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注意義務的具體要求包含哪幾個方面
合同的履行是合同法律效力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通過合同履行實現的。因此在合同履行中要注意全面履行合同，包括合同標的、數量、標准、價款、時間、地點等，完全按照合同約定履行並保留好實際履行的書面材料原件，如收貨單、驗收單、收條等。合同履行中不得隨意變更否則變更方可能承擔違約責任。當然，不同類型的合同要注意的具體事項也不同。
Ⅱ 什麼是合理的注意義務
一般注意義務肇始於德國，後來逐漸為其它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所接受,如日本、台灣。它是由誠信原則催生而出的。德國法上侵權行為法的危機產生,
肇因於德國法上以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826條所形成的三大「一般侵權行為法規范」過渡強調對權利層面的保護,
根據侵權責任的嚴格要件主義,
只有發生絕對權利的侵害結果,
才會導致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
故為了處理社會生活中復雜多樣化的侵權案件,
學說判例亟於設法擴大侵權法受保護的范圍。其次,
科技發展出現的高新產品引發出了許多常人所難以事先預防的不幸事故,
缺乏專業知識的受害人卻無法從民法典獲得有效救濟的依據。為了解決法律規定的不足或立法滯後的弊病,
法官通過判例發展出了「一般交易安全注意義務」,
似有建構一般性的侵權責任要件,
以應對復雜疑難案件的損害賠償問題之勢。
Ⅲ 侵權行為的概念
從民法法系來講，獨立規定侵權法有其獨特的價值。首先從比較法來分析，大陸法系認為侵權是債發生的原因之一，通常寫入債法編。英美法系把侵權法獨立出來，與合同法相對應。比較起來，英美法系的模式更為優越。原因在於英美法系侵權法是開放的，有極強的包容性，所以嚴格責任理論產生於英美法系，這是大陸法系無法比擬的
侵權行為就是指行為人由於過錯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財產並造成損害，違反法定義務，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
侵權行為是行為人侵害他人人身和財產的行為。侵權行為，它是侵害他人財產、人身以及知識產權等絕對權的行為。侵權顧名思義就是侵害權利，但是，侵害什麼樣的權利呢? 侵權行為是給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行為，但並不是說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都是侵權行為。任何一種侵權行為在發生以後，受害人要主張侵權損害賠償，則必須要舉證證明行為人侵害了其某種權利或利益，而這種權利和利益應是受到侵權法保護的。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主要區別就在於侵權行為侵害的是一種絕對權，而違約行為侵害的是一種相對權。所謂絕對權，就是指權利人人他的權利主體，就是這個法律關系的權利主體，它是特定的，但是這個義務主體都是不特定的，而權利人的權利可以對抗一切不特定的人。但是相對權，它只是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發生，也就是不僅權利人是特定的，而且義務主體也是特定的，權利人的權利只能對抗特定的義務人。所以，侵權行為的對象主要是絕對權。
Ⅳ 什麼是一般注意義務
一般注意義務肇始於德國，後來逐漸為其它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所接受,如日本、台灣。它是由誠信原則催生而出的。德國法上侵權行為法的危機產生, 肇因於德國法上以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826條所形成的三大「一般侵權行為法規范」過渡強調對權利層面的保護, 根據侵權責任的嚴格要件主義, 只有發生絕對權利的侵害結果, 才會導致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 故為了處理社會生活中復雜多樣化的侵權案件, 學說判例亟於設法擴大侵權法受保護的范圍。其次, 科技發展出現的高新產品引發出了許多常人所難以事先預防的不幸事故, 缺乏專業知識的受害人卻無法從民法典獲得有效救濟的依據。為了解決法律規定的不足或立法滯後的弊病, 法官通過判例發展出了「一般交易安全注意義務」, 似有建構一般性的侵權責任要件, 以應對復雜疑難案件的損害賠償問題之勢。
Ⅳ 侵權責任的概念
侵權行為民事責任,簡稱侵權責任,是指行為人實施一定的侵權行為所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 所謂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由於過錯侵害他人的財產或者人身,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以及依照法律特別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其他致人損害的行為。
Ⅵ 侵權責任法規定的說明義務有哪些
1.醫務人員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
Ⅶ 對侵權責任法第57條的理解
第五十七條：診療義務
第五十七條 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解讀】本條是關於在診療活動中如何界定醫務人員過錯的規定。
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醫務人員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故意易於理解，如何界定過失是本條的主要著眼點。「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體現了侵權責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義務。在現代侵權責任法上，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注意義務是侵權責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過失的基準。各國侵權責任法中注意義務的內涵大同小異。英美法對注意義務的一般解釋是一種為了避免造成損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責任。在侵權法中，如果行為人造成損害的行為違反了應對受害人承擔的注意義務，則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如果一個人能夠合理地預見到其行為可能對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財產損害，那麼，一般情況下他應對可能受其影響的人負有注意義務。
依照本條規定，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就是應當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盡到診療義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診療行為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然而，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並非與合法合規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個醫務人員應當具有的診療水平，並非完全能夠被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所涵蓋。醫務人員完全遵守了具體的操作規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後證明是錯誤的判斷，實施事後證明是錯誤的行為。然而，醫療行為具有未知性、特異性和專業性等特點，不能僅憑事後證明錯誤這一點來認定醫務人員存在診療過錯，不能唯結果論。關鍵要看是不是其他的醫務人員一般都不會犯這種錯誤。因此，本條規定的診療義務可以理解為一般情況下醫務人員可以盡到的，通過謹慎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避免患者受到損害的義務。
