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人在美國究竟受什麼法律管制
事實上你在美國,你就收到美國法律管制
至於你在美國做了什麼事是不符合中國法律的,那沒人知道也沒人管的著..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對樓上所說的什麼雙重管制不敢苟同
我來美國目前兩年有多一點
那麼事實上在美國應該是不存在什麼體罰之類的問題
因為那是非常嚴重...假如有老師體罰學生被告的話,他會面臨非常嚴重的制裁
Ⅱ 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是什麼
一、管轄權
在歐洲大陸法國家和那些以大陸法為法律模式的國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國家和多數非洲國家，法院審判案件的權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兩方面：事物管轄和地域管轄。前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被授權審理那類案件的法院，後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與案件當事人、事實經過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聯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同時具備以上兩方面，則該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
英美法系關於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概念與大陸法系的管轄權（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細微的不同。我們的管轄權也包括事物和地域兩種因素。一個糾紛必須訴諸於有事物管轄權的法院，即案件必須屬於法院被授權審理的案件的一種。然而，除此之外，對雙方當事人法院還必須有對人管轄權（如果是對人訴訟）或對物管轄權（如果是對物訴訟）。管轄權中的地域因素體現在對人管轄權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對一方當事人行使對人管轄權之前，該當事人必須與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權領土有一定的聯系。
州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幾乎沒有什麼問題，而聯邦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卻是有限的。聯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數特別種類的案件，如基於聯邦法律產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一州公民與外國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然而，州法院卻可以受理除少數專門由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種類的案件。就事物管轄權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薩斯州，一般初審法院都可以受理一個日本公民和另一個日本公民之間因合同違約所產生的糾紛案件，盡管合同的簽訂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這樣一個案件中要想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法院，對人管轄權是限製法院權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與大陸法系國家著重考慮對案件的管轄權不同，我們所考慮的主要是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如果一個被告自願接受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則不需要在他與訴訟法院之間有地域上的聯系。但如果對管轄權有異議，則原告必須選擇一個與被告有適當聯系的法院起訴，只有該法院才能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假設一個被告在一個主權領土范圍內有自己的家，而該地的法院正在尋求對其行使管轄權，則這個家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允許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合適連結點。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並不是唯一的連結點。
在歷史上，英美普通法認為，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主要是法院司法強制力的一個功能。如果一個法院能拘捕某個人，則此人隸屬於該法院的管轄權。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訴訟確實是從對被告的人身拘捕開始的，被告被關押直到案件審畢。後來，實際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徵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對待被起訴的刑事罪犯一樣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過傳票傳喚被告。傳票表明，如果必要時，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個對管轄權持有異議的非當地居民，當他出現在法院轄區，並被以合法的程序傳喚時，其也可能隸屬於該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因此，被告與法院之間的適當聯系包括三種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轄區，被告放棄管轄權異議；被告出現在法院轄區。這些在過去被認為，現在也仍然被認為是確定對人管轄權的傳統基礎。在著名的Pennoyer訴Neff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這三種傳統的基礎是憲法所允許的僅有的基礎。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確定對人管轄權的這些傳統基礎是憲法性概念「正當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相應地，Pennoyer訴Neff一案確立了這樣一個規則，即州法院不能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除非該被告自願接受管轄，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該州，或當其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
該案嚴格限制了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權力，即一個法院不能隨意行使管轄權，除非當被告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然而，普通法認可一種可以規避這種限制的途徑，如果被告在該州有財產。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雖然是對人訴訟所要求的，但在對物訴訟中卻無此要求。對本轄區內的財產，法院可以決定其所有權歸屬而無需享有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財產位於該州是法院對該財產享有管轄權（通常被稱為「對物管轄權」）的充足根據。
對物訴訟是指決定財產利益歸屬的訴訟。請求被告給付金錢的訴訟或要求被告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訴訟是對人訴訟。然而，普通法發展了一種理論，該理論允許原告把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當作對物訴訟來起訴。如果原告關於金錢賠償的請求是有效的，則原告對屬於被告的財產享有潛在的利益。如果原告勝訴，而被告卻沒有執行該判決，則原告可以變賣被告的財產以執行判決。另外，關於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也可能被當成這樣一種對物訴訟，即在該訴訟中，原告針對被告的某種特定財產提出訴訟請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個被告享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的地區起訴，即使被告不隸屬於該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此種意義上的「財產」也包括被告的債權。法院只要能夠對被告的債務人行使對人管轄權，就可以對由該債權所代表的財產行使對物管轄權。獲得這種被稱為「准對物訴訟」的機會為規避Pennoyer訴Neff一案所確立的對人管轄權的嚴格條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徑。這種准對物訴訟的判決的效力只是給予原告變賣被告某種特定的財產以滿足自己訴訟請求的權利，判決的執行不能針對被告的其他財產。
