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侵權行為財務案例

A. 有沒有一些侵權行為的案例

倪XX、王X訴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侵害名譽權糾紛案

一、事實概要

原告到被告下屬的超級市場購物，被告工作人員懷疑二原告偷拿東西，於是在公眾場合訓問二人，並根據市場內所貼無效公告，對被告進行搜查，未查到任何屬於市場所有的東西。原告起訴被告侵犯其名譽權。

二、裁判要旨

首先，公民或法人行使某一「權利」如果沒有法律的依據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規定，都不能自認為有權利行使這樣的行為。法律從未賦予市場工作人員有盤 問顧客和檢查顧客財物的權利，因而被告無權張貼要求被告將自己的提包打開供被告工作人員查看的公告。

盡管此公告張貼在市場門口，但由於它沒有法律依據，因而是無效的，顧客有權不執行公告的規定。其次，被告工作人員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在公眾場合用帶有貶義的話語詢問原告是否偷拿東西，並根據市場內所貼 無效公告對原告的包裹、衣服等進行搜查。

上述行為足以使原告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已遭貶低，而且也實際影響了對二原告的品德、聲望、信用等方面的社會評價。

原告的名譽因此而受到損害。被告的工作人員是在工作崗位上履行被告為其規定的工作職責時對二原告實施侵權行為的，因此，其侵權民事責任應由被告承擔（依據 民法通則第43條）。

三、法院判決（處理）及適用的法律

在法院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後，雙方自行和解。被告願向原告表示歉意並向兩原告各支付1000元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賠償，原告撤訴。

(1)商業侵權行為財務案例擴展閱讀：

侵權行為，是指侵犯他人的人身財產或知識產權，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違法行為。侵權行為發生後，在侵害人與受害人之間就產生了特定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即受害人有權要求侵權人賠償損失。

行為人由於過錯侵害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不法行為，以及依照法律特殊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其他侵害行為。

「一般認為，侵權行為首先是一種民事過錯行為，也就是說，侵權行為破壞了法律規定的某種責任——這種責任是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不許被破壞；侵權行為同時又是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的行為，而加害人必須對被傷害人做出賠償。

構成要件

一、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二、受害人的過錯

受害人的過錯，是指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發生或者侵權損害後果擴大存在過錯。

三、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財產、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權益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對不法侵害人所實施的不超過必要限度的行為。

四、緊急避險

緊急避險，是指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財產、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權益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而不得已採取的致他人較小損害的行為。

五、受害人的同意

受害人的同意，是指受害人在侵權行為或者損害後果發生之前自願作出的自己承擔某種損害後果的明確的意思表示。

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

（一）過錯責任原則

（二）無過錯責任原則

（三）公平責任原則

B. 侵權法案例分析

1、過錯推定原復則，民通制126條：建築物或其它設施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別人損害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的除外。
2、存在侵權行為、有損害結果、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聯系、主觀過錯
3、飯店負主要責任，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莫小明是在接受飯店的服務過程中，由於飯店存在安全隱患造成的損害，所以飯店應當賠償。

C. 舉一個商業秘密侵權的案例

查詢一下比亞迪和富士康的案例，好多年了還在糾結。

D. 侵權行為法案例分析

1. 案例分析：陳志光夫婦到某餐廳吃飯，一對母女帶著一隻狗坐在陳志光夫婦的對面，點來了飯菜，讓狗在飯桌上吃，小狗則吃得津津有味。陳志光夫婦認為自己的人格尊嚴受到了損害，要求餐廳老闆解決，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遂向法院起訴，要求餐廳老闆賠償精神損害。

   分析本案並回答以下問題

   （1）本案被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為什麼？

   （2）本案如何判決（請說明責任方式），為什麼？

2. 參考答案要點：

   （1）本案被告的行為構成了侵權行為。人格尊嚴是一般人格權的核心內容，法律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侵害人格尊嚴的，對侵權行為人應當追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餐廳准許人狗同餐，侵害的正是人格尊嚴的權利。一般人格權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格權，包括的內容是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這種權利的作用，是概括和指導所有的具體人格權，規定具體人格權的內容，解釋具體人格權的含義，創造新的人格權；補充具體人格權的立法不足。當某些人格利益應當保護，但是所有的具體人格權還不能將其包括的時候，就應當依據一般人格權即人格尊嚴，認定侵權行為，並予以制裁。人狗同餐，讓狗在人吃飯的餐廳中跟人一起進餐，並且使用的是人進餐的餐具，這正是對人的人格尊嚴的侵害。愛護自然，愛護動物，都是應該的，但是，在社會中，任何人都是權利的主體，任何狗都是權利的客體。如果為了愛護動物，就把人與狗的地位同等起來，這恐怕就是愛狗的人也是不願看到的；

