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環境侵權訴訟是環境訴訟的范圍還是民事訴訟的范圍
環境民來事訴訟是指人民法自院對平等主體之間有關環境權利義務的爭議，依照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和裁判的活動。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民事訴訟制度的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主體。這種訴訟本質上屬於私益訴訟。把這種規定適用於環境民事案件是不合適的。因為環境要素之間的關聯性，環境問題往往不是與某個人有直接利害關系，而是影響到公眾的利益。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國家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在環境訴訟中對起訴人的資格作出了相對寬松的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共同訴訟」和「代表人訴訟」制度，對於污染和破壞范圍較大、受害人數較多的環境案件是適合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擴大了起訴人的范圍，但其本質仍然屬於私益訴訟。
㈡ 最新民法總則環境污染侵權的訴訟時效為多長時間
我國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時效適用特殊規定，而不適用《民法通則》二年的普版通訴訟時效規定，《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規定：因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三年，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
㈢ 環境侵權救濟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自行協商、和解
自行協商就是當環境侵權行為發生後，侵權人和受害人本著公平、妥善解決環境糾紛的精神，為避免問題擴大，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自行協商比較適用於小型環境侵權案件，因為這些案件的嚴重性並沒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訴訟道路，當可以私下了結時，自行協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協商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解決環境侵權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協商當一方或雙方不合作時就無法實施；當一方法律知識欠缺時，可能會導致協商結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於維護自身權益等。
但總的來說，自行協商是一種能提高效率的侵權救濟方式，我國認為能協商解決的問題一般盡量協商解決。
（二）調解
調解是指當事人雙方發生糾紛時，請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居中調和，達成解決矛盾的協議並自覺執行的糾紛解決方式。調解可分為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仲裁調解等。此處所講的調解主要是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是行政機關居中調解，同樣要遵守自願公正的原則，其調解結果不具有強制力，當事人不服其調解結果可向法院訴訟；而司法調解是人民法院居中進行調節，其調解結果具有強制力，當一方不履行時另一方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根據事先後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將民事爭議提交雙方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裁決，解決糾紛。仲裁具有自願性、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等特徵。但我國目前在環境領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糾紛外，既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法規，也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機構。從實踐中看，我國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員會也為把國內環境糾紛列入仲裁受理事項。這是我國需要繼續改進和加強的地方。
（四）訴訟
訴訟是最強力的環境侵權救濟途徑。環境侵權案件一般適用無過錯原則，即當受害人受到環境侵權時，無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訴訟具有極強的強制力，是公民維護自身環境權利、進行環境侵權救濟的最有效措施。但由於現如今公民的環境法律知識較為薄弱，環境侵權維權意識不足，除重大環境傷害案件外，公民很少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對簿公堂。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㈣ 民事環境私益訴訟中，原告如何承擔主張責任和證明責任
根據法條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有被侵權人就加害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待證的事實為法律要件分類說當中的發生法律關系的事實。由原告進行舉證，所以屬於正置。
法律依據：最高法發布環境侵權司法解釋（2015年）
第六條 被侵權人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請求賠償的，應當提供證明以下事實的證據材料：
（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二）被侵權人的損害；
（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與損害之間具有關聯性。
擴展知識：第七條 污染者舉證證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一）排放的污染物沒有造成該損害可能的；
（二）排放的可造成該損害的污染物未到達該損害發生地的；
（三）該損害於排放污染物之前已發生的；
（四）其他可以認定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情形。
參考來源：360--環境污染司法解釋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㈤ 環境侵權的集團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區別
環境侵來權的集團訴訟，是眾源多受到環境污染侵害的受害人發起的集體訴訟。目的是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而環境污染的公益訴訟，一般是有權單位提起的環境污染訴訟，目前多由檢察院提起。目的是治理環境污染，保護公眾安全。
㈥ 環境侵權造成損害該如何救濟
（一）環境侵權損害之法制救濟
1.完善環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訴的積極性
俄國法學家穆拉耶夫指出：「檢察機關……這些公職人員的使命，按職務來說，主要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
這實際上是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相應法律基礎，也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化實現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徑。
