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侵權事件

❶ 三大經典知識產權侵權案例分享

版權在我國也稱為著作權，是知識產權的一種，知識產權侵權案例本次就為大家分享3個經典的案件，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案例對於自己的知識產權起到足夠的重視，從而通過法律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權利。知識產權侵權案例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一：蘋果APP著作權侵權案《李可樂抗拆記》由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李承鵬是該書作者。李承鵬指控蘋果公司未經其許可，自行上傳或與開發者通過分工合作等方式，將其享有著作權的作品上傳到蘋果應用商店，並通過該商店向社會公眾提供下載閱讀，獲取經濟利益，上述行為侵害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網路傳播權。法院經審理後判決：蘋果公司賠償李承鵬經濟損失1萬元及因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1000元。本案是作家維權聯盟因蘋果公司在其經營的App store（應用程序商店）上提供涉嫌侵犯其著作權的應用程序而向蘋果公司提起的系列維權訴訟之一。最終，法院認定蘋果公司是App store（應用程序商店）的經營者，應用程序商店是一個以收費下載為主的網路服務平台，並且在與開發商的協議中，約定了固定比例的直接收益，因此蘋果公司應對開發商的侵權行為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蘋果公司在可以明顯感知涉案應用程序為未經許可提供的情況下，仍未採取合理措施，未盡到注意義務，具有主觀過錯，其行為構成侵權。這一則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也表現了當前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平台的監管行為也具有重大的意義。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二：錢鍾書書信著作權及隱私權侵權案2013年5月，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下稱中貿聖佳公司）發布已故著名學者錢鍾書書信手稿拍賣公告。錢鍾書遺孀楊季康（筆名楊絳）遂向法院提起侵害著作權及隱私權訴訟，認為李國強和中貿聖佳公司構成對其著作權及隱私權的侵犯。法院經審理作出判決：中貿聖佳公司和李國強停止侵權、賠償楊季康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元並賠禮道歉。此案不僅因涉及著作權、隱私權以及物權等多項權利的認定，頗具代表性並廣受關注，而且還對拍賣公司因從事拍賣活動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責任進行了界定和規范，特別是拍賣公司在拍賣活動中，除應依據拍賣法就拍賣標的的所有權歸屬、委託人的身份情況進行審查，並簽訂委託拍賣合同外，對於負載著作權、隱私權、肖像權等其他民事權利的拍賣標的，還應對相關著作權權利歸屬、隱私權和肖像權的權利保護等情況進行審查，以履行拍賣法所賦予拍賣人的法定義務。此案的審結，明晰了拍賣者的法律義務，規范了拍賣市場秩序，對維護相關權利人的著作權、隱私權等民事權利具有積極的意義。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三：《推拿》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畢飛宇系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推拿》的作者，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8年9月出版該小說。2009年7月，畢飛宇將電視劇改編權獨家提供給中融公司。2010年12月2日，中融公司將其獲得的授權轉讓給禾穀川公司。2011年1月，禾穀川公司委託陳枰為文學作品《推拿》的電視劇改編編劇。2013年4月，陳枰與西苑出版社就陳枰版《推拿》（上、下冊）簽訂《圖書出版合同》，同年6月，該書出版。畢飛宇、人民文學出版社以陳枰版《推拿》的出版發行行為侵權為由，訴至法院。法院經審理作出判決：西苑出版社停止出版發行圖書《推拿》;北京市新華書店王府井書店停止銷售圖書《推拿》;陳枰、西苑出版社連帶賠償畢飛宇經濟損失14萬元;陳枰、西苑出版社連帶賠償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經濟損失8萬元及因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5000元。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在於規制市場經營者的經營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的社會經濟秩序，故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規制商品市場流通過程中的授權，而不是規制商品創作過程中的授權。本案中，陳枰和西苑出版社僅具有改編作品的授權，並不具有出版改編作品的授權，也就是說不具有將相關改編後的作品推向文化市場、作為圖書商品流通的授權，因此，被告出版同名作品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圖書出版市場存在的授權混亂、權利意識淡薄、誠信缺失等現象。通過本案的審理，有利於當事人規范其行為，也對整個圖書出版行業的合法規范經營發展提出了指引。知識產權案例並不僅僅存在與版權當中，商標，專利都是知識產權的一部分，想要了解更多知識產權內容，可以與我們取得聯系。

