果關系可能存在的證明，而不是證明因果關系必然存在的證明。
三、污染者的舉證責任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污染者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證明責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為影響范圍內發生有不正常的損害事故後，污染者應當積極取證，包括對損害現場拍照、對損害原因進行調查，在損害原因存疑的時候聘請相關的鑒定機構對損害原因進行鑒定，以固定證據，從而防止損害後果被誇大、損害原因被扭曲。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被告無法提供證據排除因果關系存在的情形，出現這種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於取證或者被告事實上對損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機的心態，從而出現對其不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導致被告完全忽視對相關證據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於通過對政府或法院施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式獲取對其有利的結果。
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也不應當無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發生損害結果的當事人的積極配合，尤其是對一些隱密的損害，當事人應當積極向污染者主張權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後，應當配合污染者的調查取證；其次，對現有科學技術無法論證的傷亡原因，應按照公平原則，適當減輕污染者的侵權責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責任，會使當事人陷入權利無法救濟的狀態，因此，污染者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嚴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這一權利之前，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污染者必須對損害原因進行了相應的調查及論證，並在可能的范圍內咨詢了相關的鑒定機構，鑒定機構給出了無法鑒定的結論；（2）污染者必須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觀點。
四、污染者取證的權利和當事人的附隨義務
一般侵權規定的訴訟時效至少有一年到兩年，當事人只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主張權利都是有效的，但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不同，由於污染者承擔了對因果關系的舉證義務，因而，有必要從法律上保證他對污染案件的取證權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損害原因相關的證據很容易滅失的情況下，讓污染者及時知道情況，是保證他履行因果關系證明義務的前提，這就派生出受到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一項重要的附隨義務，那就是在損害後果發生或者有受損害的重要危險時，及時報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證要求後，積極配合其取證。
但當事人的附隨義務應當加以廣義的理解，即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污染者及時知道了損害事實發生即可，因為，在實踐中，當事人在損害事實發生後，通常會報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則往往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當事人不理不睬，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利用取證的借口，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或毀滅相關證據，而當事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平民，具備的法律知識及舉證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當時盡管報告了污染者，卻不知如何保存相關已經履行了報告義務的證據，在某種情況下，他自身保存的證據也可能被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污染者所毀滅。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時就應該對可能發生的損害後果有某種預見，其對污染行為所及時空范圍內的不正常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害事件應當負有高度的注意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當事人的附隨義務加以限制：首先，對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廣為人知（可以報紙、電視、網站等傳媒報道、職能部門查處或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十人以上證人證言等為依據），而污染者不作為的案件，不能夠以當事人本人未告知為借口怠於取證；其次，對於當事人提出確切證據證明污染者在損害事實發生後及時知道了該損害情況的，盡管當事人沒有報告，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履行報告義務；第三，當事人向有關職能部門舉報後，有關職能部門進行了調查處理的，應當視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應的報告義務；第四，當事人雖然未履行報告義務，但在訴訟時能夠提供相關原始證據，污染者能夠通過鑒定等技術手段查明污染侵權事件的因果關系的，天貓提示：美國進口普衛欣有效防霧霾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時報告為借口抗辯；第五，當事人在污染者取證過程中發現污染者有可能會毀滅相關證據的，應當申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調查，並可要求污染者及時出具調查結論。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當事人何時向污染者報告為恰當時機，因為當事人向污染者報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證污染者對因果關系的證明義務得到很好地履行，故當事人只要在相關證據沒有滅失之前報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當然，當事人同時要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履行這種義務，否則，他的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叄』 環境污染糾紛的處理辦法有哪些
