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侵權責任法

❶ 廣播電視大學法律本科畢業論文，《淺談道路交通事故侵權責任及認定》，設計評審表選題的目的和意義怎麼寫

淺談道路交通事故侵權責任及認定

這個我就可以搞定
可以寫

❷ 淺談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

淺談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實際生活中，侵權行為很常見。當然有時候有的人需要為侵權行為承擔侵權責任。可能有些人會混淆侵權責任和侵權行為的區別。那麼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是怎樣的呢？本文為大家淺談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淺談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大概如以下幾點：(1)侵權責任是由侵權行為引起的，有侵權行為，不是必須要承擔侵權責任；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則必是有侵權行為。(2)侵權行為的程度決定侵權責任的大小。多人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時，經其責任大小來確定賠償責任。(3)《侵權行為法》規定：第六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七條 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第十一條 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每個人的侵權行為都足以造成全部損害的，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第十二條 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第二十九條 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淺談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區別大概如上，想要了解更多內容，歡迎撥打八戒知識產權在線客服。八戒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專註：商標、專利、版權、域名等知識產權業務方向。主營業務三大板塊：常規知識產權、涉外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交易。互聯網+知識產權行業的黑馬型企業。

❸ 談談我國侵權責任法預防損失發生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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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原告所受損害做出賠償之外,侵權法還負有遏止損害發生的內功能。這容種遏止功能通常依附於賠償功能。這是因為,在損害已經發生的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要恰當地確定和執行賠償裁決(即:迫使侵權人對其所造成的全部有關損害有時也包括原告的訴訟費用做出賠償),便會(間接地)影響未來侵權人的成本、效益分析,實現對其未來侵權行為的有效遏止。在損害尚未發生等少數情形下,由於不存在損害及損害賠償,法院為保護有關權益所能做出的裁決通常是,責令被告停止其侵權行為。

與賠償裁決相比,這種裁決在更為直接的意義上構成了對損害的遏止。
侵權行為法只對損害進行有限遏止的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侵權行為法的制度設計並不是從根本上禁止一切可能給他人帶來人身、財產或其他損害的活動。畢竟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根本杜絕所有損害的發生

❹ 侵犯軟體著作權的法律責任

侵犯軟體著作權的法律責任，侵權人除了要承擔民事法律責任外，還要承專當行政責任，構屬成犯罪的，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本文將淺談侵犯軟體著作權的法律責任。侵犯軟體著作權的法律責任侵犯軟體著作權的法律責任一、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應當依據狀況，中止危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二、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權相關管理部門整改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侵權仿製品，可以並處罰款；三、情節嚴重者著作權相關管理部門可以沒收用於製造侵權仿製品的資料、工具、設備等；四、觸犯刑律的，按照刑法關於侵略著作權罪、出售侵權仿製品罪的規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依據新修訂的法令第8條的規則，軟體著作權人依法享有軟體的宣布權、署名權、修正權、仿製權、發行權、租借權、信息網路傳播權、翻譯權、使用權及由此獲取酬勞的權力、悉數或部分轉讓權及由此獲取酬勞的權力。侵犯軟體著作權的法律責任大致為以上內容，想要了解更多內容，歡迎撥打八戒知識產權在線客服。八戒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專註：商標、專利、版權、域名等知識產權業務方向。主營業務三大板塊：常規知識產權、涉外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交易。互聯網+知識產權行業的黑馬型企業。

