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侵權人的減損義務

『壹』 《合同義務的擴展分析》這個標題的論文咋寫啊

摘要：
《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這是為實現債權人給付利益的附隨義務的規定。《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這是對後合同義務的規定。另外，我國合同法第42條、第43條規定的締約過失責任實際上是肯定了先合同義務。因此，可以說，我國合同法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附隨義務體系。

附隨義務在我國《合同法》中應嚴格定義為狹義的概念。其設立的目的在於一是促進實現主給付義務；二是維護對方的人身或財產利益。違反附隨義務與違反給付義務一樣產生違約責任。附隨義務的內容包括通知、協助、保密和基於誠信原則而產生的其他義務。經濟法擴展了附隨義務，使其作用更為凸現，實現了追求實質正義的理念。

關鍵詞：附隨義務 合同義務 經濟法
一、附隨義務的概念

附隨義務（Nebenpflicht）是大陸法系合同關系發展過程中，有關義務的一個相當重要理論。附隨義務是德國學者在探討合同給付義務及其履行時首先提出的，它是合同當事人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所應當承擔的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由於此種義務是附隨於主給付義務的，因此，稱為附隨義務。附隨義務根據服務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為實現債權人給付利益的附隨義務和為維護相對人人身及財產利益的附隨義務。前者主要體現為通知、照顧、忠實、協助、說明、不為禁止營業的義務；後者主要表現為先合同義務、 後合同義務和加害給付。相應地，附隨義務也就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促進主給付義務的實現，使債權人的給付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輔助功能）；維護他方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的利益（保護功能）。
附隨義務,作為民法理論的新興內容，盡管學者們對其理解各有出入，但是達成的基本共識是：附隨義務是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當事人之間亦無明確約定的情況下，為了確保合同目的的實現並維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主要是人身和財產利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依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所承擔的作為或不作為的義務。這表明附隨義務以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為前提，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其目的在於確保合同目的的實現,並維護合同當事人的利益；其內容也並非自合同關系之始就已確定,而是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隨著合同關系的進展逐步得以確立的[1]。
雖然學界對附隨義務產生的前提、目的、基於的原則都無異議，但對於附隨義務所涵蓋的內容，調整的范圍確依然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附隨義務是否包括了先合同義務和後合同義務。附隨義務理論的先河起源於1861年德國學者耶林發表了「契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與不成立時的損害賠償」一文，探討了對合同訂立階段信賴關系保護的必要性，提出了締約過失責任理論，隨著實踐的發展與認識的深化，合同履行時的附隨義務和後合同義務均出現於判例學說之中。於是，沒有法定和約定的依據，合同當事人為了確保合同目的的實現和保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也承擔起告知、說明、照顧、保密等義務。與合同自由原則下的約定義務不同，這三類義務在誠信用原則的指引下，旨在調節合同當事人之間及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系，以達到三方利益的平衡。所以可以說，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和後合同義務的都是基於同先合同義務一樣理念那就是--誠信原則而產生，三者可謂同根同宗，因此台灣學者王澤鑒把附隨義務定義為「債之關系在其發展過程中 , 為使債權能夠圓滿實現 , 或保護債權人其他法益 ,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 , 債務人除給付義務外 , 尚應履行其他行為義務 , 其主要的有協力義務、通知義務、照顧義務、保護義務及忠實義務」，其意是把先合同義務、後合同義務與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統稱為附隨義務。但是三者確具有不同功能、承擔不同的責任，所以不能簡單的把三者義務同時歸為附隨義務。所以附隨義務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附隨義務是於合同關系發展的各個階段均可發生的，當事人依誠信原則所應負擔的義務，包括了先合同義務和後合同義務。但我國《合同法》第四章中的第60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因此，按《合同法》整個體系來解釋的話，附隨義務應僅發生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因為附隨義務是相對於給付義務而言的，是依附於給付義務，是為了保證合同給付義務的順利履行基於誠信原則而規定產生的，它的內容是隨著合同給付義務完成的情況變化而不斷變化的。而先合同義務則是從締約磋商到合同生效前的這段時間締約人所負有的義務，由於合同未成立，給付義務尚未產生，所以它不依附於給付義務而存在，是獨立存在的，是內容也是比較確定的[2]。後合同義務是合同給付義務履行完畢後對締約人所負有的義務，同樣不依附於給付義務而存在。因此，嚴格意義的附隨義務的概念應確定附隨義務存在的范圍、功能、產生的原則、內容。所以狹義的附隨義務的概念應定義為「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為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或周全保護債權人之人身或其財產利益，債務人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而履行的通知、協助、保密、保護等給付義務以外之義務」[3]。 我國《合同法》中的附隨義務採用的是狹義的概念。
