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土糾紛及其解決方案

⑴ 假如你是外交部長,你如何解決領土糾紛的問題

總的原則是與外方進行和平解決，在不損害主權的前提下，商談。
結合具體的問題，從歷史的淵源進行探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一而論！

⑵ 土地糾紛的處理辦法

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
第一條為依法、公正、及時地做好土地權屬爭議的調查處理工作，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土地權屬爭議，是指土地所有權或者使用權歸屬爭議。
第三條調查處理土地權屬爭議，應當以法律、法規和土地管理規章為依據。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面對現實。
第四條縣級以上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土地權屬爭議案件(以下簡稱爭議案件)的調查和調解工作；對需要依法作出處理決定的，擬定處理意見，報同級人民政府作出處理決定。
縣級以上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可以指定專門機構或者人員負責辦理爭議案件有關事宜。
第五條個人之間、個人與單位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發生的爭議案件，由爭議土地所在地的縣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調查處理。
前款規定的個人之間、個人與單位之間發生的爭議案件，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由鄉級人民政府受理和處理。
第六條設區的市、自治州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調查處理下列爭議案件：
(一)跨縣級行政區域的；
(二)同級人民政府、上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交辦或者有關部門轉送的。
第七條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調查處理下列爭議案件：
(一)跨設區的市、自治州行政區域的；
(二)爭議一方為中央國家機關或者其直屬單位，且涉及土地面積較大的；
(三)爭議一方為軍隊，且涉及土地面積較大的；
(四)在本行政區域內有較大影響的；
(五)同級人民政府、國土資源部交辦或者有關部門轉送的。
第八條國土資源部調查處理下列爭議案件：
(一)國務院交辦的；
(二)在全國范圍內有重大影響的。
第九條當事人發生土地權屬爭議，經協商不能解決的，可以依法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提出處理申請，也可以依照本辦法第五、六、七、八條的規定，向有關的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提出調查處理申請。
第十條申請調查處理土地權屬爭議的，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申請人與爭議的土地有直接利害關系；
(二)有明確的請求處理對象、具體的處理請求和事實根據。
第十一條當事人申請調查處理土地權屬爭議，應當提交書面申請書和有關證據材料，並按照被申請人數提交副本。
申請書應當載明以下事項：
(一)申請人和被申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郵政編碼、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職務;
(二)請求的事項、事實和理由；
(三)證人的姓名、工作單位、住址、郵政編碼。
第十二條當事人可以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土地權屬爭議的調查處理。委託代理人申請的，應當提交授權委託書。授權委託書應當寫明委託事項和許可權。
第十三條對申請人提出的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的申請，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依照本辦法第十條的規定進行審查，並在收到申請書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見。
認為應當受理的，在決定受理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將申請書副本發送被申請人。被申請人應當在接到申請書副本之日起30日內提交答辯書和有關證據材料。逾期不提交答辯書的，不影響案件的處理。
認為不應當受理的，應當及時擬定不予受理建議書，報同級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決定。
當事人對不予受理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同級人民政府、上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交辦或者有關部門轉辦的爭議案件，按照本條有關規定審查處理。
第十四條下列案件不作為爭議案件受理：
(一)土地侵權案件；
(二)行政區域邊界爭議案件；
(三)土地違法案件；
(四)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爭議案件；
(五)其他不作為土地權屬爭議的案件。
第十五條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決定受理後，應當及時指定承辦人，對當事人爭議的事實情況進行調查。
第十六條承辦人與爭議案件有利害關系的，應當申請迴避；當事人認為承辦人與爭議案件有利害關系的，有權請求該承辦人迴避。承辦人是否迴避，由受理案件的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決定。
第十七條承辦人在調查處理土地權屬爭議過程中，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取證。被調查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協助，並如實提供有關證明材料。
第十八條在調查處理土地權屬爭議過程中，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認為有必要對爭議的土地進行實地調查的，應當通知當事人及有關人員到現場。必要時，可以邀請有關部門派人協助調查。
第十九條土地權屬爭議雙方當事人對各自提出的事實和理由負有舉證責任，應當及時向負責調查處理的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提供有關證據材料。
第二十條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在調查處理爭議案件時，應當審查雙方當事人提供的下列證據材料：
(一)人民政府頒發的確定土地權屬的憑證；
(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門批准徵用、劃撥、出讓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三)爭議雙方當事人依法達成的書面協議；
(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機關處理爭議的文件或者附圖；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第二十一條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查證屬實，方可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第二十二條在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解決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變土地利用的現狀。
第二十三條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對受理的爭議案件，應當在查清事實、分清權屬關系的基礎上先行調解，促使當事人以協商方式達成協議。調解應當堅持自願、合法的原則。
第二十四條調解達成協議的，應當製作調解書。調解書應當載明以下內容：
(一)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法定代表人姓名、職務；
(二)爭議的主要事實；
(三)協議內容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五條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由承辦人署名並加蓋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的印章後生效。
生效的調解書具有法律效力，是土地登記的依據。
第二十六條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在調解書生效之日起15日內，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將調解書送達當事人，並同時抄報上一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
第二十七條調解未達成協議的，國土資源行政主管理部門應當及時提出調查處理意見，報同級人民政府作出處理決定。
第二十八條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自受理土地權屬爭議之日起6個月內提出調查處理意見。因情況復雜，在規定時間內不能提出調查處理意見的，經該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批准，可以適當延長。
第二十九條調查處理意見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一)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職務；
(二)爭議的事實、理由和要求；
(三)認定的事實和適用的法律、法規等依據；
(四)擬定的處理結論。
第三十條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提出調查處理意見後，應當在5個工作日內報送同級人民政府，由人民政府下達處理決定。
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的調查處理意見在報同級人民政府的同時，抄報上一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
第三十一條當事人對人民政府作出的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在規定的時間內，當事人既不申請行政復議，也不提起行政訴訟，處理決定即發生法律效力。
生效的處理決定是土地登記的依據。
第三十二條在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過程中，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其上級機關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三十三條鄉級人民政府處理土地權屬爭議，參照本辦法執行。
第三十四條調查處理爭議案件的文書格式，由國土資源部統一制定。
第三十五條調查處理爭議案件的費用，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十六條本辦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1995年12月18日原國家土地管理局發布的《土地權屬爭議處理暫行辦法》同時廢止。

