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女侵權案

1. 《民法總則》185條如何理解

楊立新：對民法總則草案規定第185條的看法

作者為楊立新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商法律網授權學者。

第一百八十五條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本條是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規定，特別強調了對侵害英雄烈士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

一、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發展及理論基礎

在《民法通則》制定的時候，關於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護並沒有在考慮之中，這表現在《民法通則》沒有一個條文對這個問題進行規定，甚至也沒有辦法引申出對死者人格利益進行民法保護的意思。這不是在指責《民法通則》立法者缺乏遠見，而是在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在社會實踐中出現這樣的問題。

在《民法通則》規定了對自然人的人格權進行民法保護的原則以後，除了對生存的自然人的人格權進行保護之外，社會實踐還提出了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要求。這個要求集中地反映在天津法院審理的一個被稱作「荷花女案」的民事案件。1987年4月18日，作家魏錫林創作的小說《荷花女》，在天津《今晚報》上連載，描寫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已故的藝名為「荷花女」的藝人吉文貞的藝術和生活經歷，其中虛構了吉文貞的戀愛經過以及被惡霸姦汙等情節，損害了死者的名譽。死者的母親和哥哥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確認作者和《今晚報》的行為侵害了死者的名譽，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批復，確認作者和《今晚報》社構成侵權責任。

此後這樣的案件不斷發生，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出台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以及遺體和遺骨等人格利益的，構成侵權責任，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死者的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確立了全面保護死者人格利益的原則。

毫無疑問，這樣的規定是完全正確的。按照《民法總則》的立法思想，胎兒具有部分民事權利能力，同樣死者也具有部分民事權利能力，對於胎兒的民事權利保護採用胎兒出生以後視為其具有民事權利能力的方法予以法律保護。對於死者的人格利益保護，盡管其主體已經死亡，不能再以民事主體的身份享有民事權利，但是對於他們死後的人格利益仍然予以適當保護，因而也還保留了部分民事權利能力。未出生的胎兒和已經死亡的自然人享有的部分民事權利能力，與設立中的法人和清算中的法人享有部分民事權利能力的基本原理是一樣。因此，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進行法律保護，在這一點上，應當與所有的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保護都是一樣的，都是基於同樣的法理基礎。

二、對英雄烈士死者人格利益的特別保護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民法總則草案》中，有的代表提出，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利用歪曲事實，誹謗抹黑等方式惡意詆毀侮辱英烈的名譽、榮譽等，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影響很惡劣，應對此予以規范。法律委員會經研究認為，英雄和烈士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的體現，是引領社會風尚的標桿，加強對英烈姓名、名譽、榮譽等的法律保護，對於促進社會尊崇英烈，揚善抑惡，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意義重大。據此，建議增加本條。

這里的英雄烈士應該都是已故的死者，而不是生存的自然人。對英雄烈士死亡後的人格利益予以保護，這並沒有超出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范圍，無論這種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行為是否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都是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都是對私益的保護，而不是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即使本條文特別強調對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進行的保護，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揚善抑惡，但是仍然還是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適用的是同樣的民法法理。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一規定並不能認為是錯誤的規定，而是正確的規定。

三、對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護並不否定對其他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

《民法總則》第185條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做出這樣一個特殊保護的規定，並不是說對其他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就不予以保護。相反，按照《民法總則》第4條的規定，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即使在自然人死亡以後，他們所享有的部分民事權利能力也是完全一律平等的，不能因為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而一般的自然人死亡以後，其人格利益就不能得到保護或者不能得到平等的保護。盡管在《民法總則》第185條規定的條文中，並沒有規定對一般的自然人死亡後的人格利益保護的內容，而且在《民法總則》的其他條文當中也沒有作出這樣的規定，而僅僅規定了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作出特殊保護的規范，但是仍然得不出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就必須做出特殊的保護，因而否定了對其他自然人死後的人格利益的保護原則。

這個問題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是很明白的，而且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也仍然規定得相當清楚。我們在研究侵害魯迅的姓名權侵權案件中，就提出了一個鮮明的意見，由於魯迅的形象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形象，因而對於魯迅死亡後的人格利益應當予以法律保護，但是在這樣的保護當中，與其他自然人死亡後的人格利益保護是完全一樣的。只是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如果誹謗魯迅的人格尊嚴和人格利益，涉及了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那將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後果：第一方面，如果魯迅的近親屬沒有提起訴訟保護魯迅的死者人格利益，國家有關機關例如檢察院也可以提起公益訴訟，追究侵害魯迅的死者人格利益這種侵害公共利益行為人的責任，要承擔侵權責任；第二方面，如果魯迅的近親屬都不在世，沒有直接保護魯迅死者人格利益的近親屬，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有關機關例如檢察院也可以提起公益訴訟，讓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保護社會的公共利益。

事實上，這樣的經驗完全可以應用在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保護問題上。因此對一般的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保護，與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保護，基本原則應該是一樣的，都是予以平等保護，不能有歧視性的規定。只有在一個問題上例外，如果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涉及了社會公共利益，那麼負責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有關國家機關就有權提起公益訴訟，以制裁侵權行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在理解和適用《民法總則》第185條的時候，也完全適用這樣的規則，而不能得出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就必須予以特別保護，而對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就不予保護的結論來。

《民法總則草案》的第一次審議稿到第四次審議稿都沒有這個條文。這個條文是在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審議《民法總則草案》中，由於有的代表提出這樣的意見，法律委員會才提出來這樣的法律條文。可以說，《民法總則》第185條的這個條文設計的並不精巧，概括的問題也不全面，並不是一個含義精準、適用規則明確的民法規范。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一條文僅僅強調了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而沒有強調對一般的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從文字的表面上看，確實有人格不平等的嫌疑。同時，對於確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構成侵權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規范，其實只要具備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造成損害，行為人具有故意或者過失的，就具備了承擔民事責任的要件，而不在於還須具備損害國家公共利益的要件。因此，對這一條文必須做出正面的理解，而不能僅僅拘泥於字面上的表述而作出片面的理解，應當基於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基本法理和規則，依據《民法總則》規定的民法基本原則作出全面、准確的解釋，才能夠正確表達《民法總則》以及第185條的基本精神。

