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單糾紛標的

『壹』 求銀行敗訴的案例

對一起有關流動資金貸款借新還舊的銀行敗訴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1997年8月6日，A公司因生產急需資金向銀行申請貸款10萬元，1998年8月5日貸款到期。由於A公司資金周轉問題，不能按時還款，1998年7月24日A公司向B銀行提出借新還舊，延長還款期限。為了降低貸款風險，B銀行同意借新還舊，並要求A公司對新貸款提供擔保。1998年7月28日，A公司持空白流動資金借款合同及擔保意向書請求C公司為其擔保，C公司同意為其提供擔保，並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證人位置及擔保意向書上蓋C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1998年8月4日，B銀行與A公司簽定了一份借款合同，約定：A公司向B銀行借款10萬元，用途為借新還舊，借款期限為6個月；C公司是擔保人，當借款人不履行合同時由其承擔連帶償還借款本息的責任，貸款人可以直接從保證人的存款帳戶內扣收貸款本息。次日，A公司將10萬元借款按事先約定償還了拖欠B銀行的舊貸款。貸款到期後，A公司未能如期償還。1999年3月15日，B銀行直接從C公司帳戶上扣收10萬元抵償。C公司認為自己不知道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借新還舊，擔保合同應當無效；同時B銀行未經其同意，擅自扣劃其帳戶存款，侵犯了儲戶所有權，請求法院判令擔保合同無效，B銀行返還被扣劃的存款並承擔賠償責任。法院審理後認為，B銀行與A公司惡意竄通，利用新貸款償還舊貸款，簽訂的借款合同損害了保證人利益，C公司不應承擔保證責任。B銀行直接扣劃C公司帳戶款項，是侵權行為，應返還被扣劃的存款，賠償相應的利息損失。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屬於「借新還舊」借款合同的擔保合同糾紛。C公司起訴時有兩個訴訟請求，一是主張C公司擔保行為無效；二是B銀行直接扣劃C公司存款構成侵權。
（一）C公司保證行為是否有效
對於保證合同是否有效，主要依據《擔保法》第30條的規定來判斷。判斷的標准就是看簽訂保證合同時，銀行和借款人是否構成對保證人的欺騙，是否向保證人隱瞞貸款借新還舊的真實用途，是否以欺騙的手段使保證人提供擔保。如果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真實用途是借新還舊，則銀行與借款人不構成欺騙，保證合同有效，保證人應當承擔保證責任；如果保證人簽訂合同時不知道借款合同的真實用途是借新還舊，則銀行與借款人構成欺騙，保證合同無效，保證人不承擔擔保責任。

在認定「借新還舊」的保證合同的法律效力時，一般首先看舊貸款保證人與新貸款保證人是否為同一人，或者是否舊貸款無保證人而新貸款提供了保證人。如果借新還舊中舊貸款與新貸款均有保證人，且保證人為同一人，即使在保證人出具保證時不知道銀行與借款人進行借新還舊的情況下，保證人仍然要承擔保證責任。因為債務人用新貸款償還了舊貸款，就立即免除了保證人對舊貸款的保證責任，保證人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就只針對新貸款，故較之債務人按照實際貸款用途使用新貸款，保證人在債務人借新還舊時承擔的風險和責任要小。比如，債務人按照實際貸款用途使用新貸，而不是借新還舊，如果資金不能收回，則舊債未了又出新債，保證人因而要承擔對舊貸款和新貸款兩筆貸款的保證責任。由此，若借款人改變貸款用途而借新還舊的，對保證人的不利影響很小，反而只須對後一筆貸款承擔保證責任，因此當舊貸款保證人與新貸款保證人為同一人時，無論其是否知曉新借款合同用途為借新還舊，保證人均應對後一貸款承擔保證責任。對此，我國擔保法有明文規定。我國《擔保法》第30條第1款規定：保證期間，債權人與債務人對主合同數量、價款、幣種、利率等內容作了變動，未經保證人同意的，如果減輕債務人的債務的，保證人仍應當對變更後的合同承擔保證責任；如果加重債務人的債務的，保證人對加重的部分不承擔保證責任。
如果借新還舊中，舊貸款沒有保證人或舊貸款與新貸款的保證人不是同一人，新貸款的保證人不知道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在進行借新還舊的，應按照《擔保法》第30條第1款關於欺詐的規定，免除保證人的保證責任。因為此種情況下的借新還舊，不僅是債權人（銀行）與債務人（借款人）串通實際變更主合同的貸款用途，未徵得保證人的同意，而且保證人承擔保證的可能是不良貸款，甚至是一筆死帳。原本就不能收回的貸款，卻讓保證人出具保證，顯然對保證人不公平，違反民法上的公平原則；如果借新還舊主合同寫明是借新還舊或以貸還貸的，或者銀行等金融機構、借款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保證人知道借新還舊的事實還提供擔保的，保證人仍然承擔保證責任。
依據《合同法》第39條第1款規定，主合同當事人雙方協議以新貸償還舊貸，除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保證人不承擔民事責任。一般說來，保證人在全面衡量債務人的履行能力及主合同內容的情況下，方與債權人訂立保證合同，擔保債務人履行債務。本案中，C公司不是舊貸款的保證人，A公司要求C公司提供保證擔保時，只出示了空白流動資金借款合同，且未說明借款用途是借新還舊，而作為貸款人的B銀行也未履行告知義務，即保證人C公司不知道其所擔保的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以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因此依據上面的探討，C公司的擔保行為應認定為無效，貸款人B銀行存在不作為過錯，C公司對A公司的違約行為不承擔保證責任。

