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請問行政起訴書,辯護詞怎麼寫
行政起訴書
行政起訴狀(公民提起行政訴訟用)
來源: 作者:
原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訴訟請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實與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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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起訴人:
年 月 日
附:本訴狀副本_______份。
辯護詞:
代 理 詞
審判長、審判員:
陝西漢泰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原告陝西漢中興漢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的委託,指派我擔任陝西漢中興漢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訴西鄉縣城鄉規劃建設管理局城鄉建設行政監督糾紛一案 中原告的代理人,開庭前,本代理人查閱了有關資料,走訪調查了有關單位,經慎重考慮現發表如下代理意見,本意見的中心內容是:
第一、原告起訴符合法定條件,而且沒有超過起訴期限。
⒈2004年9月16日,西鄉縣第一中學教學樓工程在漢中市建設工程承發包交易中心開標。原告以58.71分被當場宣布為中標人,同時宣布公示三天後即可辦理中標手續。2004年9月23日,當原告向西鄉縣招標辦要求核發中標通知書時,被告向原告告知因有其他投標人投訴,暫緩辦理。
2004年9月27日上午,原告收到由西鄉縣招標辦轉交的由被告作出的「西城發[2004]82號」《行政處理決定》。該《行政處理決定》載明:「取消陝西漢中興漢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中標候選人資格,依次遞補漢中市建築工程總公司為西鄉縣第一中學教學樓中標單位。」
原告認為被告的《處理決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利,遂於2004年9月29日向西鄉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⒉本代理人認為本案原告和被告均具備行政訴訟主體資格且屬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投標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認為招標投標活動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的,有權向招標人提出異議或者依法向有關行政監督部門投訴」。
2000年5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務院有關部門實施招標投標活動行政監督的職責分工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0]34號文件第三條規定「各類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施的建造和與其配套的線路、管道、設備的安裝項目和市政工程項目的招投標活動的監督執法,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
Ⅱ 什麼是承攬合同,承攬合同糾紛的解決方式有哪些
承攬合同是日常生活中除買賣合同外最為常見和普遍的合同,我國《合同法》第251條第1款對承攬合同所下定義為:「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給付報酬的合同。」在承攬合同中,完成工作並交付工作成果的一方為承攬人;接受工作成果並支付報酬的一方稱為定作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合同中沒有以承攬人、定作人指稱雙方當事人,也不影響對其法律性質的認定。
(一)協商解決
協商就是承攬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在合同糾紛發生後,通過相互協商,達成協議,確立糾紛解決的方法、步驟及各自承擔的民事責任,最終解決合同糾紛。由於承攬合同的簽訂,是雙方當事人協商的結果,因而,糾紛發生後,雙方當事人彼此諒解,通過互相協商解決糾紛是可行的,它也是我國解決合同糾紛的最主要、最常見的方法。協商解決承攬合同糾紛,可以節省時間,盡快解決糾紛;還可以節省大量的仲裁或訴訟費用及仲裁或訴訟所耗費的人力;並可以避免長時間訴訟或仲裁造成的經濟損失。
採用協商方式解決糾紛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雙方協商的基礎是國家一系列有關法律、法規;其前提是雙方的平等、自願。在此條件下,雙方本著實事求是、互相諒解的態度,達到求大同存小異,使分歧順利得到解決。
爭議雙方在協商不能達到意見統一時,可以向合同管理機關申請調解,或者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二)仲裁解決
仲裁是指爭議雙方根據爭議發生前或爭議發生後達成的協議,自願將爭議交給第三者作出裁決,雙方對裁決必須執行的一種解決爭議的方法。是我國解決合同爭議的一種重要法律制度。