二、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的缺陷
這種依靠法院的實際支配權力去執行判決的管轄權理論的缺陷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變得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對法人的管轄權。法人是沒有自然屬性的，它只是一種觀念，但法人可以擁有財產。因此根據「准對物訴訟」理論，在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中，任何法人財產所在地的法院都將對法人財產享有對物管轄權。但是在對人訴訟中，如何確定對一個持異議的非當地法人的對人管轄權呢？如何認定一個法人在某法院轄區出現過呢？美國立法者們的回答是，如其現在常做的一樣，求助於法律的擬制。如果法人的一個機構在該州經營著其公司的業務，則表明該法人出現在該州。因此，一個法人在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時，就隸屬於訴訟所在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放棄管轄權異議；在該法院所在州注冊登記；在該州「經營業務」。但此種意義上的「經營業務」從來也沒有被明確地定義過，於是，涉及「經營業務」意思的判決已經有成千上萬。
另一方面，汽車的發明使該種理論的缺陷更加明顯。汽車能使人們很容易地從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車是危險的交通工具以及許多訴訟的起因。汽車增加了這種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捲入到另一州的損害賠償訴訟之中的可能。駕駛汽車進入乙州並在那裡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導致的訴訟案件中保護自己的利益，證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證。但是按照「權力支配」理論，除非在離開乙州之前被合法傳喚，一個持異議的甲州居民是不隸屬於乙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的。問題的解決再次運用了法律的擬制。州立法機關制定了一些法規規定，任何人一旦在該州的道路上駕駛車輛，就意味著同意接受該州法院對任何由此行為引起的訴訟案件的管轄權。這種擬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訴Neff一案以及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同時，最高法院也堅持認為，這種「非居民駕駛者的法規」在Hess訴Pawloski一案中是合憲的。
當一種法律體系必須求助於某種法律擬制，去調和常識性的結論與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論之間的關系時，那麼這種法律理論一定存在某種問題。在1945年對「國際鞋業」訴華盛頓州一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最終改革了對人管轄權的理論基礎。
三、最起碼的聯系和基本的公正
「國際鞋業」一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設立在密蘇里州的公司能否在華盛頓州被起訴？該公司認為，其在華盛頓州的機構的行為並不構成「經營業務」，因此該公司沒有出現在華盛頓州。在反駁此種辯解時，最高法院給予「正當法律程序」在對人管轄權問題上的含義一個全新的描述：
「在歷史上，法院在對人訴訟中的管轄權產生於其對被告人身的實際支配權力，因此被告出現在法院所管轄的地域內是被告受法院判決拘束的前提條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傳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僅是，如果被告沒有出現在法院的轄區，法院要想使其服從對人訴訟的判決，則被告與法院之間應有某種最起碼的聯系。因此，該案件的審判就不會與傳統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觸。」
伴隨此種新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標准，最高法院認為，符合法律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數量和種類取決於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在「國際鞋業」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沒有作此種區別，除非州法規把管轄許可權制於案件的起因產生在該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駕駛者」法規。如果被告出現在該州或住在該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訴，無論案件與該州是否有聯系。但是在有法人參加的訴訟中，「國際鞋業」認為：「出現」只是一種擬制，被告必須與該州有某種聯系。如果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該種聯系，則即使是單一的孤立的聯系也足以使被告隸屬於該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如果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和實質性的，則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訴，無論該案由產生於何處。
究竟什麼樣的單一的或孤立的行為能滿足合憲的最起碼的聯系的要求，從而支持產生於這種聯系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特別管轄權」）呢？究竟什麼樣的系統的連續的行為是充分的實質性的，以致能夠支持與該種行為無關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一般管轄權」）呢？最高法院在「國際鞋業」一案中指出，答案取決於「與正當法律程序所要保證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關的行為的性質和質量。」這被理解為「利益平衡」。與如果案件不能在那裡被起訴原告所將面臨的困難相比，被告在一個被選定的法院應訴究竟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呢？在允許案件在原告所選定的法院繼續審理是否公正與合理的問題上，訴訟的方便是要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而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文所關心的正是公正與合理。
正當法律程序的新標准起源於「國際鞋業」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與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種聯系。如果沒有，則管轄權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確實與法院所在州有某種聯系，則仍須查明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如果是，則要進一步查明被判決所影響的利益是否允許這種管轄權。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轄權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則該法院可繼續其對案件的審理；如果管轄權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則法院應撤銷該案件。
