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日本侵權行為法

『壹』 在線等啊 結合我國馳名商標保護現狀，評析我國馳名商標保護制度（論述）

我國對於馳名商標的特殊法律保護：

我國於1985年加入《巴黎公約》後，直到1993年修訂的《商標法》及其細則才涉及馳名商標的保護，細則中首先使用了「為公眾所熟知的商標」這樣的術語，並明確規定禁止以不當手段將此類商標搶先注冊。1996年8月14日，國家工商行政總局發布了《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並與1998年修訂後重新發布。為了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我國在修訂《商標法》時根據《巴黎公約》、TRIPS協定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增加了保護馳名商標的內容。2003年4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發了《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對於馳名商標的保護。
《商標法》第13條根據該馳名商標是否已在我國注冊為區分依據，規定了對於馳名商標提供的不同的保護方式。
（一）對未在我國注冊的馳名商標的保護
未在我國注冊的馳名商標包括兩類，一是在其他國家已獲得注冊但未在中國獲得注冊的，二是既未在我國注冊也未在其他國家獲得注冊的。雖未在我國注冊，但因為馳名商標具有多於普通商標的特殊屬性，所以仍然能獲得我國法律的保護，具體而言，措施如下：
1、禁止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上非法注冊和使用
商標法第13條第1款規定：「就相同或類似商品申請注冊的商標是復制、模仿或者翻譯他人未在中國注冊的馳名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不予注冊並禁止使用。」該條的適用對象是未在中國注冊的馳名商標，此外，還需要存在以下條件：
①法律禁止的行為包括申請注冊或使用、實施復制、摹仿或者翻譯的行為；
②申請注冊的商標使用的范圍與他人馳名商標使用的范圍相同或類似；
③必須在客觀上造成了「容易導致混淆」的後果。
該款規定的核心就是為了防止申請注冊的商標與他人的未注冊馳名商標產生混淆。
2、注冊時可獲得特殊保護
我國《商標法》第11條規定：「下列標志不得作為商標注冊：（一）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稱、圖形、型號的；（二）僅僅直接表示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數量及其他特點的；（三）缺乏顯著特徵的。前款所列標志經過使用取得顯著特徵，並便於識別的，可以作為商標注冊。」可見，普通商標的注冊注冊要受到諸多的限制，而對於馳名商標由於其本身已具備顯著特徵，可彌補顯著性的不足，所以法律在這點上一般放寬了其注冊標准。例如，20世紀80年批准境外的「維他命」商標用於豆奶製品的注冊申請。
3、賦予商標權人以撤銷權
《商標法》第31條特別規定：「申請商標注冊不得以不正當受到注冊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根據規定，未注冊的馳名商標權人還有權禁止他人的非法搶注，申請撤銷該注冊。美國《必勝客公司》商標「Pizza Hut」和香港城雄有限公司的商標：「SHER WOOD」在我國被他人搶注，商標局應他們的申請，認定這些商標的馳名性質給予特殊保護，據此撤銷了相關的注冊商標。
（二）對已在我國注冊的馳名商標的保護
1、給予跨類保護
或稱擴大保護，即將公司已獲注冊的馳名商標的保護擴展到不不相同或不類似的商品上。《商標法》第13條第2款規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類似商品申請注冊的商標是復制、摹仿或者翻譯他人已經在中國注冊的馳名商標，誤導公眾，致使該馳名商標注冊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的，不予注冊並禁止使用。「這是我國商標法對馳名商標進行擴大保護的法律規定，應注意其條件：
①跨類保護的對象只能是在我國已獲得注冊的馳名商標；
②跨類保護所針對的不法行為時：在不相同或不類似的商品上非法注冊或使用；
③必須在客觀上「誤導公眾，致使該馳名商標注冊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
馳名商標「跨類保護」是否包含了所有領域，現行法律對此沒有明確的界定，各國對於此種保護是否應有限定也存在不同的規定。我國商標局在解釋其中「足以造成誤認」時，認為它是指會造成對商品來源產生誤認，或者產生當事人與商標注冊人之間存在某種特殊關系的錯誤認識。 從立法本意來講，對跨類保護應有所限制，適度保護，應以足以引起消費者對商品的提供者和服務的來源產生混淆、誤認或產生某種聯想為判斷依據，不能含蓋所有的領域。同時法院在審理案件中，應根據個案情況，考慮商標的知名度、商標的顯著性的大小、強弱和被控侵權行為的誤導性等因素在案件中作出合理判斷，不能將馳名商標變成無原則的全類保護。例如，1998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定東京近郊的夏奈爾（Chanel）小酒吧侵犯了夏奈爾集團的利益，該案可能是最高法院在原被告營業性質不同的情況下認定給予跨類保護的第一案例。最高法院認為，盡管被告的經營內容、種類、規模與原告的經營不同，但鑒於原告商標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原告所屬的服裝企業也有多元化經營的趨勢，被告所用原告的標志，可能會使一般的消費者造成被告與原告之間存在緊密的經營上的關系或者同屬於一個集團的誤解，據此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正當利益。
2、賦予權利人以撤銷權
行為人違反《商標法》第13條第2款的規定，申請注冊的，商標局應不予注冊，一旦注冊的，馳名商標權人享有撤銷權，對於屬於惡意注冊的，還享有無限撤銷權。（參照上文所論述。）
3、聯合注冊制度和防禦注冊制度
《商標法》中規定了有關聯合注冊制度和防禦注冊制度。與普通商標相同，馳名商標當然的享有對於普通商標的保護。
4、對其他領域里的淡化行為進行限制
主要是馳名商標與企業名稱、產品的名稱和裝潢、域名之間產生的沖突進行了相關的規定，體現了擴大馳名商標保護范圍的精神。

