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夫妻侵權國內外研究現狀急！
所謂夫妻侵權，即配偶之間的侵權。是指具有合法婚姻關系的夫妻，實施了危害配偶一方的人身權和財產權，使對方的人身、財產乃至精神方面受到損害的過錯行為。夫妻侵權行為作為侵權行為的一種，雖具有特殊性，但它仍然是一種違法行為，侵權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承擔法律責任的情形有三種：一是刑事責任，二是行政責任，三是民事責任。然而，針對家庭暴力等婚內夫妻侵權行為，我們的法律更多的是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婚內侵權行為所引起的民事責任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
一、影響夫妻侵權行為民事責任建立的原因
一是人的觀念問題。大多數人諱言夫妻間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主要是認為是夫妻間的事，屬於個人的私事，正所謂法不入家門，完全可以由夫妻雙方協商解決，法律介入會影響夫妻間的感情。況且，夫妻間即使發生一些矛盾，出現一些侵權行為，只要一方沒有提出離婚，就說明這種矛盾和侵權並不重要，或者說一方對另一方的侵權行為予以默認，這完全符合民法上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法律根本沒必要介入。其實不然，夫妻間被侵權的一方，之所以容忍另一方的侵權行為，主要原因是缺乏婚姻內救濟途徑狀告無門，而不得不放任這種行為的存在，因此建立夫妻間侵權行為的民事救濟制度，已成當務之急。丈夫將妻子打傷，妻子不請求離婚卻只請求丈夫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丈夫不撫養妻子，妻子不請求離婚卻只請求丈夫給撫養費，而法院如果支持了妻子的訴訟請求，這可能會令多數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普遍認為夫妻一體，怎麼賠？怎麼給？給了也是共同財產。但在美國等很多西方國家中，諸如此類的案件可是屢見不鮮。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除有民族文化傳統的差異外，最主要的是那些國家的夫妻財產制度與我們的有所不同。封建的夫妻一體主義的傳統理論尚存於我國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基於這種思想，人們很難在婚後形成夫妻獨立的財產制的意識。
二是立法問題。現行婚姻法也是以法定共同財產制為原則，以法定個人財產制為例外，雖也規定了夫妻約定財產制，但在現實生活中夫妻間很少採取約定財產制的形式，因此只有在離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時，才能確定夫或妻的個人財產，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個人財產與共同財產往往無法界定。若發生夫妻侵權行為，賠償問題無法提起，即使提出也缺乏實際操作性。為此，夫妻共同財產制已成為追究婚內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的障礙，為保障夫妻間獨立的人格權和財產權，法律應明確婚內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而這一點在現行婚姻法中是沒有明文規定的，不能不說是立法的一個疏漏和缺憾。有人認為新《婚姻法》第46條對損害賠償責任已經做出了規定，但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是離婚，與婚內侵權不是一回事，而且新《婚姻法》司法解釋第29條規定：若當事人不起訴離婚，而僅依據新《新婚姻法》第46條請求損害賠償，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條規定實際上排除了對婚內夫妻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的追究。目前，除了重婚能夠被提起公訴，追究刑事則任外，象包二奶、家庭暴力等社會現象，在婚姻持續期間，法律一般是無法介入的。加之向夫妻間內部的一些侵權行為，如果不是由其中一方提出，外人也很難知曉。也就是說夫妻間被傷害方處於某種考慮，對這類侵權行為予以默認，使家庭暴力、包二奶等社會丑惡現象長期存在。這不僅污染了社會風氣，淪喪了社會道德，而且嚴重的妨礙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二、建立夫妻侵權責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夫妻侵權責任民事法律制度， 是維護家庭穩定的社會需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其和諧與穩定對於社會至關重要。俗語講「寧拆十座廟，不毀一門婚」，說明維護家庭的和諧穩定是我們國家的優良傳統，也說明了一個穩定的婚姻家庭對家庭成員和社會的重要性。但近年來，我國離婚案件一直呈上升趨勢，由此而來的單親家庭增加，涉及子女撫養、老人贍養等糾紛也隨之增多。離婚不僅是家庭內部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離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一方對另一方的過錯侵權。一個家庭之所以支離破碎，最終走向解體，決不是偶然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它是夫妻間矛盾無法調和的最終產物。修正後的婚姻法第三章「婚姻家庭關系」中，雖然對夫妻之間的一些權利義務做出了規定，但缺乏強有力的保障措施，僅在第五章「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第43條、44條、45條對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和重婚行為，做出一些規定，提出一些救濟措施。婚姻法對夫妻間侵權規定較少，且救濟手段單一，僅限於行政和刑事「救濟」，如何進行民事救濟始終是空白。由於夫妻間的侵權決非以上幾種（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權、財產權等），而且基本上屬於民事侵權。由於缺乏民事救濟的途徑，絕大多數的夫妻內部的侵權行為主要靠夫妻間協商解決，雖然夫妻間協商解決相互間的侵權問題，具有一定的優勢，但也存在協商不成，侵權行為難以及時制止問題。使夫妻間侵權行為長期、持續的存在，最終導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體。為維護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就需要對受夫妻侵權行為損害的一方，予以民事救濟，制止侵權行為，以維護家庭的和諧穩定。
(二）建立夫妻侵權責任民事法律制度，是弘揚精神文明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求建立健康、向上、文明的新型家庭關系。夫妻應相互忠實，互相尊重；由於目前缺乏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侵權責任和民事救濟措施的有關規定，使得在婚姻存續期間，被侵權的一方得不到及時法律救濟，無形中助長和放任了侵權方的侵權行為的發生。被侵權方若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依據現行的有關法律規定，離婚基本上成為唯一的選擇，只有離婚時，無過錯方才有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
