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打擊侵權

A. 最高人民法院違法違紀舉報中心

您好，您可以詳細描述您的問題。以下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工作辦法》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工作辦法》
第一條 為了更加有效地接受對人民法院工作的社會監督，確保法官嚴肅執法、公正裁判，設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下稱舉報中心）。
第二條 舉報中心受理對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機關其他工作人員，高級人民法院正、副院長以及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下列違法違紀行為的舉報：
（一）貪污受賄；
（二）徇私枉法；
（三）濫用職權，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四）隱瞞或者偽造證據；
（五）泄露國家秘密或者審判秘密；
（六）違法採取強制措施；
（七）故意拖延辦案，貽誤工作；
（八）利用職權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私利；
（九）玩忽職守，造成錯案或者給當事人造成嚴重損失；
（十）私自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當事人及其委託的人的請客送禮；
（十一）亂收費、亂拉贊助等違反訴訟費管理規定的行為；
（十二）為案件指定律師或者為律師介紹案件；
（十三）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其他違法違紀行為。
第三條 舉報中心設立接待室、公開舉報電話和公開舉報信箱。受理舉報人採用電話、電報、信函、面談等方式進行的舉報和代為他人進行的舉報。
第四條 舉報中心的工作人員必須忠於職守、廉潔奉公、保守舉報工作秘密。
第五條 舉報中心對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的舉報必須接受。對下列舉報，分別情形，予以處理：
（一）對法院判決、裁定不服的，告知舉報人向有關審判庭申訴或申請再審；
（二）對不屬於本院舉報中心受理的舉報，告知舉報人向受理的法院舉報中心舉報；
（三）舉報人向其他法院舉報中心舉報確有困難的，可以由本院舉報中心轉辦。
第六條 舉報中心接談舉報人，應當分別單獨進行，接待人員應當做好筆錄，在徵得舉報人同意後可以錄音。
舉報中心接受舉報電話，必須細心接聽，如實記錄。
舉報中心對舉報信函和提交的書面材料，應當逐件拆閱、登記。
第七條 舉報中心可以要求舉報人據實提供被舉報人的姓名、工作單位、職務、違法違紀事實的具體情節及其他有關證據。對不能提供具體情況的舉報也要認真對待，妥善處理。
第八條 屬於舉報中心受理范圍的舉報，舉報中心分別不同情況，作如下處理：
（一）對屬於本院監察部門管轄的，經主管負責人批准，可以進行初步審查或移交監察部門辦理；
（二）對不屬於本院監察部門管轄的，轉交有管轄權的法院監察部門辦理；
（三）對重要的舉報及時向本院監察部門負責人報告；
（四）對情況特殊的舉報，經主管負責人批准，以其他方式處理。
第九條 經初步審查，認為被舉報人的行為不需要進行政紀處理的，應當作出審查報告。經初步審查、認為需要立案調查的，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對署名舉報，舉報中心應當將舉報事項的處理結果回告舉報人。
第十一條 舉報中心對舉報人、舉報事項嚴格保密：
（一）不得泄露舉報人的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等有關情況及舉報的內容；
（二）嚴禁將舉報材料轉給被舉報單位、被舉報人；
（三）接受舉報人舉報或者向舉報人核查情況時，應當在不暴露舉報人身份的情況下進行；
（四）未經本人同意，對社會宣傳報道不得公開舉報人姓名、工作單位。
對違反上述規定的責任人員，依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第十二條 各級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攔、壓制舉報人的舉報和打擊報復舉報人。
侵害舉報人及其親屬、假想舉報人及有關的證人合法權益的，給予記過至降級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職至開除處分，構成犯罪的，移送有關司法機關處理。
第十三條 舉報事項經查證屬實，使違法違紀者受到應有的懲處，並為國家、集體挽回或者減少損失的，對舉報人可酌情給予獎勵。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員違法違紀舉報中心網址：http://jubao.court.gov.cn/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B. 通信公司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造成信息泄露

通信公司機票代理商成信息泄露源 利用軟體漏洞牟利。

包月手機定位、航班乘坐記錄、公民個人徵信信息、銀行賬戶余額信息……當這些信息全都被放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時，公民隱私從何談起？

近日，山東省棗庄市公安局成功破獲公安部掛牌督辦「3·12」特大網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抓獲犯罪嫌疑人28名，其中社會行業信息泄露源頭12人，包括通信公司經理、機票經銷代理商及多名銀行員工。

機票代理商利用軟體漏洞牟利

關系圖的呈現對制定偵破方案、部署集中抓捕工作起到了提綱挈領、統領全局的關鍵作用。2017年4月9日起，「3·12」專案組雷霆出擊，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三次集中抓捕行動。