『貳』 簡述羅馬法的主要內容，評價它的作用、影響及利弊得失

羅馬法，一般泛指羅馬奴隸制國家法律的總稱，存在於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它既包括自羅馬國家產生至西羅馬帝國滅亡時期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元老院的告示，成文法和一些習慣法在內。也包括公元7世紀中葉以前東羅馬帝國的法律。

主要內容一）人法
人法是對在法律上作為權利和義務的主體的人的規定。
1.自然人。包括兩種：
（1）生物學上的人（包括奴隸在內）；
（2）法律上的人，指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主體（奴隸不具有法律人格，被視為權利客體）。羅馬法上的人格由自由權、市民權和家庭權三種身份權構成。三種身份權全部或部分喪失叫「人格減等」。羅馬法規定，只有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享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2.法人。雖然沒有明確的法人概念和術語，但有初步的法人制度。
（1）法人的種類：
①社團法人，即以自然人的集合為成立的基礎，如宗教團體。
②財團法人，即以財產為其成立的基礎，如慈善基金。
（2）法人設立的條件：
①物質基礎；
②最低法定人數（3人以上），一定數額的財產（多少沒有嚴格規定）；
③須經過元老院的批准或皇帝的特許。
3.家庭法
（1）實行一夫一妻的家長制家庭制度；
（2）家或家族是指在家父權下支配的一切人和物的總和（家父、妻、子女、奴隸、土地）。家的特點是以家父權為基礎（共和國後期，家父的權力逐漸受到限制）；
（3）婚姻有兩種：「有夫權婚姻」、「無夫權婚姻」。
（二）物法
物法是羅馬法的主體和核心，由物權、繼承和債三部分構成。
1.物權
（1）物：除自由人以外存在於自然界的、對人有用的一切東西。它包括：
①有形物體和具有金錢價值的東西；
②無形體的法律關系和權利。
（2）物的分類：要式轉移物，略式轉移物；有體物，無體物；動產，不動產；主物，從物；特定物，非特定物；有主物，無主物；原物，孳息等。
（3）物權：權利人可以直接行使於物上的權利（其范圍和種類皆由法律規定，而不能由當事人自由創設），其中所有權為自物權，其他的為他物權。
（4）物權的種類：所有權；役權（地役權、人役權）；地上權；永佃權；擔保物權（質權、抵押權）。
2.繼承
（1）分類：遺囑繼承和法定繼承，遺囑繼承優於法定繼承。
（2）原則：早期：「概括繼承」；後來：「限定繼承」。
（3）關於法定繼承人的順序以及遺囑繼承的方式等問題，羅馬法上均有較完備的規定。
3.債
（1）債的發生原因包括：
①合法原因，即由雙方當事人因訂立行為而引起的債；
②違法原因，即由侵權行為而引起的債，稱之為私犯；
③准契約和准私犯。
（2）債的分類（根據債的標的和標的物的不同）：特定債和種類債；可分債和不可分債；單一債和選擇債；法定債和自然債。
（3）羅馬法還對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轉移、債的消滅作了詳細規定。
（三）訴訟法
1.公訴：對直接損害國家利益案件的審理。
2.私訴：根據個人的申訴，對有關私人利益案件的審理，它是保護私權的法律手段，相當於後世的民事訴訟。
3.訴訟程序：先後呈現法定訴訟、程式訴訟、特別訴訟三種形態。
影響羅馬法對後世法律制度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羅馬法中所蘊涵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法律觀念，具有超越時間，地域與民族的永恆價值。尤其是對歐洲大陸的法律制度影響更為直接。正是在全面繼承羅馬法的基礎上，形成了當今世界兩大法系之一的大陸法系，亦稱為羅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羅馬法對後世法律的影響，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羅馬私法體系。
羅馬法的有關私法體系，被西歐大陸資產階級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鑒與發展。《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就是對羅馬法的繼承和發展。如1804年制定的《法國民法典》，就繼承了《法學階梯》的人法、物法、訴訟法的體例；而1900年實施的《德國民法典》則是以《學說匯纂》為藍本的，形成了總則、債法、物法、親屬法、繼承法。法、德兩國的民法體系，又為瑞士、義大利、丹麥、日本等眾多國家直接或間接的加以仿效。
●2.羅馬法中許多原則和制度，也被近代以來的法制所採用，如公民在私法范圍內權利平等原則、契約自由原則、遺囑自由原則、「不告不理」、一審終審原則等，權利主體中的法人制度、物權制度、契約制度、陪審制度、律師制度等。
●3.羅馬法的立法技術已具有相當的水平。
它所確定的概念、術語，措詞確切，結構嚴謹，立論清晰，言簡意賅，學理精深。