❺ 淺析如何完善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摘要：根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押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這里所稱增加賠償的金額，實際上就是懲罰性賠償，因為依照我國民法一般原則，惡意欺詐導致合同失效，僅僅只是退還價款而已，《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了確定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規定了增加賠償的金額，正是基於對欺詐一方予以懲罰的目的。 關鍵詞：懲罰性賠償；消費者；權益保護 一、懲罰性賠償的概念及功能 懲罰性賠償，也稱懲罰性損害賠償（Punitive Damages），是指在民事損害賠償中，惡意加害人除了要賠償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外， 法律還強制惡意加害人增加賠償受害人的損失。早在17世紀，英美國家已經在一些故意侵權的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實施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英美國家一般認為有三項：其一是削弱侵權行為人的經濟基礎，防止他們重新作惡，以及防止社會上的其他人模仿侵權行為人的行為；其二是鼓勵受害人對不守法的侵權行為人提起訴訟，激發他們同不法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其三是對原告（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進行感情方面的損害賠償。 懲罰性規定主要有如下功能： 1.補償功能。懲罰性賠償並不是獨立的請求權，必須依附於補償性的損害賠償。這就是說必須具備構成補償性賠償的要件，才能夠請求懲罰性賠償。如果行為人沒有給受害人造成任何損害，則受害人不可以請求懲罰性賠償。加害人的不法行為給受害人造成財產損失、精神痛苦或人身傷害的，可以請求懲罰性賠償。 2.制裁功能。懲罰性賠償就是要對故意或惡意的不法行為實施懲罰，這種懲罰與補償性損害賠償所體現的制裁作用有所不同。它通過給不法行為人強加更重的經濟負擔，使其承擔超過被害人實際損失的賠償來制裁不法行為。只有通過懲罰性賠償才能使被告刻骨銘心，從而達到制裁的效果。 3.威懾功能。一般認為，威懾是對懲罰性賠償合理性的解釋，可警告威懾其他經營者不得仿效。 4.鼓勵功能。通過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可刺激和鼓勵消費者同銷售者的欺詐行為作斗爭。因為這一制度的確立，突破了民法的補償性原則，突出了法律對消費者的特別保護。 二、適用懲罰性賠償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我國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中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目的在於督促經營者誠實經營，鼓勵消費者積極同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作斗爭，從而更好地維護消費者權益。然而事實上，懲罰性賠償法律制度在我國實踐中並沒有起到很好的保護消費者利益的作用，《消法》中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適用方面一直存在廣泛而持久的爭議。 （一）消費者定義一般來說，無論在經濟學上還是在法學上，都把消費者看做是從事生活消費的主體，但各國法律對消費者的定義不盡相同。我國《消法》第2條規定：受其保護的消費者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然而，對消費者定義的理解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分歧： 1.如何理解為生活消費需要。立法本意是要將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與為生產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經營者區分開，但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能否依照《消法》第49條規定增加賠償呢？持肯定態度的人認為：《消法》未禁止這種以索賠為目的的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而且這種行為客觀上起了打假的作用，應當認可。而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押知假買假者不是《消法》中規定的消費者，他們不是為了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因此不能適用《消法》第49條的規定。 2.消費者是否包括單位。一種觀點認為，在單位將其購買的商品作為給職工的福利或獎品或者非營利性單位購買商品後提供給其服務對象消費的情況下，該單位即是消費者。另一種觀點認為在上述情況下，消費者不是單位，而是實際消費這些商品的人。我國《消法》中對消費者定義的不明確，給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造成極大影響。 （二）關於欺詐行為的認定問題《消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適用懲罰性賠償。但惡意的不作為、重大過失、極端輕視他人權利的行為是否屬於欺詐行為，我國法律對此未作明確規定。在美國，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很廣泛，除故意欺詐以外，惡意的不作為、重大過失、極端輕視他人權利的行為都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東芝事件中，東芝公司之所以拒絕給中國用戶以賠償，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一加一賠償制度只適用經營者的欺詐行為，而在該案中要想證明東芝公司實施了欺詐行為可能性很小。因此，即使由法院來判決，依據中國現行《產品質量法》、《消法》的規定，東芝公司不會被判令支付一倍的懲罰賠償金。另外，在舉證責任方面，根據我國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被欺詐的消費者要想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規定，就必須證明經營者主觀上有欺詐的故意，但由消費者證明經營者主觀上有故意是非常困難的。 （三）懲罰性賠償在計算方法上有不妥之處根據我國《消法》第49條的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即一加一賠償制度。這種制度的優點是：賠償的數額比較容易確定，適用起來方便快捷，增強了該制度的可操作性。但是，由於其規定的賠償數額單一，不管經營者主觀過錯程度如何，損害結果如何，都統一適用一加一賠償，難免會引起經營者過錯程度與責任輕重失衡。 三、完善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明確《消法》中關於消費者定義的解釋如何理解為生活消費需要方面，知假買假者不屬於消費者呢？《消法》保護的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知假買假者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不是為了生活消費，而是為了索賠獲利，不符合《消法》第49條規定的適用范圍，法律規范不僅包括明確具體的條文，還包括法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基本原則，要求民事主體應當誠實守信，不得濫用權利規避法律，消費者應受其約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因此，明知有假而惡意利用《消法》第49條規定牟取利益的行為不應受到保護。另外，持肯定態度的人認為知假買假後的索賠對打假有積極作用。不可否認，這種行為確實對打擊不法經營者有一定作用，但其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以惡治惡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引發其他問題的出現，有損法律的權威。關於《消法》中認定的消費者是否包括單位，筆者認為不應該包括單位。因為根據《消法》第2條的規定，受其保護的消費者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而單位不是為生活需要購買商品，而且單位購買的商品的最終使用者是職工而不是單位。另外，《消法》是對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若賦予單位以消費者的特殊權利，則有失公平，也有悖制定《消法》的初衷。因此，單位不應屬於《消法》第2條中規定的消費者范圍。當有損害發生時，職工作為實際消費者即可以自己的名義要求經營者賠償，無須由單位要求。 綜上所述，針對我國《消法》中對消費者的定義產生的分歧，我國應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或出台司法解釋對其作出明確規定。如可以規定《消法》保護的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為了索賠獲利的知假買假者不屬於消費者，單位不是消費者等。 （二）擴大《消法》第49條欺詐行為的適用范圍，平衡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舉證責任在適用范圍上，《消法》第49條不僅可以適用於主觀的欺詐行為，而且可能適用於惡意的不作為、重大過失、極端輕視他人權利的行為。這樣規定，可以使經營者對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盡最大程度的注意義務。如果經營者對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極端輕視或對造成損害有重大過失，就可以對經營者處以懲罰性賠償金，這將對消費者提供更周到細致的保護。對於舉證責任方面，如果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應由消費者舉證，但實踐證明這對消費者是相當苛刻的，往往使消費者的權利得不到實際保護。如果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完全由經營者自證其責，對經營者又有失公平。因此，應當適當平衡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舉證責任，才能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具體來說：一是證明經營者對自己實施了欺詐行為的責任應主要在消費者，因為欺詐行為的實施有明顯的外在表現，而且這種行為是直接針對消費者的，消費者有責任也有能力來證明經營者提供了不合格的商品或低劣的服務，或者實施了其他欺詐行為，如出示經營者出具的購貨憑證或服務單據，或者出示其他有效證據。但這種舉證責任不能無限延伸，若經營者否認某件商品是由其售出，應由其來舉證證明其從未經營過此種商品或服務，或者是在發票所載日期中未提供過此種商品或服務；二是對於證明經營者是否有欺詐的故意的責任，則應由經營者承擔，即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因為主觀態度是內心活動，它要靠外在行為來推斷，而在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之前，經營者的一切經營活動消費者根本無從知曉，因而消費者要證明經營者有欺詐的故意是相當困難的，而經營者可以較容易地找到為自己辯解的理由。 （三）合理計算懲罰性賠償數額當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適用懲罰性賠償時，法律應當不規定具體的比例或倍數或只規定懲罰性賠償數額的上下限，由法官依據誠實信用原則發揮其自由裁量權。另外，為了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相關法律可以規定以下幾個方面的評判標准作為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據：（1）經營者的惡意程度；（2）侵權者的可獲利性；（3）侵權行為的性質、情節，包括手段、方式、持續時間；（4）侵權行為被發現後採取的態度和行為；（5）侵權行為的後果，即尊嚴、感情受損傷的程度；（6）經營者的財務狀況。有了這樣的彈性規定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經營者過錯程度與承擔的責任輕重失衡問題的出現，從而更好地起到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作用。 [2] 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0，（4）。 [3] 梁慧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和適用[N]..

