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發生名譽權糾紛應怎麼辦
關於名譽侵權的法律規定，除《民法通則》第101 條作原則性規定外，最高人民法院曾兩次作出具體的司法解釋，一是1993年8月7日作出《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二是1998年7月14 日作出《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現根據上述規定和結合本人的理解綜合講述如下： 1、名譽侵權案件如何確定管轄，即由哪法院受理？ 答：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侵權行為實施地一般指報刊的印發地和傳閱地。侵權行為結果地包括受侵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住所地。這樣規定無論被告抑或原告住所地的法院都有管轄權，只由原告選擇了。 2、因新聞報道引起的名譽侵權糾紛，如何確定被告？ 答：原則上根據原告起訴確定被告，即原告起訴誰，誰就作為被告。如果只起訴作者的，只列作者為被告，不再將新聞機構列為被告；只起訴新聞機構的，只列新聞機構為被告，不再將作者列為被告；既起訴作者也起訴新聞機構的，兩者同時列為被告。但是，作者與新聞機構為隸屬關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新聞機構為被告。 3、名譽侵權責任應如何認定？ 答：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因新聞報道嚴重失實，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按照名譽侵權認定。這里突出既有新聞報道嚴重失實，也致他人名譽受損兩個要件，兩者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4、因撰寫、發表批評文章如何認定名譽侵權？ （一）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 沒有侮辱他人人格內容的，不應認定為名譽侵權；（二）文章反映的問題雖基本屬實,但有侮辱他人人格內容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三）文章的基本內容失實，使他人名譽受損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 5、文學作品如何確定名譽侵權？ （一）撰寫、發表文學作品， 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為描寫對象，僅是作品的情節與生活中某人的情況相似，不認定為名譽侵權；（二）描寫真人真事的文學作品，對特定人進行侮辱、誹謗或披露隱私損害名譽的；或者雖未寫明真實姓名和住址，但事實是以特定人為描寫對象，文中有上述情形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三）編輯出版單位在作品已被認定名譽侵權，或被告知明顯屬於名譽侵權後，應刊登聲明消除影響或採取其他補救措施；拒不刊登聲明，不採取其他補救措施，或繼續刊登、出版侵權作品的，應認定為侵權。 6、如下兩種名譽權糾紛法院應否受理：（一）有關機關和組織編印的僅供領導部門內部參閱的刊物、資料等刊登來信或者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二）機關、社團、學術機構、企事業單位分發本單位、本系統或者其他一定范圍內的一般內部刊物和內部資料所載內容引起的名譽權糾紛？ 答：第（一）項即使當事人以其內容名譽侵權起訴的，法院也不應受理；第（二）項所載內容引起名譽糾紛的，法院應受理，並按上述規定認定是否名譽侵權。 7、新聞機構轉載作品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法院應否受理? 答：新聞機構轉載作品，當事人以轉載者侵害其名譽權起訴的，法院應當受理，並按上述規定認定是否名譽侵權。 8、新聞機構報道國家機關的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引起名譽權糾紛，是否認定構成侵權？ 答：新聞機構根據國家機關依職權製作的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公開職權行為所作的報道，其報道客觀准確，不應認定名譽侵權。其報道失實，或者前述文書和職權行為已公開糾正而拒絕更正報道，致使他人名譽受損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 9、因提供新聞材料引起的名譽權糾紛，如何認定是否構成侵權？ 答：應區分兩種情況：（一）主動提供新聞材料，致他人名譽受損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二）因被動采訪而提供新聞材料，且未經提供者同意公開，新聞機構擅自發表，致他人名譽受損的，對提供者一般不認定名譽侵權；雖系被動提供新聞材料，但發表時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許，致他人名譽受損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前述構成名譽侵權的，新聞機構應承擔責任。 10、新聞機構對產品、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引起的名譽糾紛，如何認定名譽侵權？ 答：新聞機構對生產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內容基本屬實，沒有侮辱內容的，不應認定為名譽侵權。但主要內容失實，損害他人名譽的，應認定為名譽侵權。 11、名譽侵權應如何承擔責任？ 答：（一）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既可書面也可口頭進行，但內容須事先經法院審查確認；（二）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范圍， 與侵權所造成不良影響的范圍相當；（三）經濟和精神損害賠償，由當事人調解或法院判決；（四）不執行判決為對方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法院可將判決內容公告、登報，並可按拒不執行裁判論處。 12、新聞報道和作品應如何防止名譽侵權？ 答：（一）反映的問題應當真實，不應有虛假失實內容；（二）評述應客觀、公正，不應有任何侮辱人格或誹謗他人內容；（三）采訪時力爭深入了解，不應偏聽偏信；（四）應遵守職業操守，不應搞有償新聞或為事主當「出氣筒」；（五）有條件的最好能讓新聞材料提供者在采訪筆記或稿件上簽名同意發表，以免矢口否認把責任推給記者；（六）對敏感的新聞沒有把握的最好不發表，要發表就應盡量查清、查實；（七）對於有關單位未公開的內部刊物和內部資料，尤其有可能損害他人名譽的，不應公開發表；（八）轉載的作品不應帶有任何名譽侵權內容；（九）國家機關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為報道應客觀准確，不應刪改作失實的報道，已公開糾正的應作及時更正報道；（十）對於個人隱私和患者患的性病不應公開報道；（十一）批評文章和報道未生效的裁判及案情不宜寫明真名實姓；（十二）對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的批評、評論，原則上應按有關部門的結論為依據。 