『叄』 什麼叫做「舉證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現代社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及科技進步，各種事故損害賠償、公害責任急劇發展，新型危險事項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訴訟中經常遇到舉證的困難。因為危險事故的發生原因十分復雜，技術性強，且在發生過程中受害人常常處於無證據狀態，而行為人又常常處於持有或壟斷案件主要證據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如果按照傳統的侵權法的過錯責任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確實不能為當事人的權利提供充分的救濟。因此在證據法上，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漸擴張，適用范圍越來越寬泛。而舉證責任倒置的運用不僅關繫到訴訟中權利實現的問題，更關繫到實體權利的實現，不論在證據法上還是實體法中均有重要的意義。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徵、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對司法解釋的評述等四個方面，本版將分四次連載，敬請關注。
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在一般證據規則中，「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這一原則的例外。所謂舉證責任，學者定義不一，被認為是民事訴訟領域最容易引起歧義的術語之一。英美法學者把舉證責任分為提供證據責任與說服責任；德、日等大陸法系學者將舉證責任分為主觀的舉證責任（形式的舉證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實質的舉證責任）。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與大陸法的這種雙重區分具有相似的意義。前者一般指當事人根據辯論主義原則的要求，在訴訟中提出主張後必須向法院提供證據的義務；後者亦稱證明責任、確認責任，指當事人在提供證據以後，如果沒有使法官對要件事實形成內心確信，就要承擔的敗訴的不利後果。（參見（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論界爭論很大。一些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從表面上理解是原來由對方（或己方）舉證，倒置由己方（或對方）舉證，舉證責任的主體發生了對換。從邏輯上講，倒置必須以正置為前提，但何為正置呢？因此仍應該認為這是正常的舉證責任分配。我國理論界尚未就正置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自然無從「倒置」。（參見張衛平：《證明責任倒置辨析》，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頁。）這種觀點從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證明責任分配的基點出發，不無道理。但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也並無不可。因為一方面，如前所述，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因此，所謂「正置」就是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相對於這一「正置」原則而提出的，是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應的概念，二者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構成了完整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作為「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通過對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解釋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第四條、第七條則作為例外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這些都是針對一般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設立的例外規定。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約定俗成，已成通說，如果因為概念之爭貿然否定，則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舉證責任倒置的特點表現在：
（一）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張的一方或稱為積極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過錯或因果關系等問題）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反對的一方負擔舉證責任。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舉證責任的轉換，即在訴訟的審理進行中，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出本證對要件事實予以證明後，相對方基於使該項證明發生動搖的必要性所承擔的提供證據責任。（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舉證責任的轉換一般是指在具體訴訟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轉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證明責任的分配。在訴訟中，一方提出請求，另一方提出抗辯，雙方都需要對自己的主張負提供證據的責任，在舉證過程中由於這種請求或者抗辯，使提供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之間依次轉換，這種情況便屬於舉證責任的轉換。亦即，舉證責任的轉換，是提出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間來回轉移的情形。按照大陸法系的說法，叫做主觀的舉證責任的轉換，客觀的舉證責任不發生轉換的問題。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原因在於：一方面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體現，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訴訟的特點與性質所決定的。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在誠實信用原則下，當事人間的真實訴訟義務與訴訟促進義務要求當事人對他方的主張與抗辯，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主張或抗辯。這就決定了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主張與抗辯的提出，必須在當事人間轉換。
對「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實務中存在著一種誤解，即認為只有原告才有舉證的責任，而被告不負有任何舉證的責任。這一觀點顯然是不對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實際上是指誰提出主張或者抗辯，誰就應當對此主張或抗辯的事實的存在進行舉證。具體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請求應當就此進行舉證，舉證證明的對象，應當是請求權存在的基礎事實。在個案中，反訴請求也屬於此種請求，皆為本證，都須提出證據證明。由於反訴與本訴是基於同一訴訟主體間相同或不同的法律關系而發生，有時還以同一事實為根據，且反訴的請求具有獨立性、對抗性、消滅性，這就使反訴與抗辯常常發生混淆。有時，反訴是廣義抗辯的內容之一，如原告起訴被告欠款不還，被告主張債務抵銷。二者區分的根本標准在於：反訴可以獨立成訴，而抗辯則不能獨立成訴，它只能依附於某一訴訟中。在具體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一方僅僅是否認對方的請求，則屬於抗辯而不屬於反訴。否認，只是加重了被否認方舉證的責任，否認者並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否認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認的事實主張，對此否認所依據的事實，否認人應當有提出證據的責任。如原告主張被告欠錢一萬元不還，被告說絕無此事，這就是否認，他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認的同時，又說這個錢早已還了，對此還錢的事實，則要承擔舉證的責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張以後，另一方對該主張進行抗辯，應當就此承擔舉證的責任。在實體法中，抗辯的事由或類型很多，如在合同訴訟中有債務不存在的抗辯、時效已過的抗辯等。例如，在個案訴訟中，原告主張被告侵犯其不動產使用權，訴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被告卻主張房子是自己的。在該訴訟中，原告須對侵權行為發生的事實以及損害後果存在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被告須對房子屬於自己的事實以及被告對該房子沒有使用權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
舉證責任轉換並沒有免除任何一方舉證的責任，它仍然是「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的體現，它所轉換的只是當事人提出證據的責任，即主觀的舉證責任，而且該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訴訟的進行，經常是在當事人間來回轉換。而舉證責任倒置則突破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它免除了提出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而將此種負擔置於反對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稱為「倒置」。
（二）在舉證責任倒置中，反對的一方應當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
民事責任特別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一般包括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和過錯，這些要件事實的存在也構成了決定原告是否勝訴的關鍵。但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原告不必要就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否都負擔舉證責任，而應當由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與否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指證明責任依據法律的規定發生特定分配的現象，同時還意味著反對一方所證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嚴格的限定，即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反對的一方究竟應該反證證明什麼，必須要由法律規定。通常，由被告方證明的事實是由實體法加以明確限定的，其證明的事由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自己沒有過錯的證明；二是對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這兩個事實的證明通常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則不僅表明被告沒有過錯，而且同時也表明損害的發生與被告的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兩個問題有可能也是相互分離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因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觀上沒有過錯，從而應當被免除責任。
（三）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由被告承擔證明某種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無法就此加以證明，則承擔敗訴的後果。
