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A. 民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上網購買。http://www.law-lib.com/shopping/shopview_p.asp?id=38256編號：38256書名：民事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作者：陳慰星著 出版社：知識產權出版時間：2008年5月入庫時間：2009-2-18定價：22
論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
2011-2-10 17:2 來源：法律教育網【大 中 小】【我要糾錯】
摘要：民事糾紛作為社會沖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日益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特點，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直接關繫到沖突的控制、民眾權益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理基礎，進一步完善我國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至關重要。
關鍵詞：和諧社會；民事糾紛；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理基礎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由非訴訟的與訴訟的、民間的與官方的等多種糾紛解決方式內在聯系所組成的有機解紛系統，探究其法理基礎，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存在本身的有機性和社會現象的復雜性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本體論基礎。
要解決社會有機體中所出現的各類矛盾和糾紛，試圖僅僅依靠某一種方式來"包打天下"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社會存在本身的有機性和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矛盾和糾紛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而也決定了這些矛盾和糾紛的解決方式也必須是多元化的，只有構建出與此相適應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才能適應和諧社會發展的需要。
（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法論基礎。
從方法論視角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現實社會中大量的復雜性、多樣性、多層次性矛盾糾紛的產生原因來看，都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政治原因、經濟原因，文化原因、甚至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和風俗習慣等，只有針對糾紛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的解紛方式才能收到最佳的解紛效果。
（三）我國歷史上解決矛盾糾紛方法多樣化的傳統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歷史基礎。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國各歷史時期解決社會糾紛的方式歷來是多元化的。人民群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都是群眾自己解決的。因此，我們只有採用包容性和靈活性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才能解決多元化的社會糾紛，力圖將各種沖突的利益達到最大限度的公平與協調。
二、我國現行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分析
我國當前民事糾紛解決機制面對日益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逐漸暴露出其諸多弊端。
（一）糾紛解決體系在整體結構上設置不夠合理
首先，訴訟與非訴訟解紛機制在結構上失衡。既存解紛方式可以分為訴訟與非訴訟兩大類。現行立法及制度設計顯然對訴訟方式給予更多的關注，而對非訴訟方式重視不夠。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以及立法的逐步完善，司法的功能和地位得到空前的重視，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在強調程序正義、司法權威的同時，受"司法萬能"觀念的影響，有意無意地出現了將司法神話化的趨勢。須知，訴訟解決糾紛具有正規性、程序性、對抗性，這些特點決定了並非任何糾紛通過訴訟解決都能收到最佳效果，只有根據糾紛的性質、特點選用最恰當的方式才符合市場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理論。①
其次，即便是在非訴訟解紛方式內部，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的發育程度也不同，也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發育程度高的是仲裁、人民調解等，不僅在立法上有比較明確、詳細的規定，在實踐運作中效能也得到相當程度發揮。至於社會中介組織的調解，當事人之間的和解等，或者由於立法規定的缺失，或者由於制度的偏誤，或者由於制度設計的疏漏，都存在比較明顯的問題。這種內部各部分發育不全的狀況，毫無疑問會形成不應有的機制性沖突，影響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整體功能的充分發揮。
(二）糾紛解決體系內部組成部分之間有機協調不夠
首先，訴訟與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缺乏應有的銜接與協調。作為現代社會中最正式的解紛方式，訴訟理應成為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屏障，並為其它解紛方式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然而，現實運作狀況並非完全如此。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立法之間缺乏應有的銜接，實踐運作中也缺乏應有的協調。這種訴訟與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銜接、協調不夠的狀況無疑嚴重影響了糾紛解決體系整體功能的發揮。其次，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也缺乏應有的銜接與協調。這主要表現為因發育程度不同或制度設計上的偏誤導致非訴訟解紛方式內部存在頗多相互抵觸或不和諧之處。例如，實踐中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與鄉鎮司法所、法律服務所的調解在運作時經常發生混同。因此，進行重新定位和梳理，理順各種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系統內部的順暢運轉，達到應有的整體效果②。
三、構建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必要性
從當前社會轉型時期民事糾紛的特點來看，積極構建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有其現實必要性。
(一)解紛的現實需要。訴訟資源供不應求，難以滿足無限的民事糾紛之需要。
目前在我國，"訴訟爆炸"的徵兆已初步顯現。單一化的訴訟解紛方式已難以滿足糾紛數量急劇增加的現實需要。
(二)解紛經濟的需要。
訴訟不僅在受理時間和程序方面略顯冗長，而且在訴訟成本方面也往往大於當事人的預期。因此，有必要按照糾紛主體多元化、多層次化理念，摒棄片面強調司法一元化解決糾紛的觀念，探索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③。
(三)時代的需要。
我國目前正處在一個有史以來最為多元化的時期，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糾紛主體的多元化以及社會價值的多元化都需要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多元化民事解紛機制的理念是在回應和諧社會需求與司法發展規律的價值選擇中提出的理論創新。多元化民事解紛機制正是要以和諧的理念、和諧的精神、和諧的方式處理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達到理分兩面、事求終局的共同目的，此乃為和諧民事解紛的終極目標。
四、和諧社會視野下完善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構想
事實上，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體制在我國已初步形成，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推翻我國現有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另起爐灶，也不是一味地借鑒外國的所謂"先進經驗"，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我國現有的民事糾紛解決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
(一)大力推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設。
埃里克森在《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一書中寫道："法律制定者如果對那些會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會條件缺乏眼力，他們就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所以，有理由認為，埃里克森的研究成果使我們重新認識到非訴訟方式在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中的舉足輕重作用。為此，我們應制定和完善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規則體系，促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規范化，保證其適用符合底線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④。我們應將一些比較成熟的非訴訟方式逐步納入法制軌道，對其程序和基本原則做出最基本的法律規定，充分發揮其解紛的積極作用。
(二)深化改革，提高訴訟機制效能，維護訴訟機制的權威性。
我們在大力推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時，決不能弱化或忽視訴訟機制解紛的功能和地位。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實質上是為糾紛的解決提供了更多的路徑，但它不能替代訴訟機制的地位。在法治社會，訴訟仍然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解紛方式，其所具有的權威性，依然是保障正義的最後屏障。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訴訟機制，充分發揮其解紛的功能。
(三)強化制度設計，實現訴訟內外解紛機制的有機協調與良性對接。
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功能互補。要構建一個高效、協調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制度的銜接和程序的安排上必須進行科學合理的設計。一方面要重視司法對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監督和審查；另一方面，還應當強調司法對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尊重和支持，司法應當保持必要的謙和與克制。
注釋：
①吳衛軍：《司法改革原理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頁。
②吳衛軍等著：《現狀與走向：和諧社會視野中的糾紛解決機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頁。
③王雨本："論多元化社會矛盾與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經濟法角度詮釋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5期，第69頁。
④張旭東，沈荔娟："和諧社會視野下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研究"，載《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第113頁。