二、附隨義務與其他義務的區別
債之關系的核心在於給付，給付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功能。除給付義務外，債之關繫上尚有先合同義務、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及不真正義務。附隨義務的真正含義需與其相近的概念中比較，方得獲知。
（一） 與給付義務的區別
給付義務分為主給付義務和從給付義務。所謂主給付義務是指債之關繫上固有、必備，並用以決定債之關系類型的基本義務。例如，在買賣合同中，出賣人應交付其物及移轉其所有權之義務，買受人應支付價金之義務，均屬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是不具有獨立的意義，僅具有補助主給付義務義務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於決定合同的類型，而在於確保債權人的利益能夠獲得最大的滿足的義務。
附隨義務與主給付義務的區別有三：（1）、主給付義務自始確定，並決定合同類型。附隨義務則是隨著合同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形成的。它在任何合同關系中均可發生，不受特定合同類型的限制。（2）主給付義務構成雙務合同的對待給付，一方在對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的給付，附隨義務原則上不屬於對待給付，不能發生同時履行抗辯權。（3）不履行給付義務，債權人得解除合同。反之，不履行附隨義務，債權人原則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可就其所受損害，依不完全履行的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當然，有些合同上的義務，究竟屬於給付義務還是附隨義務尚有爭論。
附隨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存在爭論，德國通說認為，應以可否獨立以訴請求履行為判斷標准加以區別。可以獨立以訴請求的義務為從給付義務。有人稱之為獨立的附隨義務。不得獨立以訴請求的義務而附隨義務，有人稱這為不獨立的附隨義務。如 ,甲賣車給乙 ,甲交付車輛並辦理 過戶手續為主給付義務 ,提交必要文件(如 行駛證、保險書等)為從給付義務 ,告之該車 的特殊危險性為附隨義務。但有時判斷某 義務為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並不容易 , 如 ,出賣人對物品的使用說明是從給付義務 還是附隨義務 ,貨物需方受領貨物是從給付義務還是附隨義務就存在爭論。一般認為 前例義務人所負義務為附隨義務 ,後例為從給付義務 [4]。
（二）附隨義務與先合同、後合同義務的區別
《合同法》第42、43條規定了先合同義務，第92條規定了後合同義務，第60條規定了合同履行過程的附隨義務，法條的詳細規定為准確區分三者，提供了條件。雖然先合同義務、後合同義務和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皆派生於誠實信用原則 ,抽象出合同締結、履行、消滅三個階段當事人始終應當照顧、保護相對方人身、財產利益 的共性 ,但是三者之間的差異仍很明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 ,義務的功能不同。 先合同義務、後合同義務的功能主要在於保護相對人的人身財產上的利益。合同履行中的附隨義務除了承擔這一功能 ,還具有輔 助實現債權人的給付利益的功能。第二 ,義務違反後的責任類型不同。違反先合同義務 ,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該責任已成為不同於侵權責任、也區別於違約責任的一種獨立責任。違反後合同義務 , 與違反合同義務後果相同 ,當事人依據合同法原則 ,承擔債務不履行的責任[5]。《合同法》第107條的對「合同義務」違反而承擔違約責任的規定，亦適用於對合同履行中附隨義務的違反，所以對附隨義務的違反承擔責任的性質應為違約責任。
（三）附隨義務與不真正義務
所謂不真正合同義務是指合同相對人雖不得請求義務人履行 ,義務人違反也不會發生損害賠償責任 ,而僅使負擔此義務者遭受權利減損或喪失後果的義務 ,理論上也稱 間接義務。《合同法》上為受害人規定的不 真正義務主要就是減輕損害的義務 ,簡稱減損義務。減損義務所指的損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損害 ,對這種義務的違反不得讓義務人賠償他人損害 ,而是使其自負損害 ,與一般法定義務違反的後果頗不相同 ,所以才稱 為「不真正義務」。如《合同法》第 119 條 , 第 1 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 ,對方應當 : 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 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 ,不得就擴大的損失 要求賠償。」 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附隨義務是向對方所承擔的義務，違反該義務應向對方承擔責任；而不真正義務並非是向對方承擔的義務，違反該義務亦不會產生向對方擔責的情況，只是自我遭受不利益。
三、附隨義務的種類
債之關系為一種發展性之過程。附隨義務是在債之不斷發展過程中表現為不同的義務，唯其產生不得脫離誠實信用原則，其功能僅為輔助給付義務的實現。我國《合同法》中對附隨義務內容的規定大體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1）通知義務 通知義務又稱告知義務 ,指合同當事人應將對合同相對方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 告知對方的義務。關於告知義務，《合同法》第158條、第191條、第228條、第230條、第 232條、第256條、第257條、第278條、第298條、第 309條第338條、第370條、第373條、第384條、第389條、第390條、第399條、第413條等分別作了規定。
（2）關於說明義務，合同當事人對合同相對方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負有向對方說明義務。《合同法》除了在總則中規定格式條款提供者對免責或限責條款的說明義務外，還在分則第199條、第231條、第304條、第307條、第324條、第356條、第383條等中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
（3）關於協助義務，協助義務是指合同當事人應協助對方 履行義務 ,以使合同能順利履行的義務。在合同關繫上 ,債務人所負的履行義務多數是積極的給付義務 ,以滿足債權人利益為目的。而債權人要現實地享有合同利益 ,就必 須以自己的行為接受債務人的履行 ,配合債 務人完成履行行為。如果沒有債權人的配 合、創造必要的條件 ,合同將無法得到履行 或不能達到履行的效果。 為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 ,誠實信用原 則要求債權人負協助義務《合同法》第259條、第260條、第275條、第277條、第289條、第309條、第331條、第335條、第357條、第358條、第359條、第385條、第386條等均作了相應的規定。
