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怎麼處理農村征地補償糾紛
先找徵收部門協商解決，解決不了的建議找律師介入辦理。
❷ 如何處理征地補償糾紛呢
一、農村征地補償糾紛的主要原因：
1、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用的性質和歸屬法律規定不明確。承包地之外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徵用，徵收方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其歸屬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由於農村土地權屬的立法界定不清，大量的補償費無法為農民所掌握，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依照現行法律規定，青苗補助費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應分配給該物的所有者，通常為農民個人所享有;安置補助費國家規定應由集體經濟組織所享有，若農民自謀職業，應發給農民個人。但現行的立法模式並沒有為「集體」作出嚴格界定，現實中農村集體土地一般存在三種模式，即鄉鎮集體所有，村民委員會集體所有，村民小組集體所有。對所有權主體多級性和不確定性的規定，反而造成了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虛位，導致了集體土地人人所有，卻人人無權。因為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以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大多解散，原來屬於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給各村內小組的農戶承包經營，而且當初分地的時候土地權屬登記手續大多不健全，在土地未被徵收時這種潛在的權屬不清問題一般不太引人注意，但是當面臨補償金的時候，三個主體都爭搶土地補償金，即使屬於村內小組所有的土地被徵收後，鄉鎮、村剋扣、截留補償金的不正常現象大量存在，補償金落實到真正土地權利人手中的所剩無幾。
2、國家農村土地徵收補償標准不合理。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徵收土地補償費、勞動力安置補助費都是按照被徵收土地前三年的平均年產值計算的，其補償標准計算的基準是農地的年產值，而土地補償費的確定很大程度上與被征地所處的區位、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及區域基礎設施條件等緊密相關，而與土地年產值的關聯性並不明顯，法定的征地補償標准較土地實際產出價值而言往往失真。由於政府作為利益參與方分享土地徵收的利益，被徵收方又極少參與徵收過程，導致很多地方政府常常按照法定最低標准給予補償甚至連法定的最低標准也達不到，在自由裁決的許可權內，出現顯失公平的不合理現象更是常見。實踐中政府往往以支付較低的補償費為對價獲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轉入市場，但失地的集體組織和農民卻不能從增值中獲利。
3、補償程序不完善，司法救濟難到位。補償過程中雖有公告和聽證的規定，但缺乏農民實際參與聽證的保障渠道。法律規定征地補償方案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補償方案制定後才公告告知農民，對農民提出的意見只在確需修改的情況下才改動補償方案，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參與權。另外，發生糾紛後，法院往往以征地補償案件不屬於民事案件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護不能實現。現有的土地徵收補償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對裁決不服的救濟途徑，《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條的規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屬糾紛的救濟途徑，而不包括土地徵收補償糾紛的處理。根據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徵收各方不能對征地補償標准達成一致意見的，由徵收部門裁定，而且該裁定為終局裁定，相對人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這種制度安排，給徵收方以過大的權力，而被徵收方連起碼的司法救濟權都沒有。雙方的攻防武器嚴重失衡，極易造成對被徵收人利益的損害。
征地糾紛，就是在徵收集體土地過程中失地農民、村委會、用地單位、政府之間產生的糾紛。這類糾紛特殊主體經常表現為：一方是政府或開發商、一方是農民，由於其主體的特殊性導致這類糾紛在處理過程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存在地方保護主義，而且這類案件人數眾多極有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這就對辦案的人員有著更高的要求，只有充分的掌握專業知識和案情且具有足夠的智慧和膽略才有可能將這類案件辦好。
二、如何正確處理農村征地補償糾紛
法律處理方式主要有行政訴訟、行政復議、行政復議裁決、民事訴訟、征地補償協調、裁決等方式，根據個案的不同特點應當啟動不同的法律程序。
1、征地糾紛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認為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復議機關提出復議申請，行政復議機關依法對該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適當性審查，並作出行政復議決定的行政行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行政爭議的一種方法。
行政復議的最大特點是可以跳出某個區域，如對某省國土資源廳的行為不服則可以向國土資源部申請復議，如果在承辦案件過程中擔心某地方存在地方保護，則應該選擇這樣的救濟途徑。
2、 征地糾紛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是指公民法人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訴，有人民法院進行審理並作出判決、裁定的司法程序。即通常我們所說的「民告官」，這是解決行政爭議的重要制度。
3、征地糾紛中的民事訴訟。
在征地糾紛中，大多數進行的訴訟屬於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時為數不多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程序都要走行政訴訟，有時候也可以走民事訴訟的程序，如對於非法佔地的行為，從民事角度考慮我們可以起訴民事侵權，要求停止侵害、賠償損失、恢復原狀。對於已經簽訂征地補償協議，如果該協議簽訂過程中存在脅迫等手段，則從民事訴訟的角度起訴撤銷該協議。總而言之辦案子要開動腦筋不能死盯住行政訴訟，如果民事訴訟對我們更有利的話，則就應該設法走民事訴訟的程序。在征地糾紛中常發生的民事糾紛有：征地補償協議糾紛;土地侵權糾紛;土地承包經營糾紛。
4、征地補償協調裁決。
征地補償裁決也可以稱之為征地補償協調與裁決，是指對補償標准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准徵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這是國家為減少、解決征地糾紛而推行的制度。機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協調，而是裁決，協調是裁決的前置，未經協調的不能進入裁決。
如果在申請協調中遇到兩級政府相互推諉的情況下，則應當在協調期滿之日向征地批准機關申請裁決，若省內尚無協調裁決辦法或協調裁決辦法沒有規定多長時間協調的，建議在60日後申請裁決。
5、征地糾紛聽證制度。