B. 何兵的科研成就

《公益行政訴訟研究》，主持人，2005至2007年司法部法制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行政執法與行政程序研究》，子課題《行政確認與行政程序研究》負責人，2001至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第一批重大委託研究項目
《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利益沖突及其法律調整》，子課題《行政關系中的利益沖突及行政法調整》負責人，2005年至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行政管理體制現狀調查和對策研究》，子課題《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法律保障》負責人，2006年至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法治背景下的社會預警機制和應急管理》，參與人，2006年至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行政執法問題研究》，參與人，2001至200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科技資源保護與共享立法研究》，參與人，2003年至2004年科技部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台工作重點項目
《上訪問題的法律對策：糾紛解決機制現代化研究》，參與人，2004年至2006年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環境侵權救濟機制立法及研究》，參與人， 2005年至2007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民政部門一站式服務研究》，參與人，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項目
《北京市社會救助管理研究》，參與人，2006年1月至2006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項目 教材與專著類
《現代社會的糾紛解決》（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1 月
《利害的分配——我們身邊的法律》（專著），上海三聯出版社，2005年6月
《和諧社會與糾紛解決機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2 月
《行政法案例研習》（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行政執法研究》（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
《行政訴訟法學》（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行政訴訟法學》（參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
論文類
《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中外法學，2002年第1期
《行政權力的結構與解構――一個個案解析》，中國法學，2005第3期
《司法的職業化與民主化》，法學研究，2005第4期
《從專業課程設置析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行政法學研究，2005第2期
《印度的公益訴訟制度》，行政法學研究，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解決民事糾紛》，行政法論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司法之根本：最後的審判抑或最好的審判？》，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高等學校的自律與他律——論學生受教育權、隱私權的法律保護》，法哲學、法社會學論叢（六），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永不鬆懈》，法大評論，2004年第3卷
《司法的陽學與學術的殿堂》，中國訴訟法制判解，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
《人民群眾進法院》，法律適用，第3期
《「小產權」值得大討論》，法制日報，2007年7月4日
《公產致害的賠償責任》，人民法院報，2005年11月
《張某訴民政局請求確認繼母婚姻無效案》，人民法院報，2005年9月
《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法律定性》，人民法院報，2005年8月
《如何對待教授們課堂上的錯誤言論》，法制日報，2005年5月
《陪審制度的意義》，人民法院報，2005年4月
《主官截斷，幕友輔助》，人民法院報，2005年1月
《抓大放小，重刑輕民》，人民法院報，2005年1月
《無訟是求，教化為先》，人民法院報，2005年1月
《法律程序的價值與弊端》，人民法院報，2004年5月
《人民陪審員：我的經驗與感悟》，人民法院報，2004年11月
《我的檢察官父親》，檢察日報，2004年12月
《冥河彼岸的重託》，檢察日報，2004年11月
《軍嫂請我做顧問》，檢察日報，2004年10月
《公共警告 必須謹慎發布》，檢察日報，2004年9月
《當野男人蒞臨家門》，檢察日報，2004年9月
《誰有權評定「中國名牌」》，新京報，2004年9月
《縣委書記該有什麼名譽權》，檢察日報，2004年8月
《關於職稱外語考試的情理法》，檢察日報，2004年8月
《民間自治萬不可遠離法治》，檢察日報，2004年6月
《鑒定結論有時就是一根雞毛》，檢察日報，2004年6月
《「知假買假」不能雙倍賠償》，檢察日報，2004年5月
《深圳廢止駕駛證年審值得推廣》，新京報，2004年5月
《歷史學家需要敲碎每一片秦磚漢瓦嗎？》，檢察日報，2004年3月
《從「楓橋經驗」談訴訟與調解的互動》，人民法院報，2003年12月
《政府沒有判斷合同效力的權力》，南方都市報，2003年11月
《野蠻拆遷者的蠻勁從哪裡來？》，檢察日報，2003年11月
《法官的看家寶刀——推定》，法制日報，2003年11月
《校園不是特權者恣意的樂園》，法制日報，2003年10月
《企業等級劃分宜慎行》，法制日報，2003年10月
《婚宴上座著居心叵測的人》，法制日報，2003年10月
《法律專家意見書：施向法庭的無影神掌》，法制日報，2003年9月
《政務應當公開在陽光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9月
《到了天堂，也要撤銷你的結婚證？》，法制日報，2003年9月
《最大的危險是激起公憤》，法制日報，2003年9月
《法院外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民間調解篇》，法律服務時報，2003年8月
《沙化的社會 失聲的律師》，律師時代，2003年秋季
《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南方周末，2003年6月
《法官不能為自己的判決搖旗吶》，法制日報，2003年5月
《從當前的新聞論爭性看司法理》，檢察日報，2003年5月
《梁實秋是條狗嗎———從當前的新聞訟爭看司法理性》，檢察日報，2003年5月
《誰為「盲流」謀幸福》，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2月
《法治建設三大重點》，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2月
《法意與民情》，法治的階梯，2003年
《行民主憲政，開萬世太平》，人民法院報，2002年12月
《法律下自由》，人民法院報，2002年10月
《程序正義與民間調解》，法制日報，2002年10月
《意義的陷阱》，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
《人大應作司法改革的領頭羊》，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9月
《一代新規要漸磨》，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
《意義的陷阱》，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
《民事公訴需緩行》，法制日報，2002年8月
《在何處為處利而斗爭》，人民法院報，2002年7月
《法官教大家寫作文》，法制日報，2002年6月
《一刀切得干凈嗎》，法制日報，2002年5月
《法律的雷池不容逾越》，人民法院報，2002年5月
《冥河對岸怨屈的月光》，法制日報，2002年4月
《法官：帶枷鎖舞者》，法制日報，2002年4月
《個案監督質疑》，人民法院報，2002年4月
《被唾沫淹沒的法律》，法制日報，2002年1月