引起《民法總則》要規定第180條的事實起因，實際上主要是基於對侵害狼牙山五壯士死者名譽的案件。被告洪振快發表的兩篇文章，對狼牙山五壯士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的英勇抗敵的事跡和精神這一主要事實，沒有作出評價，而是以考證在何處跳崖，跳崖是怎麼跳的，敵我雙方戰斗傷亡，以及五壯士是否拔了群眾的蘿卜等細節為主要線索，通過援引不同時期的材料，相關當事者不同時期的言論，甚至是文革時期紅衛兵迫害宋學義的言論為主要證據，全然不顧基本歷史事實，在無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文章多處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測、質疑乃至評價。文章雖然未使用侮辱性的語言，但被告採取的行為方式卻是通過強調與主要事實無關或者關聯不大的細節，引導讀者對狼牙山五壯士這一英雄人物群體及其事跡產生質疑，從而否定主要事實的真實性，進而降低他們的英勇形象和精神價值。因此，被告的行為是一種侵害他人名譽、榮譽的加害行為。案涉兩篇文章經由互聯網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傷害了原告的個人感情，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傷害了社會公眾的民族和歷史情感，同時也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因而判決構成侵權。

對於這個案件的判決，在社會反應中是兩種不同的態度，有的認為，這個判決確實弘揚了社會正氣，保護了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但是也有人認為，既然對死者人格利益沒有使用侮辱性的語言，而是在探討歷史真實，並沒有違反表達自由的原則，也不構成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因而不贊成這個案件的判決。

如果從學術探討的角度上來研究這個問題，對於一個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案件法院作出判決，法官可以有自己對法律適用的理解。同樣，對一個判決提出批評意見和贊同的意見，也是完全正常的，也都在表達自由的范圍之內，受到法律的保護。把這樣一個問題上升到相當的高度，把它規定在《民法總則》的民事責任一章，可能仍然會有不同意見的表達。至於對《民法總則》規定第185條的法理基礎如何進行探討，還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論分析，最起碼要貫徹民事主體人格平等的原則，對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應當保護，對其他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也應當予以同等保護。

2. 請律師朋友幫助我一下！積分追加！

通常所說的死者名譽是指人們對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會評價。人死後其肉體和精神歸於消滅。但死者生前的行為和表現，並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現仍然可以作為人們的評價對象，因此死者的名譽應受法律保護。對死者名譽權的司法救濟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親屬提起訴訟。死者近親屬名譽權說。死者因為與近親屬有直接的人身關系，所以他的名譽好壞，直接影響到其遺屬的名譽，保護死者名譽的實質和作用在於保護死者近親屬的利益，與其說死者的名譽受到民法的保護不如說死者近親屬的名譽權受到法律保護。
因此女兒，配偶均可提起訴訟。
名譽權的構成要件。
(1)存在侵權行為人侵害死者名譽權的行為。
(2)死者確有名譽被損害的結果。
(3)行為人的行為指向死者。
(4)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過錯，這里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重大過失，一旦行為人實施了侮辱、誹謗行為，不具有正當的抗辯事由，則應當認定其具有過錯。
(5)這個案件的關鍵點有幾個，一是，究竟題材是什麼樣的，是記實性的，還是故事性的，二是，從敘述中，是否能很容易判斷出，講述的是甲某其人，這要求甲某在當地是否有一定知名度，三是，報紙的發行范圍有多大，這是精神賠償會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3. 誰知道老相聲演員「荷花女」的情況

名譽權糾紛案

原告：陳秀琴，女，80歲

被告：魏錫林，男，52歲，中國民主促進會天津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

被告：《今晚報》社 法定代表人：李夫，總編輯

案情：

原告陳秀琴系天津市解放前已故藝人吉文貞（藝名荷花女）之母。1940年，吉文貞以「荷花女」之藝名參加天津「慶雲」戲院成立的「兄弟劇團」演出，從此便以「荷花女」之藝名在天津紅極一時，1944年病故，年僅十九歲。

被告人魏錫林自1986年開始，以「荷花女」為主人公寫小說，同年2月至6月間，曾先後三次到原告陳秀琴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從藝情況，並向「荷花女」之弟吉文利了解情況並索要了照片。隨後創作完成小說《荷花女》。該小說約十一萬字。

該小說使用了吉文貞的真實姓名和藝名，原告陳秀琴在小說中被稱為陳氏。小說中虛構了吉文貞從17歲到19歲病逝的兩年間，先後同許揚、小麒麟、於人傑三人戀愛、商談婚姻，並三次接受對方聘禮之事。其中說於人傑已婚，吉文貞「百分之百地願意」做於人傑的妾。小說還虛構了吉文貞先後被當時天津幫會頭頭、大惡霸袁文會和劉廣姦汙而忍氣吞聲、不予抗爭的情節。小說在最後影射吉文貞系患性病打錯針致死。同時，該小說虛構了原告陳秀琴同意女兒做於人傑的妾和接收於家聘禮的情節。該小說完稿後，未徵求原告等人的意見，作者即投稿於《今晚報》社。《今晚報》自1987年4月18日開始在副刊上連載該小說，每日登出一篇，截至同年6月12日刊登完畢，共計連載56篇。刊登中並加了插圖。

小說連載過程中，原告陳秀琴及其親屬以小說插圖及虛構的情節有損吉文貞的名譽為理由，先後兩次到《今晚報》社要求停載。《今晚報》社對此表示，若吉文貞的親屬寫批駁小說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時以報紙要對讀者負責為理由，將小說題圖修改後，繼續連載。

為此，原告陳秀琴於1987年6月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被告魏錫林未經原告同意，在其創作發表的小說《荷花女》中故意歪曲並捏造事實，侵害已故藝人吉文貞和原告的名譽。《今晚報》社在原告要求其停止刊載時未予停載；報社所作《荷花女》題圖也有損於吉文貞形象，其肖像權也受到侵害。故要求魏錫林及《今晚報》社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小說《荷花女》不得出版；魏錫林賠償原告精神損失及經濟損失費800元；《今晚報》社賠償原告精神損失及經濟損失費2000元。

被告魏錫林辯稱：《荷花女》為小說體裁，作者有權虛構。創作小說的目的，是通過對荷花女悲慘命運的描寫，使讀者熱愛新社會，痛恨舊社會。小說並未損害荷花女之形象，而是美化抬高了她的形象，故不構成侵權。且吉文貞本人已故，原告陳秀琴與本案無直接利害關系，無權起訴。並反訴：由於原告起訴造成本人名譽的損害及經濟損失，要求原告陳秀琴為其恢復名譽，賠償損失。

