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商標侵權原告代理詞該怎麼寫，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聲音商標也是商標申請八種形式中的一種，其餘形式包括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位標志、顏色組合等。但是聲音商標直到2014年新《商標法》施行後，商標局才開始受理聲音商標，時隔兩年，2016年2月13日，我國首件聲音商標申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廣播節目開始曲經審查符合規定後初步審定公告，成為我國首件初審公告的聲音商標。去年騰訊也申請了聲音商標，但是不幸被駁回了，原因是缺乏顯著性，近日，QQ的「男人咳」聲音申請商標也被駁回了，此後的駁回復審也沒有成功，難道聲音商標竟是那麼難?騰訊的「男人咳」為什麼缺乏顯著性?騰訊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值得點贊，我國在2014年開始受理聲音商標後，2014年5月4日騰訊就向商標局神了了這個男人咳商標，指定使用的服務包括第42類遠程數據備份、電子數據存儲、雲計算、軟體運營服務、信息技術咨詢服務、託管計算機站(網站)、計算機病毒的防護服務、提供互聯網搜索引擎、地圖繪制服務以及計算機軟體更新等服務。據悉，這個聲音商標由兩聲較為低沉短促的男人咳嗽聲「咳咳」(ke-ke)構成。就是PC端QQ應用程序中陌生人請求添加好友時所發出的男人咳嗽聲，使用過QQ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商標局以「該商標為男人的咳嗽聲『咳咳』，用在指定服務項目上缺乏顯著性，不具備商標的可識別作用」為由，依據《商標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三十條的規定，對申請商標的注冊申請予以駁回。騰訊不服，進行商標復審，復審理由是QQ即時通信平台1999年問世，現已擁有龐大的受眾群體，申請商標亦隨之為廣大消費者熟知。申請商標本身具備商標應有的顯著性，且經過長期、大量宣傳使用，已與申請人建立起唯一對應關系，完全可以起到區別服務來源的作用。商評委經審理認為：申請商標為男人咳嗽的聲音，指定使用在雲計算等服務上不易被作為商標識別，缺乏商標應有的顯著特徵，屬於《商標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所指的情形。申請人提交的使用證據未涉及申請商標在雲計算等服務上的使用，不能證明申請商標經使用已具有顯著性。依照《商標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三十條和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對申請商標在全部復審服務上的注冊申請予以駁回。聲音商標為什麼那麼難申請?2013年我國第三次修改《商標法》時，將聲音商標納入可注冊的商標之列。自2014年5月1日現行《商標法》施行至今，商標局已受理聲音商標注冊申請約600件，但獲准注冊的只有20件左右。對我國消費者而言，無論作為法律上新增的一種商標形式，還是實際生活中接觸到的實例，聲音商標都屬於新鮮事物。消費者長期以來習慣了以文字、圖形作為表現形式的傳統商標，很少將聲音作為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志。商標的顯著性包括固有顯著性和經使用獲得的顯著性。臆造詞如索尼、kodak作為商標，具備固有的顯著性，符合《商標法》對於顯著性的要求。那麼，一件獨創性強的聲音商標，例如一小段自創的樂曲，是否不需要實際使用也能滿足商標顯著性的要求呢?根據《商標審查及審理標准》，一般情況下，聲音商標需經長期使用才能取得顯著特徵。設定這一限制應該是考慮了如上所述的消費者認知方面的特殊性。畢竟，對聲音商標這種非傳統商標來說，消費者很難直接將其作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志加以識別。只有經過經營者的長期宣傳、使用，消費者才能將某一聲音與經營者之間建立起聯系，繼而使該聲音獲得商標注冊時應有的顯著特徵。商標注冊申請人為證明其聲音商標經使用已獲得顯著特徵，可以向商標局或商評委提交相關使用證據。聲音商標的使用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在打開、關閉或使用商品過程中使用，在開始、結束或提供服務過程中使用，在經營或服務場所使用，在公司網站上使用，在廣播、電視、網路或戶外等廣告宣傳中使用等。
Ⅱ 遭遇電梯事故怎麼辦，電梯事故責任劃分
電梯事故可大致分為發生在商場等場所以及住宅小區等，在司法實踐中，二者的裁決略有差別。在處理實踐中，當事方協商是更為主要的處理方式，如果不成，才訴諸法律。
與電梯事故相關的法律條文主要包括《侵權責任法》第37條：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管理人或者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8條也規定，經營場所的經營者對消費者負有安全保障義務。作為侵權責任的「兜底」條款，《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明確，「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款是小區電梯事故的主要法律依據。