首先，在立法上拓寬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不僅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資格不應僅僅限定於直接利害關系人。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和訴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立法中明確檢察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當是應有之義，以此強化我國的公共環境利益保護，明確檢察機關履行職責並行使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導地位。此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出發點是為了公益，那麼只要訴訟的唯一目的是主張公共利益，即可借鑒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逐步將自然人納入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內。有些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問題，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發現，等待相應符合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或將錯過最佳環境修復期，賦予自然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則可補強訴訟的及時性。有學者擔心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可能導致濫訴，實屬不必要的擔憂。一方面，出於訴訟經費、時間、訴訟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訴訟畢竟在少數；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其作為國家機關，肩負檢察監督、起訴等多項職能，出於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濫訴的可能性。
其次，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協調法律之間的規定。環境問題存在滯後性、潛伏性、不可逆轉性的特點，導致許多污染問題在當下難以暴露出來，而是在時隔多年後慢慢顯露。鑒於此，環境公益訴訟不僅應包括已經發現的污染及破壞生態問題，更應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環境公益的行為。具體而言，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納入損害環境公益之虞的行為。此外，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導致法律適用存疑。《環境保護法》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而《民事訴訟法》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適用原則中有「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但人大常委會為人大的常設機構，二者屬同一位階還是人大的位階高，理論界莫衷一是；法律適用原則中「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但前提是屬於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全國人大是否為同一機關，理論界亦爭論不一，此兩項法律適用原則均難以為實踐提供指導。因此，亟待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改變法律規定之間不一致的現狀。筆者建議，在當前制定《環境保護法典》環境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待未來《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改中，協調環境公益訴訟受案范圍，與《環境保護法》保持一致。隨著環境法治的發展，亦可待今後時機成熟時指定《環境保護法典》。就當前存在的問題，可由相關司法機關出具司法解釋予以補強。
總體而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顯然較過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進環境法治的發展。然而，日益嚴重的多類型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法》尚不足切實指導司法實踐，公民維權之路依然艱辛，有待從立法上為公益之訴提供保障，增強公民、法人及其社會組織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及維權的積極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僅從大方向提出拓寬原告資格及受案范圍，其他立法上的建議學界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
2.逐步推行環境稅制，反哺生態系統
我國現行稅制並未設立獨立的環境稅，但2014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推動消費稅、資源稅改革、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由此可見，環境稅制改革已勢在必行。
㈦ 環境侵權案件如何分配舉證責任
環境侵權訴訟中，應適用嚴格責任。污染者的加害行為應當排除「違法性」的適用，但在環境保護單行法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但部分單行環境保護法並不沒有在污染構成要件上與這兩個法律規定保護一致。如《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環境雜訊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雜訊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准，並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卻未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因此，違法性是否為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在具體案情中要根據不同的環境保護單行法的規定來判斷。 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在舉證責任分配上，被告承擔具有法定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為與其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規定的本意，應當降低原告舉證責任的證明標准，原告只要能夠證明因果關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由污染者承擔，並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舉證責任。基於環境污染責任在因果關系認定上的特殊性，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和因果關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即與一般侵權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對因果關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證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對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證明責任。所謂「初步的因果關系「是指原告的證明標准較低，即只要原告能夠證明被告污染行為具有導致其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㈧ 環境侵權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要怎麼確定
圍繞對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之辯，其核心就是為了使環境權保護獲得可訴性，不應恪守傳統訴訟法理論「無直接利害關系便無訴權」的要求，而應將原告范圍擴及任何組織和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實則已經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但這條規定中的「控告權」因為無法在我國訴訟法體系中得以認定，從而使得其淪為「宣告的權利」，而非直接的訴權。而訴權是訴訟的起點，只有明確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才能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按照環境侵權的種類，我們可以將環境侵權訴訟界定為三類：
一是環境民眾之訴，即起訴人與環境公益受害無直接利害關系，為避免出現案例一那種「環境公益受害無從救濟與民眾投訴無門之尷尬境地」，以法律授權這些個人或組織代表公眾提起民眾之訴；
二是環境受害人之訴，一方面原告是環境侵害的直接受害人，另一方面這一侵害行為又同時損害或威脅到環境公共利益，這時法律允許受害人提出包含私益和公益兩方面內容的復合型訴訟；
三是環保機關或環保組織之訴，這在某些特別法如《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中已經得到確認，但《民訴法》並沒有相關的明文規定。
以法律授權負有環境公益職責的國家各級環保機關和民間環保組織就其他機關、企業或者個人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能夠造成環境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提起公益性訴訟，將更好的保護環境利益。
㈨ 環境污染涉及的侵權案例
