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有關侵犯財產所有權的案例
案例1：甲駕車違章，被交通機關將機動車扣留，停放於派出所內的停車場，甲於當晚將車偷偷開回家，後被公安機關發現。甲是否構成犯罪，何罪？
㈡ 民營企業涉產權糾紛是指什麼
產權包括財產的所有權、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
民營企業涉產權糾紛是指民營企業與其他企業、法人單位或公民之間涉及包括財產的所有權、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糾紛。
㈢ 國有企業資產產權糾紛案是否可以民事訴訟
您好，屬於民事訴訟案件類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專》，以民屬法理論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分類為基礎，
一級案由包括：人格權糾紛，婚姻家庭繼承糾紛，物權糾紛，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糾紛，知識產權與競爭糾紛，勞動爭議與人事爭議，海事海商糾紛，與公司、證券、保險、票據等有關的民事糾紛，侵權責任糾紛，適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共十大部分。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㈣ 請大家幫我找找關於財產所有權的案例,謝謝大家了
為索債私扣車輛 債未討回反賠錢
中國法院網訊 王俠為討債強行扣押他人車輛，結果債未討回反賠錢。日前，安徽省渦陽縣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被告王俠將所扣貨車返還給原告王強，並賠償原告經濟損失3600元。
7月21日下午，王俠率人到工地找到正在拉磚的王強，向其討要欠款。王強稱手頭暫時沒錢，請求再寬限幾日。為使王強主動還錢，王俠遂強行將王強用於營運的北京JB2310P8型貨車扣押。王強幾次託人交涉，要求王俠返還車輛，但王俠拒不返還。王強無奈，遂將王俠訴至法庭。
法院認為，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被告王俠無合法依據，私自扣押原告用於營運的貨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財產權，應立即停止侵權，對所扣貨車予以返還。因被告的侵權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失，被告應酌情予以賠償。（文中之人均為化名）
不孝長子無緣遺產 喪偶兒媳全部繼承
中國法院網訊 10月24日，江西省鄱陽縣人民法院審理一起繼承糾紛案，老人的親生長子因不盡贍養義務，無緣遺產；喪偶兒媳姜麗萍因為悉心侍奉老人，獲得了老人的全部遺產1.3萬元。
花甲老人周翠英生育了兩個兒子。次子夏志亮與姜麗萍結婚後，生育一男孩。不久，夏志亮因工程事故而死亡。長子夏志明到鄰村招親，長期在外打工，對親生的花甲老母從來沒有過問。2002年9月，老人因病卧床，動彈不得，姜麗萍一直將老人當成自己的親生母親悉心侍奉，而夏志明卻對老人連看都不看一眼。
今年3月，周翠英病逝，留下1.3萬元存款。夏志明得知後從外地趕回家，強行要取走周翠英的存款，趕姜麗萍出家。無奈，姜麗萍訴至法院。
法院經審理後，作出了上述判決。宣判後，雙方均表示服判。
案例辨析：借記卡存款被盜責任分析
銀行應負賠償責任
案情回放
2003年1月，唐先生在中國農業銀行某支行辦理了一張金穗借記卡。2004年8月，唐先生在持卡取款時，被告知卡中僅剩人民幣98.90元，卡中原有的人民幣36萬元已經被轉走。後經公安局調查，有人偽造了唐先生的身份證，以唐先生的名義申請了金穗借記卡，然後利用銀行的電話轉賬業務，將唐先生的存款盜取，並於當日分五次從五個網點全部提現。案件至今尚未破獲。
唐先生認為在自己未申請電話轉賬業務和身份證、金穗借記卡未遺失及密碼未泄漏的情況下銀行應該對此事負責。而在與銀行的交涉中，銀行同樣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從而拒絕賠償。
李剛(北京市律師協會銀行法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廣住律師事務所律師)
唐先生在中國農業銀行某支行辦理了金穗借記卡，那麼唐先生與銀行雙方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合法的儲蓄合同關系。在這一民事法律關系中，銀行負有保護唐先生存款安全的義務，即有關唐先生的所有銀行交易，銀行負有嚴格審查相關的證件、密碼的義務。
唐先生的身份證、金穗借記卡未遺失，密碼未泄漏，未辦理另一張金穗借記卡，也沒有申請電話轉賬業務。在這種情況下，卡中原有的存款卻被轉走並提取。銀行理應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銀行作為儲蓄機構，它的工作人員應該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仔細審查客戶的身份證件，辨別客戶身份證件的真偽，以保護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正是由於銀行的疏於管理，相關工作人員的審查不嚴，使得犯罪嫌疑人有機可乘，利用偽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證，以唐先生的名義成功申請了另一張金穗借記卡，而後通過電話轉帳業務，轉走了唐先生金穗借記卡中的存款。
犯罪嫌疑人以唐先生的名義成功申請了另一張金穗借記卡只是整個事件中的一個關鍵點，另一個關鍵點在於唐先生金穗借記卡的密碼。根據中國農業銀行的相關規定，電話轉賬業務適用於中國農業銀行的兩張同城銀行卡之間，而要轉賬成功，還必須提供轉出卡的密碼。即要想從唐先生的金穗借記卡中通過電話轉賬業務轉出其存款必須要提供唐先生的密碼。由此可知，犯罪嫌疑人是知道唐先生的密碼的。至於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獲知唐先生的密碼的，暫時無人知道。銀行如果以「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碼」來進行抗辯，就要提供唐先生自己泄漏密碼的確切證據。如果銀行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碼，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
王良鋼（北京市京仁律師事務所）
在充分研究各銀行的《借記卡章程》後，可以預料，銀行方面肯定會以《借記卡章程》「凡密碼相符的交易，均視為持卡人本人所為」和「凡密碼相符的借記卡交易視為合法交易。因密碼失密造成的資金損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擔」的規定來抗辯。在現實的同類案件中，銀行也正是以此為主要抗辯理由，並成為致持卡人敗訴的利器。但律師認為該抗辯是不成立的。
首先，在借記卡的取款(取現和轉賬)交易中，密碼不是惟一憑證，除密碼外，借記卡也是憑證，在大額取款時，身份證也是憑證。僅以密碼相符作為合法交易的要件，勢必使無卡、無證的取款交易成為合法，使存款的安全性大打折扣。
其次，密碼失密的途徑可能有三：一是持卡人泄密；二是銀行泄密；三是他人破密。既然失密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那麼不問青紅皂白地規定「損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擔」，無疑是銀行在以「霸王條款」免除自己的責任。
再則，「凡密碼相符的交易，均視為持卡人本人所為」的規定，使銀行不思在技術和流程上改進和加強借記卡的安全性，不去辨別身份證的真偽，不履行最大可能減少甚至杜絕偽造、冒用借記卡交易的義務，使借記卡的安全性得不到應有保障。
