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經濟糾紛

A. 西班牙華裔女孩遭謀殺致死警方逮捕兇手了嗎

當地時間6月4日晚，西班牙巴塞羅那市，一個來自中國、被西班牙家庭收養的13歲少女，在Vilanova i la Geltrú地區遭鄰居殺害。兇手是與該女孩居住在同一大廈的鄰居，也是遇害少女的西班牙家長的好友。目前，嫌犯已被警方逮捕。

B. 華裔賭神趙蘇茜：憑賭術成千億富豪，卻在進入旅館後再也沒出來，後來怎樣

「小賭怡情，大賭傷身」，可是，如果賭癮過大就可能會造成生命威脅，趙蘇茜便是如此，說起賭王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香港的何鴻燊，但其實，趙蘇茜才是名不虛傳的一代賭神。

憑得一手出神入化的賭術，一躍成為了身價千億的超級富豪，可是她卻忘了樹大招風，不懂得避諱光芒的人遲早會遭到社會的毒打，而她則直接丟掉了生命。

就在去年後半年的時候，美國報道了這樣一篇新聞，表示「在密歇根州的龐蒂亞克湖州的游樂區停車場中發現了一具燒焦的女屍，經調查認證死者就是趙蘇茜」。

這消息一出引起了一片嘩然，要知道趙蘇茜簡直就是一個傳奇人物，在賭場里能封神的那種，那麼到底是誰殺害了她呢？

最終經過調查，警察發現與一名叫做莫里斯的賭徒脫不開關系，莫里斯年輕的時候就因為強奸罪被逮捕過，刑滿釋放之後就經常流連於賭場，也難怪會與趙蘇茜相識了。

據知情人講述，在案發前下午五點半左右的時候，有人看見她和莫里斯進入了一家汽車旅館，能讓趙蘇茜單獨前來赴約的，想必莫里斯與她的關系不僅僅是兇手與被害者的關系。

直到第二天早上，莫里斯才拎著皮箱走出了旅館，隨後不久趙蘇茜就被人發現了。

莫里斯作為案情最大嫌疑人當然被警察叫去了問話，不過奇怪的是，60歲的莫里斯很淡定，直接承認了自己侵犯並殺害趙蘇茜的事情，可是卻始終對犯罪過程閃爍其詞模糊不清。

最後，警方將莫里斯認定為兇手，並給出了相應刑罰。

事情到這里也應該結束了，不過外界始終議論紛紛，很多人都不相信趙蘇茜與莫里斯的關系就那麼簡單，也不相信趙蘇茜的死因只是莫里斯口述的那樣。

當然，也有一些網友認為兩個人存在利益經濟糾紛，畢竟莫里斯雖說已經六十歲了，可畢竟是個男人，因此具備了行為能力。

只是無論事實真相到底如何，趙蘇茜的事情給了大家一個警告，做人莫要貪心，貪心嚼不爛，處事更要謙遜，鋒芒畢露的壞處多於好處

C. 因為民族沖突而引發的戰爭。

中國儒家的仁學和主和的 理念可以成為建立一種當代新人文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和基礎。 宗教問題是民族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層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個層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這個民族社會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夠安頓心靈的地方。所 以對於多數民族來說，宗教信仰是神聖、崇高、不可褻瀆的，必要時可以拿生命來保衛它。 在虔誠信教的民族那裡，宗教信仰是其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觸動的神經感應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會作出最迅速最強烈的反應。同時對於許多民族來說，宗教信仰不僅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宗教組織和宗教禮俗也支配或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家庭婚姻、人際往來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問題向來是和宗教問題連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為當代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當代的國際爭端和地區性沖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這里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西方 強勢民族與東方和其他地區後起民族之間的矛盾，這就是霸權主義和 反霸權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由來已久，今後還會長期存在，解決的辦法是強勢民族轉變霸 主意識，加強平等觀念，後起民族增強實力，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對話；一種是地區性的民 族?芎統逋唬?繅隕?杏氚屠賬固溝某逋唬?ê詰厙?哪隆⒖恕⑷?髯逯?淶某逋唬?晾?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沖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沖突，獨聯體中亞美尼亞與阿 塞 拜疆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等等，其特點是土地相鄰、利益相左、宿怨積累、互相排斥，解決的 辦法只能是擯棄斗爭哲學，實行民族和解，學會和平共處，做到利益共享；一種是某些國家 內部不同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矛盾，如美國白人與黑人的矛盾，歐美白人與國內其他有色人種 之間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消除種族歧視，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事實上做到民族與種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處，親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問題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問題的復雜性 民族性本來就包含著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矛盾，還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摻合其中，原本就復雜多端 的民族矛盾會變得更加復雜多端，增加了合理解決的難度。反之亦然，宗教問題若與民族問 題掛鉤，也同樣增加了它的復雜性。如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佛教)與泰米爾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普勒斯的希族(東正教)與土族(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就是這樣的情況。現今東西方 的矛盾，既有國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價值觀)。 東亞人強調由傳統宗教和傳統哲學所形成的「亞洲價值」，其特點是重社會、重和諧、重道 德，以此與「西方價值」(往往以「全球價值」的面貌出現)的重個人、重競爭、重利益相區 別，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經常如此強調。而西方有些人始終企圖把西方的 價 值觀全盤強加給亞洲人。更有甚者，美國政治學權威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認為未來 國際斗爭的主題，將由意識形態和經濟沖突轉變為文明沖突，主要是西方文明與東方儒家和 伊斯 蘭兩大文明之間的沖突。人們批評亨廷頓的理論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是在蘇聯解體後企圖為 美國尋找新的敵人。毫無疑問，亨廷頓的觀點是在給東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澆油，他有意誇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別和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別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採取了敵視的態度，這當 然是錯誤的有害的，它加劇了東方人對西方人的反感，不利於東西方的和解。這是一個典型 的事例，說明包括宗教在內的思想信仰問題，可以被某些人利用來強化民族的對立與沖突， 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個民族有主體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學，都是值得慶賀的，因為這意味著民族 的大多數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會生活有精神支柱。當然，這種主體性信仰也要隨著 時代的前進而不斷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沒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亂，道德淪喪。但是一個民族在熱愛自己信仰的同時必須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其他民族，只有這樣，民族關系才能是和諧的正常的。一個人有自由選擇 信仰的權利，一個民族也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權利，這是維護人權的重要理念。一個虔誠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現為強烈的宗教感情。在這種情況下，處理宗教問題必然牽動民族 問題，兩者糾纏在一起，很難分得清楚。這就要求民族問題的處理者(國家或國際調停組織) ，既要有民族學的素養，又要有宗教學的學識，並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從而 能夠謹慎地細心地去解決問題。在中國，漢族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數不是教 徒，容易漠視、看輕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體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會要用極大的愛心關懷少數民族，要對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認真的研 究。宗教問題處理不好，就要影響民族關系，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現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載體，宗教是民族的意識，兩相比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質。