(三）建立夫妻侵權責任民事法律制度，是落實男女平等的社會需要。男女平等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婦女權益保護法》第40條規定「國家保障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民法通則》第105條規定：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權利。而夫妻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在夫妻關系中的必然要求。所謂夫妻地位平等是指夫妻在家庭中的權利義務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只享有權利而不承擔義務，或者只盡義務而不享受權利。夫妻地位平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身關系平等，二是財產關系平等。新婚姻法第13條規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並在第14條、15條、16條、17條、18條、19條和20條等就夫妻間的人身、財產關系做出規定。應該說這些規定很具體全面，但對夫妻一方違反法律規定應承擔什麼責任，和怎樣承擔責任，缺乏相應的規定。實踐中夫妻一方，常憑借經濟的優勢，不履行法律規定的夫妻的義務，壟斷家庭的一切事物，而處於弱勢被侵權的另一方，由於沒有有效的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只能逐步喪失獨立地位，凡事不得不依賴、服從另一方，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規定成為形式，正所謂「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因此，只有建立夫妻間侵權行為的民事救濟制度，才能真正實現夫妻地位平等，進而實現男女平等。
三、建立夫妻侵權責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可能性
（一）夫妻間尤其是妻子主體地位的獨立性增強，使建立夫妻間侵權行為民事救濟制度成為可能。在古代社會是談不上夫妻間侵權行為的民事救濟的。因為無論是在奴隸社會或是封建社會，夫妻關系是一種尊卑、主從關系，妻子基本上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妻子的人格完全被丈夫所吸收，這種一體主義的婚姻，即談不上夫妻間的侵權，也談不上夫妻間的侵權行為的民事救濟。解放後，在我們國家先後頒布的兩部婚姻法中都明確規定男女平等，否定了夫妻一體主義的立法觀，強調夫妻各自具有獨立的人格。這就為夫妻間民事責任的承擔奠定了主體上的可能性。現在人們最大的擔心在於對夫妻間侵權行為進行救濟，可能會影響夫妻間的和諧，認為夫妻內部事情，最好由夫妻內部處理就能夠全部解決，它往往需要一方的逆來順受為代價。這顯然是不合時宜和潮流的。
（二）夫妻財產制的逐步完善，使建立夫妻侵權行為的民事救濟制度成為可能。我國1980年《婚姻法》第13條、31條、32條對夫妻財產製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實行法定夫妻財產制與約定夫妻財產制並軌，以法定財產制為主、約定財產制為輔。以適應基本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婚姻當事人的夫妻財產關系多樣化的要求。修訂後的婚姻法第17條、18條、19條、39條、40條、和41條的規定，對我國夫妻財產製作了進一步完善，實行法定夫妻財產制、特有財產制和契約財產制三種並行制度。雖然修訂後的《婚姻法》以婚後所得共同制為法定夫妻財產制，但婚姻當事人對夫妻間的財產制度可以選擇。許多學者在探討夫妻間侵權行為的法律救濟時，認為夫妻間侵權行為發生後，無法實施民事救濟，因為，夫妻的財產是共同的，夫妻間侵權後，即使進行民事賠償，其所得的財產仍為夫妻共同所有。所以這種救濟既沒必要也不可能。隨著夫妻財產制的完善，夫妻之間完全可以通過約定和民事救濟，擁有自己的獨立財產，這就為夫妻間侵權行為的法律救濟，提供了可能性。
四、建立夫妻侵權責任的幾點建議
（1）完善立法執法。雖然婚內夫妻侵權行為由於主體僅限於夫或妻而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特殊主體並不妨礙侵權民事責任的承擔。《民法通則》第134條規定的侵權責任方式也可適用於婚內侵權行為，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而賠償損失是適用最為廣泛的一種侵權責任。人民法院還可依職權對民事違法行為人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剝奪部分財產處置權、剝奪部分權利、處以罰款等。如：婚前財產--房屋，所有人不得隨意處置。如果婚內夫妻侵權事情節嚴重可部分剝奪婚前財產所有權，甚至全部剝奪，作為對被侵權方的補償。現實生活中，尤其是農村，男方把房子准備好，女方買家電、傢具等。過十年八年，房子還是我的，家電、傢具等已貶值，不願意過你走人，而女方無房，無處安身，只得委曲求全，任其「包二奶」、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
（2）加大夫妻間侵權道德輿論的宣傳力度。夫妻間的侵權往往帶有對倫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間的義務有些並非來自法律，而是倫理道德上的義務，這種義務的承擔靠的是倫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對這種夫妻間的侵權，只能靠道德規范。要從整和社會資源方面入手，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司法行政、民調、普法、民間組織、社區居委會、村委會多方力量充分發揮各自的 作用，齊抓共管、相互協調，形成合力。可以先搞試點，有點到面，逐步推廣。可以先搞家庭公約、村規民約、樓院公約作為一個規定，可以規定幾條。如：不履行夫妻義務、無正當理由夜不歸宿、賭博、網戀、打罵妻子（丈夫）、精神虐待可以通過道德評議會、家庭會予以訓誡、據結悔過書、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罰款等多種形式，也可以罰做家務、罰做社會義工、在一定的場合檢討、重溫婚姻誓言等多種方式進行。從道德、倫理方面約束夫妻間的侵權行為。
Ⅱ 國內研究現狀
1.2.2.1 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已步入規范化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地質工作，產生了大量的實物地質資料。當時的管理模式是由各地勘單位建立岩心庫，一些地質局和地質院校建立地質博物館，保管資料設施簡陋，技術方法落後，服務對象大多限於本單位或本系統，對地質資料的服務意識較為淡薄，基本不提供對社會的服務。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工作開展較少。
2002年，國務院印發了《地質資料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349號），明確提出了實物地質資料的概念「是指在地質工作中形成的岩礦心、各類標本、光薄片、樣品等」，明確了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內容：「公開和利用」，並明確提出「探礦權人、采礦權人匯交的地質資料等由地質資料館或者地質資料保管單位予以公開」、「保護期內的地質資料可以有償利用等」。
2003年，國土資源部發布了《地質資料管理條例實施辦法》，明確了國家級和省級地質資料館的服務職責「地質資料館藏機構應當利用現代信息處理技術，提高地質資料的處理、保管水平，建立地質資料信息服務網路系統，公布地質資料目錄，開展對地質資料的綜合研究工作，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為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
2008年，國土資源部印發了《實物地質資料管理辦法》，我國實物地質資料服務工作進入新的階段。辦法明確規定了實物地質資料管理機構的職能「建立健全館藏實物地質資料保管、利用制度」「並向社會提供實物地質資料服務」。
2012年，國土資源部辦公廳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原始地質資料管理的通知》【國土資廳發〔2012〕57】），再次明確了「館藏機構及受託單位應積極創造條件建設地質資料庫房，依照相關規定對原始地質資料進行保管和提供服務」。
1.2.2.2 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開始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
實物地質資料管理專家翻譯了部分發達國家的相關資料，對包括美國、澳大利亞、英國、荷蘭等國家的實物地質資料服務情況進行了考察，並撰文介紹了這些國家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先進經驗。如：任香愛（2013）發表的《中國與部分發達國家實物地質資料管理政策與方法對比》，分析了發達國家與我國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的政策方法；劉鳳民、任香愛、夏浩東等（2013）發表了《荷蘭實物地質資料管理工作概況》及《英國實物地質資料管理情況及其啟示》；陳新宇（2013）發表了《俄羅斯實物地質資料的管理與服務》及《國外地質資料管理服務特點與加強我國地質資料管理和服務的建議》。