侵權糾紛是指因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所發生的糾紛，如侵害物權、人身權、知識產權、繼承權乃至於債權等。特殊侵權行為，是指由法律直接規定，在侵權責任的主體、主觀構成要件、舉證責任的分配等方面不同於一般侵權行為。應適用民法上特別責任條款的致人損害的行為。在我國民法通則中，屬於特殊侵權行為的情況都有具體的條文明確加以規定。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是因發生環境污染損害時引起的賠償責任糾紛和賠償金額糾紛。賠償責任糾紛是確定誰應承擔賠償責任而產生的爭議，賠償金額糾紛是確定負賠償責任者應賠償多少金額而產生的爭議。解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主要有以下兩種途徑，當事人可任選其中的一種。
(1)行政處理
因環境污染損害而產生的賠償糾紛，當事人可請求行政機關進行調解處理。有權對污染損害賠償糾紛進行處理的行政機關有(1)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2)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
(2)司法解決
當通過行政處理不能解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時，即當事人對行政機關就賠償糾紛所作處理決定不服時，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司法解決按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二款規定：「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相關政策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肆』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如何處理
確定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方式如下：
一、對污染損害進行定性，即確定污染物損害是否由污染引起
當企業在發生環境污染事故或者排放較多的污染物之後，附近的農作物、經濟作物、畜禽、水域養殖等會出現一些異常的現象。但農作物被污染物危害後產生的症狀，常與病蟲害、用肥過量或不足、微量元素缺乏和農葯用量不當等所產生症狀有相似之處;畜禽類、魚類污染所致損害與流行性瘟疫也往往容易混淆，難以做出准確的判斷。這時就應在當地環保部門的主持或指導下，會同各有關方面的專家進行周密的調查和細致的監測、綜合分析，確定此次受害是否由企業排污所致。
二、對污染損害的責任進行定性，即確定污染損害的責任是否在企業
根據有關環境法律法規規定，由下列原因造成污染危害，企業不承擔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一是完全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污染損失的，免於承擔責任;二是污染損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過失所引起的，第三者應當承擔責任。
如施工單位在企業進行施工時，不聽勸阻或在企業不知情的情況下未經處理向水體排放、傾倒放射性固體廢物或油類、酸液、劇毒的廢液等造成的污染危害;三是污染損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的，如由於附近居民在應該知道污水危害的情況下，將污水引入農田進行灌溉，或擅自使用工業廢渣，或故意將污水引入養殖水域，這類情況下造成的污染危害損失，企業不承擔污染責任，可以不進行賠償。
在碰到污染損害賠償事件時，當事企業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環保部門必須掌握必要的監測數據。如果企業無法提供確鑿的證據以證明其無環境污染責任，企業就應按照自己應負的責任承擔環境損害賠償。
三、對污染損害進行定量，即對污染損害賠償數額進行合理確定
污染危害一旦確定是因企業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或企業應負有責任，企業必須承擔污染損害賠償責任。污染損害賠償的具體數額大體包括以下幾項：由於企業污染物的排放造成他人的直接經濟損失或間接的經濟損失;受害者為恢復生產或為減少污染損害所支付的費用;受害者為消除污染危害所實際需要的費用。
『伍』 關於環境污染的侵權訴訟中，被告的舉證責任應該包括哪些是否應該包含法律規定的減輕責任的情形。
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復雜性，污染行為的即時性和反復性，常常出現直接證據滅失或無法及時取證的情形，實踐中，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污染物滅失，如有毒有害氣體揮發，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澱或發生化學反應等；二、受害對象滅失，如受損害動植物死亡並腐化，如不及時處理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實踐中，當事人往往是通過證人證言、現場照片、科學著作等間接證據組成證據鏈條來主張權利，因此，恰當運用證據規則及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常常成為該類案件的關鍵，往往會決定著案件的最後結果。
一、現有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負有證明義務，在訴訟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由原告對其所主張的訴訟請求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義務，而由被告對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這種舉證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規定》第4條第（三）項規定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6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意思：一，『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仍然適用，即原告對其主張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仍需承擔舉證責任；二，根據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將本應由原告承擔的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轉移給被告承擔，學理上通稱這種情形為『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移』，而免責事由屬於被告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一般舉證責任規則，本應由被告舉證，不屬於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情形。