（二）銀行直接扣劃C公司存款是否構成侵權
盡管銀行的扣劃存款行為是依據借款合同的約定，但由於保證合同無效，保證人無須承擔借款人A對債權人B銀行的連帶還款責任。因此在本案中，雖然作為保證人的C公司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證人位置及擔保意向書上加蓋了C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是「當借款人不履行合同時由保證人承擔連帶償還責任，貸款人可以從保證人的存款帳戶內扣收貸款本息。」這一條款並非是C公司與B銀行達成的協議，C公司根本不知道這一條款的內容，它僅是貸款人B銀行與借款人A公司之間在借款合同中的約定，是非法處分C公司合法權利的行為，該條款應屬無效條款，不能約束C公司。因此貸款人B銀行直接扣劃保證人存款帳戶內資金來償還A公司貸款本息的行為構成侵權，應當承擔返還財產和賠償損失的責任。
三、有關建議
（一）如實填寫貸款借新還舊的真實用途
在借新還舊中，除不能虛構借款用途外，還必須向保證人明示，避免保證人以「雙方惡意串通，構成欺詐」要求免責。建議在貸款申請書、借款合同和擔保合同中的「貸款用途」欄直接填明「本貸款用於償還×××（合同編號）合同項下借款人所欠貸款人貸款本金」，以確保借新還舊行為的合法有效。
（二）對借新還舊的貸款用途的填寫切忌懶惰
鑒於目前立法對借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問題涉及甚少，各地法院判決也不同，為避免司法裁判風險，防止司法實踐中判決保證人免除擔保責任，銀行應當規范貸款操作並注意證據保全。銀行與借款人辦理借新還舊貸款時，在舊貸款與新貸款均有保證人的情況下，無論保證人為同一人還是不同的人，一定要在借款合同的用途上寫明「借新還舊」或「以貸還貸」，或者通過其他方式讓保證人在簽訂合同時知道銀行與借款人進行的貸款是借新還舊。
（三）落實擔保措施
由於借新還舊的特殊性，對貸款的擔保一定要保證其效力。原貸款為擔保貸款的，要重新辦理擔保手續。新的擔保方式的風險不能高於原擔保方式。原貸款沒有擔保的，要補辦擔保，並保證擔保充足有效。
（四）扣收保證人存款帳戶要慎重
銀行貸款業務中，為了回收貸款的安全和快捷，銀行通常從債務人的存款帳戶中直接扣收貸款本息，但是銀行在直接扣收時，一定要注意合法有據。建議銀行在採取直接扣收貸款本息前，一定要與債務人達成扣收協議，並保存書面證據，如委託轉帳付款授權書或扣款協議書等。

『貳』 限制行為能力人存款糾紛案

1、屬於有效行為，復甲17歲，屬於制限制行為能力人，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行使與自己智力能力相符合的行為。
2、有效。理由同上
3、不屬於，因為甲屬於接受母親委託存款的情況下，甲把乙認為少300美金拿回家咨問母親是在一個行為之內，並非默認後的行為。。
4、未成立。乙未接受存款。
5、可以主張物上請求權，基礎於甲進入銀行拿到存款憑條，銀行對甲的待存款有一定的保護義務。。。

『叄』 如何確定案由

民事案件案由的確定，是立案、審判實務中不可迴避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法發［2008］11號）於2008年4月1日起施行，原《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同時廢止。該規定有利於當事人准確選擇訴由，有利於對受理案件進行分類管理，有利於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審判實務中准確確定案件訴訟爭點和正確適用法律，有利於提高案件司法統計的准確性、科學性。
一、民事案件案由的涵義
所謂民事案件案由，是指民事訴訟案件的名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人民法院將訴訟爭議所包含的法律關系進行的概括。
《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主要是以民法理論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分類為基礎，結合現行立法及立案、審判實踐，將民事案件案由分為四級案由。一級案由10種，如人格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糾紛等；在第一級案由項下細分為30種，作為第二級案由，如婚姻家庭、所有權、合同、勞動爭議、與公司有關的糾紛等；在第二級案由項下，又列出了361種案由，作為第三級案由，第三級案由是實務中最常見、最廣泛使用的案由；在部分第三級案由項下，又列出了300多種案由，作為第四級案由。
二、如何正確確定民事案件案由
1、民事案件案由的確定的依據。一般地是根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來確定，鑒於具體案件中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爭議的焦點可能有多個，，爭議的標的也可能是兩個以上，為保證案由的高度概括和簡潔明了，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則上確定為「法律關系性質」加「糾紛」，不再包含爭議焦點、標的物（貨款、工程款）、侵權方式等要素，如「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
民事案件案由在堅持以法律關系的性質來作為案由的確定標準的同時，對少部分案由也依據民訴法理論「訴」的分類里的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的標准進行確定，如「企業出資人權益確認糾紛」，系確認之訴，即請求人民法院確認當事人之間存在一定的法律關系或確認當事人民事權利的訴訟，目的在於確認當事人是否享有所爭議的出資權益。
2、確定民事案件案由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首先，在立案和審判過程中，確定民事案件案由，只能適用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不得擅自編造案由，如自定「欠款糾紛」作為案由，這是准確的，也是不嚴謹的。如果出現應當規定為新的第三級或第四級案由，可以及時層報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整理、篩選、補充相關的案由。
其次，一審法院在立案和審判過程中，應當根據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或依據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的標准，先從《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列出的第四級案由中選擇；第四級案由沒有規定的，依次類推，則適用第三級案由；再沒有，則可以直接適用第二級案由，直至第一級案由。
再者，同一訴訟中，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系，屬於主從關系的，應當以主法律關系來確定案由，如金融借款合同及擔保合同糾紛案件，應以主法律關系即金融借款合同法律關系來確定；但當事人僅以從法律關系起訴的，則以從法律關系來確定案由；不屬於主從法律關系的，則按訴爭的兩個以上民事法律關系確定並列的兩個案由。
此外，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導致當事人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的，則應當相應地變更案件的案由。
還有尚要注意的，對一審人民法院認定的法律關系，確定的民事案件案由是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予以糾正，重新確定案由。

