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刑法上的條件說因果關系問題，請說明為什麼詳細一點兒
不是。幾率太小，與客觀規律不符。
因果關系是哲學上的一個重要范疇，它是指一種現象在一定的條件下引起另一種現象，引起其他現象的現象是原因，被引起的現象是結果。不過，因果關系的本身並不包括原因和結果，而只包含二者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
刑法上研究的因果關系，是指人的危害行為同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研究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因為，罪責自負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一個人對某種危害結果有無罪責，決定條件之一就是他的行為與該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因此，當危害結果發生時，要使某人對該結果負責任，就必須查明他所實施的行為與該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換言之，查明某人的行為同危害結果有無因果關系，是正確認定犯罪、解決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
研究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注意以下一些基本觀點和基本問題。
一、因果關系的客觀性
因果關系作為客觀現象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因果關系的有無只能根據現象之間的客觀聯系進行判斷，不能以行為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導致某種危害結果而否定它的存在，也不能因為其假設存在而存在。比如，行為人輕傷被害人，但碰巧被害人為血友病患者，致使其流血不止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以行為人不知被害人是血友病患者，認為其行為不會導致被害人死亡而否定輕傷行為與死亡結果的因果關系的存在。因此，那種認為只有在罪過支配下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二、因果關系的相對性
辯證唯物主義科學的說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鎖鏈」，一現象是某一現象的結果，其本身又可以是另一現象的原因，換言之，原因和結果的區別在現象普遍聯系的整個鏈條中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因此，要確定哪個是原因哪個是結果，必須把其中的一對現象從普遍聯系中抽出來，孤立的考察它們，也就是說，只有抓住整個鏈條中的某一特定環節，才能具體的考察這一對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即誰為原因，誰為結果。至於哪一對現象需要抽出被研究，則要取決於研究的目的和對象。因為刑法中研究因果關系的目的，是要解決行為人對所發生的危害結果應否負刑事責任的問題，所以此處所研究的因果關系，只能是人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因此，合法行為、自然力作用等及其所引起的某種結果並不屬於刑法中因果關系的范疇。
三、因果關系的時間序列性
因果關系的時間序列性，是指從發生的時間上看，原因在前，結果在後，結果不可能在原因之前存在。因此，作為原因的危害行為的實施，必定先於作為結果的危害結果的出現。這告訴我們，只能在危害結果發生之前的危害行為中去找原因。如果某人的行為是在危害結果發生之後實施的，該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顯然沒有因果關系。比如，甲在睡眠中突發心臟病死於床上，行為人意圖殺甲，看到甲躺在床上，以為其在熟睡，用槍向其射擊。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行為人的殺害行為是在甲的死亡結果發生之後實施的，因而二者之間不可能有因果關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凡是先於危害結果發生的行為，都是引起該結果的原因；在結果之前的行為只有引起和決定該結果的發生，才是該結果發生的原因。比如，行為人向被害人實施敲詐勒索行為，但行為人並不是出於畏懼心理，而是基於憐憫之心提供財物，則敲詐勒索行為與被害人提供財物之間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四、因果關系的條件性和具體性
人的行為不可能超時空而孤立存在和發展；人的行為引起某種危害結果，總是同當時的具體時間、地點以及其他各種條件相結合、相互作用的過程。一種行為在一般情況下可能不會造成某種危害結果，但在具體的環境中、特定條件下，就可能造成某種危害結果。因此，考察某人的行為同某種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決不可能脫離案件的各種具體條件孤立的看行為本身，而應全面考慮危害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條件等具體情況，否則，難以正確判明因果關系。比如，行為人與被害人產生爭執，向被害人胸部打了一拳，致使被害人的心臟病發作，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遇交通堵塞而不治身亡。在這一案例中，在一般情況下一拳是不會致人死亡的，但恰巧被害人有心臟病，而且又沒能及時送往醫院，否則被害人是可以得救的。但並不能因此否定行為人的擊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行為人的行為正是在被害人具有心臟病和交通堵塞等具體條件下，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在全面分析對於結果發生的諸因素時，要注意把原因與條件嚴格區分開來。原因是引起結果諸因素中的決定性因素，而條件雖然對結果的發生起著一定的作用，但它只是圍繞原因對結果起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非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原因與結果同等看待，否則，將會擴大刑事責任的客觀依據。