同時，電梯屬於特種設備，根據《特種設備安全法》和《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以及各地相繼出台的《電梯安全監督管理辦法》，對電梯的生產、安裝、檢測、維保等有一系列嚴格要求。相關單位沒有盡到安全管理義務，一旦發生事故，就要承擔相應責任。比如，未在顯著位置張貼警示標識，在司法裁決中往往會成為歸責依據之一。
但是，在不同案件中，各方的責任根據具體情況而不同，如果被害人有過失，也會承擔一定責任。在諸多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也因未盡到注意義務而承擔一定責任，法院酌情確定各方比例，是司法處理的重點之一。
電梯屬於產品，適用產品缺陷條款，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1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即，只要電梯存在產品瑕疵，生產企業就要承擔責任。侵權法第37條的「違反安全保障義務」較之產品責任瑕疵，保護范圍更廣。
侵權法的立法原則之一就是有利於被害人追償。雖然最終的責任劃分可能涉及生產方、使用方和維保等，但就受害人來說，要找最直接的責任者要求賠償，在商場造成損害，肯定要先找商場，不是要求商場有多大責任就賠償多少，而是要求它要有完全賠償責任。商場履行賠償義務之後，電梯質量或保養等有問題，商場再去找它們去追償，那是另外的法律關系。
近期發生在荊州的電梯致人死亡事件中，調查組公布了責任認定，生產企業和商場負主要責任。誰是主要責任，誰是次要責任，對於受害者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受害者找直接關系方就可以了，必須全部賠償。當然，受害人也可以讓三方都賠償，但這反而對於受害者來說未必合適，讓一方直接賠就可以。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及最高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被害人可以提出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以及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等賠償要求。
比侵權賠償更具威懾性的是刑事責任。生產企業、使用者等任何一方的負責人以及操作人員都可能因電梯事故而負刑責。電梯事故適用較多的《刑法》第134條，即重大責任事故罪。具體的適用條件是，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處罰一般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大責任事故罪要求存在過失或過錯。根據學理是指，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主觀心理狀態。
總之，電梯事故責任首先是民事賠償，往往由當事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才訴諸法院，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件更少。雖然法律明確規定了監管人員的責任，但從實際運作看，因電梯事故對監管人員的處罰更多是行政問責，刑事處罰並不多見。望採納謝謝
Ⅲ 如何認定人身權侵權代理詞
您好，人身侵權是指他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版通則》第一權百一十九條 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Ⅳ 人身侵權損害賠償簡易程序審理,開庭完畢後,代理人需要再向法院提交代理詞嗎
代理詞不是必須交的材料，按照案件的難易程度，如果你感覺有需要重點向版法官權說明的觀點、證據等，你可以整理成代理詞，交給法院，如果開庭時已經將觀點、證據陳述清楚，沒有需要再特別說明的，就可以不交。
如果你是年輕律師，建議你每個案子都整理一份代理詞，整理整個案件的代理思路，這樣可以鍛煉你的水平的，當然不一定要交到法院。
Ⅳ 在商場電梯摔倒受傷商場負什麼責
這個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市場沒有管理上的問題，沒有設備上的問題，可能就不承擔責任。
從你補充的這些情況看，商場沒有明顯過錯，主要還是當事人不小心，沒有注意到電梯運行方向導致的。如果電梯沒有安裝好、地面搞衛生地滑跌倒商城是有責任的。
如果商場帶去醫院檢查、拍片，應該說做得不錯，沒有其他賠償也是可以的。
如果當事人聘請律師代理，這個案件一般不會低於2000元（當然還要分地區）。
Ⅵ 高空拋物砸傷人的起訴書代理詞
好來居高空拋物案「法律責任分析已有 259 次閱讀 2008-08-03 20:11 標簽: 高空 物業管理 拋物 責任 法律 來源:《中國物業管理》2008年第3期 作者:鹿欽連 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深圳「好來居高空拋物案」在近兩年後終於迎來了一審判決。一審法院駁回了原告對73名業主的賠償要求，同時認為物業服務公司未能盡力履行職責，判決其承擔30%的責任。本人認為此案在沒有查清關繫到影響責任認定的一些基本事實，沒有準確界定物業服務企業在物業服務當中所應承擔的職責之前，就做出如此判決確有許多不妥之處。案件回顧2006年5月31日下午，小學四年級學生鍾某放學回家，在走至位於南山區南山大道與海德二道交叉口處的「好來居」大廈北側的人行道時，被從樓上「落下」的玻璃擊傷頭部，後經南山區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事故發生後，南山警方進行了現場勘驗，但是警方未給出玻璃是從具體哪一業主家掉落的書面調查結果。