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農村民事糾紛久拖未決,如何找到高效途徑
1/首先您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該果林屬於您所有。這是本案解決的一個關鍵。
2/如果果林屬於您所有,被告的行為屬於對您的侵權。此侵權行為包括了兩方面:一是偷摘您的山果,二是毀壞您的果林。您以侵權為由,將其起訴,要求賠償。
3/您需要提供的證據有:果林屬於您所有的證據;被告多次偷摘山果的證據(其中有一次是警察當場截獲,這個證據很有利,但另外幾次的證據還需要您收集);被告砍伐果林的證據。
4/另一條解決途徑是,如果您有充分證據證明對方偷摘您的山果,並且達到一定的價值數額(看您當地的認定標准,一般為一千到兩千元),您可以要求司法機關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B. 農村道路糾紛如何解決
要看他們在什麼道路上攔車。如果是在村級道路上攔車不違法。鄉級道路建設情況比較復雜,要具體看情況的。縣(市)級或以上的道路,攔車不讓走違法。
C. 農村常見糾紛解決辦法的介紹
《農村常見糾紛來解決辦法》是由嚴軍自興著作的一本書籍。主要內容是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大量法律規范規定了糾紛的具體解決方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等。這些法律制度對廣大農民朋友而言,比較復雜,難以全面理解。
D. 農村土地糾紛該怎麼解決
宅基地的糾紛問題可以向鄉鎮的人民政府反映,或者縣級人民政府,最終途徑是走司法途徑。
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宅基地糾紛的解決辦法,主要有三種:
(1)協商解決
《土地管理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據此規定,公民之間發生的宅基地糾紛,應當先通過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
(2)行政解決
《土地管理法》第16條第2款規定:」個人之間,個人與單位之間爭議,由鄉級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處理。「該法還規定,侵犯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爭議,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犯、賠償損失。
(3)司法解決
《土地管理法》第16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對有關人民政府的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處理決定通知之日起30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這表明公民之間就土地的使用權和所有權發生的糾紛,只與按照《土地管理法》第16條和第53條的規定,先經過有關行政機關的處理,對於處理決定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否則,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對於侵犯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被侵權人可以不經行政機關的處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4)農村糾紛解決途徑論文擴展閱讀:
依據《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
第十三條對申請人提出的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的申請,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依照本辦法第十條的規定進行審查,並在收到申請書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見。
認為應當受理的,在決定受理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將申請書副本發送被申請人。被申請人應當在接到申請書副本之日起30日內提交答辯書和有關證據材料。逾期不提交答辯書的,不影響案件的處理。
認為不應當受理的,應當及時擬定不予受理建議書,報同級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決定。
當事人對不予受理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同級人民政府、上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交辦或者有關部門轉辦的爭議案件,按照本條有關規定審查處理。
第十四條下列案件不作為爭議案件受理:
(一)土地侵權案件;
(二)行政區域邊界爭議案件;
(三)土地違法案件;
(四)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爭議案件;
(五)其他不作為土地權屬爭議的案件。
E.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的主要解決途徑有哪些
您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的主要解決途徑:當事人可以直接磋商,自行解決爭議。通過協商方式解決糾紛既省時、省力、省錢,也不會傷害相互之間的感情,有利於化解矛盾。
其二,調解是當事人自願選擇彼此信得過的第三人斡旋,通過相互諒解、讓步,達成一致,解決糾紛。土地承包經營的當事人發生糾紛後,可以請求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調解解決或者其他組織調解解決。
其三,就是通過仲裁的方式解決,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的仲裁,是一種特殊的經濟糾紛的仲裁方式,不同於仲裁法規定的一般經濟糾紛的仲裁。
(1)申請程序不同。一般經濟糾紛的仲裁,要求雙方當事人在事先或事後達成仲裁協議,然後才能據此向仲裁機構提出仲裁申請,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的仲裁,則不要求當事人事先或事後有仲裁協議,只要當事人一方提出申請,有關的仲裁機構即可受理。
(2)仲裁機構設置不同。仲裁法規定的仲裁機構,主要在直轄市、省會城市及根據需要在其他設區的市設立,不按行政區劃層層設立;而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的設置,主要是在縣、鄉兩級,
(3)裁決的效力不同。仲裁法規定一般經濟糾紛的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度",即裁決作出後,當事人就同一糾紛再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仲裁委員會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的仲裁,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還"可以在收到裁決書之日起30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逾期不起訴的,裁決書即發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說,農村土地承包仲裁的裁決不是終局的。與訴訟相比,農村土地承包仲裁不僅省時、省錢,而且程序簡便,處理爭議較快。但是,仲裁裁決書發生法律效力後,當事人不履行仲裁裁決的,仲裁機構不能強制執行,而只能另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
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如果當事人不願協商,或者通過協商、調解方式不能解決糾紛,也不願進行仲裁時,也可以選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F. 農村鄰里糾紛應該怎麼解決!急求指點!不勝感謝!