『肆』 民事訴訟法56條怎麼理解

民事訴訟法56條：

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指對原、被告爭議的訴訟標的認為有獨立的請求權，因而起訴參加到已開始的訴訟中來的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必須具備以下3個條件：

（一）他人之間的訴訟正在進行。如他人之間對民事權益、經濟權益有爭議沒有形成訴訟的，屬於訴訟外的爭議，訴訟外的爭議如果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有權作為原告提起訴訟，但不是要求參加訴訟。

因為訴訟尚未開始，談不到參加訴訟的問題，只有在他人之間的民事權益、經濟權益的爭議已經形成訴訟，而訴訟程序又在進行中，第三人才能參加訴訟。

（二）對他人之間爭議的訴訟標的全部或部分享有獨立的實體權利。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全部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一種是有部分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至於第三人對於原訴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標的，是否真正具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獨立請求權，則需在審理終結後才能確定。

(4)存單糾紛標的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章任務、適用范圍和基本原則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

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第三條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

第四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進行民事訴訟，必須遵守本法。

第五條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人民法院起訴、應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

『伍』 請教法律高手:連帶責任

不承擔。但還是可以向法院提一下。

前面那些學理解釋於本案無用。

不管三七二十一向當事人提出要求或向法院起訴了再說。無論如何，還有公平責任原則給你兜底呢。

『陸』 馬上開庭了,男方提出管轄范圍,我該怎麼找證據證明他提出的管轄是錯的

管轄通常原告就被告，你要證明受訴法院所在地，與被告經常居住地一致，否則管轄異議成立，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柒』 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疑難問題解答(二)