仲裁分國內仲裁與涉外仲裁。1995年9月10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是國內仲裁與涉外仲裁都適用的法律。該法規定:仲裁裁決自裁決書作出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應當履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仲裁裁決,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按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申請執行。
根據《仲裁法》,當事人採取仲裁方式解決爭議,應當雙方自願並達成協議。可以在承攬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也可以在爭議發生前或發生後就請求仲裁達成協議。仲裁協議應寫明請求仲裁的意願、仲裁的事項、雙方所選定的仲裁委員會。沒有仲裁協議,一方申請仲裁,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雙方當事人達成了仲裁協議,有仲裁協議,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當事人可以選擇仲裁委員會,不受級別與地域限制。承攬合同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涉及對外貿易、涉外運輸和海事糾紛的,應向中國國際商會組織設立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或海事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度。裁決作出以後,當事人就同一爭議再申請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仲裁委員會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當事人應當履行裁決,裁決自裁決書作出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另外,在作出裁決前,根據當事人的自願,可以由仲裁機構進行調解。調解達成協議的,應當製作調解書或者根據協議的結果製作裁決書。調解書和裁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調解不成時,再由仲裁庭及時進行仲裁。
(三)訴訟解決
訴訟就是當事人將爭議提交人民法院解決,人民法院在檢察院的監督下,解決該爭端的一切活動。訴訟包括起訴、審判和執行三個階段。
起訴應當向被告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遞交書面形式的起訴狀並按被告人數提交副本。起訴狀應寫明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民族、籍貫、住址、職業、工作單位、法人單位名稱、所在地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職務;訴訟請求和提起訴訟的事實與理由;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址。
Ⅲ 李昌奎案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接受原審上訴人李昌奎及其家屬的委託,指派張青松律師和王冠律師擔任李昌奎故意殺人、強奸案再審階段的辯護人。我們現根據本案的證據及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原審二審判決對原審一審判決的改判,屬於原審兩級法院對死刑是否「必須立即執行」自由裁量上的差異,就目前在案的證據來看,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沒有不當之處
本案原審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基本一致,適用法律完全相同,根據本案再審的法庭調查,辯護人認為,原審上訴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殺人罪罪行極其嚴重。原審一、二審判決均引用刑法第四十八條作為其量刑法律依據,該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因此,原審兩級法院都認為李昌奎應當判處死刑,只是原審一審判決認為「必須立即執行」,而原審二審則認為「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什麼情況下死刑才「必須立即執行」,刑法沒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確規定,這需要法官根據案件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性,綜合判斷,這種判斷又與法官本身的閱歷、文化背景、社會認知等多種因素有著必然的關系,每個人作出的判斷必然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只要是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即為合理的自由裁量。
二、綜合本案原審一、二審法院掌握的證據材料,原審二審判決對李昌奎緩期兩年執行死刑的判決更為恰當