除上述對銀行抗辯的反駁外，律師認為明確以下二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此類案件的刑事部分通常定性為信用卡詐騙罪。因持卡人的存款處於銀行的實際控制中，犯罪對象是借記卡(在《借記卡章程》與借記卡上分別明確規定「借記卡所有權屬發卡行」與「本卡所有權屬某某銀行」)，犯罪的主要客體不是持卡人的財產所有權，而是金融票證管理制度和銀行的財產所有權，因此，銀行不應將因他人犯罪行為受到的損失轉嫁到持卡人身上。
第二，持卡人是接受銀行金融服務的消費者，該類案件的民事部分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基於上述理由和對《借記卡章程》的解讀以及本案的案情，銀行在本案中存在以下過錯：
1.銀行在《借記卡章程》和申請表中沒有載明借記卡的電話轉賬功能，侵犯了持卡人的知情權；
2.銀行自行為持卡人設置電話轉賬服務，侵犯了持卡人的服務選擇權；
3.銀行設置的電話轉賬服務，使無卡轉賬得以實現，客觀上取消了借記卡本身所具有的安全保障功能，銀行沒有全面履行保障持卡人財產安全的義務；
4.銀行查驗身份證和限制大額取現的業務流程形同虛設，沒有履行謹慎注意義務。
銀行沒有過錯不負責任
楊文莉（北京律協銀行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威宇律師事務所律師）
從本案例中我們獲知，唐先生在借記卡上的存款被他人利用電話銀行的轉賬功能，轉入另一張以唐先生名義開立的借記卡後取現，而這後一張借記卡是他人利用偽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證申辦的。在一般情況下，開通電話銀行轉賬業務以及利用電話銀行進行轉賬均需要根據電話銀行系統的語音提示，輸入借記卡的卡號及密碼等相關信息方能辦理，而犯罪分子又是怎樣獲得唐先生的卡號和密碼的呢？由於公安機關尚未破案，我們不得而知。
類似的案例已屢見不鮮，例如：某女士持借記卡在某銀行的ATM機上取現時，隨手將ATM機列印出來的交易憑條丟棄，而這一舉動卻恰恰被犯罪分子注意到。於是，在某女士離開後，犯罪分子拾取了該交易憑條，故此獲得了某女士借記卡上的有關信息，例如借記卡的卡號等。而更有甚者，當某女士輸入交易密碼時，被早已有所准備的犯罪分子偷窺到。因此，犯罪分子很容易利用取款人的疏忽大意，獲得借記卡上的有關信息，從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根據某銀行「借記卡章程」的有關規定：「持卡人應妥善保管借記卡的密碼，防止泄漏，凡密碼泄漏的借記卡交易均視為合法交易。因密碼失密造成的資金損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擔。」
因此，須提請大家注意：持卡人在使用借記卡的過程中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借記卡及密碼，防止泄漏、遺失及被盜。在銀行申請借記卡後，對借記卡的初始密碼要及時更改，且密碼的編輯要科學化，盡量避免使用自己的生日、有規律的數字等易於被他人破譯的密碼。另外，在銀行的ATM機上取現時，應首先注意觀察ATM機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員，如果發現有可疑人員，應去其他的ATM機取款或改在銀行的櫃台辦理。交易完畢後，應及時取走借記卡及交易憑條並妥善保管。此外，不要隨意將身份證或者身份證的復印件提供給他人，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
另外，銀行只對公民的身份證進行形式上的審查，銀行根本無能力進行實質審查，身份證的真偽最終應由公安機關負責鑒定。況且，本人認為案件的關鍵是犯罪分子獲得了唐先生的卡號及密碼，才使得存款從唐先生的借記卡中轉出，這是導致存款被盜取的直接原因。當然，對偽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證未辨別出來，銀行應改進辨別身份證真偽的技能和技術設備，避免發生類似事件。
雖然在本案中，唐先生曾聲明他從未將其借記卡的卡號、密碼以及身份證丟失或泄漏給他人，但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以及我國《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本人認為，除非唐先生能舉證證明銀行在這起存款被盜取案中存在明顯的過錯，否則，他很難通過民事程序獲得賠償。
既然唐先生已向公安機關報案，且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故本案屬於詐騙刑事犯罪，應由公安機關負責抓捕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並追繳贓款，用以賠償唐先生的全部損失。
來源：《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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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什麼是企業所有權經營權分離，請舉例
就是聘請職業經理人負責企業的日常管理工作，對董事會負責。企業所有者通過董事會制定企業規劃制定責任目標，並不直接管理企業；而是通過聘請職業經理人組建管理團隊對企業按照董事會的規劃進行日常的經營。職業經理人團隊對董事會負責，享有在於董事會簽訂的聘任責任書責任范圍內的戰略制定、人事任命、財務運作權。
現代企業制度。公司制的典型特症，可惜現在的民營企業多半還不理解，因此凡事還是老闆說了算，有些本身資方就是CEO，有些雖然聘請了CEO，但真正的管理經營權還是老闆。
一個企業如果出現嚴重的違法情況，CEO要承擔法律責任，如抓起來判刑，但所有者是不要承擔責任的，最多是該企業破產，他的投資收不回而已。
所以經營權屬於企業的最高管理者CEO；而所有權屬於出資人。這就叫兩權分離。
㈥ 公司法案例分析
公司法典型案例分析 原告：王維和。
被告：雲南東陸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東陸公司）。
被告：雲南省技術進步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技術開發公司）。
原告王維和的訴訟請求是：
1、解除原告與兩被告三方簽訂的共同投資《協議書》;
2、責令被告停止對原告公司財產所有權的侵權行為;
3、兩被告返還原告的2294萬余元資產和賠償損失;
4、確認兩被告非法炮製的有關侵佔原告財產所有權的法律文書和實施的行為為無效的法律文書和行為;
5、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以下為一審法院確認的事實：玉溪市維和制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維和公司）於1996年7月19日登記成立，王維和為法定代表人，股東為王維和及玉溪市蓮池實業總公司（以下簡稱蓮池公司），注冊資金為2000萬元，王維和出資佔55%，蓮池公司出資佔45%。
1997年7月25日，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維和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書》，約定共同投資成立雲南維和葯業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為7500萬元，東陸公司投資3000萬元，技術開發公司投資2400萬元，維和公司投資2100萬元。同日，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王維和另簽訂了一份《協議書》，約定三方重新投資原維和公司，注冊資金為7500萬元，東陸公司投資3000萬元，技術開發公司投資2400萬元，王維和投資2100萬元。