最高法院吳慶寶：民商事審判疑難問題解答（二）
第三類、擔保的有關問題
1、劃撥土地上的建築物被抵押，在破產時該劃撥的土地可否視為抵押物?如何處理? 劃撥土地上的建築物提供抵押時現在究竟是以獨立抵押還是地隨房走，或者房隨地走存在一些爭議，但起碼建築物抵押時不可能是獨立抵押，應當認定是與土地使用權一起辦理抵押，否則建築物脫離土地就不會存在。建築物所有權人破產時如果該建築物的抵押經過有權登記機關登記按照有關政策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認定抵押有效。在具體處理時應當由抵押人以抵押物在其價值范圍內交納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後剩餘部分才可以優先受償給抵押權人。為何要考慮到交納土地出讓金主要是為了妥善安置破產企業的職工，可以想像，如果破產企業的所有有效資產均被以抵押方式優先清償給抵押權人，那麼破產企業將沒有剩餘資產來優先安置企業職工發放拖欠職工的工資等，這其實社會的負面影響反而更大，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收回劃撥土地的出讓金也並非純粹的由國家收回，而恰恰是為了破產企業能夠對企業職工的後續生活有所安置，以避免造成職工生活的動盪。
2、夫或妻一方登記財產所有權，在設定抵押時是否必須經夫妻雙方共同同意?若夫妻共同在抵押合同中簽名，是否應列夫妻為共同被告? 夫妻雙方的共有財產通常以夫或妻一方的名義進行登記，對於該共有財產處分權歸夫妻雙方共有，除非夫和妻一方授權另一方處分或者辦理抵押登記，否則該抵押登記的效力是值得考慮的。夫妻雙方共同在抵押合同中簽名證明該抵押合同是成立的，如辦理了抵押登記，則進一步證明抵押合同是有效的，是可以得到切實履行的。在訴訟中因該抵押財產可能成為清償債務的標的，加之該抵押物又屬於夫妻雙方共有，所以應當將夫妻雙方為共同被告。例外的情況是夫妻雙方授權他人同意以該財產設定抵押，那麼在訴訟中僅列被授權人為被告而不必列夫妻雙方為共同被告。
3、將集體土地上的房屋設定抵押是否有效？ 集體土地上的房屋當然可以做為抵押物，只是要注意的是：抵押人應當是房屋的所有權人，同時該房屋所有權人取得了該塊土地的使用權。另外，如果該房屋在建築時只是做為臨時房屋而建設，並未取得土地使用權，該房屋也並非房屋所有權人或土地使用權人設定抵押權，那麼，抵押就是無效的。認定房屋抵押是否有效應當審查土地使用權是否有效，房屋建築是否有效，房屋產權證書是否有權，抵押人是否房屋所有權人，或者不是房屋所有權人是否得到了房屋所有權人的授權或者同意。
4、債權人主張直接以抵押物或質押物、留置物變價受償的訴訟程序如何操作，法律文書如何表達? 在若干物權做為受償標的物的時候肯定會有一個清償順序的問題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可能留置的情況多一些，而且當事人之間也會約定較為簡單易行的變價或者清償辦法，例如以較高價值的標的物留置在債權人處會約定債務人不能歸還欠款則留置物歸債權人所有，不會留有超出價值的部分歸還債務人，或者不足部分如何進一步清償的問題，既簡便易行，又能夠解決雙方之間的爭議。而在民商事交往中，法律關系和爭議金額往往較為復雜，很難用簡便的方法加以表述，常常會多出或者少於債權的價值，而這也是日後發生訴訟的主要隱患。但無論如何，在訴訟中遇有三種擔保方式並存的時候，肯定要分出個先後順序，不能以同一順序清償債務。應當考慮按照清償簡便易行和實際佔有優先的方式來分出清償順序。 （1）當存在留置的方式時，因該物被債權人實際佔有或者提存於第三人處且價值已事先確定也充分考慮到了市場風險和折舊的因素比較容易直接用於清償債權人的債權，所以，該種方式應當優先於其他擔保方式受償。擔保法解釋第79條第2款規定：「同一財產抵押權與留置權並存時，留置權人優先於抵押權人受償」。可見，司法解釋認為無論何種情形，無論留置權在先辦理，還是抵押辦理在先，留置權均優先於抵押權。 （2）當存在質押的方式時，應當分清質押物以及該物派生出的民事權利歸屬於債務人並沒有將所有權轉移給債權人，進入清償順序時，也應當考慮到質押物的實際價值以及其所派生權利的實際價值，同時要注意到質押物要以動產為主，當然還可以涉及到附著於質押物的民事權利，這個權利究竟如何行使需要做出鑒定或者審計並非依債務人所主張的價值數額為准，其實現的程序也並非象留置物處置時那麼簡單易行。在先質後押的場合，及時抵押權已經辦理登記，成立在前完全有效的質權應優先於抵押權。至於防止質權人於出質人惡意串通損害已經登記的抵押權的問題，可以通過合同無效制度、證據規則以及證據鑒定製度來解決，沒有證據能夠證明質權損害抵押權的，應當認定競存時的質押權優先。 （3）抵押物並不需要實質佔有，而往往以登記管理機關登記和公示為生效要件。該抵押物仍然歸屬於債務人佔有、使用，僅僅從法律上限制了該抵押物的處分和轉讓。債務人提供的抵押物既可以是自己擁有所有權的抵押物也可以是經過他人同意的、他人擁有所有權的抵押物，特別應當注意的是抵押物是以不動產為主要指向對象，雖然也存在大量的動產抵押的情況，在訴訟中予以清償是存在著一定難度的，必然涉及到抵押物的估價、審計、拍賣，並不能以債權人所能接受的最抵價格予以轉讓或者變現，其處理的方式更應注意到公平和公正，也要注意維護抵押人的合法權益，所以在處置時應當優先於保證而落後於留置的擔保方式。通常情況下抵押權的實現要優先於質押權。對於抵押的公信力問題，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均有不同認識。總的講，我國的抵押登記屬於公示性質的，登記機關不對抵押財產的真實性、可靠性負責，僅僅是拿來登記表填寫完畢，加蓋抵押人的公章，由登記機關予以認可後，蓋章登記予以公示，決沒有可據此認定抵押財產真實可靠的道理。例如，擔保法司法解釋第50條規定：「以《擔保法》第34條第1款所列財產一並抵押的，抵押財產的范圍應當以登記的財產為准。抵押財產的價值在抵押權實現時予以確定」。第61條規定：「抵押物登記記載的內容與抵押合同約定內容不一致的，以登記記載的內容為准」。由此看來，法律和司法解釋也沒有明確抵押合同與抵押人及抵押登記所指向的抵押財產應當屬於同一財產，所以難以負起公信力的抵押之登記責任，這也給司法審判的具體案件帶來不少麻煩。起碼抵押登記應當起到：第一，避免重復登記，以同一筆財產反復辦理抵押登記；第二，避免虛假登記，登記財產不真實，損害債權人利益；第三，避免惡意損害第三人的登記，例如逃避其他債權人的追索，辦理惡意登記。 在法律文書中，自然應當闡述上述幾種物的擔保的法律關系的實質內容，以及他們之間的順序關系，特別是為保護債權人利益所應當考慮的清償順序。 附錄：關於吉林市商業銀行營業部與交通銀行吉林分行船營支行長春路分理處存單質押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 （2003）民二他字第21號 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 2002年 11月 22 日（2002）吉高法民三請字第 1號《關於上訴人吉林市商業銀行營業部與被上訴人交通銀行吉林分行船營支行長春路分理處存單糾紛一案的請示報告》，我院於2003年6月2日收悉。根據你院二審認定的事實，經研究，答復如下： 吉林市商業銀行營業部（以下簡稱商業銀行）因為貸出款項，並通過存單質押而取得了交通銀行吉林分行船營支行長春路分理處（以下簡稱交通銀行）出具的存單。依照本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一）款的規定，本案商業銀行以存單質押請求兌付而起訴，應屬存單糾紛案件。商業銀行在接受出質存單後向交通銀行進行了核押，依照上述司法解釋第八條第三款的規定，質押合同有效，交通銀行應承擔本案所涉存單的兌付責任。但應以該存單質押的債權為限。 此復
二○○三年一月四日(承辦人：王洪光承辦)
附相關鏈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218/11/15989001_433832027.shtml