需要著重釐清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兩個概念即侵權行為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區別，關於侵權行為的學界定義，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說，比較流行的有過錯要件說，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存在故意或過失，即認為侵權行為成立，非法要件說，是指行為人的某種行為違反了現有法律的規定，即認為構成侵權，損害要件說，不管行為人的某種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即認為其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我國採用的是以過錯和損害理論為基礎，以非法說為補充的侵權責任體系。具體到環境污染侵權案件，採用的是損害要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該規定。我們可得知，環境污染侵權案件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並且採用了損害要件理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污染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不論該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法律規定，行為人都應該承擔責任。關於污染行為，我國法律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為污染物，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姑且給污染行為作如下定義：污染行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棄置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污染物，可能對環境及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損害的行為。通過以上兩個概念的比較，可得出如下結論：（1）行為人有污染行為，不一定給他人造成具體的可計算的損害，因而，按我國法律規定，也就不一定構成侵權，但如果構成污染侵權，則必定有污染行為的存在；（2）《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 「……，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此處的『行為』是指污染行為，而不是指侵權行為；（3）侵權行為是否存在，往往依賴於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實質是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此，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夠從被告污染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角度來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存在，也無法從被告行為是否合法的角度來判斷被告侵權行為成立，原告只能夠證明被告的污染行為客觀存在及原告產生了損害事實，至於被告的污染行為是否和原告的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則需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證明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據，而被告反過來要求原告提供證明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從而陷入「循環論證」的爭執，事實上，不管是一般侵權還是特殊侵權，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的判斷均依賴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加害人和污染者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證據規則》中的加害人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在侵權事實被法院確認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這一措辭的差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得到了糾正。
二、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簡稱當事人，通常是訴訟案件中的原告）的舉證責任分析
由污染者（實踐中通常指企業，在訴訟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是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導致對資源（包括知識、管理上的優勢、強大的舉證能力等）的相對壟斷，從而有利於查明事實真相。但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作出某種污染行為對其造成了損害的判斷，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因而需要承擔如下的證明責任：
首先，當事人必須證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棄置污染物的行為。由於環境污染行為的復雜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為牽涉到復雜的物理化學專業技術判斷，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當事人往往無法准確證明具體是什麼類型的污染，但他至少應該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確有污染行為存在，至於這種污染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則依賴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應由污染者舉證證明。
其次，當事人必須證明損害事實的存在，沒有損害事實，其訴訟請求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對損害事實證明的一個難題就是對損害所造成的損失價值的證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特殊性，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准確的數據證明其損失的價值，甚至也無法通過合法的鑒定、評估機構證明，比如，魚塘養的魚被附近企業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魚到底價值幾何，往往會成為一個難題，當事人可提供其購買魚苗的原始票據證明魚的品種、數量、養殖時間及相關市場價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賣魚收益，形成證據鏈條綜合證明，如有條件，最好是經過專業機構評估。