1997年8月20日，東陸公司法定代表人鄭在春持8月19日維和公司《章程修改條款》，依7月25日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王維和簽訂的「三方重新投資原維和公司」的《協議書》，以維和公司董事長的名義向玉溪市工商局申請維和公司有關事項的變更。1997年9月9日，玉溪紅塔審計中心玉溪市審計事務所出具了維和公司注冊資本金為7500萬元的《資本金核驗證明書》。1997年9月26日，玉溪市工商局根據變更申請及9月25日的維和公司《董事會決議（1997）1號》、維和公司第二次股東會議記錄，對維和公司部分事項進行了變更登記，法定代表人變更為鄭在春，注冊資金為7500萬元，股東變更為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及王維和，其中東陸公司出資3000萬元，技術開發公司出資2400萬元，王維和出資2100萬元。1997年12月21日，兩被告召開會議，作出維和公司《董事會暨股東會決議》，稱原維和公司股本金為零，不再享有股東權益。
在被告據以進行維和公司工商變更登記的一系列法律文書中，1997年8月19日《雲南維和葯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紀要》、維和公司《章程修改條款》這兩份材料上的「王維和」簽名是參會人員蒲新民所寫，沒有證據證明蒲新民已徵得王維和的同意。1997年9月25日的維和公司《董事會決議（1997）1號》、維和公司第二次股東會議記錄這兩份材料，經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及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技術鑒定中心鑒定，前兩頁（內容部分）與尾頁（無正文，簽名部分）非一次性形成。另，1997年12月21日維和公司《董事會暨股東會決議》沒有王維和的簽名，兩被告在庭審中認可該決議不產生法律效力。 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在維和公司的經營運作中，既有民事行為，也有行政行為。在本案中，法院僅就民事行為的法律效力進行審查，有關工商管理機關進行變更登記的行政行為不在本案審查范圍。該院認為，1997年7月25日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維和公司簽訂的《協議書》及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王維和簽訂的《協議書》，分別違反了《公司法》第75條和第39條，因而無效。1997年8月19日《雲南維和葯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紀要》及維和公司《章程修改條款》的內容不能視為王維和真實意思表示，因而無效。1997年9月25日的維和公司《董事會決議（1997）1號》、維和公司第二次股東會議記錄這兩份材料，一方面不足以確認為王維和之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其內容不符合法律規定（《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9條、第31條），因而無效。該院還認為，根據《公司法》第4條，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原告王維和作為公司的股東，在本案中無權以財產所有權爭議主張權利，其請求兩被告返還資產和賠償損失的主張不予支持。
一審判決為：1997年7月25日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維和公司簽訂的《協議書》及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與王維和簽訂的《協議書》，1997年8月19日《雲南維和葯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紀要》及維和公司《章程修改條款》，1997年9月25日的維和公司《董事會決議（1997）1號》及維和公司第二次股東會議記錄，1997年12月21日維和公司《董事會暨股東會決議》，均無效。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由王維和承擔30%，東陸公司、技術開發公司共同承擔70%。
㈦ 常用法律案例分析
轉載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1\ 關於離婚案件中彩禮款的定性處理（案例分析）
李憲華 柳海峰
【學科分類】婚姻、家庭法
【寫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 案情
原告畢某，女，1982年4月8日生，漢族，初中文化，
住東阿縣大橋鎮畢庄村，農民。
被告趙某，男，1982年12月5日生，漢族，初中文化，住東阿縣大橋鎮雙鳳村，農民。
原告訴稱：由於與被告相識之間性格差異較大，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故要求與被告離婚。
被告辯稱：我與原告有較好的感情基礎，只因些許小事發生矛盾糾紛，但並未影響我們之間的夫妻感情，故不同意離婚。即使判決離婚，原告亦應退還我彩禮款19000元，鑽戒一枚和借款3000元。
法院審理查明：2005年12月原、被告經人介紹相識並訂立婚約，當時原告在家務農，被告在部隊服役。2008年5月14日原、被告自願於東阿縣民政局登記結婚。2008年11月被告自部隊退役。原告訴稱於2008年5月24日至8月12日、10月1日至10月12日先後去被告所在部隊並與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不予認可，僅承認退役後曾在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二天。2008年古歷11月，在媒人撮合下商量催娶事宜，並擬定於2008年古歷12月6日舉行婚禮。此時原告發現自己懷有身孕，但未告知被告。被告在愛為原告送結婚所需棉絮時，因原告嫌棄棉絮質量不好雙方發生爭執，同時二人性格倔犟均不予妥協，致使矛盾愈演愈烈，原訂婚禮亦被迫取消。2009年1月5日被告向本院提起離婚訴訟，2009年1月7日送達前原告告知被告懷孕之事並要求被告陪同前去中止妊娠手術，被告未允，原告獨自做了人流之行為，更加激起原告對被告的不信任感，自此雙方未再謀面。2009年1月22日被告自行撤回起訴，期間被告通過媒人和親戚多次和好工作，但均未奏效。被告稱訂婚時曾給原告見面禮6000元、滿水錢1000元、認家錢1000元，定娶時給與原告催娶錢10000元、滿水錢1000元，原告父親住院時，其父又給與原告2000元，對上述款項原告認可。被告另辯稱原告之弟結婚時曾給原告1000元、退婚後給付原告鑽戒一枚價值1500元，原告主張該1000元款項系被告給其弟的結婚禮金，不屬借款，並否認收取被告鑽戒。審理中，原告堅持離婚訴求，並以已共同生活為由不退還被告彩禮款，被告自認雙方隔閡太深，無和好希望，亦表示同意與原告離婚，但以符合法律條件為由堅持要求應退還彩禮款。因雙方各持己見，致調解不能達成一致。
合議庭合議時，對下列事實無爭議：
1、關於離婚問題：原、被告雖有著良好的婚姻基礎，並自願登記結婚，但在定娶過程中因細微小事產生矛盾，且互不妥協讓步，終至矛盾升級、事態擴大，繼而造成信任危機，對婚姻的存續失去信心，雖經本院多次調解，終未奏效，現雙方均認可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無和好之希望，並一致同意離婚，根據《婚姻法》「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的基本原則，應依法准予離婚。
2、關於彩禮的范圍問題：一般來說，在定親時說媒人或男女雙方當事人約定的婚前給付女方的一定數額的金錢或首飾等較為貴重的物品屬於實際意義上的彩禮。它與婚約均有直接關聯，明確是以結婚為目的，帶有濃厚的習俗風味。而在訂立婚約後結婚前互相來往中，男方主動給女方的禮品，如煙酒、食品、衣物、少量現金則不認為是彩禮，而理解為一般的婚前贈與。同時對滿水錢、認家錢系女方在定親過程中因改稱謂或某一行為而獲取，付出了一定代價，具有明顯的道德意義，一般情況下亦不按彩禮對待，均按婚前贈與。