❻ 淺談著作權侵權領域適用過錯歸責原則的可行性

淺談著作權侵權領域適用過錯歸責原則的可行性。在我國，著作權侵犯時常常會採取過錯歸責原則進行考量，但是為什麼會採取這一原則呢？本文淺談著作權侵權領域適用過錯歸責原則的可行性。著作權侵權領域適用過錯歸責原則1、著作權的固有屬性，決定其應適用過錯歸責原則著作權的保護客體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雙重屬性，它不僅關繫到著作權人的個人利益，也關繫到一般公眾及社會整體利益。著作權法在保護著作權人合法壟斷權的同時，極其注重並積極尋求著作權人的私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這構成了著作權法的基本立法目的。為了實現該立法目的，在具構建著作權侵權制裁體系時，應充分考慮到著作權合法壟斷權與一般公眾及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無過錯責任原則傾斜保護受害方的歸責理念，註定無法完成權益平衡的使命，而過錯責任原則通過舉證責任分擔、侵權過錯認定等方式，充分平衡了侵權人利益與著作權人利益的利益，有利於實現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2、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符合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標准Trips協議作為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也是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標准。該協議第45條涉及到了知識產權侵權賠償的歸責原則與法律救濟問題，其中第1款明確規定了過錯責任原則：司法當局應有權責令侵權者向權利人支付適當的損害賠償費，以補償由於侵害知識產權而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害，其條件是侵權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從事了侵權活動。該歸責原則作為一般性原則，為成員國普遍接受和適用。(雖然有部分學者指出該條約第45條第2款承認了無過錯責任原則：司法部門應有權責令侵權者向權利人支付費用，其中可以包括合理的律師費。在適當的情況下，即使侵權者不知道或者沒有正當理由知道他從事了侵權活動，成員也可以授權司法部門，責令其返還所得利潤或支付預先確定的損害賠償費。並據此提出知識產權歸責原則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主張，然而該主張有失片面。首先，從文義表述上來看第2款的適用范圍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其次作為選擇性適用條款，它對成員國不具備約束力，由此其不能作為確立侵權歸責的依據。)就我國來說，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不是一個單獨的體系，它需要與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和基本國情相適應。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利益分配中與發達國家相比不是處於優勢而是處於劣勢，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無疑會贏得發達國家的喝彩，但這種對於知識產權保護採取嚴格標準的做法，將會妨礙我國知識的運用和傳播。為此在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歸責上實行過錯責任原則不違反Trips協議的規定的情況下，在著作權歸責制度中採用過錯責任歸責原則是適當的。本文淺談著作權侵權領域適用過錯歸責原則的可行性大致如上，想要了解更多內容，歡迎撥打八戒知識產權在線客服。八戒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專註：商標、專利、版權、域名等知識產權業務方向。主營業務三大板塊：常規知識產權、涉外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交易。互聯網+知識產權行業的黑馬型企業。