（4）關於照顧義務，債務人履行合同時 ,應以謹慎、誠實的態度照顧合同相對方及合中的標的物 ,輔助債權人實現給付利益。《合同法》第156條、第247條、第265條、第301條、第 416條則作了規定。
（5）關於保密義務，保密義務又稱為忠實義務 ,是指合同當 事人負有將通過合同關系而了解到的對方 的秘密予以保密的義務。在合同訂立時 ,為 了使對方了解和信任 ,一方往往要向對方透 露自己的一些秘密。這些秘密主要表現為 商業秘密、技術秘密等，《合同法》法第266條、第324條、第346條、第 347條、第350條、第351條、第352條作出了規定。
（6）關於保護義務，當事人履行合同時 ,應 盡交易上的必要注意 ,保護相對方人身和財 產利益。《合同法》第333條、第282條、第303條亦有規定。
上述情形表明，我國合同法對附隨義務給予了全面的認可。可以說，附隨義務使社會對合同利益關系的調節更加嚴密、更加細膩。雖然附隨義務及其法定化，對維護社會權利，追求衡平正義意義重大，但是如果認為依靠合同法對附隨義務的法定化，可以完全達到現代合同關系中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衡平，實現實質正義，則期望值過高。合同法的屬性與社會現實兩方面決定了附隨義務法定化只是民法在其能力所及范圍之內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矛盾、追求實質公平正義的方法，因而具有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其一，附隨義務法定化並未改變其「附隨性」。附隨義務為合同法確認之後，成為合同當事人的法定義務，無疑提高了附隨義務的法律地位；但是並沒有從根本改變其附隨性。首先，合同法對其關注程度遠遠不及對約定義務及與約定相關的法定義務的關注程度。例如，我國合同法共有428條，而對附隨義務之規范從總則到分則不過40餘條。其次，從實際的合同關系看，亦是如此。附隨義務一般是依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而產生的，告知、說明、照顧、保密、保護等義務內容均是根據合同之事項和現實情況確定，因此，附隨義務從屬於約定義務。這也說明了現代合同法中社會權利之於個人權利、社會利益之於個人利益亦具有附隨性，其保障社會權利、維護社會利益的程度和范圍與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個中原因是在合同法視角里，合同依然是以意思自治為主的民事關系，契約自由原則盡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此限制與其作用的空間相比微不足道。因為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場之手調節經濟的微觀基礎，扼殺自由意志便會窒息市場生氣。[6]
（四）經濟法對合同履行中附隨義務的擴展
合同法以形式正義為理念，以概括性規范為主要內容，在最廣泛的范圍內最大的程度上給予市場主體等待遇，協調最一般最經常的交易行為，鼓勵了交易活動；經濟法以實質正義為理念，給予具體市場主體以差別待遇，調整了特殊的合同關系，保障了合同法正常發揮作用的經濟基礎。因此在經濟法中對具有平衡個人權利、利益與社會權利、利益，追求實質正義的功能附隨義務的規定具有了不同於《合同法》的規定具有體現了[7]：
（1）首先，在經濟法中，附隨義務由合同法中的附隨地位上升為主體地位。因為經濟法調整與社會權利、社會利益有重大利害關系的特殊的合同關系或者合同關系的特殊方面，附隨義務無論在宗旨、目的抑或性質、作用上與其均具有極強的同質性。故而，將附隨義務納為主要內容，在部門經濟法中屢見不鮮。《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重點規定經營者的義務、消費者的權利。這些義務以內容而言，即是保護義務、說明義務、告知義務等。
（2）其次，經濟法強調了合同關系中強者的附隨義務。合同法奉行抽象人格之立法模式，在其視野中合同當事人的實力和地位沒有差別，因而對當事人承擔的附隨義務之內容和機率的規范是中庸持平的。但是在經濟法的視野內，合同當事人不僅有經濟實力之別，亦有信息實力之別，當事人承擔的義務是既難以亦不應持平的。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加強了作為強者的經營者的義務與責任，以保護合同關系之弱者消費者，實現實質公平。
（3）經濟法保障附隨義務履行的力度加強。僅就對附隨義務地位的強化、承擔方的確定、以及義務內容明確化而言，經濟法不過是對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某些強制性規定而已，似乎可將經濟法看作合同法的特別法。但是當經濟法將國家的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乃至社會團體確立為保障附隨義務履行的監管機關時，與合同法的區別便凸顯出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章規定國家、各級人民政府、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行政部門應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採取措施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法院應當採取措施，方便消費者提起訴訟，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起訴條件的消費者權益爭議，必須受理，及時審理。
（4）經濟法細化了附隨義務的內容。合同法對附隨義務內容的規定極不明確，經濟法則對相應內容作出了詳細而明確的規定。例如，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規定了消費者知悉真情權：「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消費者有權根據商品或者服務的不同情況、要求經營者提供商品的價格、產地、生產者、用途、性能、規格、等級、主要成份、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售後服務、或者服務的內容、價格、費用等有關情況。」
（5）經濟法加重了違反附隨義務的法律責任。根據我國合同法規定，附隨義務已成為民事義務的重要組成部分；違反此類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但是經濟法所規定的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大大加強，它可能對違反附隨義務的一方承擔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亦有可能承擔罰款等行政責任。

