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權糾紛的案例

❶ 人格權糾紛案怎麼打贏

人格，即個性，不存在人格權。打官司？開玩笑。

❷ 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該案件的詳情始末是什麼

這件事得從去年9月份說起。

去年 9 月，畢某、盧某在杭州注冊成立了美腕(杭州)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佳琦影視文化發展(杭州)有限公司。在未授權的情況下，冒用李佳琦名義生產、銷售“李佳琦嚴選”自熱速食，並在包裝中使用了李佳琦的肖像。

李佳琦的粉絲發現後將侵權產品郵寄給了李佳琦。今年 3 月，李佳琦起訴兩家公司，要求其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 106 萬元。

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在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在產品名稱、包裝上使用其姓名和肖像，侵犯了李佳琦的姓名權和肖像權。因李佳琦未證明兩被告因此所獲得的利益，故根據其知名度、被告的過錯程度等，酌情認定其經濟損失為 16 萬元。

所以對於明星(網紅)來說自己的肖像權更容易被人侵犯，如果自己的肖像權被人侵犯了可以通過法律保護自己。

❸ 法院審理人格權糾紛判被告給原告1400元錢，可被告暫時拿不出這些錢，想緩期再給，請問法院會不會司法

1400元還不至於拘留

❹ 如何看待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

2019年9月，畢某和盧某在杭州注冊成立了兩家公司，他們最初的想法很美好，可以利用賣口紅的李佳琦蹭熱度，因其在抖音等很多平台上有幾千萬粉絲，是個流量超高的大網紅。他們還將佳琦頭像和姓名當作宣傳資料進行宣傳，更可惡的是還將其印於包裝袋上進行銷售。換句話說，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以李佳琪的名義生產宣傳銷售李佳琦嚴選自熱速食坊。

當今社會大多數人都在利用流量變現也就是利用互聯網進行營銷。這種現象很普遍，我們在賺錢的時候切忌原模原樣的進行搬運。假如真的有需要，確實需要開展商品運營進行銷售，完全可以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去合理獲得。可以通過和當事人及其所在簽約機構進行協商，從而得到其許可，但是不可超越許可使用范圍。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做到了蹭之有道，合理合法。否則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❺ 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贏了，人格權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

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贏了，人格權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

2019年的9月，盧某和畢某在杭州成立了兩家公司，這兩家公司分別是佳琦影視文化發展(杭州)有限公司、美腕(杭州)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兩家公司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就冒用李佳琪的名義進行了生產和銷售“李佳琦嚴選”自熱速食，並且還在其包裝中使用了李佳琦的肖像。李佳琪的粉絲發現之後，將侵權的產品郵寄給了李佳琪。在今年三月份，李佳琪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這兩家公司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並且賠償經濟損失106萬元。

❻ 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的判決結果是怎樣的

延伸閱讀：

人格權糾紛案

因一般人格權糾紛提起的訴訟，為侵權之訴，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9條的原則規定，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8條的規定，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

同時，人格權是指為民事主體所固有而由法律直接賦予民事主體所享有的各種人身權利。人格權是一種非財產權，因而與財產權相區別。人格權是一種支配權，因而具有排他的效力。人格權是一種絕對權，因而任何他人都不得妨礙其行使。最後，人格權還是一種專屬權，即他人不得代位行使。

❼ 什麼是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

人格權是社會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種基礎性權內利。現代世容界各國憲法均將人格權的保護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別人格權或一般人格權的規定。同時，根據各種人權國際公約和人權法學理論，人格權也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社會，盡管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確認和保護人格權的重要性，但對其性質仍有爭論，即人格權究竟是人權、憲法權利還是民事權利。