鍾某的父母把「好來居」有可能高空拋物的73個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都告上了法庭，要求各被告賠償原告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精神撫慰金等約76萬元，並承擔本案訴訟費用。對《民法通則》第126條的理解《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建築物或者其它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 ，這是我國《民法通則》對建築物及設施等致人損害的規定，簡稱建築物致人損害。（一）建築物致人損害的歸責原則包括江平、 王利明教授在內的民法學界專家都普遍認為《民法通則》126條所規定的賠償責任是過錯推定責任，按照民法理論過錯推定仍然屬於過錯責任的范疇，但它又與普通的過錯責任不同。過錯推定是由法律假定行為人有過錯，因此受害人無須對行為人的過錯進行舉證和證明。行為人如果要免除自己的責任，則有義務證明自己沒有過錯。這實質上是一種部分舉證和證明責任的倒置。基於這種考慮，構成此類侵權責任，仍以過錯為要件。（二）物業服務企業不是《民法通則》126條意義上的管理人根據126條規定建築物致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里的「所有人」，根據《物權法》的有關規定不難理解和認定，但是什麼是「管理人」，本人認為一審法院的理解有些偏頗。從世界范圍考察，各國民法對此類侵權行為的責任人的規定不盡相同。如法國《民法》規定為所有人；德國《民法》規定為所有人、佔有人和保養義務人。各國民法都沒有規定「管理人」。我們認為，《民法通則》126條規定的管理人相當於外國民法中的佔有人，業主也依法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權利。同時根據國務院的《物業管理條例》，物業管理是指「業主通過選聘物業服務企業，由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按照物業服務合同約定，對房屋及配套的設施設備和相關場地進行維修、養護、管理，維護物業管理區域內的環境衛生和相關秩序的活動。」根據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理論和物業管理的定義，可以看出業主是根據物業服務合同約定，將其對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權利部分委託給物業服務企業。所以物業服務公司是對建築物的共有部分進行管理，而不是對建築物專有部分進行管理。同時物業服務企業對共有部分進行管理，既不是共有部分的佔有人，也不是共有部分的使用人，因此不是126條意義上的「管理人」。所以「好來居高空拋物」案件的原告要求物業服務企業作為好來居物業的管理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於法無據。對建築物墜物、拋物的法律責任分析無論是拋物還是墜物致人損害，對於建築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而言並無無本質區別。比如全國人***工委起草的《民法草案
Ⅶ 給僱主裝空調僱主自願上摔死怎麼力
遇到這樣的情況，是僱主自願上去安裝，而摔死的話，這僱主要佔主要的責任
Ⅷ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
Ⅸ 老人在超市乘坐電梯摔傷，責任有誰負
超市應該負有連帶責任的，可以參考下列新聞。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2-12/27/content_1958771.htm
本報訊（記者孫思婭）老人在超市內正常運轉的電梯上摔傷，超市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昨天記者獲悉，京客隆田村店，因為沒有提示老年人乘梯應當有成年家屬陪護，也沒有配備足夠的工作人員值守電梯，及時幫助陳女士正確乘梯，而被市一中院判決承擔70%的責任，賠償5萬余元。
2011年2月15日，76歲的陳女士和丈夫一起，前往京客隆田村店購物。乘坐自動扶梯上行，陳女士在電梯上摔倒，後經北京大學首鋼醫院診斷為胸椎及腰椎壓縮骨折。因與超市協商無果，陳女士起訴索賠8萬余元。
由於事發處無監控錄像，對於摔倒原因，陳女士和超市各執一詞。
一審法院認為，京客隆田村店作為超市的實際管理者，應當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安全保障義務不但要求超市的經營人及實際管理者為消費者提供可信賴的安全設施設備，而且還要求超市盡到勤勉、謹慎的提示義務及注意義務，以保護消費者的人身安全，控制潛在的危險，以避免不特定公眾之損害發生。
法院指出，本案中，京客隆田村店沒有證據證明自己已經盡到告知老年人乘梯應當有成年家屬陪護的有效提示義務；而且也沒有配備足夠的工作人員值守電梯，及時幫助老年人正確乘梯，因此存在過錯。
法院同時指出，陳女士作為老年人，在乘坐電梯時應當預見到可能產生的危險，應由成年家屬採取有效的陪護措施，現其未盡到與其身體狀況相符的注意義務，對損害的發生亦有過錯。因此，法院根據雙方的過錯程度，京客隆田村店與陳女士的責任比例為7：3，並判決京客隆田村店賠償陳女士5萬余元。
判決後，京客隆田村店不服一審法院判決，提出上訴，市一中院維持了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