   （2）被告的行為是對原告人格尊嚴的褻瀆和漠視，其行為已經構成了侵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具體責任方式應當是賠禮道歉並應當承擔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其他民事責任方式不宜適用於本案。

E. 作為侵權行為和不作為侵權行為的幾個簡單例子，麻煩了

動手打傷別人就是作為侵權了；修路有坑未設置警示標志，行人因此受傷是施工單位不作為侵權；你邀請他人喝酒，他人因喝酒發病，你置之不理也是不作為侵權。

F.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G. 侵犯商業秘密的侵權行為有哪些

《反不正當抄競爭法》列舉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有：（1）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2） 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3） 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

H. 財務案例案例分析

可轉債基金的主要投資對象是可轉換債券，境外的可轉債基金的主要投向還包括可轉換優先股，因此也稱為可轉換基金。持有可轉債的投資人可以在轉換期內將債券轉換為股票，或者直接在市場上出售可轉債變現，也可以選擇持有債券到期、收取本金和利息。可轉債的基本要素包括基準股票、債券利率、債券期限、轉換期限、轉換價格、贖回和回售條款等。

可轉債是普通債券和可轉換為股票的期權的混合物，轉債價格和基準股票價格的差額構成了內含期權的價值。可轉債基金可能在企業發行可轉債時購買，也可能在發行後從二級市場購買。如果從一級市場購買，則可充分享有可轉債以上的優點1.政府債券：國家為了籌措資金而向投資者出具的，成若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喝到期還本的債務憑證
2.基金債券：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依法定程序發行並約定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有價證券
3.公司債券：公司依照法定程序發行、約定在一定期限還本付息的有價證券 （一）直接融資 1．國際債券融資 國際債券即發行國外債券，是指一國政府及其所屬機構、企業、私人公司、銀行或國際金融機構等在國際債券市場上以外國貨幣面值發行的債券。國際債券主要分為歐洲債券和外國債券兩種。
2.國際股票融資 國際股票即境外發行股票，是指企業通過直接或間接途徑向國際投資者發行股票並在國內外交易所上市。
3.海外投資基金融資 海外投資基金融資的作用在於使社會閑散的資金聚合起來，並在一定較長的期間維系在一起，這對融資者來說相當有益。此外，穩健經營是投資基金的一般投資策略，因而投資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穩定和發展也相當有益。
4.外國直接投資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其一、國際直接投資超越了國際貿易成為國際經濟聯系中更主要的載體；其二、國際直接投資超過了國際銀行間貸款成為發展中國家外資結構中更重要的構成形式。
（二）間接融資 外國政府貸款 外國政府貸款是由貸款國用國家預算資金直接與借款國發生的信貸關系，其多數為政府間的雙邊援助貸款，少數為多邊援助貸款，它是國家資本輸出的一種形式。上市公司是指股票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自由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具體要求如下:
必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一是其股票經過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准已經向社會公開發行；二是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五千萬元；三是開業時間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連續盈利；原國有企業依法改建而設立的，或者公司法實施後新組建成立，其主要發起人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可以連續計算；四是持有股票面值達人民幣一千元以上的股東人數不少於一千人，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其向社會公開發行的比例為百分之十五以上；五是公司最近三年內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六是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條件。只有符合了上述條件，才能批准其上市進行交易。 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1）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於人民幣3 000 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於人民幣6000 萬元；
（2）累計債券余額不超過公司凈資產的40%；
（3）最近3 年平均可分配利潤足以支付公司債券1年的利息；
（4）籌集的資金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5）債券的利率不超過國務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6）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條件。 財務杠桿是一個應用很廣的概念。在物理學中，利用一根杠桿和一個支點，就能用很小的力量抬起很重的物體，而什麼是財務杠桿呢？從西方的理財學到我國目前的財會界對財務杠桿的理解 財務風險也稱融資風險或籌資風險，是指由於舉債籌資而產生的應由普通股股東承擔的風險。也可定義為由於使用債務或優先股籌資從而需要做出固定周期性支出而引起的，由普通股股東承擔的超過基本商業風險以上部分的風險。它是與企業及其融資方式相聯系的風險，是由於企業資金困難，採取不同的籌資方式而帶來的風險。
財務風險的防範，是要對風險進行動態的控制，而並非要刻意減少風險。敢於冒風險的企業充分利用有利時機，往往從高風險中獲取高收益。防範並化解財務風險，主要應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1、認真分析財務管理的制度環境及其變化情況，提高企業對財務管理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為防範財務風險，企業應對不斷變化的財務管理環境進行認真分析研究，把握其變化趨勢及規律，並制定多種應變措施，適時調整財務管理政策和改變管理方法，從而提高企業對財務管理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以此降低因環境變化給企業帶來的財務風險。
2、增強企業資產流動性。一是貯存流動資產，即在資產組合中保持一定比例的易變現資產。二是購入流動資產，即通過銷售流動性存貨來實現變動性。企業必須權衡利弊得失，以合理的方式取得流動性資產，通過企業資產結構的合理搭配和籌資能力的合理運用，以最低的成本避免由於流動資金短缺和流動資金過剩而招致的損失。
3、提高財務決策的科學化水平，防止因決策失誤而產生的財務風險。為防範財務風險，企業必須採用科學的決策方法。在決策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影響決策的各種因素，盡量採用定量計算及分析方法並運用科學的決策模型進行決策。對各種可行方案要認真進行分析評價，從中選擇最優的決策方案，切忌主觀臆斷。
4、企業應當建立合理的資本結構，規避財務風險。首先應建立資本積累的約束機制，不斷充實資本。其次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合理確定負債規模。再次把握借款時機，審時度勢，合理決策。最後預測負債籌資的使用效果，權衡成本收益，優化債務結構。決定資本結構的因素是融資決策。將不同的債務按期限合理搭配，以減少償還債務的壓力，保證企業資金周轉順暢。融資金額大小直接決定了資本結構狀況。企業應當努力使資本結構最佳，融資成本最低。
5、規避道德風險對企業財務的影響。應控制風險因素，預防風險的發生。對外應全面而准確地把握市場及競爭對手的信息，消除信息不對稱對自身的不利影響，並對交易對象進行信用評估，通過談判制定無損自身利益的有效合同。對內應健全企業的損失，應加強與保險業的合作，將風險向外轉移，減少因交易對象違約、投機取巧等給自身帶來的重大損失；密切與金融機構和政法部門的關系，以便得到及時的幫助。
總之，企業的各項決策幾乎都是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的，離開了風險，就無法正確評價企業報酬的高低。財務風險是不可避免的。正確分析和防範財務風險，對企業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必須全面分析，這樣才能找出問題的實質

