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環境侵權案件如何分配舉證責任
環境侵權訴訟中，應適用嚴格責任。污染者的加害行為應當排除「違法性」的適用，但在環境保護單行法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但部分單行環境保護法並不沒有在污染構成要件上與這兩個法律規定保護一致。如《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環境雜訊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雜訊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准，並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卻未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因此，違法性是否為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在具體案情中要根據不同的環境保護單行法的規定來判斷。 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在舉證責任分配上，被告承擔具有法定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為與其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規定的本意，應當降低原告舉證責任的證明標准，原告只要能夠證明因果關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由污染者承擔，並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舉證責任。基於環境污染責任在因果關系認定上的特殊性，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和因果關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即與一般侵權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對因果關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證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對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證明責任。所謂「初步的因果關系「是指原告的證明標准較低，即只要原告能夠證明被告污染行為具有導致其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❷ 如何認定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
【摘要】在我國，不同的法律對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規定有所不同，在什麼情況下，行為人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應由哪一方來進行舉證，這直接決定著環境污染責任承擔問題。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應區分好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法律適用、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構成條件以及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以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污染者環境污染行為
環境問題關繫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繫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重工業比重高，原材料消耗高，污染風險也高。一些企業一方面大量開發利用資源，以獲取利潤；另一方面為節省處理成本而大量排污，對他人人身、財產和公共環境造成侵害。因此，確定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勢在必行。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定及歸責原則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是指排污者因污染行為，侵害他人的生命權、健康權等人身權或所有權、用益物權等財產權，所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
在我國現行法律中，有很多關於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定。其中，《民法通則》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有關規定，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侵權責任法》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環境保護法》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行為人有責任排除危害，並需要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個人或者單位進行賠償。《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水污染中的排污方不僅要承擔行政責任，同時，因水污染受到損害的一方當事人也有權要求排污方賠償損失和排除危害。
從這一系列法律的規定中可以看到，我國已形成了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明確規定了因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的侵權法律規范。
與一般的侵權行為相比，環境污染行為具有顯著的特徵：加害主體與受害主體地位的不平等性；環境侵權行為大多數為人類生產、生活中附帶產生的一種侵權行為，具有一定的價值性；環境侵權後果嚴重性、潛伏性和漸進性；環境污染損害過程的間接性、復雜性等。①
環境污染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責任，其特殊性表現在其採用了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只要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後果間存在因果關系，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也就是說，按照民法通則中的無過錯責任原則的規定，我們可以推定：只要存在受害人的損害事實和排污方的行為與損害事實間有因果關系，無論排污方在主觀上是否具有過錯，都應該對其污染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事實來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當企業雖然有污染環境的事實，但未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有關規定，排污企業不承擔任何民事責任。