參考文獻：
[1]霍陽、王全興：「從民法的附隨義務到經濟法的基本義務」，

[2]藍藍：「對締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載於《南開學報》2000年第6期
[3]道文著：《試析合同法上的附隨義務》，載於《法學》1999年第10期，第26頁。
[4]王澤鑒著：《債法原理》第一冊，第39-41頁。王利明、崔建遠著：《合同法新論.總則》，第213-214頁。
[5] 王澤鑒著：《債法原理》第一冊，第46頁。

『貳』 合同責任的損害賠償

作為違約責任的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包括四點：違約行為、損害、因果關系、無免責事由。
關於損害，是否非財產損害亦可以作為合同責任上的損害賠償的對象，在中國原來的法律上是欠缺規定的，學說上為一爭點。原通說上對此是持否定的意見，持肯定意見的為少數說。不過，在司法裁判中出現了一些案件，比如沖洗的膠卷被丟失、寄存的骨灰被丟失、美容被毀容之類的案件，這些案件中都涉及到非財產上損害問題，而且都是存在著合同關系的。因而，這一問題實有必要重新檢討。我個人的見解是主張在違約責任損害賠償中允許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的。我認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條也已經為此留有了解釋存在的餘地。
關於免責事由，法律規定的為不可抗力（第一百一十七條）。在改采嚴格責任原則後，免責事由的范圍大小就顯得格外重要。當事人固然也可以作特別的約定，但僅就法律的規定來看，中國的嚴格責任其實比英美的嚴格責任還要嚴格，因為在英美法上，存在著合同落空原則，而合同落空的范圍，則比不可抗力要廣泛得多。 合同法規定「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作為限定賠償范圍的手段（「法的因果關系」），中國法沒有採納德國的「相當因果關系說」（盡管條文中有「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而是採納了在比較法上居於有力地位的「可預見性規則」。
與日本民法第416條相比，中國法的特別之處在於：
（1）中國法沒有區分「通常損害」與「特別損害」，而是對所有的損害統一地適用可預見性規則；
（2）就適用可預見性的時點，中國法明確規定了「訂立合同時」，而非「債務不履行時」；
（3）就預見的主體，中國法規定為「違反合同一方」，而不是雙方「當事人」。日本民法第416條的規定本是學自英國普通法及法國法，自我妻榮以來，日本通說上則是按德國的「相當因果關系說」解釋，這可以說是日本民法「法典繼受」與「學說繼受」雙重繼受的典型代表；不過，日本近時的學說上對第416條的解釋又出現了返回本源（即英國普通法及法國法）的新動向。我想日本民法第416條解釋論的展開，對於中國民法是相當有參考價值的。 1．過失相抵在損害賠償法上，過失相抵是確定損害賠償范圍時的一項重要的規則，合同法草案中曾有規定，後來又被「雙方違約」的條文所替代。
「當事人雙方都違反合同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三條，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條），學說稱此為「雙方違約」。此概念能否成立，在中國民法理論上曾屬一項爭點.現在看來，雖然個別場合可以存在雙方違約，而相應地各自承擔其違約責任，本屬當然之理，法律不作規定，亦不致出現問題；另外，從比較法來看，鮮有規定「雙方違約」的，中國制定民法典時，亦不必保留這一規定，而應當規定過失相抵規則。
過失相抵是指僅發生一個損害，惟對於該損害的發生，被害人亦與有過失或者與有原因。雙方違約與此不同，是指雙務合同的兩方當事人彼此違反了各自的債務，並可能相互造成損害，這樣，就存在兩個違約行為，並且由此發生兩項損害。由此不難看出，兩者是存有明顯差異的。
合同法沒有規定過失相抵，構成法律漏洞，法官可以對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作擴張解釋，使這個針對侵權責任規定的規則擴張適用於違約損害賠償。現在中國已經開始起草民法典，其中過失相抵規則是作統一的規定，抑或是像日本民法那樣分別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於兩處規定，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2．減輕損害規則
減輕損害規則最初是在320多年前的英國普通法上創設的，稱為mitigation。在大陸法系，對減損義務或是欠缺規定，或是納入過失相抵。在中國法上，民法通則及合同法均規定了這一規則（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四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
減損規則與過失相抵是什麼關系，是首先應當辨別的問題。對於可避免的損失，固然可以看做是賠償權利人的過失，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將減損規則看做是一種過失相抵。但減損規則與過失相抵針對可避免之損失而言，其效果是存有差異的，兩種規則發揮作用的內在機理也是不同的；減損規則的運作邏輯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而現代的過失相抵規則的運作邏輯，則是按過錯程度及原因力確定責任的大小范圍並在當事人之間進行分攤，如此，似乎不應簡單地將二者等同。我以為，中國法上減損規則與過失相抵規則的分界線應當以時間來劃分，過失相抵分管的是損失發生的階段，而減損規則分管的則是損失擴大的階段。
3．損益相抵規則