五、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與哲學上的因果關系一樣都具有復雜性與多樣性。這種復雜性和多樣性主要表現為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一因多果，指得是一個危害行為同時引起多種結果的情況。比如，行為人破壞公共汽車，致其傾覆，導致多人傷亡，又如，行為人搶劫被害人，並致其死亡。在一行為引起多種結果的情況下，要分析主要結果與次要結果、直接結果與間接結果，以便正確定罪量刑。多因一果，指得是多個原因導致某一危害結果發生的情況。比如，在共同犯罪中，每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是造成危害結果的原因。又如，在責任事故類的過失犯罪中，事故的發生通常涉及到許多人的過失，而且還是主客觀原因交織在一起。在多行為導致某一危害結果發生的情況下，應該區別原因的程度，分清什麼是主要原因，什麼是次要原因。這是因為這些原因在導致危害結果發生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相應的，危害程度也有差別。通過分清主次原因，使各行為人承擔各自的刑事責任。
六、因果關系的必然聯系和偶然聯系問題
在現實中，因果關系一般表現為一對現象之間存在著內在 的、必然的、合乎規律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這種聯系稱為必然因果關系，它是因果關系基本的和主要的表現形式。但是自然和社會現象十分復雜，因果關系的表現也不例外，從因果性和規律性的相互關系的觀點來看，因果關系可能是一般的和必然的，也就是可能具有規律的意義，但也可能既不是一般的聯系，也不是必然的聯系，而只是單一的和偶然的聯系。這種單一的和偶然的聯系，又被稱為偶然因果聯系，指得是某種行為本身並不包含產生某種危害結果的必然性，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偶然又有其他原因加入其中，即偶然地同另一原因的展開過程相交錯，由後來介入的這一原因合乎規律地引起了這種危害結果的情況。
偶然因果關系通常對量刑具有一定的意義。比如，行為人搶劫被害人，被害人逃跑。在橫穿馬路時，被害人由於慌亂被正常行駛的汽車軋死。在這個案例中，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存在著偶然的因果關系，因此行為人不僅對搶劫犯罪承擔刑事責任，而且對被害人的死亡也須負責任。當然，這種責任並不是殺人罪的刑事責任，而是在對搶劫罪進行量刑時體現出來。偶然因果關系有時對定罪與否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行為人以限制自由的方法強迫被害人在其作坊中勞動。被害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尋機逃出作坊，行為人發現後在持棍棒追趕。被害人慌不擇路，失足落入路邊溝里，頭碰石頭，造成重傷。在這一案例中，如果行為人僅有強迫他人勞動的行為，由於尚未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因此只是一般違法行為。但是，現在發生了被害人重傷的結果，而且行為人的強迫勞動行為與此結果之間具有偶然的因果關系，據此可以認定行為人的強迫勞動的行為已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按照刑法的有關規定，構成強迫職工勞動罪。
七、不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
不作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一個在刑法理論上頗有爭議的問題。有觀點認為，不作為沒有行為，從物理上說是無，無不能生有，因而不作為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在客觀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果關系，而只是法律上擬制的因果關系。我們認為，解決不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必須像解決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一樣，堅持因果關系的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不能用物理學的機械作用的觀點，而應當用社會的觀點來解釋為什麼不作為具有原因力。不作為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法律擬制的。不作為與作為是行為的兩種表現方式，都是處在客觀事物的普遍聯系之中。因此，不論是作為或是不作為，都不可能不在現象的普遍聯系中既是其他現象產生的結果，同時又是產生另一現象的原因。在不作為的情況下，行為人具有實施某種行為以防止或阻止危害結果的發生的特定義務，但卻沒有實施該種行為，以致危害結果發生，如果行為人履行特定的義務，危害結果便不會發生，因此，行為人的不作為是危害結果發生的原因。比如，行為人是鐵路扳道工，負有按時扳道的職責，但行為人能履行這一職責卻未履行，以致火車出軌，造成人員傷亡。在這一案例中，負有按時扳道義務的行為人的不作為行為，在客觀上引起了火車出軌、人員傷亡的危害結果。當然，不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與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在結構上存在不同。不作為只有通過與行為人的先行行為、他人行為或自然事實等因素結合才能引起危害結果的發生。
八、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
研究和確定某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有無因果關系，對於解決這一行為人對於該危害結果應否負刑事責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根據我國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如果行為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那麼其當然不對該結果負刑事責任。當然，這並不是說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行為人就須對此負刑事責任。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成是主客觀諸要件的統一，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才能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為了解決已經發生的危害行為是由誰的行為造成這一問題，因此只是確立了行為人對特定危害結果負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並不等於解決了其刑事責任問題。要使行為人對危害結果負刑事責任，還必須具備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否則，即使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仍不能構成犯罪和使其負刑事責任。
㈡ 因果關系裡面的條件說是什麼
因果關系認定：「條件說」
行為與結果之間有怎樣的聯系就認為有因果關系？一般採取「條件關系」說，即如果沒有前者A行為就不會發生後者B結果，那麼A是B的原因。