而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即便企業排污符合國家的排污標准，同時未違反國家有關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但只要排污方的行為給他人造成了損害結果，那麼排污行為人就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這是因為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採用無過錯責任制，國家或地方制定的相關排污標準是我國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決定對排污單位是否收取排污費的主要依據。因此，即使企業排污符合標准，但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也應當承擔侵權賠償的民事責任。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是指排污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所必須具備的構成要件，是民事責任歸責原則的具體體現。《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是關於一般的民事侵權的規定，與之相對應的，一般的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是：有違法行為；行為有過錯；有損害結果；違法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而第一百零六條第三款是關於特殊侵權民事責任的規定。根據這一規定我們可以看出，與一般的侵權民事責任相比，特殊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只是缺少了「行為有過錯」這一要件。
筆者通過對《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以及《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的分析，認為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應具備以下三個構成要件：
環境污染行為。環境污染行為是指使人類生存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危害的行為。而判斷一種行為是否屬於環境污染行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把握該行為是否以違法性為要件。法學界對此有著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環境污染行為須以違反國家環境保護法規為前提，這就要求污染環境的行為具有違法性的前提條件。違法行為就是違反國家現行法律的規定，危害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行為，包括濫用權利、不履行法定義務以及違反法律禁止等等。②
有學者認為，無論合法行為還是違法行為，只要其造成環境污染或者破壞，從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為環境侵權行為的要件之一。行為的違法性並不構成環境侵權行為的必要前提，而行為的致害性才是環境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③
還有學者認為，《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和《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並不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來認定環境侵權行為的構成。④
綜上，雖然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的規定，環境污染的行為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有關規定，污染環境給他人造成損害的行為。但在《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中並未有要求環境污染的行為一定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同樣，在《侵權責任法》中也未有此規定。因此，筆者認為，按現行法律的規定，企業的排污行為分為合法排污和違法排污。
為了達到環境質量標准，國家或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污染物的排放標准依據，對污染源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的數量或者濃度做出了限制性的規定，是判斷企業排污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依據。依照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求，只有在行為人的行為具有違法性的前提下，行為人才需要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但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的違法性並不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屬於環境污染行為的構成條件，也就是說，排污是否達標不影響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構成。因為企業的排污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僅僅是企業承擔行政責任的依據，而不能作為判定其是否承擔民事責任的依據。
環境污染的損害事實。損害事實是任何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無損害即無責任。環境污染的損害事實是指排污者污染環境的行為致使國家、集體的財產權利或者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受到損害的客觀事實。因為環境污染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並不一定在行為發生時就立刻出現，很多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結果，尤其是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結果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
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僅以損害結果為構成要件，就只能在損害結果發生後才可以對環境污染行為採取補救性措施，而無法採取預防性措施。所以，環境污染的構成要件不僅應包括已實際出現的損害結果，也應包括污染行為已經發生但未造成嚴重後果之前的潛在危險，即為損害事實。
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是指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一定邏輯聯系。和一般侵權民事責任一樣，在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中，只有當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時，污染者才應對其行為承擔民事責任。
但其與一般侵權責任不同的是，由於環境污染行為往往是通過環境這個媒介來作用於人或物的，因此致害過程具有間接性，而一些污染物質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又有一個較長的過程，這種因果關系並不會立刻顯現出來。
同時，由於環境污染的一個損害事實可能由數個不同的環境污染行為引起。隨著污染物的不斷排放，其損害事實也將持續出現，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損害事實也不會立即消失，而會在環境中繼續存在。因此，對於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因果關系的認定要比一般侵權責任的因果關系的認定更為復雜。