農村的相鄰關系和宅基地糾紛是最常見的,本身不復雜,但處理起來比較回棘手。可答以肯定的是,鄰居是無權阻止你蓋房子的,不管你的房子什麼樣式,只要不影響其採光、通行等合法權益,在你自己的宅基地上就是可以蓋的,為了糾紛牽涉的問題少一些,建議不要共用一面牆。對於你因生氣而發病住院的問題是要舉證的,最好有證人(比如村委會或者其他村民)證明你當天與鄰居發生言語沖突並因此犯病,但這種舉證比較困難,不像肢體沖突中的舉證那麼容易和令人信服。你要是走法律程序的話,法院應該會受理的,但一般會先行調解,調解不成會作出判決。對於不講理的人,沒什麼好的方法解決,司法程序還是比較有強制力的,但要耗費一定的費用和時間。在你蓋房過程中鄰居再有阻撓行為的話,可以報警,以達到威懾作用,同時也便於以後取證。另外,不建議採取過激手段處理此事,特別不要產生肢體沖突,畢竟是鄰居,要考慮以後的相處關系,何況,農村發生的暴力事件經常牽涉親戚宗族等多人,會使事態擴大化,甚至招致刑事處罰,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因此,調解是上策,既解決了問題又維護了關系;調解不成就走司法程序。以上是個人看法,穩妥的話建議當面咨詢律師。
G.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的解決途徑有哪些求答案
1、因土地承包經營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的辦法解決。
2、調解。當事人可以通過調解解決糾紛,當事人不願意調解的,可以申請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3、仲裁。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4、訴訟。協商、調解和仲裁不是訴訟的必經程序,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捍訴訟。
(7)農村糾紛解決途徑論文擴展閱讀:
申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仲裁,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申請人與糾紛有直接的利害關系;
(二)有明確的被申請人;
(三)有具體的仲裁請求和事實、理由;
(四)屬於仲裁委員會的受理范圍。
當事人申請仲裁,應當向糾紛涉及土地所在地的仲裁委員會遞交仲裁申請書。申請書可以郵寄或者委託他人代交。
書面申請有困難的,可以口頭申請,由仲裁委員會記入筆錄,經申請人核實後由其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
仲裁委員會收到仲裁申請材料,應當出具回執。回執應當載明接收材料的名稱和份數、接收日期等,並加蓋仲裁委員會印章。
仲裁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內容:
(一)申請人和被申請人的姓名、年齡、住所、郵政編碼、電話或者其他通訊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應當寫明名稱、地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通訊方式;
(二)申請人的仲裁請求;
(三)仲裁請求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
(四)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聯系方式。
仲裁委員會應當對仲裁申請進行審查,符合申請條件的,應當受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終止仲裁程序:
(一)不符合申請條件;
(二)人民法院已受理該糾紛;
(三)法律規定該糾紛應當由其他機構受理;
(四)對該糾紛已有生效的判決、裁定、仲裁裁決、行政處理決定等。
仲裁委員會決定受理仲裁申請的,應當自收到仲裁申請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將受理通知書、仲裁規則、仲裁員名冊送達申請人,將受理通知書、仲裁申請書副本、仲裁規則、仲裁員名冊送達被申請人。
決定不予受理或者終止仲裁程序的,應當自收到仲裁申請或者發現終止仲裁程序情形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說明理由。
需要通知第三人參加仲裁的,仲裁委員會應當通知第三人,並告知其權利義務。
H.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I. 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解決途徑有哪些
為了維護我們黨二十多年來在農村建立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堅持調動和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新制定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有必要為這些糾紛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解決途徑。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因土地承包經營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解決,也可以請求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等調解解決。」「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分述如下:
一、協商
發包方與承包方發生糾紛後,能夠協商,達成協議,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既節省時間,又節省人力物力。但不是事事都能夠通過協商解決的,況且還有當事人是否願意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因此,當事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可以通過調解、仲裁、訴訟的途徑解決。
二、調解
當事人可以將糾紛通過調解解決,但調解不是仲裁或訴訟的必經程序。根據村委會組織法,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具有管理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調解民間糾紛的職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可以自願選擇村委會調解。一般來講,村委會比較了解情況,便於及時解決糾紛,也有利於當事人節約成本。另外,當事人也可以選擇鄉(鎮)人民政府或者有關部門進行調解。例如北京市農業聯產承包合同條例規定,市、區、縣、鄉(鎮)人民政府設立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當事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可以將糾紛提交所在鄉(鎮)的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部門調解。目前我國每年約發生60萬起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有80%以上是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部門調解的。當然,根據自願原則,土地承包經營發生糾紛的,當事人還可以請村委會和鄉(鎮)政府以外的個人和組織進行調解。
