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侵權典型案例

1.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2. 請分別舉幾個典型的案例：1、行政違法行為；2、民事違法行為；3、刑事違法行為；4、違憲行為。

1、行政違法

職務過錯，即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這類失職行為使國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遭受損害，但還沒達到瀆職罪的程度。行政過錯，即公民和法人違反行政管理法規的行為。如司機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有的學者認為行政違法在許多情況下，專指行政過錯，主張把職務過錯稱為紀律違法。

2、民事違法行為

朱某在工廠浴室撿到蘇某的進口手錶，先說第二天歸還，後來又說自己把手錶弄丟了。蘇某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朱某限期歸還手錶。我國民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歸還失主。

3、刑事違法

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

4、違憲行為

如1978年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解釋憲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第25條第3項），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但由於改革開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未經修憲，也未作憲法解釋的情況下，自行行使立法權，1979年至1982年間共制定了11個法律，這都是違背當時憲法規定的。

(2)民事侵權典型案例擴展閱讀

行政違法的主體必須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可能構成行政違法；行政違法違反的是行政法律規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護的行政關系；行政違法對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但尚未構成犯罪；行政違法依法應當承擔行政責任。

民事違法行為的構成條件主要有兩條：侵犯他人受到民事法律保護的權利和利益；行為具有違法性，即違反民事法律的規定。民事違法行為分為違反合同行為和侵權行為兩大類，前者指合同當事人沒有合法事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後者指合同以外的，非法侵犯他人民事權利的行為。

3. 通過一起典型案例看如何確認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

在一個案件中同時主張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是法律基礎：
1、某一行為可能在侵犯注冊商標的同時構成不正當競爭，分別由《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規定，涉及不同的法律行為、法律關系。
《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均屬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一）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二）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三）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四）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五）未經商標注冊人同意，更換其注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六）故意為侵犯他人商標專用權行為提供便利條件，幫助他人實施侵犯商標專用權行為的；（七）給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商標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將他人注冊商標、未注冊的馳名商標作為企業名稱中的字型大小使用，誤導公眾，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處理。
2、在訴訟案由上，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分屬於不同的案由。但是，民事訴訟有經濟原則和效率原則等，實務中法院可以考慮在同一個案件中一並解決。

4. 民事違法行為例子有哪些

1，違反合同的行抄為，即沒有合法理由而不履行合同的行為。

2，在合同以外，侵害他人民事權力的行為。比如：消費者被騙；在未知情況下，個人肖像、名譽被用於商業活動；被毆打或交通事故造成的人生健康受到侵害。等等

判斷一個違法行為是行政違法行為、民事違法行為還是刑事違法行為，主要的是看違法行為的主體是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還是違反民事法律規定的或者是觸犯刑法行為的。

簡單來說，違法行為嚴重觸犯刑法，可能受到刑事制裁的，就屬於刑事違法行為；

輕微違法行為，尚達不到刑事處罰標準的，可以進行行政處罰（治安處罰），就屬於行政違法行為；

所謂的民事違法行為，只能說違法法律規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權利，需要進行賠償或承擔其他責任的行為。

例如：在網上傳某人緋聞或者隱私，侵犯他人名譽權的，是民事違法行為，應當賠償對方損失；如果在網上轉播危害公共安全的謠言，造成公眾恐慌的，但沒有嚴重後果的，就是行政違法，會受到治安處罰；在網上傳播企圖顛覆政府國家的謠言，危害國家安全的，就構成刑事違法，要受到刑事制裁。

5. 幫我找一個的民事案例.(拜託了,急用)