C.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目錄

緒論
一、ADR的發展及其啟示
二、研究糾紛解決及ADR的方法論
三、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
第一章 和諧社會與糾紛解決
一、法治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糾紛解決與社會和諧
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價值
四、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形態
五、我國社會現實與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
第二章 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一、糾紛解決機制的概念及其內涵
二、糾紛解決機制的類型與模式
三、各種糾紛解決方式述評
四、糾紛解決機制的趨勢展望
第三章 ADR的基本原理
一、ADR的含義及基本特徵
二、ADR的價值分析
三、ADR的主要形式
四、ADR與中立第三人
五、ADR的法律效力
第四章 民事司法改革與ADR
一、概述
二、英國民事司法改革與ADR
三、美國民事司法改革與ADR
四、中國民事司法改革與ADR
第五章 ADR的經濟分析
一、訴訟糾紛解決模式的資源及其沖突
二、ADR產生的經濟學必然
三、ADR與訴訟互動的經濟分析
第六章 談判的原理
一、概述
二、談判的優點與局限性
三、談判的原則
四、兩種談判理論及其利弊分析
五、談判技巧及倫理道德問題
第七章 談判的程序與實務
一、概述
二、談判的准備
三、談判的開局
四、談判的磋商與僵局的處理
五、談判的終結
六、談判者的素質
七、談判行為的法律後果及其風險防範
第八章 調解的原理
一、調解的概念與特徵
二、調解的形式與分類
三、調解與法治
四、法院調解制度的完善
五、人民調解制度的完善
……
第九章 調解的程序與實務
第十章 仲裁的原理
第十一章 仲裁的程序與實務
第十二章 調解與仲裁相結合
第十三章 附設於法院的ADR
第十四章 律師與ADR
第十五章 電子商務糾紛與ADR
第十六章 醫療糾紛與ADR
第十七章 勞動爭議與ADR
第十八章 家事糾紛與ADR
第十九章 建築糾紛與ADR
第二十章 消費糾紛與ADR
第二十一章 環境糾紛與ADR
第二十二章 ADR的發展趨勢
附錄

D. 廈門大學法學院博導的資料

1、姓名： 蔡從燕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國際經濟法》，碩士生學位課
《國際公法》，本科生主幹課
《國際公法》，碩士生學位課

2、姓名： 劉志雲 職稱： 教授、博導
劉志雲，江西瑞金人，1994年至1998年就讀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旅遊管理專業，獲學士學位；1998年至2001年就讀於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專業，師從盧炯星教授，獲碩士學位；2001年至2004年就讀於廈門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業，師從徐崇利教授，獲博士學位。
研究旨趣為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學交叉研究、國際經濟法與涉外經濟法、投資法與金融法等領域。至今已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公開發表法學論文110餘篇；已出版個人專著3部；參與專著或教材撰寫若干。從2009年起主持「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文庫」的出版。
2004年9月獲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教研室，同時為國際經濟法研究所與經濟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2005年被廈門大學研究生院正式遴選為碩士生導師。
2006年被廈門大學破格聘為副教授、任副教授期間被破格聘為博士生導師。
2007年入選「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學校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2008年被廈門大學破格聘為教授。
2008年入選「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2010年入選「福建省法學會第二屆中青年優秀法學人才」；被評為「福建省第六屆青年優秀社會科學專家」。
2010年起擔任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編委。
2010年起擔任福州大學兼職教授。

2001年：廈門大學第一屆「十大學術新人」；
2003年：「廈門大學嘉庚獎學金」；
2003年：廈門大學第二屆「十大學術新人」；
2006年：廈門大學工商銀行科研獎。
2006年：「廈門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獎」；
2007年：「福建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2007年：「廈門市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2007年：「福建省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08年：聯合主講的《金融法研究》評為福建省優質碩士學位課程；
2009年：「福建省第八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10年：「廈門大學『中國銀行』科研獎」。
2010年: 中國國際法學會2004-2009年度「航天科技」國際法優秀科研成果獎；
2010年：福建省法學會第三屆優秀法學成果（著作類）二等獎。

3、 姓名： 張榕 職稱： 教授、博導
要講授課程 《民事訴訟法》
《證據法》
《法律診所》
司法部2001年度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科研課題《仲裁製度研究與〈仲裁法〉的修改》的主要參加人。
廈門大學育題基金項目《中國證券市場的法律規制》項目負責人。
司法部2005年度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科研課題《司法能動性與司法解釋的規制》主持人。
福建省2007年社科基金項目《事實認定過程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民事訴訟為中心》主持人。
福建省2009年社科基金項目《通過有限判例制度實現正義》主持人

4、 姓名： 曾華群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本科生課程：「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總論」、「國際投資法」、「香港法概論」、「WTO法專題」；
碩士生學位課程：「國際經濟法理論」、「香港經貿法專題」、「國際經貿條約專題」、「國際投資法專題」；
博士生學位課程：「國際經濟法理論」、「國際法專題研究」
主要學術觀點 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舊更替和國際經濟法的破舊立新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中產生和發展的，是由發展中國家率先發動，發達國家消極應付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個進步，都需要艱辛的斗爭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復失或名存實亡。對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法新規范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發展中國家應有戰略的眼光和充分的准備。
中國屬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服務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這決定了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界在吸收西方國家有關研究成果的同時，應有符合本國國情和目標的研究方法。從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發展的經驗看，今後應繼續堅持和發展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立足本國實際的方法；歷史和現實結合的方法；綜合研究的方法；比較研究的方法；法律與經濟相結合的方法。

研究理念和特點 國際經濟法學是世界性的，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是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也不能缺少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參與和奉獻。
中國國際經濟法學者應繼續借鑒和吸收外國的相關研究成果，積極主動地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在國際學術論壇上，對國際經濟法學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中國學者的見解，表明中國的立場，為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應有的貢獻。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應從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出發，具有破舊立新的歷史責任感、決心和勇氣，既不能對西方法律觀念亦步亦趨，更不能對少數發達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踐踏民主的霸權行徑熟視無睹、束手無策，而應當擺脫阻礙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觀念的羈絆，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創建和發展新的法律概念、觀念和理論。