依照刑法規定,自首並非必須從輕處罰的情節,原審一審判決「雖李昌奎有自首情節,但依法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的認定符合法律規定,但是,這一認定在強調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極大、手段特別殘忍的同時,卻忽略了李昌奎多個從輕、從寬量刑的情節和事實。而原審二審判決卻綜合考慮了以下三個事實和情節,這些情節和事實直接影響對李昌奎量刑處罰:
1、自首
2009年5月16日下午,李昌奎實施犯罪後逃跑,因為殺死的是自己的表妹,而且還是自己喜歡的人,心中極度痛苦,四天後,他自動到四川省普格縣城關派出所投案,並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1】。是自首。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並認罪、悔罪
本案原審一審期間,經巧家縣茂租鄉社會矛盾調處中心調解,李昌奎家屬給付被害人家屬安葬費等共計21838.50元。對於本案所造成的後果而言,兩萬多元的賠償的確太少,但是,這已經是李昌奎及其家人的所有財產,是李昌奎的家屬變賣了家中的鋼筋、水泥、磚、羊、馬等全部財產才湊夠的。必須指出的是,依照刑法規定,對被害人的賠償僅限於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賠償本身並不影響量刑,最高人民法院的多個司法解釋,之所以把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並認罪、悔罪的行為列為可以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情節【2】。是因為被告人的賠償行為,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告人對自己罪行的認識和悔罪態度。因此,刑事賠償的數額、方式、態度等反應了被告人的認罪、悔罪程度,而不是僅僅考慮賠償數額。李昌奎所在的茂租鄉,2009年(即案發當年)的人均純收入僅為2015.7元【3】,而李昌奎的家庭又屬於極度貧窮,家屬為了賠償被害人家屬,已經竭盡全力。如果僅以賠償數額以及賠償是否足額來衡量是否從輕,必然會形成從輕是富人的特權,死刑是窮人的專利的誤導。
按照原審一審期間被告人一方和被害人一方所達成的調處意見書,李昌奎家為被害人的遺體提供安葬地點。目前,兩位被害人的遺體就分別埋葬在李昌奎家住房的門前屋後,屋前一座墳,屋後一座墳,而且按照這個調處意見的約定,李昌奎家還要承擔對兩座墳墓保護的責任。這種足以給李家造成精神痛苦的處理方式,也反應了李昌奎徹底地悔罪贖罪的態度。
3、本案系因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而引發的犯罪
李昌奎家和被害人家同住在一個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子裡(鸚哥村放牛坪社),李昌奎的母親與被害人王家飛的母親是堂姐妹,李昌奎與王家飛是表兄妹關系。根據被告人李昌奎案發後的多次口供,以及陳利波的證言,李昌奎與被害人王家飛自2007年6月份開始戀愛,並且王家飛曾懷過其孩子,後來墮胎【4】,2007年10月李昌奎提過一次親,但遭到王家的拒絕,兩家關系失和。2008年,王家飛斷絕與李昌奎之間的戀愛關系,李昌奎對此不滿,矛盾激化,最終導致本案悲劇的發生。李昌奎和被害人這種即時親戚又是鄰居的關系,本來是相處和睦,親如一家的,但是,由於李昌奎的嚴重罪行,生生剝奪了兩條生命,使整個家族陷入極度的痛苦,甚至使家族之間產生仇恨。因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特點是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在犯罪前有深厚的親情基礎,如果對被告人處以過重的刑罰,有可能會對雙方造成更大的傷害,進一步加深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22條的規定,應酌情從寬處罰【5】。
綜上所述,原審一審判決僅僅考慮了李昌奎的自首情節,而原審二審判決則考慮了三個從輕、從寬的情節和事實,雖然這些情節也僅僅是法定「可以」從輕的情節,但是顯然原審二審考慮的更為全面,其改判理由更具合理性。
三、應當對李昌奎的重大立功表現進行認真核查,查證其立功情節是否成立後再做裁判
本案原審二審期間,李昌奎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李昌奎親自手寫的書面檢舉材料,檢舉了兩起嚴重的涉嫌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線索。一起發生於1990年,兩個犯罪嫌疑人,將一名年僅14歲的雲南少女哄騙到山東,以60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他人,這位被販賣的少女,直到2005年仍在向家中寫信求救,但是由於家人沒有文化,不知如何處理。另一起發生於2003年正月二十日,上述兩個犯罪嫌疑人夥同兩外兩位犯罪嫌疑人,將雲南兩位未成年的少女,以90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到重慶賣淫【6】。李昌奎在原審二審期間提交的這份檢舉材料,提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員,提到了具體的犯罪時間、地點,還提到了收買人的姓名、住址,甚至還列舉了至少6位能夠知道這些犯罪事實的證人的姓名。