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代某某時，民警發現他具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在四川成都、瀘州等地周邊與民警玩起了「躲貓貓」。幾經周旋，代某某自以為已躲過了民警的追查，回到瀘州家中。其實，辦案民警已經在那裡蹲守了三天三夜，並事先聯系了當地派出所配合偵查。最終，在嫌疑人代某某放鬆警惕時，將其成功抓獲。

此次抓捕，辦案民警輾轉江蘇、吉林、陝西、四川、湖南、安徽、湖北等11省16市，行程十餘萬公里，最終將犯罪嫌疑人代某某、王某、吳某、范某某等28人抓獲。

在審訊和證據收集過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自己原來是做機票銷售代理的，2016年離職後，知道銷售軟體存在的漏洞，為牟私利，其私自架設伺服器將軟體使用權限放大，設置多個子賬號及查詢流量出售給多名中間商使用，其中就包括犯罪嫌疑人穆某。

經查，王某下線通過該軟體查詢過大量國內一線明星等人在內的11萬多次的航班乘坐記錄，王某從中非法獲利2萬余元。

審訊中，嫌疑人吳某對自己的不法行為供認不諱，並悔恨自己的愚蠢行為。吳某職位已經做到了區域經理，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利用在某通信公司工作之便，非法向穆某提供手機用戶的包月定位信息483條、數據407條。因一時貪念，吳某將自己的光明前途葬送了。

同時被抓獲的還有犯罪嫌疑人鮑某、汪某、唐某等國內銀行的7名員工，他們大多畢業於知名大學，有著美好的前途，但在利益誘惑下，最終走上犯罪道路。他們利用工作便利，非法查詢公民徵信信息、銀行注冊資料、賬戶余額等公民個人信息2200餘次，非法獲利35萬余元。

最終，歷時4個月，棗庄市公安局成功將28名犯罪嫌疑人抓獲，並移送起訴。

說「法」 嚴厲打擊網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據統計，2017年以來，山東省公安機關共破獲「黑客」攻擊破壞案件126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79名，破獲網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316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197名，取得顯著戰果。

山東省公安廳相關負責人介紹，隨著信息化社會的到來，個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獲取經濟利益的現象逐漸增多，相關黑色產業鏈已現雛形。公安機關工作發現，泄露、販賣公民個人信息涉及范圍廣、隱私程度高，有的是「黑客」通過對各行業信息網路系統進行攻擊進而非法獲取，有的是對公民個人電腦、手機傳播、植入木馬非法獲取，有的是行業內部人員利用工作便利非法泄露。其中金融、電信行業內部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社會影響尤為惡劣。

「這些涉及公民隱私的信息經過層層信息販賣商販賣後，大部分流向從事電信網路詐騙、盜竊等不法分子手中，滋生網路電信詐騙、盜竊、敲詐勒索犯罪，社會危害非常嚴重。」該負責人說。

公安機關將繼續保持對「黑客」攻擊破壞和網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通過對此類犯罪的嚴打整治，切實維護公民信息安全、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維護社會治安穩定。公安機關也提醒公眾，在日常生活中要增強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意識，養成良好上網習慣，不輕易提供個人信息，不點擊陌生鏈接，不掃描陌生二維碼，防止個人信息被不法分子侵害造成損失。

提供信息網路服務的各行業部門，要嚴格落實網路安全管理責任，確保本單位信息系統安全，加強從業人員管理教育，嚴防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同時，公安機關將加大執法力度，對拒不履行網路安全管理義務、造成公民個人信息大量泄露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予以依法嚴肅處理。

C. 河南產山東龍口粉絲被查處，地理標志也屬知識產權嗎

地理標志屬於知識產權的一種。

比如說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羊肉就是獲得"地理標志"的產品，羊肉的品質得到大眾的認可，價格也要比其他的羊肉高 。

自古財帛動人心。

於是，許多不法分子化心動為行動，掛上內蒙羊肉的名頭，開辦肉食加工廠。

近幾年，國家打擊此類違法犯罪的力度逐漸加大，曾在全國開展過許多聯合行動，加大保護地理標志的力度，相信以後此類侵權行為也會越來越少。

D.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E. 搜集有關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例，了解《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

F. 山東省通信管理局投訴網站

近日，山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會同山東省通信管理局依法關閉128家涉賭博版類違法網站。

根據網民舉報，權並經山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查實，「亞洲城」「幸運彩」「澳門網投」等128家網站傳播非法賭博、博彩、聚眾賭博信息，嚴重違反《網路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被依法予以關閉。