例：甲與患有腦動脈瘤的乙因口角發生撕扯，甲把乙頭部用力夾於腋下，乙用力掙扎幾下後腦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甲的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有條件關系（如果甲不夾乙腦袋，乙就不會用力掙扎，當時不至於腦血管破裂死亡），認定有因果關系。關於甲對此結果的責任，還需考慮其主觀有沒有故意、過失才能最終決定。本案甲的行為與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不相當，不擔故意罪責，若認定有過失，可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
㈢ 侵權責任中因果關系的認定
因果關系是構成侵權的基礎要件，因果關系不成立，就不能要求行為人對損害後果承擔版侵權責任。因權果關系的學說有必然因果關系說和相當因果關系學說，目前，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因果關系判斷理論採取的是相當因果關系學說，成立相當因果關系，即有因果關系。那麼，相當因果關系如何判斷呢？根據相當因果關系學說，只要法官依照一般社會見解判斷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行為通常能夠引起損害的發生，即可認定有因果關系。相當因果關系的判斷公式為：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是為有因果關系。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系。故，可以將相當因果關系理解為實際上通過「通常不發生」對條件因果關系的限縮，通過「通常發生」（通常）對必然因果關系的擴張。
㈣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㈤ 違約責任說和侵權責任說出自哪裡
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都屬民事責任
1、侵權責任一般採取過錯責任原則，在法律有特殊規定的情況下，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若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而當事雙方又無過錯，依公平觀念，也可採取公平責任原則。違約責任一般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採取過錯責任原則。
2、侵權責任，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因其適用的歸責原則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定要有損害後果的存在，無損害無侵權。在違約責任中，損害後果不一定是承擔責任的要件，如定金罰則。
3、在侵權責任中，一般侵權行為的受害人，有義務就加害人是否有過錯負舉證責任。而在違約責任中，違約方只有證明具有法定或約定的免責事由時才能免責。
4、在侵權責任中，免責條件只能是法定的。在違約責任中，除了法定的免責條件外，合同當事人還可以事先約定不承擔民事責任的情況，但當事人不得預先約定免除故意或重大過失的責任。
5、侵權責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償損失等。侵權責任既包括財產責任，也包括非財產責任。違約責任的形式主要有強制實際履行、支付違約金、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主要是財產責任。 6、在侵權責任中，損害賠償的范圍不限於財產損害，而且包括人身損害及其他損害。在違約責任中，損害賠償的范圍限於財產損害。
㈥ 試述我國侵權責任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採取怎樣的判斷標准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的相關學說
（一）條件說
條件說又稱等值說，該說認為所以引起結果發生的原因都是損害結果的原因，因而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行為都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條件說的優勢在於它使用起來比較容易，按照該學說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較容易發現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學者們對條件說的批判也很多，認為其缺點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它把所有的條件都同等看待，沒有區分不同條件之間的不同作用，這樣在共同侵權的案件中便不能確定各侵權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和范圍。
第二，該學說認為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因素皆為損害發生的原因，這就將許多無關緊要的因素牽扯進來從而擴大了責任主體的范圍，造成真正有責任行為人的難以確定。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很多學者認為條件說在認定因果關繫上缺乏靈活性，在稍微復雜的因果關系認定中往往出現不合理的認定結果。因此，現在僅在一些簡單的案件中適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學說之外。
（二）原因說
原因說認為導致損害事實發生的眾多條件中並非所有的條件都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只有那些對損害結果在時間、空間上距離最近，或對損害結果的發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損害發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為人承擔責任。
該說在理論上把對損害結果作用不同的條件區分開來，單從理論上來看有其進步性。但是該說也產生了兩個新的問題：
第一，原因說只提出要把條件跟原因區分開，但是其並沒有明確說明該如何將兩者區分開，只是給了一個主觀、相當寬泛的標准，但在司法實踐中，損害發生的條件往往錯綜復雜，對損害結果的作用難分輕重，所以原因說在審判實務中適用的難度會很大。
第二，原因說把眾多條件中所謂的「原因」認定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唯一具有因果關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條件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在事實上可能造成當不能認定「原因」時，所有條件都與損害的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從而受害者無法獲得賠償的不合理情況發生。