征地糾紛聽證制度是指在土地徵收糾紛中擬作出行政處罰、行政許可決定，制定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時，主管部門組織聽證，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則，充分聽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意見，保證其陳述意見、質證和申辯的權利的制度。它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主管部門依職權組織的聽證，一種是申請人申請才組織的聽證。
依職權組織的聽證有：擬定或者修改基準地價;編制或者修改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礦產資源規劃;擬定或者修改區域性徵地補償標准;制定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情形。
需要申請人申請才組織的聽證有：擬定擬征地項目的補償標准和安置方案的;擬定非農業建設佔用基本農田方案的。較大數額罰款、責令停止違法勘查或者違法開採行為、吊銷勘查許可證或者采礦許可證等行政處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的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的其他情形。
聽證是失地農民參與征地審查報批、發表自己意見、了解案情的重要途徑，當事人應該重視這項權利，積極地參加，有些地方在征地時並沒有告知失地農民申請聽證的權利，還有一些地方將申請聽證的權利告知了村委會，而村委會未告知村民徑行做出了不申請聽證的決定，這樣做侵犯了失地農民申請聽證的權利。
❸ 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
一、審理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面臨的困難
1、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難以認定
土地補償費的分配主體系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所有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因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是處理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前提。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問題事關廣大農民的基本民事權利，屬於《立法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已就此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和相關規定。正因為如此，在目前的情況下，由於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對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條件作出規定，造成執法標准不統一，故在實際操作中，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存在不少爭議。
2、糾紛雙方矛盾尖銳，已形成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對於征地補償費的分配，屬於涉及農民利益的重要事項，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分配方案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即應當有本村十八周歲以上村民的過半數參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戶的代表參加的村民會議討論通過。但在實際過程中，分配方案的形成，往往帶有很多的行政色彩，即村民委員會的領導過度使用行政手段或者利用自己的職權或自己在村民中的威望，過多的干涉分配方案的形成，使得本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卻被排除於分配方案之外，或者對相同條件的人實行差別對待，從而引發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還不排除個別腐敗現象的存在，使農民所得很少，無奈只有四處上訪。這樣，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對社會穩定造成極大的影響，增大了人民法院審理工作的難度。
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
1、爭議的個人是否具有依法登記的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的常住戶口。受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的約束，常住戶口是判斷公民戶籍所在地的最基本的依據，也是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最基本的條件。由此可以確定爭議的個人與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存在生產上的關聯性和其是否必須由該組織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當然也可以認定，常住戶口不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的個人(在校大學生、部隊服役的軍人等特殊情況例外)，當然不可能成為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
2、爭議的個人是否以該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為其基本生活來源。針對我國現有的生產方式，在城鄉差別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農村土地雖然歸集體所有，但大多數農民仍然是以耕種土地為主，即爭議的個人需利用該組織的土地等財產從事生產活動，並且以在該土地上生產所獲得的勞動成果作為自己生活的主要來源和基本保障，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財產性的主要表現。
3、爭議的個人是否與其他村民之間形成較為固定的生產、生活關系。由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所決定，集體經濟組織是由較為固定的成員所組成的具有延續性的共同體，其成員都以較為固定的自然環境作為自己生產和生活的場所，特別是傳統的農耕社會的歷史積淀，其成員大多還具有親戚鄰里的典型的鄉土特色。因此，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並非單個的、彼此不相聯系的生產與生活，而是具有較為密切的和較為固定的生產、生活關系，即在生產中彼此協作，在生活中互相照顧。
4、爭議的個人是否享有了應有的權利和履行了應盡的義務。爭議的個人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之一，依法享有自己應有的權利，如參加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參加村民大會，對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行使表決權，在有關選舉中，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另外，在需要履行義務的時候，是否履行了自己的義務，如參加集體經濟組織公益性的勞動，是否為集體經濟組織公益性的項目(如修公路、蓋學校等)捐過錢或出過力。
三、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類型及處理
根據《解釋》第二十二、二十三條的規定，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是對被征地農戶財產損失的補償，理應支付給被征地農戶;安置補助費也是對被征地農戶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補償，只要放棄統一安置，就應當予以支付。對這兩類糾紛，理論界和實務界都不存在爭議，況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因征地補償費分配而產生的糾紛，在實踐中主要有下列幾種：