如果訴訟的起因並不產生於被告與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則需要確定是否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實質性的，以致於能夠使被告在缺乏與訴訟的起因相關的聯系時，在該法院應訴是公正和合理的。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種依賴於利益平衡的法律標准似乎顯得有些不可預測。不同的法官對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不同的法官對同樣的案件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是對產生於「國際鞋業」一案的管轄權的分析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四、州法院管轄權的擴大：長距離法規
「國際鞋業」一案的判決為擴大州法院的管轄權開辟了一條道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開始適用一些法規，允許其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訴訟管轄權，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對被告進行了合法的傳喚。這些法規被稱為「長距離法規。」其中一些專門用於識別某種可能導致被告隸屬於「長距離管轄權」的行為，而另一些則廣泛宣稱，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與憲法相一致的基礎上對被告行使管轄權。
五、故意獲得和商業流通理論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訴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個關於土地標記的判決。該案宣布了對「國際鞋業」一案規則的一條限制。即使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被告與該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即使該法院是一個便利案件審判的法院，該法院也不能對被告行使管轄權，除非引起訴訟的聯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為的結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質的一點是，被告是有意地為某種行為，以取得在訴訟所在州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進而得到該州法律上的利益與保護。」
這種「故意獲得」要求，給各州法院試圖對產品質量責任案件中的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長距離」管轄權造成了障礙。缺陷產品在一州的出現常常不是產品製造商自身行為的直接結果，而是一些批發商或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但是州法院發展了一種理論，以允許對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管轄權，而置「故意獲得」要求於不顧。如果製造商有意將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清楚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在訴訟所在州銷售和使用，則該行為等同於將產品直接投入該州，盡管產品在該州的實際出現是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製造商有意使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而訴訟的起因產生於此，則該製造商應該服從該州法院的管轄權。
這種「商業流通」觀點導致這樣一個結論，即Hanson案件中「故意獲得」要求的真實含義是，被告應能預見其引起訴訟的行為可能在訴訟所在州產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援引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以允許法院對一個自身行為遠離訴訟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轄權。《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三十七節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實施的行為在該州產生了某種效果，而訴訟的起因又產生於該效果，則該州有權對其行使管轄權，除非這種效果的性質和此人與該州關系的性質使該管轄權變得不合理。」但是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對「故意獲得」要求而言，被證明是過於寬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訴Woodson一案是幾個住在亞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馬州起訴的一起產品質量責任案件。原告從紐約州的零售商那裡購買了一輛「奧迪」牌汽車。當原告駕駛該汽車從紐約經俄克拉荷馬駛向其在亞利桑那州的新家時，奧迪車後部被另一輛車撞壞並起火，幾個原告嚴重受傷。於是他們對該車的製造商、進口商、東海岸地區的分銷商和零售商一並提出了起訴，訴稱損害是由設計上的疏忽造成的。製造商和進口商都沒有對俄克拉荷馬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分銷商和零售商卻不同。
俄克拉荷馬州的法院堅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銷商應隸屬於其管轄權，因為法院認定他們能夠預見在紐約州售出的汽車在俄克拉荷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駁回了該判決。最高法院拒絕接受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但並不反對「商業流通」理論：「對正當法律程序的分析至關重要的這種可預見性，不僅僅是某產品將出現在訴訟所在州的可能，更應當是被告的行為及被告與訴訟所在州的聯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預測到他將在那裡捲入訴訟。如果製造商或分銷商的產品銷售不是一個簡單的孤立的現象，而是其直接或間接使其產品進入其他州市場的努力的結果，則使其服從於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轄權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該缺陷產品是導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傷害的原因。」
在針對產品製造商提起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可預見性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產品在訴訟所在州使用的可預見性卻不足以准許在該地對零售商起訴。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屬產業訴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業流通」理論。該案件產生於加尼福利亞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輛行駛中的摩托車的一隻輪胎爆炸，其駕駛者被嚴重炸傷，他的妻子（當時也在摩托車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車的製造商和摩托車輪胎的製造商（一家台灣公司）提起了訴訟，而這家台灣公司卻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輪胎活門的製造商）為被告，並辯稱：如果輪胎有缺陷，其原因在於輪胎所使用的活門有缺陷；如果台灣公司負有賠償責任，則日本公司有義務賠償台灣公司。雖然原告沒有向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訴，但台灣公司的損害賠償請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張法院缺乏對人管轄權，應撤銷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鑒於「商業流通」理論，管轄權成立。法院認為，該日本公司對其在亞洲賣給台灣公司的相當一部分活門可能被組裝到輪胎上並在美國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駁回了該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認為，即使該日本公司有意建立與加州的聯系，並因此引發訴訟，但利益平衡規則使要求該公司到加州應訴顯得很不公平，其與台灣公司的關系完全建立在亞洲，審理他們之間的爭議案件與加州的利益毫無關系。