被告《今晚報》社辯稱：報社對小說不負有核實內容是否真實的義務，如該小說構成侵權，按「文責自負」原則，責任應由作者本人承擔。吉文貞早已死亡，保護死者名譽權沒有法律依據。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不公開審理認為：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公民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公民死亡後，亦不能例外。不保護已死亡公民的名譽權，就不能對公民生前的名譽進行有效的保護。小說雖允許虛構，但使用公民真實姓名為小說人物，不顧其人格尊嚴，隨意進行虛構，則是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許的。該小說虛構原告母女有關道德品質、生活作風等情節，貶低了死者吉文貞的人格，損害了吉文貞的名譽，也必然不同程度地損害其在世親屬的名譽。同時，小說對原告陳秀琴的描寫，也使其名譽受到損害，並在經濟上受到一定損失。被告《今晚報》社在原告陳秀琴兩次提出小說《荷花女》損害了其女吉文貞名譽，要求其停載的情況下，仍繼續連載，使吉文貞及原告陳秀琴的名譽在更大范圍內受到損害。《今晚報》社的行為已侵害了吉文貞及原告陳秀琴的名譽權，亦應承擔民事責任。原告陳秀琴在其女兒及本人名譽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有權提起訴訟。兩被告提出不應保護死者名譽權及原告無訴權的主張，顯然缺乏根據，本院不予採納。小說連載中的插圖、題圖無明顯侵權情況，對原告主張插圖侵權，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魏錫林反訴原告侵害其名譽權沒有根據，本院予以駁回。

綜上所述，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條，第一百二十條第一款之規定，於1989年6月21日判決如下：

1、被告魏錫林、《今晚報》社承擔侵害吉文貞（荷花女）及原告陳秀琴名譽權的責任，分別在《今晚報》上連續三天刊登道歉聲明，為吉文貞及原告陳秀琴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其道歉聲明的內容及版面由本院審定。被告如拒絕執行，本院即在其他報刊上刊登為吉文貞及原告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公告，其費用由拒絕執行的被告負擔。

2、被告魏錫林、《今晚報》社各賠償原告陳秀琴損失費400元。

3、被告魏錫林應停止侵害，其所著小說《荷花女》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復印、出版發行。

4、原告及二被告其他訴訟請求，均予以駁回。

5、以上一、二、三項，在判決生效後三十日內執行完畢。

宣判後，二被告不服，以原理由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經不公開審理，認為：法律保護公民的名譽權。公民死亡後，雖喪失了權利能力，但其生前享有的名譽權仍受法律保護。損害死者名譽的同時，也會使其在世親屬的名譽受到損害。因此，公民死亡後，其名譽權受到侵害時，有直接利害關系的親屬有權提起訴訟。魏錫林在其小說中使用吉文貞和陳秀琴的真實姓名，虛構有損她們名譽的故事情節，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其行為侵害了她們的名譽權，應承擔主要民事責任。《今晚報》社對使用真實姓名的小說未作認真審查，即予登載，致使損害吉文貞和陳秀琴名譽的不良影響擴展，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經說明是非責任，在法院主持下，當事人雙方於1990年4月20日自願達成調解協議如下：

1、為消除魏錫林所著小說《荷花女》不良影響，由《今晚報》社負責將雙方商定的陳秀琴所寫介紹吉文貞生平真實情況的來信，魏錫林所寫表示道歉的復信，在原連載該小說版面上刊登，並加有道歉內容的編者按，於本調解書送達後十日內執行完畢。

