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商標侵權原告代理詞該怎麼寫，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聲音商標也是商標申請八種形式中的一種，其餘形式包括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位標志、顏色組合等。但是聲音商標直到2014年新《商標法》施行後，商標局才開始受理聲音商標，時隔兩年，2016年2月13日，我國首件聲音商標申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廣播節目開始曲經審查符合規定後初步審定公告，成為我國首件初審公告的聲音商標。去年騰訊也申請了聲音商標，但是不幸被駁回了，原因是缺乏顯著性，近日，QQ的「男人咳」聲音申請商標也被駁回了，此後的駁回復審也沒有成功，難道聲音商標竟是那麼難?騰訊的「男人咳」為什麼缺乏顯著性?騰訊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值得點贊，我國在2014年開始受理聲音商標後，2014年5月4日騰訊就向商標局神了了這個男人咳商標，指定使用的服務包括第42類遠程數據備份、電子數據存儲、雲計算、軟體運營服務、信息技術咨詢服務、託管計算機站(網站)、計算機病毒的防護服務、提供互聯網搜索引擎、地圖繪制服務以及計算機軟體更新等服務。據悉，這個聲音商標由兩聲較為低沉短促的男人咳嗽聲「咳咳」(ke-ke)構成。就是PC端QQ應用程序中陌生人請求添加好友時所發出的男人咳嗽聲，使用過QQ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商標局以「該商標為男人的咳嗽聲『咳咳』，用在指定服務項目上缺乏顯著性，不具備商標的可識別作用」為由，依據《商標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三十條的規定，對申請商標的注冊申請予以駁回。騰訊不服，進行商標復審，復審理由是QQ即時通信平台1999年問世，現已擁有龐大的受眾群體，申請商標亦隨之為廣大消費者熟知。申請商標本身具備商標應有的顯著性，且經過長期、大量宣傳使用，已與申請人建立起唯一對應關系，完全可以起到區別服務來源的作用。商評委經審理認為：申請商標為男人咳嗽的聲音，指定使用在雲計算等服務上不易被作為商標識別，缺乏商標應有的顯著特徵，屬於《商標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所指的情形。申請人提交的使用證據未涉及申請商標在雲計算等服務上的使用，不能證明申請商標經使用已具有顯著性。依照《商標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三十條和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對申請商標在全部復審服務上的注冊申請予以駁回。聲音商標為什麼那麼難申請?2013年我國第三次修改《商標法》時，將聲音商標納入可注冊的商標之列。自2014年5月1日現行《商標法》施行至今，商標局已受理聲音商標注冊申請約600件，但獲准注冊的只有20件左右。對我國消費者而言，無論作為法律上新增的一種商標形式，還是實際生活中接觸到的實例，聲音商標都屬於新鮮事物。消費者長期以來習慣了以文字、圖形作為表現形式的傳統商標，很少將聲音作為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志。商標的顯著性包括固有顯著性和經使用獲得的顯著性。臆造詞如索尼、kodak作為商標，具備固有的顯著性，符合《商標法》對於顯著性的要求。那麼，一件獨創性強的聲音商標，例如一小段自創的樂曲，是否不需要實際使用也能滿足商標顯著性的要求呢?根據《商標審查及審理標准》，一般情況下，聲音商標需經長期使用才能取得顯著特徵。設定這一限制應該是考慮了如上所述的消費者認知方面的特殊性。畢竟，對聲音商標這種非傳統商標來說，消費者很難直接將其作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志加以識別。只有經過經營者的長期宣傳、使用，消費者才能將某一聲音與經營者之間建立起聯系，繼而使該聲音獲得商標注冊時應有的顯著特徵。商標注冊申請人為證明其聲音商標經使用已獲得顯著特徵，可以向商標局或商評委提交相關使用證據。聲音商標的使用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在打開、關閉或使用商品過程中使用，在開始、結束或提供服務過程中使用，在經營或服務場所使用，在公司網站上使用，在廣播、電視、網路或戶外等廣告宣傳中使用等。
㈡ 跪求關於以下案例的一份民事訴訟代理詞
民事起訴狀
原告:金某，女，46歲，漢族，南京市人，河海大學老師，住**路*號*幢405室
被告:高某，女，漢族，住**路*號*幢404室
曾某，男，漢族，住**路*號*幢404室
訴訟請求：1.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行為
2.判令被告支付侵權損失 元
3.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支付
事實與理由
原告與被告高某、被告曾某系鄰里關系，被告高某和被告曾某系夫妻關系，被告的衛生間和盥洗室與原告的卧室約二分之一公用一牆。2009年7月中旬開始，原告多次發現卧室與被告相鄰的一面家居裝飾出現霉斑，經人鑒定，系被告家的衛生間裝修不當，牆內水管防水設施沒做好，導致水向牆面外溢，引起原告家與牆壁相連的衣櫃和裝飾板出現霉斑。原告在得知後多次與被告協商解決，被告對此拒絕履行其義務，並加以狡辯，逃避責任。原告無奈，只能訴諸法律。