舉證責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證據責任的倒置，實際上是就某種事實負有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責任的倒置，是證明責任在當事人間如何分配的問題。然而，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對事實證明責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對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響到訴訟結果，即「舉證責任分配之所在，乃勝訴敗訴之所在」。因為一旦倒置以後，舉證責任被倒置的一方負擔了較重的證明義務，如果其不能夠就法定的事由進行舉證，便推定提出主張的一方就該事實的主張成立，這就會從整體上影響到訴訟的結果。
敗訴後果的承擔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一種證明責任的分配，證明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解決的是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敗訴風險的承擔問題。在實體法上，對被告承擔的此類事實作了嚴格的限定，被告方對此要舉證證明也有相當的難度。例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被告必須證明危險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責，倘被告無法就此舉證則可能要敗訴。這樣，舉證責任倒置通常是和嚴格責任聯系在一起的，由此也進一步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與舉證責任轉換的區別。舉證責任的轉換與嚴格責任問題沒有必然聯系，任何類型的案件在訴訟中都可能出現舉證責任轉換的現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實體法規范，只是當事人在具體訴訟過程中相互活動。
（四）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中，發動訴訟的原告一方，也應當對部分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的責任。
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是否意味著原告不負任何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證明一切？我認為，即便依據實體法的規定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擔就一定事實存在或不存在舉證的責任。在適用嚴格責任的情況下，對於過錯、因果關系等，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被告證明，從而免除了受害人對此事實的舉證的責任，而將該責任倒置給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擔無法舉證時的敗訴風險。但其他要件事實，如加害人、損害事實等，則還應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則分配舉證責任，由該事實的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高度危險作業的責任中，至少原告要證明危險是因為被告的行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則其連訴訟主體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確，怎麼訴訟？對誰訴訟？再如，在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倒置中，作為被告的醫院一方，應當就其行為的科學性、及時性、沒有過錯的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而患者應當就被告行為的危害後果事實、危害後果與被告的行為間有關聯的事實等，承擔舉證的責任。在舉證責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擔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的原因是：從實體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張權利都應當提出證據證明其權利的存在；從證據法的角度看，主張的一方也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即使法律從特定的目的出發，為加強對一些處於舉證遇到障礙的特定當事人的保護，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只是將特定的證明事項倒置給被告一方承擔，這並不是說，將所有的訴訟證明事項甚至釋明事項，都交給被告承擔。從性質上看，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基於法律規定，由原告證明A事實的存在，但應當由被告承擔B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明，被告不能證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二）
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
探討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質，還必須要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還是由法律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製度。在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體的訴訟中改變了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以「造法」的方式確定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准（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國許多學者也贊成此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法官根據特定的案情所具體運用的一種舉證技巧，即法官如果發現原告的證據距離相對遙遠或者基於對一定主體（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護等法律原因的考慮，可以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採取舉證責任倒置。只有通過自由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才能保證法官正確行使裁判權並保證司法的公正。該觀點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則」）產生了較大影響。「規」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這就是說，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仍然屬於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學者對此解釋為，由於目前我國立法規定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無法律規定為由拒絕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樣，為當事人創設一種『准據法』……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同時，也在宣示一種新的實體法規范」（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我認為，將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完全視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舉證責任倒置不僅是一個證據法上的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而且與當事人在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與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在內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確立了過錯責任的基本原則。但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危險責任的不斷增加，事故損害的頻繁發生，使侵權法的某些價值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當代侵權行為法適應社會的需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同時在侵權法和證據法上都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危險責任以及事故責任中的受害人進行有效的救濟和全面的保護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若不堅持確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責任問題、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權糾紛案件中，可能會造成極不公正、極不合理的結果。尤其應當看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通過將因果關系或過錯的舉證負擔置於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擔，也能夠有效地促使舉證責任被倒置的當事人一方積極採取措施，預防和控制損害的發生。從訴訟的角度看，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為法官查清案件事實真相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醫療過錯事件和公害、葯害事件那樣的通過高度科學性、技術性過程發生損害的場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證明損害到底是否可能預見，對於預見到的危險加害者負有何種結果迴避義務，並且，是否可以說加害者已盡到該義務，這些對受害者來說簡直就是強人所難。在這種場合下，與作為專門家、事業者的被告相比，作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學的專門知識、理解能力上均處於劣勢，並且根本談不上准備證據的經濟上的資力（於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現代民法引入了嚴格責任等新的歸責原則。
舉證責任倒置是嚴格責任實現的途徑和方式。在侵權法中，嚴格責任「雖然嚴格，但非絕對。在嚴格責任下，並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為所生之損害，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免責，各國立法例多承認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辯或免責事由」（王澤鑒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頁）。嚴格責任的嚴格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損害以後，就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或因果關系的問題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當將此證明負擔倒置給行為人。二是對行為人反證證明的事由進行嚴格的限制。法律上對行為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由是有嚴格規定的，即行為人只有在證明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錯、第三人的行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責任。這種限制也可以說是對於「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為實現了舉證責任倒置，且對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因此責任才是嚴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格責任與舉證責任倒置是相通的，嚴格責任必須要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才能體現其責任的嚴格性，而舉證責任倒置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落實嚴格責任。由於嚴格責任作為過錯責任的例外，其通過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的分配是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使與承受，如果允許法官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自由裁量，無疑允許法官未經審判就決定當事人一方勝訴或敗訴。