1.2.2.3 我國各省和各行業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開始起步
近年來，各省主管部門開始了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各省管理人員針對各省的不同情況，介紹了各省的服務現狀及管理建議，對建立我國省級實物地質資料服務模式做出了探討。如任香愛（2013）發表的《省級實物地質資料館建設面臨的問題及建議》，樂艷莉、陳忠良（2011）發表的《上海市實物地質資料信息管理與服務系統建設》，李東風等（2013）發表的《建立遼寧省礦產資源勘查實物地質資料篩選分級標準的思考》，李卉、於順然（2012）發表的《江蘇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現狀與對策建議》，張紅、張美芝（2008）發表的《山東省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現狀及對策》等。
各行業也根據行業的不同，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體系進行了探討。如賈顯英（2013）發表的《淺談油田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的現狀與對策》，岳玉山（2009）等發表的《地質岩心實物資料的標准化管理》。
1.2.2.4 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內容由生產管理向公共服務轉變
最初幾年，實物地質資料研究的內容大多數屬於實物地質資料的管理（即採集、匯交、庫藏等方面），服務研究資料較少。近年來，實物地質資料研究的內容開始逐步轉向服務研究轉變。如：任香愛與張業成（2013）發表的《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與產品開發的總體設想》，提出了開展我國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的總體設想；高鵬鑫（2013）發表的《實物地質資料服務體系框架及其內部組合關系》，論述了服務研究的框架及體系內部各子體系的相互關系；本人（2013）也進行了探索性研究，發表了《實物地質資料管理與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初步探討》。
從目前國內外研究情況看，存在以下問題：
（1）由於國情不同，還沒有完全可以借鑒的國外關於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成果的成熟模式，需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服務體系。
（2）國內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剛剛起步，近年來也取得明顯的進展。但大多數可借鑒的研究資料屬於地質資料的范疇，由於實物地質資料的特殊性，有針對性地服務研究還比較薄弱。
（3）目前國內的研究成果大多數偏重於對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的研究，對服務的研究比較薄弱。
（4）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僅限於個別產品的開發和利用，還沒有根據公共服務需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服務體系。
Ⅲ 國內的研究現狀、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
20世紀60～70年代，我國曾掀起在黑色岩系中尋找「五元素」礦床及鉑族元素的高潮，並在南方取得了進展和突破。初步確定在下列9個層位的黑色岩系中賦存有大型超大型礦床；①中元古代下昆陽群；②新元古代歪頭山組；③早震旦世大屋組、南沱組；④晚震旦世陡山沱組；⑤早寒武世牛蹄塘組；⑥早—中志留世；⑦晚泥盆世；⑧早二疊世；⑨晚第三紀中新統等。礦床集中於早寒武及晚泥盆世地層中，形成了5個超大型和為數眾多的大—中型錫、銻、重晶石礦床，並初步查明PGE含量比較高的層位出現在晚震旦世陡山沱組及早寒武紀牛蹄塘組。
陡山沱組廣泛分布於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及四川、重慶北部地區、該組中富有機質的黑色岩系厚達20餘米，屬潮坪相及沼澤相沉積並與石煤、磷礦、菱錳礦等相伴產出。目前在陡山沱組發現的礦床類型計有：沉積型銀釩礦床（湖北興山白果園）；微細浸染型金銻礦床（鄂南崇陽縣方山）；接觸交代型銀鉛鋅礦床（安徽祁門縣三堡）；沉積改造型鉬礦床（湘南安化張家嶺）。經前人查證僅在重慶城口、四川萬源一帶見鉑族元素礦化。
早寒武世黑色岩系是我國南方地史轉折期大規模缺氧事件產物，具分布廣泛、層位穩定特徵，常由碳質頁岩、碳酸鹽岩、砂岩、磷塊岩、硅質岩組成，部分地區還見石煤及基性－超基性火山凝灰岩。黑色岩系有機碳含量為5.6%～18.7%，同樣還普遍含有以黃鐵礦為主的金屬硫化物。陳南生等（1986）根據黑色岩系岩相及成礦元素組合特徵將該層位多元素礦床分為下列3類：①鎳鉬多元素礦床；②釩礦床；③沉積再造型銅鉬釩鈾多元素礦床。PGE查證成果表明具工業意義的礦化主要出現在鎳鉬多元素類型的礦層中（表3-4）。
Ni、Mo多元素礦層分布於貴州遵義，雲南德澤、湖南大庸、慈利、浙江諸暨、富陽、桐廬等地，賦存於碳硅質、黑色岩系底部，呈層狀、扁豆狀產出，厚度不大（大庸為0.5～1.8m、遵義0.1～1m，最厚2m，織金0.01～0.14m），屬陸架近濱－斜坡環境中局限滯流盆地沉積。Ni、Mo多元素礦層硫化物組合十分復雜，計有黃鐵礦、白鐵礦、硫鉬礦、二硫鎳礦、輝鎳礦、針鎳礦、輝砷鎳礦、鎳黃鐵礦、紫硫鎳礦、黃銅礦、黝銅礦、閃鋅礦、銀金礦、鈦鐵礦等，未見獨立鉑族礦物，推測為超微細顆粒或碳質吸附狀態存在。礦層品位：Ni 1%～5%（平均3.01%）、Mo1%～20%（平均3.48%）、Cu 0.09%、Se 0.28%、Au 0.054～0.38g/t、Ag 7.2g/t，並普遍含Pt 0.2～0.4g/t、Pd 0.26～0.66g/t、Os 0.073g/t、Ir 0.043g/t（分選提純鎳鉬精礦中Pt+Pd為1.84g/t）。據梁有彬等（1999）統計報道，∑Pt品位大庸0.602g/t、遵義0.70g/t、織金0.47g/t，最富的貴州天鵝山達1.295g/t（其中Pt 0.58g/t、Pd 0.50g/t、Os 0.19g/t）。
在成因上，過去認為鎳鉬礦是有機質參與下的沉積礦床，但近年經穩定同位素和流體包裹體研究，支持了海底噴氣熱水沉積觀點；Re-Os同位素年齡為560Ma和541Ma（毛景文等，2002）；包體測溫黃鐵礦形成溫度115～185℃；有機質成熱度推算成岩期溫度為154～210℃；石英、方解石均一溫度為130～200℃。成礦與沉積同時並受局限盆地控制。
我國黑色岩系PGE研究突出了低溫地球化學條件下多組分體系的相平衡。在實驗模擬中得出：在25～200℃條件下，Pt可以Cl的絡陰離子搬運，其量可達×10-9級，而Pd可高一個數量級；在300℃N aCl/H2SO4溶液中，Pt可呈硫化物遷移沉澱。此外，在黑色岩系中，Pt、Ir常與自然金混合，呈超微細態出現。上述實驗和測試解釋了黑色岩系中未見獨立鉑族元素礦物的客觀現象。
表3-4 中國南方黑色岩系礦床PGE查證成果表（wB/10-6）
盡管黑色岩系中PGE可以富集成礦的認識已經在理論上得到了確認，在經濟開發的前景方面也得到了肯定，即早晚會被開采利用，但目前還存在許多問題：
1.分析測試技術未過關.國外技術保密，國內沒有開展對應的研究，嚴重地影響到勘查評價
黑色岩系中鉑族元素礦床的勘查技術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卡林型金礦，30年前我國地質工：作者對於卡林型金礦還「一無所知」，後來通過國外實地考察、國內大量找礦工作的投入，終於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在我國西南部的滇黔桂3省交界地區和秦嶺陝甘川3省交界地區確立了兩個大規模的卡林型金礦成礦集中區，發現了一大批金礦，並且得到了開采。可以說，卡林型金礦目前在中國已經「全面開花」。卡林型金礦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分析測試技術取得突破，尤其是「痕金」快速分析技術過關，並且使類似技術「傻瓜」化，幫助地質人員在野外利用「痕金分析箱」就可以完成找礦「偵察」工作。