第三，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同時也是對污染者的保護，有必要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可能性的因果關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為，而乙在B地受到損害，且AB兩地相距甚遠，按常理推斷，甲在A地的污染行為不可能對B地的乙產生影響，而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過，現乙起訴甲環境侵權，則乙明顯是濫用訴權行為。因此，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關系是必要的，當事人至少要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有可能造成當事人的損害，但不能夠據此加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應當對當事人的證明義務加以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應限於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依據常識和經驗能夠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加以合理解釋；（2）當事人能夠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3）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時空的一致性或延續性，而不致發生斷裂；（4）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證明僅僅只是一種因果關系可能存在的證明，而不是證明因果關系必然存在的證明。
三、污染者的舉證責任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污染者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證明責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為影響范圍內發生有不正常的損害事故後，污染者應當積極取證，包括對損害現場拍照、對損害原因進行調查，在損害原因存疑的時候聘請相關的鑒定機構對損害原因進行鑒定，以固定證據，從而防止損害後果被誇大、損害原因被扭曲。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被告無法提供證據排除因果關系存在的情形，出現這種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於取證或者被告事實上對損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機的心態，從而出現對其不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導致被告完全忽視對相關證據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於通過對政府或法院施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式獲取對其有利的結果。
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也不應當無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發生損害結果的當事人的積極配合，尤其是對一些隱密的損害，當事人應當積極向污染者主張權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後，應當配合污染者的調查取證；其次，對現有科學技術無法論證的傷亡原因，應按照公平原則，適當減輕污染者的侵權責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責任，會使當事人陷入權利無法救濟的狀態，因此，污染者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嚴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這一權利之前，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污染者必須對損害原因進行了相應的調查及論證，並在可能的范圍內咨詢了相關的鑒定機構，鑒定機構給出了無法鑒定的結論；（2）污染者必須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觀點。
四、污染者取證的權利和當事人的附隨義務
一般侵權規定的訴訟時效至少有一年到兩年，當事人只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主張權利都是有效的，但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不同，由於污染者承擔了對因果關系的舉證義務，因而，有必要從法律上保證他對污染案件的取證權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損害原因相關的證據很容易滅失的情況下，讓污染者及時知道情況，是保證他履行因果關系證明義務的前提，這就派生出受到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一項重要的附隨義務，那就是在損害後果發生或者有受損害的重要危險時，及時報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證要求後，積極配合其取證。
但當事人的附隨義務應當加以廣義的理解，即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污染者及時知道了損害事實發生即可，因為，在實踐中，當事人在損害事實發生後，通常會報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則往往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當事人不理不睬，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利用取證的借口，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或毀滅相關證據，而當事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平民，具備的法律知識及舉證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當時盡管報告了污染者，卻不知如何保存相關已經履行了報告義務的證據，在某種情況下，他自身保存的證據也可能被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污染者所毀滅。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時就應該對可能發生的損害後果有某種預見，其對污染行為所及時空范圍內的不正常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害事件應當負有高度的注意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當事人的附隨義務加以限制：首先，對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廣為人知（可以報紙、電視、網站等傳媒報道、職能部門查處或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十人以上證人證言等為依據），而污染者不作為的案件，不能夠以當事人本人未告知為借口怠於取證；其次，對於當事人提出確切證據證明污染者在損害事實發生後及時知道了該損害情況的，盡管當事人沒有報告，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履行報告義務；第三，當事人向有關職能部門舉報後，有關職能部門進行了調查處理的，應當視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應的報告義務；第四，當事人雖然未履行報告義務，但在訴訟時能夠提供相關原始證據，污染者能夠通過鑒定等技術手段查明污染侵權事件的因果關系的，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時報告為借口抗辯；第五，當事人在污染者取證過程中發現污染者有可能會毀滅相關證據的，應當申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調查，並可要求污染者及時出具調查結論。