2、經濟賠償問題雙方自行解決。

3、魏錫林原著小說《荷花女》不得以任何形式復印、出版發行。小說修改後， 版發行必須征詢吉文貞有關親屬的意見。

4. 在搞一個人格權訪問課題研究，哪能找到一些權威的法律案例。

人格權十大經典案例和分析

一、「好一朵薔薇花」案。1987
入選理由：最早發生的媒體誹謗名譽權的案件
「案情」1985年1月18日，某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薔薇怨》，《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對某縣農機公司統計員王某某與單位領導的不正之風斗爭的事跡作了報道。嗣後，女作家劉某到該縣體驗生活，根據一些人的反映，認為《薔薇怨》的內容失實，以「為正視聽，換回《薔薇怨》給某縣帶來的嚴重困難」為寫作目的，撰寫了「紀實小說」《特號產品王某某》。文章使用真實姓名，聲稱「要展覽一下王某某」，在文章的人物對話中，使用「小妖精」、「大妖怪」、「流氓」、「瘋狗」、「政治騙子」、「扒手」、「造反派」、「江西出產的特號產品」、「一貫的惡霸」、「小辣椒」、「專門的營私者」、「南方怪味雞」和「打鬥演員」等語言，侮辱王某某人格。該文在《女子文學》、《法制文學選刊》、《江河文學》和《文匯月刊》4個刊物發表，發行64。9萬冊。王某某向法院起訴，要求劉某和發表這篇作品的刊物承擔侵害名譽權的民事責任。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點評」這個案件是《民法通則》實施後最早發生的一件極有影響的侵害名譽權案件。案件的典型性在於：第一，它涉及的是文學作品的侵權問題，寫作小說會不會侵害人格權。案例的回答是，文學作品以及其他任何文字作品，只要是用來侮辱誹謗他人的，都能構成侵權的行為方式。第二，在事實基本真實的作品中，只有侮辱的語言，是不是構成侵權責任。案例的回答是，無論是紀實性的文章還是評論的文章，事實不真實，當然構成侵權；事實真實但使用了侮辱、誹謗的語言，使他人的名譽受到損害的，也構成侵權。第三，構成侵害名譽權的損害事實究竟應當怎樣認定。法律並不要求受害人一定要造成痛不欲生、尋死覓活的後果才是精神損害事實，才能夠構成侵權責任的損害事實要件，而是侮辱、誹謗的言辭已經被第三人知道，即「公布」，即為造成了侵權的損害事實。因此，這個案例是非常經典的，在人格權法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女經理隱私被宣揚並加以批判」案。1987
入選理由：最早的隱私權受到侵害被認定為侵害名譽權的案件
「案情」1987年，被告曲某擔任某供銷公司的副經理，原告洪某系該公司經理、黨支部書記。二人在工作中配合不夠默契，曲某對洪某有成見。一次洪某外出，忘記將辦公桌的抽屜鎖好，曲某趁機翻看，見有洪某的一本日記，便擅自翻閱，發現洪某在日記中記載她對初戀男友的傾心、懷念、思戀的感情，自我傾訴對該男友的相思之苦，把自己比作安娜，把該男友比作渥倫斯基，把自己的丈夫比作卡列寧，感到自己陷入苦悶而無力解脫。曲某見此如獲至寶，將相關的內容摘記下來，組織成了證明洪某道德敗壞、生活作風不端正的材料，復印數份，寄送組織、紀檢、監察等有關部門，又召開公司職工大會，在會上宣讀了洪某日記中的部分內容，並加以誇張、歪曲的解釋。洪某回到單位後，職工對其疏遠躲避，有關領導又找其談話，洪某方知內情。她為維護自己的隱私權和名譽權，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法院認為曲某的行為構成侵權，支持了原告的訴訟主張。
「點評」《民法通則》沒有規定隱私權，因此隱私權究竟是不是一個人格權，受到很多人的質疑。在實踐中，隱私權受到侵害的案件不斷發生，需要對受害人予以法律保護。最高司法機關在司法解釋中確定，對隱私權採取間接保護方式進行保護，即侵害隱私權使受害人的名譽受到侵害的，按照名譽權的法律規定處理。本案就是最為典型的一個。事實證明，對於隱私權的間接保護方式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沒有確立對隱私權直接保護的制度，就無法全面、完善地保護隱私權。盡管最高法院在2001年做出了對隱私利益採取直接保護方式的司法解釋，但是，僅僅承認隱私權是一個人格利益而不是權利，顯然是不對的。可
以說，隱私權是最近十幾年來普及最為廣泛的人格權概念之一，社會的文明進步要求完善對隱私權的立法和法律保護措施。同時，這個案件也提出來一個問題，就是沒有法律規定的人格權難道就不是人格權嗎？主張「人格權法定」的意見，受到嚴峻的質疑。
三、「荷花女」案。1988
入選理由：最早發生並由此做出對死者名譽利益予以保護司法解釋的案件
「案情」原告陳某系解放前已故藝人荷花女的母親。1940年，荷花女參加慶雲戲院成立的兄弟劇團演出，從此便在當地紅極一時，後於1944年病故，年僅19歲。被告魏某以「荷花女」為主人公寫小說，曾先後三次到原告陳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從藝情況，並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況並索要照片，隨後創作完成小說《荷花女》，共11萬字。該小說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實姓名和藝名，陳某在小說中被稱為陳氏。小說虛構了荷花女從17歲到19歲病逝的兩年間，先後同3人戀愛、商談婚姻，並3次接受對方聘禮之事。其中說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願意」為其做妾。小說還虛構了荷花女先後被當時幫會頭頭、大惡霸姦汙而忍氣吞聲、不予抗爭的情節，最後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錯針致死。該小說完稿後，作者未徵求原告等人的意見，即投稿於某《晚報》報社。該《晚報》自1987年4月18日開始在副刊上連載該小說，並加插圖。小說連載過程中，原告及其親屬以小說插圖及虛構的情節有損荷花女的名譽為理由，先後兩次到《晚報》報社要求停載。報社對此表示，若荷花女的親屬寫批駁小說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時以報紙要對讀者負責為理由，將小說題圖修改後，繼續連載。原告以魏某和《晚報》報社為被告，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承擔侵害死者名譽權的民事責任。
「點評」《民法通則》規定了名譽權受法律保護，但是沒有規定死者的名譽利益是不是要保護以及怎樣保護的問題。這個案件是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需要理論和實踐的解決。對於這個案件的討論和關注程度是極為廣泛的，不僅在學術上和司法實踐上有重大影響，而且在普及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司法解釋，對於死者的名譽利益應當予以保護，其近親屬有權提起保護死者人格利益的訴訟請求。因而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理論研究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今天，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保護已經寫進了民法典草案的人格權法編，再也不是爭論的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這個案件的作用是不能忘記的，它的光輝永存。
四、「人體畫展覽風波」案。1988
入選理由：最為轟動、拖延時間最長的侵害肖像權案件
「案情」甲、乙、丙三人都是某美術學院模特工。在招聘的時候，美術學院和模特工約定按照《招聘簡章》處理聘用事宜。該美術學院招聘模特工簡章規定，模特工用於課堂教學、寫生，對模特工的工作情況予以保密。校方使用模特工規則規定：教學使用模特工，由任課教師填寫模特訂單，經系主任批准；教師創作，也應先填訂單經系主任批准。承包創作任務的單位所用模特工，須在訂單上註明，在任務結算時從稿費中償還模特費。按照上述規定，三位模特工為美術學院提供服務。1988年舉行全國首屆人體油畫大展，規模空前，中國美術館門前觀賞的人排成長龍。油畫作者未經三名模特工的同意，將以三名模特工為模特創作的人體畫也予以公開展覽，作者和美術學院獲得若干展出的收益。原告以被告違背原來商定的協議為由，認為公開展示其人體作品侵害其肖像權，請求法院予以保護。直到90年代末，這個案件才審判終結，判決保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
「點評」這個案例的典型意義並不特別重大，但是它的影響極大。在當時，舉辦第一屆人體油畫展覽是一件轟動的事，再加上出現了肖像權糾紛案，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它對普及人格權法律知識是極為重要的。之所以將這個案件存放了十年之久才審理終結，就是為了要「冷處理」。在這個案件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問題是模特肖像權保護的特殊性。對於模特的肖像權應當進行保護，但是由於提供模特創作作品的特殊性，對其肖像權的保護是應當
有特殊規定的。我們在起草民法典草案專家建議稿時，起草了一個條文，就是「自然人接受作為人體模特的約定，視為放棄以其人體形象創作的作品的肖像權。當事人有特別約定的，從其約定」。這樣規定的理由就是，既然接受作為人體模特的約定，就准許對方以其人體創作作品，如果既准許其以其人體創作作品，又不準許將創作出的作品展出或者出賣，主張這些作品的肖像權，那麼提供人體模特創作就沒有意義。至於本案之所以認為構成侵害模特的肖像權，是因為雙方約定了對模特身份的保密條款。如果不是這樣約定，不應當認為構成侵權。另外一點，對一個民事爭議的案件，長達十年才予以處理，顯然看出「長官意志」對民事審判活動的干預作用。這不符合司法規律的要求。
五、「擅自使用病患肖像」案。1990
入選理由：肖像權受到侵害而沒有得到司法支持的典型案件
「案情」朱某幼年患眼瞼重症肌無力症，於1967年去眼病防治中心防治所診治。應經治醫生請求，朱的家長提供了朱患病症狀的照片。後醫生陳某接受了朱的治療資料，接手為朱治療，基本治癒。朱的家長按照醫生的請求又提供朱治癒後的照片一張，交陳某作為醫學資料保存。陳某總結自己幾十年的治療經驗，撰寫了《重症肌無力症的中醫診治和調養》一書，自費出版。後來，陳某在該防治所開設業余專家門診，專治此症，從中提取50％的掛號費。1989年，陳某撰寫稿件，由某科技報社的編輯加工修改，在該報公開發表，介紹該病症的症狀及陳的治療效果，介紹陳的坐診時間和著作，並擅自配發了朱治療前後的兩張照片。朱某認為陳某與科技報社發表該文時使用其肖像，未經自己同意，具有營利目的，侵害了其肖像權，故向法院起訴，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法院認為宣傳醫療知識對社會有利，該行為不構成侵權，故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點評」本案的兩個被告未經本人同意，擅自使用原告的兩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其患病病容的肖像，其行為既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權，也侵害了原告的隱私權，給原告造成的精神損害是很嚴重的。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提到了兩個問題：第一，《民法通則》第100條中規定的「營利目的」是不是侵害肖像權的構成要件。肯定者說既然是法律的規定就應當是構成要件，否定者說這只是一種表述而不是規定侵權責任。討論的主導意見是後者。第二，宣傳醫療成果是不是就構成侵害肖像權的正當抗辯事由。為公共利益需要而使用他人的肖像和隱私，是構成合法抗辯的，但是，這種宣傳醫療成果能夠達到這樣的程度嗎？一方面，肖像權和隱私權都是人的絕對權，除非需要犧牲人格權的那個公共利益特別重大，但本案並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另一方面，即使是需要介紹醫療成果，使用他人肖像也應當採取適當的措施，對權利人本人進行保護，不使權利人的人格利益受到直接的犧牲。盡管本案的判決不盡如人意，但是在這些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典型意義。
