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被侵權責任法16條和民事訴訟法119條告上了法院。怎麼辦
找個好點的律師，積極應訴
㈡ 過失侵權和故意侵權和嚴格責任侵權的區別與聯系
【出處】《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一)構造不同：「知」、「欲」上的差異
故意侵權與過失侵權實質性二分的理由之一，首先在於侵權故意與侵權過失二者的內部構造不同。就內部構造而言，可從「知」和「欲」兩點來界分故意和過失。在故意，行為人「明知」、「預見」或「確信」損害結果或危險性會或基本上會發生；且對結果「欲求」、「默許」、或「接受」。如梅迪庫斯曾指出，故意系指明知(Wissen)並想要(Wol-len)發生依法定構成要件(Tatbestand)為決定性的事態。[2]150英美法上的界定亦相仿。而在(一般)過失，當它作為主觀心理狀態時，意指行為人對損害結果或危險無認識也不欲求且不希望發生。這種構造上的不同，是二者最基本、最重要的差異；同時，也構成其他方面重要區別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重大過失。筆者認為重大過失是：行為人認識到損害或危險的可能(非必定)發生，或有意不去了解(willful blindness)；同時，行為人也不希望結果發生。由此可明了，重大過失為何在法律上常與故意同等處理，因為它在認識因素上與故意同，而民法更重視對不當行為的防範(而非對意志的懲罰)（關於重大過失的界定與性質，參見葉名怡：《重大過失理論的構建》，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6期，第77頁及以下。）。
(二)性質有別：主觀過錯與客觀過錯
在侵權法的語境下，過失越來越有所謂的「客觀化」的傾向。所謂過失客觀化，指的是在概念界定上、而不僅僅是在判斷標准上，將過失等同於一種違反法定義務或注意義務、從而偏離一般理性人標準的(侵權)行為。英美法上negligence，其主要含義之一指的就是這種「過失侵權形式」，而非主觀心態上的疏忽大意。另外，法國法也基本走向了過失客觀化的道路。[3]302
這種過失客觀化的傾向很多時候甚至被稱作「過錯的客觀化」，對應的詞語是相對於「主觀過錯」的「客觀過錯」（代表性的論述參見張民安著《過錯侵權責任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相關部分。）。但始終要注意的是：當說到過錯之客觀化時，這里的過錯只能指「過失」，而不可能涵蓋「故意」。因為任何一個激進的「過錯客觀論」的支持者都無法將故意界定為「違反注意義務的行為」。在判斷標准上，過失有一般理性人的標准，故意則沒有，也不可能有。歸根結底，主客觀性的差異還是來源於二者基本構造的不同。
(三)特徵各異：可避免性與可預防性上的差異
由於故意侵權和過失侵權的構造不同，性質也有差異，因而，行為及其結果的發生與否即可預防和避免性也完全不同。在過失侵權，誠然，存在若干提高注意程度、加強預防措施便能有效減少事故發生的情形；但是必須承認，對於由於天生駑鈍而反應慢，或粗心大意、性情急躁或愚笨而導致的過失侵權，實際上是無法通過後天努力而得到真正抑制的。正是在此意義上，這種侵權的發生的確是一種「命中註定的悲劇」。另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提高預防措施還涉及到成本的支出是否有效率、是否值得的問題。簡言之，過失侵權的可預防和避免性是較有限的。
但故意侵權可以說完全兩樣。故意侵權是一種「計劃」行為。既有認識要素，又有意志因素。除了極其罕見的「不可遏制的沖動」所致故意侵權外，故意侵權行為的發生與否，完全操之在己(行為人)。因此，從純粹技術意義上說，故意侵權的可避免性、可預防性是很高的。過失侵權在可避免、可預防性上的這種差異，也為二者救濟制度設計的不同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有責性的差異：明顯的道德可責難性vs.逐漸發展的道德無涉性