1.外嫁女。這是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中最為常見和最為突出的一種類型，在現實中，如娘家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相對富裕，外嫁女即便長期在夫家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生產和生活，也不願意將戶口遷出。一旦娘家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對征地補償費進行分配時，其大多以自己系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為由提起訴訟，請求分配與其他村民同等的份額。對此，如果其出嫁後即去夫家所在地生產和生活，並不以原村土地為其基本生活來源的，說明其與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已不存在較為固定的生產和生活關系，對屬於此種情況的外嫁女應不再認定為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其分配請求應當予以駁回。而對於女方出嫁後，仍在原村耕種土地，並按時繳納集資提留等，履行了相應義務，又未改變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應認定其仍為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並享有與其他村民同等的分配權。
2.上門女婿。按照上述對外嫁女的分析，上門女婿應當按照對外嫁女的認定方法進行處理，這有利於農村地區的和諧與安寧，特別是對農村有女無兒戶的老人作到老有所養，有著積極的意義。
3.在校大學生。(1)原籍是農村戶口的大中專在校生，其戶籍的遷出並不是表明自己已脫離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是基於一種學籍管理規定的行為。學生在校讀書不是就業，其生活或學費主要來源於家中的父母或其他成員的供給，所以，其並未脫離與原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不能因此而否定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由此所獲得的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2)戶口遷出的大學生畢業後，長期沒有回到原集體經濟組織從事生產、生活的，表明其並不以該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為其基本生活來源，其實際上已脫離了與原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無論是就業還是待業，戶口即便是遷回原籍也不應認定為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當然不能得到支持。
4.在部隊服役的軍人。在其服兵役期間，不能因其戶口遷離而否定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我國的兵役制度規定對農業人口的軍人服役期滿後，原則上是返回兵源地。在其復員後，如政府未給安排相應的工作，仍然回村落戶的，說明這些人仍然需要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作為其基本的生活來源，故應認定其為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並享有徵地補償費的分配權。
5.超生子女。超生子女固然違反了我國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但大多超生子女都會在經過政府計劃生育管理部門的處理後將其戶口落於村集體。此時這些超生子女已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一員，其應具有作為集體經濟組織一員的權利，享有徵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是不存在爭議的。但對沒有經過政府計劃生育管理部門處理的超生子女是否享有徵地補償費的分配權卻存在著爭議。依照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超生子女作為一個民事主體，其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並不因父母是否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受到影響，因此，超生子女自出生之日即當然獲得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同時也應享有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利，其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應當予以保護。
6.勞改、勞教及服刑人員。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勞改、勞教及服刑人員，均是因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人，這些人員雖然因自己的違法行為受到了國家法律的懲罰，但並不因此而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其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當然應當予以保護。況且這些人在勞改、勞教及服刑期滿後，大多仍需回到原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生產與生活，確保這些人的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不僅有利於他們的生產與生活，更有利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❹ 土地徵收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如何處理
這個主要是看誰跟復誰的糾制紛：
如果是家庭內部糾紛的話，肯定是以協商為主，如果協商不一致呢，可以提起一個分家析產的訴訟來解決，請求法院判決。
如果是村民跟村委會之間的糾紛的話，那麼可以就村委會的一些分配決定去起訴，要求一個合理的補償。
如果是被拆遷人和拆遷部門之間的糾紛，那麼可以在簽訂補償協議之前，雙方先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一致，在拆遷人作出責令交出土地決定的時候，我們可以及時提起復議或者訴訟。
❺ 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怎麼解決
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怎麼解決：
1.外嫁女。這是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中最為常見和最為突出的一種類型。如果其出嫁後即去夫家所在地生產和生活，就不再認定為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其分配請求應當予以駁回。但若是出嫁後，仍在原村耕種土地，並按時繳納集資提留等，應認定其仍為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並享有與其他村民同等的分配權。
2.上門女婿。按照上述對外嫁女的分析，上門女婿應當按照對外嫁女的認定方法進行處理，這有利於農村地區的和諧與安寧，特別是對農村有女無兒戶的老人作到老有所養，有著積極的意義。