❽ 求論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民事責任的文章2000字

法人人格權是與法人財產權同等重要的一項民事權利，它表現法人獨立的主體資格，標志法人全部活動的總的評價，並體現一定社會評價的權益。確認並保護法人的人格權，是我國法律的一項重要的任務。盡管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了一些原則性規定，但由於理論上的准備不足，這些規定仍很不盡人意。有鑒於此，本文試圖結合國內外關於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根據當代學者的觀點，法人制度萌芽於羅馬法時期。其最終被法律所確立，應首推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從該法典的制定過程來看，法人人格權的確立經歷了-個步履艱難的過程。第一次草案只規定法人具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負擔獨立的財產義務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權的確認與保護，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則賦予法人以所有財產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權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員會上又特別賦予法人一種人格權-名稱權。德國多數學者主張保護法人的名稱權，但也有較強的反對意見，所以《德國民法典》第12條雖然明確規定保護自然人的姓名權，但並沒有明確規定該條的規定可適用於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對人格權作了一般規定。該法典第53條規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權利，井負一切義務。但如性別、年齡、或親屬關系等，並以人類之天然性質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國台灣地區的民法典基本上採取了瑞士立法例，該法典第26條規定：「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比較重視對人格權的保護。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雖未提到人格權的概念，但規定了保護公民和組織名譽和威望的規則（第7條）。1978年修改的《匈牙利民法典》專門設立一章共計10條規定了人格權，並極力擴大人格權的范圍，它包括生命、身體、健康、肖像、榮譽、名譽、尊嚴、姓名、自由、個人生活秘密（及通訊秘密，營業秘密）等。「這里的新規定，是對人格權的保護規定，也必須適用於法人。」（1）該法典實際上已賦予法人具有名稱權、榮譽權、名譽權等。原《東德民法典》在第327條第一款規定了公民應受尊重的人格權，特別是他的榮譽、名譽、肖像、姓名、著作權或創造性活動產生的其他類似的應予保護的權利受到侵犯時的請求權；第二款規定了企業可以比照第一款享有這種請求權。這樣，該法典間接地賦予了法人具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幾種人格權。

我國《民法通則》設專節建立了人身權制度，它對法人人格權問題作了迄今最為集中、全面的規定，明確規定法人享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人格權。這是我國《民法通則》的獨創。

通過以上對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盡管我國許多學者認為：「人格權的享有，是作為權利主體的基礎，是權利主體享有其他權利的前提。」（2）但從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看，在早期的有關民事立法中，法人的民事主體與其人格權的確立並不是完全同步的，法人人格權的真正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嚴格地說，法人人格權的確立是20世紀的事情。

2.如果說在以前的民事立法中，有的忽略了法人的人格權，或有的僅把其作為一項民事利益而不是一種民事權利規定在民法債編侵權行為章節的話，那麼現代民事立法有的已經開始把它作為民事主體的一項基本權利確定下來，而且用獨立的章節加以系統地規定。

3.法人人格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到目前為止，一些國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營業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權，從某種意義上說，法人的人格權已經開始逐步實現從個別人格權到一般人格權的轉變。

4.法人人格權能否被法律所確認，與該國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關系密切，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而言，在實行高度集權管理，推行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確認法人人格權的必要和可能。而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企業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在法律上享有法人資格，為維護法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賦予法人以人格權。於是，這些國家在進行不同程度改革的同時，修改或重新制訂了民法典，對法人人格權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

5.法人人格權的最終確認，不僅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法人制度不斷完善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社會進步的內在表現。

二、法人人格權的法律特徵

法人與自然人雖然都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但法人畢竟不同於自然人，它是一種社會組織，法人人格權雖然與自然人人格權有其共性，如都是絕對權，但它仍有自己的特性。

首先，法人作為一種社會組織，不具有與生命密切相關的人格權，如生命健康權、肖像權、婚姻自主權等。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權，可稱為著作精神權，不法損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權利者，可成立法人精神損害。（3）那麼，法人究竟能否享有著作人格權呢？各國著作權法規定不盡相同，學者們認識上也有嚴重分歧。一種主張認為，創作是自然人的心理活動過程，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創作能力，法人和非法人單位事實上不可能直接創作。因而，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享有著作人格權，多數大陸法系的國家如德、法等國都持此種主張；另一種主張則認為，作者原則上應為自然人，但不排除法人和非法人單位在指定情況下，也可以成為職務作品的作者。英、美、日等國持此種主張。我國著作權法起草時，學者們對此也認識不一。不過，從我國《民法通則》第94條及《著作權法》第11條的規定來看，基本上採納的是後一種觀點。