從國外的立法經驗來看，西方國家關於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模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由實體法規定舉證責任分配。這種模式由於受到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的影響，舉證責任分配規范被認為屬於實體法的內容，主要流行於德國、日本等傳統大陸法系國家。一種是由實體法與訴訟法共同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此種模式除了在實體法中就具體的問題作出規定外，還在訴訟法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進行原則性的規定，如法國、葡萄牙、俄羅斯、美國等（參見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頁）。但各國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確定的。比較而言，我認為由於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因此就嚴格責任問題應當在侵權法中詳細規定。其必要性在於：一方面，嚴格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可以與其他的責任制度協調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權法中規定嚴格責任，可以將抗辯事由規定得更為詳細具體。當然，可以在民事訴訟法中設置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引導有關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
應當明確，不僅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由法律規定，而且對於倒置的事由也必須要由法律明確規定。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被告方究竟應當舉證證明什麼？也就是說，究竟應當「倒什麼」、「置什麼」？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過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四條規定，以下案件可以實行證明責任的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則」對此也有反映。這一規定非常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在這些類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對一切要件事實都負舉證責任，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有關因果關系的問題都要被告來反證，這對被告過於嚴苛，且在司法實踐中也是無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訴訟請求，主張損害賠償，必須就其實際損失范圍舉證。如果連實際損害范圍的舉證責任都倒置給被告，則原告在起訴時根本無法提出具體數額的訴訟請求，也就無法發動訴訟程序，這在實踐中是個荒謬的怪圈。所以我認為，關於何種要件事實需要舉證責任倒置，十分復雜多樣，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舉，必須斟酌具體法律關系類型，在實體法中明確限定。最好的辦法是在侵權法中對嚴格責任的抗辯事由作出嚴格限制，從而在法律上明確舉證責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國，確定舉證責任倒置必須由法律規定，還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一方面，有利於貫徹立法法的精神。由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屬於立法權事項。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也並非完全不能填補這項法律空白，只是應慎重。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官整體素質並不是太高，允許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將使法官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力，使其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舉證責任，自由地決定倒置的內容，其結果使當事人對司法缺少了應有的可預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難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適當地行使甚至濫用其自由裁量權，其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我認為，應當對實施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許各級法院都可以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使允許法官對個別特殊的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必須進行嚴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明確的司法解釋或者針對個案進行批復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
按照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的原則，即使對於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法律上也應當有所限制。也就是說，應當在法律上為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規則設定條件。我認為，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至少應當符合如下條件：
一、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應當屬於實體法規范的范疇，實體法必須包含必要的證明規則，那種割裂證據法與實體法的固有聯系，認為證明規則應當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規定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現代證明責任理論大都認為，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是脫離實體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內容，而是本質上包含於實體法規范之內的。如侵權行為法規范包含了特殊的證明責任規范的內容，其性質不同於純粹過錯歸責的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通常，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應當由實體法和程序法共同規定，程序法或證據法可以確立一些指引性的規范，引導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而有關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倒置事由的規定必須要由實體法作出明確的界定。通過對實體法規范的適用，最終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范具有強行性，無論當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應予以適用。在這一點上，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而必須適用法律的此種強行性規定。如果法律並未明確規定，則法官只能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的訴訟案件中是否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我認為，法官不能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隨意在訴訟中進行舉證倒置。即使不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並不意味著無法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應當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減輕受害人舉證負擔、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方式並非舉證責任倒置這一種情形，證據法中的「表見證明」法則、推定規則等也能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負擔。
二、原告就某種事由的證明出現舉證障礙
原告必須是離證據距離比較遠，客觀上幾乎沒有取到證據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張者即須舉證的原則，作為原告的受害人幾乎百分之百敗訴。這意味著需要衡量訴訟雙方的取證能力強弱和當事人與證據距離的遠近，來判定是否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主張證明責任分配蓋然性說的德國學者萊納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應考量舉證可能性，擁有更多的舉證可能性的一方當事人，應負該事實的舉證責任。舉證的可能性，即是由證據與當事人距離的遠近決定的，如果一方當事人遠離證據，該證據全在另一方當事人保持范圍內，他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麼，此類案件就應當由保持該證據的一方承擔舉證的責任。例如，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對過錯的舉證問題，由於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醫療過程與醫療行為，所有醫療行為的證據，包括手術記錄之類的病歷等證據，全在醫療者手中，他離過錯證據距離較遠，他所能夠保持較近距離的證據，只能是到過該醫院治療，發生了損害後果之類事實的證據，所以，他應當對這部分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對過錯事實則由持有證據的院方承擔。
證據的距離，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位置（准確距離長度），而是當事人控制證據的可能性的度量。證據距離遠，就說明他很難控制證據，或沒有控制證據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難得到該證據；證據距離近，就說明他能夠控制該證據，因而他也能夠得到該證據，甚至該證據本身就為其持有或佔有，如果讓他舉證，他就有獲得或提出證據的可能性。比如，舉證責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險領域說，也反映了證據距離與舉證責任分配的關系。危險領域是指當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支配的該危險發生的生活領域，即根據所控制的危險領域范圍（證據距離）來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這是因為一方無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發生的侵權事實，他離該事實的證據距離較遠，故難以舉證證明，而該危險領域的控制者，他離證據的距離較近，更易於得知案件的事實真相的證據，讓他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就成為可能。
三、根據案件的具

