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醫療糾紛

① 瑞典有沒有參加一戰

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瑞典自1814年以來,未捲入國際紛爭和戰爭,19世紀末起奉行中立政策,在和平時期不參與結盟,在國際紛爭中保持中立。1905年,瑞典宣布解散挪一瑞聯盟。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中立, 但同德國關系密切,增加對德國輸出礦砂等物資。1917 年以後減少了對德國出口並將商船隊的一半噸位租借給 協約國。由於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1929—1932年工業生產降低21%,1932年經濟危機達到頂點。社會民主工人黨聯合農民黨於1936年執政,推行財政經濟改革,促使經濟復甦,並提出建立「人民之家」型的福利 國家口號,實行失業救濟、養老金、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和福利政策,並試圖通過勞資雙方簽訂協議和設立勞資糾紛法庭來調解與緩和工人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② 國內的患者到底對醫療不滿在哪裡

人道主義，我不想死，但我沒錢，怎麼辦？
西醫很歷害，什麼病都能治。現在醫學很歷害，心臟都可以給你換個新的。結果，錢花了，人沒了。

③ 瑞典以什麼著名

1、社會福利

瑞典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歐盟成員國之一，被視為具有社會自由主義傾向以及極力追求平等，設立許多社會福利制度，且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中通常名列前茅。

2、幸福指數

擁有15處世界文化遺產，森林覆蓋率為54%。瑞典風景名勝主要有諾貝爾紀念館和瑞典王宮。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第三 。2019年2月，2018年全球幸福指數出爐，瑞典排名第九。

3、音樂

瑞典的音樂絕對堪稱歐洲最佳之一，瑞典的知名樂隊：70年代的ABBA，這個瑞典四人組，曾經轟動全世界，當年的歌曲甚至取得了Billboard的榜首的輝煌成績。

(3)瑞典醫療糾紛擴展閱讀：

瑞士的福利制度：

現代福利制度的最重要特徵就是社會福利的普遍享有原則。近百年來，北歐國家瑞典比較徹底地貫徹了這一原則，使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社會提供的基本福利，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瑞典模式被譽為福利國家的楷模。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一直是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不斷發展起來的，最終導致該體系內容復雜、結構龐大，涵蓋了兒童津貼、病假補助、醫療保障、住房補貼、失業救濟、養老保險等各項內容。

④ 辯論賽：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

我認為，安樂死不應該合法化，從實施安樂死的具體操作來看，安樂死實施不具有可行性，安樂死其自身具有非常大的不合理性。而且，於社會而言，安樂死不是幫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徑，相比於安樂死，臨終關懷或許才是給生命以尊嚴更好的途徑。

1，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將會給社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首先，對於身患絕症的病人，如果允許幫助其選擇死亡，那麼就有可能改變或減少社會成員對病人生存願望的支持。人們對於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病人的第一感觸將不再是：「你要堅強，勇敢地活下去！」而會漸漸變成：「你都病成這樣了，還是安樂死了算了。」安樂死的合法化會使已經病弱不堪的弱勢群體處於一種「應該提出實施安樂死申請的」暗示之中。

2，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不高，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更是參差不齊，惠及民生大眾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尚未建立，缺乏完善的醫療救護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安樂死的定義中的無法救治的標准也因這一狀況而無法准確判定，公民自願摒棄生命權利的行為大多數情況下摻雜著許多無奈的其他原因，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權利自主。除此之外，民眾中大多數對於安樂死認知模糊。

3，「安樂死」剝奪了患者的生命，是對神聖法律的蔑視與踐踏，是一種違法犯罪的行為；在道德上「安樂死」是對社會公德與文明的玷污與敗壞，特別是對於醫務工作者來說，它違背了職業道德和人道主義精神，充其量不過是虛偽的人道主義。

一個敏感而有尊嚴的人，會解讀周圍的信息。如果他感到自己已經被放棄了，肉體痛苦再加上精神痛苦，將是完全無法忍受的。如果這時候他提出安樂死，那意味著，他要求的不是安樂，而是他不希望再跟這個世界有任何聯系了。這樣的安樂死，是社會悲劇。

但是，「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實施安樂死有三個條件：

1，醫生必須確認病人正在經受著「難以忍受的持續痛苦」，且當代醫療手段根本無法解除這種痛苦；

2，醫生必須採取過一切可能的治療方法，但均宣告無效；

3，醫生必須向患者本人求證其自願實施安樂死，而不得有任何脅迫及威逼的情況發生。

⑤ 對侵權責任法第57條的理解

第五十七條：診療義務

第五十七條 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解讀】本條是關於在診療活動中如何界定醫務人員過錯的規定。