PGE目前面臨類似情況，即適合於黑色岩系中PGE含量分析測試的技術不但在實驗室未過關，更談不上野外的快速分析。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進行過對比實驗，對采自四川硫磺廠和三大灣的含礦黑色岩系樣品分別進行了對比測試，每次測試工作的質量從標樣的重現性及其與標樣推薦值的對比可以看出是合格的，但前後兩次測試之間的結果卻有一定的差距（表3-5）。這說明，鋶試金富集鉑族元素ICP-MS法（孫亞莉等，1997）對於黑色岩系中的PGE來說並不合適，但目前還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
表3-5 三大灣和硫磺廠同一樣品兩次分析結果的對比
俄羅斯的科學家通過30多年研究，也明確指出，常規的方法和目前通用的火試金法對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是不適合用的，因為在試樣加熱過程中，PGE很可能隨著C元素的揮發而「丟失」！盡管俄羅斯的科學家已經掌握了相應的分析技術，但他們嚴格保密，無論是刊物上還是網路上都沒有公開相關的測試技術；盡管國內有關研究人員多次建議相關部門設立專門的分析測試研究課題，但一直得不到批准，以至於野外找礦工作停滯不前。因此，我們建議，中國地質調查局及其他有關部門還是應該立項開展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測試研究工作。這不僅僅是一個項目的問題，而是關繫到能不能從我國揚子地台周邊及新疆東天山、西天山等地廣泛分布的黑色岩系中找到鉑族元素礦床的重大現實問題。
2.缺乏長期堅持不懈的研究和地質找礦工作
原地質礦產部孫大光部長曾經在1977年的全國地質工作大會上專門強調鉑族金屬是國家的急缺礦產資源，應該加強地質找礦工作。隨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掀起了全國范圍內尋找鉑族元素礦床的一個小高潮，並推動了四川楊柳坪和雲南金寶山兩個鉑族元素礦床的成功勘探。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鉑族元素礦床的地質找礦工作基本停止。21世紀初.隨著地質大調查項目的實施，又一次開展了鉑族元素礦床的找礦工作，曾經設立了重慶城口黑色岩系中鉑族元素礦床的地質找礦評價等項目，但由於分析測試等方面的原因無果而終。
綜觀國內外鉑族元素礦床的地質找礦經驗，沒有哪個礦床是在短期內查明其資源量的。即使是美國的斯提爾沃特（Stillwater），盡管在成礦模式的指導下只用了短短一兩年時間就發現了礦，但用了10多年時間才初步查明其資源狀況，而從查明資源狀況到開發利用又花了20多年時間。即使是已經開採的礦床，由於綜合評價等方面的原因也會給礦山開發帶來波折。如加拿大的伊勒湖鈀礦床，1993年開始開采，連年虧損，到1998年幾乎關閉，後來在資料二次開發和成礦規律重新總結的基礎上，通過重新評價大大地擴大了資源量，選擇了類似於斑岩銅礦「低品位大礦量」的開采理念，從而起死回生（施俊法等，2005）。因此，對鉑礦來說，短平快項目是不太可能取得找礦突破的。
3.采選冶研究嚴重滯後
黑色岩系中的鉑族元素礦化以「低品位大儲量」為特點，因此，采選冶就成為開發此類礦產資源的關鍵。但目前我們還沒有此方面研究成果的報道，尤其是C質吸附PGE的問題亟待解決。本次研究發現，三大灣地區含C質岩系中的PGE可能被C吸附，類似於「碳吸附金」的情況。如何查明PGE與「C」之間的「吸附」機制並把PGE從「C」中解吸下來，不僅僅是一個礦床成因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礦床開發的技術問題。建議首先開展PGE與C的聯測研究，即同時測定樣品中PGE的含量和C（包括不同類型的「C」）的含量，查明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然後研究C與PGE之間的吸附與反吸附問題，為黑色岩系中PGE的回收提供科學依據。
Ⅳ 國內研究現狀及進展
1.3.2.1 構造研究及進展
國內對沂沭斷裂構造帶的研究者甚多，研究程度較高，但尚存在長期爭論的問題。
（1）早期對沂沭斷裂帶的認識
有資料記錄最早對沂沭斷裂帶進行調查的是德國人李希霍芬（1898），他對山東進行地質調查，第一個描述了山東的重要斷裂構造［14］，指出「山東的山地由自北向南沿著濰河斷層分為兩個地質和山嶽形態不同的部分」，並在其編制的構造圖上標出了斷裂帶的位置。1923年，中國學者譚錫疇在調查山東中、新生代地層時於莒縣境內首次記述了沂沭斷裂帶的蹤跡［30］，「莒縣溪谷之西，有一南北向之正斷層，仰側為古生代前期及太古代地層，俯側為青山層王氏系及二疊、石炭紀煤系，斷距不大」。李捷（1929）在編制1∶100萬南京、開封幅地質圖說明書時描繪出沂沭斷裂帶沿沂河、沭河谷地發育，北接濰河的北北東向地層系所構成的「兩塹夾一壘」基本結構形態［31］。翁文灝（1930）在其著作中將李希霍芬的濰河斷層稱為山東濰河斷裂帶，並指出該斷裂為一地震中心。李四光在1948年已提出此斷裂帶的存在：「橫過山東從南邊沂水到北邊的濰縣有一強烈的破碎帶，這個破碎帶顯示出新華夏系擠壓的特點［59］」。同時他還第一次指出［60，61］，該斷裂帶向北延入遼東半島，向南延入江蘇北部。該斷裂與北北西向和北東東向二組扭裂面具有成生聯系，其形成時代為白堊紀。張文佑（1957）認為有一北北東向斷裂帶沿濰河、沭河、沂河谷地伸展，大別山東端的傾沒可能與它有關［62］。徐嘉煒（1956）在調查江淮之間的區域構造時，指出介於張八嶺地軸與淮河地台及魯東地盾與魯西隆起之間存在一條北北東向的巨大斷裂帶［63～67］，穿過安徽、江蘇、山東三省，命名為「安江山深斷裂」，1957年將其改稱「皖蘇魯深斷裂」。關於郯廬斷裂帶的對比研究見表1-3。
（2）中期對沂沭斷裂帶的認識
1957年，地質部航測大隊904隊進行大規模航空磁測時發現，山東郯城至安徽廬江一帶，有一條十分醒目的航磁正異常帶，第一次將之命名為郯城-廬江深大斷裂帶［3］。1980年在山東濰坊舉行了郯廬斷裂帶的專題學術討論會，學者們各抒己見，他們的許多觀點、分歧均刊登在1984年的《構造地質論叢》第3號中。此後對該斷裂帶的性質、演化及動力學機制的研究，引起中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後來的研究主要涉及沂沭斷裂帶的體系歸屬（鄧乃恭，1982）、水平斷距的大小、斷裂帶所表現出的大陸裂谷特點及地體邊界的表徵和沂沭斷裂帶形成的時代等一些重要的問題。80年代以來，對於郯廬斷裂帶的研究不斷深入，針對該斷裂帶的研究已舉行過多次學術討論會，對其形成時代、運動方式、活動特點等的研究已出版多部專著和專輯，有300餘篇論文從各種角度論證了此斷裂帶的形成、演化和活動特徵。
環文林等（1982）對郯-廬斷裂提出了三個重要演化階段，及其與太平洋板塊運動相聯系。第一階段，中侏羅世晚期-早白堊世（120 Ma），庫拉板塊消亡，中國東部處於壓扭應力場；第二階段，晚白堊世-古近紀（約90 Ma），太平洋洋脊消減，出現伸展開張的構造環境；第三階段，新近紀-第四紀（40 Ma），太平洋板塊消減，中國東部出現右旋剪切應力場，總的來看，太平洋板塊運動對中國東部大陸地質作用影響的主要時期基本一致，郯-廬斷裂在上述主導應力作用下發生平移、推覆、張裂［69～71］。萬天豐劃分出四個運動階段，時間為135～52 Ma，包括了太平洋板塊運動主要時期和郯-廬斷裂的主要活動
期［68］。
（3）構造研究爭鳴階段
概括起來，對郯廬斷裂帶（沂沭斷裂帶）的研究存在六種不同的觀點與認識（圖1-2）。
徐嘉煒最早研究郯-廬斷裂及其平移性質，他認為郯廬斷裂帶是西北環太平洋邊緣大陸內測的大型平移斷層，其動力背景是太平洋板塊向大陸板塊的斜向運動，主平移時期為晚侏羅-早白堊世（140～110 Ma），最大平移距達740 km，隨後他又發表多篇論文及專著，進一步闡述他的這一獨到見解［19～23，63～65］。他認為郯廬斷裂三疊紀開始活動，晚侏羅紀晚期構造變動達到高潮，以擠壓條件下的巨大左行平移為主要特徵，白堊紀至古近紀轉為張裂斷陷，新近紀又受到新的擠壓，伴以小幅度的右行平移，這種斷裂性質上的轉變與太平洋板塊相對運動方向的改變有關，郯廬斷裂帶是濱西北太平洋區大陸內緣的大型剪切滑動帶。另一種觀點為「地縫合線-邊界線轉換斷層帶作為華北與華南板塊的縫合線」（周導之等，1980）。第三種是轉換斷層模式，認為郯廬斷裂的形成與華北和揚子陸塊沿秦嶺-大別造山帶碰撞有關［73～75］，這一轉換斷層活動時限為晚古生代-中生代，延續到侏羅紀；張國偉（1998，2002）認為郯廬斷裂帶是中國東部最大的陸內轉換斷層；張寶政（1993）亦認為郯廬斷裂具轉換斷層之特徵。第四種為碰撞嵌入模式（Yin et al.，1993）［76～79］，基於郯廬斷裂帶的左行平移和朝鮮半島沃川帶、Honam剪切帶右行平移運動學特徵，認為郯廬和Honam剪切帶之間的蘇北、膠南及朝鮮的京畿-沃川帶是華南板塊北側不規則被動邊緣向北突出的一塊［80，81］，存在於碰撞前，嵌入碰撞時代為早二疊世晚期至晚三疊世與早侏羅世。第五種模式認為它是我國東部一個獨立的巨型構造體系［82，83］，稱更新華夏系，形成於燕山運動晚期。第六種模式認為郯廬斷裂帶是我國東部規模最大的一條白堊-新近紀的後地台型古裂谷帶［24～26，84，85］，並劃分出北、中、南三段，各段的基本特徵、構造組合類型、沉降幅度、水平擴張量、火山活動、深部構造及地質發展史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均十分明顯地表現為先張後壓的雙重構造特徵，後期的擠壓應力作用取代於拉伸作用。高維明等（1980）認為沂沭斷裂帶是典型的大陸裂谷帶［86］，是在中生代左旋平移基礎上，經歷了白堊紀強烈橫向擴張階段和第三紀以來的消亡擠壓階段而形成的。