『捌』 法院叛刑是先刑還是先民

從「先刑後民」到「先民後刑」思路的轉變
——以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為視角
【論文提要】刑民交叉案件是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問題。盡管法律和司法解釋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已有部分規定,即「先刑後民」一直是我國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導性原則，但該原則的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面臨一些困境。因此筆者提出,應在部分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轉變思路, 從「先刑後民」到「先民後刑」,也許會對「先刑後民」的處理理念產生一些變革。本文正是在這一動因下的一次嘗試。故筆者以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為視角,結合審判經驗, 首先介紹了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分類及處理刑民交叉案件面臨的困難和障礙,然後對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先刑後民」模式進行反思,接著分析了「先民後刑」思路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之價值意義, 功能意義,最後提出在知識產權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上，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民事程序的價值意義和功能意義，在此基礎上提出對刑民兩種司法程序進行合理銜接與協調，建立民、刑分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以及民、刑合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審理機制的構想。
【關鍵詞】刑民交叉；司法程序；變革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相關法律體系 20 多年的發展，知識產權法已經形成了一個內容龐雜而且體系相對規范的法律部門。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產權案件不斷趨向復雜的今天，我國知識產權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在某些方面也體現出明顯的滯後性，無法滿足現實生活中案件審理的要求，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問題。所謂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就是由同一或交叉的兩個法律事實所引發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和知識產權刑事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織的案件。從我國的實踐狀況來看，對於包括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在內的各種知識產權案件我國在實踐當中通常採取「先刑後民」或是「刑事附帶民事」的方式來處理。對此，本文在當前我國知識產權民刑交叉案件管轄的一般管轄模式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圍繞民事程序在解決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上的獨特價值意義及適用性展開分析，提出對這一問題的新思考，藉以拋磚引玉，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類

所謂刑民交叉案件，又稱刑民交織、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質既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又涉及民事法律關系，相互間存在交叉、牽連、影響的案件，或根據同一法律事實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的案件[1]。

（一）廣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質」的交叉，如某一行為是合同糾紛還是合同詐騙罪，是股權糾紛還是職務侵佔罪，是技術糾紛還是侵犯商業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將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規定表明，在交通肇事僅造成財產損失而又無力賠償時，數額多少將成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無力賠償的「量」在30萬元以下時，不構成刑事犯罪，僅作民事處理；在30萬元以上時，則構成刑事犯罪，將定罪處罰，但在造成的損失「量」或行為人的賠償能力尚未確定時，該行為是民事行為還是刑事行為處於不確定狀態，這也是一種刑民交叉。同時，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刑民關系還存在轉化的可能，如過去將騙取貸款用於生產未歸還而產生的爭議界定為民事爭議，但在2006年6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騙用貸款罪」，則將該種不具有非法佔有故意的貸款欺詐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2]，即民事糾紛向刑事犯罪轉化。又如經濟領域的投機倒把行為，過去大多作為犯罪處理，現在基本上作為民事爭議處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糾紛轉化。此外，在刑法規定的追繳與退賠中，也存在刑民交叉問題。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講，追繳與退賠都是通過刑事訴訟，對遭受財產損害的被害人合法權益進行恢復，是由司法機關主動採取的一種損害賠償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問題[3]。

（二）狹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兩種：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體表現為同一主體實施的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導致法律事實的牽連而成立刑民交叉[4]。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處理刑民交叉案件面臨的困難和障礙

（一）傳統觀念的影響

在我國，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一切從國家本位出發，倡導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利益、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二者發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讓位於國家利益，體現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為主導，民事案件服從於刑事案件，這種「重刑輕民」、「刑主民從」的思想，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各司法機關常以刑事優先於民事，民事部分的審理應服從於刑事部分的審理為由而對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駁回起訴。如銀行審查不嚴導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領；停車場疏於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車被盜竊；雇員為僱主服務期間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該種「先刑後民」的處理方式過於強調公共利益的維護，忽視了社會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視了被害人獨特的利益要求[5]；同時阻斷了對被害人民事權利進行司法救濟的正當渠道，也阻礙或延後了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審理，必然導致案件的久拖不決，使被害人的民事權益長期處於擱置狀態。由於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護，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傷害，使被害人滋生強烈的反社會情緒，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轉換。因此，對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優於民」、「先刑後民」的單一模式處理，而應當根據個案情況區別對待。

（二）法律方面的障礙

為保證刑事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刑事訴訟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明確規定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即將「打擊」放在第一位，「保護」放在第二位。甚至對打擊犯罪作狹隘理解，認為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財產乃至生命的刑罰處罰，就是對被害人最大的慰藉和補償。因此，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個人權益應作出讓步和犧牲，其無需在刑事訴訟中提出民事權利要求，國家對犯罪的追訴，即是對其民事權益的最好保護。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條是刑事訴訟法從立法角度，對通過刑事訴訟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確認和肯定，但僅適用於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案件，適用范圍狹窄，遠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體范圍和法律特徵[6]。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198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均規定，為打擊經濟犯罪，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時，民事案件應絕對服從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實體上要求「重刑輕民」，在程序上強調「先刑後民」。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針對經濟犯罪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後民」的同時，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審理」的例外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長期受「先刑後民」、「刑主民從」思想的影響，加之，該《通知》的法律效力較低，適用范圍較窄，因此，其確立的對刑民交叉案件實行「分案審理」的模式並未真正得到貫徹實施。1997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三款第一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存單糾紛案件過程中，對發現的犯罪線索要及時告知偵查機關，如存單糾紛須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時，應「先刑後民」，存單糾紛案件中止審理；如不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時，存單糾紛的處理不受刑事案件的影響，可獨立運行，即可以「刑民分離」。但該司法解釋的適用范圍相當有限，只能適用於特定的存單糾紛類案件。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司法解釋形式，針對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作了較為全面而具體的規定，使司法機關對經濟領域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有章可循，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其適用范圍仍然有限，即只適用於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對大量的其他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處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先刑後民」模式之反思