山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貫徹落實省委關於網信工作「治亂凈網 強基固本」總要求，按照中央網路生態治理專項行動部署，充分發揮網路舉報在打擊網路色情、賭博、暴力等違法犯罪行為中的作用，積極受理處置網民舉報信息，會同有關部門加大監管和執法力度，持續開展網路生態治理，健全完善網路綜合治理體系，維護良好網路生態。

山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提醒網路運營者：網路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網站運營者要加強法律意識，嚴格遵守互聯網管理法律法規，依法依規開展互聯網信息服務，禁止傳播暴力色情、低俗惡搞、賭博欺詐、侵權假冒、製造謠言等違法違規行為。網站主管主辦部門要做好網站建設和日常管理，不再繼續運營的網站要及時向省通信管理局申請注銷備案、停止互聯網接入，避免這類「僵屍網站」「空殼網站」被不法分子利用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G. 列舉5個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間，原告徐誠被某市招生辦派往下屬某區招生辦協助進行中專、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樺以「徐成」的名義，向省招生辦公室寫檢舉信，聲稱考生張劍「在入學考試時，系他人冒名頂替參加」。

並在信中稱「我是市招生辦幹部，現協助某區招生辦進行本年度中專、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責任也有義務對此事予以反映，本著對國家、對學校、對張劍本人負責的精神，懇請省招生辦領導予以查處此事。」省招生辦接信後對此事認真進行了調查核實，並進行了考卷筆跡鑒定。

8月28日，省招生辦復信「徐成」，說明「參加考試系張劍本人所為，無冒名頂替現象」。徐誠接信後，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辦及有關部門反映此事，要求調查事實真相。

2001年3月，經鑒定：檢舉信是被告李樺書寫。在調查取證及進行鑒定的7個月內，徐誠因精神壓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損害。

案例二

江某為能趕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單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齡，不能辦理婚姻登記手續，於是，謊稱其身份證已丟失，以購買進口葯需要居民身份證為借口，向張某借用身份證。

隨後，江某假冒張某之名到其單位開出婚姻登記介紹信，並拿走張某所在地的公共戶口薄，與林某一起去民政局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

江某的假冒行為後被張某發現，張某認為江某的假冒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權，並因此承受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打擊，於是要求江某賠償損失5000元並賠禮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東、董事，在A未參加董事會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會決議等文件上偽造A的簽名，致使A變成了公司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

A認為，B的行為是公司職務行為，因此公司未經其同意而盜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權，要求法院確認上述盜用姓名的侵權事實，並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關的工商登記，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案例三

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即爭議商標）由案外人名樂公司於2003年5月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商標局）提出注冊申請，並於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冊，其專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為第25類服裝、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經商標局核准，爭議商標轉讓給易建聯體育用品（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易建聯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聯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評委）請求撤銷爭議商標。

評審期間，易建聯提交的新浪網網頁列印件等證據載明：易建聯自1999年開始從事籃球訓練，2002年入選廣東隊，同年入選國家青年隊。2002年獲得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冠軍，2003年獲得全國男籃甲A聯賽亞軍。

網頁列印時間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評委作出商評字〔2009〕第33584號《關於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爭議裁定書》，認定：易建聯系我國著名籃球運動員，在爭議商標申請注冊之前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名度。

易建聯公司未經易建聯授權，將與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請注冊商標，侵害了易建聯的姓名權，違反了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裁定：爭議商標予以撤銷。易建聯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案例四

幾年前，高先生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期房購銷合同，約定房地產公司保證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內為其辦理房屋產權手續，如現房實測面積與期房預測面積發生變化時，按實測面積交納相關稅、費。

高先生入住後不久，房地產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納辦理房屋產權證所需的契稅、過戶費及印花稅，高先生交納了全部費用，並將私人印章交給房地產公司。因高先生購買的期房實測面積大於預測面積，辦理產權證需按實測面積重新簽訂《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

房地產公司在高先生在場的情況下，填寫了3份內容相同的《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同時在乙方簽字處填寫了高先生的名字，並加蓋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後，房地產公司將房屋的產權證、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給高先生，並向他講明新合同是為了辦房產證而簽訂的，雙方仍沿用舊的期房購銷合同。

後高先生起訴至通州法院，稱簽訂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減少了許多對他有利的條款。房地產公司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產公司承認錯誤、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

訴訟過程中，房地產公司辯稱，我公司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與高先生實際履行的仍是舊合同，沒有給高先生造成經濟和精神損失，不構成侵犯他的姓名權。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備登記結婚，因李某全家搬遷，戶籍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王某隨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親戚，稱未婚妻戶籍登記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想用方某的戶口薄和身份證附李某的照片去辦理結婚登記。