❷ 已經判決過的新聞侵權案例，盡量是比較典型的

畢業論文被盜用發表

❸ 李樹喜的侵權事件

2009年6月29日因認為《察賢辯才》一書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權，光明日報出版社原社長李樹喜將該書作者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告上法庭。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原告李樹喜敗訴。
原告稱涉案書十分暢銷
李樹喜稱，2007年3月，他出版了個人著作《李樹喜品評歷代用人方略》一書。此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黃書元為主編的《察賢辯才》一書，因是黨政幹部科學發展觀文化讀本，十分暢銷。 李樹喜表示，2009年5月他在北京圖書大廈購買了該書，經核對，發現該書未經許可，大量抄襲了原告的作品。被告圖書一共16.8萬字，其中14.4萬字均來自原告的作品，抄襲量佔83.6%。李樹喜認為，黃書元未經許可，將他的作品復制在自己的圖書上從中獲得名利，侵害了署名權、作品完整權、發行權等。人民出版社未盡到審查注意義務，是共同侵權人。為此，李樹喜索賠10.8萬元。
被告稱原告著作亦侵權
庭審中，黃書元的代理人表示，《察賢辯才》一書素材來源於1993年出版的《國史鏡鑒》一書，並已取得作者同意。作為證據，他向法庭提交了兩位作者的書面簽字。其次，該代理人提到，李樹喜的《李樹喜品評歷代用人方略》一書本身已涉嫌對《國史鏡鑒》構成侵權。
李樹喜的律師郝惠珍認為，《國史鏡鑒》一書也是由李樹喜參與編寫，而被告只獲得其他兩名作者授權，這種授權屬於無效。
「社長告社長」一案審理終結 原告敗訴
經過一審、二審。法院依法駁回原告李樹喜的所有訴訟請求，訴訟費用全部由原告李樹喜承擔。該案的二審是終審判決。
經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一審查明：《察賢辨才》是匯編作品，主要內容來源於1993年出版的《國史鏡鑒》一書的《用人篇》，此篇的作者有4位，包括原告李樹喜。人民出版社出版《察賢辨才》一書時，已獲得除李樹喜以外其他3位作者、包括原書主編的授權。同時，該書已按規定給包括李樹喜在內的所有作者予以署名，並發放稿費。其實，原告用以舉證的作品，即李樹喜所著《李樹喜品評歷代用人方略》大部分內容亦源於《國史鏡鑒》一書的《用人篇》，但李出版其作品時並未給其他作者署名和付酬，已涉嫌侵權。用涉嫌侵權的證據來舉證，也不應該得到法律的支持。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在2009年11月予以宣判。判決認為：其一，根據《著作權法》規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任何一方無權阻止他方行使除轉讓以外的其他權利，但是經濟收益應當合理分配給所有合作者。被告出版的《察賢辨才》一書，所得到的授權是合法的。其二，被告出版本書時，已尊重了原告的署名權，並發放了稿費。
一審判決後，原告李樹喜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經過法庭談話和調查，於2009年12月14日作出了最終判決：一審查明事實清楚，使用法律得當，故駁回原告上訴，維持原判。

❹ 我們身邊發生的侵權事件

案情：

1993年7月22日，原告農墾公司與被告住宅公司就農墾大廈的施工簽訂施工合同。合同載明，建築面積暫定43277平方米，工程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工程細節在合同中明確予以規定，第二期工程則視情況另簽協議。1996年7月，農墾大廈一期土建工程完工。因建設資金問題，二期工程沒有繼續修建。

1997年7月7日，農墾公司取得農墾大廈的房屋所有權證，該證書「房屋狀況」載明了「商場、辦公」用途。一期工程完工後，農墾公司入住使用了一部分，出租給他人使用了一部分，住宅公司以工程款未支付完畢為由佔用了部分樓層拒絕撤出。2001年9月，農墾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住宅公司撤出施工現場。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2002年7月29日終審判決住宅公司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將農墾大廈第二、三層房屋騰空交付給農墾公司。判決生效後，住宅公司於同年9月20日撤出所佔房屋。