六、「擅自摘取死者器官製作標本」案。1992
入選理由：第一例屍體受到侵害起訴得到判決支持的典型案件
「案情」1991年11月16日，原告楊某的丈夫、原告武乙和武丙的父親武甲因患病住進被告某軍區總醫院治療，同年11月27日凌晨因敗血症、多臟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被告在對武甲進行治療期間，曾會同醫學院的專家對病情進行會診，兩院的專家對武甲病情的診斷存在分歧意見。在此期間，武甲的病情迅速惡化。武甲死後，原告懷疑被告的診斷、治療有誤，要求被告在有外醫院專家參加並有武乙在場的情況下，對武甲的屍體進行解剖檢驗，以查明死因。被告對原告提出的「附加條件」未給予明確答復，在武甲死亡的當天，在沒有辦理完備屍檢手續的情況下，由本院醫務人員對武甲屍體進行解剖檢驗，並取出心、肝、肺等臟器留作標本以作研究用。次日，原告得知武甲屍體被解剖後非常不滿，在找被告解決問題過程中，雙方發生爭執。1992年1月2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被告反訴原告損害其名譽權。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駁回被告的反訴請求。
「點評」這個案例並不是第一件請求對屍體進行保護的案件，在此之前河北省也發生了
一件類似的案件，法院以沒有法律規定為由，沒有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自然人死亡之後，其屍體究竟是不是要予以保護，在此之前一直是存在爭論的問題。受理本案的法院根據法理，認為人的屍體不受法律保護是不符合情理和習慣的，因此直接做出判決，認為被告的行為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是一個成功的判決。但是究竟基於什麼理由對死者的屍體進行保護，則有不同主張。有的認為人死亡之後遺留的屍體是所有權的客體，由其近親屬享有這個權利。這個理論是不對的。我提出了一個身體權延伸保護的理論，是說自然人死亡之後，其生前享有的身體權就成為了身體利益，體現在屍體上面，由其近親屬予以保護。當然也有其他的理論。總而言之，從這個案例之後，我國司法實踐就開始了對屍體的法律保護，這個案件的功績就是奠定了這種保護的基礎。此外，這個案例對於認定身體權是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格權，也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民法通則》只規定了生命健康權的概念，其中是不是包括身體權，理論上有爭論。既然死者的屍體是身體權的延伸，那麼身體權也就是當然的。
七、「疑似精神病予以強制治療」案。1991
入選理由：引發人身自由是不是具體人格權討論的典型案件
「案情」在「文革」中，某礦務局礦工醫院醫生張某經常發表一些評價林彪、江青等的「另類」言論，該院領導認為其精神不正常，依據精神病院個別醫生出具的為精神分裂症的「門診印象」和「初步診斷」，經研究決定不允許張某上班工作（如果不是這樣，張某可能會被定為「惡攻」罪而被判刑罰），工資照發。「撥亂反正」之後，新的院領導決定對張某按照病休待遇開工資，張某認為是領導決定自己不上班並且工資照發的，如果扣工資，就堅持恢復上班工作。院領導認為張某是精神病患者不能上班，並下發文件認定張不具備自主行為能力，並為其指定監護人（行使了法院的權力）。張某不服。該院在未經張某本人及其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派人強行將張用汽車送到精神病醫院強制住院治療38天。醫院的結論為：「病員自住本院一月余，未發現明顯精神病症狀，故未給予抗精神病葯物治療。」張某以侵害自由權和名譽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認定侵權責任；對於侵害自由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點評」這個案例是全國第一例關於侵害人身自由權的案件。但是，法院認為人身自由權在《民法通則》上沒有規定為人格權，因此不能按照侵害人身自由權認定侵權行為，因而定為侵害名譽權的性質審結本案。這個案件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人格權法定否定說」的意見，就是人格權不能實行法定，民法對於人格權的規定僅僅是列舉式的，並且要規定一般人格權作為總的概括，以免使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那些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由於法無明文而不能得到保護。但是很多司法人員都固守權利法定的原則，認為沒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就不是權利，人格權同樣如此。本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可惜的是，在民法草案人格權法編中，對人身自由規定為一般人格權的內容，而不是規定為具體人格權。此外，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人身自由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因而是公權利，不能用民法保護。這也是一個荒謬的觀點。凡是法律規定的具有人格權性質的權利，都需要民法的保護。對此，民法草案的人格權法編已經有了類似的規定條文了，解決了這個問題。
八、「女青年超市遭搜身」案。 1992
入選理由：引發了一般人格權及其保護的討論並最終立法的案件
「案情」1991年12月23日，女青年王某、倪某到某超市購物，當二人購物後離開該市場時，超市保安人員追出將二人攔住，責問二人有沒有拿超市的東西沒有付款。二人如實告知已經付清貨款，但是保安人員仍不相信，將二人帶到收銀台，告知其店方規定有權查閱顧客攜帶的東西。王某生氣地讓他們檢查，保安人員還是不相信，將二人帶到辦公室盤問，並摘下帽子、解開衣服、打開手袋進行檢查，逼得兩名女青年傷心落淚。直到最後沒有搜查出任何東西之後，店方才對二人道歉並放行。王某和倪某感到人格受到侮辱，名譽受到
損害，精神受到強烈刺激，造成嚴重精神痛苦，遂向法院起訴。經過法庭調解，超市承認錯誤，賠償二原告精神損害賠償金各2000元，二原告撤訴。
「點評」本案是以侵害名譽權起訴，但是它所涉及的並不僅僅是名譽權的保護問題，而是涉及人格尊嚴的問題，對一般人格權的承認和保護問題。人格尊嚴，是一般人格權的核心內容，各國立法一般都將人格尊嚴作為一般人格權的代名詞，立法規定了人格尊嚴就等於規定了一般人格權。我國《憲法》對人格尊嚴是作了規定的，但是在《民法通則》中卻將人格尊嚴規定在名譽權的條文當中，忽略了一般人格權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在這個案件發生時，立法機關正在起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專家們認為，這種行為所侵害的就是一般人格權，就是人格尊嚴。在民法上，如果不確立一般人格權的地位，對民事主體的人格權就無法完善保護。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4條、第43條規定了對消費者人格尊嚴的保護，確立了一般人格權的地位。現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權法編的第2條對此明文加以規定，就是這個案件在人格權法發展中的最重要的功績。
九、「幼女被姦淫墮胎索賠」案。1994
入選理由：最早提出性自主權受到侵害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
「案情」史某為13周歲幼女，1994年7月21日被罪犯劉某姦淫，致其懷孕、墮胎以及治療等支出費用1300餘元。經公安機關偵查破案後，劉某被法院以姦淫幼女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在刑事訴訟中，史某的父親以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刑事被告人對侵害性自主權（當時叫做貞操權）的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予以賠償，法庭沒有準許。後史父又向法院民庭起訴，列劉某為民事被告，要求其承擔侵害性自主權的民事責任。
「點評」這是最早發生、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侵害性自主權的案件。但是這個案件的影響不夠大。影響最大的同類案件，是2001年發生的王某被**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案，一審法院判決支持，二審法院根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在性自主權及其保護的問題上，立法和司法都存在偏見。性自主權就是指主體自主支配自己性利益的權利，對此，刑法和行政法都有規定，但是在民法上就是不保護。現實的結果就是，在這些偏見面前，本案的受害人以及王某這位受害人，以及許許多多的同樣的受害人，權利受到侵害就是得不到精神損害賠償的救濟。民法草案也還是沒有接受這樣的意見，不知這個問題的解決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有結果。
十、「胎兒受到損害索賠」案。 2001
入選理由：第一次提出胎兒人格利益應當受到保護的案件
「案情」女市民賈某懷有4個多月身孕，某日乘坐某出租汽車公司戚某駕駛的奧拓車出行。在行駛過程中，計程車將正在前方右側車道修車的黃某、張某撞傷，坐在計程車內副駕駛座的賈某同時被撞傷，右額粉碎性凹陷骨折及顱內血腫。交警部門認定，該起交通事故的發生，司機戚天明及黃某、張某均違反有關交通法規規定，負事故同等責任。賈某認為，出了車禍後，自己吃了那麼多葯，肯定會對胎兒的健康有影響。某中級法院法庭科學技術研究所法醫學鑒定認為，賈某屬十級傷殘，其受傷後服用的復方磺胺異惡唑等葯物對胎兒的生長發育有一定影響，但由於缺乏具體的用葯量及用葯方法、時間，加之人的個體差異等，對胎兒的生長發育的具體影響尚無法確定。由於賈某住院後司機戚某等三人拒付醫療費，賈不得不出院。賈某在生下小孩後，與對方多次協商無效後，向法院起訴，請求三名被告賠償其醫療費、傷殘補助費及對胎兒的傷害費等，共計20萬元。
「點評」對於胎兒的人格利益保護問題，並不是一個理論上的新問題，也不是一個試探性的民法措施，而是一個已經成熟了的民法制度，各國民法基本上都是有規定的。本案的典型意義，就在於在實踐中第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正式提起了訴訟程序。對於胎兒的人格利益的保護規則是：第一，胎兒在母體中受到損害，在其出生之後損害確定之時，產生損害賠償請求權，可以行使。第二，胎兒出生後死亡的，由其繼承人取得損害賠償請求權。第三，出生時就是死體的，損害的是母親的身體或者健康，由母親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這是保護人格權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三個基本規則也是極為重要的保護措施，在民法人格權法編中必須規定，不然只規定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護，不保護自然人出生前這個時期的人格利益，在制度上不平衡，同時對人格利益的保護也不均衡。至於本案，由於胎兒出生之後是不是已經受到了損害，尚沒有得到證實，因此還無法確定賠償的問題。