I. 侵權行為案例解答

1、承擔。雖然甲是私自駕車出遊訪女友，和履行職務沒有任何關系，看似僱主不承擔責任，但根據侵權責任法規定，機動車的使用人和所有人分離時，使用人肇事由使用人承擔責任，但汽車所有人有過錯時也應承擔相應責任。乙在選任甲為司機、使其能控制汽車上有過錯（圖便宜），因此應承擔部分責任（應理解為按份責任），但並非是基於僱主責任的連帶責任。
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九條：因租賃、借用等情形機動車所有人與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時，發生交通事故後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部分，由機動車使用人承擔賠償責任；機動車所有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錯的，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2、能減輕賠償。因為根據與有過失原則，丙的監護人有重大過失（讓4歲孩童自己在街心玩），未盡到監護義務，可以適當減輕侵權人的賠償責任。（見侵權責任法26條、最高法院關於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
乙可以向甲追償。
3、甲不能向乙追償。沒有追償理由。因為不是僱主責任下的致人損害，不能要求乙賠償。

J. 求關於商業誹謗和商業混淆行為的案例！！

我國市場交易中的有些競爭者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而以假冒、仿冒的手段來侵害合法經營者的利益，通過搭別人的「便車」來銷售自己的商品，造成了市場混淆，這種市場混淆行為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各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均將市場混淆行為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予以禁止。我國對市場混淆行為的規制主要體現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上，即「經營者不得採用下列不正當手段從事市場交易，損害競爭對手：
（1）假冒他人的注冊商標；
（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
（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姓名，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商品；
（4）在商品上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