3.在校大學生。（1）原籍是農村戶口的大中專在校生，其戶籍的遷出並不是表明自己已脫離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是基於一種學籍管理規定的行為。所以，其並未脫離與原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不能因此而否定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由此所獲得的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2）戶口遷出的大學生畢業後，長期沒有回到原集體經濟組織從事生產、生活的，戶口即便是遷回原籍也不應認定為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當然不能得到支持。
4.在部隊服役的軍人。在其服兵役期間，不能因其戶口遷離而否定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在其復員後，如政府未給安排相應的工作，仍然回村落戶的，說明這些人仍然需要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作為其基本的生活來源，故應認定其為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並享有徵地補償費的分配權。
5.超生子女。超生子女固然違反了我國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但大多超生子女都會在經過政府計劃生育管理部門的處理後將其戶口落於村集體。此時這些超生子女已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一員，其應具有作為集體經濟組織一員的權利，享有徵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是不存在爭議的。但對沒有經過政府計劃生育管理部門處理的超生子女是否享有徵地補償費的分配權卻存在著爭議。
6.勞改、勞教及服刑人員。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勞改、勞教及服刑人員，均是因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人，這些人員雖然因自己的違法行為受到了國家法律的懲罰，但並不因此而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其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當然應當予以保護。
❻ 征地地上附著物補償糾紛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能得到公正判決嗎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與適用--------------------------------------------------------------------------------發表日期：2007年11月7日出處：中國農經信息網作者：湖南莽源律師事務所韓律師本頁面已被訪問608次目前，司法實踐中因出嫁婦女、戶口在農村的退休人員，要求所在地或原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征地補償費的訴訟越來越多，而最高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對必須涉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無法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審判工作中，因為有法官的不同理解，出現不同適用標准和裁判結果。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導司法實踐活動中「發現出嫁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保護、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用分配等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大問題。要解決上述問題，正確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各相關部門要求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標準的呼聲非常強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礙於司法解釋權和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已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立法解釋或者相關規定。但人民法院對進入訴訟程序的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不能等到相關立法解釋公布後，才對此類案件進行裁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征地補償費糾紛案件的審判，應當首先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後，此類案件的審判反而因不同理解，出現適用不同標準的裁判，導致司法依據的混亂。作者認為，就目前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而言，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並不存在法律障礙；就如何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法律法規規定雖不是特別明確具體的，但法律規定的精神是清楚明白的，關鍵在法官如何認識和把握。作者現就自己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判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具體認識和作法，提供司法同仁以參考、批評指正。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應當以戶口所在地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出現的新名詞。成員資格，從法理學的角度認識，本質為權利，是自然人或法人去行動的資格、佔有的資格或享受的資格。「一個人只有被賦予某種資格，具有權利主體的身份，才能夠向別人提出作為與不作為的主張，也才有法律能力或權力不受他人干預地從事某種活動」（張文顯主編，法理學P8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是關於中國公民法律資格的規定。中國的歷史習慣把戶口所在地當成公民資格認定的依據。一般人講，我是某村人，指的是自己的戶口在該村，即便戶口不在該村，也是原來戶口在該村，現在已從該村走出來。審判實踐中，許多法官也以此類推，凡戶籍在農村中的人，就是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理由是，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以後，凡是具有城鎮戶口的人就是城市居民；具有農村戶口的人就是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這是我國目前法律上確認農村人口的唯一標准。村民比農民的稱呼更接近成員資格，村民是戶口在該村的居住民；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是職業稱呼。居民不過是村內集體經濟組織中原生產小隊改為居民組後的變稱。居民一是指戶口在該村，或戶口雖然不在該村，但現在居住在該村，或原來是該村人，因退休等其他原因又回到該村居住的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該法沒有明確提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或選民資格」認定問題，但該法第十四條規定：「具體選舉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根據這一授權，各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規。