當民族之間能夠和平相處的時候，即使他們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夠互相寬容，互相協調；當民族之間發生矛盾甚至沖突的時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間也容易出現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會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現對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講，乃是政治經濟利益之間的沖突，如領土主權之爭、市場財富之爭、 控制與被控制之爭，其間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外部勢力的 插手及內部掌權階層的特殊考慮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對錯，不是簡單可以了 斷的。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沖突，常常採取宗教的形態；而許多 宗教沖突的發生，其深層原因在於民族實際利益的沖突。例如歐洲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在 宗教的旗幟下，羅馬教皇以「聖戰」的名義指揮十字軍向歐洲東部及西亞北非進軍，提出「 援助東方的兄弟」，「向蠻族(指穆斯林)作戰」，「登上赴聖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號 ，並且高呼「這是上帝所願!」實際上，最深刻的動因是西歐封建領主垂涎東部的土地和財 富，以宗教為口號，進行侵略和掠奪。教皇烏爾班二世向法國人說「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們去拯救。你們蒙上帝賜給強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遲疑 地前往，這樣不僅罪得赦免，而且將得到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唐逸主編：《基督 教史》。，他用物質利益和宗教許諾雙重手段誘惑臣民參加非正義的宗教戰爭。十 字軍燒殺搶掠的所作所為，也充分證明，他們的東征並不是在為上帝傳布福音，而是實行民 族壓迫和剝削，以滿足其貪欲。戰爭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然後歐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權，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勢力，霸佔了重要貿易港口。 在當代社會，由於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精神的傳布，不僅再沒有發生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 流血戰爭，很少發生宗教之間的直接沖突，也很少見到一個民族以本族宗教對抗異族宗教相 號召。比較常見的是，在民族沖突或民族抵抗運動中，一個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眾， 以對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蘭主義，用以團結穆斯林世界，對抗西方的殖民 主義和霸權主義。在波黑戰爭中，穆斯林族則以伊斯蘭教為紐帶，加強內部的團結，其根本 目的在於爭取和擴展本族的生存空間。 四、發揚「和為貴」的東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視，消解民族仇恨，實現民族和解，加強宗教對話 隨著國際經濟走向一體化，隨著技術的進步、交往的擴大，隨著信息手段的發達，世界正在 變成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同時全球性的生態、人口、核擴散危機又威脅著全體 人類，人類不能不風雨同舟、興衰與共，那種各掃自家門前雪和用戰爭手段稱霸世界的時代 一去不復返了。人類必須學會友好相處、攜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機，走出困境。但是國家、 族群、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仍然不斷發生，隔膜、對立乃至仇恨的情緒仍然存在。這個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蘊含著自我毀滅的可能。解決國際爭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機的物質手段 並不十分缺乏，目前國際社會最為欠缺的乃是一種真正代表全人類利益的人文主義哲學，它 以仁愛和諧為宗旨，能超出國家、地區、民族、宗教、集團的界域而為世界大多數人所接受 ，從而化解仇恨，消融殘忍，促進族群之間的對話、溝通和合作。 我以為，中國儒家的仁學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為建立一種當代新人文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和 基礎。孔子和儒家講「仁者愛人」，主張「和為貴」和「和而不同」，認為人類是一個大家 庭，手足相連，痛癢相關，人本有仁愛之性，擴而充之，不僅可以愛家庭愛同族，也可以愛 人類愛萬物。人類在互愛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損。有了仁愛之心，便會幫助別人，理解和尊重別人，承認多樣性的差異，實行「 和而不同」，這便是恕道。《周易》講「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也是這種精神。近代 中國思想家譚嗣同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通就是溝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種種偏 見、閉塞和障礙，這樣才能推行仁愛之道。有了這種仁愛通和的哲學，就能克服民族歧視， 消融民族仇恨，推動民族和解，並且在信仰上承認多元，實行寬容。我覺得國際社會多年來 奉行的主流哲學是斗爭哲學，以強凌弱，以鄰為壑，迫人從己，以為這是生存競爭的規律， 許多人深信不疑。其實這是一種過時的哲學，必須加以改變，必須用仁愛通和的哲學來取代 ，否則整個人類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憂慮的。 首先，人們應當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要脫離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而獨立發展是不可能的， 在當代和未來尤其如此，這就是說各民族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當今 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的發展都是全球性的，發展得順利，各國各民族都有利，出現嚴重 危機，各國各族都受損害。不僅發展中的各國各族依賴於全球經濟、科技的發展和政治的和 平穩定，發達的國家和民族也依賴於發展中各國各族的繁榮和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墨西哥的 貨幣危機、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與歐洲的經濟衰退同樣受到全世界人士的關切。再舉例說明， 假如沒有中國參加，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包 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合作。 其次，同一地區相近或相鄰的各國各族之間，也是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也 就是說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無論是經貿發展還是國家安全，沒有民族和解與合作是沒有保 證的。真正為本民族利益著想的人，必定是主張睦鄰友好的人。煽動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實際上是把本民族時刻置於敵對民族的威脅之下而不得安生，這是間 接的自損自害。如果沒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會過上安寧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結，歷史的紛爭只能通過和談、妥協、諒解來解決，而不能訴諸武力。正如中國 哲學家馮友蘭所指出的，國際爭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學家張載的話)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須學會在一個多樣化文化的國內外環境中生活，善於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與各種類型的學說、主義、理念進行對話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寬容的態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進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舊傳統是相當封閉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該教提倡「宗教對話」，與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團體的關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華裔學者杜維明根據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導「文明的 對話」，以回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這是值得贊賞的。許多民族矛盾就是由於價值觀不 同引起的，而價值觀是由信仰決定的，因此必須相互溝通理解，而相互溝通理解又必須通過 對話，像朋友一樣交流，承認彼此各有真理，能夠設身處地去體會對方的思想感情，這樣自 然就會發現對方的特點和長處，也自然能夠尊敬對方的信仰與文化，並且取人所長補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與宗教文化的對話，宗教文化與非宗教文化的對話，應當大力提倡 ，認真進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個組成部分。