關於「先刑後民」，有學者在操作層面上將其解釋為「在民事訴訟活動中，如果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時，應當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後，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案件進行審理，或者由法院在審理刑事犯罪的同時，附帶審理民事責任問題，此之前，法院不應單獨就其中的民事責任予以審理判決。」[7]此外，另有學者從理論層面上對該原則的內涵進行了界定，認為該原則在內容上包括「位階上的刑事優先」與「位序上的刑事優先」兩方面的要求: 前者是指刑事判決的效力在位階上應當高於民事判決，刑事判決的內容要對民事判決發生拘束力，即便民事判決已經先行作出並已生效，但刑事判決仍然可以將其推翻; 後者是指在程序上刑事法律關系的確定應當優先於民事法律關系，應當優先適用刑事程序以確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或者在不妨礙刑事責任實現的前提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附帶處理民事責任問題[8]。在我國，「先刑後民」原則的法律淵源最早見於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下發的《關於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了在查處經濟糾紛案件中如果發現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起訴。之後十幾年間，我國司法機關又陸續發布了一些關於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文件，逐步確立了「先刑後民」原則在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的的基本地位。然而，「先刑後民」原則的一味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帶來一些問題，目前人們對它的詬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該原則的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 「重刑輕民」、忽視私權保護的意識和觀念，不利於公民私權意識的生長和培育，三是我國當前刑、民兩種司法程序在程序價值設定、程序技術以及程序運行特點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受害人的民事權利救濟往往受到諸多限制。針對「先刑後民」原則的正當性問題，有學者進行了學理上的深層剖析，認為該原則的適用旨在刑、民程序沖突的理性解決，這裡面蘊含著現代程序立法者對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兩種程序之構造特徵及其相互關系的深刻洞察: 在現代訴訟程序發生刑、民分離的背景下，刑、民兩種程序之間存在的種種技術上的差異所導致的實體法上的規范競合將引發程序間的交叉與沖突，由此導致刑事裁判與民事裁判之間可能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在此情況下，以下兩方面因素則促使立法者不得不考慮將刑事訴訟程序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位置: 一是從價值上判斷刑事訴訟較之民事訴訟更具社會意義( 公益性及判決的預決性) ，二是從技術上分析刑事訴訟較之民事訴訟更能全面揭示案件事實真相 ( 較為強大的刑偵、取證手段及較為嚴格的證明標准)[9]。倘若上述立論能夠成立，我們可從中進一步引申出這樣一種認識: 當某一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問題對刑事問題存在價值意義 ( 利益及效益評價) 層面及技術意義層面( 真實發現) 的依賴時，「先刑後民」或許可以成為其中一種較為合理的管轄模式安排; 而當上述依賴不存在或者不十分明顯時，或者，當某種新的價值意義出現時，其他的管轄模式也許能夠獲得相應的空間而成為一種替代性選擇。此外， 「先刑後民」這一運作模式本身包含了在刑事程序中一並解決民事問題這樣一種變通性做法，這一做法明顯體現了對效率價值的追求，但其前提是: 一方面，刑事程序必須具備足夠的功能容量，不僅能夠將民事法律關系認定過程中必備的程序和實體元素囊括進來，而且還要能在刑、民兩種程序之間始終能找到對接和平衡點，比如統一的法院管轄權標准，明確的損失評估標准，能夠相互包容或者相互銜接的證明標准，等等; 另一方面，刑事程序在同時處理刑事問題和民事問題的過程中，相關的價值追求始終不發生混同，始終能做到涇渭分明，比如，刑事司法程序所須恪守的「疑罪從無」理念能夠始終不發生動搖，不受民事責任審理過程的影響。以上這些前提條件若無法具備或者不能完全具備，那麼，包括刑事附帶民事在內的「先刑後民」運作方式將有可能遭遇現實的難題和困境。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對原來作為刑民交叉案件解決基本原則的「先刑後民」原則加以突破，在刑事訴訟所彰顯的維護公共秩序之外發現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的新的價值意義，在功能層面上擺脫對刑事程序的依賴而實現發現真實、制止侵權行為之目標; 並且，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及其可能的變革空間內，尋找到或者創建刑、民兩種司法程序的銜接點和兩者相協調的契機。

四、「先民後刑」思路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之價值意義

對於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而言，侵權事實及其後果的認定及評價始終是案件處理的核心問題; 而且，基於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持續性及其損害結果的迅速擴張性，在認定先前已經發生的侵權行為的同時，還有必要對侵權行為採取即時的抑制和制止措施，使受侵害人避免因損失的急劇擴大而陷入無以挽回的境地。故而，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不僅僅要關注發生在過去的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害及其能否得到充分的救濟，而且還要關切基於侵權行為的不斷延續而導致的損害後果不斷嚴重、事態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況且，對侵權損害後果的估算恰恰又是其後可能發生的、侵權行為刑事責任及其大小判斷的一個重要因素，知識產權侵權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唯一界限是涉案標的的大小，通常表現為一定的涉案金額或者侵權產品的數量。由此可見，在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處理過程中，通過民事程序對侵權責任的認定在功能意義上是一個極其重要、必不可少的環節，而且，對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保障及權利救濟而言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意義。這應該成為整個知識產權案侵權案件處理的核心價值。此外，就知識產權侵權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二者的相互關系而言，如何為前者向後者的 「跨越」設定一個合適的「門檻」，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與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管轄模式的選擇同樣息息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罪的范疇，也就是說對個體知識產權所實施的侵害嚴重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即需要科以刑罰不是一個倫理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法律判斷問題。各國法律對該問題的態度決定於各自的綜合國情，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不具有太多普適性意義。故而，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發生之後，無論其侵害程度如何，在通過賠償損失、銷毀侵權產品或者標識、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的承擔，全面實現了對受害人的權利救濟和補償之後，何種條件下才會存在追究侵權人刑事責任的必要性，在理論上必然不太容易界定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我國，犯罪數額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而言是一個重要因素，屬於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法定情節，該數額分別包括非法經營數額、銷售金額、違法所得數額、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以及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等類別[10]。然而，我國地區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的現狀決定了單純的涉案金額本身無法獲得普適性的意義，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劃定一個統一的定罪標准，如何通過功能有限的司法程序對紛繁復雜的各種環境 ( 包括網路環境) 下出現的多種多樣、高度智能化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有效地給予刑事制裁，一直是長期擺在立法者和實踐者面前的難題。這些都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對於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法律規制而言，民事司法程序的適用是一個首要的環節，同時也是較為現實、有效一種途徑。