「勿害他人」乃「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在侵權法中，此黃金法則所蘊含的道德價值、公平正義思想是首要的價值目標，而效用或效率(efficiency)雖然也是侵權法的價值目標之一，但「必須在道德正當的框架之內尋求；因此，我們必須問、並首先就要問，在施加侵權責任時什麼樣的目標是道德可欲的、正當的」。[4]74
過失侵權，由於日益客觀化的傾向，其道德可責性也越來越弱。一個人只要沒有達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程度，哪怕他完全是因為天生性急、笨拙或反應遲鈍的原因，他也要承擔過失侵權責任。正是在此意義上，Honoré說，「盡管名義上該責任是過錯責任，但那實際上被告承擔的是嚴格責任」。489故意侵權則不同。當某人打算(intend)給他人人身或財產造成傷害時——哪怕他不情願但只要計劃中包含此種效果，用最直截了當的方式表達，就是在「剝削或壓榨(exploit)別人」；「無論行為人的動機是自利、報復或怨恨、政治目的，其效果都是：受害人的現實和實現(reality and fulfillment)都在根本上受制於行為人的現實和實現」。[5]244僅此而言，故意侵權便顯然違背了上述最低限度的道德戒律。這種反道德性深層次地體現於行為人的認識和意志上：對「惡」的認識是基礎，意志上的追求或縱容「惡」是根本。
有學者堅持認為，(主觀)過錯也不具有道德的責難性，「因為，如果過錯責任真的有這樣的作用的話，則許多同類的侵權案件不會驚人重復地發生」。[6]243這種反駁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按此邏輯，刑事案件的發案率也總是維持在一定的水準，難道可以進一步認定，刑事犯罪構成中的過錯認定也不具有道德的責難性嗎？該學者的問題在於將「行為的道德定性」與「不當行為的預防和降低發生率」兩個不同的問題纏繞在一起，並且強行要求二者發生因果聯系所致。
(五)歸責根據的差異：意志瑕疵vs.行為瑕疵
由於故意侵權和過失侵權二者所具有的道德可責性有根本不同，這也導致二者的歸責根據有別。
故意侵權的歸責根據在於故意侵權人意志的瑕疵。黑格爾對「故意和責任」曾有過精闢的論述：「在行為的直接性中的主觀意志的有限性……行動使目前的定在發生某種變化……所以意志一般說來對其行動是有責任的。」[7]118這表明主觀意志對於客觀事態改變的作用力，使得責任成立。他補充說，「行動只有作為意志的過錯才能歸責於我。這是認識的法」。[7]119這句話清楚地揭示，意志(故意)和歸責的關系。在故意侵權中，歸責根據恰恰在於行為人意志的瑕疵。
在過失侵權，如今情形已有所不同（這里的不同僅限於實行過失客觀化的區域。如普通法、法國法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德國法。德國侵權法已基本實現了過失(判斷標准)的客觀化；唯一的例外是《德國民法典》第828條第3款規定的未成年人之過失判斷。）。侵權責任的存在已經不再依賴於道德上的可責難性；其唯一的歸責理由是：行為人沒有盡到一般理性人的合理注意義務；至於是何原因，則在所不問。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雖然外在的、客觀的過失侵權行為有時也是行為人內在的「意志」實施的，但由於其主觀意志並不具有道德可責性，因而，過失侵權的歸責依據必須從主觀意志的瑕疵轉移到「未合一般理性人注意標准」的外部行為上來。
㈢ 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區別是什麼
構成條件不同,賠償范圍不同,責任方式不同,訴訟管轄不同,訴訟時效不盡相同,第三人的責任不同,歸責原則不同,舉證責任不同.