D. 轉發：在美國的華人為何不離婚

除了這些公開的留言，私下我也曾先後收到過多位女性讀者的來信。她們向我傾吐心聲，希望我能為她們的婚姻危機提些建議。 非常感謝這些姐妹們的信任。但我不是婚姻專家，看問題難免會一孔之見。對這類問題，我是盡量避免一一對答的。如果你們願意，我可以把你們的故事發到我博客里，供大家共同討論。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各位的隱私內容一定要盡量剔除，公開這些信件時，一定要先徵得你們的同意。以前我在自己的博客做過這樣的中介，討論效果非常不錯。 昨天我拜讀柯雲路的哲理小說「婚姻診所」時，書裡面的一句話，給了我很大啟發：「將自己體悟到的道理告訴世人，是一種大善」。 咱一草民，大善談不上，向小善看齊，還可以試試。就沖著「大善」這句話，我來簡單扯扯美國華人的婚姻概況，算是順便回答一下那位網友的提問。 說實話，任何人的看法都不能囊括美國華人的全部。因為誰都不可能以己之見而包羅萬象。遺漏之處，還望大家補充。 大概所有的地球人都知道，美國人的離婚率大約是50%左右。簡單做個算術一看，在美國人民當中，兩家誕生後就有一家解體。這可真夠懸的了。身處這樣的環境，祖國人民難免會擔憂：美國華人是否也入鄉隨俗，正在大力開展著離婚大戰呢？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以筆者所屬的華人社區為例，在一百戶華人家庭中，能找出三四戶離婚的人家，就已經很不易了。 當然，上述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美國華人是離婚的絕緣體。旅美十餘載，筆者遇到過形形色色的美國華人離婚特例。舉例如下：被丈夫虐待的女人，帶著孩子逃離圍城；不堪忍受妻子紅杏出牆的丈夫，無奈中憤然回國做海歸；老夫老妻在離婚復婚再離婚的情感大戰中，終於勞燕分飛，井水不犯河水；離婚後外嫁洋丈夫的華人女子，涉外婚姻再次受挫。雖然離婚的理由五花八門，離婚的結局卻都是相同的。散夥了，不過了。 盡管美國有各種各樣的離婚糾紛，美國華人婚姻卻逆流而上，出污泥而不染。與國內熱熱鬧鬧的離婚大戰相比，誰都不能否認美國華人婚姻相對穩定這個事實。究其原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為了讓這個嚴肅的話題輕松化趣味化，俺要筆鋒一轉，非得假裝幽默一下不可。我這人就怕嚴肅，一嚴肅，我就不會說話。 俗話說，男人變壞，四十開外。既然如此，俺就從男人四十開始扯。關於男人變壞這句話，也許適用於國內男人。對美國的華人男子來說，這話基本不靈。切，他們想在四十歲左右犯錯誤，難度相當的大。 在美國，有的男人在四十歲時事業還沒折騰利索呢，你讓他犯錯誤，他根本就沒有泡妞的資本哪。更有一些青春不老型的男子，由於讀書改行等原因，有的男人在四十歲時剛當上爹。你讓他丟下孩子玩兒出軌，即使老婆答應，嗷嗷待哺等奶瓶子的嬰兒也不答應啊。 美國的中國男人不像國內男士那樣容易一步登天。人在海外，沒關系，沒後門，一切都得靠自己。咱中國男人還特別有上進心，人在美國，學位一個一個地讀，專業一個一個地換。等在美國整出點兒名堂出來了，半輩子過去了。元氣大傷，累得直喘氣，還出軌嗎？好歹先把大氣兒喘均勻了再說吧。 毛主席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理兒特別適用於男人的泡妞兒制度。換句話說，男人想犯錯誤，一定得有金錢做保證。你沒看國內的二奶三奶，動不動就是豪宅香車的。在美國，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男人女人的一切收入，在這里都是明碼實價的支票制度。男人想避著老婆給情人買屋置地，除非他有特異功能。否則，純粹是痴心妄想。同理也適用於想擺脫三座大山的美國華人婦女同志們。 國內犯錯誤的男人，逃避妻子時經常用加班有應酬做借口。在美國，除了特殊情況，男人們很少會丟下家人去應酬。美國華人孩子的課外活動特別多，每天晚上，哪家不是夫妻雙雙把家回，帶著孩子到處跑呢。 人人都說美國是農村，哥們姐們穿得土裡土氣，街上冷冷清清。此話說的基本正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聚集著四十歲男人的美國郊區，簡直就是農村中的農村。按摩廳，卡拉OK歌廳，紅燈區，哪有？開房，包間，這幫爺們找不到北啊。哪像國內的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到處都是燈紅酒綠，滿大街都是胳膊大腿的。身在美國農村，中國男人真是虧啦。不出大軌，想出個小軌，都困難重重。 借用葛紅兵在「沙床」中的語氣來說這事兒，人們認為，泡妞出軌是我主反對的行為。聖經中明明白白地寫著，夏娃是亞當的肋骨做的。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背叛女人的男人，傷的何止是自己的肋骨，簡直就是自殘啊。卡爾。齊布倫還有句重要指示：男人不要讓女人哭泣，上帝正在一滴一滴數著她們流出的眼淚。 閑扯美國華人的婚姻，我只是來個紙上談兵都覺得累了。可想而知，鬧離婚的人，一定更累。美國華人家庭穩定的原因肯定還有很多。比如，為了辦綠卡啦，美女供不應求啦，太太天天河東獅吼啦，丈夫妻子左手拉右手啦…….不管是啥理由，只要婚姻穩定就好。海歸家庭兩地分居的的婚姻，以及回國找漂亮媳婦是否可行等問題，是個值得專門討論的話題。在此不再贅言。 昨天俺聽說，楊振寧的翁帆受孕有喜。這個消息，讓我……。楊教授是美籍華人，他們二位的婚姻，也和海外華人沾點兒邊吧？他們的婚姻，咱不敢妄評。柯雲路「婚姻診所」裡面的歐陽教授，已經把楊翁之戀定性為利益婚姻了。對婚姻有疑問的人，不妨讀讀這本書。

E. 魔聲耳機 和 魔音耳機 有什麼區別啊

第一，魔音耳機外形很酷，滿足了時尚界人士出街需求；

第二，魔音耳機的設計採用主動降噪技術，其主動降噪咪頭手機外部噪音內部線路板設計消除噪音；

第三，魔音耳機的耳套採用蛋白質棉，不但保證了佩戴舒適而且還有很好的隔音效果；

第四，魔音耳機的外部塑膠件採用玻璃噴油技術，UV後的塑膠支架完全不會劃傷，保持亮潔如新；

第五，魔音耳機採用的獨特的功放技術，外部電源持續供電的狀況下即便是手持移動設備也能保證音量和音質的清晰度；

第六、魔音耳機著重低音效果，比較適合聽嘻哈搖滾的音樂。

F. 魔聲跟beats有什麼區別

魔聲跟beats的區別：

一、品牌的區別

魔聲是全球領先的高品質耳機製造商，為家庭娛樂、音頻、家庭影院、手機、電腦和游戲提供高級連接性解決方案，同時也是iPod，iPhone和iPad配件和專業音頻領域的傑出創新者。

beats曾經是由魔聲公司生產的，並得到了著名音樂人Dr. Dre、Justin Bieber、Bono甚至Lady Gaga的一致好評。但後期由於經濟糾紛問題，Beats和魔聲於2012年08月14日正式解除合作關系，並且被美國Apple蘋果公司收購。