⑶ 論述中國領土爭端的現狀及解決方案！80分！答越好追加分越多！

【 作 者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作者簡介】（英）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 譯 者 】鄭經言
【編 者 按】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是英國著名學者，曾在1959年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任《泰晤士報》駐南亞記者，目睹了印度對華戰爭的整個過程。1967年回國後，他進入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研究有關中印邊界歷史和中印邊境沖突等問題，並於1970年出版了在國際上影響巨大的《印度對華戰爭》一書。此後，馬克斯韋爾仍不斷跟蹤和研究中印關系的發展，寫過一系列有關的論文和文章。《中印邊界爭端反思》是他的新作，發表在印度《經濟與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據多年來的觀察和不斷增加的新史料進行分析後確認：印度製造了1962年邊界爭端。它拒絕就此問題進行談判，然後，企圖憑借武力實現其主張。中國的武力反擊從戰略上和政治上說都有其正當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確使北京沒有其它現實的選擇餘地。印度遭到「未受挑釁的侵略」是一種自我安慰的神話，中印邊界一直沒有解決是尼赫魯政策的結果。
通過對中印邊界爭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結論：一、中印邊界戰爭完全可以避免；二、在邊界戰爭前及其後的幾十年裡沒有能解決邊界問題，責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將一個在外交上僵持的爭端推向戰場。如果印度政府繼續這種政策，還可能導致戰爭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參考資料》上發表。

【 正 文 】

尼赫魯政府尋求獨自決定印度與中國的邊界應當坐落在哪裡，然後將它選定的邊界線強加給北京，拒絕就此進行談判。這意味著，除非北京屈服於印度對阿克塞欽和麥克馬洪線以北地區的領土要求，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國1962年的軍事行動是進行反擊和先發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釁的侵略」是一種自我安慰的神話。中印邊界一直沒有解決是尼赫魯政策的結果，除納拉辛哈·拉奧政府外，繼任的歷屆政府一直嚴格遵循這些政策。

一、「中國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彌天大謊

印度總理A.B.瓦傑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柯林頓總統的信中為具政府的核試驗辯解時，說到中國「在1962年對印度的武裝侵略」和尚未解決的中印邊界爭執（註：A.B.瓦傑帕伊總理致柯林頓總統的信，《紐約時報》，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階級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以來，從一開始即堅持說，邊界爭端和邊界戰爭是中國擴張的結果，而最後對印度突然進行的「大規模侵略」導致其軍隊的瓦解。中國的說法相反，它指責印度頑固不化和擴張領土，並將其軍事行動說成是進行反擊和先發制人。伴隨著近40年積累的觀察並且根據新的材料，現在對導致戰爭並使邊界爭端依然沒有解決的兩國政府各項政策的起因進行反思，是適時的。