但是,這一材料在原審二審期間沒有引起重視,既沒有當庭質證,也沒有庭後審查。卷宗當中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曾經對這一重要事實進行過查證。如果李昌奎的檢舉線索經過查實,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上述犯罪嫌疑人涉嫌拐賣婦女、兒童罪,可能會被判處死刑【7】,李昌奎應屬重大立功表現,依照刑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李昌奎既有自首情節又有重大立功表現,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8】,因此,原審二審判決可能並不是對李昌奎的量刑過輕了,而是過重了。
原審二審遺漏的這一重要事實,對本案原審上訴人李昌奎有著兩個不同尋常的意義:一方面,因為原審二審判決將原審一審的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刑緩期執行,才讓我們有機會發現這樣的遺漏。否則,不僅僅李昌奎的生命早就被剝奪,最重要的是我們失去了挽救那三個被拐賣少女的機會,而犯下嚴重罪惡的罪犯們,仍然逍遙法外。足見慎用死刑之重要;另一方面,即使就目前在案的證據來看,也不能排除李昌奎有重大立功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對其判處死刑應當特別慎重【9】。這正暗合了原審二審判決改判死刑緩期執行的合理性。
綜合以上,辯護人認為,在原審二審法院沒有對李昌奎重大立功線索進行查證的條件下,原審二審判決綜合考慮案件的多個從輕、從寬的情節和事實,改判原審上訴人李昌奎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並無不當。但是,李昌奎在原審二審期間提交的重大犯罪舉報線索,依法應當予以調查核實,該舉報線索查證是否屬實,直接決定了李昌奎是否應當在死刑以下幅度量刑。
在今天下午的再審庭審中,出庭檢察員向法庭提交了三份證據,證明三個地方的公安機關未查找到相關報案記錄,用以證明李昌奎所檢舉的材料不屬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該三份證據是檢察機關於開庭當天請公安機關核實的,在上午休庭至下午開庭中,不到三個小時的時間里,公訴機關就對此提供了核查結果。時間如此匆忙,不可能將前述的線索予以認真核實,也只是查詢了是否有報案記錄。
辯護人對於檢察機關在上午休庭後即立刻進行核查的工作態度表示欽佩,但是檢察機關提交的證據不能達到其待證目的。這三份證據中,兩份是復印件(或者傳真件),且沒有原件予以核對,依法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還有一份證據,雖為原件,也僅證明沒有相關報案記錄。辯護人認為,李昌奎的檢舉材料中,有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員,並且提供了收買人的姓名、住址,還列舉了至少6位證人的姓名。檢察機關未對這些明確的線索予以查證,如果僅憑沒有公安機關報案記錄就認為李昌奎的舉報失實,顯然有失謹慎。
請合議庭對此情節予以充分重視,無論該李昌奎在二審期間檢舉的內容是否屬實,均應在查清此事實的情況下,再對被告人依法作出裁判。
以上辯護意見請依法採納。
辯護人: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張青松律師、王冠律師
2011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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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2第6頁,卷2第20頁。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23條:「被告人案發後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並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3】見雲南省政府信息公開門戶網站,茂租概況,《茂租鄉2009年社會經濟、土地、林業產業基本情況》。
【4】卷2第20頁,卷2第21頁,卷2第26-27頁。
【5】對於因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因勞動糾紛、管理失當等原因引發、犯罪動機不屬惡劣的犯罪,因被害方過錯或者基於義憤引發的或者具有防衛因素的突發性犯罪,應酌情從寬處罰。
【6】二審審判卷第59頁,李昌奎親自書寫的舉報材料。
【7】《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
(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
(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
(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