（三）法規目的說
法規目的說認為，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應以法規的目的來決定。行為人就其行為所引發的損害是否應承擔責任，基本上是法律問題，依照法律規定來確定，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法規目的說在解決一些與立法目的相牽連的案件的時候，能夠發揮比其他學說更為明顯的優勢。但是法規目的說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權利都被法規目的所包括，也並不是所有的侵權行為都有法律來規制。依照法規目的說，在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發生的時候，權利的保護就毫無希望可言。並且以法規目的來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事實上會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權人在法規目的的掩蓋下逃避法律責任。例如，如果侵權人知道某一法條是為保護某一權益而設的，那麼他就可能將受害人的其它權益置於該法條規定的情形之下，從而使得該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從實踐中看，法規目的說對因果關系解決也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法規的目的在法律條文中並沒有直接的規定，而法規目的說卻舍棄了因果關系認定的標准，直接以法規的內容與目的來衡量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關系，這樣就缺乏明確的標准，最終仍然由法官來判斷法規的目的，使法官成為了法律的解釋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蓋然因果關系說
蓋然因果關系說發源於日本，是因果關系證明的一種方式。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理論。蓋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對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關系證明．應該只要就因果關系的存在表示出相當程度的蓋然性程度即為充分，所以，應當將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受害人轉換到加害人身上。有學者將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的理論要點歸結為：第一，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形式上仍為原告承擔；第二，證明責任在實質上進行轉換，即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因果關系的不存在。因果關系就應該被肯定；第三，「蓋然性證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確的領域。但尚未到達證明的程度的舉證。」從價值方面分析，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減輕了被害人的證明負擔，有利於社會弱者利益的保護。[7]
（五）相當因果關系說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系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知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即有因果關系。馮·克里斯認為，只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原因和結果之間才有因果關系：(1)它必須是損害的必要條件；(2)它必須在相當量方面增加損害的客觀可能性。由此可知，並非引起某個事件的每個條件都是原因，只有使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況下會導致某種結果發生的條件才是該結果的原因，才會承擔責任；如果該條件在一極其特殊的，或者極可能小的情況下導致了結果的發生，並且該條件是一種事物在一般進程中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則該條件不屬於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台灣著名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以行為時存在而可為條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別情事中，於行為時依吾人知識經驗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對於其結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一般的有發生同種結果的可能，其條件與結果為有相當因果關系」。換言之，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依行為時的一般社會經驗和知識水平作為判斷標准認為該行為有引起該損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而在實際上該行為又確實引起了該損害結果，則該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關系。
大陸法系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德國，是大陸法系在侵權法因果關系認定中適用最廣泛的理論。作為大陸法系的通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因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價值，所以在其產生的一百多年裡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將「條件判斷」和「相當性判斷」有機結合了起來。合理的確定了責任的范圍。相當因果關系的構造可分為「條件關系」和「相當性」兩個組成部分。其要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首先確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條件，而後再藉助一般社會經驗對這些條件進行判斷，進而斷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原因，確定損害賠償的責任范圍，從而避免了單純採取條件說所造成的因果循環，牽連范圍過寬，一概而論使每一個有牽連的加害人均承擔責任的責任范圍過寬現象的發生。