三、仲裁
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我國於1994通過了仲裁法,但在第七十七條明確規定「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不屬於仲裁法的調整范圍。理由是農業承包合同面廣量大,涉及廣大農民利益,仲裁法的一些原則、制度如不實行地域管轄等,難以適用於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從目前我國的立法看,還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仲裁的規定。因為我國地域遼闊,地區間差異很大,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承包責任制的形式也不盡相同,因此,關於農業承包合同的管理及仲裁的規定,必須因地制宜,符合各地的實際情況。目前有關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仲裁的規定主要是各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還有一些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規章。目前,我國已有二十五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縣、鄉兩級設立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仲裁委員會2.6萬個。在每年發生的60萬起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中,有近10萬起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根據各地方解決農業承包合同有關仲裁的規定,結合農村土地承包法對仲裁的規定,對這一問題作一簡單介紹:
(一)仲裁機構。有的地方規定由有關部門專業人員組成,不另占編制,辦公室設在縣、鄉兩級農村承包合同經營管理部門,如北京市。有的地方規定是典型的行政仲裁,即向農村承包合同管理部門申請仲裁,如天津市。仲裁法規定,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另行規定。農村土地承包法作為農村土地承包的專門法律,不便於對農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機構的設置問題作出規定。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結合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由此可見,在全國性的仲裁規范出台前,地方性法規可以對本地區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問題作出一些必要的規定。
(二)仲裁協議。有的地方規定,農業承包合同發生糾紛時,在沒有仲裁協議的情況下,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可向所在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如遼寧省。有的地方規定,雙方當事人必須在承包合同中有仲裁條款或者發生糾紛後達成書面仲裁協議,才能申請仲裁,如天津市。農村土地承包法對仲裁協議的態度是:不強調必須達成書面仲裁協議,如果沒有仲裁協議,一方當事人也可將糾紛申請仲裁。這是與商事仲裁重要的區別之一。商事仲裁實行或裁或審的原則,按我國仲裁法第四、五條的規定,沒有仲裁協議,一方申請仲裁的,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三)管轄。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仲裁實行地域管轄,一般為發包方所在地的仲裁委員會。如天津市農村集體經濟承包合同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承包合同糾紛可以根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向發包方的上一級承包合同管理部門申請仲裁。」農村土地承包法對此沒有明確規定,但是應當理解為農村土地承包仲裁實行地域管轄的原則,一般為發包方所在地的仲裁委員會。這也是與商事仲裁的重要區別之一。按我國仲裁法第六條的規定,仲裁不實行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當事人可以在仲裁協議中選擇仲裁機構。
(四)仲裁程序中的調解。農村土地承包法沒有對仲裁程序中的調解及仲裁庭出具的調解書的效力問題作出規定。從各地方的規定來看,各地都比較重視仲裁程序中的調解,並規定仲裁庭出具的調解書與裁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為仲裁庭所要解決的主要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的糾紛,如果能用調解的方法解決糾紛,對防止矛盾激化,穩定農村的生產、生活秩序都是極其有利的。農村土地承包法雖然沒有規定,但不排除在仲裁程序中用調解的方法解決糾紛。
(五)先予執行。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各地都規定了在糾紛發生後,對農村種植業、養殖業等季節性的承包合同糾紛應及時處理,農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可裁定先恢復生產,然後解決糾紛。這是農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的一大特色,相反,商事仲裁就沒有這樣的規定。農村土地承包法對此雖然沒有規定,但應當理解為,如果各地的規定與農村土地承包法或農業法等法律不抵觸,從立法法規定的原則來看,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這種規定有利於農村經濟秩序的穩定。
(六)關於裁審關系,各地都規定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起訴。這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是一致的。
四、訴訟
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的仲裁與訴訟的程序關系是:仲裁不是訴訟的必經程序,即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發生糾紛後,可以不經協商,不經調解,也不經仲裁,當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