㈣ 如何理解侵權責任法和醫療事故條例之間的沖突，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否應該被取代廢止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問題：
1、構成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2、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
3、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如果承擔，按照何種標准承擔責任？[1]
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人們對法律規定的認識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於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以後，由於賠償的標准不統一而產生的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分配問題，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那麼，在這種規定下，是不是意味著醫療損害侵權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全部由醫療機構來承擔？我們姑且不談此規定是否合理，因《侵權責任法草案》對此已有了不同的規定。[2]僅就此規定本身而言，我認為，對它的理解不能片面。這種特殊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是由這類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和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能力決定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體現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由於這類訴訟中所涉及的醫方是否有過錯、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專業性很強的證據大多控制在醫療機構，患方難以佔有、接近和收集，在當事人雙方舉證能力有很大懸殊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根據法律的原則，確定醫療機構對這方面的事實負有證明責任，這是符合舉證責任的內在要求和審判規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釋確定這個規定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患者的醫學知識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療過程中也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醫療機構則通過檢查、化驗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狀況，制定治療方案，熟悉治療過程；二是按照舉證責任的實質分配標准，舉證責任應當由距離證據最近，或者控制證據源的一方當事人負擔。診療過程中的檢查、化驗、病程記錄都由醫療機構實施並掌握，醫療機構是控制證據的源，是距離證據最近的一方；三是對因果關系和醫療過失的認定，涉及醫學領域中的專門問題，一般要通過鑒定才能認定。在這樣的情形下，醫療機構需要做的，不過是申請鑒定、啟動鑒定程序。這個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機構而言並沒有過分加重其負擔。也不會出現所謂「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那樣一種證明責任分配的風險。[3]
但是，對此問題不能作片面的理解。這一司法解釋只是對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的部分舉證責任進行倒置。如果醫方已經盡到自己的職責，其合法權益是能夠通過正確行使舉證權利而得到法律保護的。至於患方與醫療機構之間是否存在醫患法律關系，患方是否存在損害事實、是否存在實際損失、損失多少等等，其舉證責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證據達到《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經過審理，只有患方對其負有舉證責任的部分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其權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護。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醫患糾紛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第二個問題，即當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我的理解是，一定要優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嚴格按照《條例》規定的范圍和標准進行賠償。[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後不久，就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答記者問中闡述了這一觀點。其基本精神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對構成醫療事故如何處理所做的特別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因醫療事故引起的民事賠償糾紛時，應當優先適用《條例》的規定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鑒於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賠償的標准做出了一些調整，賠償的數額比《條例》規定的賠償數額高，所以因醫療事故受到損害的患者，可能會以一般醫療糾紛向法院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機構提出不構成一般醫療糾紛的抗辯，並且經鑒定能夠證明受害人的損害確實是醫療事故造成的，那麼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條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而不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做出這樣的規定，完全基於醫療糾紛訴訟主體的特殊性和侵權行為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醫療行業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全因醫療機構造成醫療損害的情形很少見，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體質與醫療過失共同發生作用導致的事故多見，多因一果是醫療事故的常態；二是醫療行為具有較高的風險性。雖然醫務人員盡了必要的注意義務，但由於患者個體的差異，仍有可能發生危險，限制賠償原則有助於調動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職業積極性，最終將有利於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醫療機構必須用極少的醫療資源承擔全社會人的健康保障，沒有選擇患者的權利，同時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公益性義務，從公平性的角度上講法律規定應當體現其特殊性；四是我國醫療行業具有社會公益福利性，佔主導地位的是公立醫療機構，作為公益事業單位，其賠償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過高的賠付費用雖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較好的保護，但會直接影響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第三個問題，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按照什麼標准承擔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醫療結構不理解這個問題，原因是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二款規定：不屬於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那為什麼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呢？理由有以下三點：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非常明確，即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確立的對侵權行為造成損害予以救濟的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社會對人權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不可能與民事基本法的這一基本原則相抵觸；2、《條例》是處理醫療事故的特別規定，其適用的范圍僅限於醫療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對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行為引起的醫療糾紛，已經超出了作為處理醫療事故特別規定的《條例》的調整范圍。