❼ 試述我國侵權責任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採取怎樣的判斷標准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的相關學說
（一）條件說
條件說又稱等值說，該說認為所以引起結果發生的原因都是損害結果的原因，因而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行為都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條件說的優勢在於它使用起來比較容易，按照該學說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較容易發現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學者們對條件說的批判也很多，認為其缺點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它把所有的條件都同等看待，沒有區分不同條件之間的不同作用，這樣在共同侵權的案件中便不能確定各侵權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和范圍。
第二，該學說認為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因素皆為損害發生的原因，這就將許多無關緊要的因素牽扯進來從而擴大了責任主體的范圍，造成真正有責任行為人的難以確定。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很多學者認為條件說在認定因果關繫上缺乏靈活性，在稍微復雜的因果關系認定中往往出現不合理的認定結果。因此，現在僅在一些簡單的案件中適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學說之外。
（二）原因說
原因說認為導致損害事實發生的眾多條件中並非所有的條件都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只有那些對損害結果在時間、空間上距離最近，或對損害結果的發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損害發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為人承擔責任。
該說在理論上把對損害結果作用不同的條件區分開來，單從理論上來看有其進步性。但是該說也產生了兩個新的問題：
第一，原因說只提出要把條件跟原因區分開，但是其並沒有明確說明該如何將兩者區分開，只是給了一個主觀、相當寬泛的標准，但在司法實踐中，損害發生的條件往往錯綜復雜，對損害結果的作用難分輕重，所以原因說在審判實務中適用的難度會很大。
第二，原因說把眾多條件中所謂的「原因」認定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唯一具有因果關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條件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在事實上可能造成當不能認定「原因」時，所有條件都與損害的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從而受害者無法獲得賠償的不合理情況發生。
（三）法規目的說
法規目的說認為，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應以法規的目的來決定。行為人就其行為所引發的損害是否應承擔責任，基本上是法律問題，依照法律規定來確定，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法規目的說在解決一些與立法目的相牽連的案件的時候，能夠發揮比其他學說更為明顯的優勢。但是法規目的說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權利都被法規目的所包括，也並不是所有的侵權行為都有法律來規制。依照法規目的說，在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發生的時候，權利的保護就毫無希望可言。並且以法規目的來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事實上會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權人在法規目的的掩蓋下逃避法律責任。例如，如果侵權人知道某一法條是為保護某一權益而設的，那麼他就可能將受害人的其它權益置於該法條規定的情形之下，從而使得該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從實踐中看，法規目的說對因果關系解決也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法規的目的在法律條文中並沒有直接的規定，而法規目的說卻舍棄了因果關系認定的標准，直接以法規的內容與目的來衡量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關系，這樣就缺乏明確的標准，最終仍然由法官來判斷法規的目的，使法官成為了法律的解釋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蓋然因果關系說
蓋然因果關系說發源於日本，是因果關系證明的一種方式。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理論。蓋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對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關系證明．應該只要就因果關系的存在表示出相當程度的蓋然性程度即為充分，所以，應當將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受害人轉換到加害人身上。有學者將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的理論要點歸結為：第一，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形式上仍為原告承擔；第二，證明責任在實質上進行轉換，即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因果關系的不存在。因果關系就應該被肯定；第三，「蓋然性證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確的領域。但尚未到達證明的程度的舉證。」從價值方面分析，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減輕了被害人的證明負擔，有利於社會弱者利益的保護。[7]
（五）相當因果關系說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系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知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即有因果關系。馮·克里斯認為，只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原因和結果之間才有因果關系：(1)它必須是損害的必要條件；(2)它必須在相當量方面增加損害的客觀可能性。由此可知，並非引起某個事件的每個條件都是原因，只有使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況下會導致某種結果發生的條件才是該結果的原因，才會承擔責任；如果該條件在一極其特殊的，或者極可能小的情況下導致了結果的發生，並且該條件是一種事物在一般進程中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則該條件不屬於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台灣著名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以行為時存在而可為條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別情事中，於行為時依吾人知識經驗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對於其結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一般的有發生同種結果的可能，其條件與結果為有相當因果關系」。換言之，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依行為時的一般社會經驗和知識水平作為判斷標准認為該行為有引起該損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而在實際上該行為又確實引起了該損害結果，則該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關系。
大陸法系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德國，是大陸法系在侵權法因果關系認定中適用最廣泛的理論。作為大陸法系的通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因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價值，所以在其產生的一百多年裡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將「條件判斷」和「相當性判斷」有機結合了起來。合理的確定了責任的范圍。相當因果關系的構造可分為「條件關系」和「相當性」兩個組成部分。其要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首先確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條件，而後再藉助一般社會經驗對這些條件進行判斷，進而斷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原因，確定損害賠償的責任范圍，從而避免了單純採取條件說所造成的因果循環，牽連范圍過寬，一概而論使每一個有牽連的加害人均承擔責任的責任范圍過寬現象的發生。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將「可能性」納入判斷因果關系中，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因為「可能性」判斷一般取決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驗與見識，所以在依據相當因果關系說判斷某侵害行為是否為某損害後果的原因時，並不要求受害人對因果關系的證明達到精確和絕對的地步，只需證明該侵權行為依一般社會經驗極大的增加了損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則極大地減輕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突出表現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在該類案件中一般採用「蓋然性」的方法確定原因和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例如，某化工廠污染了某居民區的水源。該居民區大部分居民喝了該水之後均呈現出不同輕重的中毒情況，則該居民區居民只需證明該化工廠侵權的「極大蓋然性」即可，而無須親自證明該蓋然性已經達到了確定性的程度。
雖然相當因果關系說已逐漸被大陸法系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相當因果關系說亦有其固有的理論缺陷：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易造成使用的差異性。由於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為人對極大增加損害結果的可能性理論並不能提出精確的認定標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國家或同一地區，同樣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其判決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時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可能會出現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認定因果關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現象的出現。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缺少必要的法律價值取向。美國著名的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認為「價值判斷在司法過程中會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價值判斷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於它們被整合進了作為判斷客觀淵源的憲法規定、法規以及其他種類的規范中。」由此可見，價值無論在司法實踐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當因果關系說藉助數學及社會統計學理論對因果關系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是科學的。可是侵權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畢竟是法律問題，而法律問題的解決就必須注意到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取向，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對此並未做出明確的規定。
其三，相當因果關系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並不能對社會中發生的所有的侵權案件判斷其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並且有些案件並不適宜採納相當因果關系說，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權案件。
其四，相當因果關系說對所謂的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在理論上有混淆「過錯」判斷的嫌疑。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所謂的相當性表現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預見到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條件關系，不論行為人是否能預見，都認為存在因果關系；凡是為一般人所不能預見但是行為人能預見的，也認為存在因果關系。」這實際上就是對當事人的「過錯」的判斷。一般人所能預見，而行為人卻沒有預見，此為行為人之「過失」；一般人不能預見，行為人預見了仍然追求損害結果的發生而為之，此為行為人之「故意」，只不過這種故意隱藏得更深，若無有力證據很難證明而已。相當因果關系說把本應當在過錯中進行的法律判斷搬到因果關系的認定中，並稱之為「相當性」的判斷，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忽視了過錯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學者們在討論因果關系的問題時，往往高估了因果關系認定在侵權責任認定中的作用，給人一種「相當因果關系的成立即等於侵權責任成立」的感覺，把過錯放在一邊，這種做法，誠不可取。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認定問題的實質與解決
因果關系的認定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任何一種理論學說，無論其如何科學、如何合理，均無法解決所有侵權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問題。某一理論學說在此類侵權案件中具有應用價值，而在另一類型的侵權案件中則可能無法適用。所以，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問題主要是一個司法問題而不是一個立法問題。因此，如何在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侵權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乃是擺在所有民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在構建侵權責任法因果關系認定規則時，應當堅持司法主義的邏輯進路。不宜在侵權責任法中將因果關系認定問題復雜化。而是應當將主要問題留待司法實踐中去解決．賦予法官在判斷因果關系時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權。