即使台灣公司勝訴，該判決在美國也難以得到執行，同時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認並執行該判決。因此無論是要求該日本公司到加州應訴，還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該訴訟中充當陪審員，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認為，該日本公司與加州的聯系並非其「故意獲得」行為的結果。該公司把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知道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被組裝到摩托車上並被在加州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還應當有其他屬於被告的並能表明其有意使產品進入加州市場的行為，例如廣告。可見O』Connor法官對「商業流通」理論基本持反對態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確認了「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贊同以上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因此，Asahi一案的判決給「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種疑問。在後來的案件中，一些法院採用了O』Connor法官的觀點；而另一些法院則站在Brennan法官一邊，後者可能更多一些。畢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業流通」理論，當作一種在針對可預見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製造商提起的訴訟中，能夠滿足「故意獲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也從來沒有對此表示過異議。
六、舉證責任和公正
我們已經知道，對人管轄權的合憲性的現代分析，要求法院去發現被告與訴訟所在州之間有意建立的聯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牽涉到的各方利益，從而確定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對被告行使管轄權是否公正與合理。問題在於：誰應承擔這種公正問題的舉證責任？原告還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對Burger King公司訴Budzewicz一案作出判決之前，通常認為原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因為是原告的起訴導致了法院對案件的管轄。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卻要求被告一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與訴訟所在州之間的最起碼聯系的事實被確定，這些聯系在參照其他因素的同時，就可以被用來考慮並決定對人管轄權的維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獲得該案的管轄權，被告就必須舉出強有說服力的判例，以證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訴訟所在州的管轄權變得不合理。」簡言之，如果原告能夠證明被告已經有意與某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案件的起因又產生於該聯系，則向法院證明其管轄權的行使並不公正的責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擔。
七、傳統依據的生命力
自從「國際鞋業」案判決以來，有一點已經十分清楚，即認為被告在一州的出現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必要條件的傳統管轄權理論的相當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夠對並未被發現出現在該州的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而又不違背憲法。
然而，傳統理論也堅持，一個人在訴訟所在州的出現是該州法院對其行使管轄權的充分根據。這在過去是對的，甚至於就我們現在的「一般管轄權」而言，也是正確的。傳統理論的這一觀點延續下來了嗎？許多律師、法官和學者認為沒有。如果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檢驗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國際鞋業」一案和以其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樣，那麼我們將很難發現，在沒有其他聯系的情況下，僅僅由於被告在某州的短暫的逗留就要求其服從管轄在該州應訴的公正何在。在「國際鞋業」案之後，很多人認為，即使被告在該州逗留期間被合法傳喚過，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確定要求被告在該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應訴是否公正。在Shaffer訴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國際鞋業」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適用於被告在一州的財產被作為准對物訴訟的基礎的案件。在該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對所有州法院管轄權的維持，必須依照在『國際鞋業』案和其同類案件中所確定的標准進行評價。」
在Burnham訴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這一問題，即僅僅到過某州是否構成一般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如在Asahi案件中一樣，最高法院又沒能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
其中四名法官認為，在某州的出現仍然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對他們而言，「國際鞋業」一案僅適用於沒有到過訴訟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認為，「國際鞋業」案的利益分析應當適用於該案，但建議在通常情況下，被告出現在某州足以構成管轄權。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絕接受任何一方的觀點。於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樣，在沒有其他更多聯系的情況下，關於被告的臨時逗留是否構成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的問題，留給我們的仍是平分秋色的兩種意見。
八、州法院對人管轄權的憲法性限制的總結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同意接受管轄權或對管轄權不持異議的被告行使管轄權。參加訴訟而沒有對管轄權提出異議即構成不持異議。
一個法院能夠對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個人行使管轄權。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轄權的充分連結點（訴訟請求與本州沒有關系時）。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與本州有某種聯系、在本州「經營業務」的法人行使管轄權。「經營業務」是否構成一般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取決於法人的業務行為是不是連續的、系統的和實質性的，以致能夠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應訴是公正的。