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醫務人員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故意易於理解，如何界定過失是本條的主要著眼點。「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體現了侵權責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義務。在現代侵權責任法上，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注意義務是侵權責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過失的基準。各國侵權責任法中注意義務的內涵大同小異。英美法對注意義務的一般解釋是一種為了避免造成損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責任。在侵權法中，如果行為人造成損害的行為違反了應對受害人承擔的注意義務，則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如果一個人能夠合理地預見到其行為可能對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財產損害，那麼，一般情況下他應對可能受其影響的人負有注意義務。

依照本條規定，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就是應當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盡到診療義務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診療行為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然而，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並非與合法合規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個醫務人員應當具有的診療水平，並非完全能夠被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的有關要求所涵蓋。醫務人員完全遵守了具體的操作規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後證明是錯誤的判斷，實施事後證明是錯誤的行為。然而，醫療行為具有未知性、特異性和專業性等特點，不能僅憑事後證明錯誤這一點來認定醫務人員存在診療過錯，不能唯結果論。關鍵要看是不是其他的醫務人員一般都不會犯這種錯誤。因此，本條規定的診療義務可以理解為一般情況下醫務人員可以盡到的，通過謹慎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避免患者受到損害的義務。

醫療糾紛解決的時間可能較長，判斷是否盡到診療義務應當以診療行為發生時的診療水平為參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權責任法草案曾規定，「判斷醫務人員注意義務時，應當適當考慮地區、醫療機構資質、醫務人員資質等因素」。後來考慮到診療行為的實際情況很復雜，刪去了這一規定。地區、資質等因素能否在適用本條時考慮，應當結合具體情況。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診療規范規定了具體要求的診療行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一般都應當遵守，不應當因地區、資質的不同而有差別。除此以外，有的診療行為屬於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慮這些因素。反之，對於有的診療行為，在有的情況下，「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也可以理解為包括地區、資質等因素。

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實務對診療注意義務有所規定，可以作為理解本條的參考。從國外情況看，注意義務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注意義務的一般抽象性規定；二是明確在每一項具體醫療行為中的注意義務。關於抽象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確，從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業務的人，與其業務的性質相對照，要求負有為防止危險而在實際經驗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國立東京第一醫院腳癬放射線皮膚癌一案中對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義務」作了進一步闡述：作為醫師，對於患者的症狀應予以注意，並在依當時的醫學知識考慮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確定治療方法及程度，在萬全的注意之下實施治療。荷蘭民法典7－453條規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業過程中必須遵守一個好救助者的謹慎，他的行為應當符合其源於救助者專業標准，並據此承擔責任。」

診療環節的具體注意義務涉及問診是否充分、診斷和治療是否錯誤的問題。第一，關於問診義務。在日本東大醫院輸血梅毒感染一案中，醫師在對職業供血人（該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賴的血清反應的陰性檢查證明、健康診斷書、血液調供所會員證等材料）進行問診時，依照慣例詢問「是否身體健康」並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後（當時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無任何外在表現引起醫師注意），實施了抽血輸血，最終導致接受輸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該案焦點在於醫師是否進行了充分的問診。日本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認為，雖然對持有上述證件的職業供血者，依照醫學界慣例只需詢問「身體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後即可進行抽血，但醫學界這一慣例僅是判定過失輕重的參酌因素，僅依這種醫學界慣例本身不能否定醫師違反了注意義務。本案中，如果醫師對供血者血液有無危險的相關問題進行詳細問診，通過仔細觀察他回答時的反應來誘導其作出真實回答，則並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這一事實。所以本案醫師未盡「最善的注意義務」。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關於疫苗接種的案件曾在日本醫療界引起強烈反響。該案中，醫師對上千名受種者接種，僅依照慣例詢問「是否健康」後即加以實施，結果一些人第二天發生過敏現象，法院判決認為醫師僅進行簡單詢問是不夠的，應對每位受種者當時的身體狀況進行具體詳細的詢問，因此法院判定醫師存在過失。醫界人士普遍認為在對上千人進行集體接種時要求醫師對每個人進行分別詢問是難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認為，為更切實保護患者利益，必須要求醫師充分履行問診義務。醫界行業慣例是否可以作為抗辯事由，很多醫師在醫療損害賠償訴訟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問診內容的做法是醫學界的慣例，因此不應認定違反問診義務。日本法院一般認為，行業慣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斷問題的依據是法律規定與立法目的，是否存在醫界慣例不能直接影響法律上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但可在過失程度上予以考慮。這要求醫界人士認真對待患者的利益，改變慣性思維，重新審視已有慣例的合理性。