印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於本世紀中葉開始存在時，即面臨著一項共同的任務：將它們的邊疆轉化為邊界。這在事實上是它們作為現代國家這一新身份的一種基本的正式表現，因為它們開始模仿和追趕那些在前三個世紀里由於民族主義的出現和民族國家的興起而提倡推廣一種新的政治機制的歐洲國家；這種新的政治機制即是邊界：經過外交談判同意的一條線（劃界），聯合標定在地面上（標界），准確地印刷在地圖上，並在兩個相鄰的主權國家之間的條約上予以描述，因而它們承認了自己的版圖及其鄰國的領土。（註：這里的定義和論據來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於暗示的論文《邊疆轉化為邊界：現代國家的演進》（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見《想像中的印度：印度歷史論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學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現代國家可以存在於邊疆之內，邊疆不是線而是國家之間的過渡地區、區域：現代國家需要邊界。
就中國來說，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立時，中印邊界問題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但卻是一項要與約十來個同中國毗鄰的國家進行談判或反復談判就數萬英里通常難以接近的地帶取得一致同意和確切劃定主權界線的巨大任務的微小因素。那廣闊的周邊地區的許多地段體現了列強對中華帝國入侵的顛峰標志，而被逐的國民黨當局又留下了要收復這些「失去領土」的民族統一的承諾。北京的新人認識到，要接過這一遺贈勢必會挑起同其許多鄰國難以駕御的爭吵，特別而最危險的是同為沙俄通過根據強加的璦琿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所兼並的中華帝國在遠東的大片領土的繼承者蘇聯的爭吵。因此，他們決定，新中國將基於歷史遺留給他們的准線解決邊界問題。周恩來利用1955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的機會表明了其政府的態度：
……同有些國家的一部分邊界尚未劃定。我們准備同鄰邦確定這些邊界，在此以前我們同意維持現狀，對於未確定的邊界承認它尚未確定。我們約束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邊界一步，如果發生這類事情，我們願意指出我們的錯誤並立即退回國境。至於我們如何同鄰國來確定邊界，那隻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許有別的方法。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改變這種作法。 （註：《 1955 年國際事務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倫敦，1958），第423頁。 （譯者按：這里的引文與《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0頁上的文字有少許出入））

此後的發展說明了這一政策聲明的極度重要性，因而值得進行分析。周恩來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一個步驟是聲明某些段落尚未劃定，需要鑒別。接著是維持現狀的協定，雙方嚴格維持現狀，如果發生超越邊界的事情，應立即承認並予以糾正。第三，他期待著未來的談判，並且保證中國將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領土爭端。最後，他警告說中國將不會容許任何其它辦法，含意是如果鄰國使用武力則會以武力回答。（註：如果帶著周恩來發表此項聲明前5 年在中印邊境上所發生的種種情況的事後知識來閱讀它，那麼似乎合乎邏輯的是，他當時對印度的態度已心中有數了，因為此前的軍事調動、公開聲明和制圖學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國意向相對立的模式。）

中國在此後半個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一貫地並且嚴格地執行了周恩來制定的政策，並取得明顯的，現在近乎完滿的成功。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鮮和寮國進行了談判，並簽訂了邊界條約。現在談判在有序地進行：同越南，並且在新德里允許的程度上，同不丹；至於俄國和前蘇聯的中亞各國，談判已經完成，除對幾個具體地點的爭執尚未解決需留待將來尚未確定的日期予以解決而作出防止誤解的說明外，已達成（雙方）同意的邊界。在三種情況下，「和平方法」為武裝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蘇聯和越南。

關於中蘇邊界，莫斯科起初拒絕重新談判19世紀的條約，根據這些條約沙皇兼並了清帝國的後來變為西伯利亞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領土，懷疑北京堅持談判包藏著要收復領土的意圖。對於將阿穆爾河／黑龍江和烏蘇里／烏蘇利河作為界河的各種條約的相互沖突的解釋，導致蘇聯使用武力來維護對整個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島嶼的專有權的要求，而中國的抵抗使兩個鄰國於1969年發生武裝沖突，並走向核戰爭邊緣。（註：見作者發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論文： 1973年10—12月《中國季刊》， 《太平洋共同體》（卷1，1期），《現代中國》（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務》（卷57，1期，1958年秋），《國際事務》（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蘇聯才同意重新就中蘇邊界談判，並接受了有關的國際法原則，即在沒有任何條約作出相反的規定時，界河的可航運性意味著兩個主權的分離不是在莫斯科曾經主張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線（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條假想線）。結果是兩個河岸鄰國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權利。北京對戈爾巴喬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場立即作出響應，談判迅速開始，並在適當的時候簽署條約，在東部河流和中國西部邊境劃出了中蘇邊界需要的確切界線。1997年中俄兩國首腦在北京會晤，宣布他們的邊界問題的解決是在平等、互諒和互讓基礎上通過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樣板」。（註：原文見《世界事務》（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頁。 ）前蘇聯的中亞各國也同北京解決了邊界問題。