3、關於彩禮的認定：本案中，被告主張在訂婚、定娶過程中共給付原告彩禮款19000元（包括滿水錢，認家錢3000元），鑽戒一枚，借款3000元，原告認可收取彩禮款16000元、滿水錢和認家錢3000元、借款3000元，原告認可收取彩禮款16000元，滿水錢和認家錢3000元、借款2000元，主張給其弟1000元系結婚禮金，否認收取鑽戒。雙方爭議並不太大。根據上述界定范圍滿水錢、認家錢應按婚前贈與認定，故本案的彩禮款應局限於16000元。原告主張借款應由權利人主張相關權利。另給其弟1000元，被告雖予否認不屬禮金，但確因原告之弟結婚時給付，在為由該種情形時亦就不會有該款給付的發生，故該款應認定為結婚禮金，應按贈與性質對待。原告否認收取被告鑽戒，被告亦未提交相關證據，故該理由不予採信。
二、關於彩禮款的定性分析：
目前理論界對彩禮款的定性大致有五種意見：一是贈與關系，如《關於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理結婚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十條「……同居生活前，一方自願贈送給對方的財物可比照贈與關系處理……」的規定。贈與行為完成，財產所有權發生轉移，再行索要缺乏法律依據。二是無效民事行為。以給付彩禮以限制婚約違背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原則，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權，根據《民法通則意見》第75條規定：「附條件的民事行為，如所附條件是違背法律或者不可能發生的，應認定該民事行為無效」，故應認定因訂婚給付或接受財物的行為是一種無效民事行為。【《澳門民法典》第1474條做出如下規定：因婚約之一放當事人無能力或反悔而未能締結婚約時，任一方當事人均有義務按法律行為無效或可撤銷之規定，返還曾獲他方或第三人因訂立婚約及對雙方結婚之期待而贈與之物。」】。三是附條件贈與行為。以附條件贈與行為。以結婚為成就條件，若雙方最終締結了婚姻關系，贈與目的實現，贈與行為保持原有效力，雙方未能最終締結婚姻關系，所附條件未能成就，贈與行為失去法律效力。雙方權利義務關系解除，贈與財產回復原始狀態。【瑞士民法典第94條規定，婚約雙方的贈與物，在解除婚約時徑可請求返還。】四是不當得利。女方因婚約取得的財產是一種事實上的佔有行為，並不發生財產所有權轉移，在物權法上表現為用益物權，即他主佔有，這種佔有權根據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滅。佔有權消滅之後，所有人根據返還佔有權請求權可要求佔有人返還不當得利，佔有人負有返還義務。因雙方未能結婚，當事人期待的法律關系不能成立，故一方取得財物缺乏法律依據，應按不當得利予以返還。【《德國民法典》第1301條規定，婚姻不締約的，訂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關於返還不當得利的規定，向另一方請求返還所贈的一切或作為婚約標志所給的一切。」】五是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行為。以婚約的解除為所附條件，若條件不成就，贈與行為繼續有效；贈與物的所有權歸受贈人所有；若條件成就，贈與行為失去效力，雙方權利義務關系解除，贈與彩禮恢復婚約前狀態。【德國、瑞士民法典相關規定】。目前對第五種意見的傾向性越來越大。
誠然，本案涉及的不是婚約的解除，而是對《婚姻法》解釋（二）第十條的理解與適用。但未明確彩禮法律定性和范圍界定的前提下，僅靠解釋第十條的規定，遠遠解決不了一些具體的審判問題。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出台了《關於審理涉及婚約彩禮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依據遵循當地風俗習慣原則，照顧無過錯方原則和公平原則，將在婚約財產糾紛中發生的各種情況細化量化，並詳細制定出「不予返還」「減少返還數額」具體情形。值得參考借鑒。
本案爭議最大的問題在於對解釋第十條第一款第（二）項「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應支持返還彩禮款的法律規定。即對該條文中「共同生活」的理解。原告主張登記後隨即去被告服役不對並與其共同居住三個月。「十一期間」又居住十餘天，同吃同住，已構成該法條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條件，故彩禮款不應再行退還。被告對原告上述主張不予認可，僅認可在退役後僅在原告家中住過三日，並與原告有過性關系，但主張偶爾的性行為並不能認為系「共同生活」，故要求原告退還婚前彩禮款。
對「共同生活』含義的理解不盡相同，司法實踐中在認識上也存有差異。有人認為，只要雙方共同居住，無論時間長短，即便是一天，也應視為共同生活。也有人認為，共同居住應當經過一定期限，否則不應認定為共同生活。還有人認為，認定共同生活應當以雙方發生性關系為必要。鑒於現實生活的復雜多樣，對於共同生活的認定，確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共同」是指一同、一道。「生活」《辭海》解釋為1、人的各種活動；2生存活著；3、生計；生涯；4、指工作或手藝。依照原意，共同生活應指意項1即一起參加的各項活動。按一般理解，共同生活應指在一定時間內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員共同持續穩定的家庭生活，是指雙方真正走到一個家庭中，在經濟上相互撫養，在生活上相互照顧，在精神上相互撫慰，為了共同的生活和發展而進行各項活動的過程。其中即要求雙方履行夫妻之間的實質權利義務，也應要求雙方有相互扶助、共同承擔的經歷。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人們更看重雙方舉行結婚儀式，只有舉行了該項儀式，人們才普遍接受雙方成為夫妻關系的事實，共同居住生活才名正言順。否則廣大群眾很難認為男女雙方已構成真正的夫妻關系。綜上，「夫妻共同生活」必須有三個構成要件：一是夫妻雙方，二是相互履行夫妻權利義務和共同扶助的經歷；三是有一定的時間期限。參照河南周口中院的「指導意見，該期限不應少於三個月。」
被告給付原告彩禮即非處於自願贈與，又非原告索取，而是出於本地的風俗習慣使然，這種基於婚約所產生的財產流轉關系，一定程度上依附於婚約的效力。無論從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還是道德上的社會友善和和諧去評判彩禮行為，都不免失之公正。如支持男方訴求，則女方什麼也得不到，未免失之公允；如不支持男方訴求，則極易誘發道德危機，甚至引發惡性沖突事件。鑒於贈與人請求返還彩禮的正當理由，應從自願、公平、誠實信用和社會公道等民法基本原則出發，考慮雙方當事人的過錯大小等因素，結合實際情況，可判決受贈與人部分返還，全部返還或受贈范圍內適當補償。《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2008）有「對一方因彩禮給付造成其生活絕對困難，不足維持當地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條件的支持一方請求返還彩禮款的訴訟主張。對適當返還作出的理論依據，德州和部分地區也有了相關案件。故本案考慮到這種特殊情況，亦可作出按比例返還的判決，以10000元為宜。
2\一起汽車消費貸款案例分析
程武龍
【學科分類】民法總則
【關鍵詞】汽車消費貸款、借款、抵押
【寫作年份】2002年