環境污染侵權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是指法律要求糾紛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如果原告不能用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將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舉證責任的分配是指這種證明責任在當事人之間如何配置的問題。
一般來說，承擔較重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在糾紛解決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因此，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否公平直接關繫到當事人的利益問題。
在一般侵權責任中，我國實行的舉證責任是「誰主張、誰舉證」，即誰提出索賠主張，誰承擔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受害人負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污染者行為間具有因果關系的義務。但是，在環境污染侵權責任中，如果因為受害人對環境污染行為人的行為與其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舉證非常困難，這樣，受害人是難以獲得賠償的。
為此，《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的規定表明了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在法律規定的一些特殊情形下，將通常由提出事實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對方，由對方對否定該事實來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
也就是說提出主張者不再必須首先負擔提出證據的責任，只要否認者不能從相反的方面證明某一事實不存在，那麼否認者將要承擔敗訴風險。它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舉證責任分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相對於一般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而言的。其目的在於免除本應由提出主張方應承擔的舉證責任，而就待證事實的反面事實，由相對方承擔不利的舉證責任。《侵權責任法》將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加於實施環境污染的行為人，有利於保護環境污染中的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環境污染侵權免責和減責事由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三章的規定，當損害是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第三人造成的、正當防衛造成的、緊急避險造成的以及當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時，行為人可以減輕或不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環境污染侵權的免責和減責事由如下：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起源於羅馬法，原意為「上帝的力量」，是指無法預見、無法預防、無法控制和無法避免的客觀情況，即不可抗力是人類無法抗拒的外在力量，主要是指一些自然現象，如地震、洪水、台風等，同時也包括一些社會現象，如戰爭等。由於不可抗力是不受人們意志支配的，而這時又要求人們去承擔與其行為沒有任何關系並且是不能由人們所控制的不利後果，這樣對責任承擔者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不可抗力不僅是一般侵權行為中的免責事由，同樣也是環境污染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但需要注意的是，從《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可以看出，即使發生不可抗力，排污者也不是在出現不可抗力時就必然的免責，而是必須「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進一步污染損害的擴大，否則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受害人的故意。《民法通則》第三十一條規定，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這里所說的主觀過錯是指故意和重大過失。在受害人對損害的發生有主觀故意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受害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損害自己的不利後果，仍然實施該行為，這就說明受害人的行為與損害事實間有因果關系，所以就應由受害人自己來承擔全部或部分民事責任。為此《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為人不承擔責任。
同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在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失時，就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但筆者認為，根據民法基本理論，過失可分為一般過失和重大過失，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當被侵權人僅有一般過失時，不能減輕侵權者的責任，而只有當侵權人有主觀重大過失時，才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損害結果是因第三人造成的。對損害結果是因第三人造成的責任承擔問題，《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八條和第六十八條進行了明確的規定，通過該規定，可以看出當損害後果是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時，第三人應承擔賠償責任。這里所指的第三人是指污染者和被侵權人以外的第三人。
但筆者認為，依據特別條款優於普通條款的原則，對於環境污染是由第三人造成時，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被侵權人也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稱的「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僅指因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污染損害結果的情形，而不應包含第三人與污染者共同過錯造成的污染。
盡管《侵權責任法》第三十條規定了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正當防衛人不承擔責任；第三十一條規定了因緊急避險造成損害的，緊急避險人不承擔責任或僅給予適當補償。但筆者認為，從環境污染的特徵以及所適用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上來看，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免責和減責的規定在環境污染責任中都沒有適用的餘地。