表1-3 郯廬斷裂研究對比簡表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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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郯廬斷裂帶構造模式圖
王小鳳等（2005）在《郯廬斷裂帶》一書中認為［2］：郯廬斷裂的形成發軔於南北地塊拼合帶的向南突出部位，而下地殼物質的NNE向左行韌性剪切流動則是其啟動機制，然後逐步向淺部和向北擴展。這一平面上自南向北分段遞進的生長遷移機制，得到了相應沉積盆地和岩漿活動年代學資料的支持，也解釋了中南段的縮短率和位移量明顯大於北段的事實。同時根據不同層次變形域的特徵，提出了沿滑脫面上層對下層做S（SS）E向滑動的多層滑移模式，反映了陸內大型走滑斷裂帶由深到淺的應力應變傳遞方式。通過斷裂兩側地殼縮短資料的判斷，得出了郯廬中南段累積最大位移量為300 km的結論。同時將郯廬左行剪切走滑斷裂發育歷史劃分為六個時期、四個變形階段，較全面地重現了從特提斯體制向太平洋體制的復雜歷史轉化過程，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東部大陸邊緣的動力學特徵。
（4）對沂沭斷裂帶活動的趨同認識
郯廬斷裂帶（含沂沭斷裂帶）在漫長的形成演化過程中，曾經歷過多期構造活動，構造力學性質發生過多次變化，在中、新生代又曾以拉張、擠壓（兼扭動）交替進行為特徵。對沂沭斷裂帶來說，以下幾方面的問題是各家易於接受的：
一是，無論沂沭斷裂帶在中生代前是否有強烈的活動，中生代以來強烈活動有可靠的證據，白堊紀是具垂直差異特點的強烈活動的形成階段，它代表新華夏系活動特徵，是一條規模巨大的逆時針向壓扭性斷裂帶。
二是，魯東至少在二疊紀以後、侏羅紀之前曾有過比魯西地區更大幅度的隆起。魯東缺失古生界到下中侏羅統；沂沭斷裂帶中缺失二疊紀上統（石千峰組）；萊陽盆地底部礫石中發現石炭-二疊系灰岩礫岩［87］；魯西局部發育有三疊系沉積地層；沂沭斷裂帶中坊子煤田坊子組（J）不整合於元古宇或下古生界之上。晚侏羅世到白堊紀，魯東成為沉積的集中發育區，在萊陽盆地中沉積有近萬米厚的中生代沉積地層，反映這時魯西比魯東有更大的隆起抬升。
三是，沂沭斷裂帶兩側中生代白堊紀以來地層可以對比，魯東和魯西並無明顯差別。此外，在昌邑-大店斷裂帶北段常以揉皺帶表現出來，這均顯示白堊紀以來無重大平移。
四是，斷裂帶成生發展的地質特徵對兩側地區有重要影響。晚侏羅世（155 Ma）前，伴隨魯東地區相對開始沉降，構造帶已開始逆時針向活動。晚侏羅世是構造差異活動較強時期，隨著膠萊坳陷的形成，膠北、膠南相對隆起，岩漿侵入活動廣泛發育。特別是在上侏羅統類磨拉石建造沉積之後，下白堊統火山岩系噴發之前，是構造強烈活動時期，相當於大寶運動主幕（星野一男，1985），有強烈擠壓的NE-SW走向構造形跡形成，斷裂發生較大平移運動［88］。早白堊世斷裂帶及其兩側次級序斷裂構造表現為張性活動特徵及區域右行走滑的構造背景，岩漿大多充填在這些斷裂中，基底上隆明顯。晚白堊世至古近紀是順時針平移的余動時期，斷裂少有平移，主要表現在斷裂兩側岩塊相對升降運動和岩塊內部低級序的斷裂構造的成生活動［89～94］。
沂沭斷裂帶以東，新華夏系較低級別的NNE斷裂構造相當發育，集中表現在膠北地區和膠南地區，牟平-即墨斷裂以東也有強烈活動形跡。
到目前為止，以下問題仍然是地學界關注的熱點：
A.沂沭斷裂帶啟動的時間、邊界條件及古構造格局?
B.沂沭斷裂帶及其相鄰地區的構造型式及岩石圈結構變化?
C.郯廬斷裂帶左行平移發生的時限?最大平移的幅度是740 km還是300 km?它所誘引的從淺部到深層次的應變圖像如何?
D.中國東部大陸邊緣變形的模式、地殼運動的程式及動力來源是什麼?沂沭斷裂帶形成演化過程及構造應力場演變歷史?
E.沂沭斷裂帶對該地區的構造格局、沉積作用、岩漿活動以及金屬礦產、能源礦產的形成與分布等有怎樣的控製作用?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1.3.2.2 構造控礦作用研究
（1）區域控礦作用
郯廬斷裂帶不僅在區域構造演化上具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是中國東部一條重要的內生金屬成礦帶［95］。沿此帶形成了一系列大中型金、銀、銅、鐵、鉛鋅等內生金屬礦床。它們主要形成於燕山期（135～96 Ma）。當時在NE-SW向最大主壓應力的作用下，郯廬斷裂帶兩側的次級NNE向斷層或者NNE向斷層與橫向（NW、近EW向）斷層交叉處，常常成為內生金屬熱液礦床的有利儲集部位，此時NNE向斷裂均具有張剪性的特徵。該帶的成礦作用可稱為板內拉張帶成礦作用。但是拉張作用最強的大斷裂——郯廬斷裂帶反而沒有儲集大型、特大型礦床，那是因為該帶拉張作用太強，不僅在成礦時流體可沿斷裂帶通暢地經過，在成礦後非成礦流體（地下水）也可產生強烈的淋濾作用，使成礦物質難以保存。而郯廬斷裂帶兩側的一些中型斷裂在總體上較封閉的條件下的局部拉張部位，才比較有利於成礦物質的儲集與保存。
（2）對金礦的控製作用
對於郯-廬斷裂帶對金礦的控製作用，王小鳳等對郯廬斷裂帶中、南段對金礦的控制從五個方面進行了論述［118］：①郯廬斷裂帶對金礦（礦帶、礦田、礦區）分布的控制；②郯廬斷裂構造系統控礦構造型式對金礦控制的多樣性：A.主幹斷裂帶內及旁側與其走向相同的次級構造對金礦的控制，B.主幹斷裂旁側「入」字型構造分支斷裂控礦，C.金礦化受NEE（或NE）、NNW、NWW（或NW）等伴生構造控制，D.低序次旋扭構造對金礦的控制，E.構造復合控制金礦的具體定位；③控礦構造形變差異對金礦化類型的控制；④金礦成因的差異性與統一性；⑤郯廬斷裂帶成生發展與成礦的同步性。在戰略找礦方面，提出了A.東西向構造帶與郯廬斷裂帶的交匯復合區；B.構造活動、形變強烈和燕山期岩漿活動發育區；C.太古宇變質岩展布區；D.郯廬斷裂帶次級、低序次構造發育、自身復合及與其他構造成分復合區。具備上述四項條件的地區是找礦遠景區的最佳選擇。
Ⅳ 國內研究現狀與進展
我國礦區土地資源綜合利用的核心是生產組織和廢棄地的土地復墾與生態重建，主要針對因盲目開采所造成的已破壞土地所進行的生態重建活動，面對的問題主要是不合理開采所產生的廢棄土地及其所造成的耕地銳減、環境惡化等不良後果。
我國礦區生態環境修復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是一些礦山自發進行的小規模的修復治理工作;20世紀50～70年代處於自發探索階段;進入80年代才真正得到重視，從自發、零散狀態轉變為有組織的修復治理階段。198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復墾規定》和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標志著礦區生態環境的修復走上了法制軌道。這項工作在我國起步較晚，但發展十分迅速，已產生了許多實用的修復技術，如塌陷區的綜合治理技術、露天排土場的復墾技術、礦山酸性水防治技術、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復技術等［10］。
土地復墾早期工作集中圍繞生態環境破壞規律及其預測、控制技術［11，50］、礦區土地復墾規劃［51～53］、適宜作物選育［54，55］特別是在礦區土地復墾工程技術方面［56，57］，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實踐。20世紀70年代以後，復墾技術逐漸形成了一門多學科、多行業、多部門聯合協作的系統工程。對促進我國礦區生態的恢復與重建工作的開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
進入21世紀以來，采後土地景觀生態重建的理論與實踐研究［58～61］、閉礦規劃［62，63］、復墾與城市生態經濟發展研究［64～66］成為熱點，同時礦區土地利用相關的理論技術發展迅速，如礦區循環經濟［67］、生態倫理觀［68］、裸露山體缺口治理［69］、礦山尾礦庫無土植被生態恢復技術、礦山復墾與礦區水資源化方面研究［70］、礦區生態評價理論［71］、工業遺產旅遊［72］、礦業遺跡［60］、生態礦業［73］、廢石或尾礦的綜合利用［74］、廢棄地可持續利用［75］、生態基礎設施格局研究［76］、生態服務價值［77］、礦業城市生態足跡［78］、生態包袱［79］、生態調控［80］等。為礦區土地利用開闊了視野，打開了新的視角，使土地復墾涉及內容更加廣泛;研究內容的豐富，視角的擴展，相關研究人員如生態學家、水利學家、景觀設計人員、社會學家、規劃建設學家的加入，為土地復墾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土地復墾事業蓬勃發展。