當時方某在外務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兒的戶口簿和身份證，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同意把女兒的身份證和戶口簿借給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記結婚，結婚證上是方某的名字。

後方某務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兩人要求用他們自己真實姓名登記結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記機關辦理了離婚，又於2005年9月8日以雙方真實姓名重新登記結婚。方某戶籍薄上留下了「離異」字樣，引起了男友對其有「婚史」的誤解，無奈之下訴至法院。

H. 山東省通信管理局投訴網站

我於2019年在煙台市長城寬頻公司辦理了用戶協議。期限是56個月，價錢是999元。另外還專有大麥盒押金屬100元。今年4月23日網路老壞，我去原辦網店反應，長城寬頻的工作人員說；嫌網路不好可以退網。我問怎麼退法，他們說按比例退，把我沒用的月份錢退給我。我辦理了退網手續，並把大麥盒及電視遙控器退還給了長城寬頻的工作人員。他們說大麥盒的押金會和網路退款一起退給我。讓我5 月底拿錢。現在我用的是移動寬頻。前幾天長城寬頻給我發信息說；因為工作轉型，長城寬頻的後續服務由聯通公司負責辦理。我立即去長城網點詢問，長城網點已沒有長城寬頻公司的工作人員了，換成聯通公司的工作人員。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他們，聯通公司的工作人員說；退款的事他們不管，讓我找原長城寬頻公司。如果用原來的網必須再交156元的網線錢，否則不給辦理。因為我現在已經用了移動的網，只能要求退錢，可是聯通公司的工作人員不給我辦，也不提供長城寬頻公司任何信息。我打電話聯系長城寬頻公司，可是所用的電話都打不通。沒辦法只能求助你們，望能給我解決。謝謝。

I. 東南沿海要比山東富裕，為何倭寇要侵犯山東呢

倭寇這個東西，噢！這不是個東西！自古以來只要沾上「寇」這個字就沒有好事，而且這些倭寇有人生沒養傢伙，他們從來不管不問直接就是搶奪！倭寇搶財劫糧，掠人傷民，不但給沿海居民造成了極大困擾，也對中國與日本、朝鮮的外交、經貿活動有著深遠影響。

對於「寇」來說他們是不管哪裡富裕哪裡貧窮，而且筆者以前看過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意思大致就是說海風向問題。也就是說，不同時期的倭寇他們去的目標去的地方是不一樣的，再加上一些後期倭寇他們都知道東南沿海地區貿易更加的發達，所以到了後期以後，這些倭寇就轉移了目標。反正無論是倭寇、海寇只要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J. 2020山東教師招聘公共基礎知識：教育法律法規中「令人頭大」的法律責任

教育法律責任分為行政法律責任、民事法律責任和刑事法律責任三種。下面從兩部比較常考法律責任法律里提取幾個法條，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這三種責任有什麼規律。
1.《教育法》第七十二條：侵佔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2.《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條：違反本法規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其他法律、法規已規定行政處罰的，從其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損失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教育法》第七十二條：結伙斗毆，尋釁滋事，擾亂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教學秩序或者破壞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的，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4.《教育法》第七十三條：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有危險，而不採取措施，造成人員傷亡或者重大財產損失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5.《教育法》第七十一條：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不按照預算核撥教育經費的，由同級人民政府限期核撥;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6.《教育法》第七十四條：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收取費用的，由政府責令退還所收費用;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7.《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一條：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責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或者對提出申訴、控告、檢舉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8.《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三條：學校、幼兒園、托兒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9.《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二條：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予以勸誡、制止;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10.《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五條：生產、銷售用於未成年人的食品、葯品、玩具、用具和游樂設施不符合國家標准或者行業標准，或者沒有在顯著位置標明注意事項的，由主管部門責令改正，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大家仔細閱讀，就會發現，這三種法律其實很好區分。民事責任的關鍵詞一般是：侵佔、損失、損害，一般是責任人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權利，需要對受害人進行賠償即可。當這種侵犯過於嚴重，造成了重大財產損失、人員傷亡、構成犯罪的時候，就要負刑事責任。行政責任是指個人或者單位違反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規定所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行政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它和民事責任的區別在於：民事責任重在補償性，而刑事責任重在懲罰性，行政責任重在處罰。民事責任的前提是有損害發生，而刑事責任不論傷害與否，均承擔懲罰性責任。簡單的說，就是民事責任是侵權人對受害人承擔的責任;行政處罰是行政主體對相對人違法行為進行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