【正文】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4日至1月15日，我行西崗支行分別與大連當代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當代集團）的五名員工簽定汽車消費借款合同，總金額為67餘萬元。該筆款項全部用於購買汽車，所購汽車的產權單位均為當代集團。當代集團以貸款所購車輛抵押給我行，並辦理了抵押登記，同時又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西崗分公司簽定了保證保險合同。到2001年12月止，貸款余額為58餘萬元，保險公司也以各種理由不履行賠付責任。
2002年1月28日，我行依據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向法院提起訴訟，並申請訴訟保全。經過一個月的工作，到2002年2月25日，五名員工貸款所購車輛全部被查封。2002年3月28日開庭，借款人未到庭，當代集團委託的律師出庭參加訴訟。
本案困難之處在於：（1）2001年12月中旬，我行就已開始查找貸款所購車輛，而當代集團不是說上沈陽，就是說借給了其他單位。我行在暗訪中了解到：車輛基本上不在單位，有時來一會兒就走。（2）立案後不久，當代集團發生重大變化，法定代表人遭綁架殺害，企業基本停業，除值班人員外，已無人上班。
最後在我行的努力下，當代集團賣出了這五台車輛，我行的貸款本息全部收回，金額為63.8萬元。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屬汽車消費貸款糾紛，雖然我行貸款本息全部收回，但是從此案中我們也發現了在開展汽車消費貸款中我行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現分析如下：
（一）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應認定為無效
從表面上看似乎借款合同、擔保合同手續齊全，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均應合法有效，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具體來說，理由有二。
1、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汽車消費管理辦法》第2條的規定：汽車消費貸款是指貸款人向申請購買汽車的借款人發放的人民幣擔保貸款。由此可知，汽車消費貸款對應款項所有權人應為借款人，以該款項購買的汽車應歸借款人所有。本案汽車的產權單位是當代集團，而不是五個借款人。這與上述人民銀行規章第2條不符，因此本案借款合同事實上並不是汽車消費貸款借款合同，而應是一般的借款合同。
2、由於以汽車消費貸款購得的汽車所有權人是借款人，因此若以該款項所購汽車設定抵押作為借款的擔保，則抵押人應為借款人。也就是說當以所購車輛設定抵押時，借款人與抵押人應為同一人。據此，本案當代集團既不應是汽車的所有權人，也不應是汽車的使用權人，因此當代集團不應成為抵押人。由於本案抵押合同的抵押人為當代集團，因此抵押合同應認定為無效。事實上，即使當代集團是汽車的所有權人，同樣不能認定其為員工借款提供擔保而簽定的抵押合同有效。因為《擔保法》司法解釋第4條已明確規定：公司不得為個人債務提供擔保。
3、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汽車消費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借款人向貸款人申請汽車消費貸款，必須提供擔保。借款人可以採取抵押、質押或以第三方保證等形式進行擔保。擔保當事人必須簽定擔保合同。就本案而言，上文已認定擔保合同是無效的，借款人簽定的借款合同是無擔保的。因此依據上述人民銀行規章第15條同樣可以認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汽車消費貸款借款合同，而應屬於一般的借款合同。
4、事實上，本案借款合同也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而是無效合同。因為各個合同文本的名稱均為「中國工商銀行汽車消費貸款合同」，同時合同的內容都是對於汽車消費貸款期限、用途、利率、當事人雙方權利義務等事項的規定，無法將其認定為一般借款合同。
5、《擔保法》第5條規定：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擔保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擔保合同被確認無效後，債務人、擔保人、債權人有過錯的，應當根據其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因主合同借款合同已認定為無效，反過來依據《擔保法》第5條又可以證明抵押合同是無效的。
（二）不能同時對保險公司提起訴訟
在起訴前，我行曾多次與保險公司交涉，希望能通過其理賠達到清收貸款的目的，保險公司雖然沒以履約保證保險合同無效拒絕賠付，但一直以其他理由不賠償。本案中，我行沒有將保險公司列為被告，主要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1、我行與保險公司簽定的履約保證保險合同已明文約定：借款人為汽車消費貸款的最終所有人。而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不是汽車消費貸款的最終所有人，借款合同應歸於無效，保險標的不存在了，因此保險公司也就無須承擔履約保證保險責任。
2、保險公司與銀行一樣，相對於汽車消費貸款的借款人而言，屬於優勢群體。因此如果我行與保險公司在法庭上辯論，其將主張依法確認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無效，這將增加本案的難度，最終判決結果也將對我行極為不利。因此，在權衡利弊之後，我行沒有列保險公司為被告。
（三）統一合同文本中的違約期限條件應予修改
對於分期償還借款合同，法律、法規都沒有規定當借款人未按期還款時，視為其餘未到期的貸款全部到期。從訴訟的角度來講，若等到每期貸款到期時才去起訴借款人，將可能造成訴訟不及時，並徒增訴累。因此，在業務開展初期，我行的汽車消費貸款合同一般約定：當借款人連續6期未還款或一年內累計6期未還款，則視為其餘所有貸款全部到期。由於抵押車輛屬於高損耗品，受損害的危險性大，且價格下降幅度較大，因而容易造成抵押車輛貶值，增加貸款風險。所以上述合同對於違約期限條件的約定過於寬松，按此約定履行合同，將可能導致處理抵押物所得不足償還借款合同本息，最終造成我行貸款損失。因此，我行有必要修改統一的合同文本，將借款人違約的期限條件作出更為嚴格的約定。例如，約定借款人連續3期未還款或一年內累計3期未還款，即視為其餘所有貸款全部到期。
三、有關建議
1、本案貸款人與所購車輛的產權人之所以發生了分離，原因是我行業務人員對汽車消費貸款合同缺乏一個整體的認識，從而導致了對汽車消費貸款借款人范圍的理解產生了偏差。由此建議我行：對各個業務部門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法律知識培訓，提高業務人員的法律意識，加強業務人員與法律事務人員的溝通。
2、從表面上看，對於由總行統一制定的類似汽車消費貸款這樣的格式合同，業務人員使用起來很方便，即只須在統一的合同文本上填一些諸如名稱、地址、借款金額、利息之類的事項，然後在蓋上我行公章就萬事大吉了。事實上並非如此。在簽訂合同時，我行不僅要核查借款合同與抵押合同的主體對應性，而且還要兼顧兩合同編號等事項之間的一致性。故建議我行信貸人員在訂立合同時，要提高警惕，樹立責任心，不可草率行事。
3、本案借款人未到庭，當代集團委託的律師出庭參加訴訟。由於律師未提出借款合同、擔保合同無效的見解，借款人又未到庭，我行又沒有列保險公司為被告，因此法院沒有認定借款合同、擔保合同無效。但如果我行將保險公司列為被告，形勢對我行將極為不利。因此我行在起訴時，應慎重考慮，不可草率地列所有利害關系人為被告。
4、查封車輛對於我行最後收回貸款本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於有較大風險性的貸款或涉訴貸款案件，應首先注意請求法院訴訟保全。
㈧ 因法律風險給企業造成較大損失的例子
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
國有企業：