(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8】《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八條:「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犯罪後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六:「在對被告人作出有罪認定後,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實,除審查法定情節外,還應審查以下影響量刑的情節: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無過錯及過錯程度,是否對矛盾激化負有責任及責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親屬是否協助抓獲被告人;(四)被告人平時表現及有無悔罪態度; (五)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情況,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親屬諒解; (六)其他影響量刑的情節。既有從輕、減輕處罰等情節,又有從重處罰等情節的,應當依法綜合相關情節予以考慮。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從輕、減輕處罰等量刑情節的,判處死刑應當特別慎重。」
Ⅳ 承攬合同糾紛能適用建設工程合同的有關法律規定嗎
答案事相反的,建設工程合同屬於承攬合同的一種,但有司法解釋的專門規定。
Ⅳ 匯峰公司訴誠益公司合同糾紛案辯護詞
民事案子應該叫代理詞,刑事案件才叫辯護詞。代理詞,首先要分清楚是為原告還是專被告寫屬代理詞。原告代理詞,主要是圍繞法律關系、訴訟請求、合同效力、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以及證明目的、法律適用以及反駁對方觀點發表意見。代理詞是意見的總結,不用反復陳述事實,主要是寫理由。同時,注意主次和條理、詳略得當。被告的代理詞,基本思路與原告代理詞一樣,還是發表各類意見,主要就是反駁原告的觀點,請求駁回或部分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Ⅵ 工程款糾紛法律適用
06 . 保修期未滿,提前使用工程,拖欠工程款全部支付
工程未經驗收,發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約定工程保修期雖未屆滿,承包人主張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應予支持。
標簽:|工程款|質保金|提前使用|保修期|未經驗收
案情簡介:1995年,建築公司與開發公司簽訂施工合同。1996年,工程基本完工。1997年,在未經驗收情況下,開發公司開始使用上述工程。1998年,建築公司訴請開發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3800萬余元及利息。開發公司以雙方系閉口價、1年保修期未滿應扣10%工程款為由抗辯。
法院認為:①建築公司與開發公司所簽施工合同有效。對閉口價合同以外的裝修等工程,開發公司與建築公司雖未達成書面協議,但在施工過程中雙方對此項工程進行過協商,開發公司多次出具工程變更單,建築公司已施工完畢,開發公司已實際使用,該部分工程款應據實結算,以委託鑒定機構審計確定的工程款為准,由開發公司支付給建築公司。②根據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工程未經驗收,發包方提前使用的,發生質量或其他問題,由發包方自行承擔。開發公司在本案所涉工程未經驗收情況下使用,由此發生的質量或其他問題,應由其自行承擔,故合同約定的一年工程保修期雖未屆滿,開發公司向建築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不違反合同約定。判決開發公司支付建築公司工程餘款3800萬余元及利息。
實務要點:工程未經驗收,發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約定的工程保修期雖未屆滿,承包人主張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應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0)民終字第125號「某開發公司與某建築公司工程款糾紛案」,見《上海福海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與上海市第五建築有限公司工程款糾紛上訴案》(審判長程新文,審判員於曉白,代理審判員張章),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選登》(200102/6:334)。
Ⅶ 辯護詞怎麼寫
一、文書的製作要點:
1、首部。首行要寫明標題。
2、正文。在具體製作法庭辯護詞時,分兩段。
(1)第一,向法庭說明出庭行使辯護權的根據。第二,向法庭講明辯護發言的根據。第三,簡要但明確地概述辯護人對案件的基本看法。
(2)第一,從控訴方對犯罪事實的認定方面來辯護。第二,從法律適用方面進行辯護。第三,從情理方面進行辯護。
二、格式:
法庭辯護詞
法庭辯護詞的主要結構:一般由前言、辯護理由、結束語三部分組成。
前言
(主要三項內容:一是申明辯護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講辯護人在出庭前進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講辯護人對全案的基本看法。)
辯護理由