基於上述事實，被告的行為嚴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依據《物權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特向 法院提起訴訟，懇請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裁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尊嚴。
此致
人民法院
附：本起訴狀副本 份
起訴人：
年月日
㈢ 求一份原告代理詞
民事訴訟代理詞
審判長、合議庭：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原告王某等三人的委託並由我擔任其代理人，現針對本案事實和證據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林某侵犯了王某三人對於所獲獎金的所有權。
第一、王某等與林某四人共同購買了四張體育彩票。2002年國慶節王某、林某、李某和秦某四人一同外出旅遊，結束時僅剩8元錢，因為不值得分，所以便買了體育彩票，在購買時雖然感覺中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仍然期望能夠中將。當時盡管將彩票分給了四個人，但是並沒有說好四張彩票的某一張歸某個人所有，或者也可以說誰的彩票中獎屬於誰。也就是說林某所持彩票所中的獎究竟是誰的錢所中的獎都沒有辦法說清。
第二、林某所持的彩票中的獎屬於四人共同所有。既然林某所持的彩票是私人所有的8元錢的四分之一2元所購買的，而這兩元又是屬於誰是說不清楚的，且在購買彩票時並沒有約定好誰手裡的彩票中了獎就歸誰所有，所以只能推定所中的獎屬於四人共同所有，不能只屬於林某一人獨有。
第三、林某全部佔有應當屬於四人的獎金的行為不合法，對其他人的獎金所有權構成侵權。林某所持的彩票所中的獎應當屬於四人共同所有，林某隻應佔有屬於他一個人所有的那部分獎金，而不能佔有屬於王某、李某和秦某所有的那一部分獎金。他的佔有因為缺乏法律根據而不合法，故構成對別人權利的侵害。
二、王某、李某和秦某的訴訟請求應當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據《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林某單獨佔有獎金的做法屬於不當得利的侵權行為，所以他應當停止侵權，並向王某、李某和秦某三人返還應當屬於他們三人的獎金。王某等三人的訴訟請求因為符合法律規定而應當得到法院的支持。
總之，林某獨占屬於四個人所有的獎金不合法，屬於不當得利，構成對王某三人的獎金所有權的侵犯，故王某等三人有權依法要求返還屬於他們各自所有的獎金，請合議庭充分考慮上述代理意見，依法作出公正的裁決，從而維護原告的合法權益。
原告委託代理人：
2009.9.19
㈣ 實用新型專利侵權以後，被告代理人可以給被告那些法律意見
先向專利復審委員會請求宣告該實用新型專利無效。
在法院審理的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內利侵權案件中，被告容在答辯期間內請求宣告該專利權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
如果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無效認定，法院就會駁回原告起訴，
這個官司就不用打了，
㈤ 為什麼律師的代理詞受著作權保護
律師的代理詞屬於著作權法規定的文字作品，依法應該受到著作權法回的保護。
在中答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凡是中國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都享有著作權；外國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國境內發表的，也依著作權法享有著作權；外國人在中國境外發表的作品，根據其所屬國與中國簽訂的協議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享有著作權。
著作權的對象是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律師的代理詞正是這種具有獨創性的針對法律上的智力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藝術作品；（四）美術、建築作品； （五）攝影作品；（六）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七）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計算機軟體；（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
㈥ 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簡易程序審理,開庭完畢後,代理人需要再向法院提交代理詞嗎
代理詞不是必須交的材料，按照案件的難易程度，如果你感覺有需要重點向版法官權說明的觀點、證據等，你可以整理成代理詞，交給法院，如果開庭時已經將觀點、證據陳述清楚，沒有需要再特別說明的，就可以不交。
如果你是年輕律師，建議你每個案子都整理一份代理詞，整理整個案件的代理思路，這樣可以鍛煉你的水平的，當然不一定要交到法院。
㈦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
㈧ 如何認定人身權侵權代理詞
您好，人身侵權是指他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版通則》第一權百一十九條 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