但是，我國在土地復墾的發展方面卻很不均衡［10］，表現在:礦區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恢復重建嚴重脫節，未能從礦區整體上加以系統研究;礦區生態環境資源配置不盡合理，開發中重生產、輕保護，生態環境恢復重建投入不足;對現有土地復墾活動缺乏深入系統的總結，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使實踐缺乏必要的理論指導，在實踐中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建設礦區土地利用的安全格局，確保礦山開采對環境影響最小，進一步協調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尋求礦區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
土地利用格局是人類長期開發與改造使自然生態格局留下的人工化的烙印，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結果。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是確保建設活動不損害環境景觀的狀態。20世紀90年代在可持續發展思想推動下，作為生態建設管理的工具提出的新概念。但它的生態學術思想背景卻有較長的歷史。《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告訴人們，不要用人的小作為去妨礙自然的大作為。目前關於土地利用的安全格局，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俞孔堅提出的景觀生態安全格局，通過確定自然生態過程的一系列閾限和安全層次，提出維護與控制生態過程的關鍵性的時空量序格局［81～83］，並對敏感地段的景觀安全格局［84］、生物保護的生態安全格局［85］進行了研究;方淑波、肖篤寧等對蘭州市城市區域生態安全格局進行了研究［86］，熊文等對城鄉一體化景觀生態安全格局進行了研究［87］;王雲鵬，LiangLuohui，楊子生等研究了雲南金沙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態安全格局［88］，張百平等對區域生態安全研究的科學基礎與初步框架進行了研究［89］;馬克明、傅伯傑等研究了區域生態安全格局概念與理論基礎［90］，李富平、揚福海等對礦業開發密集地區景觀格局變化進行了研究［46，91］，倪琪、謝艷平對礦業遺跡保護的模式進行了研究［92］，張大超、汪雲甲構建了礦區土地資源安全評價模型［93］。礦區用地是一個通過各種復雜的物理網路、管理網路交織而成的空間。它們是在社會、自然的變遷過程中形成的，其中有些格局從微觀的、局部的、歷史的眼光看是合理的，但從宏觀的、整體的和發展的眼光看卻是不合理的［94］，需要從區域整體出發，建立安全格局。
Ⅵ 國內外研究現狀
總體看，國外偏重資源、環境保護、人口及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主題，較宏觀。而國內偏重的是理論方法、發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較微觀。有關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與保護研究的著述相對較少。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提出以人為本的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理論
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問題，眾多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諸如環境決定論、人口中心論、增長方式轉變核心論等各種側重點迥異的理論觀點。如1994年開羅會議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這個新的發展觀逐步演變為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其基本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是為了滿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發展的需要；發展途徑為實現資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逐步過渡到以人力轉變積聚和集中為主要手段的發展；基本模式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科技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由此形成可持續發展理論框架為全方位適度人口論、資源稀缺論、生態系統論、總體經濟效益論、社會協調論等。
（二）提出經濟社會、環境、資源協調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理論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各類國際文獻以及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如基多的「綜合發展觀」專家會議和北京的國際社會發展會議等）都在世界范圍內深化了社會發展理論，強調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們認識到經濟發展就是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而社會發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紀人類物質文明高度發達，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最為嚴重的時期。全球發生了三大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是生產力極大提高和經濟規模空前擴大，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質財富，從而迅猛推進人類文明進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長，20世紀人口翻了兩番，超過62億，並仍以每年7800萬的速度繼續激增；三是由於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消耗，污染物質的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性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和貧富分化加劇已成為21世紀困擾人類文明進步的桎梏，表明人類社會當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續，四者的惡性循環為舊工業生產方式掘下墳墓，那種「先污染後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緊密相聯，人類的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必須納入人口、資源、環境、生態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使人類社會系統與地球自然系統協同進化、良性循環。1992年183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聚會，其中102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討論並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發展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等一系列文件，對國土資源的利用與保護提上了日程，並付諸實踐。
（三）社會資源利用與保護發展模式