（作者分別為牡丹江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牡丹江市陽明區人民法院審監庭庭長）
注釋
①張梓太：《環境法律責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1頁。
②楊立新：《侵權法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495頁。
③王明遠：「環境侵權行為研究」，《科技與法律》，1994年第4期，第39頁。
④王成：「環境侵權行為構成的解釋論及立法論之考察」，《法學評論》，2008年第6期，第86頁。
責編/王坤娜
❸ 關於特殊侵權中的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問題
1、「在環境侵權中 與損害的因果關系由誰舉證？ 」：由環境侵權中的受害人舉證。
2、「為何 與損害沒有因果關系 不能成為 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如果原告不能舉證證明損害結果與污染有因果關系，環境案件中的被告自然免責，這不先於「沒有因果關系不是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
3、只有在原告能舉證證明因果關系的情況下，被告才有義務在因果成立的情況下舉證證明有不可抗力、受害者故意、第三人過錯舉證：這三項免責事由，是在因果關系成立的情況下被告的舉證義務。
❹ 如何分配環境公益訴訟中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在環境侵權民事責任中，基於環境侵權的特殊性，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確立了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如何確認與分配在司法務實中還須法院進行裁定分配。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具體適用：
一、確立分配原則
分配原則主要包括：
1）公平原則。對舉證責任予以分配時，不僅要考慮權責平衡，同時也要考慮當事人的實際能力；
2）經濟原則。對於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而言，其整個證明過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難度系數相當高，進而明顯加大了金錢成本以及時間成本。
為了實現經濟效益最優化，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當事人在具體舉證過程中免受有關成本的不利影響，所以，需要以當事人為目標對象，保證舉證責任分配的科學性。
二、確立分配標准
對環境侵權案件予以審理時，我國應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其基本內容如下：只要加害人將污染環境的相關行為轉化為實際行動，那麼不管過錯與否，均應當承當相應的民事責任。與此同時，作為受害人也無需搜集資料以證實加害人具有主觀過錯這一事實。另外，無過錯不應該，也不允許被加害人引做免責理由。對於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而言，無過錯原則這一原則也同樣適用，其核心思想在於將加害人本身的主觀過錯問題有效排除，使其無法成為侵權事件的構成要素。
制定並採用上述原則的出發點在於：
1）環境污染是一個復雜事件，通常需要藉助有關科學技術及其原理予以必要證明；
2）單以「力量」而論，受害人通常遠遠不如加害人。
受上述原因制約，作為受害人一般很難從理論及事實的角度來證明加害人確實有過錯。與此同時，應用無過錯原則，能夠明顯提高相關企業（尤其污染型企業）對環保事業的關注，從而促進它們積極投身到污染的預防以及治理工作中去。
由以上可知，對於舉證責任分配而言，過錯與否在本質上不屬於其中的內容，因此，需要予以證明的事實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加害行為發生與否；
2）由加害行為所造成的直接及間接損害後果；
3）加害行為、損害後果二者之間所具有實際因果關系。
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受害方往往處於弱勢地位，普遍不具有足夠的舉證能力，為突出公平原則，所以，應該對舉證責任予以更為科學的分配。
三、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
在我國現行的審判模式之下，在某些情形下，人民法院應主動承擔相應的證據收集責任。當受害人無法舉證，又或者無法做到充分舉證，該種情形下，為保證裁判得以繼續進行，還當事人一個真相與公平，法院應該根據職權所在或者當事人所提出的請求來開展相關的調查取證。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如果沒有收集到相關證據，導致相關事實仍舊無法查明時，法院無需承擔任何責任，該種情形下，應由負責舉證的那一方來承擔相應的後果。
由此可見，對於舉證責任承擔主體而言，是不包括法院在內的。然而在此類訴訟案件中，原告通常處於一個相對弱勢地位，賦予法院一定的調查取證職權是現實的客觀需要，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應有效落實「調查與審判獨立執行」的做法，即作為案件的審判人員是不被允許參與證據收集工作的，以有效避免「先入為主」，證據收集工作應由法院的執行單位安排專人負責，另外，法院所收集到的證據應於庭審過程中向原被告出示，予以質證。
❺ 試述我國侵權責任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採取怎樣的判斷標准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的相關學說
（一）條件說
條件說又稱等值說，該說認為所以引起結果發生的原因都是損害結果的原因，因而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行為都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條件說的優勢在於它使用起來比較容易，按照該學說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較容易發現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學者們對條件說的批判也很多，認為其缺點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它把所有的條件都同等看待，沒有區分不同條件之間的不同作用，這樣在共同侵權的案件中便不能確定各侵權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和范圍。
第二，該學說認為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因素皆為損害發生的原因，這就將許多無關緊要的因素牽扯進來從而擴大了責任主體的范圍，造成真正有責任行為人的難以確定。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很多學者認為條件說在認定因果關繫上缺乏靈活性，在稍微復雜的因果關系認定中往往出現不合理的認定結果。因此，現在僅在一些簡單的案件中適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學說之外。
（二）原因說
原因說認為導致損害事實發生的眾多條件中並非所有的條件都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只有那些對損害結果在時間、空間上距離最近，或對損害結果的發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損害發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為人承擔責任。
該說在理論上把對損害結果作用不同的條件區分開來，單從理論上來看有其進步性。但是該說也產生了兩個新的問題：