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當事人何時向污染者報告為恰當時機，因為當事人向污染者報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證污染者對因果關系的證明義務得到很好地履行，故當事人只要在相關證據沒有滅失之前報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當然，當事人同時要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履行這種義務，否則，他的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陸』 誰知道如何確定共同環境侵權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兩個以上污染者污染環境，污染者承擔責任的大小，根據污染物的種類、排放量等因素確定。」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就環境污染共同侵權行為所作的責任規范，是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一個創新性規定。
共同侵權行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法律特徵:一是侵權主體的復數性。二是侵權行為的共同性。共同環境侵權行為中，各侵權人的污染行為具有主觀或客觀上的共同性，即他們的污染行為相互聯系、互相作用，構成一個統一的致害原因。三是損害後果的共同性。各污染侵權人實施的侵權行為相互結合，共同致害於環境權益受損人，並發生共同的環境損害後果。
從《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的內容看，共同環境侵權責任是根據侵權人排放污染物的種類、排放量等各種因素對所造成的環境損害後果的作用力大小來確定的，基本上趨向於按份責任的形式。
筆者認為，在沒有司法解釋或其他法規進行具體細化的情況下，這條法律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其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一是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本身具有專業性強、案情復雜的特點，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問題往往要涉及到化學、生物、物理等自然科學領域，而這些學科知識又正是多數法官的「短板」。法官要運用當事人提供的高度專業性證據材料來准確認定案件的基本事實相當困難，尤其對於各污染行為人排污的具體情況的認定有相當的難度。
二是法官難以根據侵權人的排污具體情況精準地推導出各侵權人對環境損害後果應承擔的責任比例。司法實踐中，為逃避、推脫責任或者其他原因，污染行為人在關於排污問題上往往採取隱略式的舉證，不會向法庭提交於己不利的證據。法官無法通過這些存在「偏差」的證據來認定各排污行為對損害後果的致害程度，也就無法適用《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來解決各侵權人爭執的責任歸屬、責任大小問題。
正是考慮到環境司法中可能出現的這種情況，《侵權責任法》對此做了預防性規定，即在共同環境侵權行為人的責任構成和責任方式上，如果無法適用特別規定情況下，可按《侵權責任法》的基本規定進行處理。
一是各單個污染行為就足以造成全部損害後果的，各行為人相互間承擔連帶責任。如3家化工廠都向同一河流排放具有較強毒性的污水，每家工廠排放的污水量都足以致使下游魚塘的魚全部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各排污企業相互間要承擔的是一種連帶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兩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每個人的侵權行為都足以造成全部損害的，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
二是各污染行為人的侵權行為結合後產生損害後果的，如果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則平均承擔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十二條規定，兩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
《侵權責任法》對環境污染責任做了專章規定，體現法律對當前突出的環境問題的高度重視，但是由於此法對環境污染責任的規定只有短短的4條規定，且規定的內容基本上屬於原則性規范，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
筆者建議:在修改《環境保護法》時專門設立「環境損害賠償」一章，改變以往環境立法中弱化環境民事責任規范的狀況。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可單獨制定《環境損害賠償法》，使環境民事權益受損的當事人能獲得更加有力的法律救濟。
『柒』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如何處理
一、對污染損害進行定性，即確定污染物損害是否由污染引起
當企業在發生環境污染事故或者排放較多的污染物之後，附近的農作物、經濟作物、畜禽、水域養殖等會出現一些異常的現象。但農作物被污染物危害後產生的症狀，常與病蟲害、用肥過量或不足、微量元素缺乏和農葯用量不當等所產生症狀有相似之處;畜禽類、魚類污染所致損害與流行性瘟疫也往往容易混淆，難以做出准確的判斷。這時就應在當地環保部門的主持或指導下，會同各有關方面的專家進行周密的調查和細致的監測、綜合分析，確定此次受害是否由企業排污所致。
二、對污染損害的責任進行定性，即確定污染損害的責任是否在企業
根據有關環境法律法規規定，由下列原因造成污染危害，企業不承擔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一是完全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污染損失的，免於承擔責任;二是污染損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過失所引起的，第三者應當承擔責任，如施工單位在企業進行施工時，不聽勸阻或在企業不知情的情況下未經處理向水體排放、傾倒放射性固體廢物或油類、酸液、劇毒的廢液等造成的污染危害;三是污染損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的，如由於附近居民在應該知道污水危害的情況下，將污水引入農田進行灌溉，或擅自使用工業廢渣，或故意將污水引入養殖水域，這類情況下造成的污染危害損失，企業不承擔污染責任，可以不進行賠償。
在碰到污染損害賠償事件時，當事企業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環保部門必須掌握必要的監測數據。如果企業無法提供確鑿的證據以證明其無環境污染責任，企業就應按照自己應負的責任承擔環境損害賠償。
三、對污染損害進行定量，即對污染損害賠償數額進行合理確定
污染危害一旦確定是因企業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或企業應負有責任，企業必須承擔污染損害賠償責任。污染損害賠償的具體數額大體包括以下幾項：由於企業污染物的排放造成他人的直接經濟損失或間接的經濟損失;受害者為恢復生產或為減少污染損害所支付的費用;受害者為消除污染危害所實際需要的費用。