5. 我國名譽權規定要保護死者及其幾代嫡系親屬的名譽權

「我國司法解釋關於死者近親屬有權對死者名譽損害起訴的規定，實質上是把死者名譽視為死者近親屬的一種合法利益加以保護的。同時在程序上也解決了象施利聆案那樣死者繼承人所主張的並不是自己的權利的困難。」
公民有「已故親屬名譽權」。請注意這一權利同「已故親屬的名譽權」之間的區別。前者的權利主體是活著的人，是說公民有權擁有名譽好的已故親屬。後者的權利主體是死去的人，是說死去的人有權擁有好的名譽。
「已故親屬名譽權」的具體內涵是什麼，為什麼要保護它呢？魏永征解釋說：「我國司法界和學術界普遍認為死者名譽應予保護。死者名譽實際上是指死者生前的名譽，亦即對死者生前行為表現的社會評價。如果死者名譽可以被任意詆毀而不受到任何制裁，這不僅對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於宏揚社會正氣、維護安定團結。死者名譽遭到不法損害，受到不利影響的首先是他的近親屬，他們會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創傷，還可能受到社會的非議、歧視和疏遠，以至喪失某些本應得到的利益。
這意思就是說，既然死人不能有權利，活人又不能繼承那權利，那就把它說成是活人本來就有的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３年《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五條確認了先人具有名譽權。最高人民法院曾在１９８９年《關於死亡人的名譽權應受法律保護的函》中指出，「吉文貞

6. 誰知道荷花女案件的經過

吉文貞，1925年6月出生在上海一個曲藝之家，自幼隨父學藝演唱，從1940年起在天津登台演出，曾紅極一時，1944年病故。

1985年起，魏錫林擬以吉文貞為原型人物創作小說。創作中，魏錫林曾幾次尋訪了陳秀琴（吉文貞之母）、吉文利（吉文貞之弟），了解吉文貞生平及其從藝情況，並索要了其生前照片。1987年初，這部由魏錫林自行創作，總計約11萬字的小說《荷花女》完稿，並被投稿於《今晚報》。