2005年11月，農墾公司向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住宅公司賠償自2002年5月29日起至撤出農墾大廈期間佔用該房屋的經濟損失3407500元。住宅公司以其未構成侵權、未經綜合驗收（主要為消防）的房屋不能投入使用因而農墾公司沒有損失等理由拒絕原告的賠償請求。

分析：

第一，在私權與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中，國家公權對私權行使的適度干預。

民事權利的行使因受國家公權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這種情況在審判實踐中發生並不多。有觀點認為，民事權利之爭由民事法律調整，如果一方當事人有違公法，應由執行國家公法的具體行政機關對其進行行政上的處罰，不能因其有違行政法規而使其民事權利得不到保護。

第二，所有權權能具有可分性，侵犯不同的權能會產生不同的侵權後果，侵犯所有權的侵權責任承擔應與侵權後果相適應。

但本案判決可能引起的爭議在於，在本案判決之前，住宅公司佔用農墾公司房屋的行為已被重慶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終字第2036號判決認定為侵權，而此案中農墾公司要求住宅公司承擔侵權責任予以賠償損失的訴求未獲支持，這與前案的認定是否存在矛盾？

對此，判決指出，關於住宅公司不構成侵犯農墾公司房屋「使用」權的認定，與重慶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終字第2036號判決中關於住宅公司已構成侵權的認定並無矛盾。

(4)典型侵權事件擴展閱讀：

侵權行為與違約區別：

一、侵權行為違反的是法定義務，違約行為違反的是約定義務；

二、侵權行為侵犯的是絕對權，違約行為侵犯的是相對權；

三、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包括財產責任和非財產責任，違約行為的責任僅限於財產責任。

❺ 調查一下我們身邊發生的侵權事件

你的提問存在幾個問題：1、如果是你直接使用網路調查的源代碼，如果版代碼編寫者沒有標明公權開使用或者免費提供，按照法律角度來說是侵權。解決法是：可以將代碼顯示頁面或者部分內容進行修改，就可以直接使用，當然這個需要一點點網頁編輯能力；可以自己學一點或者請人幫忙編寫，但費用比直接編寫要便宜非常多。網路上代碼很多都是固定式的，侵權後取證或發現侵權都是非常難的。2、如果僅從問題和內容上使用，你可以適度進行修改，比如前後次序、部分內容、增加一些細節等，修改成比較符合你需求的內容。這裡面侵權不是很好確定，只要不是網上調查沒有寫版權所有，適當修改後一般不造成侵權。3、侵權問題沒有你想想那麼危險，可以採取本調查來源於網路，若侵權請及時通知等方式來規避部分權利。

❻ 我們身邊的侵權事件,簡短的

案情：

1993年7月22日，原告農墾公司與被告住宅公司就農墾大廈的施工簽訂施工合同。合同載明，建築面積暫定43277平方米，工程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工程細節在合同中明確予以規定，第二期工程則視情況另簽協議。1996年7月，農墾大廈一期土建工程完工。因建設資金問題，二期工程沒有繼續修建。

1997年7月7日，農墾公司取得農墾大廈的房屋所有權證，該證書「房屋狀況」載明了「商場、辦公」用途。一期工程完工後，農墾公司入住使用了一部分，出租給他人使用了一部分，住宅公司以工程款未支付完畢為由佔用了部分樓層拒絕撤出。2001年9月，農墾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住宅公司撤出施工現場。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2002年7月29日終審判決住宅公司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將農墾大廈第二、三層房屋騰空交付給農墾公司。判決生效後，住宅公司於同年9月20日撤出所佔房屋。

2005年11月，農墾公司向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住宅公司賠償自2002年5月29日起至撤出農墾大廈期間佔用該房屋的經濟損失3407500元。住宅公司以其未構成侵權、未經綜合驗收（主要為消防）的房屋不能投入使用因而農墾公司沒有損失等理由拒絕原告的賠償請求。

分析：

第一，在私權與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中，國家公權對私權行使的適度干預。

民事權利的行使因受國家公權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這種情況在審判實踐中發生並不多。有觀點認為，民事權利之爭由民事法律調整，如果一方當事人有違公法，應由執行國家公法的具體行政機關對其進行行政上的處罰，不能因其有違行政法規而使其民事權利得不到保護。