至於越南，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利用一個涉及不過幾百米距離的瑣細的邊界爭執為借口，進行一次意在「教訓」的攻擊——必須承認教訓是中國的霸權。這一中斷是對中國在其它方面解決邊界問題中堅持原則和務實立場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國的邊界問題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擺脫英國統治獲得獨立時所面臨的任務要小。印度邊境的廣闊地段早已為離去的帝國轉變為邊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國際邊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員會按原先一直是國內的行政區劃所確定；經過多次戰爭和煩人的談判，英國人已同意了印尼邊界並標定了它，即在地面上豎立了界樁，而且與其它兩個喜馬拉雅山國家，錫金和不丹，（註：J.R.V.普雷斯科特：《條約劃定的亞洲大陸地圖》（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爾本大學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體上完成了同樣的工作。但是在倫敦和印度的英國政府想與中國達成協議以創造中印邊界的企圖卻遭到失敗。（註：這些企圖的簡要說明見作者《印度對華戰爭》（喬納森·凱普公司，倫敦，1970年）。全面論述見阿拉斯泰爾·藍姆的歷史系列研究，特別是兩卷本的《麥克馬洪線》（魯特萊治和吉甘·鮑爾公司，倫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國和印度》（羅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爾廷福特布里，赫爾茲，1989年）。）在東部，那裡後來成為獨立後印度與西藏毗連的東北邊境特區，在西部，那裡位於由印度控制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內的拉達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這里只有邊境，即主權界線在最初是分開的但是尚未確定的區域。當兩個新生國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邊境區域不可避免地發生碰撞時，就存在著潛在的沖突，需要進行談判。

在行政機關發生接觸時，北京和新德里之間絕對相互沖突的態度立刻變得明顯了。

扼要地說，周恩來在萬隆所闡明並在此後實踐中實踐的中國方面的態度期待著以下步驟：（1 ）同鄰國政府鑒別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鄰國共同同意維持現狀， 以避免前進中巡邏人員接觸時發生沖突和傷亡的危險；（3）考慮到現有的條約、當前的方位、 傳統活動和習慣等，進行談判以求得雙方滿意的邊界協定；（4 ）建立聯合邊界委員會在地面標出同意的界線；（5）簽署一項新的全面的邊界條約。

在同樣扼要敘述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及其顧問在獨立後最初幾年裡為印度擬定的立場諸要素前，有必要考慮一下印度民族主義的性質和歷史背景，後者對尼赫魯政府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態度有著深刻而巨大的影響。（註：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爭執中首先認識到印度民族主義在新德里的政策演變和執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學者。見他的《印度和中國的危機》（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0年），處處可見。）

在本世紀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義的以下兩股不同思潮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一方面是世俗主義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體來說是印度教的；但對兩者來說，它們對想像中的印度所下定義的原則是領土性的，在「神聖的地理學」觀念上為兩個明顯對立的思想體系之間創造了一種聯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認為會動搖，甚至摧毀那種認為印度的領土界限是歷史所確定的絕對觀念，但是對世俗的和印度教這兩派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其效應卻恰恰相反；任何內部或外來的領土挑戰均被看作是對這種神聖地理學進行褻瀆的企圖。（註：阿舒托西·瓦爾希尼：《有爭論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憂慮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達羅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義的兩種變體的溫床在於英國統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來的憎恨英國的精英，這個階級通過其發展的各個階段——從侍從階級，經過挑戰者運動到繼承權力而成長起來。在整個那個時代所進行的大辯論是有關英國統治建立前印度的歷史認同問題。為約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書所極為令人滿意地表達的占統治地位的英國觀點是，「印度，即使作為一個國家的印度，按照歐洲人的看法，現在沒有，而且從來也沒有過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會的或宗教的統一」。在其為印度確定各處邊界的種種努力中，英國人並不認為他們是在為一個現存的國家作出標志，而是相反——通過規定其界限來創立和擴大一個政治實體。這個實體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不過是「像其它帝國一樣的一個帝國，被英國多年來的軍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詐弄到一塊的不同領土和人民的集合體，然後憑借強力推行英國人控制非英國人民的手段來維護其存在」。（註：阿拉斯泰爾·藍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爾爭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羅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爾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頁。）