❽ 談談我國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的認定有哪些

網路時代的到來促進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的全面發展，網路服務商在網路世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決定著網路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網路環境下的侵權行為和權益保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世界性難題。針對目前互聯網上侵權現象嚴重的現狀，一面是強烈要求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群體，一面是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的網路侵權行為，雖在逐步調整但相對遲滯的法律制度。由於網路侵權行為自身的特點，如何界定網路侵權，確定不同網路侵權主體的責任，適用何種侵權歸責原則，侵權責任如何承擔，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進行分析研究，以期引起相關部門對網路侵權進行重視，落實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以維護網路用戶的合法權益。

一、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的概念

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可以分別從廣義和狹義上來理解。廣義上，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指的是利用網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時的作為責任，以及因未盡到法律規定的義務對網路用戶在其網路上發生的侵權行為承擔的不作為責任。狹義上，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僅指因未能避免網路用戶利用其網路實施的侵權行為而承擔的不作為侵權責任。本文所論述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是廣義上概念，即網路服務提供者對自己實施的或者他人利用其提供的服務而實施的侵權行為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二、我國現行法律規定

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在立法中進行規定，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的潮流，依前所述，發達國家對此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加以規制。我國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在立法和司法解釋中逐步進行了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作出了一些規定，涉及到了網路服務提供者的共同侵權責任、網路服務提供者破壞權利人技術保護措施的責任、網路服務提供者的協助調查義務和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限制等問題，初步建立了我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制度。對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問題更好地加以規制，我國在國內外的司法實踐和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於2006年5月頒布，7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了《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在該條例中，對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規定，更加明確和完善了這一制度。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網路用戶、網路服務提供者利用網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網路用戶利用其網路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這是我國法院審理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案件的主要依據。也是網路服務提供者承擔侵權責任的准繩。該條規定了在網路服務提供者在一定的條件下應該承擔連帶責任，這是完全有利於保護網路用戶的合法權益的有力保障，同時它還規定了網路服務提供者應負有一定的注意義務，在收到被侵權人的通知後負有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義務，否則就要承擔損害擴大部分的連帶責任，這是立法者站在網路用戶的角度，主要是為了維護在網路環境中處於弱勢群體的網路用戶的利益，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與保護弱者的宗旨的。