一個法院也可以對某個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別管轄權，如果該個人或法人有意地與該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訴訟的起因正是產生於該聯系，除非被告通過對所牽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夠證明該管轄權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針對製造商提出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有意的聯系可以通過「商業流通」理論建立，除那些適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觀點的法院外。
一個法院可能不會對在本州屬於被告的與訴訟請求無關的財產行使准對物訴訟管轄權，除非被告與該州之間存在能夠支持對人訴訟管轄權的聯系。
一個法院很可能能夠對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過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轄權。
Ⅲ 如果在美國被侵犯人身自由權，我可以用美國哪一條法律告他人呢想得知最好的答案，謝謝大家的幫忙！
美國《侵權行為法（第二次）重述》規定：
Ⅳ 在美國的產品責任訴訟中，對人身傷害的損失賠償范圍的內容
美國產品責任法中賠償范圍簡述
通常而言，在侵權的產品責任訴訟中，原告可以獲得所有可預見（foreseeable）的損失。但在合同關系中，違反保證條款的情況下，有些法院也會去限制一些間接損失(consequential damages)。在合同關系中是不能有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的，除非這個違約包含著一個獨立的侵權行為。大原則是——在人身損害賠償中，判決前的利息不能給，但在Cavnar v. Quality Control Parking, Inc. (Tex. 1985)案中，法院允許了這樣的利息。
賠償金，無論是在侵權還是合同的保證中，必須是可以預見的。所以，佛羅里達法院在Doyle v. Pillsbury Co. (Fla. 1985)案中認為在食物罐中發現昆蟲而因為驚嚇而跌倒的原告不能認為由於傷害而應獲賠償，因為食物還沒有被吃進去所以這樣的傷害後果是不能預見的。這個案子與另一個更加異乎尋常的事實模式——Prejean v. 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 (La. App. 1984)案形成鮮明對比：原告因為打開被告販賣的爛肉而由干嘔引發胃組織撕裂和吐血獲賠。
一部分法院還允許從現場目擊近親屬侵權傷害引發的情感痛苦（emotional distress）中獲賠，當然所有法院都會要求遭受的這種打擊必須大致與另一個人受到傷害同時同地發生。
在產品責任法領域，在權威的判例中專門有一個分支叫作「純粹經濟損失」（solely economic loss），這裡面自有一套理論。另外，在產品責任法領域，關於否認權利和責任限制（the disclaimability and limitability of damages），法律各有不同。
有些州通過了法規要給非經濟損失（noneconomic damages）加一個限額。比如身體上的苦楚、情感上的痛苦、懲罰性或額外的賠償。但是其中一些法規已經被以違憲為由給斃了，比如新罕布希爾州對非經濟損失的限額——875000美元已被以違反該州的平等保護的憲法條款而宣布為違憲（Brannigan v. Usitalo (N.H. 1991)）
Ⅳ 美國民事訴訟
一杯價值百萬美元的咖啡
幾乎在全球范圍內，「麥當勞咖啡燙傷案」（Liebeck v. McDonald』s Corp.，1994）家喻戶曉，聲名狼藉，其真相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版本是，一位美國老太太在麥當勞喝咖啡，一不小心被燙了一下，居然在腿上燙起了一個水泡。老太太本來沒想打什麼官司，卻被身旁一個無事生非的律師看在眼中。他主動上前說：「夫人，請不要走，我是律師，可以免費幫助您打這個官司。」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老太太福星高照，歪打正著，竟然贏得了三百萬美元的巨額賠償，搖身一變成為百萬富婆，令世人跌破眼鏡，笑掉大牙。
時光流逝，白駒過隙。案發十餘年之後，回首往事，根據對案情內幕的深入挖掘和訴訟細節的法律分析，麥當勞咖啡案的實情，以及麥當勞公司是否應對其滾燙咖啡負有賠償責任的問題，遠比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小道新聞」錯綜復雜，啟人深思。
這個案子的主角名叫斯黛拉·莉柏克（Stella Liebeck），當時已有七十九歲高齡，家住新墨西哥州，退休前是超級市場收銀員。1992年2月，莉柏克搭乘外孫駕駛的轎車，途經當地一家麥當勞快餐店，通過「駕車銷售窗口」買了一杯咖啡，售價四十九美分。駛離餐館後，莉柏克需要往咖啡里添加奶粉和白糖，外孫便停住了車。
當時，老太太坐在前座乘客位，把杯子停放在雙膝之間，左手拿著奶粉袋和糖袋，右手試圖打開杯蓋，沒料想，一個意外閃失，整杯滾燙的咖啡潑灑在兩腿之間，致使大腿內側、股腹溝、外陰部、前臀等處嚴重燙傷，其中「三度燙傷」面積佔全身皮膚百分之六。
在醫學術語中，燙傷的嚴重程度主要取決於「面積」和「深度」。皮膚表皮的燙傷屬於「一度燙傷」，皮膚紅腫，感覺疼痛，但數日後便可痊癒；在傷及真皮的「二度燙傷」中，皮膚表面長出水泡，疼痛難耐，但一至二周內便可痊癒；傷到真皮深處的燙傷，則需要三至四周的時間才能痊癒。真皮到皮下組織之間的深度燙傷，就是最嚴重的「三度燙傷」，傷口變成白色，感覺不到疼痛，皮下組織完全壞死，即使治癒，也永遠無法恢復原有功能，當傷害范圍過大時，還需要進行植皮手術。 「三度燙傷」大都因高溫導致，或溫度僅為「次高溫」，但卻像「熱水袋」式燙傷效應一樣，因較長時間作用而引起。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炒菜、煮粥、煲湯、泡茶、沖咖啡時，因疏忽大意，偶爾造成過「一度燙傷」或「二度燙傷」，但「三度燙傷」比較罕見。在麥當勞咖啡案中，為何潑灑了一杯咖啡，竟然造成當事人極為嚴重的「三度燙傷」呢？主要原因為：第一，當年麥當勞出售的咖啡，確實燙得令人難以置信，溫度比同業高出了 10℃～16℃，細節待後詳述。第二，莉柏克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皮膚幾乎像嬰兒一樣嬌嫩。第三，女性兩腿之間的「敏感部位」，恰好又是全身皮膚中最嬌嫩的部位。第四，滾燙的咖啡並非潑灑在光裸的皮膚上，數秒鍾後自動流失，而是傾灑在老太太身穿的薄布褲子上，當時沒有也很難迅速剪開褲子，結果造成了「熱水袋」式的燙傷效應。
可憐的莉柏克住了八天醫院，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出院後卧床不起，直到兩個多月後，傷口才逐漸痊癒，後來又做過多次植皮手術，在長達兩年的時間中難以自如行走。因「敏感部位」慘遭燙傷，老人蒙受了極大的身心痛苦，甚至險些造成了生命危險。盡管莉柏克的女兒未雨綢繆，為母親購買了醫療保險，盡管莉柏克本人享有聯邦政府提供的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醫療補貼，但是，自付部分的醫療費用仍然相當驚人。
傷勢初步穩定後，莉柏克的女兒憤憤不平，遂給麥當勞寫了一封報怨信，以咖啡過燙為由，要求賠償醫療費、照顧病號的誤工費等，共計兩萬美元。可是，麥當勞目光短淺，剛愎自用，不肯「破財免災」，僅同意支付八百美元「安慰費」。但是，莉柏克全家不肯輕易善罷甘休。
沒過多久，莉柏克的女兒偶然結識了一位名叫摩根（S. Reed Morgan）的得州律師，此公精明老辣，經驗豐富，擅長賠償訴訟，曾為一位被咖啡燙傷的顧客提供法律服務，與麥當勞折沖交涉，最後達成庭外和解，贏得了一筆兩萬美元的傷害賠償。初步了解案情後，摩根律師判定，老太太的傷情令人震驚，兩腿之間「體無完膚」，麥當勞難逃法律責任。於是，莉柏克鼓足勇氣，以咖啡質量缺陷、危及人身安全、釀成責任事故為由，一張狀紙把麥當勞告到了聯邦地區法院。
在美國的產品責任案中，消費者只要舉證產品有缺陷，造成了人身及財產損害，往往就可以勝訴。在麥當勞咖啡案中，適用的法律是民事侵權，其法律根據為，麥當勞公司是快餐店的擁有者，有責任和義務對顧客主動提供保護；如果咖啡溫度過高，而且沒有事先警告，致使顧客遭受身體傷害和財產損失，則顧客有權起訴賠償。如果侵權行為屬於「輕率的」和「惡意的」，原告贏得官司之後，不僅會得到實際損害賠償（償還醫葯費、誤工的薪酬等），而且還可能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和巨額懲罰性賠償。
1994 年7月，「麥當勞咖啡案」開庭時，新聞媒體一反常態，站在了大公司麥當勞一邊，對原告冷嘲熱諷，挖苦調侃。陪審團也覺得此案滑稽可笑，荒謬絕倫，以為原告只是被燙出了幾個水泡而已，瑣事一樁，不足掛齒。可是，當陪審團看了醫生的診斷報告和受害者的傷情照片後，皆感驚心動魄，極度震撼，這個貌似荒誕不經的燙傷案，顯然非同尋常，不可低估。
可是，傷勢觸目驚心，照片慘不忍睹，遭遇令人同情，並不能從事實和法律上證明麥當勞應當承擔產品質量責任。常言道，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眾所周知，咖啡是用嘴喝的，不是往褲襠里潑的！控方必須以令人信服的真憑實據，證明的確由於麥當勞咖啡的質量缺陷，以及由於麥當勞公司「輕率的」、「惡意的」行為，導致原告人身傷害及財產損失，才能打贏這場「荒謬絕倫」的民事賠償官司。