方書華訴何雲明、何雲珠、何雲蘭贍養糾紛案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
一、案情
原告：方書華，女，74歲，住陝西省涇陽縣前街76號。
被告：何雲明，女，36歲，住涇陽縣橋底鎮和村。
被告：何雲珠，女，38歲，住涇陽縣中張鄉義民曹村。
被告：何雲蘭，女，42歲，西北橡膠廠工人。
原告方書華是三被告之繼母。1963年3月原告與三被告之父何清發結婚時，何雲蘭16歲，何雲珠11歲，何雲明9歲。何雲蘭、何雲珠分別於1969年、1972年出嫁，何雲明於1974年招婿王崇先，同其父和繼母共同生活。1988年，何清發病故，由原、被告共同埋葬。1989年4月，方書華和趙維軍再婚。同月18日，趙維軍、王崇先請村民王啟福作中人，寫了一份《梁永艷、王崇先財產分配協議書》。協議書載明：於1989年年底，由於王崇先付給方書華300元，此後家中財產與方書華無關；方書華婚後到趙家，生養死葬一切由趙經管，與王無關，王不得異言。方書華與趙維軍婚後，因不和睦，於1990年5月，經人民法院調解離婚。離婚後，方書華因無生活來源，於1990年10月25日，向涇陽縣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被告何雲明承擔贍養義務，每年付給口糧500斤、生活費120元。
涇陽縣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後，根據《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九十一條「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的規定，追加何雲珠、何雲蘭為本案被告，參加訴訟。在審理中，何雲明辯稱：繼母再婚離家時，已達成不再由其生養死葬和財產分配的協議，從此雙方已解除了繼母女權利義務關系。何雲珠辯稱：自己出嫁多年，沒有贍養繼母的義務。何雲蘭辯稱：自從繼母再婚，已解除與繼母的一切關系，並提出繼母在四川原籍還有親生兒子劉學良，亦應承擔贍養義務。經查證，方書華在四川確有親生兒子劉學良，但在其兩歲時已由他人收養，與方書華無往來；劉學良長大成人後才來相認，以後只是偶爾往來。
【審判】
涇陽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被告繼母女關系成立。1989年原告再婚時，雖與何雲明之夫達成生養死葬不再由何雲明承擔的協議，但並未經法定程序解除繼母女關系，此協議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之親生子劉學良，從小由他人收養，長大後與原告偶爾來往，被告以此為理由，要求其擔負贍養義務，不能成立。被告何雲珠以其出嫁多年為理由，不願承擔贍養義務，理由不足。據此，該院於1991年5月1日判決：一、方書華責任田由邱玉明耕種，每年付給方書華口糧小麥400斤（每年7月底前付清）、玉米100斤（每年12月底前付清）；何雲珠每年付給方書華生活費60元（每年12月底前付清）；何雲蘭每年付給方書華生活費60元（每年6月底前付清）。二、方書華的醫療費、喪葬費，由何雲明承擔百分之四十，何雲珠、何雲蘭各承擔百分之三十。以上給付從1991年開始付給。
宣判後，原告、被告均未提起上訴。後經回訪，何雲明已將方書華接回家中生活，其他兩女亦與方書華和睦往來。
二、分析
在本案中，何雲明、何雲珠、何雲蘭三被告對原告有共同贍養的義務，也就是說她們對原告的贍養義務是同一的、不可分的，因此此案就是必要共同共同訴訟。訴訟標的的同一是指共同訴訟人存在共同的權利義務關系。
必要共同訴訟的當事人如果沒有共同起訴或沒有共同被訴，法院的判決就無法對其他有贍養義務的人生效。如果法院判決作出後，原告對其他有贍養義務的人提起訴訟，就可能出現一事再理的現象，也就難以避免裁判矛盾。所以，有必要讓有共同實體權利和義務的人站在原告一側或被告一側共同進行訴訟。
《民事訴訟法適用意見》第57條的規定：「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民事訴訟法》第119條的規定，通知其參加；當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追加。」
本案中，方書華和何清發再婚後，撫養和教育何雲蘭三姐妹張大成人，方書華與何雲蘭三姐妹之間形成了有撫養關系的繼母女關系。這種關系，不能因方書華再婚而解除，即她們之間已經形成的有撫養關系的繼母關系不能自然終止。方書華與趙維軍再婚又離婚後，因年邁生活困難，要求何雲蘭三姐妹贍養，根據《婚姻法》「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的規定，方書華的要求是合法的。人民法院追加何雲珠、何雲蘭為共同訴訟被告，判決三姐妹分別負擔其繼母的生活費用，是正確的。
由於必要的共同訴訟的訴訟標的是共同的，這樣就存在共同訴訟的一方當事人的內部關系和共同訴訟的一方當事人與對方當事人之間的外部關系，同時也就產生了共同訴訟的一方當事人中的訴訟行為的效力問題。對此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共同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對訴訟標的有共同權利和義務的，其中一人的訴訟行為經全體當事人的承認，對全體發生效力。反之，不發生法律效力。
在本案中共同訴訟人之一何雲蘭提出：「繼母在四川原籍還有親生兒子劉學良，亦應該承擔贍養義務」的抗辯，雖然不是由三個共同訴訟人共同提出的，但是，只要經過全體同意，就應當看作是共同訴訟人全體提出的行為。在實踐中，只要其他共同訴訟人不反對，而這一抗辯對其他共同訴訟有利，法院都應當把它作為被告方提出的請求或抗辯對待。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民事案件大多採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則，既發生民事糾紛，向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起訴。而在本案中，三被告中其中有一人的居住地與其他被告不在同一地，不屬於同一個法院的管轄范圍，而是屬於幾個法院的管轄。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如果仍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轄，則會產生原告向那個法院起訴的問題，這樣就會導致原告行使訴權的困難，違背了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確定管轄的「便於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原則，因此為了便於原告行使訴權，也為了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我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民事訴訟法適用意見》規定了在幾種特殊情況下，由原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即實行被告就原告的原則。其中有一種即：追索贍養費案件的幾個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轄區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本案即是一例典型的向分散於不同法院轄區的被告追索贍養費的案件。在這類案件中，原告多系老年群眾，行動不便，經濟上一般也比較困難，讓其到被告住所地起訴本來就有一些困難，如果是分屬不同轄區的多個被告，有可能在幾個有管轄權的法院之間造成推諉貨爭奪，從而造成訴訟拖延，從而使原告增加訴訟，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民事訴訟法適用意見》第9條規定，這類案件，可以適用被告就原告原則。將管轄權歸為原告住所地法院統一行使，可便於原告就近行使訴權，且此類案件依法可適用拘傳等強制措施，能夠保證受訴法院盡快審理並作出公正判決，及時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也提高訴訟效率。