三、規定不足之處

1、侵權責任主體中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范圍不明確

《侵權責任法》第36條規定了網路侵權的相關內容，對於打擊我國層出不窮的網路侵權案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該條的規定仍然過於籠統，尤其是對於侵權主體的規定過於概括和抽象。其規定網路用戶和網路服務提供者均是網路侵權的主體，但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和定義，如果對這一概念僅僅只是籠統的表述，在實踐生活中將很難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故筆者認為應該對於網路侵權的主體進行完善和確定。我國網路侵權責任規則主要的依據是《侵權責任法》，其中36條對於責任的限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但是沒有明確怎樣進行限制，只是籠統的對網路服務提供者做出了一般的規定。在該規則的實施中，如果責任的限制不進行具體的規定，將難以實現該法律規則的目的和意圖，也難以保護網路服務提供者的合法權利。在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6條的過程中，由於責任限制規定不具體，很多關鍵性的詞語和概念不明確，比如對於「知道」的理解、對於「及時措施」的規定、對於「必要」的理解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適用該條款時，沒有統一的規定，從而導致各地各人標准不一致，不利於該規則的實施[17]。

2、「通知條款」 不利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承擔

《侵權責任法》第36條第2款原文為：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學者們將該款一般稱之為「通知條款」或是「提示規則」，該款確定了一個重要的規則即「通知——刪除」規則。該規則也有人稱為「通知與取下程序」， 通知——刪除制度在實體法上存在侵害言論自由的可能，在程序法上具有超越司法正當程序的嫌疑。主要是指被侵權人在發現自己的合法權利被侵害後，有權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接到合格的通知後，必須對該侵權信息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即進行刪除或是斷開連接的行為。該款不考慮網路服務提供者直接侵權的情形，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直接侵權的，直接承擔侵權責任，不具有該款的免責情形。如此，該款有兩層意思，一是網路服務提供者只對接到通知以後的損害承擔責任；二是網路服務提供者只對接到通知以後因為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而產生的損害擴大部分，與侵權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在分析該款的法律意義時，應該著重分析兩個問題，一是「通知-刪除規則」，二是「採取必要措施」。該款可以理解為，網路服務提供者只有在接到被侵權人的合理通知後，因為沒有採取措施而產生的損害擴大部分承擔連帶責任，而只要網路服務提供者沒有接到被侵權人的合理通知，則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網路服務提供者承擔法律責任的一個前提條件，也是一個免責事由，網路服務提供者可以根據此款進行抗辯。

3.、「知道條款」 限制網路服務提供者承擔責任

在「知道條款」下，對於知道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明確的知曉信息的存在，二是要知道該信息是侵犯他人民事權利的信息。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基於過錯而承擔的法律責任，此時，網路服務提供者與侵權人構成了共同侵權。侵權人實施了侵害他人民事權利的行為時，網路服務提供者在知道的情況下，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已經形成了過錯，在此范圍內與侵權人具有共同的過錯，所以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反過來說，因為該款是以過錯為歸責原則的，如果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於侵權人實施的侵權行為並不知道，也沒有理由知道或是有證據證明其知道該侵權行為的存在，那麼網路服務提供者可以不承擔責任，這也是網路服務提供者承擔責任的限制，網路服務提供者可以以此為抗辯條件，是其免責的一個因素。之所以可以免責，就是因為沒有過錯，法律不能強求一個沒有過錯的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4、 網路服務提供者就「擴大部分」承擔連帶責任界定很困難

按照《侵權責任法》第36條第2款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違反提示規則,是「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這個規則是正確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僅僅是對網路用戶的侵權行為經過提示而沒有採取必要措施,是對損害的擴大有因果關系,因而就損害的擴大部分承擔連帶責任。由於網路侵權案件大多數是對人精神上的損害，因此對於「擴大部分」的精神損害很難界定，亟需細化，量化。

四、完善建議

1、明確侵權責任主體中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范圍

對於網路侵權的主體進行完善和確定。我們可以頒布相應的司法解釋，規定和明確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范圍和分類。我們可以借鑒和採納德國《規定信息和通訊服務的一般條件的聯邦立法》，將網路服務提供者進行一個明確的分類，並針對不同的類型確定相應的責任，這樣將更有利於打擊網路侵權行為，更加有利於維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