盡管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但我們認為，著作人格權雖名為人格權，卻與-般人格權完全不同：1.一般人格權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格權僅作品的作者才享有；2.一般人格權的容體是權利主體的人格或精神利益，著作人格權的容體是作品；3.-般人格權與權利人人身是密切結合不可分的，著作人格權與權利人的人身是相互分離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在人身之外而獨立存在；4.一般人格權存在於人的一生，著作人格權則始於作品形成，並不因權利人死亡而隨之消滅；5.一般人格權與人身不可分離，它不能被轉讓，也不能被放棄，著作人格權只是與作品直接聯系，因而並非絕對不能被轉讓或放棄；6.侵犯-般人格權，往往也就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人身或人格，而侵犯著作人格權並不是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人身或人格，只是有可能間接侵犯了他人的發表權或署名權，也就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但二者畢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法人人格權一般來說與物質利益有密切的聯系，尤其是企業法人，其人格權也是一種無形財產。譬如說，聲譽較好的企業比較容易吸收社會資金，獲得銀行貸款，從而推進技術改造，擴大生產規模；信譽好，質量優的產品在市場上競爭力就強，就暢銷；企業對社會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就能取得各種榮譽稱號，從而進一步促進企業的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企業的名譽、榮譽、名稱就是市場，就是財富。因此，我國許多學者認為法人的人格權既是一種人身權，又是一種財產權。1992年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會計准則》第31條規定企業的無形資產包括企業的商譽。《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條第2款將廠商名稱納入了工業產權的范圍。

再次，法人的某些人格權可以依法出售或轉讓，如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企業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有權使用，依法轉讓自己的名稱。」這主要是因為這類人格權本身也是一種財產權。

正因法人人格權具有上述特點，決定了對法人人格權的侵害，往往只會給法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失，而不會造成什麼精神損害。對這個問題學者們認識不一。如台灣學者曾世雄認為，既然通說以實在說為法人的本質，那麼「在理論上法人亦因具有權利能力應同樣可為賠償權利人」，「權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痛苦之感受乃客觀認定即為已足，實際上有無則非所問……更有進者，法人之人格權受侵害之結果，如其內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內部自然人為法人機關或法人機關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為法人之感受，唯有如此認定，實在說-組織體說方始前後一貫。」（4）我國大陸一些學者也認為，法人的名稱被假冒，名譽、榮譽被污損，會給法人造成產品退貨、合同解除等財產損失，也會嚴重挫傷法人決策人員的決策情緒和工人的勞動熱情，造成精神上的損害。侵害法人的名兩極、名譽權和榮譽的，也可給法人造成精神損害。（5）

我們認為，法人的本質採取「實在說」，並不能得出法人會產生精神損害的結論，因為實在說只能說明法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事主體，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而不能得出法人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自然人。判斷決定自然人或法人能否會產生精神損害，關鍵並不取決於它是否具有民事主體資格或是否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而在於它是否具有產生精神損害的可能性。既然通說認為精神損害是指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那麼作為社會組織的法人，因其自身根本不可能產生所謂「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也就不會產生所謂的精神損害。當然侵害法人的人格權，很可能給其決策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造成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但這畢竟是其工作人員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法人雖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但其工作人員則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如侵害法人的名譽，致其工作人員的名譽亦受侵害時，其工作人員可以請求侵害人給付慰撫金等。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國外理論界有入把資產階級的法人稱為『精神上』的人，這個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稱為『擬制的人』具有更積極的意義，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屬性，摒棄了傳統民法認為『法人沒有精神可言』的見解。」（6）既然法人也有精神，那麼法人也就會產生精神損害。這種說法，是望文生義的結果。國外有人把法人稱為「精神上」的人，是針對以前民法理論只承認自然人具有民事主體資格這一現實而言的，它實質上是指在觀念上或思想、精神上把法人視為同自然人一樣，而不是說法人也有精神。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非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屬概念與種概念之間的關系。從世界各國的立法體例來看，幾乎所有國家的民法典都採用的是「非財產損害」的概念；從各國民法理論來看，德、奧、瑞等國的通說認為：非財產上損害，雖以精神痛苦為主，憂慮、絕望；怨憤、失意、悲傷、缺乏生趣，均為其表現形態，但尚應包括肉體上的痛苦在內。名譽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僅生精神上的痛苦。但身體被侵害者，依其情性，亦會產生肉體的痛苦，精神與肉體均不具有財產上的價值，其所受的痛苦，應同屬非財產上的損害。台灣地區一些學者也認為：「所謂非財產上損害，抽象言之，系指權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財產上價值遭受損失而言；就其具體內容而言，是為精神或肉體痛苦，其基本特色，在於不可以金錢價額予以計算。」（7）「所謂非財產上損害，指財產損害以外之所有損害而言，並非單指精神上痛苦或損害」，「蓋民法第195條所謂非財產上損害之范圍，原較精神上損害范圍為廣也。」（8）由此可見，精神損害只是非財產損害的一種，我們說法人不會產生精神損害，並不意味著法人不可能產生非財產上損害。