《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四條規定：「選民一般在戶籍所在的村進行登記。」《福建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一條規定：「凡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的村民選舉委員會進行選民登記。」《北京市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一條規定：「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一般在戶口所在地的村進行選民登記。現居住地與戶口所在地不一致，要求在居住地參加選舉的，經居住地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可以進行選民登記，但不得在戶口所在地重復登記。」《河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九條規定：「村民選舉委員會負責審查選民資格，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戶籍在本村的村民應當在選舉日前進行選民登記。」以上規定證明，以戶口所在村來認定農村居民成員資格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就涉及土地補償費的分配糾紛而言，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是前提條件，而戶口所在地又是能夠說明該居民是應當分得土地補償費的合法的主體。《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的規定也是證明。否則，不以戶口所在村確認農村居民資格，所有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村民會議或居民組會議形式出讓被國家徵用的土地，並獲得土地補償費和該村（組）居民分配土地補償費的決定均無法律根據。二、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參加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政治活動的前提條件。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戶口在農村的居民均有權在所居住的本村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全國各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都規定，選民資格以一般戶口所在地進行認定和登記，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是成員權中最重要的權力。《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一）鄉統籌的收繳方法，村提留的收繳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數及補貼標准；（三）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學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業的經費籌集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目前，我國農村中已經有不少原戶籍在本村，但已經在外地落戶的從商成功人員，被原籍請回，或從國營企業、事業單位退休回原籍居住的，被農民認為是「能人」的人，被推選為村長或支部書記，他們正帶領著廣大農民奔向小康，也有不少參加工作時間長的老工人按照國家政策與子女了頂替手續，享受著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待遇，戶口落在原籍，繼續承包其子女原耕種的土地。他們都全部參加了所在農村的各項建設事業，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現實生活中也有戶口不在所居住的農村，也同樣以相關法規規定，在生活居住地以與當地村民一樣的身份，參與村事務管理、選舉等政治活動的實例。《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五條規定：「結婚後在配偶戶籍所在的村居住但戶口未遷入，本人要求在居住的村參加選舉的，經戶籍所在的村出具選民資格證明和未在所在村進行選民登記的證明，並經配偶戶籍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應當予以登記。」可見，以非戶口所在村的村民資格領取選民證，參與民主選舉，也是符合規定的，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實際居住情況而定。《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四條規定，任何村民不得在2個或2個以上的村重復登記。說明一個人不得同時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以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被選舉的是普遍現象，以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選舉的是少數並不多見，但法規的規定，至少說明農村居民可以選擇自己參與政治活動的區域。三、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是參與土地徵用費補償分配權的唯一標准以戶口所在村或長時間居住在農村的居民，都可以本村村民資格參與所在村的相關村務管理活動，甚至可以當選為所居住村的村幹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該村民一定享有本村村民享有的一切經濟權利，如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一點，對於從事司法審判的法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充分說明居民戶口所在村或不在所在村，該居民不一定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作者就司法實踐的實例進行合法性證明。案例一：原告張某訴稱，本人原在娘家居住。1996年結婚後，於2003年將戶口遷入現住村第四居民組。被告第四組近兩年部分土地被徵用，該組居民全額分得土地補償款21000元，該組居民會議討論因原告在本組沒有承包地，只決定分給原告一半征地款，違反法律規定，侵害了原告合法權利，請求判令被告如訴。一審認為，原告在其娘家的承包地仍由其耕種。婚後雖將其戶口遷入被告處，但其土地不在被告處，該不具有被告處居民組成員資格，居民組已分給原告土地補償款的一半，現原告以戶口在被告處為由，請求分得另一半土地補償款，理據不足，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張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認為，土地徵用補償款是按照村民戶口所在地來確定，還是按照土地使用權所在地來確定，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綜合本案實際情況，本著「依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准繩」、「公平」的司法原則和裁判適用法律問題的基本要求，應當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認識本案爭執焦點：一、村民資格是村民享受和行使政治權利的前提。如本案中上訴人提供的其參與戶口所在地選舉事項的選民證，足以證明上訴人以村民資格，在被上訴人第四居民組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行使政治權利。這是基於《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產生的法定權利，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認可。二、村民依法取得參與所在居民組的政治社會生活權利，是否同時必然取得相應的經濟權利，是本案涉及的主要焦點。