第二，關於診斷過失。診斷過程中醫師的過失行為主要是誤診，但並非所有誤診都可判定存在過失。因人體生理的復雜性及許多疾病在症狀上的相似性常使醫師難以一次性診斷正確。德國學者克雷斯蒂安在《歐洲比較侵權法》一書中介紹，歐洲法院在誤診案件中對過失的認定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誤診案件中仍適用傳統的過失標准，認為要考慮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診斷錯誤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認為是無法避免的。德國法院也持同樣的態度，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法中只有在醫師作出的診斷是極為嚴重和錯誤的情形下，才可認定醫生作出了錯誤的診斷。錯誤可能源於應當做某項檢查而沒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狀，但醫師未作相應檢查，或做檢查後未做相應治療，則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可以認定醫師過失的存在。而法國最高法院民事審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決中也明確，只有當誤診是源於對當前醫學知識的過失不知時，誤診才表現為過錯。愛爾蘭最高法院在數個醫生同時疏忽了新生嬰兒髓關節移位的案件中否認了醫師過失的存在，並且將「一個理性的醫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錯誤」認定為誤診責任的條件。

第三，關於治療過失。各國法院對治療過失的判定一般也採取謹慎的態度。如丹麥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確，當某種醫療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險，只有當此種醫療措施無必要或者在施行過程中有嚴重錯誤時，方能認定醫師的過失。丹麥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醫師無過失，該案中醫師作了20次嘗試，試圖將管子插入病人的氣管，但終未成功，由於病人被麻醉時間過長導致終身癱瘓。法院認為，麻醉過程過長並不表明醫師具有錯誤，因為它是源於對極不尋常症狀的錯誤估計。同時，治療方法選擇過程中的錯誤也不必然導致賠償責任的產生，在這方面，法院傾向於給醫師相當的自由空間。據德國法官介紹，德國在判斷醫生是否有過失方面，往往通過客觀地評判醫生採取的措施是否得當，是否應當知道但不知道該採取何種措施，或者應當採取卻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

⑥ 結直腸癌肝轉移，有救嗎

你對患者病情的描述太簡單了！
結腸癌包括直腸癌多半屬於腺癌或上皮細胞癌，而原發於直腸的癌症往往惡性程度普遍較低，正因為如此，這類癌症的治療只要患者不是處於癌症的第四期，仍應採取以手術切除再加化療的方式為主。但如果是直腸癌就必須做肛門再造，手術後對患者生活會帶來不便，就此患者應提前有思想准備。
至於癌症肝內轉移問題，這種情況在手術過程中醫生應能直接檢查到。屆時手術醫生會自行決定是否將其一並摘除：只要是獨立的包塊均應採取摘除，但如遇肝內多發廣泛性的轉移灶，則無法徹底摘除。這些轉移的包塊可以通過以後的化療加以控制。而結腸癌其他臟器轉移採用術後化療控制的效果臨床反映應不錯。
醫院選擇問題道不一定非要去北京上海，因為就華東地區包括上海而言，治療肛腸疾病最有經驗的醫療機構是南京市的鼓樓醫院。由於結腸癌並不是罕見疾病，因此建議患者選擇當地就近的三甲醫院肛腸外科就可以。但最好不要選擇部隊醫院，原因一是部隊醫院收費偏高；二是部隊醫院內的許多科室都是由外人承包的，這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尤為普遍；三是患者在部隊醫院治療過程中萬一遇到醫療糾紛，由於部隊醫院並不接受國家相關法律和法規的約束，因此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
以上所述僅供參考。