賠償採用的方式一般有兩種：一是常年性賠償的方式，即根據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當年或更長時間對受害者造成的影響，實事求是地確定一個受損數額，在排污量不發生大的變化的情況下，每年向受害者支付這一確定數額;二是即損即賠的方式，即污染一次就賠償一次。這種方式比較常用，但對於排污不穩定、經常造成污染損害的企業，必須拿出很大的精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進行賠償時，應在環保部門的組織下，會同有關部門、當事各方對污染受害面積、受害作物及受害畜禽、魚類的數量和受害程度，以及他們在近年的平均產量或近年平均效益進行實地勘查，在實際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確定污染物損害所造成的實際損失，然後計算出應賠償的基本數額，再綜合考慮受害者為消除污染、減輕危害所需要的各項費用數額，初步確定出污染損害賠償數額，最後在環保部門的主持下，經過雙方協商達成賠償協議。
『捌』 環境侵權的救濟途徑有哪5種哪些是自力救濟，哪些是司法救濟急！！
權利救濟旨在通過某種積極方式的運用使受損權益得到恢復或者補救;救濟的獲得以侵害的事實、且需以實體權利的存在為前提;權利救濟的主要方法為法律救濟,主要包括司法救濟、仲裁救濟和行政司法救濟。
『玖』 試論述我國環境保護法中環境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環境污染與環境破壞日益嚴重，從而導致了環境侵權案件頻繁發生，作為判決環境侵權民事案件的基礎——歸責原則，引起了專家和學者的關注，本文從我國目前的環境侵權民事規則原則與國外的環境侵權民事規則原則的對比，提出完善我國環境侵權規則原則的建議。
關鍵詞： 環境侵權 民事責任 歸責原則 完善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我國的法學家們就開始了激烈的討論，這是與我國的社會、經濟高度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益發達密不可分的。但是在高科技給人類物資生活帶來空前繁榮的同時，也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例如環境污染、資源嚴重破壞等所引發的侵權行為，這些行為由於主體特殊，因果關系復雜及證據容易滅失等原因，使案件具有不同於一般民事侵權案件的特點，環境侵權一般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間接性、復雜性、多元參與性和緩慢性等特徵。因此在解決此類案件時，適用的規則原則亦有特殊要求。
一、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以何種根據確認和追究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他所解決的是侵權民事責任之基礎問題。在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是採取過錯責任原則，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各專家學者對此眾說紛紜。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和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民法通則是將環境污染作為一種特殊侵權行為使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除了民事基本法之外，有關環境保護的基本法均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原則。如《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完全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免予承擔責任。」《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條第三、四款規定：「水污染損失有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的，排污單位不承擔責任。」《海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完全屬於下列情況之一的，經過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損失損害的，免予承擔責任：（1）戰爭行為;(2)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3）負責燈塔或則其他助航設備的主管部門在執行職責是疏忽或者其他過失行為，安全是由於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的，由第三者承擔賠償責任。」也正是《海洋環境保護法》開創了我國環境污染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先河。
從以上我國環境立法關於造成環境污染者承擔民事責任的條件來看，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中，只要污染環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也不管行為人在客觀上是否違法，都要承擔賠償責任。我國在環境污染防治法律中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原則，而在自然資源保護法中，適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在環境侵權民事案件上的適用，是對民事責任制度及其理論的突破與發展，對解決現代社會新型侵權行為新特點，彌補過錯責任的缺陷，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原則在環境侵權領域中的廣泛適用，更加體現了法律的公平與價值的精神，維護了公眾和社會的利益。同時也表明了他比過錯責任原則更加嚴格對企事業單位和一切可能引起環境污染的侵權者提出可更高的要求。此原則在環境民事侵權案件適用，一方面說明了我國環境侵權民事制度不斷完善與發展，這也順應現代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用的歸責原則；另一方面這也是有效保護環境與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
但是我國目前的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仍然還存在著有待完善的幾個方面：（1）無過錯規則原則在環境侵權領域的適用范圍還應擴大，特別是在新時期出現的現代新能源及新危險物質所帶來的環境侵權領域，還有如生態破壞、地面沉降等也面臨著同環境污染同樣的難題，由於此類現象因果關系難以判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不利於對受害者的保護。（2）在環境損害中實行無過錯責任為體現公平合理民法思想要求，無過錯責任與其他規則原則的根本區別就是行為人必須以法律明文規定的事由為免責的抗辯事由，不能因自己進了注意義務、沒有過錯而免責。筆者認為我國的法律規定的歸責原則不夠明確。（3）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科學技術的限制，適用單一的歸責原則不能適應我現階段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二、國外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之通說