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將「可能性」納入判斷因果關系中，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因為「可能性」判斷一般取決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驗與見識，所以在依據相當因果關系說判斷某侵害行為是否為某損害後果的原因時，並不要求受害人對因果關系的證明達到精確和絕對的地步，只需證明該侵權行為依一般社會經驗極大的增加了損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則極大地減輕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突出表現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在該類案件中一般採用「蓋然性」的方法確定原因和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例如，某化工廠污染了某居民區的水源。該居民區大部分居民喝了該水之後均呈現出不同輕重的中毒情況，則該居民區居民只需證明該化工廠侵權的「極大蓋然性」即可，而無須親自證明該蓋然性已經達到了確定性的程度。
雖然相當因果關系說已逐漸被大陸法系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相當因果關系說亦有其固有的理論缺陷：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易造成使用的差異性。由於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為人對極大增加損害結果的可能性理論並不能提出精確的認定標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國家或同一地區，同樣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其判決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時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可能會出現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認定因果關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現象的出現。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缺少必要的法律價值取向。美國著名的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認為「價值判斷在司法過程中會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價值判斷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於它們被整合進了作為判斷客觀淵源的憲法規定、法規以及其他種類的規范中。」由此可見，價值無論在司法實踐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當因果關系說藉助數學及社會統計學理論對因果關系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是科學的。可是侵權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畢竟是法律問題，而法律問題的解決就必須注意到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取向，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對此並未做出明確的規定。
其三，相當因果關系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並不能對社會中發生的所有的侵權案件判斷其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並且有些案件並不適宜採納相當因果關系說，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權案件。
其四，相當因果關系說對所謂的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在理論上有混淆「過錯」判斷的嫌疑。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所謂的相當性表現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預見到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條件關系，不論行為人是否能預見，都認為存在因果關系；凡是為一般人所不能預見但是行為人能預見的，也認為存在因果關系。」這實際上就是對當事人的「過錯」的判斷。一般人所能預見，而行為人卻沒有預見，此為行為人之「過失」；一般人不能預見，行為人預見了仍然追求損害結果的發生而為之，此為行為人之「故意」，只不過這種故意隱藏得更深，若無有力證據很難證明而已。相當因果關系說把本應當在過錯中進行的法律判斷搬到因果關系的認定中，並稱之為「相當性」的判斷，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忽視了過錯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學者們在討論因果關系的問題時，往往高估了因果關系認定在侵權責任認定中的作用，給人一種「相當因果關系的成立即等於侵權責任成立」的感覺，把過錯放在一邊，這種做法，誠不可取。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認定問題的實質與解決
因果關系的認定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任何一種理論學說，無論其如何科學、如何合理，均無法解決所有侵權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問題。某一理論學說在此類侵權案件中具有應用價值，而在另一類型的侵權案件中則可能無法適用。所以，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問題主要是一個司法問題而不是一個立法問題。因此，如何在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侵權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乃是擺在所有民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在構建侵權責任法因果關系認定規則時，應當堅持司法主義的邏輯進路。不宜在侵權責任法中將因果關系認定問題復雜化。而是應當將主要問題留待司法實踐中去解決．賦予法官在判斷因果關系時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權。