第一，原因說只提出要把條件跟原因區分開，但是其並沒有明確說明該如何將兩者區分開，只是給了一個主觀、相當寬泛的標准，但在司法實踐中，損害發生的條件往往錯綜復雜，對損害結果的作用難分輕重，所以原因說在審判實務中適用的難度會很大。
第二，原因說把眾多條件中所謂的「原因」認定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唯一具有因果關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條件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在事實上可能造成當不能認定「原因」時，所有條件都與損害的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從而受害者無法獲得賠償的不合理情況發生。
（三）法規目的說
法規目的說認為，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應以法規的目的來決定。行為人就其行為所引發的損害是否應承擔責任，基本上是法律問題，依照法律規定來確定，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法規目的說在解決一些與立法目的相牽連的案件的時候，能夠發揮比其他學說更為明顯的優勢。但是法規目的說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權利都被法規目的所包括，也並不是所有的侵權行為都有法律來規制。依照法規目的說，在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發生的時候，權利的保護就毫無希望可言。並且以法規目的來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事實上會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權人在法規目的的掩蓋下逃避法律責任。例如，如果侵權人知道某一法條是為保護某一權益而設的，那麼他就可能將受害人的其它權益置於該法條規定的情形之下，從而使得該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從實踐中看，法規目的說對因果關系解決也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法規的目的在法律條文中並沒有直接的規定，而法規目的說卻舍棄了因果關系認定的標准，直接以法規的內容與目的來衡量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關系，這樣就缺乏明確的標准，最終仍然由法官來判斷法規的目的，使法官成為了法律的解釋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蓋然因果關系說
蓋然因果關系說發源於日本，是因果關系證明的一種方式。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理論。蓋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對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關系證明．應該只要就因果關系的存在表示出相當程度的蓋然性程度即為充分，所以，應當將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受害人轉換到加害人身上。有學者將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的理論要點歸結為：第一，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形式上仍為原告承擔；第二，證明責任在實質上進行轉換，即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因果關系的不存在。因果關系就應該被肯定；第三，「蓋然性證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確的領域。但尚未到達證明的程度的舉證。」從價值方面分析，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減輕了被害人的證明負擔，有利於社會弱者利益的保護。[7]
（五）相當因果關系說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系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知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即有因果關系。馮·克里斯認為，只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原因和結果之間才有因果關系：(1)它必須是損害的必要條件；(2)它必須在相當量方面增加損害的客觀可能性。由此可知，並非引起某個事件的每個條件都是原因，只有使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況下會導致某種結果發生的條件才是該結果的原因，才會承擔責任；如果該條件在一極其特殊的，或者極可能小的情況下導致了結果的發生，並且該條件是一種事物在一般進程中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則該條件不屬於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台灣著名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以行為時存在而可為條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別情事中，於行為時依吾人知識經驗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對於其結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一般的有發生同種結果的可能，其條件與結果為有相當因果關系」。換言之，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依行為時的一般社會經驗和知識水平作為判斷標准認為該行為有引起該損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而在實際上該行為又確實引起了該損害結果，則該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關系。
大陸法系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德國，是大陸法系在侵權法因果關系認定中適用最廣泛的理論。作為大陸法系的通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因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價值，所以在其產生的一百多年裡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將「條件判斷」和「相當性判斷」有機結合了起來。合理的確定了責任的范圍。相當因果關系的構造可分為「條件關系」和「相當性」兩個組成部分。其要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首先確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條件，而後再藉助一般社會經驗對這些條件進行判斷，進而斷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原因，確定損害賠償的責任范圍，從而避免了單純採取條件說所造成的因果循環，牽連范圍過寬，一概而論使每一個有牽連的加害人均承擔責任的責任范圍過寬現象的發生。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將「可能性」納入判斷因果關系中，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因為「可能性」判斷一般取決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驗與見識，所以在依據相當因果關系說判斷某侵害行為是否為某損害後果的原因時，並不要求受害人對因果關系的證明達到精確和絕對的地步，只需證明該侵權行為依一般社會經驗極大的增加了損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則極大地減輕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突出表現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在該類案件中一般採用「蓋然性」的方法確定原因和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例如，某化工廠污染了某居民區的水源。該居民區大部分居民喝了該水之後均呈現出不同輕重的中毒情況，則該居民區居民只需證明該化工廠侵權的「極大蓋然性」即可，而無須親自證明該蓋然性已經達到了確定性的程度。