『肆』 北大民商法復試書目

梁彗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余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
崔建遠：《合同法》（修訂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
韓世遠：《合同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
謝懷軾《合同法原理》
李永軍《合同法》（法律社05年第2版）
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王澤鑒：《侵權行為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
王利明：《物權法論》（增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上下冊 梁小民教授翻譯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Economics)高鴻業教授翻譯，商務印書館於1981年出版。和諾德豪斯合寫，由蕭深教授翻譯，並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個單行本出版。
蔣大興的《公司法的展開與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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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站: BBS 水木清華站
一，民法總論
1必讀書目
A 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10底出版）
B 董安生：《民事法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C 江平主編：《法人制度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D 梁彗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E 龍衛球：《民法總論》（第2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 參考書目
A 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B 卡爾拉侖茲：《德國民法通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C 王澤鑒：《民法總則》（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D 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
E 黃立：《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F 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G 鄭玉波：《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二 民法學方法論和案例研究方法
1 必讀書目
A梁彗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
B 卡爾拉侖茲：《法學方法論》，台灣五南出版社
C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D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E 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F 王利明：《民法疑難案例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
2參考書目
A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B 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四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
三 人格權法
1必讀書目
A 楊立新：《人身權法論》（修訂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B 王利明主編：《人格權與新聞侵權》，方正出版社，2002年
C 張新寶：《名譽權的法律保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
D 張新寶：《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群眾出版社
2參考書目
A 王利明主編：《人格權法新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B 王利明，楊立新，姚輝：《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
四 物權法
1必讀書目
A 王利明：《物權法論》（增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B 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C 陳華彬：《物權法原理》，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
D 梁彗星：《中國物權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
E 楊立新：《共有權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F 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參考書目
A 梁彗星主編：《中國物權法建議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B 王利明主編：《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
C 錢明星：《物權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D 高富平：《物權法原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
E 尹田：《法國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
F 曹士兵：《中國擔保法諸問題的解決與展望》，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
G 程嘯：《中國抵押權制度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2年
五 債和合同法
1必讀書目
A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B 王家福：《中國民法學 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2001年
C 崔建遠：《合同法》（修訂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
D 韓世遠：《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E 郭明瑞，房紹坤：《新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參考書目
A 王利明：《違約責任輪》（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B 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C 龍翼飛主編：《新編合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D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E 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F 王澤鑒：《債法原理》（1、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G 余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
H 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
六 侵權行為法
1必讀書目
A 王利明主編：《民法 侵權行為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B 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第2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C 楊立新：《侵權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D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
E楊立新：《簡明類型侵權發講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參考書目
A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
B王澤鑒：《侵權行為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C 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
D於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
E 徐愛國：《英美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

『伍』 法學論文什麼比較好寫

多了去了，民法和商法寫的比較多
難度高點的刑法也可以寫

『陸』 如何正確的認識和評價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

淺談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一）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特點

1.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建設起步較晚，但是起點較高，發展較快

我國在1982年就率先頒布了商標法，這是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邁出的第一步。1984年，我過又頒布了專利法，該法明確規定了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並按照國際標准建立了審查制的專利局和嚴格的審查基準，有關專利保護的法律程序盡可能採取國際慣例，使我國工業產權保護制度很快步入了現代國際工業產權保護行列[2]。經過實踐證明，我國用十年時間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與發達國家兩百年建立起來的體系基本相當，並且基本上與當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有關條約規定和精神相一致，可以稱得上起步晚，起點高，發展快。

2.在發明創造方面實行了單一專利保護制度

我國採取了單一專利保護制度，即在一部專利法中同時保護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種專利。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鮑格管曾高度贊揚：中國專利法所選擇的方案集中了當代通常採用的最明智的方案，是一部很好的法。

3.對知識產權給予盡可能的充分保護

按照我國知識產權有關法律的規定，同一智力勞動成果可以依據不同法律規定同時予以復合保護[3]。

4.行政處理與司法審判結合

為了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我國根據國情規定除人民法院以外，各知識產權管理機關也可處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採取行政調處知識產權糾紛的方法,主要目的是使包括侵權行為在內的有關糾紛能夠及時、有效地得以解決，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

5.注重國際間的合作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從開始建立就非常注意在專利、商標、版權等領域廣泛發展同國際知識產權組織及德、日、美、法等國的多邊和雙邊合作。

（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現狀分析

1.企業對知識產權需求與得到的保護無法完美統一

知識產權的載體主要在公司企業，公司企業在技術革新、產品更新、服務提升等方面需要用新技術、吸收新成果、進行新創造，公司企業往往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主體，企業的各項工作離不開作為產權形態的知識。但是，部分中小企業及私營企業，他們對知識產權要求程度並不高；也有部分需要大量知識產權的知識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對科學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非常重視，甚至把專利申請當成企業持續發展的根本。這樣就導致整個中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需求與保護之前沒辦法完全統一，出現嚴重的不平衡。