㈦ 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問題。
這位朋友你好！如上模擬案件中需要明晰的是法律中的因果關系究竟應該如何認定的問題。我國因果關系經過必然因果關系說、偶然必然因果關系說、高概率因果關系說、條件說以及事實和法律相區別說的發展，日益豐富。但因果關系理論中最讓人疑惑的兩個問題仍然還需要進行一定的討論。該案件中，張某是為了救小學生而攔住馬，被馬踢傷，然而之所以李某的馬會驚慌失措是因為食品公司在不允許放爆竹的地方燃放爆竹，因此食品公司的行為同張某的損害具有因果關系——雖然李某是馬車所有人並且馬車是在李某的駕駛下撞人，食品公司的責任不因此而得以免除：這就是「行為後由於特殊情況的介入而導致結果發生的場合」中的因果關系認定，也就是本律師剛剛所言的因果關系判斷的兩大難題中的一個。
但實際上，如果食品公司燃放爆竹的地方是可以燃放爆竹的，也不能因此而免除其責任，也就是說這里認定食品公司責任的根本不是其「違法性」——在不允許燃放爆竹的地方燃放爆竹，而是因果關系性——張某的損害同食品公司的燃放爆竹具有因果關系。回答完畢，望採納！
㈧ 侵權要符合四要素條件，請問在哪部法律上，第幾條
侵權責任法。
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是指構成具體侵權行為的、各種作為必要條件的因素。行為人的某一行為只有具備了法律規定的相關要件，才構成侵權行為，行為人才可能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反之，則不構成侵權行為，行為人也不承擔任何民事責任。根據我國立法與司法實踐，本文主要以一般侵權行為為例具體分析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
1、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
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是指在一般情況下，構成侵權行為所必須具備的因素。只有同時具備這些因素，侵權行為才能成立。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為、有損害事實的存在、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四個方面。
（1）加害行為，即行為的違法性
加害行為又稱致害行為，是指行為人做出的致他人的民事權利受到損害的行為。任何一個民事損害事實都與特定的加害行為相聯系，亦即民事損害事實都由特定的加害行為所造成。沒有加害行為，損害就無從發生。從表現形式上看，加害行為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以不作為構成加害行為的，一般以行為人負有特定的義務為前提。
加害行為就是行為具有違法性，侵害他人的民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民事利益的原則上可認定為違法，但有違法阻卻事由的，比如職務授權行為、正當防衛行為、緊急避險行為等，則應排除其違法性。違法情形包括違反法律規定和違背社會公序良俗。
（2）損害事實，即具有客觀存在的損害
損害事實，是指因一定的行為或事件對他人的財產或人身造成的不利影響。損害事實既包括財產損失，也包括非財產損失，如人的死亡、人身傷害、精神損害（痛苦、疼痛）等。作為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的損害事實須具備以下特點：損害是侵害合法權益的結果、損害具有可補救性、損害是已經發生的確定的事實。依侵權損害的性質和內容，大致可分為財產損失、人身傷害和精神損害三種。
財產損失，民法理論認為是指一切財產上的不利變動，包括財產的積極減少和消極的不增加，主要是指由於行為人對受害人的財產權利施加侵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既包括積極損失，如人身傷害的費用支出，也包括消極損失，如誤工減少的收入等。
人身傷害，是指由於行為人對受害人的人身施加侵害所造成的人身上的損害。具體包括生命的損害、身體的損害、健康的損害三種情況。同時，對自然人人身的損害往往也會導致其財產的損失，如傷害他人身體致其支付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和誤工減少的收入等。
精神損害，主要是指自然人因人格受損或人身傷害而導致的精神痛苦，當然廣義上還包括法人的商譽損失等。與其他損害不同的是，精神損害具有無形性，難以用金錢來衡量，司法實踐也只是補償責任。
（3）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是指社會現象之間的一種客觀聯系，即一種現象在一定條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種現象的發生，則該種現象為原因，後一種現象為結果，這兩種現象之間的聯系，就稱因果關系。理論上認定因果關系具體有三種方法：根據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來認定；根據事件的客觀性來認定；根據原因現象是結果現象的必要條件規則來認定。
侵權行為只有在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時，才能構成。如果加害人有加害行為，他人也有民事權益受損害的事實，但二者毫不相干，則仍不能構成侵權行為。因此，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是構成一般侵權行為的必要要件。
（4）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
過錯，是行為人對其行為的一種心理狀態。行為人是否有過錯直接關繫到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根據民法原理，過錯分為故意、重大過失和一般過失。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損害他人民事權利的結果而實施行為的，為故意。行為人根據一般人的見識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損害他人的民事權利但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為過失。一般認為一個專業人士違反了普通預見的水平的即構成重大過失。衡量行為人對其作為和不作為是否有主觀故意或過失，應根據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等多種因素綜合進行確定，這也是侵權行為歸責原則應當考慮的因素。
2、特殊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