二、耳機類型的區別

魔聲耳機在高級音頻、視頻和數據連接性解決方案領域中引領潮流，在創新方面始終保持領先。魔聲耳機的高清環繞是一整套先進的錄音、混音以及音頻再現技術，能夠以高清5.1環繞效果重現音樂家原始演繹的聲音動態和音域。

beats耳機屬於重低音和高音方面類型的耳機 。低音方面飽滿有震撼力，加上外觀比較潮流時尚，是很多潮人必備耳機。

三、產品線的區別

魔聲產品線有耳機（頭戴式、入耳式）、家庭影音、線材、電源、屏幕清潔劑、數碼音樂、蘋果配件、HP配件、電腦配件、游戲天地、線材、眼鏡。

beats的產品線為耳機（頭戴式、入耳式）和揚聲器。

四、技術的區別

魔聲堅守著「崇尚原聲重現」的理念。魔聲線材在市場上備受推崇，已成為音樂發燒友、高保真音響愛好者、錄音師、音響專家、音樂家以及家庭影院熱衷者們所必備的產品。魔聲為音樂行業提供一種全新的 「SuperDisc」 先進格式技術，可以用來提升音質效果。

beats以優異的外觀設計和出色的音效取得了廣大青年用戶的青睞，同時明星效應也使得beats成為耳機中的「潮」牌。異軍突起的Beats耳機展開了耳機時代的新紀元。

G. 在國際社會中因民族沖突而引發的戰爭有哪些

中國儒家的仁學和主和的 理念可以成為建立一種當代新人文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和基礎。
宗教問題是民族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層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個層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這個民族社會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夠安頓心靈的地方。所 以對於多數民族來說，宗教信仰是神聖、崇高、不可褻瀆的，必要時可以拿生命來保衛它。
在虔誠信教的民族那裡，宗教信仰是其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觸動的神經感應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會作出最迅速最強烈的反應。同時對於許多民族來說，宗教信仰不僅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宗教組織和宗教禮俗也支配或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家庭婚姻、人際往來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問題向來是和宗教問題連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為當代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當代的國際爭端和地區性沖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這里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西方 強勢民族與東方和其他地區後起民族之間的矛盾，這就是霸權主義和 反霸權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由來已久，今後還會長期存在，解決的辦法是強勢民族轉變霸 主意識，加強平等觀念，後起民族增強實力，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對話；一種是地區性的民 族�芎統逋唬�繅隕�杏氚屠賬固溝某逋唬�ê詰厙�哪隆⒖恕⑷�髯逯�淶某逋唬�晾?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沖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沖突，獨聯體中亞美尼亞與阿 塞 拜疆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等等，其特點是土地相鄰、利益相左、宿怨積累、互相排斥，解決的 辦法只能是擯棄斗爭哲學，實行民族和解，學會和平共處，做到利益共享；一種是某些國家 內部不同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矛盾，如美國白人與黑人的矛盾，歐美白人與國內其他有色人種 之間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消除種族歧視，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事實上做到民族與種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處，親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問題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問題的復雜性
民族性本來就包含著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矛盾，還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摻合其中，原本就復雜多端 的民族矛盾會變得更加復雜多端，增加了合理解決的難度。反之亦然，宗教問題若與民族問 題掛鉤，也同樣增加了它的復雜性。如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佛教)與泰米爾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普勒斯的希族(東正教)與土族(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就是這樣的情況。現今東西方 的矛盾，既有國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價值觀)。 東亞人強調由傳統宗教和傳統哲學所形成的「亞洲價值」，其特點是重社會、重和諧、重道 德，以此與「西方價值」(往往以「全球價值」的面貌出現)的重個人、重競爭、重利益相區 別，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經常如此強調。而西方有些人始終企圖把西方的 價 值觀全盤強加給亞洲人。更有甚者，美國政治學權威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認為未來 國際斗爭的主題，將由意識形態和經濟沖突轉變為文明沖突，主要是西方文明與東方儒家和 伊斯 蘭兩大文明之間的沖突。人們批評亨廷頓的理論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是在蘇聯解體後企圖為 美國尋找新的敵人。毫無疑問，亨廷頓的觀點是在給東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澆油，他有意誇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別和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別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採取了敵視的態度，這當 然是錯誤的有害的，它加劇了東方人對西方人的反感，不利於東西方的和解。這是一個典型 的事例，說明包括宗教在內的思想信仰問題，可以被某些人利用來強化民族的對立與沖突， 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個民族有主體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學，都是值得慶賀的，因為這意味著民族 的大多數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會生活有精神支柱。當然，這種主體性信仰也要隨著 時代的前進而不斷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沒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亂，道德淪喪。但是一個民族在熱愛自己信仰的同時必須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其他民族，只有這樣，民族關系才能是和諧的正常的。一個人有自由選擇 信仰的權利，一個民族也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權利，這是維護人權的重要理念。一個虔誠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現為強烈的宗教感情。在這種情況下，處理宗教問題必然牽動民族 問題，兩者糾纏在一起，很難分得清楚。這就要求民族問題的處理者(國家或國際調停組織) ，既要有民族學的素養，又要有宗教學的學識，並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從而 能夠謹慎地細心地去解決問題。在中國，漢族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數不是教 徒，容易漠視、看輕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體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會要用極大的愛心關懷少數民族，要對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認真的研 究。宗教問題處理不好，就要影響民族關系，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現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載體，宗教是民族的意識，兩相比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質。當民族之間能夠和平相處的時候，即使他們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夠互相寬容，互相協調；當民族之間發生矛盾甚至沖突的時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間也容易出現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會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現對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講，乃是政治經濟利益之間的沖突，如領土主權之爭、市場財富之爭、 控制與被控制之爭，其間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外部勢力的 插手及內部掌權階層的特殊考慮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對錯，不是簡單可以了 斷的。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沖突，常常採取宗教的形態；而許多 宗教沖突的發生，其深層原因在於民族實際利益的沖突。例如歐洲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在 宗教的旗幟下，羅馬教皇以「聖戰」的名義指揮十字軍向歐洲東部及西亞北非進軍，提出「 援助東方的兄弟」，「向蠻族(指穆斯林)作戰」，「登上赴聖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號 ，並且高呼「這是上帝所願!」實際上，最深刻的動因是西歐封建領主垂涎東部的土地和財 富，以宗教為口號，進行侵略和掠奪。教皇烏爾班二世向法國人說「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們去拯救。你們蒙上帝賜給強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遲疑 地前往，這樣不僅罪得赦免，而且將得到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唐逸主編：《基督 教史》。，他用物質利益和宗教許諾雙重手段誘惑臣民參加非正義的宗教戰爭。十 字軍燒殺搶掠的所作所為，也充分證明，他們的東征並不是在為上帝傳布福音，而是實行民 族壓迫和剝削，以滿足其貪欲。戰爭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然後歐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權，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勢力，霸佔了重要貿易港口。
在當代社會，由於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精神的傳布，不僅再沒有發生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 流血戰爭，很少發生宗教之間的直接沖突，也很少見到一個民族以本族宗教對抗異族宗教相 號召。比較常見的是，在民族沖突或民族抵抗運動中，一個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眾， 以對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蘭主義，用以團結穆斯林世界，對抗西方的殖民 主義和霸權主義。在波黑戰爭中，穆斯林族則以伊斯蘭教為紐帶，加強內部的團結，其根本 目的在於爭取和擴展本族的生存空間。
四、發揚「和為貴」的東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視，消解民族仇恨，實現民族和解，加強宗教對話
隨著國際經濟走向一體化，隨著技術的進步、交往的擴大，隨著信息手段的發達，世界正在 變成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同時全球性的生態、人口、核擴散危機又威脅著全體 人類，人類不能不風雨同舟、興衰與共，那種各掃自家門前雪和用戰爭手段稱霸世界的時代 一去不復返了。人類必須學會友好相處、攜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機，走出困境。但是國家、 族群、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仍然不斷發生，隔膜、對立乃至仇恨的情緒仍然存在。這個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蘊含著自我毀滅的可能。解決國際爭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機的物質手段 並不十分缺乏，目前國際社會最為欠缺的乃是一種真正代表全人類利益的人文主義哲學，它 以仁愛和諧為宗旨，能超出國家、地區、民族、宗教、集團的界域而為世界大多數人所接受 ，從而化解仇恨，消融殘忍，促進族群之間的對話、溝通和合作。
我以為，中國儒家的仁學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為建立一種當代新人文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和 基礎。孔子和儒家講「仁者愛人」，主張「和為貴」和「和而不同」，認為人類是一個大家 庭，手足相連，痛癢相關，人本有仁愛之性，擴而充之，不僅可以愛家庭愛同族，也可以愛 人類愛萬物。人類在互愛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損。有了仁愛之心，便會幫助別人，理解和尊重別人，承認多樣性的差異，實行「 和而不同」，這便是恕道。《周易》講「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也是這種精神。近代 中國思想家譚嗣同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通就是溝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種種偏 見、閉塞和障礙，這樣才能推行仁愛之道。有了這種仁愛通和的哲學，就能克服民族歧視， 消融民族仇恨，推動民族和解，並且在信仰上承認多元，實行寬容。我覺得國際社會多年來 奉行的主流哲學是斗爭哲學，以強凌弱，以鄰為壑，迫人從己，以為這是生存競爭的規律， 許多人深信不疑。其實這是一種過時的哲學，必須加以改變，必須用仁愛通和的哲學來取代 ，否則整個人類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憂慮的。
首先，人們應當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要脫離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而獨立發展是不可能的， 在當代和未來尤其如此，這就是說各民族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當今 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的發展都是全球性的，發展得順利，各國各民族都有利，出現嚴重 危機，各國各族都受損害。不僅發展中的各國各族依賴於全球經濟、科技的發展和政治的和 平穩定，發達的國家和民族也依賴於發展中各國各族的繁榮和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墨西哥的 貨幣危機、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與歐洲的經濟衰退同樣受到全世界人士的關切。再舉例說明， 假如沒有中國參加，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包 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合作。
其次，同一地區相近或相鄰的各國各族之間，也是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也 就是說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無論是經貿發展還是國家安全，沒有民族和解與合作是沒有保 證的。真正為本民族利益著想的人，必定是主張睦鄰友好的人。煽動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實際上是把本民族時刻置於敵對民族的威脅之下而不得安生，這是間 接的自損自害。如果沒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會過上安寧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結，歷史的紛爭只能通過和談、妥協、諒解來解決，而不能訴諸武力。正如中國 哲學家馮友蘭所指出的，國際爭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學家張載的話)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須學會在一個多樣化文化的國內外環境中生活，善於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與各種類型的學說、主義、理念進行對話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寬容的態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進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舊傳統是相當封閉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該教提倡「宗教對話」，與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團體的關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華裔學者杜維明根據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導「文明的 對話」，以回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這是值得贊賞的。許多民族矛盾就是由於價值觀不 同引起的，而價值觀是由信仰決定的，因此必須相互溝通理解，而相互溝通理解又必須通過 對話，像朋友一樣交流，承認彼此各有真理，能夠設身處地去體會對方的思想感情，這樣自 然就會發現對方的特點和長處，也自然能夠尊敬對方的信仰與文化，並且取人所長補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與宗教文化的對話，宗教文化與非宗教文化的對話，應當大力提倡 ，認真進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個組成部分。