一、據以研究的案例被告郭某系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區302號房屋產權人，原告張某居住於郭某樓上402號。2003年6、7月間，被告對302號房屋進行室內裝修，其間曾使用裝修塗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裝修塗料揮發性氣體熏染，致頭痛頭暈無力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就診，經該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審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該院就診的門診病歷手冊原件一份及醫療費收據復印件十一張，其中與門診病歷手冊記載的就診時間一致的醫療費共計2631.74元。另經法院核實確認，上述醫療費收據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單位用於辦理醫保報銷手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民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內裝修過程中使用了裝修塗料，其所述辯解事項不能證明該裝修塗料不存在對周圍環境的影響。現原告經醫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應當向原告承擔賠償責任。故本院對原告主張的相關醫療費損失予以支持。該醫療費中，原告自認同意扣除的部分費用，不影響本案審理，本院予以確認。對於原告主張的精神損失費，因其所受損害尚不具備構成精神賠償的條件，本院對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9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一、被告郭某於本判決生效後七日內賠償原告張某醫療費1940.74元。二、駁回原告張某其它訴訟請求。上訴人郭某上訴稱：原判事實認定不清，本案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在裝修過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氣體，對周圍環境造成了污染或損害。而上訴人使用的塗料立邦漆為綠色環保產品，符合國家的環境環保標准。一審判決以上訴人進行裝修使用了塗料，現不能證明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系其他原因所致為由，判令上訴人承擔責任，於法無據，要求撤銷原判、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張某答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當，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受害人的損害應當與侵害人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張某身體不適就醫，但造成其身體不適存在多種因素的可能，雖然其被醫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因診斷來源於張某的主述，不是對其不適因素的判斷，故不能以此認定張某身體不適是因郭某家裝修造成的。張某主張郭某家裝修使用塗料的揮發性氣體對其身體造成損害，證據不足。張某亦未能就郭某實施了違反環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的行為舉證證明。因此，對於張某要求郭某對其所受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對於郭某的上訴請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作出如下終審判決：一、撤銷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號民事判決。二、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二、本案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內裝修導致鄰居身體健康受損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由於此類糾紛的代表性和法律適用的復雜性，法院審理時十分謹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的高度危險性、復雜性、證明因果關系的困難性，為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環境法在環境侵權方面制定了許多不同於普通民事法律的規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於訴訟性質的准確界定，對環境侵權特殊規則的適用都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兩個問題：一是室內環境污染致使他人損害是否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二是室內環境污染致使他人損害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應該如何分配。（一）室內裝修致使他人損害案件的定性即此類案件應該歸為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案件中是否存在環境污染侵權是適用環境法特殊規則保護被害人的前提。環境法視野中的環境是指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過的自然因素的總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將環境分為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按照環境范圍的大小，可以把環境分為室內環境、城市環境、區域環境、全球環境等。因此，環境法中所指的環境不僅指公共環境中的生態環境，理所當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氣、光線、聲音等要素所構成的室內生活環境。在本案中，由於原告張某認為被告郭某的居室裝修行為存在不環保因素導致空氣污染並進而造成對其生命健康權的損害。根據《環境保護法》第41條「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可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在裝修過程中使用劣質材料導致室內空氣污染並由此造成原告損害的行為的訴訟可以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訴訟。原告選擇了環境污染侵權訴訟的途徑來救濟自己的權利時，法院應當予以受理。（二）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的適用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應就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受理法院根據一定的規則將舉證責任在爭議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即當事人在訴訟中誰主張待證案件事實成立，誰就對證明對象負有舉證責任。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律則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即屬此類。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張不由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包括實行過錯推定和因果關系推定。在現行的特殊侵權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或適用過錯推定，或適用因果關系推走。在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根據案件性質，將要求加害人對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和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即環境污染侵權既要適用因果推定，也適用過錯推走。首先，關於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生產工藝技術極其復雜的情況下，要讓無技術裝備條件的受害人舉出被告從事了何種侵權行為，其侵害行為與受害人所受損害之間有什麼樣的因果關系，以及侵害人主觀上有無故意和過失的證據，將是十分困難的。為了保證污染受害人的損害能夠得到法律的救濟，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正，我國與許多國家一樣在環境糾紛中規定了倒置的舉證規則。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這兩者規定的比較來看，兩者立法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污染受害人的權益。但前者之規定過於籠統，且不合於司法實踐，實際上連最激進的環境法學者也從未認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權主張，被告就必須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侵權。