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曾與北宋發生激烈沖突的少數民族有
遼，金是與北宋發生激烈沖突的兩個少數民族政權。南宋主要是抵禦蒙古入侵。
② 少數民族因土地糾紛打官司但當事人是少數民族不會說普通話怎麼辦
如果說你遇到一個少數民族的，他不會說漢語，那麼想打官司都是比較困難的，這個時候你就應該找一個當地的能懂得它們語言的人作為翻譯，這樣的話比較合適一些。
③ 少數民族與漢族發生糾紛當地警方護著怎麼辦
沒有那麼絕對的事情，矛盾糾紛只要有人就會存在，難道純漢族的地方矛盾糾紛少嗎，可能更多。在一些地方，民族糾紛可能比較普遍，但大多數地方民族糾紛不多的。
④ 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在歷史上發生的戰爭（沖突）
這個就很多了，戰爭一直在頻繁的爆發，決定歷史走向如犬戎攻陷西周國都導致西周滅亡，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是一直和游牧民族戰斗而吸取的經驗造就了戰國時代最強大的一隻騎兵軍團。秦朝長城的修建這些都是基於對游牧民族的戰斗和防範，到了後來的晉朝，直接就是五胡亂華，開啟了百年黑暗歷史，大武悼天王的滅胡令，可以說那段歷史不是和少數民族戰鬥了，簡直就像是抗日戰爭一樣是為保存漢人血統存繼的抗爭，直到隋朝漢人才算是正式從新站起來了，隋朝和突厥的戰爭，西突厥成立的奧斯曼土耳其橫跨歐亞非，唐朝後期的契丹、黨項，後金，這些都算，最後一次就是滿清入關了。大概主線就這些，當然還有更細的，其實中華民族的歷史也可以說就是和游牧民族的戰斗史，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戰斗與融合
⑤ 不管是哪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域都時常有漢族與本地少數民族矛盾糾紛
沒有那麼絕對的事情，矛盾糾紛只要有人就會存在，難道純漢族的地方矛盾糾紛少嗎，可能更多。
在一些地方，民族糾紛可能比較普遍，但大多數地方民族糾紛不多的。
⑥ 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每年都有這種民族沖突
沒有完美的民族政策，各有各的問題。中國的這一套從蘇聯學習來的民族識別、民專族身份登記屬、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民族分化，造成主體民族人口大量流失，強化了少數民族的特權意識和獨立意識。這套政策在前蘇聯和南斯拉夫已經造成嚴重後果。不過另一方面，它在實行的初期確實促進了邊遠少數民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也從概念上推廣了民族平等，也是有正面效果的。 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民族拼盤」政策不同，美國作為一個人種和民族都極其復雜的國家，更像是「民族熔爐」，更加強調公民平等，而非民族平等。（說實話，世界上像中國這樣將公民的民族身份強制在官方文件上登記的，也沒剩幾家了。俄羅斯在十五年前就已經取消了。）不過理念和現實畢竟不一樣，歷史包袱畢竟也很重，非裔的的社會經濟地位始終都是個問題。還有拉美裔人口比例的增加。英國法國則有穆斯林人口比例快速增長的問題。
⑦ 少數民族糾紛
內蒙古自治區額來爾古納市自少數民族人口眾多，該市人民法院把握地區特點，著力化解少數民族矛盾糾紛，維護地區和諧穩定。今年以來，該院涉及少數民族案件調撤率高達86.3%。
在審判實踐中，該院法官注重總結適合少數民族糾紛的化解機制，針對不同少數民族當事人的生活文化習慣和心理特點，在庭前、庭中、庭後進行穿插式的溝通和調解，同時邀請少數民族地區德高望重的幹部、阿訇等參與調解、執行等工作，把法律適用、民族習慣有機結合起來，有效地促使當事人快速和解，也維護了民族團結。
⑧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沖突
秦漢時期，應該是匈奴與漢民族的沖突。秦始皇時期，「乃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
漢朝，文景之治時期是一個較為和緩的過渡，至漢武帝，有衛青霍去病李廣等諸將士征伐匈奴。
漢元帝時期，有昭君出塞的和親政策。
南北朝時期，漢民族幾乎戮殺殆盡，血統盡失。有大英雄冉閔立殺胡令，算是挽救些許。可嘆，可恨！
隋唐，算是民族性的大融合吧， 至少，李唐就是有鮮卑血統的，不是嗎？
宋時，民族林立，華夏大地上，多民族政權迭起。
元，不用說了吧？蒙古政權取代漢室，建立第一個少數民族統一的統治。不過百餘年就沒落了。
明，漢民族政權。
清，所謂最大的民族融合。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鐵與血鑄就了滿族的太平江山。
以上，個人嘮叨，還望諸位能給予最合適的回答。
因離開史書日久，不當之處，勿鑒。
⑨ 民族宗教沖突
宗教問題是民族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層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個層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這個民族社會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夠安頓心靈的地方。所 以對於多數民族來說，宗教信仰是神聖、崇高、不可褻瀆的，必要時可以拿生命來保衛它。 在虔誠信教的民族那裡，宗教信仰是其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觸動的神經感應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會作出最迅速最強烈的反應。同時對於許多民族來說，宗教信仰不僅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宗教組織和宗教禮俗也支配或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家庭婚姻、人際往來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問題向來是和宗教問題連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為當代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當代的國際爭端和地區性沖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這里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西方 強勢民族與東方和其他地區後起民族之間的矛盾，這就是霸權主義和 反霸權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由來已久，今後還會長期存在，解決的辦法是強勢民族轉變霸 主意識，加強平等觀念，後起民族增強實力，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對話；一種是地區性的民 族矛盾和沖突，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沖突，波黑地區的穆、克、塞各族之間的沖突，伊拉 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沖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沖突，獨聯體中亞美尼亞與阿 塞 拜疆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等等，其特點是土地相鄰、利益相左、宿怨積累、互相排斥，解決的 辦法只能是擯棄斗爭哲學，實行民族和解，學會和平共處，做到利益共享；一種是某些國家 內部不同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矛盾，如美國白人與黑人的矛盾，歐美白人與國內其他有色人種 之間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消除種族歧視，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事實上做到民族與種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處，親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問題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問題的復雜性 民族性本來就包含著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矛盾，還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摻合其中，原本就復雜多端 的民族矛盾會變得更加復雜多端，增加了合理解決的難度。