H. 亞洲美國社會歷史問題

華人移居美國已有200多年歷史，比其他任何亞洲裔少數民族都早。華人對美國的貢獻，特別是早期對開拓美國西部和發 展經濟的貢獻，以及近數十年中對發展美國科學技術的貢獻，都是業績昭著，獲得普遍公認的。

但是，被稱為「模範少數民族」而在美國的民族「大熔爐」中被視為精粹成分的美國華人，其地位和境況雖然比過去有很大改善，卻仍未達到同其貢獻相稱的程度。原因有各種各樣。然而從根本上講，主要在於美國的經濟體製造成的結構性不平等。它使少數民族群體從一開始就在這一社會結構中處於從屬地位而不是平等地位。到19世紀中期，隨著工業的勃興以及對廉價勞動力需求的增強，這一從屬現象就顯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屬於有色人種的少數民族群體，一般地要比白種人少數民族群體受到更深刻的歧視。19世紀80年代 的《排華法案》，20世紀30年代前後猖獗一時的種族主義迫害，對不少人是記憶猶新的。如今已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社會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其少數民族的境況比起半世紀或一世紀以前來也同樣有了很大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就一個現代文明社會來說，仍是很不夠的。美國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少數民族眾多，種族混雜。本文僅就美國華人境況的歷史變遷概括地作一探討。

早期歷史的簡要回顧

最早到達美國的華人據記載是美國立國以後不久，由經營貿易的商船於1785年從廣州駛回巴爾的摩時帶回的三名海員。隨後便陸續有其他海員、商人等到達美國。19世紀初期，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開始選送中國青年學生去美國留學。到19世紀中，蒙受了鴉片戰爭帶來屈辱的中國社會，呈現著動盪不安、困苦蕭條的景象。更多的貧苦農民迫於生計背井離鄉，出洋謀求生路。這一時期隨著歐洲殖民國家四齣掠奪和開發殖民地攫取原料，新興的美國也開始開拓邊疆以發展經濟，從而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力。當時還流傳著美國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簡稱加州)發現金 礦的消息。這對渴望謀 求生路的人當然有極大的吸引力。於是大批華人勞動力源 源奔到美國。從19世紀40年代到世紀末的五六十年內，到達美國的華人共有32.2萬人。其中既有被招募的華工，也有被拐騙的「豬仔」，還包括一部分商人、工匠、僕役等。他們大多數來自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抵達美國後首先落腳在西海岸的舊金山(亦稱三藩市)和加州其他城鎮。他們可以說是美國華人的先驅者。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華工。從開礦到築路，以至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們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中央太平洋鐵路於1863年開始建造橫跨美洲大陸鐵路的西段時，便 有大量華工投身於這項宏大的工程。到1869年5月，當這段鐵路在猶他州的普洛門特利(Promontory， Utah)同聯合太平洋鐵路接軌時，築路工人中已有90％以上都是華工。鐵路築成之後，很多華工又轉向加州的農田。到1884年時，加州的農業勞工中有一半以上是華人。此外，華人在興建西海岸的捕魚、服裝、鞋靴、煙草 工業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然而這批華人先驅者的歷史依然充滿屈辱。當時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在國際上無權無力，留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各方面都備受欺凌。當時對華人的歧視還毫不隱諱地反映在一系列法令上。