然而，當這個初生的、懂多種語言的精英階層成長成其挑戰者階段時，他們發現了自身所具有的國家本體的主要特徵，一種共同的語言（盡管是一種外語，即英語），於是他們開始認定並把自己說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員和代表，而這個群體的存在是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時代的同胞們所否定了的。過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義者們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對政治權力的要求的論據轉變成為一種堅定的信念，「強烈相信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個由文化、共同經歷、風俗和地理所明確界定的國家」。（註：霍夫曼前引書，第25頁。）這個概念便成為尼赫魯政府通過它來審視解決中印邊界任務的與個人感情和態度有關的棱鏡。如果印度「自古以來就存在」，那麼在獨立後印度的第一批領導人的頭腦中接著而來的便是，其「傳統和習慣邊界也早就存在並自然地演化出了，因為它們是基於人口和文化的活動，是基於諸如山脊和分水嶺等的地理特徵」。（註：霍夫曼前引書，第25頁。）的確，「北部邊界位於現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約三千年之久」。（註：印度政府有關《印度喜馬拉雅邊界的歷史背景》的照會，《白皮書（第二卷）》，第125頁。）推論的結果是，印度的「『歷史邊界』必然是由線條組成的」，那就是說，是確切的。（註：霍夫曼前引書，第25頁。）

這種理論的大綱可以追溯到印度在邊界問題上同北京的外交爭論。但是其最為詳盡的闡述則出現在很晚以後由一個叫做 T. S. 穆爾蒂（Murty ）的印度官員撰寫的一本偽裝成學術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觀點的書中。這個印度官員曾密切參與過其政府對邊界爭端的處理。（註：《邊境：一個變化中的觀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爾蒂原為印度邊境部門的一名官員，正是他在50年代末進行實地考察後，提出了東部的邊界應當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麥克馬洪所劃的在南邊幾英里的地方。他後來在尼赫魯周恩來會晤失敗後成為起草有關邊界歷史演變報告的印度官員小組的一個成員。）穆爾蒂認為，邊境和邊境內的確切劃分線（即邊界），是通過人類的自然交往，一種「歷史鞏固的進程」，或「晶體化」而存在下來的；並且只需兩個相關國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認。這種「歷史劃界」排除了穆爾蒂稱之為「形式化」的通過外交進程劃界的必要，並將其淡化為僅僅是對通過歷史孕育的真正邊界形成進程的「裝飾」。在他看來，一個合法政府「公開宣布」一條線就足以最後確定邊界，「形式化」是沒有必要的。

從印度政府所採取的這種思想觀點出發，結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國家那樣認為有必要同鄰國進行談判就其共同邊界的走向達成協議，印度便已經擁有了同中國的固定邊界，因而談判成為多餘。對印度政府來說，惟一需要做的是，通過其自身的檔案研究、參照歷史和神話，並考慮安全利益，來「發現」該國與中國的邊界的確切走向。一旦確定了適當的走向，便可將它予以公布並畫在地圖上。正如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不得不給其政府發出的指示那樣，印度應當「沿邊界全線，……特別是在那些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產生的有人看守的邊界將「不容許同任何人進行討論」。（註：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魯向有關各部散發的有關北部邊界的通報。它原屬秘密，並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爾看過它，並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書中引用（杜爾西·沙阿公司，孟買，1968年），第128頁。 而曼克卡爾讓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將它發表在《印度對華戰爭》中。）

就這樣，（1 ）印度堅持它所主張的與中國的邊界全線已經劃定；（2）盡快將國家力量推進到它主張的領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張的所有領土前，拒絕就維持現狀達成任何協議；（4 ）在所有階段均拒絕談判其主張的邊界走向。以上各點同中國方面的態度絕對是相互矛盾的。簡而言之，它們等於是堅持說：在印度看來，同中國劃定和鞏固邊界是一個單方面的進程。

......