5、 姓名： 徐崇利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專科生：《關貿總協定法律制度》
本科生：《國際經濟法總論》《國際經濟法概論》《國際貨幣金融法》《國際投資法》《國際私法》
碩士生：《國際經濟條約研究》《國際投資法研究》《國際私法研究》《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
博士生：《國際法理論研究》《國際法專題研究》

6、姓名： 齊樹潔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本科生：《民事訴訟法》、《民事司法改革》、《律師制度與實務》。
研究生：《民事訴訟法》、《證據法》、《外國民商法》、《程序法基本原理》、《訴訟法文獻選讀》。
主要學術觀點 1.司法資源是有限的。訴訟並不是最好的糾紛解決方式。司法改革的推進不應僅限於訴訟領域，還應包括相關的制度。為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除了改革和完善訴訟制度外，還必須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包括協商、調解、行政處理、仲裁等各種ADR方式，並且賦予當事人解決糾紛的程序選擇權。
2.司法改革不但應當是全局性的，而且應當是合法有序的。當務之急是由全國人大設立司法改革委員會，並取得法律的授權，統一領導、規劃、協調全國的司法改革。
3.司法改革應當立足於本土資源，在移植外國制度時，必須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進行充分的論證。司法改革還應當重視借鑒域外經驗，如果僅僅局限於對本國現行制度的考察，我國的司法改革將很難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承擔項目 1.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一國兩制與廈門涉台立法》（1996），任課題組長。
2.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涉台法律問題研究項目：《維護大陸居民在台灣的正當權益》（1998），任課題組長。
3.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英國、德國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借鑒》
（1999），獨立承擔。
4.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仲裁製度研究與仲裁法的修改》（2001），任課題組長。
5.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項目：《英國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1），任課題組長。
6.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研究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公證制度研究與破產制度的完善》（2003），任課題組長。
7.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研究》（2004），任課題組長。
8.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立法研究》（2004），任課題組長。
9.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項目：《和諧社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2005），任課題組長。
10.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公證制度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2006），任課題組長。
11.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權利保護法律與實務研究》（2007），任課題組長。
1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和諧社會的構建》（2007），任課題組長。
13.福建省法學會法學研究重點課題：《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機制改革問題研究》（2007），任課題組長。
14.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權利保護與糾紛解決機制研究》（2008），任課題組長。
15.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涉及公證的訴訟案例分析》（2008），任課題組長。
16.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運用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為東莞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司法保障》（2008），任課題組長。
17.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優化法制環境，促進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的司法統計分析》（2009），任課題組長。
18.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香港民事訴訟制度研究》（2010），任課題組長。
19.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繁簡分流與快速處理機制研究》（2010），任課題組長。