我國也有些學者認為，民法上的精神與哲學上的精神並非等同，哲學上的精神帶有主觀性，而民法上的精神並非全是意識的形態方面的現象，它具有一定的實在內容，因而表現出一定的客觀性。理論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內容稱為「精神實體」，不但自然人有精神實體，法人也有精神實體，法人的名稱、名譽、榮譽等就是法人的精神實體，侵害了這些實體，就會給法人造成精神損害。（9）

我們認為，精神與精神實體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帶有主觀性，是人腦的產物，而後者則具有客觀性，同時，自然人的精神實體與法人的精神實體也並不相同。自然人的精神實體是以具有生命機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態與心理形態為基礎發生的，而法人的精神實體是基於法人的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而發生的。可能正因為如此，有的日本學者認為，自然人的名譽可分為主觀名譽和客觀名譽，而法人的名譽指客觀名譽（社會評價的名譽）。（10）既然如此，就可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侵害自然人的精神實體可能產生精神損害，而侵害法人的精神實體不可能產生精神損害，但並不排除產生精神損害以外的其他非財產損害，如社會評價的降低等。

三、多數國家或地區關於法人人格權保護的理論與實踐

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是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先驅，但它們無論屬於大陸法系的，或是屬於英美法系的，都主張對侵害法人人格權所造成的非財產上的損害，由侵害人承擔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形式，如請求為謝罪廣告，或交付謝罪書狀，或在法庭當面謝罪（道歉），或將被害人勝訴判決書登載報紙，或登報更正或反駁等。

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學說與判例都曾認為法人名譽受到損害，僅得請求除去其侵害及請求賠償財產上損害，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案件中，也認為依法組織的法人，僅其社會價值與自然人相同而已，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痛苦可言，登報道歉已足恢復其名譽，不應再請求精神損害的賠償。多數學者對此種認識和處理表示贊同。

在英美法系國家，如根據英國學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凱尼的觀點：「法人，作為原告，能夠對其遭受的各種侵權行為提起訴訟，但是顯然對於某些類型的侵權行為如侮辱或凌辱，由於其本質屬性決定了法人不可能受這種侵權行為的損害，不過，法人對此給其生產經營活動造成的損失，仍有權提起訴訟。」（11）

當然，隨著法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對法人人格權保護的民事責任形式最近確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學說或判例肯定法人有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如最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應該承認法人在受到侵害後，對其所遭受的非財產損害也享有不同於慰藉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日本東京最高法院認為，法人因名譽被侵害而產生的無形損害，只要可以用金錢加以評價，就應承認法人有非財產損害的賠償請求權。日本一些民法學者也一改傳統的否定說，認為法人亦有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請求權。（12）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在審理一仿造他人商標案的判決中認為：「上訴人偽造備該被上訴人之商品專用商標紙或包裝紙情事，自系不法侵害各該被上訴人之商品信譽權，而信譽權為名譽權之一種，依民法第195條第一項規定，縱非財產上之損害，亦非不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13）