早在華人開始大批到達美國的1852年，加州立法機關就通過了一項《外國礦工執照稅法》，對每名華人礦工每月徵收稅金3美元。這項稅金收入在1870年之前竟佔加州稅收總數之半。1854年，規定有色人種不準在法庭作證反對白種人；1860年，規定華人兒童不準入學；1862年，規定沒有付過礦工稅的華人必須付警察稅，這就迫使每個華人都得付這種稅，雖然名稱不同；1872年，規定華人不得擁有房地產，也不向華人發商業執照；1880年，更規定加州的公司或個人都不準僱用華人。這一連串露骨地歧視華人的法令正是呼之欲出的全面排斥華人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前奏。美國在19世紀70年代已發生經濟困難的局面，失業增多，社會動盪不安。一些美國政客遷怒於華工，掀起了排華運動，終於在1882年由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經總統簽署生效。這是以法律形式確認了長期以來對華人的歧視和排斥。

這一法案禁止華工去美國，已在美國的華人也不準入籍。這導致盛行於加州的反華運動擴展至全國。聚居在各地的華人常遭騷擾和攻擊。1885年在懷俄明州的石泉鎮(Rock Springs)發生的暴動事件竟導致華人18名死亡、55名重傷。

在毫無法律保障，連生命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不少華人不得不離開美國。美國華人的人數在1890年時是10.7萬人，到30年後的1920年減少到只剩6.2萬人。1924年通過的《各族移民限額法》進而把所有來自亞洲的移民都拒之門外，對於華人則禁止把在華家屬接往美國。在種種歧視刁難和遭到種族隔離的情況下，留居在美國的華人只能局限在華人社區，即被稱為「唐人街」(現通稱「華埠」)的范圍內活動。他們完全被排除在美國社會之外，只能從事最卑微的勞動。華人的這段早期歷史確實是一部血淚史，其所遭受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壓迫和剝削、排斥和打擊，是現代文明人所難以想像的。

轉折點：第二次世界大戰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接納移民的政策基本上是限制性的。它所實施的按國籍給予配額的制度就是限制移民大量湧入美國的主要措施。1924年的《各族移民限額法》雖然對中國也有配額，但礙於《排華法案》的存在，根本無法利用這一配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爭中，美國和中國成了並肩作戰的盟國。兩國之間的關系必須改善，這是不言而喻的。 而當時日本正在利用美國的種族歧視政策，加緊宣傳和揭露美國的《排華法案》及其他迫害少數民族的事例，進而鼓吹「亞洲人的亞洲」，企圖削弱中美之間的同盟關系。美國參議員沃爾許對此不禁發出警告說：「日本的宣傳利用了我們排斥和羞辱中國朋友的法律。令人難堪的是這些宣傳都是事實 。而利用無可懷疑的事實正是最有力量的宣傳。」當時美國的輿論也對政界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加上對戰後中國可能成為巨大銷售市場的經濟因素考慮，促使美國於1943年正式廢除了《排華法案》。

廢除《排華法案》並沒有立即使華人移民人數大增，因為給予中國的移民配額每年僅為105名，大大低於其他國家。華人長期以來遭受的嚴重迫害和歧視是開始減少了，但並未徹底消除。只是自那時起，留居美國的華人可以歸化入籍，在法律上可以取得應有的公民權利了；華人尚留在中國國內的妻子兒女可以用移民身份入境了。華埠長期男女人數懸殊得不成比例的情況開始改變，華人的處境開始有了改善。

1949年的中國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此之前去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和因公因私去到美國的各色人等，約5000人滯留下來。以後數年中也斷斷續續地有人從國內經香港或日本去到美國。所有這些人和老移民之明顯不同首先在於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原先並無移民之打算，而是由於客觀事態的發展，最後促使他們成為移民的。其次，他們大多數人原籍國內各省各市，並非單單廣東。再其次是他們大多數人原來就是城市居民，文化教育水平較高，經濟狀況較好，因此在各方面都遠非早年來自農村的華工可比。從此美國的華人社區開始有所變化。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新局面促使美國重新修訂其移民政策，於是在1952年通過了《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其中一項新的方針是將由美國來選擇接納什麼樣的移民，亦即是把接納移民的問題進一步置於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的考慮下，而使對種族和社會因素的考慮退居次位。接納的數量雖仍按原來的配額，但是配額以外的移民種類有了增加。自此之後有為數不少的外國科學家和各種專業人員，包括華裔的在內，被美國選擇接納，成了美籍公民。

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美國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也開始改正一些歧視華人的法律。1948年，加 州廢除了《反對異族通婚法》；1952年，經加州最高法院裁決，加州的《外籍人士土地法》被定為不符合憲法。同一年，加州取消了州憲法中的排華條款。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稱，各州法院不得在住房問題上強制推行限制性規定，但是自願訂立的協議仍可允許。這一裁決使華人有了合法地遷出華埠，搬到市內其他地區去居住的根據。於是，百年來被限定在「唐人街」的華人逐漸向其他地區分布。這在開始當然也不會順當。當華人要到白種 人住宅區買房居住時，有時往往會遭到周圍的白種人鄰居的反對。也因此發生過種族糾紛。華人還開始在華人社區之外尋找職業。為了得到職業保障和爭取實現平等就業，華人除了向私人企業謀職外還競相進入政府服務，有的還擔任了公職。在1946年，亞利桑那州的鄧悅寧(Wing F. Ong)成了被選入美國州議會的第一位華人州議員。當夏威夷於1959年正式成為美國的一個州時，鄺友良(Hiram Fong)當選為美國國會的參議員。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人參議員。

從這一時期開始，華人也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職業領域如餐館、洗衣、服裝業、手工藝、小商販等等。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了在過去屬於「禁止進入」的職業領域，如科學技術、工程、醫學、教育等界。不少華人在他們的專業上顯示了巨大的才智，有些還在後來取得了享有世界盛名的成就，如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貝聿銘、王安等等。

成為轉折點的這段時期所發生的變化，對美國華人的主要意義在於初步獲得了法律上的公民權利，擺脫了100多年來法律上的種族歧視。對多數美國人來說，法律終究是法律。因此總的來說，隨著時日推移，種族歧視較前有所緩和，種族偏見也不再以明目張膽的形式出現了。但是要想從國家的法律上直到人們的思想上都徹底消除種族歧視和偏見，還遠非朝夕之間的事。華人在尋求職業或謀求晉升時，經常會遇到一些隱蔽的障礙。以擁有美國最大的華埠的舊金山為例。這個全市人口中 有5％是華人的加州名城，直至1957年才第一次任命了一位美籍華人當一所公立小學的校長。這類現象當然不能令人滿意。因而當美國黑人在60年代初期推動保障權益計劃時，正在成長和形成中的華人中產階級成了他們的盟友。人們漸漸明白光靠法律條文是消除不了種族歧視的。法律上贏得的保障只是第一步。