雖然相當因果關系說已逐漸被大陸法系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相當因果關系說亦有其固有的理論缺陷：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易造成使用的差異性。由於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為人對極大增加損害結果的可能性理論並不能提出精確的認定標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國家或同一地區，同樣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其判決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時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可能會出現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認定因果關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現象的出現。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缺少必要的法律價值取向。美國著名的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認為「價值判斷在司法過程中會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價值判斷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於它們被整合進了作為判斷客觀淵源的憲法規定、法規以及其他種類的規范中。」由此可見，價值無論在司法實踐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當因果關系說藉助數學及社會統計學理論對因果關系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是科學的。可是侵權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畢竟是法律問題，而法律問題的解決就必須注意到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取向，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對此並未做出明確的規定。
其三，相當因果關系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並不能對社會中發生的所有的侵權案件判斷其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並且有些案件並不適宜採納相當因果關系說，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權案件。
其四，相當因果關系說對所謂的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在理論上有混淆「過錯」判斷的嫌疑。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所謂的相當性表現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預見到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條件關系，不論行為人是否能預見，都認為存在因果關系；凡是為一般人所不能預見但是行為人能預見的，也認為存在因果關系。」這實際上就是對當事人的「過錯」的判斷。一般人所能預見，而行為人卻沒有預見，此為行為人之「過失」；一般人不能預見，行為人預見了仍然追求損害結果的發生而為之，此為行為人之「故意」，只不過這種故意隱藏得更深，若無有力證據很難證明而已。相當因果關系說把本應當在過錯中進行的法律判斷搬到因果關系的認定中，並稱之為「相當性」的判斷，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忽視了過錯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學者們在討論因果關系的問題時，往往高估了因果關系認定在侵權責任認定中的作用，給人一種「相當因果關系的成立即等於侵權責任成立」的感覺，把過錯放在一邊，這種做法，誠不可取。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認定問題的實質與解決
因果關系的認定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任何一種理論學說，無論其如何科學、如何合理，均無法解決所有侵權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問題。某一理論學說在此類侵權案件中具有應用價值，而在另一類型的侵權案件中則可能無法適用。所以，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問題主要是一個司法問題而不是一個立法問題。因此，如何在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侵權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乃是擺在所有民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在構建侵權責任法因果關系認定規則時，應當堅持司法主義的邏輯進路。不宜在侵權責任法中將因果關系認定問題復雜化。而是應當將主要問題留待司法實踐中去解決．賦予法官在判斷因果關系時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權。
❻ 為什麼在環境侵權訴訟中實行因果關系推定原則
環境污染侵權中是舉證責任倒置，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舉證不能，推定污染者承擔侵權責任。這么做首先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被污染者進行舉證是十分困難的，污染需要鑒定、污染物成份、危害分析都涉及專業知識；其次是在法律上加大對污染者的懲處力度，防範污染。
❼ 環境污染侵權案件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有哪些方法
只要通過醫學化學鑒定證抄明損害（如人身體損害是由於長期飲用含有工廠排放的污水污染的水源）是由於環境破壞行為引起的，就具有因果關系——原告的初步證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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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侵權承擔的是無過錯責任，如果侵權方沒有證據證明這一因果關系不成立（如人體損害是由於本人自己患有先天疾病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即使證明了自己的排污標准符合國家規定也要承擔民事責任，當然，此情況下可以不用承擔行政責任。