主要著作 1.主編：《律師訴訟案例》，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副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要論》（譚兵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3.參編：《訴訟法大辭典》（錢國耀等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4.副主編：《台灣民法研究》（胡大展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5.參編：《民事訴訟法新論》（章武生主編），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6.副主編：《中國民法》（柳經緯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7.參編：《中國審判實務大辭典》（馬原等主編），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8.參編：《海峽兩岸法律制度比較·訴訟法》（薛景元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主編：《商法概論》，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0.參編：《海峽兩岸交往中的法律問題研究》（陳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1.參編:《台灣法律大全》（陳安主編），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12.主編：《民事程序法》，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主編：《給個說法：老百姓法律顧問叢書》（第1-6輯），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4.主編：《給個說法：老百姓法律顧問叢書》（第7-12輯），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5.參編：《民事訴訟法》（江偉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6.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7.副主編：《仲裁法新論》（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主編：《英國證據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9.總主編：《民事證據法專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0.總主編：《ADR原理與實務》，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1.參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常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2.參編：《民事訴訟法》（田平安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參編：《民事訴訟法》（第2版，江偉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4.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修訂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5.副主編：《仲裁法新論》（修訂版，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6.主編:《破產法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7.總主編：《強制執行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8.主編：《證據法案例精解》，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9.主編：《英國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0.專著:《程序正義與司法改革》，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1.主編：《破產法研究》（修訂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2.參編：《民事訴訟法·訴訟程序篇》（廖中洪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3.總主編:《公證制度新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4.主編:《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5.參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原理與實務》（沈恆斌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5.主編：《英國司法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6.總主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7.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第3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8.主編：《民事程序法》（第4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9.專著：《民事上訴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0.總主編：《公證制度新論》（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1.主編：《美國司法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2.主編:《民事程序法》（第5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3.主編:《民事程序法》（第6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4.主編：《英國司法制度》（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5.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5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6.專著:《民事程序法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47.主編：《民事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8.主編:《破產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9.主編：《民事訴訟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0.參編：《外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湯維建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1.參編：《民事訴訟法》（第3版，江偉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2.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6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3.主編：《民事程序法》（第7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4.主編：《民事訴訟法》（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5.副主編：《仲裁法新論》（第3版，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6.主編：《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7.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7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8.參編：《民事訴訟法學》（常怡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59.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8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0.總主編：《公證制度新論》（第3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1.總主編：《調解銜接機制理論與實踐》，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3.主編：《東南司法評論》（2008年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4.主編：《民事訴訟法備考與拓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5.主編：《民事訴訟法》（第3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6.主編：《東南司法評論》（2009年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7.總主編：《調解銜接機制理論與實踐》（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8.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9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9.主編：《民事審前程序》，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0.主編：《民事訴訟法》（第4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1.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10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2.主編：《台港澳民事訴訟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3.主編：《糾紛解決與和諧社會》，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4.副主編：《仲裁法新論》（第4版，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5.主編：《美國司法制度》（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6.總主編：《法官視野中的司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7.主編：《民事訴訟法》（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8.總主編：《德國司法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9.專著：《程序正義與司法改革》（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80.主編：《東南司法評論》（2010年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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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什麼要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記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潘劍峰老師提出的，目的在於糾紛解決手段和正義糾紛相契合，減少司法資源浪費和訴訟外部不經濟，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式中包括訴訟方式和非訴訟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並不能涵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認，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標准。 下面是潘老師的有關這方面的論文，你可以參考一下 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 潘劍鋒 摘要： 民事糾紛紛繁復雜,糾紛的性質不同、類型不同,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也應當有別,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決不同類型糾紛的體系,以維系社會的穩定。同時,如何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創造解決糾紛的非訴訟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方向。 關鍵字： 民事糾紛;和解;調解;仲裁;訴訟;司法改革 一 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的討論,首先有必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的類別和特點有個基本的認識,並由此認識民事糾紛類別和特點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 民事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產生,是源於不同的民事主體,對同一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張。〔1〕民事糾紛的解決,可以通過當事人自己、社會及國家三種渠道。 由當事人自己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有避讓與和解兩種方式: 所謂避讓,是指糾紛發生之後,一方當事人主動放棄爭執,從而使糾紛歸於消滅的行為。避讓的特點,在於一方主動的放棄爭執,在程序上無作為的行為要求,在結果上當事人爭執的權利義務關系未發生變化。該外在行為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原因。避讓的一方,一般是基於下列的一種或幾種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對方表示同情,諒解,尊重,從而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滿足對方的請求。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雙方曾有過友好的關系,比如家庭關系,業務上長期的合作關系。(2)得不償失的心理,即認為繼續與對方糾纏還不如主動放棄爭執,否則損失更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糾紛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較小,或者糾紛所涉及的問題較復雜,作出避讓的一方對事實說不清楚,比如小額的財產糾紛,或者爭執的事實是年代久遠的糾紛。(3)蔑視對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對方而放棄了與對方的爭執,所謂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這一心理的寫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避讓者自視清高。(4)畏懼對方的心理,即基於對方的地位、勢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測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從而主動放棄與對方的爭執。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在地位卑微者與地位高貴者之間,被領導與領導者之間,勢力弱小者與勢力強大者之間等類型的糾紛中,前者就容易產生這種心理。 所謂和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從而消滅爭執的行為。和解的特點,在於當事人雙方有協商的願望及進行協商的行為,在程序上簡單、靈活、在結果上能充分反映當事人的意願。和解願望的形成和和解行為的進行,當事人的想法與避讓中作出避讓的一方當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所不同的是,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雙方的。概括起來,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如下想法:(1)體諒的心理,即基於一方或雙方對對方主觀情況的了解,諒解了對方在糾紛中的過失或理解了對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者滿足或部分滿足對方的要求。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諒解、尊重。〔2〕但與避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認了自己的過失或一方較充分地了解了對方的困難處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協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以犧牲一定的利益為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實現。所謂的「丟卒保車」,表現的都是這種心理。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基於一方或雙方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最終實現自己的主張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事實不清、是非責任不明、法律關系較復雜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樣的心理。(3)認同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雙方對爭執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在認識上趨於一致,從而達成共識。在因誤會形成的糾紛或事實簡單、爭執不大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種心理。 由社會介入解決民事糾紛,渠道主要也有兩個:訴訟外調解和仲裁。訴訟外調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的行為。 訴訟外調解的特點,在於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協商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較靈活,在結果上,除了能較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願外,還反映了第三方的勸導作用。訴訟外調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於當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觀念:(1)信賴第三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主持調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認為第三方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具有權威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依賴於第三方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在倫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實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比如,家長與家庭成員關系、師生關系、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等。(2)「和為貴」的觀念,即基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是值得提倡的。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此乃訴訟外調解在中國社會源源流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協心理,認同心理在訴訟外調解中也時有體現。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將爭議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對爭議予以裁斷的行為。仲裁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有協議,且提交仲裁的事項是法律允許仲裁的事項及促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客觀存在。與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方式相比較,仲裁有如下特點:(1)對象和范圍的特定性,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規定,涉及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不可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二是仲裁只能就當事人約定的事項進行。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仲裁裁決有時只能針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中的某部分問題作出,而解決不了整個糾紛所涉及的所有問題。(2)程序的相對規范化,這主要表現為,在仲裁請求的提出,當事人就糾紛所涉及的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陳述證據的提出及調查,仲裁員對爭議的審理及判斷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程序規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對規范化,也使得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解決糾紛要較利用和解和訴訟外調解付出更高的代價。(3)審理和裁決原則上不公開,即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向社會和民眾公開。這是仲裁與訴訟最大的區別之一,從而也成為糾紛的當事人選擇仲裁還是訴訟來解決糾紛所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一特點,主要是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的需要,以及將糾紛給當事人在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社會實踐中,許多商業機構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來解決糾紛,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的這一特點的考慮。(4)過程與結果既與當事人的意願相聯系,又與國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比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願,如果雙方達成共識,仲裁的裁決原則上可以按當事人的意願作出;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利用國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過程中和仲裁結果上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過程中可以申請財產保全,在仲裁裁決作出後,可以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仲裁的這一特點,對那些希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要太傷害雙方當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糾紛的解決結果的實現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當事人來說,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點外,仲裁員一般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這一點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方式中的有關人員也有所不同,從而使得仲裁在解決某些涉及較強的專業知識的糾紛時,較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對專業性強的糾紛,當事人願意選擇仲裁,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所具有的這一特點的考慮。 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則是民事訴訟。作為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訴訟是指法院在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就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的行為。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比,訴訟具有如下特點:(1)糾紛的解決者是代表國家的法院。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的過程中,法院是訴訟的指揮者和主持者,是糾紛的裁判者。由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意味著糾紛的解決過程和糾紛的解決結果反映的主要是國家的意志,當事人的意志對糾紛解決的影響被削弱,糾紛解決結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被認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訴訟中喪失了影響力。(2)糾紛的解決過程有嚴格的程序。這主要表現為,從當事人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到法院對糾紛事實的調查,以及法院對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判斷與對糾紛解決的法律的適用,均有一系列系統的步驟和程式。這一特點,是服務於法院查明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需要,也是向社會顯示法院代表國家公正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然要求。(3)糾紛的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後盾。〔3〕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有權對防礙民事訴訟秩序行為的行為人採取強制措施,在必要時適用先行給付和財產保全制度,在當事人不履行法院判決時,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衣職權採取執行措施,等等。這一特點,體現了國家解決糾紛的權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使得對抗性較強、矛盾較尖銳,沖突較激烈的糾紛通過訴訟的渠道來解決,成為當事人通常一種選擇。 二 不難發現,民事糾紛的形成,總的來講,都是因為同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但就具體而言,由於民事糾紛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爭執發生的原因不同、爭執所涉及的事實的復雜程度不同、爭執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質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也因參加解決糾紛的主體不同用於解決糾紛的程序不同糾紛解決的結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作為社會問題的民事糾紛,要在社會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決,就需要有針對其特點的能與解決民事糾紛核心問題相適應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的存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要求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於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能與民事糾紛的特點相適應。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民事糾紛因構成糾紛的有關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類型,與解決不同類型民事糾紛相適應的是不同形式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對而言,某一類民事糾紛,比較適用於某一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法律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就是最好的選擇。不能簡單地認為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法律意識強。真正的法律意識強,應當是恰當地應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為解決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設立的,在消除糾紛解決爭議這一目的上,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發揮著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解決民事糾紛的功能各有側重,在適用的基礎和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讓的方式,能消滅民事糾紛於形之中,但它的適用,得以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有放棄爭執的意願為基礎;和解的方式,其結果一般能為雙方當事人所滿意,但它的適用,得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條件;調解的方式,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與雙方當事人與調解的主持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仲裁無疑是解決那些專業性比較強,糾紛涉及商業秘密,以及當事人不希望糾紛的解決公開化的民事糾紛的好辦法,它的適用,與糾紛的性質及當事人的意願密切相關;訴訟則可以滿足那些糾紛的解決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當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費雙方當事人及國家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作為代價。 因此,籠統地說,某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好的最合適的方式,是不科學的。我們在強調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們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認識到它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確地理解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研究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聯系性,比如,當用和解或調解的方式無法解決糾紛的時候,訴訟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保障;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訴訟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對復雜性,對當事人選擇以非訴訟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又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至於在仲裁製度中藉助訴訟的有關制度來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以及在訴訟制度中溶入其它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有關內容,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現。這些表現都說明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第三,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當事人選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僅就解決民事糾紛中雙方當事人的爭執而言,針對該類民事糾紛的特點而設立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適用於這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是最有效的或者說是最好的,但是,基於民事權利的可處分性,當事人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在這樣的情形下,民事糾紛的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這一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而言,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在於消除雙方的爭議,使有關的法律權利或義務確定下來。〔4〕但是,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民事主體價值觀念文化水平、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況下,解決民事糾紛,當事人的目的,就不僅僅是消除雙方的爭議,而還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為了所謂的「爭口氣」或者「出口氣」而打官司的,不為了給對方增加麻煩或所謂的要對方身敗名裂而打官司的,有為了借打官司之名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還有言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實現社會正義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這些目的,除了最後一種外,都背離了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初衷,但解決民事糾紛的結果,在不少的情況下,從客觀效果上講,確實又能符合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糾紛的解決來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觀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起決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糾紛的特點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的特點的相適應性了,而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這一點,也是我們在討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時,應當認識到的。 三 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這就是司法改革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制度化的關系問題。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當廣,而其核心內容是有關司法制度的變革,在各類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最為引人注目。在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把焦點集中在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而很少有人對與民事訴訟密切相關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作討論。而實際上,這些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與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一個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長的各類案件使得司法機關不堪重負。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有關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來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於此。筆者並不否認對有關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但是,筆者在考慮司法改革問題時,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慮:假設我們的有關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我們的司法隊伍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加強了,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的現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觀?為此,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我們能否在進行司法改革的同時,通過其他的有效渠道,來減輕司法的負擔呢?對前兩個問題,筆者思考的結果、結論是相對消極的。因此,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陸法的日本,最近幾乎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機關不堪重負。〔5〕與中國相比較,在他們進行司法改革,他們的有關司法制度是較完善的,司法隊伍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也是較強的,但同樣面臨司法負擔過重的問題。就我們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隊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我們的觀念、人員素質和經濟能力都相當的有限。因此,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強隊伍建設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減輕司法負擔,就應該在著眼司法改革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與司法制度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徑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訴訟之外的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因為這些方式在消滅民事爭議上與訴訟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功能,而且從原理上講,對某些民事糾紛以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適應性上甚至較司法解決更為適當。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我們現有的非訴訟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作用,考慮到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盡量讓各類民事糾紛都能適用比較適合於其解決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並由此產生高效率地解決民事糾紛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的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設立一些我們現在還沒有。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會的發揮作用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比如,美國所實行的小型審理、早期中立評價和簡易陪審團審判等做法[1]值得借鑒,因為這些做法在美國對處理離婚案件、鄰里小事、醫療事故訴請、環境爭端、產品責任直至復雜的多方的涉及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都發揮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導的由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仲裁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2] 可以肯定地說,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制度化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是減輕司法負擔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效果能夠更好,那麼,強調解決民事糾紛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完善和健全我們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是不可或缺的。