⑦ 從社會上角度看為什麼醫患關系緊張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社會和諧穩定，但由於醫療體制改革相對滯後，醫療投入不夠等諸多因素導致醫療糾紛急劇增加。不少醫患糾紛演變成惡性事件，直接導致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受到重大威脅。有報道，「醫患糾紛數量每年以20％到30％的速度遞增」。「中華醫院管理學會對全國270家醫院的調查顯示：73.33%的醫院發生過病人及家屬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76.67%的醫院發生過患者及家屬在診療結束後拒絕出院且不交納住院費用」。
醫療糾紛不僅會嚴重挫傷醫務人員為患者服務的信念,也會嚴重影響醫療部門的正常工作秩序。矛盾尖銳的醫患關系將會嚴重阻礙醫學科學的發展，削弱人類與疾病作斗爭的力量，使醫患雙方都成為受害者。調查表明，「日趨緊張的醫患關系嚴重沖擊醫療服務市場，醫護人員流失現象越來越嚴重，轉行的逐年增多」。
1 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
醫患關系緊張是當前社會的熱點問題，其對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不容忽視，其成因是復雜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1 產權制度不完善導致公益性質弱化 目前我國公立醫療機構產權性質是國有資產，投資方是國家，其佔有的資源占絕對主導地位，經濟性質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質的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然而，「目前，政府投入一般只佔公立醫院總收入的6％～8％，僅靠這些投入，無法保證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公立醫療機構的管理者對國有資產擁有管理權和經營權，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模式，在理論上可以擴大經營自主權，使得政府投入取得的社會效益最大化。但作為醫療機構的舉辦者和投資者的政府對醫療機構所行使的權力和承擔的責任則出現不平衡。財政不足部分則通過向社會提供有償醫療服務以及收取葯品批零差價等方式進行補充。因此，醫療機構的權利義務出現不平衡，承擔的醫療風險與獲得的回報之間存在著極大落差。為解決本單位的實際問題，醫療機構的管理者們必然想方設法規避風險，增加收入，其結果必然是導致醫務人員想盡一切辦法避免風險、讓患者多做沒有必要的檢查、開大處方等方式增加收入。實踐證明，這種產權制度造成的最終結果就是公立醫療機構與人民群眾在經濟上的對立，運行機制出現市場化傾向，公益性質淡化。政府舉辦醫療機構的根本目的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安全、可靠、收費低廉的基本醫療服務，但結果卻事與願違，損害了群眾利益，是造成醫患關系不和諧的重要原因。
1.2 政府對醫療事業投入不足 政府對醫療事業投入不足會對醫患關系產生嚴重影響。「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一國衛生總費佔GDP的最低標準是5％。2010年，中國的比例是4.3％，衛生總費中，中國政府投入只佔25％，而世界衛生組織在2005年的統計表明，世界各國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的比例是33％」。
「政府醫療衛生支出佔GDP的比重，發達國家一般佔5％～7％，美國2003年為16％。2002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包含政府支出、企業支出和個人支出）雖已達到GDP的5.42％，但中央財政投入的衛生經費和公費醫療僅占衛生總費用的15.2％，社會衛生支出佔26.5％；居民個人衛生支出佔58.3％」。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有國家衛生經費佔GDP的比值，「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網站顯示，日本是8.1%、德國是10.4%、法國是11.1%、英國是9%、澳大利亞是8.8%、瑞典是9.1%、美國是16.1%。而2010年中國是4.3%」。
「國際社會提出，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衛生體系，衛生支出應最少佔政府總支出的15%。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2009年，中國的比例是10.3%，人均政府衛生支出是89美元，大大低於同收入組國家的平均值（312美元）。這種投入規模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不相稱的。在盧安達，人均收入只有500美元，政府卻能將總開支的17%投入衛生部門」。
我國人口佔全世界的22％，而衛生總費用僅佔世界衛生總費用的2％，政府投入占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百分比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醫療機構收支難以平衡，創收的重要手段就是賣高價葯物和高檔儀器檢查，這就造成了「看病貴」的情況。醫療費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由醫生控制，醫療費用的高低又直接或間接與醫生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掛鉤，其結果必然導致醫患間的利益沖突。