在現在的中國法上，沒有專門規定損益相抵規則，但在學理解釋上，是普遍承認這一規則的，在司法裁判中也是如此。在將來的民法典中，這一規則應以明文規定下來。

『叄』 合同 故意擴大損失

我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該規定即為減損規則，減損義務是法律為促進誠信、維護公平而課以賠償權利人的一項義務，也是對損害賠償責任范圍的限制。該義務內容既包括積極作為採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也包括消極的不作為以避免造成新的損失。

『肆』 什麼是減損義務

不真正義務是指合同相對人雖不得請求義務人履行， 義務人違反亦不會發生損害賠償責任， 而僅使負擔此義務者遭受權利減損或喪失後果的義務， 理論上也稱間接義務。 《合同法》 上為受害人規定的不真正義務就是減輕損害的義務， 簡稱減損義務。減損義務所指的損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損害， 對這種義務的違反不得讓義務人賠償其損失，而是使其自擔損失， 此與一般法定義務違反的後果不相同，故稱「不真正義務」。如《 合同法》第119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 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 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

『伍』 關愛流浪者是公民的法定義務嗎

不是的，憲法和法律規定中沒有規定公民盡此條的義務。法定義務是指法定合同義務，是直接依據法律規定產生的而非由當事人約定的義務。是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法定義務必須履行。

一、法定義務狹義：

（合同法第 60 條第 2 款：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種類

①通知義務：即合同當事人應將自己履行義務的情況及時通知另一方當事人。

②協助義務：指合同當事人應協助對方履行義務，以使合同能順利履行的義務。

③方便義務：指為對方履行合同義務提供方便的義務。

④減損義務：即合同法中的 - 防止損失擴大 - ，是指由於主客觀原因而使一方遭受損失時，遭受損失的一方應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損失的擴大。

⑤保密義務：指合同當事人負有將通過確立合同關系而了解到的對方的秘密予以保守的義務。

二、法定義務廣義：

內涵：

法定義務是指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具體來說，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法律的規定所應承受的行為約束。 即法律規定你所必須履行的義務。即：父母有撫養子女的義務；夫妻有相互扶養的義務；子女有孝敬父母的義務。以及相關法律規定的種種義務及約束規范等等。

特徵：

法定義務是通過法律的強制性規范、禁止性規范設定的義務。這種義務對於每個自然人、法人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違反此種義務，即構成侵權行為責任。

『陸』 被保險人的防災減損義務是什麼

其次，較為被動的工作模式不利於工程保證保險防災減損服務的長遠發展。目前，我國工程保證保險尚未構建常態化防災減損機制，較多依賴事故發生後的應急工作小組方式。建立定期巡查、風險識別、應急處理、風險共享的動態機制，方為提高防災減損效率的長遠之策。

最後，工程保證保險防災減損服務也離不開政府職能部門以及消防、安監、氣象、水利、公安等社會防災系統的支持與合作。更關鍵的是，保險公司應改變「重承保，輕防災」的經營方式，加大防災減損投入、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改善防災減損方式。

保險損失說認為，保險來源於風險損失，也因「損害填補」和「損失分擔」而持續經營。事實上，防災減損的每個環節也都是為了減少損失。當然在減少損失之餘，保險公司的損失控制工作應提上日程：提前預測事故可能造成的損失，預先做好減少損失的安排，真正避免並減少損失。

『柒』 理賠查勘什麼意思

事實上，損失控制應貫穿於風險控制全程：在對工程項目履約風險進行預測、識別、分析、評估後，通過分析風險發生的概率、評估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失程度，從而為化解風險、減少損失提供參考。

從風險管理流程看，風險管理的每個環節都是為了減少損失。其中，事故發生後的損失減少既是無奈之舉，也是必然之為。在做好時候損失減少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提前預測事故可能造成的損失、預先做好減少損失的安排，真正避免並減少損失。