一、自國資委2003年3月成立至2004年底，中央企業報請國務院國資委協調的法律糾紛案件達146起，涉及中央企業131家，直接涉案金額199億元，間接涉案金額已超過450億元。涉案金額之大，涉案范圍之廣，令人震驚。這些法律糾紛案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內部責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監管失控、法律意識淡薄等，反映出企業在依法經營觀念、風險防範意識和內部制度控制等方面普遍存在較大差距。
中小企業：
（一）、目前我國中小型企業法律風險現狀堪憂，發案率高，執行率低，企業涉訴極為普遍。221家企業中有198家近三年發生過法律訴訟，174家企業發生債務拖欠，得到足額賠償的企業僅33家。多年來法律風險是企業多種經營風險中最被忽視的一種風險。高發案率、高敗訴率、低執行率、打贏官司拿不到錢的困擾，給企業經營帶來釜底抽薪的損失。
（二）、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建設的漏洞與不完善是企業法律風險產生的制度根源。221家企業中已經制定有工作計劃的企業僅35家，有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及綜合合同管理機構的僅29家，有司法證據制度的企業僅57家，有工業產權管理制度的企業僅38家，2/3以上的企業存在防範法律風險的制度漏洞。
（三）、企業法律培訓存在空白與缺失。近三年來經常做一般法律培訓的企業僅40家，佔有效問卷企業的18.1%；從未做一般培訓的企業有48家，佔21.7%。而專業法律培訓情況更差。經常做專業法律培訓的企業僅30家，從未做專業法律培訓的企業有66家。
（四）、企業內部業務流程的不合規性成為影響企業法律風險的因素。如在與外商合資或項目合作中不做或很少做專利檢索的企業有159家，不做或很少做商標審查企業的有132家，接受對方財產抵押時不做或很少做抵押財產合法性審查的有88家，接受對方保證合同時不審查或很少審查對方簽約人是否有權簽約的企業有154家。上述不合規性直接引發商標、專利、抵押無效、土地轉讓糾紛的高發案率。
（五）、企業重大決策過程仍缺少法定程序。律師、法律顧問有重要地位並參與決策的企業僅56家，在投資和擔保合同簽署的程序方面必須由股東會、董事會或企業領導集體討論的有108家，即所調查的企業中近一半企業在關於投資和擔保這樣重大問題上仍由董事長、總經理或廠長一人決定。
（六）、企業法律事務方面的開支與國際慣例有極大差距。所調查企業中銷售額在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148家，而在企業法律事務方面開支在10萬元以上的企業僅48家，法律事務開支在30萬元以上的企業僅13家。按國際慣例企業法律事務方面的開支一般佔到銷售收入的1%。雖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完全按國際慣例衡量，但目前大多數小企業在法律事務方面的開支甚至連銷售收入的千分之一都不到，確實可以反映出這些企業對於法律事務的忽視或輕視。
典型案例：
2006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上海社保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件。上海福禧投資公司通過一系列的違法手段獲取了上海社保中心的數十億社保資金，又通過不正常手段收購上海路橋發展公司99.35％的股權，獲得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費經營權。此後在短短的4年零4個月的時間里，福禧投資從10億元注冊資本，創造了總資產達136.22億元、凈資產高達53.13億元的財富增值神話，一個資本帝國迅速崛起。然而這個帝國根本就是建立在海灘上的沙雕，其所存在的法律風險始終是懸在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當法律風險轉化為法律危機時，福禧帝國頃刻灰飛煙滅。
此外，北京漢王科技有限公司訴台灣精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權一案，歷時四年，等漢王贏得一審時，PDA市場早已衰敗。正如北京漢王總裁劉迎建所說：「我們打贏了知識產權官司，卻挽回不了市場。」 這不驗證了那句「打官司，沒贏家」的俗話嗎？面對法律風險，為什麼企業不未雨綢繆，防範於未然呢？
又如近年來哇哈哈與達能的離婚案，安然大廈的傾倒，眾多懷揣數億甚至數十億的老總紛紛下馬，國內商界風聲鶴唳。這都是法律風險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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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應注意的問題有哪些
一、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的主體范圍問題
企業產權轉讓合同是指企業資產管理人或出資人作為出讓方，就企業產權全部或部分轉讓，與受讓方簽訂的明確各自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的主體包括出讓方(賣方)和受讓方(買方)。出讓方的主體范圍，從國有企業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財產的所有權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並由國務院統一行使，企業只擁有企業財產經營權，企業本身不能出讓屬於所有者的產權，因此，國有企業產權的出讓方必須是國家的授權部門或國家授權的投資機構以及對該企業直接擁有出資權的國有企事業單位，被出讓企業本身不得成為產權轉讓的主體。按照《公司法》的規定，授權投資機構是指國家投資公司、國家控股公司、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等;在國家授權部門尚未明確的情況下，一般都是由政府的企業主管部門、行業總公司等代行資產所有者的職責。從集體企業的角度看，集體企業財產的所有權屬於集體所有，按級劃分由其主管部門或授權部門統一行使所有權或由出資人行使所有權並由此成為出讓方。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的受讓方必須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其它組織，既可以是國內的，也可以是國外的。企業產權轉讓可分為全部轉讓，即把企業資產整體出讓給受讓方，形成企業的整體出售;部分轉讓，即原企業的出資者仍然在企業中保留一定的股份，同時由其他企業、公民個人等投資人參股到企業中來。部分轉讓只是發生出資人或股東的部分變更。
二、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問題
企業產權出讓人與受讓人在協商訂立企業產權轉讓合同時，必須嚴格依照法律、法規或國家政策的有關規定，確定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否則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無效或不發生效力。司法實踐中，認定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的效力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雙方當事人簽訂企業產權轉讓合同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否則，應當確認合同無效。例如：依照公司法規定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必須有二個人以上，在轉讓過程中，就不能在把公司產權轉讓給一個人所有時，還仍然保留原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稱，這就違反了法律的規定。