F.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G.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ADR是一回事嗎

記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潘劍峰老師提出的，目的在於糾紛解決手段和正義糾紛相契合，減少司法資源浪費和訴訟外部不經濟，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式中包括訴訟方式和非訴訟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並不能涵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認，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標准。

下面是潘老師的有關這方面的論文，你可以參考一下

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

潘劍鋒

摘要： 民事糾紛紛繁復雜,糾紛的性質不同、類型不同,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也應當有別,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決不同類型糾紛的體系,以維系社會的穩定。同時,如何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創造解決糾紛的非訴訟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方向。

關鍵字： 民事糾紛;和解;調解;仲裁;訴訟;司法改革

一

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的討論,首先有必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的類別和特點有個基本的認識,並由此認識民事糾紛類別和特點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

民事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產生,是源於不同的民事主體,對同一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張。〔1〕民事糾紛的解決,可以通過當事人自己、社會及國家三種渠道。

由當事人自己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有避讓與和解兩種方式:

所謂避讓,是指糾紛發生之後,一方當事人主動放棄爭執,從而使糾紛歸於消滅的行為。避讓的特點,在於一方主動的放棄爭執,在程序上無作為的行為要求,在結果上當事人爭執的權利義務關系未發生變化。該外在行為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原因。避讓的一方,一般是基於下列的一種或幾種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對方表示同情,諒解,尊重,從而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滿足對方的請求。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雙方曾有過友好的關系,比如家庭關系,業務上長期的合作關系。(2)得不償失的心理,即認為繼續與對方糾纏還不如主動放棄爭執,否則損失更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糾紛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較小,或者糾紛所涉及的問題較復雜,作出避讓的一方對事實說不清楚,比如小額的財產糾紛,或者爭執的事實是年代久遠的糾紛。(3)蔑視對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對方而放棄了與對方的爭執,所謂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這一心理的寫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避讓者自視清高。(4)畏懼對方的心理,即基於對方的地位、勢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測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從而主動放棄與對方的爭執。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在地位卑微者與地位高貴者之間,被領導與領導者之間,勢力弱小者與勢力強大者之間等類型的糾紛中,前者就容易產生這種心理。