西方社會也從先前的發展模式中認識到社會發展必須是「整體的」，「綜合的」，也是「協調的」。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出台政策，制定法規、採取措施，對國土資源進行重新的定位和開發利用。從大量的消耗資源聚集財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到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提出了「低碳經濟」這一新的理論和發展模式，即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總體看，從國外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各國都從自身國情出發，提出的理論和制定的發展模式具有針對性，雖然國外少有直接針對像我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相關研究，但國外發展理論的演變及其規律則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樣本和理論基礎，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常常欠缺對社會背景和社會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種發展模式忽略了各國內部存在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使理論及模式的預期指導意義相對弱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對於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認識是在西方發展理論的輸入，以及我國社會實踐的雙層擠壓中逐漸領悟到的，並部分在國土規劃等研究實踐中得到了應用。
（一）十八大報告等為區域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從我國資源開發與保護的戰略規劃來看，國內相關的研究在沿襲、借鑒國外發展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提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可持續發展和諧統一，並在有些細節上有所充實、完善和發展。如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在十六大報告中論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概念，認為要「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就必須使「社會更加和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樹立全面的發展觀，始終堅持統籌兼顧，更加註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地區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直至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築「和諧社會」。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了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了政策的著力點將轉到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富裕人民群眾作為全新思路和戰略。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促進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這些表述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區域國土規劃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
從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一般採取「層次推進」的模式。堅持讓部分地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這種政策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傳統的發展觀偏重區域發展，卻忽視了區域間協調以及可持續發展。
我國「十一五」規劃首次把東中西和東北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完整地闡明了四大區域的戰略布局，即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西部地區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東北地區振興。這種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格局的調整充分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各地區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貫思想，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同時，我國西部地區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開發利用國土資源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和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得到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我國主體功能區劃相關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下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關於國土空間開發的規劃。樊傑等（2009）對中國主體功能區的科學基礎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成果為阿勒泰地區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區劃提供參考和借鑒。
（三）相關理論研究
從相關理論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的《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從當前國土資源管理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土地資源、固體礦產資源、能源礦產為研究重點，設計了我國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總體框架，以及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能源安全評價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國耕地糧食生產能力指標、城市用地集約利用指數、礦產品價格指數、礦產資源國際競爭力指數、石油安全度和國土資源管理績效等6個綜合性指標。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從國土資源規劃理論與實踐出發，主要針對國土資源規劃體系、國土資源規劃理論基礎、國土資源規劃編制及國土資源規劃實施等專題進行闡述，重點對國土資源五年規劃編制、國土資源與環境綜合承載力評價等實例進行了專題研究。李新玉等的《國土資源與區域經濟發展》，主要就中國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區域特徵進行分析，總結出這些資源在空間布局、發揮區域資源比較優勢、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在國土資源調查評價、規劃、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協作、法制建設、技術進步等方面相應的對策。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的《民族語發展》、樊勝岳等的《西北地區發展戰略與對策研究》、徐建華等的《中國西部地區遲發展效應與後發優勢及創新對策研究》、王文學主持的《甘肅民族地區大開發的戰略與對策研究》、《西部大開發與甘肅區域經濟》，劉敏主編的《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和王永亮主編的《西北回族社會發展機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了研究。