六十年代中期以後的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0年內去美國的中國移民，人數依然不多，因此並未對美國的華人社會發生重大影響。60年代美國國內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以及其他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形成了一股時代潮流。它對美國移民法案中包含的歧視有色人種的傳統觀念也進行了沖擊。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對1952年的《移民和國籍法案》的修正案，使之成了新的移民法案。它的特點是改變了原來按國籍而定的移民配額，而規定每年接納來自西半球的移民12萬名，東半球17萬名，任何國家每年不超過2萬名；它還考慮到促成家庭團聚而允許美國公民的配偶及直系親屬在配額之外按一定的比例名額移民入境；它也對擁有專門知識和才能的外國人的移民申請，給予優先考慮並按一定的比例名額吸收入籍。

新移民法案表明美國移民政策的重要改變，它導致過去移民配額較少的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歐一些國家有了增加移民數額的可能。事實上後來情況的發展也是如此。1965年以後美國的華人人口迅速增長，到1970年達43.5萬人，比10年前增加了83％。其中主要來自香港和台灣，也有很多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從中國大陸去的新移民是70年代後期開始到達的。按照美國放寬了的限額是每年2萬名。

華人新移民的迅速增加，使美國的華人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人口結構方面，原來的華人中大多數是廣東人，約佔80％—85％。現在廣東人和外省人差不多各佔一半。隨之而來的是粵語不再是華埠唯一的通用語言了，普通話逐漸興起，盡管南腔北調，大體上相互都能聽懂。到1970年時，在全部原籍中國大陸的華人中，老移民中在美國出生的後代只佔48％，成了少數。多數是出生在中國的新移民。這種情況在幾個華埠較大的城市中都如此。新移民在各城市華人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紐約為67％，洛杉磯為54％，舊金山為52％。只有夏威夷州，遠離美國大陸，新移民還比較少。當地華人人口中美國土生的仍佔89％。

華人人口的變化也使華人社區面貌一新。70年代以來，華人在商業上不斷開拓新的領域，使來自港澳和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的產品陸續在美國市場上佔得一席之地。他們還重新引發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中國的文學、藝術、服飾、烹飪，以至宗教、武術、針灸、氣功等都開始在華人社區內外流行起來。由於新移民中知識階層相當廣，各類文化團體、同人會社、校友會等也紛紛成立。相應地也出現了不少中文報刊。到1980年時，在舊金山灣區就有9種日報，11種周刊；紐約有7種日報，1種周刊。7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台灣製作的廣播和電視節目已能在美國播映。隨著現代電訊技術的進步，中國大陸和港台的日報已能及時在美國出版。所有這些新發展，都是上一代的移民所難以想像的。

促使華人社區得到空前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須歸因於華人教育程度的提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華人便認識到若想在經濟上得到發展，提高教育程度是必要的一步。因而進大學讀學位的華人大量增加。60年代以後又有大批來自港台的留學生成了新移民。1970年時，美國的男性華人中已有1/4人口擁有大學學位，這是在美國所有各少數民族群體中最高的比例，而且是美國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同年，從事專業及技術行業的華人已佔華人人口的26％，而1950年時只佔7％。這主要是華人群體的教育程度有了提高，知識和能力有了增強的結果。

然而另一方面，新移民的大量增加也使某些社會問題一時更不易解決，例如，廉價住房更不敷分配，老年保健問題也難以妥善解決等。不過在所有問題中最為關鍵的，是求職的困難。雖然自6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實行保障權益計劃，不準在招聘職工時歧視婦女和少數民族，但是職業技能方面能否勝任，無論如何仍是求職競爭中的必要考慮。有些華人新移民往往由於英語程度不高，從求職競爭一開始就遭失敗。有些不懂英語的移民根本無法在華埠之外尋找職業。他們最後只能接受工資較低的、工時較長的體力活。甚至一些有專門技能的新 移民也不免遭到這種結局。

新移民中的少年兒童往往由於不識英語而難以得到上學的機會。上了學的也有不少因跟不上課程進度而不得不退學。青年移民也往往因語言方面的障礙而無法同別人在求職過程中進行公平的競爭。從缺乏受適當教育的機會到缺乏職業上的競爭能力，導致不少青年新移民產生心理上的挫折感和憤恨，使他們比較容易訴諸於反社會的行為。這是導致華埠在這一時期出現青少年犯罪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華人群體本身的努力外，這一時期開始推行的保障權益計劃(Affirmative Action，直譯為採取「正面行動」)也是使華人的處境能得以改善的一個重要因素。保障權益計劃這一名詞最初出現在1963年美國總統肯尼迪發布的一項行政命令中。這項命令要求同政府部門簽訂契約的企業實行保障權益計劃，確保求職者受僱用時以及雇員在受雇期間所獲之對待，不受種族、信仰、膚色或原國籍的影響。四年後這項命令經過修訂成為：「在僱用職工或招收學生時須向過去被剝奪基本權利的群體，如婦女和少數民族，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且，企業中若沒有女性職工或少數民族職工(主要是黑人、亞裔、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語裔)，就能以「非法抗拒」論處。自此以後，盡管有些企業主並不願意僱用少數民族，也不得不按令行事，至少也得僱用幾個裝裝門面。可是對各少數民族群體來講，這是打開了很重要的一扇門。

保障權益計劃之能推行也同當時在全國各地高漲的民權運動有關。美國黑人為了要求取消一切種族隔離和爭取選舉權，進行過多年斗爭。最後終於迫使國會在1964年通過了《民權法案》，贏得了反對種族歧視的重大勝利。這一勝利使所有少數民族和婦女從法律上得到了 基本的權益保障。從此，法律上的種族隔離算是結束了，但事實上的隔離在某些地方仍然不是立即能消除的。華人的情況也差不多，不過比起過去總是有了很大的改善。60年代中期以後，保障權益計劃使 華人在求職方面能夠進入若干過去根本不僱用華人的職業領域?如電視、廣播、公共關系部門，警察局等。正是根據這項計劃，使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熟悉專業的華人在任職單位被選拔到領導崗位上。華人並開始擔任市議員和法官等職務。70年代以後，不僅是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還有政界、著作界、體育界，都有華裔的人才脫穎而出。華裔婦女江月桂(March Fong Eu)成了加州的州務卿，是當時美國大陸上當選官員中職位最高的華人。到80年代又有華裔吳仙標當選為特拉華州副州長，陳李琬若當選為加州蒙特雷·帕克市的副市長。吳家瑋成了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第一位華裔校長，田長霖擔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第一位華裔副校長職務。這些變化和發展在過去是不可能的。

早在60年代後期便有華裔學生利用聯邦援助計劃回到華埠，針對華人社區的需要開拓了很多社會服務工作。他們在改善社區的保健、教學、就業、住房、娛樂等方面制訂了很多方案，旨在改變華埠的落後面貌。70年代初期，成立了華人保障權益協會，還成立了全國性的美國華人協會(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成為保障民權、維護美國華人權益、反對種族歧視的華人組織。