《今晚報》副刊自1987年4月18日至同年6月12日對小說配插圖進行連載，每日一篇，共計56篇。小說在內容中使用了吉文貞的真實姓名和藝名，內容除部分寫實外，還虛構了部分有關生活作風、道德品質的情節。

在小說連載過程中，陳秀琴及其親屬以小說損害了吉文貞的名譽為由，先後兩次找到報社要求停載。《今晚報》社以報紙要對廣大讀者負責為由拒絕，並在同年8月召開的小說筆會上授予該小說榮譽獎。

1987年6月，陳秀琴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以魏錫林未經其同意在創作發表的小說《荷花女》中故意歪曲並捏造事實，侵害了已故藝人吉文貞和自己的名譽權，《今晚報》未盡審查義務致使損害擴大為由，提起訴訟，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賠償損失。

魏錫林認為，小說《荷花女》雖然虛構了部分情節，但並沒有降低「荷花女」本人形象，反而使其形象得到了提高；另「荷花女」本人已死，陳秀琴不是正當原告，無權起訴，並提起反訴。《今晚報》社認為，報社按照「文責自負」的原則，不負有核實文學作品內容是否真實的義務。

天津中院在近兩年的審理期間，走訪了天津曲藝團、中國作家協會權益保障委員會等地，查證了當年鄰居、作家、曲藝演員、觀眾等17個證人，參照文化部頒發的《圖書、期刊版權保護試行條例》第十一條「關於作者死亡後，其署名等權利受到侵犯時，

由作者的合法繼承人保護其不受侵犯」的規定精神，認定公民死亡後，雖然喪失了權利能力，但其生前享有的名譽權利仍受法律保護。損害死者名譽的同時，也會使其在世親屬的名譽受到損害。

因此公民死亡後，其名譽權受到侵害時，有直接利害關系的親屬有權提起訴訟，故「荷花女」之母陳秀琴有權提起訴訟。魏錫林所著《荷花女》體裁雖為小說，但作者使用了吉文貞和陳秀琴的真實姓名，

其中虛構了有損吉文貞和陳秀琴名譽的一些情節，其行為侵害了吉文貞和陳秀琴的名譽權，應承擔民事責任；《今晚報》社對使用真實姓名的小說《荷花女》未作認真審查即予登載，致使損害吉文貞和陳秀琴名譽的不良影響擴散，也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判決結果

天津中院判令，魏錫林和《今晚報》社分別在《今晚報》上連續三天刊登道歉聲明，為吉文貞、陳秀琴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並各賠償陳秀琴400元。同時魏錫林停止侵害，其所著小說《荷花女》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復印、出版發行。

《今晚報》社、魏錫林不服，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天津高院在認定天津中院判決合法的基礎上，主持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參考資料來源：人名法院報-陳秀琴訴魏錫林、《今晚報》社 名譽權糾紛案

7. 誰有「荷花女」案件的判決書

（一）判令被告魏錫林在《今晚報》或其他報刊連續三天發表聲明，為死者吉文貞恢復名譽，向原告陳秀琴賠禮道歉；判令被告《今晚報》刊登原告所寫介紹吉文貞的生平文章，並在文前加編者按，對原告賠禮道歉。如二被告拒絕執行，由人民法院在其他報刊刊登與上述內容相同或判決書主要內容的公告，其費用由二被告分擔。

（二）判令被告賠償原告陳秀琴因治病等受到的實際損失170餘元。至於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而要求經濟賠償的數額，按照我院第四次民事業務研討會紀要提出的標准確定400元，總計約600元，由二被告按其責任大小分擔。

（三）判令被告魏錫林所著《荷花女》一書今後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復印、出版發行。

（四）《今晚報》社在1987年8月授予魏錫林創作《荷花女》一書所得的榮譽獎證書由人民法院予以收繳。

（五）關於作者魏錫林所得稿酬，一種意見是應按非法所得予以收繳；另一種意見認為可以不管。我們傾向於後一種意見。

（六）訴訟費20元由二被告各負擔10元。

8. 臉部受傷，留下一個疤，能要求多少精神損害賠償

一般應該在200到500左右不等
因為你的意外損失不是很大` 所以我說的可能還多了` 看實際情況了

9. 關於民法的一個問題：名譽權也包括榮譽權嗎

不包括。
1.名譽，是指社會上人們對於公民或法人的品德、才幹、聲望、信譽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綜合評價。名譽權是人格權的一種。這些被維護的名譽是指具有人格尊嚴的名聲，是人格的重要內容，受法律的保護。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所謂名譽，從字義上解釋，就是指公民、法人的名望聲譽。也就是說，一個公民、一個法人的品德、才幹、信譽等在社會中所獲得的社會評價。名譽權是指公民或法人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所獲得的社會評價即自己的名譽，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名譽直接關繫到公民、法人的人格尊嚴，它是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乃至其它社會活動的基本條件。法人的名譽表示社會的信譽，這種信譽是法人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在它的整個活動中逐步形成的，特別是企業法人的名譽，反映了社會對它在生產經營等方面表現的總的評價。法人的名譽往往對其生產經營和經濟效益發生重大的影響，名譽權是民事主體的一項重要的人身權利。因此，除了我國憲法、刑法和一些行政法規很重視這項權利的保護之外，民法通則第101條在確認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的同時，又以禁止性法律規范規定了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名譽侵權的形式
名譽侵權主要有下列幾種方式：侮辱，誹謗，泄露他人隱私等。
侮辱：是指用語言（包括書面和口頭）或行動，公然損害他人人格、毀壞他人名譽的行為。如用大字報、小字報、漫畫或極其下流，骯臟的語言等形式辱罵、嘲諷他人、使他人的心靈蒙受恥辱等。
誹謗：是指捏造並散布某些虛假的事實，破壞他人名譽的行為。如毫無根據或捕風捉影地捏造他人作風不好，並四處張揚、損壞他人名譽，使他人精神受到很大痛苦。
侮辱、誹謗是常見的名譽侵權行為，民法通則101條明令禁止用侮辱、誹謗的方式損害他人名譽。對法人名譽的侵害，主要表現在散布有損法人名譽的虛假消息，如虛構某種事實，誣說某工廠的產品質量如何低劣，以圖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搞垮對方等等，這些都是侵害法人名譽權的侵權行為。
1986年4月1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嚴格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榮譽權，禁止非法剝奪公民、法人的榮譽稱號。
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
1999年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人民法院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責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2.榮譽權，是指公民、法人所享有的，因自己的突出貢獻或特殊勞動成果而獲得的光榮稱號或其他榮譽的權利。
3.
名譽權和榮譽權都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保護的人身權的重要內容。也是藝術家和文藝工作者被屢屢侵犯的合法權益。尤其是涉及文化名人的各類名譽權官司，更頻繁見諸報端。《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第102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榮譽權，禁止非法剝奪公民、法人的榮譽稱號。」可見，名譽權和榮譽權是一對既相區別又密切聯系的法律概念。兩者之間存在如下聯系:

相似點
第一，保護客體具有內在的相通性。名譽權和榮譽權保護的客體分別是民事主體的名譽、榮譽。名譽是指社會公眾對自然人、法人的品德、才幹、生活作風、信譽等方面的一般的、總體性的評價。榮譽則是因特定主體的突出貢獻或特殊勞動成果而由政府、社會組織授予的一種贊美稱號，如某人被評為最佳男主角，以及某人的長篇小說獲茅盾文學獎等。可見，榮譽和名譽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把榮譽視為名譽的一種特殊形式。
第二，不是財產權但都與財產權相關。名譽權和榮譽權屬於人身權中的人格權，它們都與特定的人身不可分離而且沒有直接的財產內容。但是，它們又可以與一定的財產權發生關聯。如果公民的名譽權和榮譽權受到侵害，他可以要求賠償由此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以及一定的精神損害金。

不同點
但是，名譽權與榮譽權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
第一，權利主體不同。名譽權的權利主體是所有的民事主體，任何自然人、法人都享有名譽權，具有普遍性。而榮譽權的主體則不是所有的民事主體，而是依據是否獲得榮譽的事實而定，因而有的民事主體享有榮譽權，有的則不享有，它具有專屬性。
第二，取得和喪失權利的方式不同。公民自從出生時起、法人自其成立時起就開始對自己的名譽依法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而榮譽權並不是公民一出生便能享有的權利，而必須是有了突出貢獻被有關組織授予某種稱號以後才能產生的一項權利。如果公民的榮譽稱號被合法取消或剝奪，其榮譽權也就喪失了，但名譽權不會喪失。需要說明的是，公民的名譽權和榮譽權並不一定隨著公民的死亡而必然喪失。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死者名譽權是可以得到保護的。最先提出此要求的是天津已故藝人荷花女的母親，她於1987年起訴小說《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說的《今晚報》損害其女兒的名譽權，法院的判決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作出肯定性回答。近幾年來,這方面的案件不斷出現，不久前由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結的楊子榮名譽權案也是如此，楊子榮的養子楊克武因電視劇《林海雪原》起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話劇團，認為被告在電視劇中虛構了不少情節，嚴重侵犯了英雄楊子榮的名譽權。3月15日，法院裁定駁回了楊克武的訴求，原因並不是法律不保護死者的名譽權，而是因為法院認定楊克武與楊子榮的收養關系不成立，不是適格的原告。
第三，侵權方式不同。侵害名譽權是以侮辱、誹謗、報道失實、公布他人隱私等行為損害他人名譽，侵害榮譽權的主要方式是非法剝奪他人的榮譽稱號。具體而言，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侵害名譽權的主要方式主要體現為誹謗、侮辱、新聞報道失實。例如，去年，歌手韋唯為《韋唯的燃情歲月》一文起訴一家畫報社及作者王學仁侵犯名譽權，原因主要是某畫報未經同意連載了名為《韋唯的燃情歲月》的文章，文章內容主要描述她個人情感生活方面不願讓人知曉的情況等。如果批評文章反映的問題雖然基本屬實，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或者基本內容失實的，都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文學作品使用素材不當也有可能構成此類侵權。創作文學作品時，故意用小說等文學作品侵害他人名譽權的，為誹謗。作者使用素材不當，損害生活原型人的名譽權的，構成侵害名譽權。
在實踐中，因名譽權糾紛產生的案件眾多，而榮譽權的訴訟相當少見，原因就是名譽權具有普遍性，侵權方式具有多樣性，而榮譽權具有專屬性，法律明文規定的侵權方式只有剝奪他人榮譽稱號這一種。像2002年於洪東訴今日中國出版社一案被稱為「全國首例榮譽權官司」，於洪東因曾在珍寶島保衛戰表現突出被榮記一等功並多次受國家領導人接見，可是,今日中國出版社在一本標明「戰況紀實、歷史寫真」字樣的書中卻張冠李戴，將於洪東的事跡全寫到戰友馮某頭上，侵害了原告的榮譽權。

10. 大討論死去的人具有名譽權嗎

一、死者有沒有名譽權？

第一種解釋是，死者有名譽權。這種意見始見於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對天津已故藝人荷花女名譽案的批復：「荷花女死亡後，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其母有權向法院起訴」。[iii]其後，最高法院於1990年對海燈名譽案的批復中重申這一意見：「海燈死亡後，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作為養子，范應蓮有權向法院起訴」。[iv]

這兒所說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1條:「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和第120條：「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v]

但是，名譽權是一種民事權利。而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須是被侵權者本人。別人（如親屬、律師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權下代辦有關訴訟事務，但任何人都不能未經授權而以被侵權人的名義提起訴訟。在有關死者名譽權的訴訟中，權利的主體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訴訟，也不可能授權。最高法院把提起訴訟的權利交給死者親屬，就形成學者魏永征所說的「（原告）所主張的並不是自己的權利」[vi]的狀況，違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須是被侵權人本人」的原則。

其實，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權利義務也就隨之消失。這一點在《民法通則》第9條中規定得很清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第9條對公民（自然人）的定義適用於《民法通則》中所規定的所有權利義務，當然也適用於第101條和120條所保護的名譽權。[vii]

換言之，《民法通則》並未保護已故公民的名譽權。最高法院兩個批復中關於死者有名譽權的意見於法無據。

從常理、邏輯上講，把權利、義務的終點定在死亡之時是很有道理的。人死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納稅、服兵役的義務或其他任何義務了。同樣，人死了也不可能再享受選舉、婚姻、勞動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權利了。把名譽權單列出來允許死者保留，似乎名譽權是一種與別的權利義務都不同的「權後之權，」於常理、邏輯上都說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條中不再談保護「死者的名譽權」，而代之以「死者的名譽」。[viii]按照魏永征的說法，刪掉這「權」字，是因為最高法院已意識到主張死者有名譽權於理於法不合。[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