所謂和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從而消滅爭執的行為。和解的特點,在於當事人雙方有協商的願望及進行協商的行為,在程序上簡單、靈活、在結果上能充分反映當事人的意願。和解願望的形成和和解行為的進行,當事人的想法與避讓中作出避讓的一方當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所不同的是,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雙方的。概括起來,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如下想法:(1)體諒的心理,即基於一方或雙方對對方主觀情況的了解,諒解了對方在糾紛中的過失或理解了對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者滿足或部分滿足對方的要求。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諒解、尊重。〔2〕但與避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認了自己的過失或一方較充分地了解了對方的困難處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協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以犧牲一定的利益為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實現。所謂的「丟卒保車」,表現的都是這種心理。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基於一方或雙方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最終實現自己的主張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事實不清、是非責任不明、法律關系較復雜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樣的心理。(3)認同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雙方對爭執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在認識上趨於一致,從而達成共識。在因誤會形成的糾紛或事實簡單、爭執不大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種心理。

由社會介入解決民事糾紛,渠道主要也有兩個:訴訟外調解和仲裁。訴訟外調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的行為。

訴訟外調解的特點,在於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協商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較靈活,在結果上,除了能較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願外,還反映了第三方的勸導作用。訴訟外調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於當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觀念:(1)信賴第三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主持調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認為第三方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具有權威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依賴於第三方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在倫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實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比如,家長與家庭成員關系、師生關系、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等。(2)「和為貴」的觀念,即基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是值得提倡的。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此乃訴訟外調解在中國社會源源流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協心理,認同心理在訴訟外調解中也時有體現。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將爭議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對爭議予以裁斷的行為。仲裁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有協議,且提交仲裁的事項是法律允許仲裁的事項及促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客觀存在。與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方式相比較,仲裁有如下特點:(1)對象和范圍的特定性,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規定,涉及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不可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二是仲裁只能就當事人約定的事項進行。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仲裁裁決有時只能針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中的某部分問題作出,而解決不了整個糾紛所涉及的所有問題。(2)程序的相對規范化,這主要表現為,在仲裁請求的提出,當事人就糾紛所涉及的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陳述證據的提出及調查,仲裁員對爭議的審理及判斷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程序規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對規范化,也使得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解決糾紛要較利用和解和訴訟外調解付出更高的代價。(3)審理和裁決原則上不公開,即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向社會和民眾公開。這是仲裁與訴訟最大的區別之一,從而也成為糾紛的當事人選擇仲裁還是訴訟來解決糾紛所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一特點,主要是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的需要,以及將糾紛給當事人在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社會實踐中,許多商業機構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來解決糾紛,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的這一特點的考慮。(4)過程與結果既與當事人的意願相聯系,又與國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比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願,如果雙方達成共識,仲裁的裁決原則上可以按當事人的意願作出;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利用國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過程中和仲裁結果上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過程中可以申請財產保全,在仲裁裁決作出後,可以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仲裁的這一特點,對那些希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要太傷害雙方當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糾紛的解決結果的實現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當事人來說,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點外,仲裁員一般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這一點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方式中的有關人員也有所不同,從而使得仲裁在解決某些涉及較強的專業知識的糾紛時,較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對專業性強的糾紛,當事人願意選擇仲裁,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所具有的這一特點的考慮。

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則是民事訴訟。作為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訴訟是指法院在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就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的行為。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比,訴訟具有如下特點:(1)糾紛的解決者是代表國家的法院。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的過程中,法院是訴訟的指揮者和主持者,是糾紛的裁判者。由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意味著糾紛的解決過程和糾紛的解決結果反映的主要是國家的意志,當事人的意志對糾紛解決的影響被削弱,糾紛解決結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被認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訴訟中喪失了影響力。(2)糾紛的解決過程有嚴格的程序。這主要表現為,從當事人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到法院對糾紛事實的調查,以及法院對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判斷與對糾紛解決的法律的適用,均有一系列系統的步驟和程式。這一特點,是服務於法院查明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需要,也是向社會顯示法院代表國家公正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然要求。(3)糾紛的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後盾。〔3〕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有權對防礙民事訴訟秩序行為的行為人採取強制措施,在必要時適用先行給付和財產保全制度,在當事人不履行法院判決時,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衣職權採取執行措施,等等。這一特點,體現了國家解決糾紛的權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使得對抗性較強、矛盾較尖銳,沖突較激烈的糾紛通過訴訟的渠道來解決,成為當事人通常一種選擇。

二

不難發現,民事糾紛的形成,總的來講,都是因為同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但就具體而言,由於民事糾紛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爭執發生的原因不同、爭執所涉及的事實的復雜程度不同、爭執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質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也因參加解決糾紛的主體不同用於解決糾紛的程序不同糾紛解決的結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作為社會問題的民事糾紛,要在社會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決,就需要有針對其特點的能與解決民事糾紛核心問題相適應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的存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要求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於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能與民事糾紛的特點相適應。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民事糾紛因構成糾紛的有關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類型,與解決不同類型民事糾紛相適應的是不同形式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對而言,某一類民事糾紛,比較適用於某一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法律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就是最好的選擇。不能簡單地認為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法律意識強。真正的法律意識強,應當是恰當地應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為解決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設立的,在消除糾紛解決爭議這一目的上,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發揮著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解決民事糾紛的功能各有側重,在適用的基礎和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讓的方式,能消滅民事糾紛於形之中,但它的適用,得以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有放棄爭執的意願為基礎;和解的方式,其結果一般能為雙方當事人所滿意,但它的適用,得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條件;調解的方式,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與雙方當事人與調解的主持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仲裁無疑是解決那些專業性比較強,糾紛涉及商業秘密,以及當事人不希望糾紛的解決公開化的民事糾紛的好辦法,它的適用,與糾紛的性質及當事人的意願密切相關;訴訟則可以滿足那些糾紛的解決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當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費雙方當事人及國家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作為代價。