盡管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學說與判例肯定法人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法人也可以成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其一，如前所述，非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並非同一概念，精神損害只是非財產損害的一種表現形式。我們說法人不會產生精神損害，並不意味著法人不可能產生除精神損害以外的非財產損害；其二，毀損法人的名譽，可能導致該法人社會評價的降低，影響其信譽等，這只能說就是給該法人造成了精神損害以外的非財產損害；其三，名譽權受到侵害的法人，可享有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但這種請求權不同於給付慰藉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且要以造成的非財產損害可以用金錢評價為前提。

在前蘇聯，民事立法的出發點，只限於賠償物質損害。這是因為，精神損害不能用價值、貨幣表現來衡量。這種賠償永遠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徵性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允許受害人追償因侵犯其榮譽權和尊嚴權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匈牙利1977年修訂並重新頒布民法典時，基於僅僅因為受害者的損害不能用金錢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賠償是不公平的，何況這種非財產方面的後果，可能比財產上的損害更為嚴重，於是該法典規定，人格權被侵害的人有多種請求權，他可以主張一些特別的民法上的請求權，不僅可以請求停止侵害，並通過以侵害人的費用發表聲明而得到相應的名譽恢復，而且也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規定，對人格權保護，也必須適用於法人。

南斯拉夫債務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實踐，在該法第155條中為精神損害下了一個概括性定義：「對於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懼的損害」。根據這一定義，南斯拉夫債務法實質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對法人人格權的民法保護，仍然採用的是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形式。

四、我國關於法人人格權保護的立法與實踐

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規定。法人人格權受法律保護，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權造成財產損失的，侵害人要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如僅造成了非財產損害呢？我國學者對侵害人要承擔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無異議，但對侵害人是否還要承擔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卻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第120條的規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但有的學者則認為，該條款不能作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損害賠償的依據。我們同意後者意見。

從民事損害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來看，由於早期的侵權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認財產損害而不承認非財產損害，因而當時大多數民法學者均主張差額說，即以某人未受損害前之財產與已受損害後的財產相比較，所生的差額謂之損害。這時所說的損害可以說就是損失。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進步，個人人格的自覺，非財產損害逐漸受到重視，非財產損害賠償也逐漸被大多數國家的有關立法所確認，傳統的差額說已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事實上，民事損害不僅包括有財產的減少和應得利益的喪失，而且包括那些沒有造成損失，但確確實實存在的損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譽，盡管不可能發生損失，卻不能否認損害的存在。在這里，損失是指經濟上的損害，即損害包括損失，損失只是損害的一種表現形式。

從民事損害的性質上來看，財產損害總是和受害人的財產損失相聯系，這種損害表現為受害人財產價值減少，完全或部分喪失等，它屬於有形損害，能用金錢來加以計算，因而財產損害又可稱為財產損失；而非財產損害通常和財產沒有直接聯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屬於無形損害，不能用金錢、貨幣來衡量。即使法律上規定這種損害也應賠償，但這種賠償嚴格上說只是一種物質上的慰藉，因為它永遠只能是大概或象徵性的。因此，那種認為「損失也可以是給他人造成非財產損失，即精神損害」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認為，《民法通則》第120條第一款規定的「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並不是專門針對精神損害而言的，而是指當自然人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遭受不法侵害並造成財產損害時，才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如僅造成非財產損害，受害入只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即使《民法通則》第120條第一款，也並沒有規定自然人的精神損害可以用金錢賠償。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該條第一款推導出第二款是確立法人精神損害的立法依據。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至今仍是否認法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如西安蓮湖區法院和市中級法院審理康達醫療保健用品公司訴西北工商報社、陝西省醫療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譽權一案所作的判決中，判處省醫療器械公司賠償康達公司一萬五千元，工商報社賠償康達公司五千元，兩被告所作的賠償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致使有的用戶不再向康達公司訂貨，有的因此終止了購銷合同，結果使康達公司遭受了經濟損失，並沒有因此承認法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外，從我國其他法院審理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案件來看；也都否認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如上海靜安區法院在審理上海新亞醫用橡膠廠訴武進醫療用品廠損害法人名譽權糾紛案時就是這樣嚴再次，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對此也持否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達的《關於審理侵害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認為：「法人名譽權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撫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頒發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 l公民並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