五、「先民後刑」思路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之功能意義

對於任何一種類型的司法程序而言，能否有效地建立起一套發現真實的程序運作機制至關重要。一般認為情況刑事司法程序對發現真實的促進能力要優於民事司法程序，其原因是一個強大的偵查機構的存在，該機構在證據收集、證據調查及證據運用方面的能力大大超越各類私的主體。然而，倘若我們對知識產權本身以及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進行仔細分析，會發現其中可能會出現例外。與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相比，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高度隱蔽性及針對性，一旦實施，將直接給權利人帶來巨大的權益損害，權利人對該行為發生的敏感度以及觀察動力應該說強過其他任何人和機構，此其一;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往往以不正當的模仿行為展現[11]，從而構成對他人知識產權的侵害，相對於其他主體而言權利人對模仿行為具有更強的識別能力，同時對侵權行為對其造成的損害能夠進行較為明晰、全面的評估，因此可以說，權利人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發生和危害有著更多的了解，此其二;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承擔相應證明責任的權利人往往可以通過訂購或現場購買等方式取得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實物或者發票的方式來進行證明，與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繁瑣程序作支撐的機構偵查相比，這樣一種取證方式在便利性和成本效益衡量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顯而易見。此其三。因此，作為受害人的知識產權人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處理過程中能夠發揮不同於一般民事權利人的作用，其中包括侵權行為的證明，對自身經濟損失的評估、對侵權人的處理意見及賠償要求的合理確定，等等。正是由於知識產權人在積極主張、舉證方面擁有一種天然的原動力和能力，將這樣一種能夠積極參與的主體吸納進來，便使得民事程序在發現案件真實方面獲得相應的優勢。除此之外，民事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及證據保全制度也能夠在真實發現方面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前者如英、美的證據開示程序( Discovery) 、德國和日本的准備程序以及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庭前證據交換程序，這些程序制度的設立能在很大程序上保證開庭審理過程中案件事實得到充分展露，促進法官心證的正確形成; 後者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ips) 第 50 條的規定，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在相關證據確實存在被銷毀的巨大危險的前提下有權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其條件是提供「足以保護被告和防止權力濫用」的保證或相當的擔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4 條規定: 「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與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證據保全制度的設立正是適應了知識產權訴訟技術性、復雜性、訴訟時間長等特點，為證據收集的可靠性和高效性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技術保障措施。另外，民事程序在即時制止侵權行為、防止損害進一步擴大方面同樣有著很大的優勢，這也是刑事司法程序難以與之匹敵之處，它主要通過採取訴前禁令制度來實現。訴前禁令作為Trips 所規定的「臨時措施」之一，在大陸法國家往往被歸於民事訴訟行為保全制度中「假處分」的范疇，在英美法國家則屬於救濟制度中的 「臨時禁令」，中國的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中表述為「訴前責令停止侵權行為」[12]。在我國，訴前停止侵權行為的制度分別見於《專利法》第 61 條、《商標法》第 57 條、《著作權法》第 49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與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中確立的責令加害人於訴訟中停止侵權行為的措施以及相關財產保全措施一道，形成了針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較為完善的救濟制度體系。

六、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 「先民後刑」思路之實施機制

為了建立一種能夠凸顯民事司法程序在解決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上之功用的程序銜接及協調機制，本文擬提供這樣一種思路: 對於某一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如果其中的刑事問題和民事問題沒有形成實質性牽連關系[13]的話，那麼，可以採取「刑民並行」的思路，將其中的刑事問題和民事問題由具有相應管轄權的法院分別按照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審理; 倘若同一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涉及同一侵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而且民事問題與刑事問題形成了實質性的牽連關系，那麼，可以將該案的管轄權匯集到同一法院依照「先民後刑」的原則審理[14]。現在要探討的問題是，在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的管轄權能夠集中於一個法院的前提下，通過怎樣的制度安排來體現民、刑兩種程序之間的「先民後刑」較為恰當。一種方案是一個案件中的刑事、民事問題分別由同一法院內部的刑庭和民庭分別適用審理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審理，只不過民事審理在先，刑事審理在後，前者的審理結果將約束後者; 另一種方案是在管轄法院建立一個統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專門審理所有的知識產權糾紛，該庭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將按照「先民事、後刑事」的順序進行。

（一） 民、刑分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這樣一種處理機制運作的基本程序如下: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由確定的、享有管轄權的法院受理之後，先由民事審判組織對相關知識產權的權屬或者侵權責任問題進行審理，待其對權屬問題及侵權責任問題作出裁判，再由權利人提起刑事自訴，或者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將案件移交刑事審判組織進行審理，由其在前一民事裁判認定事實的基礎上對侵權人是否需要就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問題作出裁判。如果採取這一模式，需要解決三個方面的程序協調問題: 一是兩種訴訟程序中認證的協調，前一程序已經認證的證據在後一程序中不再組織質證和認證，並且兩種訴訟程序中的證明標准能夠予以清晰界分，侵權責任和刑事責任分別依照不同的證明標准進行認定;二是緊急救濟措施的協調，在設立民事訴前救濟、訴前證據保全、財產保全制度的同時，也相應設立刑事訴前強制措施和訴前證據保全制度，從而能夠實現緊急情況下對犯罪證據的固定、提取和對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控制，從而保證對觸犯刑律的侵權人能夠實施有效的刑事追訴; 三是審限的協調，即在民事審理先行的情況下，刑事訴訟審限的計算要能夠與之相適應，將那些必要的、與民事程序相銜接與協調的期間納入到刑事訴訟審限當中。