2.不同企業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方式大相徑庭

由於企業對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不一樣，所以對知識產權保護方法以及保護形式也會呈現出多樣性。有的企業把知識產權保護視為企業的生命線，他們高度重視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及時申請專利,進行商標保護以及產品配方秘密保護等措施。有的企業則加大與科研院所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依託科研院所進行科技創新或者直接向這些單位購買專利。當然，還有很多中小企業本身對科技要求不高，他們對於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不僅不及時申請專利,進行科技創新，甚至還仿冒他人的發明創造，盜用他人的知識成果。

3.知識產權保護出現盲區，沒有形成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中國產業發展層次、產業結構、產業品質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等呈現出自東向西遞減狀態。在東部比較發達的城市，知識產權保護也呈現出行業之間的差異性。人們往往一提到知識產權保護就以為是多申請發明專利，而沒有深入挖掘和拓展知識產權保護內涵。從知識產權保護主體來看，往往只有公司企業比較重視，而高等學校以及科研院所則關注較少，甚至形成知識產權保護盲區。

（三）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所存在的問題

1.國內知識產權低水平運作

主要表現在：（1）權利意識淡薄。知識產權一詞,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知半解的狀態，提到知識產權，很多人認為僅僅是指各種各樣的專利，對於知識產權所包含的其他諸如著作權、商標權以及商業秘密等所知甚少，不會正確的運用甚至想不到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智力成果，導致許多無形資產遭受不應有的損失。（2）產業化水平低下。在我國，很多企業和個人對自己的重要科技成果不是及時申請專利而是熱衷於申報科技成果獎。由於科技人員不關心科技成果的開發利用，許多成果通過鑒定、頒發獎勵之後就被束之高閣,或者被外國人搶先申請了專利。因此中國的科技人員雖多,但科研成果開發利用的情況卻相當落後。（3）管理水平較低下。我國大多數企業僅設置兼職機構和配備兼職人員管理知識產權事務，設置專門機構和配備專職人員的企業所佔比例較低，甚至有些企業沒有任何設置。由於疏於對知識產權的管理與保護，缺乏對科技開發人員的有效激勵和約束，導致企業的商業秘密、專有技術被科技人員「跳槽」帶走的事例屢屢發生，其後果不僅造成企業知識產權的流失，而且企業的市場銷售份額也隨之喪失。

2.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不平衡,企業掌握和運用知識產權進行科技創新的能力與水平不足

總的看來，中國在科技創新、科研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比較低，研發經費支出總額只有美國的三十分之一、日本的十八分之一，與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4]。這樣就出現了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不平衡問題。一些企業片面地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抓住當前的既得利益，缺乏長遠利益,忽視依靠科學技術知識競爭的意識，從而對知識產權運用能力極低；有的企業只注重知識和技術的利用而忽視對知識與技術的保護，甚至設法盜用別人的知識、技術與專利；還有的單位(尤其是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則強調知識、技術與專利的申請與保護而不重視把這些技術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3.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太完善,科技創新與研究投入不足

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非常重視制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它是經濟增長的關鍵[5]。法律法規制度比較分散,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缺乏有機整合,甚至出現條例內容、責任限定、管理部門之間的相互沖突,《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在司法和行政保護的范圍及力度上有所差異。

三.加強我過知識產權保護的建議

（一）普及知識產權教育強化保護意識

首先要對全社會成員進行深人、持久、有效地知識產權普及教育，認清知識產權保護是發展我們自己的科技和民族文化事業的需要，同時也是我國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一員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國家間正常交往和貿易的基礎。我國要在世界上享有應有的地位就必須科技興國，知識產權保護是發展科技的杠桿；處於領導崗位上的幹部，將要走上工作崗位的大、中、專院校的學生是教育重點對象，讓他們對知識產權的內容、相關的法律規定與運作方法有一個深人理解，減少工作中的盲目性；第三，在教育的形式上，要輔之以經常性的打擊各類盜版和假冒等侵權活動，造成一種尊重知識產權的社會風尚。

（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

完善的法律體系為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也是確保知識產權保護得以進行的重要保證。一方面，應加大侵權損害賠償力度，可借鑒美國經驗，引入懲罰性賠償，以根除「賠償低」的痼疾。另一方面，應當進一步完善證據規則，適當減輕原告的舉證責任負擔，引入一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解決「舉證難」的問題。

（三）企業要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善於運用知識產權保護和發展自己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企業的競爭實質上表現為知識產權的競爭。因此，企業要熟悉知識產權方面的新知識，多學習國內外優秀企業在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方面的成功經驗，盡快建立起本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及時將企業自主研發的新成果、新技術、新發明和新創意到國內外有關部門申請知識產權注冊，構築自身的知識產權創造、管理、實施和保護措施體系,在自主知識產權相關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善於運用法律武器加以維護,積極應對跨境知識產權糾紛[6]。

（四）加強統一管理，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

我國知識產權是由版權局、專利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管理，但實際工作中卻存在分散、協調能力差的問題,國家應設立專門知識產權的協調機構，統籌各部門的立法、執法工作，減少管理上的混亂。目前盜版和假冒商標等違法侵權現象仍然嚴重，執法要加強打擊力度,在手段上要有所創新，使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有一個更新的局面。

『柒』 就朝花夕拾理性的批判點評

《朝花夕拾》篇目中理性批判色彩較濃的有：
《二十四孝圖》——批評封建孝道的虛偽和殘酷。
《狗·貓·鼠》——通過對貓和鼠的一些秉性、行為的描寫來比喻某些人。闡述作者仇貓的原因。