商品誹謗
1.虛假事實

一是，誹謗言辭必須是事實（fact），僅僅是評論不構成商業誹謗。事實就是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評論就是告訴人們自己對某事或某人的看法。言辭失實可以構成誹謗，但評論不公正只能夠構成一般的侵權。在具體的案件中，如何判斷某一言辭是事實還是評論，法官應當將自己處在一個普通人的地位，參考該言辭產生的環境，推測該言辭可能帶來的損害後果來決定是事實還是評論
二是，誹謗言辭是虛假的（fault），並含有毀損性（derogato ry）。言辭的虛假性是指言辭與事實的事實情況不相符；言辭的毀損性是指行為人所使用的言辭會使商事主體及其商品或者服務的社會評價降低，或令其他人對該商事主體敬而遠之，導致客戶不與其進行交易，消費者不購買其商品或服務等。
2 虛假事實的公布

商業誹謗行為是一種通過捏造、公布虛假事實，對商事主體的商業信譽、商品或者服務進行詆毀的違法行為。但是，捏造虛假事實只是一個手段而已，並不是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只有公布虛假事實，才是商業誹謗的構成要件。

由於捏造虛假事實是構成商業誹謗的前提，因此也必須研究。捏造虛假事實，是指行為人故意編造對某經營者不利的，與其真實情況不相符合的事情，這里的捏造可以是全部捏造，可以是部分捏造，也可以是對事實真相的歪曲。

公布虛假事實，是指行為人以各種形式將誹謗性言辭傳播給原告以外的其他人，使他人知悉該虛假事實的行為。虛假事實只有公布，才有可能造成誹謗的後果，因此，虛假事實只有公布，才能夠構成商業誹謗。

公布行為對於商業誹謗的構成十分重要，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誹謗言辭一經產生，就構成公布。在美國，公布是個法律術語，意為不論採用何種形式，誹謗性傳播已為被誹謗者之外的他人所領悟，即構成誹謗。由此可判定美國法院對於公布要件的認定相當寬松，只要第三者看到或聽到誹謗的言論就視為已經公布。我國侵權行為法認定商業誹謗的公布要件，也應當採用這樣的標准，至於受害人的商業利益的損害是不是嚴重，則是後果判斷問題，不是公布要件判斷問題。

3 商業利益的損害事實

商業誹謗的損害後果必須導致實際商業利益損害的發生，也就是說，在認定商業誹謗行為時，原告必須舉證證明自己因為遭受誹謗而導致商業利益方面的損失。如果僅僅有虛假事實的公布，而沒有商業利益的實際損失，那麼可能構成侵權，受到法律的一般譴責，但並不構成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我國法律也有類似的規定。《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四十條就將對自然人進行誹謗和經營者進行誹謗導致損害的認定方面作了區分，前者是「造成一定影響」，即誹謗言辭被公開就足以表明已經發生影響，而後者要求對經營者造成具體損害事實，該損害應當是可算的。因此，如果行為人實施捏造、散布虛假事實，尚未造成損害後果的，或者存在著造成損害後果的可能性，都不能視為已構成商業誹謗行為，最起碼不能認定構成商業誹謗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之所以認為構成商業誹謗的要求更加嚴格，是因為商事主體從事經營活動，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公眾有權力對商事主體進行監督和批評。另外，商事主體相對於個人來講，有更強的自我保護能力，一般的誹謗語言不能夠對其造成損害。

4.行為主體存在過錯

行為主體對商事主體的商譽、商品和服務進行侵害的主觀要件可以為故意，亦可為過失。商業誹謗的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或不行為會造成商事主體商譽、產品或者服務的貶損，將危害其商業利益，而仍然加以實施或聽任損害發生的心理狀態。商業誹謗的過失，則表現為行為人的對誹謗後果採取了不注意的心理狀態，使自己的行為造成了商事主體的商譽、產品或者服務受到了毀損。
三、商業誹謗的行為方式

關於商業誹謗行為，有多種表現形式。一是從行為主體的角度講，可以表現為經營者實施商業誹謗行為和非經營者實施商業誹謗行為兩種。多數情況下，實施商業誹謗的行為人為經營者自己，但有時經營者不親自實施商業誹謗行為，而是唆使、收買和利用其他人向有關管理部門和媒體反映，或直接與相關管理部門和媒體惡意串通，對競爭對手作虛假投訴、報道和處罰。二是從表達方式的角度講，商業誹謗行為可以表現為書面誹謗和口頭誹謗兩種方式。書面誹謗具有持久性而口頭誹謗多具有短暫性，口頭誹謗的危害性一般要比書面誹謗輕。三是從表露程度的角度講，商業誹謗表現為直接商業誹謗和間接商業誹謗。前者是指那些明確、直接的誹謗性傳播，後者是指那些間接的，通過分析和聯系才能確定受誹謗對象的誹謗性傳播。四是從商業誹謗次數的角度講，商業誹謗行為還表現為原始誹謗行為和重復誹謗行為。就一般情況而言，重復誹謗行為的損害程度較原始誹謗行為為重。