反之亦然，宗教問題若與民族問 題掛鉤，也同樣增加了它的復雜性。如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佛教)與泰米爾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普勒斯的希族(東正教)與土族(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就是這樣的情況。現今東西方 的矛盾，既有國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價值觀)。 東亞人強調由傳統宗教和傳統哲學所形成的「亞洲價值」，其特點是重社會、重和諧、重道 德，以此與「西方價值」(往往以「全球價值」的面貌出現)的重個人、重競爭、重利益相區 別，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經常如此強調。而西方有些人始終企圖把西方的 價 值觀全盤強加給亞洲人。更有甚者，美國政治學權威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認為未來 國際斗爭的主題，將由意識形態和經濟沖突轉變為文明沖突，主要是西方文明與東方儒家和 伊斯 蘭兩大文明之間的沖突。人們批評亨廷頓的理論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是在蘇聯解體後企圖為 美國尋找新的敵人。毫無疑問，亨廷頓的觀點是在給東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澆油，他有意誇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別和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別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採取了敵視的態度，這當 然是錯誤的有害的，它加劇了東方人對西方人的反感，不利於東西方的和解。這是一個典型 的事例，說明包括宗教在內的思想信仰問題，可以被某些人利用來強化民族的對立與沖突， 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個民族有主體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學，都是值得慶賀的，因為這意味著民族 的大多數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會生活有精神支柱。當然，這種主體性信仰也要隨著 時代的前進而不斷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沒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亂，道德淪喪。但是一個民族在熱愛自己信仰的同時必須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其他民族，只有這樣，民族關系才能是和諧的正常的。一個人有自由選擇 信仰的權利，一個民族也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權利，這是維護人權的重要理念。一個虔誠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現為強烈的宗教感情。在這種情況下，處理宗教問題必然牽動民族 問題，兩者糾纏在一起，很難分得清楚。這就要求民族問題的處理者(國家或國際調停組織) ，既要有民族學的素養，又要有宗教學的學識，並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從而 能夠謹慎地細心地去解決問題。在中國，漢族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數不是教 徒，容易漠視、看輕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體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會要用極大的愛心關懷少數民族，要對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認真的研 究。宗教問題處理不好，就要影響民族關系，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現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載體，宗教是民族的意識，兩相比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質。當民族之間能夠和平相處的時候，即使他們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夠互相寬容，互相協調；當民族之間發生矛盾甚至沖突的時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間也容易出現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會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現對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講，乃是政治經濟利益之間的沖突，如領土主權之爭、市場財富之爭、 控制與被控制之爭，其間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外部勢力的 插手及內部掌權階層的特殊考慮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對錯，不是簡單可以了 斷的。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沖突，常常採取宗教的形態；而許多 宗教沖突的發生，其深層原因在於民族實際利益的沖突。例如歐洲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在 宗教的旗幟下，羅馬教皇以「聖戰」的名義指揮十字軍向歐洲東部及西亞北非進軍，提出「 援助東方的兄弟」，「向蠻族(指穆斯林)作戰」，「登上赴聖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號 ，並且高呼「這是上帝所願!」實際上，最深刻的動因是西歐封建領主垂涎東部的土地和財 富，以宗教為口號，進行侵略和掠奪。教皇烏爾班二世向法國人說「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們去拯救。你們蒙上帝賜給強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遲疑 地前往，這樣不僅罪得赦免，而且將得到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唐逸主編：《基督 教史》。，他用物質利益和宗教許諾雙重手段誘惑臣民參加非正義的宗教戰爭。十 字軍燒殺搶掠的所作所為，也充分證明，他們的東征並不是在為上帝傳布福音，而是實行民 族壓迫和剝削，以滿足其貪欲。戰爭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然後歐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權，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勢力，霸佔了重要貿易港口。 