在法庭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麥當勞咖啡燙傷顧客的事故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還是偶爾發生的個別現象？在控方律師要求下，法官下令，麥當勞必須公開內部秘密文件和統計數據。令陪審團大吃一驚的是，這些文件和數據顯示，在1982至1992年的十年期間，麥當勞總共遭到七百餘起咖啡嚴重燙傷事故的投訴，其中有數十起造成顧客外陰部、股腹溝、大腿內側等「敏感部位」燙傷，給當事人造成了極大的身心痛苦。盡管聯邦法院從未正式立案受理這些投訴，但暗地裡，麥當勞平均每年花費五萬美元，償付因咖啡燙傷引起的庭外和解以及給受害者賠償一點兒象徵性的「安慰費」。
可能有人認為，麥當勞實在太傻了，為何不在出庭前對文件和統計數字做些「修飾」呢？簡單而言，麥當勞根本不敢！輸掉一個民事官司，不過賠償幾十萬或幾百萬美元而已，可是，篡改文件和商業統計資料，則是涉及「偽證罪」和妨礙司法的刑事重罪，一旦不慎露出馬腳，整個公司將面臨萬劫不復的滅頂之災。在此問題上，麥當勞公司的老總比「拉鏈門」中的柯林頓總統要遵紀守法得多。
言歸正傳。既然燙傷事故不是個別和偶然現象，麥當勞為何掉以輕心，疏忽大意，對消費者的投訴置若罔聞，對燙傷事故漠然置之呢？辯護律師解釋說，麥當勞每年售出大約十億杯咖啡，十年以來，總共售出了大約一百億杯，相比之下，同期發生的燙傷投訴事故，只有區區七百餘起，即平均每一億杯才出現七起燙傷事故，事故率為百分之零點零零零零零七，實際上相當於零，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從商業統計和「數字化」管理的角度看，被告律師的辯解貌似有理，實則自食惡果。陪審團認為，在事故率相當於零的數字背後，是七百餘位消費者慘遭嚴重燙傷的可怕事實。在美國的商業法規中，保護消費者人身安全是至關重要的原則性問題，豈能以統計數字為由，傲慢不羈，冷漠無情，敷衍搪塞，推脫抵賴。此外，律師提醒陪審團注意，常識告訴人們，麥當勞統計的投訴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肯定還有數量眾多的燙傷受害者，有苦難言，匆匆離去，忍氣吞聲，自認倒霉。
可能有人納悶，麥當勞的咖啡為何動輒造成燙傷事故呢？控方律師的抽樣市場調查顯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麥當勞的咖啡確實燙得驚人，在全美快餐業名列榜首。據調查，漢堡王（Burger King）、甜面圈（Dunkin』Donuts）、溫迪（Wendy）等十餘家麥當勞主要競爭對手出售的咖啡，以及普通美國家庭中飲用咖啡的溫度，一般在70℃～75℃。根據筆者的「業余市場調查」，近年來在美國風靡一時的咖啡連鎖店「星巴克」（Starbucks Coffee）所售咖啡的溫度，一般僅在75℃左右；此外，筆者所在美國公司為雇員提供的免費咖啡的溫度，同樣僅在70℃～75℃之間。
可是，當年麥當勞所售咖啡的溫度，竟然高達82℃～86℃，比同業整整高出了大約10℃～16℃！燙傷專家出庭作證時指出，如果麥當勞咖啡的溫度與同業「保持一致」，原告遭受的燙傷將輕得多。這個轟動全球的賠償官司，很可能根本就無從談起！
那麼，麥當勞的咖啡如此之燙，是否系雇員粗心大意，違規操作，或質量管理的缺陷失誤所造成呢？對此，麥當勞主管產品質量的副總出庭作證說，咖啡溫度過燙，恰恰系嚴格遵循了操作和質量控製程序。根據麥當勞公布的產品質量手冊，咖啡應以96℃左右的熱水沖泡調和，當完成全部生產程序，最後端到顧客手上待飲時，咖啡溫度應保持在82℃～86℃之間。
接下來的問題是，麥當勞為何無視燙傷事故頻發，死活非要把咖啡溫度設置在快餐業「高不可攀」的危險高度呢？出庭作證時，麥當勞的老總口若懸河，振振有詞，自吹自擂，理直氣壯。他向陪審團解釋說，咖啡溫度的設置，並非隨心所欲，而是根據咖啡專家的建議。為了提取咖啡的迷人香味，咖啡豆經挑選、烘焙、研磨等程序後，以96℃的熱水沖泡調和時口味最好，在82℃～86℃飲用時口感最佳，味道醇厚，盡顯神妙本色，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麥當勞每年售出十億杯咖啡，是位居亞軍的「甜面圈」的兩倍，在全球快餐業獨領風騷，名列榜首，恰恰說明麥當勞的咖啡品質超群，溫度恰如其分，消費者對此情有獨鍾。
這時，摩根律師抓住破綻，出其不意地追問了一句：「貴公司除了咨詢咖啡專家的『高溫』建議之外，是否從顧客人身安全的角度著想，咨詢過燙傷專家的專業意見？」麥當勞老總不敢信口開河，隨意扯謊，只得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咨詢過。」官司打到此時，被告已處於明顯下風。作為全球財富五百強大企業和世界第一大連鎖快餐店，麥當勞剛愎自用，執迷不悟，把咖啡溫度設定在快餐業「名列榜首」的高度，在十年期間破費五十萬美元巨款「化解」燙傷事故；與此同時，麥當勞從未就「高溫咖啡」與燙傷事故頻發之間的關系咨詢過醫學專家的意見，給陪審團留下了極為惡劣的印象。
對麥當勞更為不利的是，它一方面出售「高溫咖啡」，一方面卻漫不經心，疏忽大意，未在咖啡杯醒目之處，以法律術語「警告」（Warning）「高溫熱飲，小心燙傷」，僅以極小字體「提醒」（Reminder）顧客注意。從法律角度看，這是顯而易見的疏忽大意，後患無窮的硬傷漏洞，追悔莫及的致命失誤。
麥當勞的律師強調，潑灑滾燙的咖啡會造成嚴重燙傷，這是「最基本的常識」，難道還需要特意向顧客「警告」嗎？控方反駁道，麥當勞咖啡的溫度高得不可思議，顧客意外失手，潑灑了一小杯咖啡，竟然造成全身百分之六的皮膚「三度燙傷」，竟然花費了高達數萬美元的醫療費用，竟然險些造成年高體弱的受害者生命危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個咖啡燙傷案匪夷所思，驚世駭俗，已經完全超出了「最基本的常識」范疇。
針對「最基本的常識」問題，多數法律專家認為，假如麥當勞「隨波逐流」，在咖啡溫度上與全美快餐業「保持一致」；假如麥當勞防患未然，事先以法律術語「警告」高溫咖啡可能造成致命燙傷，那麼原告打贏官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歐美各國格調高雅的咖啡沙龍，沖調和品嘗咖啡都是一門藝術。為了追求最佳品味和口感，咖啡的溫度的確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當品嘗飲用咖啡時，絕大多數咖啡「發燒友」一絲不苟，嚴格遵循專家的「高溫」建議，同時配以精美高雅的咖啡器具。喝咖啡的講究也很多，比如，當往咖啡里加糖時，應當先用鑷子夾起方糖，輕輕放在小盤上，然後再用小匙放入杯中。如果直接用手指或鑷子夾糖，一來禮儀風度欠佳，二來極易意外失手，致使滾燙咖啡濺出，造成燙傷事故。
問題的關鍵在於，麥當勞是低檔廉價的連鎖快餐店，不是高尚雅緻的咖啡沙龍；麥當勞的主顧是忙忙碌碌、來去匆匆的工薪階層，不是悠閑自在、附庸風雅的貴婦雅客，不可能有那麼多閑情逸致，嚴格遵循咖啡專家的建議。就品質而言，麥當勞的咖啡平淡無奇，與「品質超群」壓根兒不沾邊。如果說號稱「法國文化象徵」的巴黎市中心普羅可布咖啡館（Cafe Procope）的咖啡能打九十分，咖啡連鎖店「星巴克」的咖啡能打八十分，那麼，麥當勞的咖啡最多隻能打個六十分，勉強及格而已。麥當勞每年售出十億杯咖啡，憑借的是鋪天蓋地的促銷廣告，憑借的是遍布全球的三萬多家連鎖店，憑借的是快捷方便和價格低廉，而不是其咖啡芳香迷人，溫度滾燙，品質非凡，口感絕佳。
市場調查統計顯示，購買麥當勞咖啡的顧客，大約有一半並未在店內飲用，而是或攜至車上，或返回家中，或抵達辦公室之後才開喝。另外，麥當勞使用的咖啡杯，是那種柔若無骨、價廉簡陋的一次性紙杯，很容易因意外失手導致咖啡潑灑。因此，如果咖啡滾燙，缺乏法律警告，極易給毫無心理准備的消費者造成無妄之災。
正因如此，全美快餐業各巨頭皆有自知之明，不敢以格調高雅的咖啡沙龍自居，先後主動降低了咖啡的飲用溫度。唯獨麥當勞一家妄自尊大，店大欺客，不知天高地厚，不顧事故頻發，執迷不悟，無知無畏，特立獨行，冷漠無情，財迷心竅，草菅人膚，終於引發了這場轟動全球的司法大案。
最後，陪審團一致判決，麥當勞出售的咖啡質量低劣，溫度過高，毫無必要，不可理喻，在產品安全問題上，掉以輕心，疏忽大意，侵犯了原告的人身安全，造成了重大傷害事故和經濟損失，因此，必須承擔咖啡質量低劣的法律責任，償付原告二十萬美元的「補償性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考慮到原告不慎失手，亦應對事故承擔百分之二十的責任，麥當勞公司的實際責任減為百分之八十，賠償總數相應地由二十萬減為十六萬美元。
在這起咖啡燙傷案中，原告及其家人遭受的實際經濟損失，滿打滿算只有兩萬美元左右。由此，在十六萬美元的「補償性賠償」中，其中十四萬美元可視為對原告的精神傷害補償。如果司法裁決到此為止，像麥當勞這樣的大公司，腰纏萬貫，富可敵國，十餘萬美元的民事賠償，只相當於全年銷售收入的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可謂不痛不癢，無關宏旨，根本不值得捶胸頓足，哭爹喊娘，死去活來，痛不欲生。