除上述表現形式外，最重要的就是從客體的角度對其表現形式進行分類。商業誹謗的客體具有多重性，但發生率較高的，就是對商譽、商品和服務進行的商業誹謗，我們在此逐一進行分析。

（一）商譽誹謗

對商事主體的法定代表人的誹謗，究竟是對個人的誹謗，還是對商事主體的誹謗。這里描述的是一個真實的案例。2004年初，某公司副總經理王某在工作期間借職務之便，私自與他人重復簽訂工程承包合同，形成「一女二嫁」，給公司造成損失，公司將其免職。王某對此懷恨，將原來掌握的公司有關商業秘密的材料私自拿出，對這些材料進行變造和篡改，編造、歪曲事實，虛構了該公司董事長金某與政府有關部門及其領導相互勾結，欺騙公眾，謀求公司上市的虛假事實，並使用惡毒的語言，聲稱該公司董事長金某是商業欺詐、造假騙人的元兇，進行惡意誹謗，損害金某及其公司在公眾中的形象和聲譽。金某主張自己的名譽權受到損害，請求法院判決王某承擔侵害其個人名譽權的侵權責任。

毫無疑問，王某的行為肯定構成了侵權責任，但是究竟構成何種侵權責任，卻值得研究。焦點在於，這種行為究竟是侵害董事長個人名譽權的誹謗行為，還是侵害商事主體商譽的商譽誹謗行為呢？

就一般情況而言，對個人的聲譽、名聲進行無中生有的攻擊，侵害的肯定是個人的名譽權，應當構成對個人的誹謗，而不構成商業誹謗。可是，當受誹謗對象是商事主體的法定代表人的時候，如果行為所針對的對象明確地指向法定代表人，是故意地對法定代表人進行誹謗的時候，這個行為就是對商事主體的誹謗，構成商譽誹謗行為，而不是對個人名譽權侵害的普通誹謗行為。

對商事主體商譽的誹謗包括對商事主體本身的誹謗，例如對公司的誹謗，也包括對商事主體的代表者即法定代表人的誹謗。之所以對商事主體的代表人即法定代表人的誹謗認定為對商事主體的誹謗，就是因為商事主體的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長等所代表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就是法人的行為，而不是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行為。對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人進行誹謗，誹謗的內容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實施的行為，以及造成損害的對象是商事主體的商業利益，那麼，對法定代表人的誹謗就是對商事主體的誹謗，而不是對個人的誹謗，就構成商業誹謗的侵權行為。
（二）商品誹謗
在商業誹謗中，商品誹謗是一種獨立的侵權行為類型。對商品進行誹謗，主要是對於商品聲譽的誹謗。對商品的質量、效果、性能和價格等方面進行詆毀，都構成商品誹謗。如甲公司正在與一新客戶洽談一筆大生意，雙方已基本達成一致意見，正准備合同簽字時，該客戶突然收到來自乙公司的傳真，聲稱甲公司的產品侵犯了其專利權。該客戶立即要求甲公司作出書面解釋，並暫緩簽訂供貨協議。事實上，甲公司和乙公司是競爭對手，生產同一類產品，但甲公司使用的關鍵技術與乙公司完全不同。乙公司的這種行為就是典型的商品誹謗行為。

商品誹謗的侵害客體，就是商品聲譽。《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4條規定的「經營者不得捏造、散布虛偽事實，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就是制裁商品誹謗行為的法律根據。確認商品誹謗行為責任，所依據的就是這一規定。

對服務的誹謗是否可以概括在商譽誹謗當中？從原則上說，服務的聲譽也可以概括在商譽當中，對服務的誹謗也就是對商譽的誹謗。不過，相對於提供商品可以確認商品誹謗為獨立的侵權行為，那麼，對提供服務的商事主體提供的服務進行誹謗，當然也就可以作為單獨的侵權行為認定。其界限為，商譽誹謗主要是對商事主體的整體商譽進行毀損，針對的是商事主體；而服務誹謗，則是針對商事主體的服務進行毀謗，針對的是其服務本身。

構成服務誹謗，應當存在對服務的質量、效果和價格等方面進行詆毀。明知商事主體的服務並不存在問題，而故意採用虛偽不實的言詞、文字等，進行詆毀，造成受害人的經營的損害，構成這種侵權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