從60年代到70年代，從參與黑人爭取民權運動，參與反對越戰運動，聯合其他少數民族尤其是其他亞洲人後裔(簡稱亞裔)進行共同斗爭，直至成立華人自己的保障權益組織，正是美國華人群體在長期體驗中增強了探求機會均等的意識，萌發了政治醒悟的結果。這一變化很重要。因為它改變了長期以來對種族歧視採取的容忍退讓的態度，它也開始使華人群體懂得「光掃門前雪」是不行的，只有團結和斗爭才能爭取到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所應該得到的，與自己所盡的義務和所作的貢獻相適應的合法權益。

但是，盡管同過去相比取得了不少進展，華人所得到的平等權利距其應得的還差得遠。譬如，從80年代起，美國華人人口在亞裔中已佔首位，1980年時為80.6萬人(其次為菲律賓裔77.5萬人，日裔已退居第三，70.1萬人)，可是在國會參眾兩院中沒有一位華裔議員。又如，盡管華裔科學家在全美國的科學家中占相當比例，而且成績卓越，可是由總統指派的最高科學決策機構的百餘名成員中卻無一人為華裔。因此可以說，近40年 以至近20年的爭取華人權益的成就，就全局而言還只是個開始。

目前的情勢和趨向

美國的華人社會是亞洲地區以外最大的華人社會。經過近數十年的發展變化，美國華人社會本身也已呈現出多樣的面貌。華人已不只分布在東西海岸 的少數幾個城市中的華埠內，而是向華埠以外以及城市以外的郊區擴展，並且還進而向美國的中西部及南部拓展。但是華人聚居人數較多的城市仍是靠近東西兩海岸的傳統上為華埠所在地的城市，如舊金山、紐約、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波士頓，以及夏威夷州的檀香山(火奴魯魯)等。過去華人聚居在華埠既有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社會上的原因，即需要本族同胞的支持和保護。非如此則難以立足或生存。現在這些原來的因素已不起主要作用，因此新移民不一定須依靠華埠的力量來決定自己的前途。他們可以在華埠或華埠附近定居，也可以在市內其他地區租屋買房。1970年時，華人是僅次於日裔的美國第二大亞裔美國人。到1980年，華人人口已在亞裔美國人中躍居首位。到1985年又增至107.9萬人，佔美國全部人口的0.46％。

今天的美國華人中既有延續了好幾代的老移民的後輩，又有來美不久的大批新移民；既有隻會講英語而對中國文化所知甚少的洋 生華人，又有隻會講華語，長期在華埠按中國習俗行事的老年華人。當然，大多數還是處於這兩種極端之間各個層次的華人。他們之中既有第三第四代華裔公民，又有30年代和二次大戰前後到美國的留學生，以及近數十年中到美國的新移民。目前華人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從這批人中產生的。

從職業上看，教育程度較高、英語較好、專業知識或技術能力較強的華人都已步入了專業人員或經理人員的行業，或者自己成了企業主 ，反之則依然從事傳統行業，如餐館、洗衣店、小商店之類以及其他服務行業。前者的社會地位要高於後者，但是在經濟富裕程度上不一定如此。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變化趨勢是前者的隊伍有所擴大，從佔全部華人就業人員的1/4強擴大到佔1/3強，而後者的隊伍正好相反。

任何社會中的少數民族都會面臨一個融合或同化的問題。美國華人也不例外。據1970年的數字統計，加州16歲至24歲的華裔青年中，男性有30％、女性有22％是同異族結婚的。同一時期在夏威夷州華裔青年中的這一比例數字為：男性62％，女性61％。種族融合在美國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客觀現實。不過由於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根深蒂固，不同種族之間的婚姻自然障礙重重。現在這一障礙從法律上說已經消除，因而異族通婚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不僅華裔如此 。至於同化問題，對華裔來說要比融合難得多。歷史經驗表明，只有來自歐洲的白種人移民才會在三代人以後就失去原有屬性，同化在美國的民族「大熔爐」中。其原因，一 是他們外貌差別不大，二是他們的文化背景比較接近。白種人的這種同化模式，對一望而知是其他種族的群體並不適用。印第安人雖然人口已減少到只佔全 美人口的0.6％，但本來就是美國大陸的主人，歷史最久；黑人佔12％，是最大的少數民族，早在18世紀就被販賣到了美國；他們都不能說已經被同化。在美國華人中，盡管在洋生一代中很多人已不會講華語，並且習慣於美國人的思維方法和生活方式，但是全部拋棄中國的傳統習俗 ，全部認同美國文化的仍是極少數。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不僅同現代生活不矛盾，還能補足和充實現代生活。其次是美國社會本身在近數十年中更習慣於朝多元化發展，對各種異於本身傳統的東西更能容忍。何況對一些確實優秀的東西。堅持偏見頑固否定的人當然也有，不過總是極少數。

所有變化中最具有根本意義的是華人思想上政治意識和權利觀念的蘇醒。早年的移民長期受欺凌、受排斥的痛苦經歷姑不置論，就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情況來看，華人社會中較強烈的是宗派意識而不是政治意識，這當然有其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不少人光固守傳統，謀求自家生存發展，或是等待著有朝一日衣錦還鄉，落葉歸根，因而對居留多年並對之作出了不少貢獻的美國，始終認為是異國他鄉，對其社會的惡習弊端也從無糾正改革之宏志。60年代民權運動所取得的成就，使美國各少數民族都受到了激勵。華人群體逐步認識到身居美國社會，要保障自身權益便不能不參與美國體制內的政治活動。

70年代中，當亞裔選民組織起來參與各級競選時，華裔所獲的成績遠不如日裔。主要原因：一是傳統觀念賦予的「樂天知命」、「安分守己」思想已根深蒂固，一時間還不善於以適應美國社會的各種方式來爭取應得的權益；二是華人群體內部長期以來不講團結，各派政見上的 分歧和宗派利益的沖突，妨礙了在共同努力中的協作配合。作為歷史最久、人數最多、貢獻最大的亞裔少數民族，如果在觀念和意識上以及行動策略上不作適應時代要求的修正，並為此進行持續的努力，要想進一步在政治上取得應有的地位和權益是很困難的。

美國的種族歧視向來是其社會弊病之一，也是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很多白種人中的有識之士也都認識到這一點，因而也曾在民權運動中為此出過力。但是要徹底消除種族不平等的種種現象，並不是通過一項法律就能完成的。少數開明的白種人拋棄偏見、停止歧視行為，並不能消除社會上的歧視現象。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實質上是占統治地位的多數民族確保其特權地位的主要方法。結構性歧視使少數民族難以獲得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和取得謀理想職業的條件。要想達到和占統治地位的多數民族同樣高的生活水平，必須具備同樣的「資格」，擁有同一水平的財富。這對少數民族來講顯然是很難做到的。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華人的境況總的來說是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的。這也是時代進展的必然趨勢，並不是靠誰的恩賜。但是，有待解決的問題仍不少。要達到真正的平等，取得應有的權益，還有相當遙遠的路程。進一步的發展還有待於美國華人本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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