⑷ 對於領土爭端有什麼建議

我們和菲律賓在南海爭端的實質是南海部分島礁的領土主權歸屬問題，可是菲律賓卻把中國告上對領土主權沒有任何管轄權的國際海洋法仲裁庭去仲裁。
我認為，不妨召開仁愛礁問題專項記者招待會，向國際社會說明仁愛礁問題的來龍去脈，闡明我國擁有仁愛礁主權的法理依據，公布菲律賓當年請求將遇難軍艦「坐灘」我仁愛礁上的外交照會以及菲律賓承諾盡快拖走遇難軍艦的聲明，解釋我國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給予菲律賓的照顧和單方面的剋制忍耐，揭露菲律賓軍艦「坐灘」事件的實質和菲律賓得寸進尺的惡劣行徑。
在讓國際社會了解仁愛礁事件的真相後，我們可以仁至義盡地提出解決仁愛礁事件的方案。
一、敦促菲律賓自行將遇難軍艦拖走，或將其解體作為廢鐵拉走。
二、在仁愛礁上建「中國海難救援博物館」，以菲律賓遇難艦艇為實物，進行現場參觀、教學。對菲律賓提供的展品可以給予部分補償。
三、中國派拖船公司幫助菲方維修軍艦，然後將其拖走，但按國際慣例，中方提供的應是有償服務。
四、對於滯留在菲律賓軍艦上的水兵，可以按海上難民身份收留，給予人道主義關照。
五、對菲律賓銹蝕斑斑的軍艦「坐灘」我仁愛礁造成的海洋和島礁環境污染應索取環境污染費，長期擱置，將計時累加。
六、如菲律賓仍然「敬酒不吃吃罰酒」的話，我們只能強行驅離菲律賓「坐灘」的軍艦，或強行解體菲律賓在仁愛礁上建立的非法「建築物」，拘捕侵犯中國領土的軍人，徹底收復仁愛礁。
至於我們最終採取什麼手段收復仁愛礁，可以給菲律賓足夠的想像空間，但很可能是菲律賓意想不到的，菲律賓智力所及的就是履約，撤出仁愛礁。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一個主權國家應盡的義務，維護國家的尊嚴也是一個主權國家應享有的權利。面對菲律賓的一再挑釁，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收復了對黃岩島的實際管轄權，現在仁愛礁也快到臨界點了。(羅援：作者是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⑸ 1、引起各國領土爭端的原因有哪些請說說你認為最好的解決領土爭端的辦法。

引起各國領土爭端的原因有哪些？聽說你認為最好的解決領土爭端的辦法，這個我不知道。

⑹ 解決世界領土糾紛問題，中國一向的主張是通過______的手段解決

中國一向的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
故答案為：和平談判．

⑺ 中俄之間的領土糾紛是如何解決的

中俄之間在毛時期,是沒有勘定邊界的，這主要是由於毛一直有心向蘇聯要回那些回失去的領土.但無奈當時答與蘇聯相比國力太弱.不過相傳毛乘列車去蘇,途徑遠東時列車補給,毛是從來不下車的,這均源於他內心的那個念想. 至於最後簽字的小胡,則只是履行例行公式而已.從此.地圖上的中俄邊界線由未定國界線變成了國界線.

⑻ 領土糾紛怎麼解決

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我軍必贏（我不是憤青）。

我軍的佔有地理優勢。我方陣地平均海拔3000多米，印度才500多米，我們居高臨下。我們的二炮打到它首都只要5min，五分鍾的時間，其實在軍事上幾乎沒有預警的意義。而且我們的雷達站完全覆蓋整個印度陣地的空中。

我們的確在邊境沒有多少兵，但我們在西康，昆明，拉薩等二線陣地部署大量的二炮、戰機和摩步師。一旦有事，我們完全有能力後發制人。

想想就知道，如果相反，印度佔有居高臨下的地理優勢，它還用屯重兵在邊境嗎？！

解決領土糾紛無非是一文一武。文者，談判。武者，打也。

現在印度害怕打，卻不想打，不想談，又不得不談。

會叫的狗不咬人啊。

⑼ 中國解決領土的紛爭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提高自身的綜合國力，壯大自身實力。打鐵還需自身硬，國力和影響力過得硬那麼就能經得住風浪。野心的狼會止步，貪婪殘暴的獅虎會敬畏。我們要妥善的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多種手段打組合拳。以政治外交手段為主，以軍事斗爭為基礎不放棄軍事斗爭，以文化宣傳為媒介。中國既是和平理性道義的大國，同時又顯示出過硬的實力和堅定的決心。中國既不能走美國蘇聯的稱霸之路，也不能走侵略擴張之路，要走堅決維護主權，積極防禦，立足於軍事斗爭，同時又謀求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