現代大部分國家都將無過錯責任原則作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賠償原則予以適用，但由於不同國家採用無過錯責任的做法不同，因此，反映在侵權行為的適用上也不盡相同。
法國是以「近鄰妨害」這一概念來概括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損害的。法國判例認為，土地的利用者，為了追求正當利益而使用自己的土地，並且在使用時竭力履行了必要的注意義務，基本上沒有任何過錯，也會引起對相鄰者的損害。當這種損害超過了向鄰者通常應當忍受的義務時，就應當認定土地利用者的法律責任，以謀求對被害人的保護。
日本以「公害」這一概念來表述環境污染損害，而其學說上關於公害救濟的無過錯賠償責任的確定，則主要是通過類推適用日本民法第七百一十七條工作無所有人（無過錯）責任的規定演繹而成的。
德國是以「干擾侵害」的概念來概括環境污染造成對他人的干擾性、妨害性危害的。其《民法典》第九百零六條規定：「土地所有人對於瓦斯、蒸汽、臭氣、煤煙、音響、振動等的侵入，以及其他來自鄰地的相類似的侵入，如果該種干擾並不妨害其對土地的利用，或其妨害僅系不重大者，則不得予以禁止；如系重大的干擾，且系他土地利用人以當地通行做法利用土地而引起的，而且該干擾是他土地的利用人（即加害人）依其經營上課期待的措施所能加以防止的，土地所有人應予以容忍；如果該干擾所造成的妨害超過預期程度，土地所有人可請求他土地利用人以金錢做相當的補償。」這一規定用以調整不動產相鄰關系責任的，這種責任是一種不以土地所有人的過錯為前提的無過錯責任。[1]筆者認為德國在環境侵權中，用法律方式明確給予了環境侵權加害人以一定的侵害限度，打破了無過錯歸責原則傳統的三個抗辯事由（不可抗力、受害者人過錯、第三人過錯）。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調動行為人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如加害人的行為超過一定程度，仍要進行賠償。筆者認為，此條款明確規定了免責事由，值得我國在完善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時，予以借鑒。而且德國將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分類較細。如《德國水法》二十二條分兩款規定了污染環境的行為責任和設備責任，兩種責任均屬危險責任。1991年實施的《環境責任法》規定了危險責任的過程要件，該法第一條規定，如果某些設備引起對環境的影響，而導致某人的死亡，或身體、健康受到損害，或財產被毀損，那麼，該設備的所有人負有賠償受害人因此所致損害的義務。該條不僅規定了環境損害、財產損害均囊括其內，從而使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得到周全的保護。[2]
英美普通法系各國沿襲傳統的「妨害行為」的概念來表述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害。由於英美法系是秉承英國早期的瑞蘭訴弗萊徹案確定的法則，所以法院在環境污染中對污染者適用嚴格責任原則。
三、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之完善
在環境侵權領域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具有不但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可以推動並促進污染單位積極主動地採取措施防污治污，履行環保義務，強化環境觀念並逐步改善人類環境，但是筆者認為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原則仍需完善。
1、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應進一步擴大。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新能源、新材料產品不斷誕生，在新能源、新材料研發和使用過程中，對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情況，應該運用法律手段予以規范，筆者認為在對新能源新材料發明和使用造成的侵權行為應使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再者，我國在自然資源保護法中使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筆者認為生態破壞有同環境污染相同的特點，如具有復雜性、潛伏性、持續性、廣泛性等特點。所以在生態破壞侵權行為，應適用無過錯原則比較合理。如德國《水利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如果連續第無限制相地使用稅可能對公共供水造成嚴重損害，可對執照加以限制或予以吊銷。在此情況下，可以判處賠償。
2、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應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確。民事法律關系本身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社會關系，如果不能運用明確具體的法律規范加以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穩定性將嚴重下降，以致導致影響社會的穩定，那麼作為解決環境侵權民事法律關系的賠償的歸責原則，是從有關規定中推定出來，容易產生爭議和理解上的歧義，所以筆者認為，應在有關的環境污染、環境破壞的法律中明確規則原則，作為法官判決環境侵權民事案件法律准則。
3、明確規定免責事由。環境污染使用的是相對無過錯規則原則，不是絕對無過錯責任原則，即加害人在法定情況出現時可獲免責。為避免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積極效果因允許過多的抗辯而受到削弱，免責條件應盡顯於不可抗力，原告自己造成或同意的損害、第三者介入（如根據公共局下達的強制性命令而進行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害等情形）。[3]
4、在環境污染侵權的歸責原則應多元化。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和個人賠償損失。」沒有區分該污染行為是合法還是違法，是故意還是過失，就是說，只要造成污染除法律規定免責外均要承擔責任。筆者認為此種規定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不利於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筆者認為，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可以對日本的「忍受限度論」進行參考和借鑒，並且我國已出台了《環境影響評價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在環境污染限度內，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否則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更加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陳泉生著 《環境法原則》 法律出版社 第218—219頁 1997
[2]劉景一 喬世明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
[3]周湘華 我國環境法中民事責任制度之完善 《當代法學》 2003年 第3期
[4]包晴 民事責任制度在環境侵權領域的運用於發展 《陝西省行政學院學校》 1999年11月第3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