在當代社會，由於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精神的傳布，不僅再沒有發生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 流血戰爭，很少發生宗教之間的直接沖突，也很少見到一個民族以本族宗教對抗異族宗教相 號召。比較常見的是，在民族沖突或民族抵抗運動中，一個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眾， 以對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蘭主義，用以團結穆斯林世界，對抗西方的殖民 主義和霸權主義。在波黑戰爭中，穆斯林族則以伊斯蘭教為紐帶，加強內部的團結，其根本 目的在於爭取和擴展本族的生存空間。 四、發揚「和為貴」的東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視，消解民族仇恨，實現民族和解，加強宗教對話 隨著國際經濟走向一體化，隨著技術的進步、交往的擴大，隨著信息手段的發達，世界正在 變成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同時全球性的生態、人口、核擴散危機又威脅著全體 人類，人類不能不風雨同舟、興衰與共，那種各掃自家門前雪和用戰爭手段稱霸世界的時代 一去不復返了。人類必須學會友好相處、攜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機，走出困境。但是國家、 族群、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仍然不斷發生，隔膜、對立乃至仇恨的情緒仍然存在。這個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蘊含著自我毀滅的可能。解決國際爭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機的物質手段 並不十分缺乏，目前國際社會最為欠缺的乃是一種真正代表全人類利益的人文主義哲學，它 以仁愛和諧為宗旨，能超出國家、地區、民族、宗教、集團的界域而為世界大多數人所接受 ，從而化解仇恨，消融殘忍，促進族群之間的對話、溝通和合作。 我以為，中國儒家的仁學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為建立一種當代新人文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和 基礎。孔子和儒家講「仁者愛人」，主張「和為貴」和「和而不同」，認為人類是一個大家 庭，手足相連，痛癢相關，人本有仁愛之性，擴而充之，不僅可以愛家庭愛同族，也可以愛 人類愛萬物。人類在互愛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損。有了仁愛之心，便會幫助別人，理解和尊重別人，承認多樣性的差異，實行「 和而不同」，這便是恕道。《周易》講「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也是這種精神。近代 中國思想家譚嗣同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通就是溝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種種偏 見、閉塞和障礙，這樣才能推行仁愛之道。有了這種仁愛通和的哲學，就能克服民族歧視， 消融民族仇恨，推動民族和解，並且在信仰上承認多元，實行寬容。我覺得國際社會多年來 奉行的主流哲學是斗爭哲學，以強凌弱，以鄰為壑，迫人從己，以為這是生存競爭的規律， 許多人深信不疑。其實這是一種過時的哲學，必須加以改變，必須用仁愛通和的哲學來取代 ，否則整個人類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憂慮的。 首先，人們應當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要脫離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而獨立發展是不可能的， 在當代和未來尤其如此，這就是說各民族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當今 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的發展都是全球性的，發展得順利，各國各民族都有利，出現嚴重 危機，各國各族都受損害。不僅發展中的各國各族依賴於全球經濟、科技的發展和政治的和 平穩定，發達的國家和民族也依賴於發展中各國各族的繁榮和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墨西哥的 貨幣危機、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與歐洲的經濟衰退同樣受到全世界人士的關切。再舉例說明， 假如沒有中國參加，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包 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合作。 其次，同一地區相近或相鄰的各國各族之間，也是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也 就是說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無論是經貿發展還是國家安全，沒有民族和解與合作是沒有保 證的。真正為本民族利益著想的人，必定是主張睦鄰友好的人。煽動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實際上是把本民族時刻置於敵對民族的威脅之下而不得安生，這是間 接的自損自害。如果沒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會過上安寧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結，歷史的紛爭只能通過和談、妥協、諒解來解決，而不能訴諸武力。正如中國 哲學家馮友蘭所指出的，國際爭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學家張載的話)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須學會在一個多樣化文化的國內外環境中生活，善於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與各種類型的學說、主義、理念進行對話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寬容的態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進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舊傳統是相當封閉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該教提倡「宗教對話」，與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團體的關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華裔學者杜維明根據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導「文明的 對話」，以回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這是值得贊賞的。許多民族矛盾就是由於價值觀不 同引起的，而價值觀是由信仰決定的，因此必須相互溝通理解，而相互溝通理解又必須通過 對話，像朋友一樣交流，承認彼此各有真理，能夠設身處地去體會對方的思想感情，這樣自 然就會發現對方的特點和長處，也自然能夠尊敬對方的信仰與文化，並且取人所長補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與宗教文化的對話，宗教文化與非宗教文化的對話，應當大力提倡 ，認真進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