醫療糾紛解決的時間可能較長，判斷是否盡到診療義務應當以診療行為發生時的診療水平為參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權責任法草案曾規定，「判斷醫務人員注意義務時，應當適當考慮地區、醫療機構資質、醫務人員資質等因素」。後來考慮到診療行為的實際情況很復雜，刪去了這一規定。地區、資質等因素能否在適用本條時考慮，應當結合具體情況。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規定了具體要求的診療行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一般都應當遵守，不應當因地區、資質的不同而有差別。除此以外，有的診療行為屬於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慮這些因素。反之，對於有的診療行為，在有的情況下，「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也可以理解為包括地區、資質等因素。
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務對診療注意義務有所規定，可以作為理解本條的參考。從國外情況看，注意義務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注意義務的一般抽象性規定；二是明確在每一項具體醫療行為中的注意義務。關於抽象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確，從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業務的人，與其業務的性質相對照，要求負有為防止危險而在實際經驗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國立東京第一醫院腳癬放射線皮膚癌一案中對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義務」作了進一步闡述：作為醫師，對於患者的症狀應予以注意，並在依當時的醫學知識考慮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確定治療方法及程度，在萬全的注意之下實施治療。荷蘭民法典7－453條規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業過程中必須遵守一個好救助者的謹慎，他的行為應當符合其源於救助者專業標准，並據此承擔責任。」
診療環節的具體注意義務涉及問診是否充分、診斷和治療是否錯誤的問題。第一，關於問診義務。在日本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醫師在對職業供血人（該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賴的血清反應的陰性檢查證明、健康診斷書、血液調供所會員證等材料）進行問診時，依照慣例詢問「是否身體健康」並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後（當時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無任何外在表現引起醫師注意），實施了抽血輸血，最終導致接受輸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該案焦點在於醫師是否進行了充分的問診。日本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認為，雖然對持有上述證件的職業供血者，依照醫學界慣例只需詢問「身體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後即可進行抽血，但醫學界這一慣例僅是判定過失輕重的參酌因素，僅依這種醫學界慣例本身不能否定醫師違反了注意義務。本案中，如果醫師對供血者血液有無危險的相關問題進行詳細問診，通過仔細觀察他回答時的反應來誘導其作出真實回答，則並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這一事實。所以本案醫師未盡「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關於疫苗接種的案件曾在日本醫療界引起強烈反響。該案中，醫師對上千名受種者接種，僅依照慣例詢問「是否健康」後即加以實施，結果一些人第二天發生過敏現象，法院判決認為醫師僅進行簡單詢問是不夠的，應對每位受種者當時的身體狀況進行具體詳細的詢問，因此法院判定醫師存在過失。醫界人士普遍認為在對上千人進行集體接種時要求醫師對每個人進行分別詢問是難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認為，為更切實保護患者利益，必須要求醫師充分履行問診義務。醫界行業慣例是否可以作為抗辯事由，很多醫師在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問診內容的做法是醫學界的慣例，因此不應認定違反問診義務。日本法院一般認為，行業慣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斷問題的依據是法律規定與立法目的，是否存在醫界慣例不能直接影響法律上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但可在過失程度上予以考慮。這要求醫界人士認真對待患者的利益，改變慣性思維，重新審視已有慣例的合理性。
第二，關於診斷過失。診斷過程中醫師的過失行為主要是誤診，但並非所有誤診都可判定存在過失。因人體生理的復雜性及許多疾病在症狀上的相似性常使醫師難以一次性診斷正確。德國學者克雷斯蒂安在《歐洲比較侵權法》一書中介紹，歐洲法院在誤診案件中對過失的認定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誤診案件中仍適用傳統的過失標准，認為要考慮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診斷錯誤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認為是無法避免的。德國法院也持同樣的態度，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法中只有在醫師作出的診斷是極為嚴重和錯誤的情形下，才可認定醫生作出了錯誤的診斷。錯誤可能源於應當做某項檢查而沒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狀，但醫師未作相應檢查，或做檢查後未做相應治療，則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可以認定醫師過失的存在。而法國最高法院民事審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決中也明確，只有當誤診是源於對當前醫學知識的過失不知時，誤診才表現為過錯。愛爾蘭最高法院在數個醫生同時疏忽了新生嬰兒髓關節移位的案件中否認了醫師過失的存在，並且將「一個理性的醫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錯誤」認定為誤診責任的條件。
第三，關於治療過失。各國法院對治療過失的判定一般也採取謹慎的態度。如丹麥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確，當某種醫療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險，只有當此種醫療措施無必要或者在施行過程中有嚴重錯誤時，方能認定醫師的過失。丹麥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醫師無過失，該案中醫師作了20次嘗試，試圖將管子插入病人的氣管，但終未成功，由於病人被麻醉時間過長導致終身癱瘓。法院認為，麻醉過程過長並不表明醫師具有錯誤，因為它是源於對極不尋常症狀的錯誤估計。同時，治療方法選擇過程中的錯誤也不必然導致賠償責任的產生，在這方面，法院傾向於給醫師相當的自由空間。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在判斷醫生是否有過失方面，往往通過客觀地評判醫生採取的措施是否得當，是否應當知道但不知道該採取何種措施，或者應當採取卻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