就本案而言，上訴人作為原住所地的村民，在其娘家分有土地。而且，根據中央「三十年不變」的規定，於出嫁後，仍然保留了對原住地土地的使用、經營和收益權。三、從以上兩個事實得出的結論：是上訴人在原住所地和出嫁後新遷入的戶籍地，享有繼續經營原住所地土地和參與戶口新遷入地政治生活兩個合法權利。人民法院對此應當認定，並依法提供司法保障。村民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的可分離性，與保障村民特別是出嫁女合法的經濟權利，是此類民事糾紛案件的基本特徵，也是使裁判公正合法的一項原則。本院同時認為，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是指被徵用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法取得的特定權利。上訴人雖經第四居民組討論決定，分得了部分土地款，是居民組集體對其財產權利的處分，他人無權干涉。上訴人的土地仍然在其原住所地，未被徵用，不能在現在的戶口所在地取得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如若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則使得上訴人在其原住所地和戶口遷入地兩處取得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違反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論男女老幼政治經濟權利一律平等享有的原則。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張衛萍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但論理講法不足，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二：原告衛某訴稱，原告家庭於1994年承包了被告第二居民組的土地8.7畝，原告於2000年出嫁，但承包地未變，也按規定承擔農業稅費。2004年4月，被告租用了原告家部分土地1.6畝。6月18日，該地隨本組其他部分土地被國家徵用，每個居民組成員分配土地補償款6600元，沒有給原告分配，請求判如所訴。一審法院認為，土地補償費是為了彌補被征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損失，應當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被告作為土地所有權人，有權通過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補償款。原告雖未遷出其在被告居民組的農業戶口，但已在2000年出嫁，其上交的各種稅費，是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應承擔的義務，並不能說明其具有被告居民組的成員資格。關於包括出嫁女是否享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在目前法律法規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尊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程序作出的分配方案，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衛某上訴後，二審經審理認為，上訴人是否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是本案爭執的一個焦點。依法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體現司法公正、公平、合理，是司法為民的基本要求。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訴人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是其取得征地補償費的前提條件，對此，《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就是保障結婚婦女原有土地份額不變，在其土地被徵用後，取得土地補償費的法律依據。上訴人未嫁時，就是居民組成員，是家庭承包人之一，經營土地是其重要生活來源。現雖然出嫁外村，但其戶口未遷，其原有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未變，原有的承包土地仍由其耕種，同時，又未在新嫁入地取得承包地，原有承包地仍是其主要生活來源。被上訴人以居民組民主議定程序做出「已出嫁女、已故人員不參加此次分錢」的決定是錯誤的，剝奪了上訴人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出嫁女婚姻關系的建立，並不產生失去居民組成員資格的法律後果，正如涉外婚姻並不產生當事人失去中國公民資格一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被上訴人居民組集體決定分配土地補償費的行為，侵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與法相悖。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不僅要對居民組「決定」的形式進行程序合法性審查，更要對其「決定」的內容進行實體合法性審查，被上訴人所做的「決定」，是「以多數人通過的合法形式」，剝奪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違反了國家法律，是對國家特別保護的婦女的相關權利的侵害，不應當支持，應予撤銷。又，本案涉及到的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法律問題。僅以戶口的遷入或遷出認定，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沖突。居民組成員資格或成員權利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分離，分別兩地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最佳選擇，它符合司法公正、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二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土地補償款6600元。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在不同集體經濟組織內分別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唯一途徑綜上所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應當以其戶籍所在地來確認，這樣有助於行政管理和相對穩定農村人口，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文明建設。但法律同時有規定，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可以選擇其戶口所在地行使，也可以有條件地選擇由居住時間較長的非戶口所在地行使。成員的經濟權利，一般意義上講，主要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土地的承包權，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進行保護。這種經濟性的權利不是以「人的流動」為前提，恰是以「權利依附於不動產的土地」而有條件的變動。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生存條件的基本保障，尤其對出嫁婦女、入贅男子在新居住地沒有取得土地，而原籍原承包土地沒有收回時，任何組織都不得以「民主議定程序」來剝奪該居民應當享有的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權。在我國現實中，土地是農村居民賴以為生的主要經濟來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家實行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經營方式制度後，農村土地被大量徵用，廣大農村居民不得不面對失去耕種土地的危險，他們為此而憂心忡忡。