6. 收集民事違法、行政違法和刑事違法案例各三個（急）

民事違法主要是違反了民事法律法規主要責任是和財產有很大關系的，可以說是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糾紛都是這方面的。

行政違法主要是指違反了國家的行政法規的規定，比如說飯店的衛生和防火措施不符合標准就是行政違法。

刑事違法是三個懲罰措施最嚴厲的主要是針對對他人造成生理心理上傷害給社會造成嚴重影響主要方式是使用暴力承擔責任的方式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還有一些附加刑，主要是限制人的自由。

7. 列舉5個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間，原告徐誠被某市招生辦派往下屬某區招生辦協助進行中專、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樺以「徐成」的名義，向省招生辦公室寫檢舉信，聲稱考生張劍「在入學考試時，系他人冒名頂替參加」。

並在信中稱「我是市招生辦幹部，現協助某區招生辦進行本年度中專、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責任也有義務對此事予以反映，本著對國家、對學校、對張劍本人負責的精神，懇請省招生辦領導予以查處此事。」省招生辦接信後對此事認真進行了調查核實，並進行了考卷筆跡鑒定。

8月28日，省招生辦復信「徐成」，說明「參加考試系張劍本人所為，無冒名頂替現象」。徐誠接信後，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辦及有關部門反映此事，要求調查事實真相。

2001年3月，經鑒定：檢舉信是被告李樺書寫。在調查取證及進行鑒定的7個月內，徐誠因精神壓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損害。

案例二

江某為能趕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單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齡，不能辦理婚姻登記手續，於是，謊稱其身份證已丟失，以購買進口葯需要居民身份證為借口，向張某借用身份證。

隨後，江某假冒張某之名到其單位開出婚姻登記介紹信，並拿走張某所在地的公共戶口薄，與林某一起去民政局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

江某的假冒行為後被張某發現，張某認為江某的假冒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權，並因此承受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打擊，於是要求江某賠償損失5000元並賠禮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東、董事，在A未參加董事會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會決議等文件上偽造A的簽名，致使A變成了公司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

A認為，B的行為是公司職務行為，因此公司未經其同意而盜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權，要求法院確認上述盜用姓名的侵權事實，並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關的工商登記，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案例三

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即爭議商標）由案外人名樂公司於2003年5月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商標局）提出注冊申請，並於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冊，其專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為第25類服裝、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經商標局核准，爭議商標轉讓給易建聯體育用品（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易建聯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聯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評委）請求撤銷爭議商標。

評審期間，易建聯提交的新浪網網頁列印件等證據載明：易建聯自1999年開始從事籃球訓練，2002年入選廣東隊，同年入選國家青年隊。2002年獲得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冠軍，2003年獲得全國男籃甲A聯賽亞軍。

網頁列印時間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評委作出商評字〔2009〕第33584號《關於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爭議裁定書》，認定：易建聯系我國著名籃球運動員，在爭議商標申請注冊之前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名度。

易建聯公司未經易建聯授權，將與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請注冊商標，侵害了易建聯的姓名權，違反了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裁定：爭議商標予以撤銷。易建聯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案例四