❾ 列舉5個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間，原告徐誠被某市招生辦派往下屬某區招生辦協助進行中專、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樺以「徐成」的名義，向省招生辦公室寫檢舉信，聲稱考生張劍「在入學考試時，系他人冒名頂替參加」。

並在信中稱「我是市招生辦幹部，現協助某區招生辦進行本年度中專、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責任也有義務對此事予以反映，本著對國家、對學校、對張劍本人負責的精神，懇請省招生辦領導予以查處此事。」省招生辦接信後對此事認真進行了調查核實，並進行了考卷筆跡鑒定。

8月28日，省招生辦復信「徐成」，說明「參加考試系張劍本人所為，無冒名頂替現象」。徐誠接信後，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辦及有關部門反映此事，要求調查事實真相。

2001年3月，經鑒定：檢舉信是被告李樺書寫。在調查取證及進行鑒定的7個月內，徐誠因精神壓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損害。

案例二

江某為能趕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單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齡，不能辦理婚姻登記手續，於是，謊稱其身份證已丟失，以購買進口葯需要居民身份證為借口，向張某借用身份證。

隨後，江某假冒張某之名到其單位開出婚姻登記介紹信，並拿走張某所在地的公共戶口薄，與林某一起去民政局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

江某的假冒行為後被張某發現，張某認為江某的假冒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權，並因此承受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打擊，於是要求江某賠償損失5000元並賠禮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東、董事，在A未參加董事會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會決議等文件上偽造A的簽名，致使A變成了公司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

A認為，B的行為是公司職務行為，因此公司未經其同意而盜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權，要求法院確認上述盜用姓名的侵權事實，並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關的工商登記，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案例三

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即爭議商標）由案外人名樂公司於2003年5月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商標局）提出注冊申請，並於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冊，其專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為第25類服裝、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經商標局核准，爭議商標轉讓給易建聯體育用品（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易建聯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聯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評委）請求撤銷爭議商標。

評審期間，易建聯提交的新浪網網頁列印件等證據載明：易建聯自1999年開始從事籃球訓練，2002年入選廣東隊，同年入選國家青年隊。2002年獲得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冠軍，2003年獲得全國男籃甲A聯賽亞軍。

網頁列印時間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評委作出商評字〔2009〕第33584號《關於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爭議裁定書》，認定：易建聯系我國著名籃球運動員，在爭議商標申請注冊之前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名度。

易建聯公司未經易建聯授權，將與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請注冊商標，侵害了易建聯的姓名權，違反了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裁定：爭議商標予以撤銷。易建聯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案例四

幾年前，高先生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期房購銷合同，約定房地產公司保證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內為其辦理房屋產權手續，如現房實測面積與期房預測面積發生變化時，按實測面積交納相關稅、費。

高先生入住後不久，房地產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納辦理房屋產權證所需的契稅、過戶費及印花稅，高先生交納了全部費用，並將私人印章交給房地產公司。因高先生購買的期房實測面積大於預測面積，辦理產權證需按實測面積重新簽訂《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

房地產公司在高先生在場的情況下，填寫了3份內容相同的《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同時在乙方簽字處填寫了高先生的名字，並加蓋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後，房地產公司將房屋的產權證、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給高先生，並向他講明新合同是為了辦房產證而簽訂的，雙方仍沿用舊的期房購銷合同。

後高先生起訴至通州法院，稱簽訂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減少了許多對他有利的條款。房地產公司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產公司承認錯誤、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

訴訟過程中，房地產公司辯稱，我公司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與高先生實際履行的仍是舊合同，沒有給高先生造成經濟和精神損失，不構成侵犯他的姓名權。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備登記結婚，因李某全家搬遷，戶籍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王某隨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親戚，稱未婚妻戶籍登記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想用方某的戶口薄和身份證附李某的照片去辦理結婚登記。

當時方某在外務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兒的戶口簿和身份證，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同意把女兒的身份證和戶口簿借給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記結婚，結婚證上是方某的名字。

後方某務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兩人要求用他們自己真實姓名登記結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記機關辦理了離婚，又於2005年9月8日以雙方真實姓名重新登記結婚。方某戶籍薄上留下了「離異」字樣，引起了男友對其有「婚史」的誤解，無奈之下訴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