接下來，陪審團的判決涉及歐美國家民事案中常見的「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這是一種賠償數額大大超過受害人實際損失的賠償，其目的是以鐵腕嚴懲侵權和違法者，殺一儆百，以儆效尤！使那些惡意侵權、欺詐造假或負有產品責任的公司企業不寒而慄，聞風喪膽，談虎色變，永不敢犯。依照美國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詐的」、「輕率的」、「惡意的」、「任意的」、「惡劣的」、 「後果嚴重的」侵權或責任行為，即可適用此項法規。
經閉門討論，陪審團判定，麥當勞不但應當承擔咖啡過燙、質量低劣的法律責任，而且由於對顧客的投訴置若罔聞，對數百起燙傷事故漠然置之，其侵權行為已經明顯構成了「輕率的」和「惡意的」性質，因此，除了「補償性賠償」之外，被告應償付原告二百七十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這樣，一杯售價四十九美分的咖啡，終於造成了麥當勞公司二百八十六萬美元的巨額責任賠償！
判決公布後，全美震驚，朝野大嘩。新聞媒體大肆炒作，避實就虛，歪談法律，聳人聽聞；平民百姓不明細節，道聽途說，長吁短嘆，怨聲載道，痛斥老婦敲詐有術，律師奸詐貪婪，法律荒誕無稽，賠償高聳入雲，陪審團荒謬絕倫。更有貪財好事之徒，連夜趕往麥當勞喝咖啡，唯恐溫度不高，就怕咖啡不燙，夢想天降宏運，指望「一燙致富」。但是，麥當勞洞察其奸，防患未然，早已在咖啡杯醒目之處，標明了「高溫熱飲，小心燙傷」等法律術語警示，同時蔫不悄兒地把咖啡溫度降到了70℃～72℃，使做夢發財者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不但趁火打劫、做夢發財的主兒未能大發橫財，而且莉柏克本人最終也沒拿到二百八十六萬美元巨額賠償。主審法官認為，陪審團在認定事實方面基本恰當，判處「懲罰性賠償」的理由亦相當充足，但是，在此案中，原告本人的責任不可低估，而且陪審團判決的「懲罰性賠償」的金額明顯過高，意氣用事，罰不當罪，矯枉過正，有失公平。於是，法官大筆一揮，將「懲罰性賠償」由二百七十萬一傢伙砍至四十八萬美元，加上原有的十六萬美元「補償性賠償」，麥當勞應付的賠償總額降低為六十四萬美元。
持平而論，主審法官的改判比較公正。盡管麥當勞剛愎自用，罔顧投訴，草菅人膚，責任難逃，但是，在此燙傷事故中，原告本人疏忽大意，不慎失手，其應承擔的個人責任，至少應佔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賠償金由二百八十六萬降為六十四萬美元，似乎比較合情合理。
可是，控辯雙方皆不同意法官裁定，聲稱繼續上訴。但沒過多久，雙方突然宣布，兩家已達成了秘密庭外和解。原因很簡單，原告年事已高，風燭殘年，體弱多病，來日無多，如果官司逐級上訴，層層喊冤，曠日持久，遙遙無期，即使最終獲得了巨額賠償，仍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是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為宜。而麥當勞出售的咖啡確實奇燙無比，如果繼續跟一個年過八旬、慘遭燙傷的老太太對簿公堂，扯皮斗氣，糾纏不清，媒體趁機胡說八道，搬弄是非，起鬨架殃子，既損害麥當勞的商業形象，又影響全球連鎖店的日常生意，還是折中妥協、庭外和解為好。
多年之後，據法律界權威人士披露，麥當勞秘密支付莉柏克的一次性「和解費」，總金額大約在六十至七十萬美元左右，與法官的裁定大致相當。刨去三分之一的律師費，莉柏克大概拿到了四十餘萬美元賠償，其附加條件為：受害者全家必須「保持沉默」，不得以寫文章、出書、接受媒體采訪等形式「舊案重提」，不得披露案情和解的內幕和細節，破壞麥當勞公司的商業信譽和形象。這個轟動一時的大案，終於正式降下了帷幕。
在保護消費者權益、預防熱飲燙傷問題上，「麥當勞咖啡案」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轟動效應和免費廣告的宣傳作用。通過此案，全美餐館飯店和全球消費者皆知，意外潑灑了一杯燙咖啡，竟然可能造成近乎致命的人身傷害，竟然可能引發轟動全球的賠償大案，竟然可能導致數百萬美元的懲罰性賠款，絕對不可以置若罔聞，掉以輕心！對於公司和企業老闆來說，麥當勞案相當於殺一儆百、當頭棒喝的嚴重警告：別把豆包不當干糧，別把顧客不當上帝，別把消費者投訴不當回事兒！
值得一提的是，因麥當勞咖啡燙傷事故發生在轎車內，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類似的意外傷害事件，全球汽車廠商皆從顧客安全著想，在車座旁邊精心設計了安全放置飲料杯的特別位置，極大地減少了不慎潑灑熱飲的可能性。這種對消費者人身安全高度重視的人性化設計，亡羊補牢，防患未然，造福顧客，功在社會。
可能有人認為，一個不足掛齒的咖啡燙傷案，竟然索賠數百萬美元巨款，這豈不是把法律當兒戲？這豈不是違背了常理世情？其實，這恰恰正是美國法律的高明之處！在通常情況下，的確應當遵循小過失小懲罰、大過失大懲罰的民法原則。可是，美國有三億消費者，即使其中的百分之一遭受大公司的惡意欺負，或因遭受侵權和欺詐造成經濟和精神損害，被迫耗費時間和金錢去打官司或「打假」，也將是司法資源和社會成本的巨大浪費。
因此，只有把違法企業和侵權造假者罰得死去活來，傾家盪產，銷聲匿跡，追悔莫及，只有使受害者和「打假者」一夜暴富，名滿天下，揚眉吐氣，心花怒放，才能真正捍衛法律的尊嚴和消費者的權益，才能卓有成效地打擊惡意侵權和商業欺詐，才能從嚴督促企業遵紀守法和誠實經營，才能最終形成井然有序和善待消費者的良好市場環境。乍看之下，「懲罰性賠償」違背了常理世情；冷靜思考，其實這是高度法律智慧的體現。
「麥當勞咖啡案」後，美國各州出現了一堆因熱飲過燙對麥當勞、漢堡王等快餐連鎖店提起訴訟的官司，迄今為止，無一勝訴。但是，律師貪得無厭，無事生非，另闢蹊徑，高招迭出。2002年，紐約州兩位青少年指控麥當勞公司故意隱瞞快餐食品存在的健康風險，發布欺騙性廣告，誤導顧客頻繁光顧，引發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臟病等健康問題。
2005年，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正式裁決，要求麥當勞對「集體訴訟」進行應訴。上訴法院裁決，原告律師有權搜集證據以支撐訴訟，可以向麥當勞公司索要相關的內部資料和秘密文件。麥當勞總部申辯說：「這種千奇百怪的民事訴訟，簡直就是無事生非，無理取鬧！」眾所周知，麥當勞並未用槍頂住任何人的後脊樑，強迫消費者購買漢堡包。
然而，就某種意義而言，「麥當勞肥胖案」這類荒誕無稽的官司，並非一無是處。面對官司和民意壓力，麥當勞與時俱進，改弦更張，開始嘗試改用低脂油，改良菜譜和軟飲料，減少油炸食品，增加蔬菜水果，試圖重塑自身形象，以煥然一新的面貌贏得全球消費者。
正是在法律法規的約束之下，超級跨國公司的實力越強大，往往越不敢恃強凌弱，蠻橫霸道，更不敢肆無忌憚地把利潤置於公眾利益之上，反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遵紀守法，嚴格自律，在產品質量和顧客服務方面，更不敢玩奸耍猾，稍有閃失。正是在陪審團審判的威懾之下，超級跨國公司不得不視普通消費者為上帝，成為遵奉商業規范、童叟無欺的道德楷模，成為樂善好施、肩負社會責任的慈善大家。
Ⅵ 美國人在中國受中國法律管制嗎
任何外籍人士在中國境內都受中國法律管制和約束，但也同時受中國法律保護。
Ⅶ 美國人權法案具體怎麼規定的
美國人權法案規定：
1、信仰、出版、集會、示威自由 。
2、攜帶武器的自由 。
3、軍隊不得進入民房 。
4、免於不合理的搜查與扣押 。
5、正當審判程序、一罪不再理、無罪推定、徵用私產需賠償 。
6、刑事案件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
7、民事案件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
8、禁止過度嚴厲的刑罰和罰款 。
9、憲法未列明的權利同樣受保護。
10、憲法未賦予政府的權利都屬於各州和人民。
Ⅷ 駐扎在美駐華大使館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受我國法律管轄嗎
大使館是一國在建交國首都派駐的常設外交代表機關。大使館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全面負責兩國關系，館長一般是大使，也可以是公使或者其他等級的由派遣國委派的外交人員，由國家元首任命並作為國家元首的代表履行職責。
在美駐華大使館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不妨礙外交豁免權的條件下，需要遵守我國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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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領館主權並非領土主權】
為了更加明晰使領館作為派駐國主權權能，境外實施之功能性特定空間，必須要明確主權權能要義之類型。