特殊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是指根據法律的規定，構成侵權行為所必須具備的各個因素，主要包括：損害事實的存在、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等。在特殊侵權行為中，職務侵權行為的發生必須是執行職務中的不當行為，且造成了實際損害，存在因果關系；產品侵害責任、高度危險作業的損害責任、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責任、動物致人損害的責任、監護責任等，根據侵權主體和損害事實的法定關系，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但建築物等致人損害、地面施工緻人損害是根據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實行過錯推定原則。
因此，對於特殊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主要結合侵權主體、損害事實和法律的明確規定，參照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來認定是否構成侵權行為以及侵權責任承擔原則。
三、侵權行為的分類與歸責原則
根據侵權行為的過錯要求、構成要件和歸責原則等，侵權行為一般分為以下幾類：
1、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這是侵權行為的最基本分類。
一般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因為過錯而實施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和侵權責任一般構成要件以認定的侵權行為；特殊侵權行為，是指基於法律的特別規定，而不以行為人具有主觀過錯、適用無過錯原則或過錯推定原則歸責的侵權行為。
2、單獨侵權行為和共同侵權行為
這種分類是根據侵權行為人的人數多少劃分的侵權行為類型，一人即為單獨行為。
3、積極侵權行為與消極侵權行為
這種分類是基於行為的主觀行為所作的分類，行為人以作為形式造成的侵權就是積極侵權行為，而行為人的無意識行為或者默示不作為造成的侵權就是消極侵權行為。
根據民法原理，民事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有三個原則：即：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
1、過錯責任原則，是指以行為人的過錯為承擔民事責任要件的歸責原則，《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了一般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確立了該原則作為我國侵權法一般歸責原則的地位。過錯推定是在某些行為人的過錯無法判明或者法律另有規定的情況下所適用的過錯責任原則的一種變通方式，它根據損害事實的發生推定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除非行為人能夠證明自己無過錯方可免責，我國《民法通則》第125-126條關於地面施工緻人損害、建築物等致人損害的規定就是採用了過錯推定原則。
2、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不以行為人過錯的存在判斷行為人應否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該原則的責任范圍通常有限額，僅適用於法律特別規定的情形，在《民法通則》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有明文規定。
3、公平責任原則，是指在法律沒有規定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而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又對受害人顯失公平時，依公平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分配損害承擔的責任原則。因此，適用此原則的前提必然是該侵權行為只能是一般侵權行為，而且加害人的主觀上不能有過錯。對於此歸責原則的適用，在《民法通則》、「民通意見」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也有明確的規定。
因此，根據民事法律規定，對於一般侵權行為，實行過錯責任原則，實行誰主張，誰舉證；在特殊侵權行為中，產品責任、高度危險作業的損害責任、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責任、動物致人損害的責任、監護責任等，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但建築物等致人損害、地面施工緻人損害實行過錯推定原則。對於造成的損害在雙方當事人均無過錯，法律又未規定實行無過錯責任的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平觀念，可適用公平責任原則。
四、侵權行為的免責事由
侵權行為的免責事由，又稱為「免責條件」，是指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而致人損害時，依法可以不承擔民事責任的事由。免責事由一般由法律定，部分事由也可以約定。民法理論上將免責事由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正當理由，包括職務授權行為（依法執行職務）、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自助行為、受害人的同意等；二是外來原因，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的過錯、意外事件等。
五、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
侵權行為人對其不法行為造成他人財產或人身權利損害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就是侵權民事責任。侵權責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㈨ 簡述主觀過錯說與客觀過錯說對一般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影響
主客觀過錯說強調侵權行為的違法性及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只要侵害結版果是權由該行為所致，就可以認定為存在過錯。主觀過錯說強調行為人的侵害行為必須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缺乏故意或過失則不認為存在過錯。因此，這兩種學說對一般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影響在於一個要求具有違法性，一個要求具有主觀過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