因此,籠統地說,某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好的最合適的方式,是不科學的。我們在強調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們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認識到它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確地理解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研究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聯系性,比如,當用和解或調解的方式無法解決糾紛的時候,訴訟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保障;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訴訟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對復雜性,對當事人選擇以非訴訟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又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至於在仲裁製度中藉助訴訟的有關制度來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以及在訴訟制度中溶入其它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有關內容,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現。這些表現都說明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第三,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當事人選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僅就解決民事糾紛中雙方當事人的爭執而言,針對該類民事糾紛的特點而設立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適用於這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是最有效的或者說是最好的,但是,基於民事權利的可處分性,當事人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在這樣的情形下,民事糾紛的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這一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而言,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在於消除雙方的爭議,使有關的法律權利或義務確定下來。〔4〕但是,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民事主體價值觀念文化水平、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況下,解決民事糾紛,當事人的目的,就不僅僅是消除雙方的爭議,而還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為了所謂的「爭口氣」或者「出口氣」而打官司的,不為了給對方增加麻煩或所謂的要對方身敗名裂而打官司的,有為了借打官司之名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還有言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實現社會正義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這些目的,除了最後一種外,都背離了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初衷,但解決民事糾紛的結果,在不少的情況下,從客觀效果上講,確實又能符合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糾紛的解決來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觀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起決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糾紛的特點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的特點的相適應性了,而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這一點,也是我們在討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時,應當認識到的。

三

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這就是司法改革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制度化的關系問題。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當廣,而其核心內容是有關司法制度的變革,在各類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最為引人注目。在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把焦點集中在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而很少有人對與民事訴訟密切相關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作討論。而實際上,這些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與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一個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長的各類案件使得司法機關不堪重負。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有關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來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於此。筆者並不否認對有關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但是,筆者在考慮司法改革問題時,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慮:假設我們的有關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我們的司法隊伍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加強了,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的現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觀?為此,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我們能否在進行司法改革的同時,通過其他的有效渠道,來減輕司法的負擔呢?對前兩個問題,筆者思考的結果、結論是相對消極的。因此,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陸法的日本,最近幾乎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機關不堪重負。〔5〕與中國相比較,在他們進行司法改革,他們的有關司法制度是較完善的,司法隊伍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也是較強的,但同樣面臨司法負擔過重的問題。就我們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隊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我們的觀念、人員素質和經濟能力都相當的有限。因此,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強隊伍建設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減輕司法負擔,就應該在著眼司法改革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與司法制度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徑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訴訟之外的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因為這些方式在消滅民事爭議上與訴訟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功能,而且從原理上講,對某些民事糾紛以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適應性上甚至較司法解決更為適當。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我們現有的非訴訟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作用,考慮到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盡量讓各類民事糾紛都能適用比較適合於其解決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並由此產生高效率地解決民事糾紛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的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設立一些我們現在還沒有。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會的發揮作用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比如,美國所實行的小型審理、早期中立評價和簡易陪審團審判等做法[1]值得借鑒,因為這些做法在美國對處理離婚案件、鄰里小事、醫療事故訴請、環境爭端、產品責任直至復雜的多方的涉及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都發揮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導的由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仲裁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2]

可以肯定地說,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制度化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是減輕司法負擔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效果能夠更好,那麼,強調解決民事糾紛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完善和健全我們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是不可或缺的。

H. 中國社會轉型給糾紛解決機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I. 梁平的學術成果

[1] 本科生專業必修課《商法》、《經濟法概論》；
[2] 本科生專業選修課《知識產權法》、《合同法》；
[3] 碩士研究生必修課《公司法專題研究》、《司法制度改革專題研究》。 [1] 主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重大司法改革研究課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項目問卷調查研究報告」；
[2]主持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課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改革試點法院實施效果研究」；
[3]主持2009年歐盟—聯合國開發署國際合作課題：「公開審判制度研究」；
[4]主持2008年中國法學會部級招標課題「知識產權濫用機制的法律研究」；
[5]主持2009年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和諧河北與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之構建——現實需求與制度建構的互恰」；
[6]主持2007年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構建我省科技創新體系、創新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研究」；
[7]主持2006年河北省勞動廳研究課題：「勞動合同制度研究」；
[8]主持2006河北省法學會年度研究課題：「股東代表訴訟的程序性問題研究」；
[9]主持2006年保定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保定市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法律環境研究」等。 [1] 2009年12月獲第六屆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2] 2007年河北省勞動保障研究廳級課題優秀成果三等獎；
[3]2009年11月獲保定市年第九屆優秀社會成果一等獎；
[4]2007年獲得保定市社會科學一等獎；
[5] 2004年獲得保定市社會科學二等獎；
[6] 2010年4月獲華北電力大學優秀科技成果一等獎；
[7]2009年5月獲華北電力大學教學成果二等獎；
[8]2009學年度獲華北電力大學科技先進個人獎；
[9]2008學年度獲華北電力大學科技先進個人獎。 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其中核心期刊發表50餘篇、CSSCI收錄20餘篇；主編全國高等院校經濟管理類規劃教材《經濟法》（43萬字）；主編《經濟法律教程》（50萬字）；參與其它各類書籍的撰寫8部。

J. 胡靜的代表成果

1、電磁輻射污染賠償案件的評介，載《中國環境報》2002年5月25日
2．環保產業的特點、分類及政策取向，載《市場經濟與環境保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環境監理機構職責探討，載《法學評論》（武漢大學）1998年增刊
4.《論污染受害者的物權法保護》，載於《法學論壇》（山東）2005年第5期
5.《論環境民事責任法律構成的社會化》，載於《河南社會科學》（河南），2005年第2期 1、《環境倫理學》，裴廣川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撰寫其中第8章第1節《人類生活方式與環境》，第2節《人類生活方式的倫理標准》
2．《金融法案例教程》，劉亞天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撰寫其中第6章《票據法》部分
3.《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案例教程》，人民大學出版社，擔任副主編。 1、北京環保法治研究，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規劃項目，2001年6月立項，負責人王燦發
2、環境資源法實施機制比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大招標項目，2001年12月立項，負責人王燦發
3.參加王燦發教授負責的司法部課題《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環境法的正當性與制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