『捌』 張海良的論人身傷害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在什麼地方刊登過

論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張海良
目 錄
一、人身損害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和特徵
二、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過程
三、對現行司法解釋關於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一些問題的探討
1、建議明確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性質。
2、建議將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金明確和細化
論 文 摘 要
本文從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概念出發，分析精神損害賠償特徵，在確定精神損害賠償金時，應將對受害人的補償性、撫慰性與對侵權人的制裁性三種特徵有機結合起來。筆者從司法實踐出發並借鑒國外和我國歷史上的先進經驗，對我國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應設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作出闡述，高度評價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為此作出的有益嘗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必將對我國將來民法典的立法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和《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都規定了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但兩個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性質不同，前者是精神損害賠償范疇，後者屬財產損害賠償范疇。最高人民法院在兩個司法解釋中對不同的賠償項目，使用同一名稱表示顯屬不妥，應予修改。另外筆者認為對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確定應制定更明確和細化的標准，筆者從司法實踐和精神損害賠償的特徵出發，草擬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計算方法，供大家參考。
關鍵詞：精神損害 精神損害賠償 殘疾賠償金 死亡賠償金
我國《民法通則》作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第一次在法典中試探性地將精神損害賠償合法化，但僅限於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和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對侵犯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是否存在精神損害賠償沒有規定。司法實踐中各級法院作出有益的嘗試，對侵犯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判決一定數額的精神損害賠償，但存在各級法院適用法律不一，判決數額差異太大，嚴重影響了司法的嚴肅性、權威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公布施行，形成了我國比較健全的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制度，基本適應了當前司法實踐的要求。但由於我國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設立時間較短，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爭議，筆者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就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的一些問題談自己的觀點，供大家參考。
一、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和特徵
精神損害是指因侵權行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法益，致使其精神活動出現障礙而產生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具有非財產性、存在的獨立性和單一性等特徵。精神損害是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精神損害與財產的增減無關，也不能等同於外部名譽之損害 [1]。精神損害不是人格法益自身的損害，而是侵權行為侵害人格利益所生的精神痛苦。精神損害是相對於財產損害而言。精神損害賠償是指民事主體因其人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權益和身份權益受到損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權人通過財產賠償等方式進行救濟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是特指人身權利中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而要求侵權人給付一定數額的金錢賠償。精神損害賠償作為民事責任制度的一種形式，其實質是法律強制侵權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目的在於補償受害人因民事違法行為侵害人身權所受到的精神損害和撫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突出地表現了民事責任的補償性和撫慰性。同時，由於精神損害賠償金是由侵權人支付，因此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也是法律對侵權人的財產制裁，體現了法律責任的懲罰性質。精神損害賠償同時具有補償性、撫慰性和懲罰性。把對受害人的補償、撫慰與對侵權人的制裁三種功能有機結合起來。因此，精神損害賠償是保護民事主體人格權益，制裁侵權人違法行為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過程
對於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立法上經歷了從否定到肯定的發展過程。立法上，該項權利的設立首推《德國民法典》。1900年《德國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人格權的法律保護，實現了人身權與人格權的分離，提出了非財產損害的概念，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德國民法典》第847條第1款：「不法侵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被害人所受侵害雖非財產上的損失,亦得因受損害,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法國民法廣泛承認精神損害賠償。《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之「損害」兼指財產上之損害和精神上的損害。正如《法國民法典》的起草人所言：「這一條款包括了所有類型的損害，並要求對損害做出賠償。」[2]《日本民法典》的規定較《德國民法典》有了較大進步,確認了受傷者與死者的****屬可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日本民法典》第710條規定：「身體受到傷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屬享有非財產損害的賠償請求權」。
在我國歷史上，人身損害案件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首先出現於《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律草案》之中，在正式通過的《中華****民法》中，建立了相對完備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該法借鑒了《德國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先進經驗，對侵害身體健康權、生命權，除可要求財產上的損害外，對被害人非財產上的損害也可請求給付一定的賠償金額。如《中華****民法》第194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195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新中國成立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司法界對國內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持否定觀點。他們認為對於生命健康權受到不法侵害而給受害人及其親屬造成的肉體痛苦和精神痛苦，如給予金錢賠償，則是將人類感情的商品化，是將人視同為商品，降低了人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是社會最寶貴的財富，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錢估價。所以，對受傷害者精神上的損害不能用金錢衡量。在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實施的《民法通則》中，也僅明確了侵害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和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可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對侵害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方面，《民法通則》沒有涉及，這也導致了對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人的保護不力。但是立法規定的不完善，並未能阻止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的出現。為此，民法學界對此進行大量的研究，各級地方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嘗試，制定了一些內部規定，將《民法通則》第119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疾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撫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中的「等」擴充理解，陸續出現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判決精神撫慰金的案例。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經過長期的研究和總結實踐經驗，制訂了《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確認了自然人因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遭受非法侵害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對國內人身傷亡案件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第一個具有立法意義的司法解釋。在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又一次規定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受害人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三、對現行司法解釋關於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一些問題的探討
1、建議明確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性質。