2、雙方當事人不得借企業產權轉讓，懸空或逃廢銀行或債權人的債權。按有關規定，無論採用何種形式改制(包括產權轉讓形式)，改制前的銀行及債權人的債權應由改制後的企業承擔。然而有些企業在轉讓產權時，懸空或逃避銀行及債權人債權的現象屢見不鮮：一是整體轉讓產權即出售企業時，把企業產權分割轉讓給兩個不同的受讓人，其中一個受讓人在接受企業部分有效資產的同時承擔了大部或全部債務，甚至在接受無效資產的同時承擔全部或大部分債務，實際上是出讓方在利用這種改制轉移有效資產，讓一個空殼企業承擔全部或大部分債務，以期達到逃廢債務的目的;二是部分轉讓企業產權時，把企業的有效資產轉讓給受讓人，把債務仍然留在原企業，故意隱瞞或遺留債務;三是出讓方與受讓方惡意串通，不把企業轉讓情況告知銀行且仍由原企業在償付或部分償付銀行利息，造成假象，故意逃避債務。司法實踐中，對於未經債權人同意的逃避債務的各類「轉讓」方式和轉讓合同，人民法院均可認定無效。
3、雙方當事人不得惡意串通，故意損害國家利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現實中，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利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時有發生。一是不評估或評估不實造成流失。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關鍵要對改制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評估。但有些國有企業在轉讓過程中，對國有資產不評估、評估不規范或評估不實導致國有資產不同程度地流失，如對有形資產高值低估，對無形資產諸如商標權、商業信譽權等不予評估或故意低估，忽視對商業秘密價值的計算等;二是無償或低價轉讓國有企業的土地使用權;三是持同股不同利;四是趁國有企業轉讓之機，非法處置國有資產，或對應收或可收的款項債權怠於行使權利，對銷售收入管理不嚴，肆意揮霍等。在司法實踐中，對於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利益，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應當認定轉讓合同無效，並應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直至刑事責任。
4、企業產權轉讓尤其是整體轉讓應當採用規范的操作方式，如公開拍賣、招標轉讓、協議轉讓。如果採用協議轉讓方式出售企業的應當經過有關部門審查批准。公開拍賣，招標轉讓是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進行，應當承認其合同效力。而採用協議轉讓的，由於具有不公開或不能公開的情況，如涉及企業重大商業秘密、涉及國家利益等則宜採用協議轉讓的方式，而不宜採用前兩種方式，同時，在程序上應當有所限制。
5、關於「零價格」出售小型企業的效力問題，在小型企業轉讓過程中，將債務等於或大於資產的企業出售時，產生了所謂「零價格」出售問題。對此問題，只要當事人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企業改制政策的強制性規定，對出售企業資產的評估是規范的、客觀公正的，出售操作程序是規范合法的並且出售行為經過了有權機關的批准，就應當認定其效力。
企業產權整體轉讓出售合同被確認無效後，依照《民法通則》第六十條和《合同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責令當事人恢復企業原狀，買方因此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給賣方，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予以適當補償。在具體處理時應當依據過錯責任原則。對於經營性虧損的，應當由造成合同無效的一方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雙方都有過錯的，則應當根據雙方的過錯大小確認各自應負的責任;對非經營性虧損的應當由買受方承擔責任;對於經營性盈利的，如果賣方追索且在致合同無效上沒有過錯的，應當予以支持;對於資產的自然增值部分，不考慮過錯責任，應當予以返還。另外，企業整體出售或產權部分變更而致出資人或股東變更的，當事人應當辦理工商變更或注銷登記。但如果沒有辦理也並不能因此而否定改制行為的有效性，法院可以責令當事人限期補辦工商變更或注銷登記手續，當事人一方據此而推翻協議的，不予支持。
另外，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違約金數額比例，違約行為發生後，應嚴格按照合同的約定予以處理;約定違約金低於因違約造成經濟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相反的，可以相應減少。
三、企業產權轉讓合同的履行問題
企業產權轉讓合同依法簽訂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條的規定，雙方當事人應當按照全面履行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履行各自的義務，亦即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標的及其履行期限全面完成合同約定義務，並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在履行企業產權轉讓合同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按規定辦理有關產權轉讓的審批手續。根據我國目前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出讓國有資產產權必須嚴格履行有關報批手續：屬於中央級國有企業產權出讓的審批，應當按照中小型、中型、大型國有企業的不同劃分，分別報經國家經貿委、財政部或國務院批准;屬地方國有企業產權出讓的審批應分為：成批出讓國有企業以及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產權的，必須由省級政府授權的部門報國務院審批，出讓屬於地方管理但有中央投資的國有企業，應當先徵得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同意;有權代表政府直接行使國有企業產權的部門或機構出讓單個企業、事業單位國有產權的，按其隸屬關系由同級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審批後，向產權轉讓機構申請轉讓。出讓集體資產產權的，應當到相關政府部門辦理有關審批手續，屬於工業企業的應到經委辦理審批手續，屬於其它企事業單位應到體改委辦理有關手續。