（二）民、刑合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該處理機制的運作是以在法院內部設立統一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機構為前提，負責包括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在內的所有類型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審判。由統一的審判法庭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進行審理時依然遵循「先民後刑」的原則，對其中的知識產權確權、侵權責任認定以及侵害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責任判斷問題分別適用相應的訴訟程序進行處理。合庭審理的一個最大優勢在於審理案件的全體法官自始至終能同時聽取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質證及辯論，保證了彼此之間在一個統一的平台上對證據進行斟酌與考量，這樣有利於一個大體相近的心證的形成，減少同案審理人員之間在案件事實認識上的偏差; 此外，在合庭審理的情形下，有助於在知識產權案件的處理上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刑、民嚴格界分的觀念，對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從一種整體意義上來加以認識，將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所涉及的民事問題和刑事問題視為糾紛處理不可分割、彼此關聯的部分來對待，並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起意義上的聯系，通過個案處理經驗的積累及其反思，根據社會的發展程度在「私」和「公」的意義平台之間適時調整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定性坐標。這樣的一種糾紛解決觀也許能夠進一步促進知識產權糾紛的妥善解決，並使得該糾紛解決過程能被置於一種開放的視野，與全社會對知識財產的認知之間時刻保持流動性，並形成有效的張力。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實行合庭審理顯然對審判機構人員的綜合審判業務素質和經驗提出了較高要求，這需要通過恰當的人員結構配置機制來實現。此外，相關的程序銜接和協調也不可或缺，除了上述分庭審理情形下提到的刑、民程序銜接與協調機制之外，還有兩點值得關注: 一是上下級法院之間建立對口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上訴審及再審機制，二是和解、調解機制的有效運用，充分利用審判組織合一的優勢，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引入和解和調解的契機，通過雙方的信息溝通、協商和及時的利益補償，將違法的侵權關系轉變為合法的許可使用關系或者其他互利合作關系，由此在訴訟框架內拓展此類糾紛解決的新渠道和新空間。

『玖』 法律行為的部分無效包括哪些情況

法律行為部分無效的情況：
（1）標的數量超過法律許可范圍
《合同法》第214條第1款：「租賃期限不得超過二十年。超過二十年的，超過部分無效。」
第211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7條第2款規定：「托貸款中約定的利率超過人民銀行規定的部分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1款規定：「經市、縣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協議方式出讓的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出讓金低於訂立合同時當地政府按照國家規定確定的最低價的，應當認定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價格條款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7條第1款規定：「遺囑人未保留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遺產份額，遺產處理時，應當為該繼承人留下必要的遺產，所剩餘的部分，才可參照確定的分配原則處理。」
（2）法律行為的標的由數種不同事項拼合而成，其中一項或數項無效。如買賣合同標的物有數個，其中之一為法律禁止流通物，則該項買賣中僅買賣禁止流通物部分無效，其他部分仍可有效。
（3）法律行為中的非主要條款因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公序良俗而無效。
根據《民法通則》第88條，《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以及《合同法》總則、分則和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影響主合同成立的必備條款有三：即當事人條款、標的條款和數量條款。民事法律行為缺少必備條款之一，整個民事法律行為不成立。整個民事法律行為不成立，則民事法律行為全部不發生法律效力。不發生法律效力，談不上部分無效和部分有效的問題。因此，所謂部分無效的條款應除上述三個必備條款以外的非主要條款。包括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費用的負擔、違約責任以及解決爭議的方式等。如《合同法》第53條規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 （一）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
第40條：「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擔保法》第29條：「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未經法人書面授權或者超出授權范圍與債權人訂立保證合同的，該合同無效或者超出授權范圍的部分無效，債權人和企業法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債權人無過錯的，由企業法人承擔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機關能否作經濟合同的保證人及擔保條款無效時經濟合同是否有效問題的批復》規定： 「一、經濟合同的保證人應是具有代為履行或者代償能力的公民、企業法人以及其他經濟組織，國家機關不應作為經濟合同的保證人。經濟合同中以國家機關作為保證人的，其保證條款，應確認為無效。 二、經濟合同中保證條款被確認為無效後，不影響該經濟合同其他條款的效力。但當事人雙方約定提供保證作為該經濟合同成立要件的，保證條款無效時，其他條款都應確認為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4條第1款規定：「聯營合同中的保底條款，通常是指聯營一方雖向聯營體投資，並參與共同經營，分享聯營的盈利，但不承擔聯營的虧損責任，在聯營體虧損時，仍要收回其出資和收取固定利潤的條款。保底條款違背了聯營活動中應當遵循的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原則，損害了其他聯營方和聯營體的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確認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僱工合同應當嚴格執行勞動保護法規問題的批復》（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88）民他字第1號）：「經研究認為，對勞動者實行勞動保護，在我國憲法中已有明文規定，這是勞動者所享有的權利，受國家法律保護，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任意侵犯。張學珍、徐廣秋身為僱主，對雇員理應依法給予勞動保護，但他們卻在招工登記表中註明 『工傷概不負責任』。這是違反憲法和有關勞動保護法規的，也嚴重違反了社會主義公德，對這種行為應認定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