幾年前，高先生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期房購銷合同，約定房地產公司保證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內為其辦理房屋產權手續，如現房實測面積與期房預測面積發生變化時，按實測面積交納相關稅、費。

高先生入住後不久，房地產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納辦理房屋產權證所需的契稅、過戶費及印花稅，高先生交納了全部費用，並將私人印章交給房地產公司。因高先生購買的期房實測面積大於預測面積，辦理產權證需按實測面積重新簽訂《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

房地產公司在高先生在場的情況下，填寫了3份內容相同的《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同時在乙方簽字處填寫了高先生的名字，並加蓋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後，房地產公司將房屋的產權證、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給高先生，並向他講明新合同是為了辦房產證而簽訂的，雙方仍沿用舊的期房購銷合同。

後高先生起訴至通州法院，稱簽訂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減少了許多對他有利的條款。房地產公司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產公司承認錯誤、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

訴訟過程中，房地產公司辯稱，我公司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與高先生實際履行的仍是舊合同，沒有給高先生造成經濟和精神損失，不構成侵犯他的姓名權。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備登記結婚，因李某全家搬遷，戶籍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王某隨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親戚，稱未婚妻戶籍登記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想用方某的戶口薄和身份證附李某的照片去辦理結婚登記。

當時方某在外務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兒的戶口簿和身份證，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同意把女兒的身份證和戶口簿借給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記結婚，結婚證上是方某的名字。

後方某務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兩人要求用他們自己真實姓名登記結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記機關辦理了離婚，又於2005年9月8日以雙方真實姓名重新登記結婚。方某戶籍薄上留下了「離異」字樣，引起了男友對其有「婚史」的誤解，無奈之下訴至法院。

8. 有關商標侵權糾紛的案例分析

我們已經聯系過,這是第一個答案:
關於一審法院訴訟程序問題
1、一審法院按漢都公回司提供的 TCL 集團答公司地址，向 TCL 集團公司快遞送達應訴通知書、聽證會傳票、開庭傳票等，雖然郵寄地址為廣東省惠州市鵝嶺南路 6 號 TCL 工業大廈九層，是 TCL 集團公司的下屬二級企業法人銷售公司的地址，但兩公司在同一大樓辦公，只是樓層不同，而收信人為 TCL 集團公司的信件也並沒有因不能送達而被退回。
2、在原審法院審結前， TCL 集團公司在向一審法院提交了書面答辯狀，由此可以推定， TCL 集團公司已收到了一審法院寄送的應訴通知書、聽證會傳票、開庭傳票，但其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一審法院缺席審理並不違法。上訴人 TCL 集團公司關於一審法院訴訟程序違法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9. 侵權行為法案例分析

1. 案例分析：陳志光夫婦到某餐廳吃飯，一對母女帶著一隻狗坐在陳志光夫婦的對面，點來了飯菜，讓狗在飯桌上吃，小狗則吃得津津有味。陳志光夫婦認為自己的人格尊嚴受到了損害，要求餐廳老闆解決，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遂向法院起訴，要求餐廳老闆賠償精神損害。

   分析本案並回答以下問題

   （1）本案被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為什麼？

   （2）本案如何判決（請說明責任方式），為什麼？

2. 參考答案要點：

   （1）本案被告的行為構成了侵權行為。人格尊嚴是一般人格權的核心內容，法律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侵害人格尊嚴的，對侵權行為人應當追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餐廳准許人狗同餐，侵害的正是人格尊嚴的權利。一般人格權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格權，包括的內容是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這種權利的作用，是概括和指導所有的具體人格權，規定具體人格權的內容，解釋具體人格權的含義，創造新的人格權；補充具體人格權的立法不足。當某些人格利益應當保護，但是所有的具體人格權還不能將其包括的時候，就應當依據一般人格權即人格尊嚴，認定侵權行為，並予以制裁。人狗同餐，讓狗在人吃飯的餐廳中跟人一起進餐，並且使用的是人進餐的餐具，這正是對人的人格尊嚴的侵害。愛護自然，愛護動物，都是應該的，但是，在社會中，任何人都是權利的主體，任何狗都是權利的客體。如果為了愛護動物，就把人與狗的地位同等起來，這恐怕就是愛狗的人也是不願看到的；

   （2）被告的行為是對原告人格尊嚴的褻瀆和漠視，其行為已經構成了侵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具體責任方式應當是賠禮道歉並應當承擔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其他民事責任方式不宜適用於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