派駐國在接受國設置的使領館，絕非派駐國主權項下的領土及其延伸。使領館所佔用的土地，只能是駐在國主權項下固有的領土；只是基於兩國正常友好的外交關系建立與建設之需要，由雙方協商，並根據駐在國法律取得某塊土地的專項排他的獨一使用權利。以此地上權建構而成的使領館區域，成為服務並服從於派駐國主權權能中，非領土性權能義項的有效實施與展開，如在接受國里代表派遣國，在國際法與雙方協議許可的范圍內，盡力在接受國境內保護派遣國及其公民的利益，就雙方特定的外交事項，與接受國進行交涉和商談，為接受國國民前往派遣國提供簽證服務，為在接受國境內的派駐國國民提供領事幫助，等等，這些都是派遣國主權權能所涉及的國家事務，它們與派駐國領土並無實質聯系，而是在其領土之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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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豁免權就是享受特殊待遇，外交豁免權也就是外國代表和外國使館在駐在國享有的特殊權利和優惠待遇，又稱為外交特權。
按照國際法或有關協議，外交豁免權包括司法管轄豁免、訴訟豁免、執行豁免。具體來分主要有：1.使館涉及財產、檔案不受侵犯，駐在國人員不得進入使館採取行動或實施法律程序；2.通訊自由，外交郵袋不受開拆或扣留；3.使館舍免繳各種捐稅，使館公務用品入境免關稅；4.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禁，駐在國司法機關不對外交代表進行訴訟程序、不審判、不作執行處分；5.外交代表的私人用品准予進口並免關稅。
此外，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特別使團團長及使團成員、途經或作短暫停留的駐第三國的外交人員等，也都享有外交豁免權。
但享有外交豁免權的人員對駐在國負有下列義務：在不妨礙外交豁免權的條件下，遵守駐在國法律規定；不幹涉駐在國內政；不濫用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特別是把使館館舍作與國際法不相符的利用；不在駐在國為私人利益從事專業或商業活動。如果外交代表以私人名義從事商務與其他經營活動而引起訴訟的，該外交代表不能請求獲得管轄豁免。
外交豁免權的主要內容有：人身、館舍、住所和公文、檔案、財產不可侵犯；使用密碼通訊和可以派遣外交信使；在駐在國使用本國國旗、國徽；管轄的豁免；免納關稅和捐稅，免除一切役務。外交官家屬也享有這種特權和豁免。1961年制定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對外交特權和豁免權作出了較完整的規定，目前世界各國大部分已簽署。
如果外交代表以私人名義從事商務和其他經營活動而引起訴訟的，該外交代表不能請求獲得管轄豁免。在民事行為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比如說財產繼承權等。
【延伸】
就一國刑法效力適用的空間范圍而言，本國主權領土是其屬地管轄的主體，外國主權領土內有限的特定場所是其功能意義上的空間，為刑法屬地管轄的補充。於一國領土內的犯罪，在法律上隸屬於該國，但其實際所在位置居於外國領土內的本國船舶或航空器內的犯罪，均歸一國刑法管轄，是這種基於領土主權本源，及溯源於主權權能之境外延伸的法律擬制結構之典型。由一國派駐並設立在與其保持正常外交關系的國家內的使領館，就是屬於這種法定擬制範式。
【使領館法律地位來源於國際條約】
在國際法上，使領館的法律地位是由兩個國際條約，即《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 《維也納領事公約》予以確立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是基於為國際關系配置適宜的國際法律規范，旨在建設並維持有序合作的國家間關系及國際秩序，而專為各國駐外之代表機構設定的國際法框架。加入該公約的各個成員國將其或直接設定為，或經由立法程序轉化為國內法。因而在基本規范及結構方面，各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與該公約內容相差無幾。
使館是一國派駐外國的常設代表機關，其設立前提是兩國 （或一國與某個國際組織）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為便利使館及其外交人員有效執行職務，各國在互惠的基礎上相互給予對方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一定的特別權利和優惠待遇；如使館館舍、檔案文件、通信自由等不得侵犯，免納捐稅、關稅，有權使用派駐國國旗、國徽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和豁免條例》除了吸納上述特權與豁免事項之外，還明確使館館捨不得用於與使館職務不相符合的活動或用途。就領館館舍而言，《維也納領事公約》也作如上規定，但內涵略有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和豁免條例》與此公約相近。
上述內容只是從兩個層面對駐外使館和領館之法律地位與功能予以定位，一是國際法，二是駐在國法律，但此兩類法律均未涉及派駐國與其駐外使領館間法律關系。這只能表明，不論是基於國際法視角，還是立足駐在國法律，二者均認定使領館與其派駐國間關系所需要的法律規范，有且只能來自派駐國法律體系。因此，就使領館所必需的法律而言，為確保其正確而有效履行職務，必須藉助於派駐國的法律，並對其國家職能與國際角色予以明晰定位。
【使領館是派駐國主權功能的延伸】
使館館舍是由建築物及設施組成的，因而具有場域封閉、功能特定、空間有限的屬性；它與設置於其周邊的駐在國建築、道路與其他設施存在著明顯而確定的分界線。在此界限以內，就是全部的使館館舍物理空間區域，未經使館館長許可，接受國官吏不得進入使館館舍，且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採取一切適當步驟保護使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害，並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安寧或有損使館尊嚴之情事。但此類一切適當步驟作為採取的行動，其實施空間或場所只能是位於緊貼著使館館舍，與其周邊駐在國其他區域予以顯明區隔的分界線外的駐在國區域內。分界線之內的使館館舍全部區域之每一處及設備，以及館舍內其他財產與使館交通工具均免受駐在國之搜查、徵用、扣押或強制執行。
《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和豁免條例》作為有效法律，它們所調整的對象或約束的行為，就是符合上述內容之所作所為；但它們對此界限以內的使館館舍空間實施何種法律，並未涉及。可以確定的是，使館館舍區域絕非法律真空地帶，它必須符合國際法規范要求，即使完全不適於駐在國法律，也應當對其予以尊重。
在使館館舍內，既有專供使館工作人員從事公務或事務的專屬功能空間，亦可能有供駐在國政府官員、公民或社團辦理與派駐國有關的事項區——這一點在領館館舍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後一功能區域，駐在國公民經允可，能夠合法進出其中。就刑法的適用而言，使館館舍區域內適用最多的該是派駐國的刑事法律，因而完全可以將其視為派駐國刑事主權權能境外施展的功能性延伸空間。
Ⅸ 簡述美國法中侵權責任的基本原則
在美國，侵權法主要屬於各州的法律范疇，而且主要由判例法組成。在聯邦法律中1946年的Federal Tort Claims Act (聯邦侵權索賠法）是最主要的一個法律。
侵權行為可分為故意侵權行為（intentional tort)、過失侵權行為（negligence or negligent tort)和嚴格責任侵權行為 (strict liability tort). 對侵權行為的一般救濟方法是對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予以一定的金錢補償，在涉及交通事故等領域的侵權賠償則廣范採用保險賠償的方式。
侵權法的原則簡單有：
1、每個人都要對其侵權行為承擔責任，在有限的形式下兒童亦然（但是，父母僅當其作為該兒童之代理人或未能按照其監護義務行事時才負此責任），但國家不在此例，除非法律明確規定取消了國家的豁免權。
2、每個人包括新生兒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 當其被繼承人或近親屬被故意或過失導致死亡時（非正常死亡之訴），繼承人或近親屬可以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3、過失侵權責任以過失行為和對人身或財產的侵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前提要件。一個人若沒有盡到其注意義務就被認為是有過失的。
Ⅹ 中國可以起訴美國公民嗎
1、既然當時已經被告起訴：就沒有追訴時效的限制了，不管是7年還是多少年：只要他在中國境內就會被追訴。
2、「曾經在中國被起訴經濟詐騙（刑事），7年後成為了美國公民（移民）還可以被中國起訴嗎？在過境回中國時，中國有權可以扣押嗎？」：
（1）如果他在美國，中國司法機關無權到美國去抓捕他。
（2）如果他到了中國境內：中國對他就有了刑事管轄權；可以對他扣押並公訴審判。因為：普通外國人在另一國內沒有司法豁免權，只有外交人員享有刑事和部分民事豁免權。
3、「那麼被扣押了，尋找美國大使館的幫助有用嗎？」：有一定作用，就是：美國大使館可以請求對他公正審判、並可以為他聘請律師，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