1.3 市場化的經營模式 公立醫療機構市場化使得醫療服務對於患者而言成為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是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醫療機構盈利色彩越來越濃烈的一個直接原因是由於政府對醫療機構的主導及投入少，醫療機構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失去宏觀調控，其結果就是為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人民群眾對醫療衛生的基本需求。由於醫療資源的相對不足,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醫療機構的管理者通常會採取一些以科室為單位的經濟承包、核算以及通過不斷提高醫葯和醫療服務價格，銷售環節暗箱操作等方式創收。從而把醫療行為變成商業行為。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而在假牙的安裝上，「在烤瓷牙中，鎳鉻合金的最便宜，平均為400～700元左右，鈷鉻合金的平均為1500元左右，純鈦的2500元左右，含有黃金等貴金屬的平均為3500～6800元。全瓷牙中，二氧化鋯全瓷冠又因種類不同，價格從2500元～1萬元一顆不等……一家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的義齒加工有限公司發來的報價單讓人瞠目結舌。在「義齒製作價目表」中，二氧化鋯全瓷牙不含稅的價格為200元一顆，鎳鉻合金烤瓷牙的價格為40元1顆，鈷鉻合金烤瓷牙的價格為70元一顆，鈦合金烤瓷牙的價格為60元一顆，純鈦烤瓷牙的價格為160元一顆。公司還表示，如果長期合作肯定還會給最優惠的價格。這些假牙的價格和記者了解到的市場價格平均都相差了10倍以上。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舉例說，與香港醫院相比，在內地醫院的收入中，技術性收費只佔很小的比例，主要是通過加價賣葯、過度醫療和過度檢查來體現其「價值」。這些行為在醫療過程中造成過度醫療行為使患者經濟負擔加重，甚至因支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而放棄治療，造成對醫院不滿而尋找醫療過失、過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補償和心理上的平衡。
1.4 醫患雙方自身及其他因素 醫療機構自身原因有：醫務人員在醫療過程中未尊重漢字的知情權，未向患者說明情況，醫療過失，醫療意外，醫療資料記錄不全、遺失，醫療葯品、器械存在質量問題，醫療服務不到位，醫療機構內部不協調，服務態度不好，患者享受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差，醫療資源分布的不合理等原因都會使患者產生不滿情緒。「全國5省市30所醫院隨機調查顯示,患者對醫院整體服務質量滿意度為51.3%,對治療效果的滿意度為56.92%,對醫務人員服務態度滿意度為44.76%,由此可見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在就醫過程中有不滿情緒」。
來源於患方的主要原因有：患者對醫學常識缺乏，對醫學技術的期望值太高，超出醫學科技的現狀，患者身體基礎條件不良，患者就診時隱瞞實情。患者在就醫過程中不遵醫囑，違反醫院的管理規定甚至無理取鬧，更有甚者是出於經濟動機。還有就是「醫鬧」，他們名義上打著患者家屬、朋友的幌子，以聚眾鬧事的手段達到從醫院獲得經濟賠償的目的，並從中抽取提成或拿到「報酬」，這種行為嚴重妨礙了醫院正常秩序，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除上述因素外，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因素還包括：醫療和葯品廣告的誤導、人民法院對個別案件的誤判以及不當行政干預等，加之輿論媒體過度傾向弱勢群體，報道醫療事故及獲得醫院巨額賠償的事例較多，宣傳救死扶傷及醫務人員奉獻精神較少，使不少人對醫療行業失去信任感，即便出現正常的醫療並發症也往往會被患方誤認為是醫療差錯或事故要求索賠。
2 破解醫患關系困局的對策
2.1 完善醫療機構產權制度，改革醫療管理體制 「一個有效的、能夠平衡各方利益關系的、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制度對於引領社會和諧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醫療機構產權制度或產權結構的調整，已經成為深化衛生改革和貫徹衛生改革政策不可迴避的問題。推進醫療體制改革是我國深化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重點，而醫療機構產權改革更是醫改的重中之重。現有的醫院體制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造成看病貴、看病難這一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醫院必須進行產權制度改革和配套的治理結構改革，建立起不同產權形式的醫院和完善的醫院體系，讓公立醫院、私立非營利性醫院和私立營利性醫院各司其職，給不同需求的患者以合適自己的選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有必要將現有國家財力無法支撐的公立醫院進行改制，通過合適的途徑轉變為私立非營利性醫院和私立營利性醫院，同時建立起與各自產權模式相適應的治理結構。