司法解釋生效後，在實踐過程中，由於對兩個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理解不同，導致對同一類案件適用法律和處理結果不同。如某法院在審理李某因交通事故致殘的賠償案件中，李某既要求了殘疾賠償金，又要求了殘疾精神賠償金。對李某要求殘疾精神賠償金應否支持，審判人員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不應當支持李某殘疾精神賠償金的主張，根據《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8條「受害人或者死者****屬遭受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三）其他損害情形的精神撫慰金。」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5條、第29條規定了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方式。李某要求了殘疾賠償金，就不能再要求殘疾精神賠償金，所以李某要求殘疾精神賠償金的要求不應支持。第二種觀點認為：應支持李某對殘疾精神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的請求。在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這是兩個不同的賠償項目，都應予以支持。但最終法院判決不支持李某要求殘疾精神賠償金的請求。筆者對該法院判決持不同看法。筆者認為：在處理本案前，首先要對《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加以確定。《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5條「殘疾賠償金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准，自定殘之日起按20年計算。但6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1歲減少1年；75周歲以上的，按5年計算。受害人因傷致殘但實際收入沒有減少，或者傷殘等級較輕但造成職業妨害嚴重影響其勞動就業的，可以對殘疾賠償金做相應調整。」依據該條規定，殘疾賠償金是以勞動能力喪失程度和收入減少程度作為標准和參數，並以此評價受害人可得利益損失。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9條「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准，按20年計算。6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1歲減少1年；75周歲以上的，按5年計算。」對死亡賠償金我國採取了繼承喪失說，受害人死亡導致的財產損失，應當以家庭整體收入的減少為標准進行計算。其理由在於，受害人的個人收入並非全部用於個人消費，除個人消費部分（通常佔全部收入的25%—30%）以外，其餘的收入應當用於家庭共同消費或者家庭積累。受害人因人身損害死亡，家庭可以預期的其未來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喪失，實際是家庭成員在財產上蒙受間接損失。依據損害賠償法原理，可得利益損失同樣應當予以賠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將死亡賠償金的性質確定為收入損失的賠償，而非精神損害賠償金。」其次，《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將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規定在第17條，而將精神損害賠償金規定在第18條，在邏輯上給人一種死亡賠償金與殘疾賠償金不屬於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感覺。如果認為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是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話，就不會作此分立條文式的規定，否則就是邏輯上的矛盾。再次，《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31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131條以及本解釋第二條的規定，確定第19條至第29條各項財產損失的實際賠償金額。前款確定的物質損害賠償金與按照第18條第1款規定確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原則上應當一次性給付。」這一條文明確地將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認定為對財產損失的實際賠償，認定其性質上是物質損害賠償金，不屬於精神損害賠償金。
《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為精神損害賠償金，其內涵是對受害人精神損害的賠償，是精神屬性的范疇。《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與《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不屬於同一性質的賠償項目。根據侵權賠償理論和立法精神，物質損失與精神損失侵權人都應當給予賠償。對於造成這一爭論，筆者認為是因兩個司法解釋將不同性質賠償項目使用同一名稱所造成，不妨將《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名稱變更為殘疾生活補償費、死亡補償費（與民法通則相一致），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精神屬性。或將《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還原為殘疾精神撫慰金、死亡精神撫慰金，避免將《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錯誤理解為精神損害賠償，這樣更有利於審判實踐。2、建議將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金（或稱精神損害撫慰金）明確和細化。
如何算定精神損害撫慰金，我國《民法通則》未作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0條第4項規定：「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提出精神損害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0條規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三）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後果；（四）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五）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六）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規對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有明確規定的，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通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法律就精神損害撫慰金採用的是原則性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算定主要由法官根據案件事實自由裁量。這樣在司法實踐中，同一案件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因法官的不同，會做出不同的裁決，甚至差別很大，影響司法公正。
筆者認為，對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撫慰金應當有較明確的標准或限度。各地為此也做出有益的嘗試：如1999年8月30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辦法》，其中第30條第1款第7項規定：「殘疾賠償金（精神性質），根據受害人傷殘等級，按照職工年平均工資或者農民年人均收入的3倍至10倍計算」；第10項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年平均生活費的20倍計算」。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0年6月15日頒布的《關於當前民事審判中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二）1、侵害自然人生命權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在5000元—10萬元之間酌定。2、侵害自然人健康權造成殘疾，受害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類推侵害自然人生命權予以酌定；喪失部分勞動能力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在5萬元以下酌定。3、侵害自然人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在2萬元以下酌定。4、侵害自然人健康權但未造成殘疾以及侵害自然人其他權利或法益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在1萬元以下酌定。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16日專門作出《關於確定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標準的參考意見》，該意見第三條：侵害自然人生命權的，死亡賠償金數額最高不超過50000元，可分情況在50000元以下酌定，具體數額應根據第六條所列因素確定。侵權人無過錯按照法律規定承擔責任的，死亡賠償金在5000元以下酌定。第四條：侵害自然人健康權、身體權，造成殘疾受害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賠償金的數額參照第三條規定酌定。受害人致殘喪失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賠償金的數額在30000元以下酌定，原則上按喪失勞動能力百分比乘以30000元酌定；侵權人無過錯按照法律規定承擔責任的，殘疾賠償金的數額在3000元以下酌定。第五條：侵害自然人健康權、身體權，未造成殘疾的，一般不予判處精神撫慰金，但受害人在頭、面、頸等裸露部位遺留疤痕致使就學、擇業、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響，或傷害嚴重，治療周期長，受害人遭受較大痛苦的，根據案情可判處3000元以下精神撫慰金。筆者認為在設定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金標准時，要考慮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同時又能有效的保護公民的人格權，體現精神損害賠償對受害人撫慰、補償和對加害人懲罰的功能。故在確定標准時，應區分不同損害程度，確定不同的賠償方法，並應參照當地收入和消費水平，做到懲罰與安撫相一致。筆者認為：侵害他人生命權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不應以給付一定數額的現金予以 ****，應參照侵權行為地上一年度職工平均工資或農民的平均收入的標准，賠償一定的年限（如計算10年）；侵害他人健康權造成殘疾，受害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適用侵害自然人生命權的標准予以給付，喪失部分勞動能力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可按照侵害自然人生命權的標准乘以其喪失勞動能力的百分比進行計算，但受害人在頭、面、頸等裸露部位遺留疤痕致使就學、擇業、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響，在計算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時，可在原喪失勞動能力的百分比的基礎上增加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予以確定；侵害自然人健康權、身體權未造成殘疾的，可設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最高賠償限額，如設定為侵權行為地上一年度職工平均工資或農民的平均收入標準的一年為限，但受害人在頭、面、頸等裸露部位遺留疤痕致使就學、擇業、婚姻、社交受到重大影響，在計算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時，最高賠償限額可設定侵權行為地上一年度職工平均工資或農民的平均收入標準的兩年為限。筆者認為，這樣更有利於實際操做，維護司法公正與統一。
在判定精神損害賠償金時，還應考慮雙方的過錯程度，應適用過錯相抵與減損義務規則。我國《民法通則》第131條規定：「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失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1條規定：「受害人對損害事實和損害後果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其過錯程度減輕或免除侵權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精神損害賠償，加害人依法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前提下，如果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或者擴大也有過失的，法院可以依照一定的標准減少或免除加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這就是我國民法的一項重要規則——過失相抵規則。減損義務規則我國《民法通則》第114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另一方違反合同受到損失的，應當及時採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無權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 精神損害賠償屬於損害賠償的范疇，故應適用損害賠償的一般原則，即適用過錯相抵與減損義務規則。
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司法實踐要比立法超前。司法實踐是基於民法理論和對這一問題不斷的探討和研究，與社會主義法制化的發展密不可分。隨著對這一問題不斷的探討和研究，在不遠的將來，我國民法典制定，必將對保護人的生命權、健康權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規定的更為詳細、具體、完善。