實際上，環境侵權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論說為，「在環境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被轉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證明有損害結果，證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須舉出充分的證據推翻這種可能性，才可免除賠償責任」。也就是說，這種舉證責任的倒置實質上只是將一部分本應由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證據，證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為或可能有污染行為時，如果被告舉不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該污染、破壞結果不是其行為所致，法院則可認定環境污染損害與被告行為有因果關系。而並非顧名思義的全部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相比之下，後者的規定更加明確地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中加害人的舉證責任，更具有實際適用性。其次，關於加害人過錯的舉證。在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案件中，一般而言，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即無需對加害人的過錯進行舉證。無過錯責任肇始於1838年德國頒布的《普魯士鐵路法》，亦稱為無過失責任、危險責任，其以特定危險的實現為歸責理由。換言之，即持有或經營某特定具有危險的物品、設施或活動之人，致侵害他人權益時，應就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義務人對該事故的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在所不問。其基本思想，不是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在於「不幸損害」的合理分配。適用無過錯責任，可以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加重加害人的舉證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從我國法律規定看，《民法通則》第124條、《環境保護法》第41條確認了環境污染侵權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依無過錯責任原則，其構成要件有二：一是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並因此引起環境污染的危害後果。二是環境污染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損害，不論加害人有無過錯，都應對其污染造成的損害後果承擔責任。從我國環境立法上看，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中，只要污染環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也不管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是否違法，都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三）加害人實施環境污染行為的舉證責任如前所述，對於環境污染致人損害賠償案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僅僅在環境污染侵權的因果關繫上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並非原告不必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在此類案件中，作為環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還是需要承擔必須的基本的舉證責任，即必須證明作為加害人的被告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從侵權民事責任構成的四要件出發，一般侵權的成立應該具備：1、加害人的違法行為；2、損害事實（加害人的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後果）；3、因果關系（違法行為和損害事實存在因果上的聯系）；4、加害人的主觀過錯。因此，一般侵權案件中，原告應該舉證對上述四要件進行證明，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案件作為特殊侵權，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無需原告對因果關系和主觀過錯進行舉證，但原告必須對前兩要件即加害人的違法行為和自己的損害事實予以舉證證明。從本案來看，原告張某認為被告郭某室內裝修存在污染行為，導致自己身體健康受損，這在定性上屬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由此，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張某無需對郭某的侵權行為和自己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張某有侵權的主觀過錯進行舉證證明。但是，作為環境污染侵權的受害人的張某也必須舉證證明如下兩方面：郭某的室內裝修是環境污染行為；張某身體健康受損的事實。從本案張某的一、二審的舉證情況看，張某僅僅提供醫院的診斷證明及其醫療費證據來證明了自己的損害事實，但並沒有提供證明證明郭某的室內裝修不符合環保要求，是環境污染的違法行為。一審法院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舉證責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沒有對原告張某的基本舉證責任進行審核，而不適當地加重了被告的舉證責任，強調「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導致判決的錯誤。二審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之規定，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尺度進行合理把握，確認原告張某沒有提供證明證明被告郭某存在環境污染行為，從而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近些年來，由於城市建設的發展，中國各種居室環境裝修每天都在進行，而由於環保、設計等因素，導致室內環境污染糾紛發生的數量和程度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此類訴訟在法院也是屢見不鮮。但從中國的環境司法實踐來看，處理環境糾紛的法律規定卻沒有相應地得到加強。具體表現為有關環境糾紛處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環境污染糾紛處理程序、證據規則、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確清楚之規定，使得在眾多之環境侵權訴訟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無法得到切實之維護。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確處理環境侵權案件的法律精神，適用環境污染侵權的特殊規則，實現了個案結果上之實質公平。但現實中，室內裝修污染問題確實比較嚴重，對裝修家庭以及相鄰的人群存在空氣污染、雜訊污染等損害，但是在訴訟中，由於空氣污染、雜訊污染等環境污染的舉證問題在現實中困難重重，尤其室內裝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鄰居等的身體健康損害，如何確認環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檢測等舉證的操作性幾乎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郭某對其房屋進行裝修，有可能由於裝修不環保，氣體揮發導致其樓上鄰居受到身體傷害，張某不是裝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權及時委託環境監測中心等鑒定機構進行空氣檢測，從而確認環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訴訟中再申請法院委託鑒定機構進行檢測，由於氣體的揮發，又很可能時過境遷，污染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因此，為了使更多的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思考如何建立專門的環境民事侵權訴訟機制，完善專門的證據規則，應該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關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