2.2 加大政府對醫療機構的投入降低個人醫療費用 只有政府加大投入力度，醫務人員能不用通過收費來增加收入，實現醫療服務的公益性，這樣才能真正減少患者的醫療費用。政府增進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基本職責以及保證醫療衛生事業「社會福利性」的特徵都決定了政府必須加大對醫療機構的財政投入。參照其他國家投入醫療事業的比例，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財政收入大幅提高的現在，我國應該考慮將政府投入增加到占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34％，以後再逐步增加，至少增加到大於同樣發展水平的國家的平均值。在降低個人醫療費用方面，十二五期間的目標是，平均個人支付比例要一步降低，達到30％左右甚至以下，這樣才能讓人民群眾滿意，讓他們享受更多實惠。
2.3 建立健全醫患關系第三方管理模式 「多數被調查者認為，引起醫患關系不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60.29%被調查的醫生和28.57%的患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醫患糾紛解決機制不健全」。目前，我國醫療機構開始推行一種解決醫患關系的新做法，即「醫患關系第三方管理」。「醫患關系第三方管理，是指由獨立於醫患雙方的健康管理組織或保險代理公司，隸屬於衛生行政部門以外的機構管理。運用醫學、法學、保險等手段，以醫療責任保險為載體，對醫療行為風險實施的一種事先預防、事中調解、事後補償的新型保險服務、保障機制。這是對醫療風險實施一種『事前預防、事中干預、事後補償』的新型醫患關系管理系統」。建立醫患關系第三方管理模式非常必要，比如，一旦發生醫療糾紛應該和其他行業一樣由保險公司出面調解並承擔賠償。有了保險公司的介入，當醫療糾紛產生時，患者及其家屬不會直接找醫療機構或醫生個人，他們只需要和保險公司交涉即可，這就有效減少了醫患雙方直接產生沖突的可能性，醫療機構也可以無干擾地投入到對疾病的研究和治療中去。而且由於「醫療質量和收費與醫療保險公司的利益密切相關，保險公司會僱傭專業人士對醫療衛生行為中的質量問題和收費問題進行有效的監管」。目前，全國許多醫療機構都已經在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和嘗試，甚至外資公司也在對中國醫療保險第三方管理業務進行介入，衛生部也已在全國推行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和醫療責任保險制度。
2.4 醫療機構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提升從業水平 醫學界前輩吳階平教授在總結從醫經驗時說，做一名好醫生，一須有高尚的醫德，二須有精湛的醫術，三須有服務的藝術。要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一是要提高醫務工作者的醫學倫理道德水準。醫務工作者要以維護患者利益為最高准則，自覺提高為患者服務的職業道德水平，端正服務態度，及時與患者和家屬溝通，取得理解，減少誤解。醫療機構要加強正面教育，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要堅決杜絕「吃請」、「紅包」和「葯品回扣」等不良現象，努力打造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的良好形象。二是醫療機構應加大對醫務工作者的教育培訓力度以提高其綜合素質。選派優秀人才去國內外進修深造，提高專業水平。定期或不定期組織關於如何有效預防和處理誤診漏診，醫療糾紛等各類專題講座。組織本單位醫務工作者以召開座談會等形式進行經驗交流，互通有無。三是醫療機構要規范自己的醫療行為。如：醫療費用要公開透明，合情合理，病案書寫要規范等。病案管理對防範和妥善解決醫療糾紛具有重要意義，病歷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是處理醫療糾紛時重要的舉證資料，病案等醫療文件的法律地位更加重要，由於病歷及其他醫療文件的書寫不合格而導致的醫療糾紛發生的事例已不在少數。
2.5 新聞媒體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 近年來，不難看出新聞媒體在醫患關系中的一邊倒立場，無論是個案報道，還是綜合評論，「弱者」傾向明顯，感情色彩比較濃厚，為醫患關系的緊張化推波助瀾。「有統計機構曾對涉及醫療機構的報道進行了統計，在47篇涉及醫院的報道中，45篇是負面報道」。這些報道的消息來源大致是這3個渠道：媒體工作人員主動采訪、患者及其家屬投訴和人民法院的承辦庭室。消息來源於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的不多見。由於部分媒體往往沒有向醫療機構核實求證這些消息來源，加之缺乏專業背景，很容易在報道中造成情節失實或誇大其辭，結果這些報道的矛頭往往直指醫療機構或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部門，挑起醫患雙方對立情緒。作為負社會責任的媒體，應該客觀中立地報道社會事件，尤其是在對待類似醫患關系等敏感問題時，必須以事實本身的是非曲直作為報道取向的依據，不能人為地偏向於任何一方。報道務必要做到准確、全面、客觀，不去刻意誇大，誇大問題的嚴重性也會讓公眾產生認識偏差，甚至激化醫患矛盾。媒體理應成為社會和諧的穩壓器，成為醫患溝通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