13、發生名譽權糾紛應怎麼辦？ 答：發生糾紛後應及時向領導匯報和知會法律顧問，組織有關人員認真研究分析新聞報道是否嚴重失實、是否誹謗他人或侮辱人格、是否損害他人名譽，如果確是我方有錯的和不宜與對方對簿公堂、分庭抗禮的，應主動與對方協商解決，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但是，如果我方確是沒有錯，或者對方拒不協商解決或協商不成的，我方只能奉陪到底：（一）及時與法律顧問研究對策，分析案件的利弊；（二）及時組織和收集案件原證據；（三）圍繞報道沒有失實，沒有侮辱人格、誹謗他人和沒有名譽侵權的重點進行調查取證；（四）針對原告的起訴撰寫我方沒有構成名譽侵權的答辯狀；（五）按舉證期限進行庭前交換證據； （六） 擬定抗辨和詰問的重點和策略；（七）收集案件的有關法律依據和案例；（八）在開庭前曉之以理動員原告撤訴；（九）參加法庭調查、辯論和調解。
『貳』 名譽權糾紛法院判決被告道歉信需經法院審核後發布，那麼發布的內容是否要經過原告的同意
為了防止雙方拉扯不清，法院會在合理的范圍內尊重原告訴求，也就是說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法院，原告的訴求合理的，法院會採納，如果原告無理取鬧的話，法院也是不理你的，法院認為可以那就夠了。
『叄』 名譽權被侵權應該怎麼寫訴訟狀
一、名譽權被侵權應該怎麼寫訴訟狀?
1、標題。須註明為《民事起訴狀》。
2、當事人的自然情況。
即原告和被告的基本情況，當事人的自然情況有兩種情形：一為自然人的，一為法人的。當事人為自然人時，原告就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址和聯系方式等。
3、訴訟請求。要寫明請求法院解決什麼問題，提出明確的具體要求。如有多項要求的，可以分項表述。
4、事實與理由。提出訴訟請求後，就要為其請求提供充足的依據。首先是擺事實。要把雙方當事人的法律關系，發生糾紛的原因，經過和現狀，特別是雙方爭議的焦點，實事求是地寫清楚。講道理是要進行分析，明確責任，並援引有關法律和政策。
5、受訴法院。根據法院管轄、民事起訴狀要寫明受訴法院。
6、落款。末尾要有原告姓名的簽名，或蓋章以及民事起訴狀的遞交時間。
7、附件。須說明本訴狀副本份數、證據份數以及其他材料的份數。
二、侵犯他人名譽權的後果是怎樣的?
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責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可以書面或者口頭方式進行，內容須事先經人民法院審查。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范圍，一般應與侵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的范圍相當。同時，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該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一並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與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
名譽權被侵犯之後通常都只能追究對方的民事責任，而所有民事糾紛當中，訴訟狀的整體寫法幾乎是一樣的，只不過，在陳述對方侵犯名譽權的事實和理由的時候一定要簡明扼要，並且做到有理有據，這就要求當事人需要具有一定的思維邏輯性及法律常識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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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當事人提起名譽權訴訟後又要求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的，如何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３ 條規定，當事人提起名譽權訴訟後，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又要求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的，應中止民事訴訟，待刑事案件審結後，根據不同情況分別處理：對於犯罪情節輕微，沒有給予被告人刑事處罰的，或者刑事自訴已由原告撤回或者被駁回的，應恢復民事訴訟；對於民事訴訟請求已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解決的，應終結民事案件的審理。
『伍』 名譽權糾紛
可以起訴！
無中生有地散布（發布）信息，給他人造成重大的名譽（性）損失（損害），應當承擔「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償損失，~」責任的！
大家（周邊的人）因該錯誤信息而產生了誤以為真的後果，就是侵權的具體事實了。
你要舉證，需要幾位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人的證詞，否則難以立案的。
『陸』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
『柒』 名譽權糾紛，被人當眾語言侮辱，質問反罵了對方，開庭會對原告不利嗎
名譽是一個人重要的精神價值的體現，是一個人人格的重要內容，不可隨意侵犯。為了保障個人名譽，法律也提出了名譽權。名譽權是為保障個人的名聲名譽而出台的法律。名譽的表現的形式很多，究竟有哪些呢?接下來，律師365小編將向大家介紹下名譽權主要表現形式有哪些。
1、侮辱
侮辱是指故意通過言語、文字或者行為舉止等方式貶低他人人格、毀損他人名譽的行為。侮辱行為的主觀狀態應當是故意，其方式可以是言語、書面文字或者行為舉止，也可以使上述集中方式的混合。《民法通則》第101條後端規定，禁止用侮辱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侵害名譽權案件有關報刊社應否列為被告和如何適用管轄問題的批復[失效]【1988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經我們研究認為：報刊社對要發表的稿件，應負責審查核實。發表版後侵害了公民的權名譽權，作者和報刊社都有責任，可將報刊社與作者列為共同被告。
關於這類案件的管轄問題，可分別情況處理：如果原告只對作者起訴的，由作者戶籍所在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受訴法院可追加報刊社為被告；如果原告只對報刊社起訴的，由該報刊社所在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受訴法院可追加作者為被告；如果原告把作者和報刊社作為共同被告起訴的，一般由報刊社所在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