(是辯護詞的核心內容。是辯護人為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所要闡明的主旨,應該從被告人的行為事實出發,對照有關的法律規定,論證被告人無罪、罪輕或應該予以減輕甚至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意見和根據。因此,通常是要圍繞是否構成犯罪,屬於何種罪名,有無從輕的法定條件以及訴訟程序是否合法等問題展開辯論和論述。)
結束語
(是對辯護詞的歸納和小結。一般講兩個內容:一是辯護詞的中心觀點;二是向法庭提出對被告人的處理建議。)
辯護人:
年月日
(7)承攬糾紛辯護意見擴展閱讀
寫作要點:
【結構清晰】結構清晰的第一步,是排列好辯點的順序。接下來要考量的就是表達的結構要清晰。怎麼才能做到結構清晰,教大家一個竅門:每一個辯點要觀點鮮明,並且加粗加黑,論述每一辯點要序號清晰或者層次清晰,如1、2、3。或者:講這些文字作為你的起始標志「首先」、「其次」、「再次」。
就算表達不夠簡練,法官也能從這些標號和標志性起始欄位讀出清晰的論證結構。要知道,所有的法官都惜時如金(特別是閱讀你辯護詞的時候),如果觀點不明確,結構不清晰,法官可能就去看開庭筆錄了,沒時間看洋洋灑灑的辯護詞了。
【文字簡練】如果自己的辯點明確,結構清晰,恭喜了,可以訓練自己如何做到文字簡練了。法官也是人,是人就要講人性。自己不喜歡長句子,法官也不喜歡,自己不喜歡啰嗦,法官也不喜歡。所以,寫辯護詞要講「人話」,寫短句子,避免書面化語言,並且文字盡可能簡練。
【一圖勝千言】可視化已經在法律圈開始流行,時間軸、邏輯關系圖、組織結構圖已經開始流行。如果自己在辯護詞中善於穿插這些圖標,那麼自己將節約下很多文字,省得寫,法官也不願意看,有圖,看圖說話,就足夠了。記住:法官也是人,人,一旦被圖表吸引,就再也不願意看文字了。
Ⅷ 律師辯護意見為何難以被採納——以法院裁判為視角
2.證明責任分配的不合理。證明責任的分配作為一個程序性問題,直接影響實體結論,不同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可能導致不同的實體處理結果。在刑事審判實踐中,證明責任分配的不合理突出表現在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都規定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指控和定案的依據,以司法解釋的方式初步確立了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律師的辯護內容也從定罪量刑等實體性辯護轉向程序性問題的辯護。近些年來,辯護律師以偵查人員採用刑訊逼供等違法手段獲得證據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證據」的案例越來越多,但真正採納律師意見排除「非法證據」的判例卻比較鮮見。究其原因,在我國法律缺乏非法取證證明責任分配機制的情況下,法官不恰當地將證明「證據系非法取得」的責任強加於辯方,除非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否則其辯護意見很難被採納。根據有關的實證調查,基於刑訊逼供的辯護意見被採納率不過8.7%,在律師提出排除刑訊逼供所獲證據的申請,但最終未被採納的案件中,有28.6%的案件,法庭讓辯護律師舉證,律師無法舉出證據,法庭即認定律師的申請不能成立。⑥證明責任的分配應當考量公平、證據距離、便利和刑事政策等因素。在我國被追訴人被普遍羈押、看守所不中立、律師無訊問在場權,以及會見權和調查取證權均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法官將證明責任強加給辯方承擔不但不利於被告人權利的保障,也使律師有關排除非法證據的合理意見難以被法院所採納。
(四)法官心理層面的原因
1.失衡的心理。在我國目前條件下,法官的工資待遇相對來說還比較低,律師整體上的經濟收入普遍要高於法官的收入,尤其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更是如此。面對同樣一個案子,法官審判所花費的精力和付出的勞動量可能比律師從事辯護活動所花費的時間更多,然而他們每月卻只有幾千甚至幾百元的固定收入,而律師一場官司下來卻可以獲得上萬元的報酬。這種收入的反差使一些法官很容易產生失衡的心理。心態一旦失衡就需要矯正和補償,以獲得心理上的平衡。於是,在法庭審理中,隨意打斷律師的發言、限制律師的發言時間、對律師正確的辯護意見視而不見等等,就成為法官找回心理平衡的習慣方式。很多法官潛意識中認為「不能讓律師自我感覺太良好,既有錢又體面」,在採納律師合理的辯護意見時,經常表現出一種「心不甘情不願」的態度,即便明知辯護意見有理有據也不願輕易在判決中採納或表述出來。
2.排斥的心理。在法院的判決中,我們經常會發現這樣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明明判決結果已經考慮了律師的辯護意見,而判決書在論理中卻聲稱不予採納辯護意見。據一項調查顯示,在律師人均辦理的13.62個案件中,明確表示不予採納,但事實上吸收了辯護意見的有0.85件,佔6.2%。這種處理方式對當事人的權利並無大礙,但卻體現出了目前相當一部分法官對待律師辯護的一種復雜態度,即法官在潛意識里對律師仍是心存抵觸,有意無意地貶抑律師作用。⑦用有些法官的話講「有理也不讓律師說出來」,似乎過多地採納律師意見就顯得法官水平學識都要比律師低。在司法現實中,法官總有「高人(律師)一等」的感覺,可以與檢察官「平起平坐」,和控方具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對辯護律師無形中持一種排斥心理,對律師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認同。把律師辯護簡單看做是履行一個手續、走一道程序,甚至把律師履行正當的辯護職能視為審判的障礙。於是,就出現了「辯與不辯一個樣」、「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樣一種司法現實。