2、「通知刪除規則」實施中的缺陷完善

通知作為啟動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責任的一個重要條件，需要完善通知的可操作性。被侵權人發出的通知應該是書面的通知，對於口頭的通知不能作為合格的通知。因為書面的通知更加正式，只有書面的通知才有據可依，也是是否發出通知的一個標准，才能作為固定的證據進行使用，也是判斷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收到通知的一個標准。通知除了應該為書面的外，還要對內容進行規范，通知必須具體，必須載明具體的措施，只有這樣，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後，才能據通知的要求進行處理，在通知發出者實施了反侵權行為時，網路服務提供者才能據此免責。

3、 「知道條款規則」實施中的補救措施

由於信息之多，網路服務提供者如果每條信息都要進行審查，那麼無疑會加重其負擔，在實際生活中也是不現實的，如果知道要包含應知，那麼也就是要課以網路服務提供者信息事先審查的義務，顯然是不利於網路社會的發展的[18]，故本人認為，此處的知道不應包含應知，而是明確知道和有理由知道。我們應該出台司法解釋，對於「知道」進行准確的定義，明確指出知道的含義是明確知道和有理由知道，不應包含應知。

4、網路服務提供者就「擴大部分」承擔連帶責任界定

網路服務提供者是經過了被侵權人的提示,提示而不刪除才構成連帶責任的。因此,對擴大部分的界定就應當從被侵權人提示的那個時間開始，因此需要相關部門出台法律解釋，對該問題作出細致的的界定。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之一就是推行網路實名注冊制度。網路日益滲透到人們的生活當中,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二空間。雖然這個空間被稱作虛擬空間,但人們在其中的行為卻實在地發生著,因此我們必須推行實名注冊制度,用以約束網路用戶的網路行為,減少網路侵權的存在。具體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由公安機關負責辦理具有口令功能的「網路身份證」:公民持有效身份證件向公安機關提出申請,辦理「網路身份證」,在需要發帖或者進行其他網路活動時輸入口令即可,而辦理「網路身份證」的信息由公安機關管理並保護。這樣既可以推行網路實名注冊,又可以防止個人信息的泄露,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最重要的是能為網路侵權案件找到承擔責任的最終責任人,起到約束網路行為的作用。

五、結語

在網路信息時代，人們在網上所享受的豐富的信息資源、便捷的即時通訊等都離不開網路服務商所提供的各種服務。隨著網路服務日益走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網路侵權案件也層出不窮，網路服務商作為信息世界的重要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成為被訴侵權責任的對象。但是由於互聯網的虛擬性使得網路侵權行為與一般侵權行為有所不同，如何確定網路服務商的侵權責任是解決網路侵權糾紛的重要部分。

網路侵權行為手段復雜多樣，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其侵權行為呈多樣化發展趨勢，如對傳統作品的非授權上載，對數字作品的非法下載，網站之間的非法轉載，發表非法言論侵犯他人名譽權和隱私權等，非法鏈接和搜索引擎，網路域名的惡意搶注等，且日趨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在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上，除了替代責任和產品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外，對其他網路侵權行為一般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在責任的承擔上，網路用戶和網路服務提供商要為自己的單獨侵權行為承擔直接侵權責任，此外，網路服務提供商還要在一定條件下為用戶的侵權行為承擔間接責任。

由於我國尚未制定一系列比較成熟完善的關於網路侵權的法律，對一些新出現的網路侵權類型並無明文規定，實踐中的認識也並不統一，如對於深度鏈接的性質和責任認定。筆者認為如何通過立法確立網路服務商的侵權責任與監管義務、合理分配權利人和網路服務商的利益是我國完善網路服務商立法的關鍵。要在立法完善之路上走好這關鍵的一步就要確立網路服務商侵權責任限制的歸責原則。我國在侵權責任歸責原則上應該採用過錯責任原則，網路服務商在主觀上有過錯的條件下才可以承擔侵權責任，有利於網路服務商與權利人的利益平衡。

綜上所述，中國網路服務商的侵權責任立法應該以中國網路服務發展水平為基點，借鑒國外有益的立法原則，融合中國的現有的侵權責任制度制定出一套有利於完善我國網路服務商侵權責任立法的法律。由於筆者能力有限，閱歷尚淺，因此在對完善網路服務商的侵權責任立法方面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議，希望能夠對完善我國網路服務商的立法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