《五猖會》————對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抨擊。
《無常》—————描繪迷信傳說的勾魂使者，諷刺了當時自稱「正人君子」的軍閥統治文人。
《阿長與<山海經>》——本文通過記敘「我」兒時與長媽媽相處的八件事，刻畫了一位雖然沒有文化、粗俗、好事，但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對生活有著美好希望，熱心幫助孩子解決疑難的普通保姆形象，表達了作者對長媽媽的尊敬、感激和懷念，祝願之情。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通過對百草園自由歡樂生活和三味書屋學習生活的記敘，表現了兒童熱愛大自然、追求自由快樂的心理。
《父親的病》——揭露庸醫害人和對封建孝道的不認同。
《瑣記》————介紹魯迅先生沖破封建束縛，追求新知識，離家求學的一段故事。
《藤野先生》——寫讓魯迅感激的日本仙台醫專解剖學老師藤野先生（主要）和棄醫從文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對國人在日本吃喝玩樂不思富強的批判。

《朝花夕拾》是一本家喻戶曉的散文集，是一本必讀的文集。雖然《朝花夕拾》不是為少年兒童寫的，但寫了許多關乎少年兒童的事，讀起來興趣盎然，這本書是魯迅回憶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中不同生活經歷和體驗的文字。全書由《小引》《狗·貓·鼠》《阿長與山海經》《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瑣記》《藤野先生》《范愛農》《後記》12部分組成。《朝花夕拾》一書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夠分享魯迅的「溫馨的回憶和理性的批判」。
《朝花夕拾》是魯迅唯一一部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魯迅後來修改的名字，又名《舊事重提》。「朝」表示早年時候，「夕」表示晚年時期。書名的意思是早晨盛開的鮮花，傍晚的時候摘掉或撿起，這里指魯迅先生在晩年回憶童年時期、少年時期、青年時期的人和事。

『捌』 在大眾點評網上惡意評價負法律責任嗎

在大眾點評網上惡意評價，如果沒的評價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將付刑事責任。

如果你的回答造成太大的影響，對社會，對其他人造成影響，你將會付刑事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2009修正)》

第一百零一條 名譽權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8)點評日本侵權行為法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2009修正)》

第一百零一條 名譽權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第六章民事責任

第一百零六條 歸責原則

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玖』 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的案例

一、 消費者汽車維保 4S店使用拼裝機油案

【案例簡介】

溫嶺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對某汽車服務有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現場發現該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在部分保養、維修車輛的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未告知客戶機油使用量的真實情況，而以整瓶結算費用，多餘的機油則被回收、拼裝成整瓶後重新入庫按新品予以再次銷售。

【案例點評】

本案中，當事人在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本應按實際機油使用量與消費者結算費用，卻未告知消費者真實信息，並以整瓶的機油使用量為單位向消費者收取費用，實屬謊報用工用料的違法行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費投訴「一賠三」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份，消費者陳女士在台州臨海某珠寶店花了4908元，購買了一副千足金手鏈，事後卻發現其購買的是足金首飾，而不是千足金首飾。與店家協商不成後，陳女士向臨海市12315中心投訴。經法定機構檢測，鑒定結果成色是足金、黃金含量為99.00%，而不是含量為99.9%的千足金。

【案例點評】

該案中珠寶店虛假宣傳、以次充好的銷售行為屬於典型的消費欺詐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易權，誤導了消費者的購買意向，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對該消費欺詐行為，按照「新消法」退一賠三規定，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啟動「訴轉案」，以行政剛性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三、 全省首例違反新消法 侵害個人信息案

【案例簡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在對杭州某家裝公司經營場地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現場有部分樓盤業主名單。

進一步調查發現：當事人為了推廣公司的家裝業務，提高公司業績，該公司業務員從市場圈內朋友處收集了已銷售某樓盤部分業主名單，名單內容包括業主姓名、所買樓層號碼、聯系電話等，且當事人所得業主名單信息均未經業主同意或授權。

【案例點評】

當前消費者個人信息被濫用現象日益嚴重，侵犯消費者個人信息行為時有發生。案件中當事人在未經消費者同意或授權的情況下，通過不正當的方式收集業主名單信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屬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

四、 串通設計師給回扣 櫥櫃企業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金華市工商局在開展家裝服務和家居建材商品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專項行動中，發現市區某從事櫥櫃銷售的傢具用品店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誘導消費，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

【案例點評】

案例中部分家裝企業在經營中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採用財物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商品，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通過設計師開展誘導消費，直接影響了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和購物成本。此類現象一度成為了家裝服務行業的潛規則。

五、 微信虛假促銷 水果店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12月紹興某水果連鎖零售企業為吸引人氣，通過微信平台等宣傳方式，發布「瘋狂車厘子」廣告，其內容稱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載活動APP客戶端、點擊我要分享、積滿29個贊」，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該種黑色櫻桃。

廣告吸引參與者上萬人，然而完成「集贊換禮」三個步驟的消費者到該公司總店，欲以承諾優惠價格購買櫻桃時，被告知必須購買充值一定金額的預付卡作為購買前提。

【案例點評】

微信廣告、微信朋友圈銷售商品是一個新興事物。「集贊換禮」則是一種向不特定人群發布的懸賞廣告。

依據《合同法》第十五條規定商業廣告等為要約邀請，商業廣告的內容符合要約規定的，視為要約，經營者在履行過程通過隱瞞事實和隱藏設置條件誘使消費者訂立合同的行為，構成合同違法行為，理應依法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