2、對資產進行評估並對債務進行處置。資產評估是企業改制實施步驟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資產評估是指對具有時效性的資產進行價格判斷，也就是說，當企業需要改制轉讓時，必須委託有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依據國家有關規定，根據改制的特定目的、特定時間和特定環境，按照資產評估原則，運用科學方法，以統一的貨幣作為計量單位進行評定估價。一是評估應體現「真實、科學、公正、合理」的原則。看對現有資產評估是否認真審核國有企業現有的帳面資產和實物資產，又考慮到企業如果出賣，按市場價格現在可能達到的實際價值，是否確定了國家所有者的真正權益。看對無形資產是否加以了合理評估。無形資產主要是指企業事業單位擁有的對生產經營和後續發展產生持續影響的非實物形態的經濟資源，如專利權、商標權、土地使用權、非專利技術、計算機軟體、服務標識、商業信譽等。無形資產在現代企業中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衡量現代企業與傳統企業的重要標志，因此在資產評估中，必須加以重點審查。看對債務處理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落實債隨資走的原則，如在國企改制中涉及其與銀行的債權債務問題時，既要嚴格執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按照國務院《關於在國有中小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過程中加強金融債權管理》的規定，要尊重金融機構保全金融債權的意見，依法落實金融債務，不能逃廢;又要本著尊重歷史、正視現實的原則，在堅持債隨資走的前提下，逐步妥善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同樣對於其它債權人亦應如此，為國企改革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二是評估應當委託資質等級高、信譽好、能力強的中介機構進行，應當進行規范操作。對國有資產嚴格按照國有資產管理評估的規定，讓具有法定資質的評估機構進行評估;對集體資產的評估應盡可能委託會計事務所、審計事務所等有資質的社會中介機構進行;對小型的鄉鎮企業的評估，可以委託鄉鎮財政所或鄉鎮評估小組進行評估，然後再由社會中介機構進行審核，切實把好評估關。三是對於由資質不符的評估機構為改制企業所做的資產評估，原則上應由資質相符的評估機構進行重新評估。但如當事人雙方沒有異議，且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法院可以承認其效力;對於資產評估報告中確有錯誤的，或評估機構因過失提供的報告有重大遺漏的，當事人可以申請並由法院委託原評估機構予以補正;對於評估機構進行的不正當評估或故意提供虛假評估報告的，法院可依據當事人申請或職權委託其它評估機構進行評估，並依法追究評估機構相關責任，如果因此而給當事人或第三人造成損失的，評估機構應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3、按約定交付標的物並嚴格履行合同的附隨義務。因此，當事人一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屆滿，拒絕履行合同，而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時，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並向對方提出經濟賠償。如果買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屆滿，仍未完全履行付款義務(包括全部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賣方要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應當首先認真調查買方的財產狀況和支付能力，如買方具有支付能力或有可供執行的足額擔保的，應當限期繼續履行付款義務;如買方不具有支付能力，且不能提供足額擔保，或者買方雖有支付能力，但限期後仍不履行付款義務，賣方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如果在合同履行期限屆滿，賣方仍未完全履行交付(資產)義務，買方可以要求賣方繼續履行合同並賠償經濟損失。對於雙方當事人沒有約定履行期限的。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一個合理的期限，並據此確定雙方當事人所應承擔的相關責任。應當注意的是，在處理此類合同糾紛，對違約行為實施救濟時，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應當首先考慮合同的繼續履行問題，不要輕易以解除合同或賠償損失的辦法解決。這是因為：合同本質上是當事人之間的一種承諾，是承諾就要信守，信守合同不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法律上的要求。另外，雙方當事人應當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例如，賣方未履行企業重大事項告知義務，買方因此受到經濟損失，就有權向賣方提出賠償;賣方在履行合同後對原企業所擁有的知識產權、商業秘密等按合同約定或有關規定仍負有不得侵權或保密的義務，否則就得負侵權賠償責任。
四、企業產權轉讓後原企業遺留或遺漏債務的處理問題
原企業遺留(漏)債務的情況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評估時遺留債務，主要是對原企業在進行經濟活動中應承擔債務的遺留。其主要發生在核產核資時，只注重帳面審核，而沒有進行調查核實，核定企業債務不細不嚴，如遺留應支付的貨款、借款利息等;二是被轉讓企業注冊資金不到位或開辦單位抽逃注冊資金所遺漏的債務;三是原企業對外提供擔保的債務，有些企業由於管理不規范，對外擔保很難從原企業帳面上反映出來而形成債務遺留;四是掛靠單位的債務，企業轉讓後，在掛靠企業無力承擔時，被掛靠企業應承擔連帶責任;五是一些特別的企業侵權之債。人民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應當堅持以下三條原則：
（一）法制原則。凡是符合企業分立、合並、變更或者債權債務轉移法律規定的，應當按照法律規定，確定承擔債務的主體。例如，企業兼並、聯合的，其遺留或遺漏的債務由兼並聯合後的企業承擔;企業分立的，堅持債隨物(資)走的原則，按照資產的合理分流分配債務，並訂立明確的債務轉移協議;
（二）法人制度原則。企業的股東或出資人，應當以其在該企業的股份或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
（三）債務隨企業資產轉移的原則。對於法律沒有規定，當事人又沒有約定的，應當按照債務隨企業資產轉移的原則，確定承擔債務的主體。
在這三條原則的前提下，處理企業改制中的債務問題，具體為：對於企業產權轉讓僅為企業出資人或者股東變更，原企業並不消滅的，企業產權轉讓前遺留或遺漏的債務，應由轉讓後的企業法人自行承擔。企業產權全部轉讓的，應根據不同情況處理：原企業法人不消滅，僅是出資人變更，則企業出售前的遺留債務，仍由該企業法人自行承擔;受讓方將所受讓的企業整體入股與他人重新組建新的公司，原企業予以注銷，企業轉讓前遺留(漏)的債務，應當由受讓方以其在新建公司中的股權為限承擔民事責任;受讓方以所購企業為基礎重新注冊新的企業法人，企業轉讓前的遺留(漏)的債務，原企業予以注銷的，應當由新注冊的企業法人承擔，原企業應當辦理注銷登記而沒有辦理的，法院應將新企業法人與老企業法人均列為被告。訴訟中法院應當責令未辦理注銷登記的企業辦理注銷手續，判令新的企業承擔民事責任。
另外，對於企業轉讓前的債務，雙方當事人有明確約定並經債權認可的，法院應當承認其效力，雙方當事人沒有約定或雖有約定但沒有徵得債權人同意，則轉讓前的遺留債務根據「債隨資走」的原則，由受讓方承擔。如果企業轉讓時，轉讓方故意隱瞞或遺留(漏)原企業債務的，對所隱瞞或遺漏的債務應當由轉讓方承擔。對於因注冊資金不到位或主管部門、開辦單位抽逃注冊資金而形成遺留債務的，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原企業主管部門或開辦單位在其不到位資金或抽逃資金的范圍內承擔;對於擔保債務的遺留問題，應當由轉讓方從轉讓所得中承擔擔保責任。如果是轉讓所得是政府部門接受的則由其從接受所得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或者按照債隨資走的原則，由受讓方從接受資產的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對於一些特別侵權損害之債亦應按照「債隨資走」的原則，由受讓方在接受資產的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