征地補償費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居民生活質量和今後生存狀況，所以，農村土地徵用補償費的糾紛也隨之不斷發生，當事人希望通過司法審判來保護其合法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作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中關於「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解釋部分，至少是敘述不完整，或邏輯不周密，極易產生不同理解，之一：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的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具備成員資格；之二：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雖不在該村，但已經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內生活了一定時間，甚至還參與了選舉這樣的重大政治活動，具備成員資格；之三：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還承包了土地，具備成員資格；之四：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未遷入本村，但已經成為本集體經濟組織內某個家庭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員，具備成員資格。甚至還有以出嫁女雖不遷出戶口，但已經在其夫所在村居住多年，也享受選民權利，所以，失去成員資格的認定，或以此規定不清，不支持出嫁女訴訟請求的判決。對此，如果從整個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進行認真分析研究，不難找到合理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對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有關征地補償費分配引起的糾紛，對當事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一般應當以其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然後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關於維護婦女土地權利的規定，進行公平、公正、合理處理，不管當事人「流動」到何處，人民法院都要保證其承包土地的「不動產物權」不受到侵害。起訴時主張權利的依據不一定完全是戶口登記，更要有土地承包合同來證明其是合法的權利主張人。這也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證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國家實行農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變」的政策而使得該成員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戶口與實際居住地暫時分離。當然，不能以戶口作為認定成員資格的唯一標准，使婦女從「流動」中獲取「兩份」經濟權益，這也不是體現對婦女權利的特別保護。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審判，實現農村社會普遍正義，保護農村成員權益，彰顯法律功能。人民法官作為司法活動的直接參與實踐者，正確理解立法精神和司法審判目的，對於正確行使審判權，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制定法律，由於缺乏具體的對象，無論如何精細，始終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活動；司法則是一項彌補法律缺陷的綜合性藝術。法官是將個別化的生動的案件事實與普遍化的呆板的法律結合，賦予了法律以生命，彰顯其人性化活力的藝術家。在此，作者衷心希望廣大法官能夠盡其所能，適當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通過自己的司法活動，體現司法為民的崇高目標。
❼ 農村征地土地補償款糾紛
這里必須分清：是征地補償款是否如數分配，還是征地補償款被侵佔？
前者，首先要清楚土地補償款的用途。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6條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因此，征地補償款是禁止用於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的。但這些規定因與現實有較大差距，且不分配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很多地方均將土地補償款分配到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如何分配具體操作問題，長期沒有法律依據清楚確定。
由於法律規定和實踐操作的不一致，土地補償款能不能分配的爭論一直伴隨和影響著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處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司法政策即司法解釋的形式打破了這方面的法律限制，允許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事程序將土地補償費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進行分配。第24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
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事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究竟要如何分配土地補償款，應當由村民會議內部決定。
後者，如果征地補償款被侵佔，這應當收集證據或者書寫書面材料，向紀檢委、檢察院反貪局舉報。
❽ 土地徵收安置補償協議糾紛是還是民事訴訟
拆遷補償協議是民事訴訟，不是行政訴訟。
在民事訴訟中，這類案件的案版由是房屋拆遷安置權補償合同糾紛，屬於最高法院規定民事案由第四部分第十項合同糾紛中的第83小項。
只有對政府部門作出的補償決定不服的，才屬於行政訴訟的范圍。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房屋徵收部門與被徵收人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就補償方式、補償金額和支付期限、用於產權調換房屋的地點和面積、搬遷費、臨時安置費或者周轉用房、停產停業損失、搬遷期限、過渡方式和過渡期限等事項，訂立補償協議。
補償協議訂立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補償協議約定的義務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訴訟。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房屋徵收部門與被徵收人在徵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內達不成補償協議，或者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不明確的，由房屋徵收部門報請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照本條例的規定，按照徵收補償方案作出補償決定，並在房屋徵收范圍內予以公告。
補償決定應當公平，包括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有關補償協議的事項。
被徵收人對補償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