『玖』 試述違反勞動法責任的歸責原則。

一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 二故意責任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
三過失責任原則和無過失責任原則 四 故意責任原則和非故意責任原則
就是指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一方違反了《勞動法》的規定或雙方的約定而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一)違反勞動合同的民事責任
違反勞動合同的民事責任是指勞動合同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違反合同所規定的義務而引起的法律後果。
1、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勞動合同。《勞動法》第九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2、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勞動法》第一O二條規定：「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事項，對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3、由於用人單位的原因訂立的無效合同，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勞動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由於用人單位的原因訂立的無效合同，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由於用人單位的原因，一般是指用人單位的故意，因而造成勞動合同無效。·由於用 人單位故意簽訂無效勞動合同，給勞動者造成損失，當然就應當賠償損失。
(二)侵權的民事責任
(勞動法》中侵權的民事責任，是指用人單位因侵犯勞動法律、法規所保護的勞動者或其他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而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勞動法》規定的勞動法律關系中的侵權行為主要有以下兩種。
1、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侵權責任。
(1)用人單位侵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按勞取酬、休息休假的權利。另外，法律還規定了婦女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護。這些權利都是法律賦予勞動者享受的正當權益，也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基本。人權，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得侵犯。
(2)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在執行職責的工作中受到損害的民事責任。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在執行職責的工作中受到的損害，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因為勞動者是為用人單位完成一定工作的，用人單位應當為勞動者提供適於服務的勞動條件，對勞動者實行勞動保護，保護勞動者在完成工作中不致受到意外的傷害。勞動關系是基於勞動合同產生的，但勞動者享受勞動保護的權利不應也不能剝奪。這種補償責任雙方不得預先免除，即使雙方在勞動合同中明確規定：「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在勞動中的傷亡不負任何責任」，這一條款也是違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那麼，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在執行職責的工作中受到損害的民事責任是過錯責任，還是無過錯責任呢?要弄清用人單位應負責任的歸責原則，首先就要弄清什麼是過錯責任、什麼是無過錯責任。過錯責任是以行為人的過錯為歸責原則的民事責任。也就是說，只有在行為人故意或過失造成勞動者損害的情況下，才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沒有故意或過失，則不承擔民事責任。無過錯責任是與過錯責任相對應的。無過錯責任也叫結果責任，即只要有損害發生，就應當負民事責任。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只要勞動者在工作中受到了損失，不管用人單位在主觀上有無過錯，都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用人單位的侵權責任應當適用無過錯責任。即用人單位只要侵害了勞動者的權利，給勞動者造成了損害，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除非用人單位能夠證明這種損害是由勞動者本人故意造成的。這是因為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勞動者受到的損害是發生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往往很難證明他所受到的損害是由用人單位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如果要勞動者證明用人單位有過錯，那麼，勞動者就很難得到賠償了。另外，我們社會主義的勞動法是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的，更應該從勞動者的利益出發，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在處理用人單位侵權的民事責任時，除非用人單位能夠證明勞動者受到的損害是由他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否則，都應當給予勞動者以適當的補償。
2、用人單位因建立新的勞動合同關系而侵害其他用人單位權利的民事責任。《勞動法》第九十九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尚未解除勞動合同的勞動者，對原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該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所謂連帶賠償責任，就是數個債務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向債權人償還全部債務的義務。在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招用尚未解除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給原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就形成了侵權行為，原用人單位是債權人，新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就是連帶債務人。在這種情況下，原用人單位就可以要求新用人單位或勞動者賠償全部損失。

『拾』 履約保證保險是什麼

事實上，損失控制應貫穿於風險控制全程：在對工程項目履約風險進行預測、識別、分析、評估後，通過分析風險發生的概率、評估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失程度，從而為化解風險、減少損失提供參考。

從風險管理流程看，風險管理的每個環節都是為了減少損失。其中，事故發生後的損失減少既是無奈之舉，也是必然之為。在做好時候損失減少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提前預測事故可能造成的損失、預先做好減少損失的安排，真正避免並減少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