第二，所有權權能具有可分性，侵犯不同的權能會產生不同的侵權後果，侵犯所有權的侵權責任承擔應與侵權後果相適應。

但本案判決可能引起的爭議在於，在本案判決之前，住宅公司佔用農墾公司房屋的行為已被重慶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終字第2036號判決認定為侵權，而此案中農墾公司要求住宅公司承擔侵權責任予以賠償損失的訴求未獲支持，這與前案的認定是否存在矛盾？

對此，判決指出，關於住宅公司不構成侵犯農墾公司房屋「使用」權的認定，與重慶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終字第2036號判決中關於住宅公司已構成侵權的認定並無矛盾。

(6)典型侵權事件擴展閱讀：

侵權行為與違約區別：

一、侵權行為違反的是法定義務，違約行為違反的是約定義務；

二、侵權行為侵犯的是絕對權，違約行為侵犯的是相對權；

三、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包括財產責任和非財產責任，違約行為的責任僅限於財產責任。

❼ 找幾個典型的網路侵犯隱私權的案例

1、【艾滋女】事件是典型的互聯網上侵犯個人隱私權的案例。2、【死亡博客】案
2007年12月29日，留學海外多年的31歲的北京女白領姜岩從24層樓跳樓死亡。在自殺之前，姜岩在網路上寫下了自己的「死亡博客」，記錄了她生命倒計時前2個月的心路歷程，並在自殺當天開放博客空間。之後的三個月里，網路沸騰，姜岩的丈夫王菲成為眾矢之的。網友運用「人肉搜索」將王菲及其家人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照片、住址以及身份證信息和工作單位等全部披露。王菲不斷收到恐嚇郵件;網上被「通緝」、「追殺」、圍攻、謾罵、威脅;被原單位辭退……
2008年3月18日王菲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將張樂奕、北京凌雲互動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海南天涯在線網路科技有限公司起訴至法院，要求賠償7.5萬元損失及6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該案被媒體冠為「人肉搜索第一案」或「網路暴力第一案」。
2008年12月20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被告張樂奕停止對原告王菲的侵害行為，刪除刊登在「北飛的候鳥」網站上的《哀莫大於心死》、《靜靜的》、《心上的月光》三篇文章及原告王菲與案外人東某的合影照片;在「北飛的候鳥」網站首頁上刊登向原告王菲的道歉函;賠償原告王菲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公證費用684元。大旗網和「北飛的候鳥」兩家網站的經營者或管理者構成對原告王菲名譽及隱私權的侵犯，分別判處停止侵權、公開道歉，並賠償王菲精神撫慰金3000元和5000元;天涯在線因於王菲起訴前及時刪除了侵權帖子，履行了監管義務，經判決認定不構成侵權。

❽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❾ 侵權案件的表現方式以及形式有哪些

不知道提問者想要問哪個方面的侵權行為，下面就說一下商標侵權和著作權侵權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的;
(二)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作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
(三)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竊他人作品的;
(六)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展覽、攝制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編、翻譯、注釋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應當支付報酬而未支付的;
(八)未經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出租其作品或者錄音錄像製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九)未經出版者許可，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計的;
(十)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或者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或者錄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的行為。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並可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還可以沒收主要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表演、放映、廣播、匯編、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二)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
(三)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者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四)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五)未經許可，播放或者復制廣播、電視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六)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七)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刪除或者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八)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商標侵權
我國現行《商標法》採取概述的方式，將商標侵權行為分為五類，即：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樣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近似商標；銷售侵犯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
在同一種或者類似商品上，將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圖形作為商品名稱或者商品裝潢使用，並足以造成誤認；故意為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提供倉儲、運輸、郵寄、隱匿等便利條件。就這五種商標侵權行為而言，第一種侵權行為是基礎，其餘的商標侵權行為是依附於第一種侵權行為的認定而存在的，是附合式商標侵權行為。第一種行為我們稱之為典型的商標侵權行為，對《商標法》概述的商標侵權行為的認定，主要依據典型的商標侵權行為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