二、律師正確辯護意見難以被採納的危害
(一)實體正義的背離
辯護權存在的理論根據之一就是權力制衡理論,通過權利來制約權力,防止權力的恣意和濫用。以辯護權約束和限制公訴權,並對審判權的行使主體施加積極的影響,防止「偏聽偏信」、把裁判結論僅僅建立在控方證據和意見的基礎上,做到「兼聽則明」、傾聽不同的聲音,在雙方的對抗和辯論中發現事實真相,從而作出全面准確的判決。「對法官而言,辯護制度的價值在於將法官的個人能力提高到某種階段,以至能藉助別人的眼睛來透視真實,能夠在『人情法理』范圍內盡量大公無私和擺脫偏見的羈絆。」⑧法官在公開場合直接聽取控、辯雙方的辯論,有利於法官形成正確的內心確信,有利於防止法官認識出現主觀片面性和隨意性而背離客觀真實。⑨這無疑能夠促進實體正義的實現。司法實踐中法官對律師的辯護意見重視不夠,不耐心傾聽、不認真分析研究辯方的證據和合理意見,不但不利於真實的發現,還往往是導致錯案的根源。在北京大學法學院陳永生副教授所作的對我國近年來20起典型冤案的研究中發現,有17起案件(85%)的辯護律師都盡到了應有的職責,正確指出了偵查、檢察機關的指控以及法院裁判中存在的問題,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無罪的(後來證明這些辯護意見都是正確的)。但因種種原因,偵查、檢察機關以及法院都未予採信,導致案件被錯判,有的甚至被交付執行死刑。⑩心理學的規律表明,裁判者只要聽取一方面的聲音,就容易造成認識上的偏差和失誤;而聽取雙方的意見,尤其是聽取雙方相反的觀點和主張,則在認定事實和作出裁判方面要謹慎得多。事實上,對於法庭審判者以特有的時空和裁判方式而言,最有效地防止錯誤的手段是允許不同甚至相反的聲音同時出現,從而避免那種因為單方面接觸所帶來的誤判之危險。尤其是法官在開庭前已經接觸了警察、檢察官以各種方式提供的信息的情況下,聽取辯護律師的聲音幾乎可以成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的唯一有效途徑。(11)
(二)程序正義的失落
現代司法正義具有雙重內涵,它不僅僅是實體正義之實現,還體現為程序正義之維護,不但重視結果的真實正確,更強調實現結果的過程本身獨立的價值。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東熊認為:「刑事訴訟法所期求者,乃有實體面之正義與程序面之正義。實體面之正義,乃以進行刑事訴訟為手段而求實現,而程序面之正義,則在刑事訴訟之過程本身求實現。」(12)美國學者戈爾丁在「自然正義」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程序公正的九項標准:(1)與自身有關的人不應該是法官;(2)結果中不應含糾紛解決者個人利益;(3)糾紛解決者不應有支持或反對某一方的偏見;(4)對各方當事人的意見均應給予公平的關注;(5)糾紛解決者應聽取雙方的論據和證據;(6)糾紛解決者應只在另一方在場的情況下聽取對方的意見;(7)各方當事人都應得到公平機會來對另一方提出的論據和證據做出反應;(8)解決的諸項條件應以理性推演為依據;(9)推論應論及所提出的所有論據和證據。(13)我國學者陳瑞華教授指出程序正義具有兩項顯著特徵:第一,程序正義主要體現在與案件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在司法裁判製作過程中是否受到公正的對待;第二,程序正義主要體現在利害關系人要有機會充分而有效地參與到裁判過程中來。程序正義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是「參與」。(14)我們以上述程序正義的標准和特徵為參照,來透視我國律師的辯護意見難以被採納的機制是如何損害程序正義之實現的。首先,作為糾紛解決者的法官既不獨立也不中立,他(她)在裁判中受制於法內和法外各種勢力的影響和干預,並且帶有明顯的追訴傾向。其次,法官對控、辯雙方未能做到公平對待、一視同仁,而是對辯護律師持有一定的偏見,對控訴意見和辯護意見未能給予同等的注意,重公訴、輕辯護,「厚此薄彼」。再次,糾紛解決者在另一方(辯護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聽取控方的意見,決定被告人的命運。例如,檢察院和法院對案件處理「交換意見」、政法委召開的公、檢、法「三長會」,都是在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的,審判方與控方單方面接觸交涉討論對被指控者的處置問題,缺乏正當性依據,往往達成滿足控方要求的妥協。(15)最後,法院的判決書沒有充分說明理由,對辯護律師的主張和意見不作回應,對拒絕採納辯護證據沒有提供相應的解釋,其推論很少論及辯方的論據。所以,盡管律師也參與了法庭審理和辯護,發表了辯護意見,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參與,遠未達到「充分有效」參與的程度。因為他們不能通過參與法庭辯護對裁判者的結論施加富有成效的影響力,判決的結果很多時候也不是從經過當庭調查、辯論而採納的證據、意見和主張中產生。因此,中國的辯護律師其實行使的僅是「形式上的辯護權」而非「實質上的辯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