另外，還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都有效地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包含了大量的理論見解，豐富和完善了我國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利用開發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對本項目研究的順利開展具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四）阿勒泰地區相關研究成果
近年來，已有一些針對阿勒泰地區土地、礦產、水、草場與畜牧、旅遊5種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的論文、專著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單一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有獨到的見解，為本項目研究提供了參考。
有關土地資源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還有地區申報土地整治項目所形成的部分資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區土地開發整理重大工程論證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區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實際經驗和資料，這些材料主要對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現狀、存在問題等進行了闡述。上述成果對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具有參考借鑒價值。
礦產資源及礦業發展成果。阿勒泰地區此類相關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礦業特區建設研究與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區礦業經濟管理研究》（2012）。主要論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區周邊國家毗鄰地區礦產的可利用性》，研究報告有《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總體規劃（2008～2015年）報告》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概況、礦業經濟發展等進行了研究探索。為本書的編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針對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論著有：《阿勒泰草原的無奈和期盼》（2009）、《裂變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區草地資源分類經營機制與可持續發展研究（2008）》（碩士論文）等。這些文獻資料為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提供了研究支撐與參考。
阿勒泰地區為我國重要的旅遊區，旅遊資源十分豐富。阿勒泰地區先後編制實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遊發展總體規劃。對阿勒泰地區旅遊指導思想、原則、目標任務、旅遊資源與環境分析、旅遊業發展總體目標和保障措施等進行了闡述。2006年國家旅遊局、新疆旅遊局組織中山大學編制了《大喀納斯旅遊區總體規劃（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阿勒泰地區旅遊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區旅遊發展總體規劃（2009～2020年）》（徵求意見稿）等。
（五）總體評述
從國內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現有的成果涉及我國某一固定區域單項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戰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專注於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研究較少，尤其是針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更少。總體考察與本項目相關的研究成果，不足之處主要在於：
（1）大多數研究是將國土資源分種類，具體細化到每種資源不同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方式，專門研究單個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但並沒有同其他相關資源統籌考慮，缺乏一定的系統性與綜合性。
（2）對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現狀、困境和途徑等方面，特別是脫貧、基礎教育、轉移支付等層面，而涉及該類地區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綜合性戰略研究較少，系統總結研究的更少。事實上，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是自然資源豐富和潛力較大的地區，對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研究，將更有利用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縮小地區差距，縮短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同時保護相對脆弱的生態環境。
（3）可持續協調發展的本質是要求用社會系統的觀點和方法探索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任何發展都需要現實的物質基礎，國土資源作為社會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應對其加以重視。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還較為分散，系統性不強，亟待相對系統完善的成果問世，以期對這類地區的國土資源進行綜合開發利用與有效保護，促進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合理開發與保護。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和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結合起來，借鑒切實有效的理論成果，提出發展戰略、選擇適合該類地區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進行綜合利用、有效保護，是開展本項目研究的首要問題，也是本書研究的重要內容。
Ⅶ 情緒型犯罪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情緒犯罪：通俗也可以理解為沖動性犯罪。是指一個人內心受到嚴重傷害導致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已經不能夠控制自己對傷害自己的人實施的攻擊性的犯罪行為。此種行為往往具有殘暴性，而且在實施過程中具有不計後果性。此種犯罪通常發生在年輕人身上，而且女性據多。多數是因為感情糾葛一時想不通。這種情況在我國的刑事案件中佔有很大比例。
目前,我國情緒型犯罪現象異常突出,究其原因,外界環境是誘發各種不良情緒,導致情緒型犯罪的客觀原因,而個體的心理失衡是情緒型犯罪的主觀原因.建立良好的社會氛圍,加強公安司法機關的防治工作,發揮每個家庭的功能性作用和強調個人的自我調節等,不失為預防與治理情緒性犯罪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