❽ 分析環境侵權案件中,損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因果關系如何確定
只要通過醫學化學鑒定證明損害（如人身體損害是由於長期飲用含有工廠排回放的污水污染的水答源）是由於環境破壞行為引起的，就具有因果關系——原告的初步證明責任
環境侵權承擔的是無過錯責任，如果侵權方沒有證據證明這一因果關系不成立（如人體損害是由於本人自己患有先天疾病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即使證明了自己的排污標准符合國家規定也要承擔民事責任，當然，此情況下可以不用承擔行政責任。
❾ 環境侵權的概念
環境侵權( environmental tort) 是從傳統民法的妨害行為、干擾侵害、近鄰妨害等概念演變而來的。環境侵權是指由於人類活動而導致環境污染和破壞, 從而造成他人財產權、人身權和環境權受到損害, 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特殊侵權行為。與傳統的侵權行為相比, 環境侵權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 不平等性。在環境侵權中, 法律關系的主體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加害人多為經濟實力雄厚、科技力量強大的企事業單位, 而受害者多為處於弱勢地位且缺少抵抗能力的公民, 由於雙方地位和實力相差懸殊, 使得民法中主體平等的法律關系難以實現。
第二, 間接性。在環境侵權中, 加害人往往以環境為中介間接侵害他人權益, 而不是直接作用於受害方, 這與普通侵權有很大不同, 環境侵權本身就是對諸如大氣污染、雜訊污染、水污染等各種環境侵權現象的集中概括, 加害人正是通過這些介質侵害受害人權益的。
第三, 復雜性和潛伏性。受害人由於受到自身知識能力和信息獲得條件的限制, 無力承擔證明加害人有過失的責任。
第四,侵權對象的廣泛性。環境侵權的對象一般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侵犯的權利也是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以及其他環境權益在內的諸多權利。
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損害事實、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
1 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
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主要是三廢污染( 廢水、廢氣、廢渣) 、雜訊、固體廢物、電磁輻射以及破壞自然因素等污染環境的行為。
在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的認定中, 主觀過錯並不是其必要的構成要件, 原因有三: 一是絕大多數的污染損害都不是出於污染者的故意和過失, 且其危害范圍十分廣泛, 還威脅到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存, 在這種情況下, 最重要的是保護環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而不應當考慮加害者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 二是由於現代企業的高度專業化和復雜化, 以及科技水平的高度發展, 使得受害人很難證明加害人的過錯;三是, 一般而言, 污染企業的經營和獲利, 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污染環境和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基礎上的, 因此只有採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才符合公平原則。
2 損害事實
根據侵權行為法補償功能的基本要求, 無損害即無救濟, 損害事實是構成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 主要指受害人受到的致病、致殘、致死的人身傷害以及財產損失, 還應包含精神損害以及環境權的損害, 後兩項往往被忽視。環境權主要包括採光權、寧靜權、通風權等, 是環境損害事實中的全新內容。環境侵權的損害後果與其他侵權行為的損害後果有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共性表現為, 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權益的後果, 具有法律上的補償性、客觀真實性和確定性。其特殊性表現在損害後果的潛伏性以及侵害對象的廣泛性。
3 污染破環環境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理論包括原因與結果在時間上的順序性, 事實上的客觀真實性, 原因是結果的必要條件以及實質要素補充檢驗等。由於環境侵權的復雜性、潛伏性和廣泛性的特點,使得因果關系的認定較之普通侵權更加困難,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固守原有的因果關系理論, 勢必因其證明困難而使被害人請求賠償的權利遭到否定, 因而許多國家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代替因果關系的直接嚴格認定。在司法實踐領域, 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在環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廣泛承認。
在我國環境法中, 對環境侵權行為承擔無過失責任的原則也作了明確規定。1982 年的《海洋環境保護法》是我國在環境立法方面確立無過失責任制度的先驅, 該法第42 條就是關於環境侵權無過失責任的最早規定。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 條吸取了《海洋環境保護法》的這一規定,確立了環境侵權無過失責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後來的《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環境污染防治法都沿用了這一模式。這些規定為我國環境侵權的無過失責任原則提供了環境法上的依據。
部分摘自 《環境侵權民事責任若干問題研究》 時奇文 英才高職論壇 2007 No.3(Serial No.8)
❿ 環境侵權因果關系與一般侵權因果關系有什麼差別嗎
因果關系是構成侵權的基礎要件，因果關系不成立，就不能要求行為人對損害回後果承擔侵權責答任。因果關系的學說有必然因果關系說和相當因果關系學說，目前，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因果關系判斷理論採取的是相當因果關系學說，成立相當因果關系，即有因果關系。那麼，相當因果關系如何判斷呢？根據相當因果關系學說，只要法官依照一般社會見解判斷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行為通常能夠引起損害的發生，即可認定有因果關系。相當因果關系的判斷公式為：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是為有因果關系。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系。故，可以將相當因果關系理解為實際上通過「通常不發生」對條件因果關系的限縮，通過「通常發生」（通常）對必然因果關系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