因此，對這類糾紛的處理，不能適用《條例》的規定處理，而應適用《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處理；3、如果患者身體因醫療機構非醫療事故的行為受到損害而醫療機構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不僅違反我國《憲法》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且還會導致受害人受到損害沒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局面，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因此，對《條例》49條2款的理解應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療機構就不用按照《條例》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但這並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賠償標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關於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項的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主要適用依據就是第106條和119條的規定，相應地，對非醫療事故侵權行為或者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的賠償標准就要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但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來處理，可能會出現賠償標准失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後，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到物質損失范圍內。根據該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賠償金的數額相對以往有了較大提高。如果按照這個標准來考慮醫療差錯賠償糾紛案件的問題，將會出現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差錯案件得到的賠償要比構成醫療事故糾紛案件得到的賠償要高的多。大連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當前民事審判（一庭）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第36條第1款就規定，「確定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標准，應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後，按該條例第49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醫療機構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該醫療行為造成患者人身損害並且醫療機構確有過錯的，按照《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結合醫療機構承擔的責任比例，確定賠償數額（比例以不超過總損失的50%為宜）。」
事實上，與一般的醫療差錯相比，醫療事故無論是在醫療單位的過錯程度上還是給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的後果上，都是更為嚴重的。而按照《條例》的規定，其確定的賠償范圍和標准卻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偏低。這種情況不僅造成醫療事故與醫療差錯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的失衡，而且直接導致當事人不願意進行醫療事故鑒定，迴避《條例》解決爭議。這個標准「二元化」問題導致了激烈的爭議。最高法院的紀敏庭長在2006年召開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廣泛關注，要求修改《條例》甚至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的呼聲不斷涌現。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目前情況下，法院應當注意從實際情況出發，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兩者失衡現象的加劇，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紛止爭。」按照這一精神，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開的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討論問題有這樣的觀點，即「若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確認不構成醫療事故，而醫療機構又確有過錯的，可以根據患者所受人身損害的程度，比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相應標准，判決醫療機構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我個人是同意這個觀點的。根據在於：1、《條例》屬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法院審理醫療糾紛案件必須適用行政法規。就《條例》和《民法通則》的關系而言，兩者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只要是有關醫療活動中的醫療行為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都應當優先適用《條例》；[5] 2、不構成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存在過錯需要賠償的情形，一般情況下，過錯程度較輕，損害後果較小。按照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方法，醫方過錯程度重，患者損害後果大，得到的賠償反而少。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上都難以服眾，無論在法律效果上還是在社會效果上都不好。從法學的基本理論上講，法律適用的結果應當是一致的。它並不在於當事人如何選擇，如果出現當事人選擇的司法救濟的路徑不一樣，而得到的結果不一樣，那麼，法律的適用就有問題了。
㈤ 簡述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竟合時,當事人選擇時考慮哪些問題
1．賠償范圍不同
違約責任的賠償損失額可以由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如果無約定，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賠償損失額應當相當於受害人因違約而受的損失，一般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按《民法通則》第117條和第119條規定，侵權責任的賠償范圍原則上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在侵害人格權時，按《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還可以進行精神損害賠償；不法造成他人死亡的，按《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賠償范圍還要擴大至死者生前撫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用等。
2．責任方式不同
違約責任主要是財產責任，有強制實際履行、支付違約金、賠償損失、價格制裁，僅有合同解除為非財產責任。侵權責任既包括財產責任，如賠償損失，也包括非財產責任，如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3．訴訟管轄不同
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在書面合同中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民事訴訟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因保險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因鐵路、公路、水上、航空運輸和聯合運輸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運輸始發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按照《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此外還對特殊的侵權之訴的管轄作出了專門規定。
4．訴訟時效不盡相同
因違約而產生的請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按《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一般為2年；但在延付或拒付租金、寄存財物被丟失或者損毀的情況下，按《民法通則》第136條第2款至第4款規定，訴訟時效期間為1年。《合同法》第129條規定：「因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和技術進口合同爭議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期限為四年，自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因侵權行為所產生的請求權，按《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一般為2年；但因身體受到傷害而產生的賠償損失的請求權，按《民法通則》第136條第1款規定，訴訟時效期間為1年。
5．第三人的責任不同
在合同責任中，即使由於第三人的責任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未履行合同的一方也應首先向合同相對人承擔違約責任，而後再向第三人追償。由於合同當事人的代理人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同樣由合同當事人向合同相對人承擔責任。而在侵權責任中，損害後果只能由行為人本人負責。
6．歸責原則不同
按照我國法律規定，違約責任適用嚴格責任原則，對侵權責任採用過錯責任原則、嚴格責任原則或者公平責任原則，實際上是採用了多重歸責原則。在侵權之訴中，只有受害人具有重大過失時，侵權人的賠償責任才可以減輕，而在合同之訴中，只要受害人具有輕微過失，違約人的責任就可能被減輕。
7．舉證責任不同
在違約責任中，受害人請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只要證明其有違約行為即可，不需要舉證證明違約方對造成違約有過錯，除非違約方能夠舉證證明自己未履行合同，具備法定免責事由；而在侵權責任中，過錯推定只適用於少數情況，即特別侵權行為中，在多數侵權責任中，受害人須對行為人的過錯負責舉證。
㈥ 侵權責任法兩人吵架互罵、但都沒有過激的言語行為也沒有支體上的接觸、但先罵人者經鄰居勸解回家後、不知
從控方律師的角度來說，你與本案是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的。道理就像一個不給老人讓座的小夥子一樣，因為不讓座而遭到老人的攻擊，毆打，在被毆打的過程中小夥子雖然並沒有動手，可是因為老人本身有病在身而導致在 毆打的過程中死亡。所以問題就來了，如果當時小夥子肯主動讓座，老人就不會動手從而引發悲劇的產生。所以法官會判決受害人得到相應的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