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補償糾紛案例

⑴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典型案例

房屋徵收補償應參照就近新建房價
□徵收拆遷典型案例
□ 法制網記者 周斌
面對明顯低於市場價格的補償方案，法院堅決撤銷縣政府的房屋徵收決定，保障了當事人合法權益。雖然判決已過兩年，但北京萬典律師事務所主任王衛洲至今對其代理的孔慶豐訴山東省泗水縣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案仍歷歷在目。
2011年4月6日，泗水縣政府作出決定，對孔慶豐家所在片區實施房屋徵收。孔慶豐認為，該徵收行為違法，在行政復議維持的情況下，將縣政府告上了法庭。
原告提供證據稱，被告張貼的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稿照片上存有明顯雪跡，縣氣象局證明2011年3月1日泗水降雪，因此徵求意見稿實為降雪後張貼，3月21日便結束徵求意見，公告期不足30天，程序違法。
被告則回應說，當年2月有4次降雪，徵求意見稿張貼於2月20日，照片上的雪跡為2月16日的降雪。
法院審理認為，泗水縣當年2月至3月有降雪，僅憑照片上的雪跡和當事人記憶，尚不能證明原告主張。
庭上，被告指出，此次房屋徵收，縣政府進行了社會風險評估，召開了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並提供了舉行聽證會的相關材料及會場照片。
此次徵收涉及900餘戶，由於聽證會沒有廣而告之，導致參加聽證會的人數太少，而且多為企事業單位代表，聽證結果不合理，不公正。原告反駁道。
王衛洲告訴記者，對於此次徵收，原告無法接受的根本原因是補償標准太低。
據介紹，徵收補償方案規定：選擇貨幣補償的，按照該地塊多層產權調換安置房的優惠價格補償。產權調換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補償面積的部分由被徵收人出資，超出10平方米以內的按優惠價結算，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按市場價結算；被徵收主房面積大於安置房面積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優惠價增加300元每平方米的標准給予貨幣補償。
王衛洲回憶說，安置房優惠價為每平方米1300元左右，而當時他們走訪該安置房附近多個新建商品房售樓處了解到，新建商品房價格都在每平方米3500元左右。孔慶豐家面積有四五百平米，不管選擇何種補償方案，都損失很大，根本無法接受。
我國《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規定，對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徵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徵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
法院認為，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徵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對被徵收房屋的補償，應參照就近區位的新建商品房的價格，以被徵收人在房屋被徵收後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不降低為宜。
本案中，優惠價格顯然低於市場價格，對被徵收房屋的補償價格也顯然低於被徵收人的出資購買價格。補償方案對被徵收人顯失公平。法院指出。
最終，法院判決撤銷泗水縣政府作出的房屋徵收決定。案件受理費50元，由泗水縣政府負擔。

⑵ 征地補償案例

相關的案例還是很多的。各個地方因為經濟發展狀況不一，所以征地補償的案例並不一定具有可參考性。

而且： 目前對於公益目的的征地限制更加嚴格，還是了解一下征地方面的法律法規回比較好：

第一： 關於徵收土地的補償，在《土地管理法》中有明確的規定。

《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七條 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

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徵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徵收單位平均每人佔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准，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

徵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准規定。

被徵收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徵收城市郊區的菜地，用地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

依照本條第二款的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

國務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高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准。

第四十八條 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後，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公告，並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

第四十九條 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將徵收土地的補償費用的收支狀況向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公布，接受監督。

禁止侵佔、挪用被徵收土地單位的征地補償費用和其他有關費用。

建議： 現在的征地補償工作都是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的，你們應當密切關注相關的征地工作以及補償安置方案，了解相關的規定，才能更好的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河南 鄭州 曹靜傑律師

⑶ 哪個律師對征地補償類的案例比較專業啊

在篩選律師或律所的時候，可以多看看律師或律所團隊的勝訴案件，案件不同所以辦案的成果也是不同的，具體自己咨詢篩選有意向的律師團隊。

⑷ 房屋拆遷糾紛案例

2016年9月22日上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鄭左民、張景義等12人訴蘭陵縣人民政府撤銷房屋徵收決定案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起普通的行政訴訟竟然吸引了山東省17位副市長、33位省廳機關領導等約200多政府官員前來旁聽，這個案子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這么多領導前來旁聽。

據本案原告方承辦律師王衛洲介紹，本案是一起具有典型意義的房屋案件，2015年8月18日，蘭陵縣人民政府發布《蘭陵縣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公告》（蘭陵政征公告字2015第1號）決定將中興居委片區定為棚戶區並實施房屋徵收，徵收范圍「東至文化路，南至順和路，西至中興路西側和平居委民房，北至會寶路」其徵收范圍包含了原告的房屋和院落，原告認為被上訴人的行為明顯違法，依法應當予以撤銷，於是委託北京萬典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衛洲、夏濤代為提起行政訴訟。

圖為王衛洲律師接受記者采訪

萬典律師代理意見全文如下：

關於彭艷、鄭左民等12人訴蘭陵縣人民政府撤銷房屋徵收決定案件的代理意見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萬典律師事務所接受彭艷、鄭左民、張景義等12人的委託，依法指派王衛洲、夏濤擔任其訴蘭陵縣人民政府關於撤銷房屋徵收決定案件的代理人，經庭前研究案卷、分析案情及法庭調查，我已經比較全面和客觀的掌握了本案的案情，現結合法律法規發表如下代理意見，請予以重視和參考：

第一焦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錯誤。

第一、關於認定事實錯誤的問題

1、一審對於雙方證據採信理由沒有作出陳述。

《法官行為規范》第五十一條普通程序案件的裁判文書對事實認定部分的敘述

（一）表述客觀，邏輯嚴密，用詞准確，避免使用明顯的褒貶詞彙；

（二）准確分析說明各方當事人提交證據採信與否的理由以及被採信的證據能夠證明的事實；

（三）對證明責任、證據的證明力以及證明標准等問題應當進行合理解釋。

一審中，被上訴人的證據疑點重重、在合法性關聯性真實性上都不具備，但是一審竟然採納了被上訴人的所有證據，代理人對於被上訴人的證據上訴人逐項質證，發表並提交了約5000字的質證意見，但一審判決對此沒有作出任何解釋，當然證據證明力、以及能夠證明的事實也沒有作出說明，明顯違反法官行為規范，一審對證據的採信以及對事實的認定是錯誤的。

2、一審認定事實證據不足，事實不清。

首先：一審中關於被上訴人的《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稿》《徵收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情況的公示》《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稿修改情況的公示》《中興居委棚戶區改造工程房屋摸底情況公示》等證據，被上訴人只是提供了文件本身，沒有任何照片或視頻或公證等予以證實這些材料已經張貼、公示，代理人認為文件本身不足以證明這些材料確實已經張貼公告、故被上訴人沒有依法張貼公告，且被上訴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其已經張貼公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34條應當視為沒有證據。

關於被上訴人提交的音像資料，這些資料是在一審開庭當天提交的，上訴人根據行政訴訟法認為其超過舉證期限，不予質證，該證據也沒有進行播放和質證，一審竟然採納，我認為違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五條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經庭審質證。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的規定。

其次：一審在「本院認為」部分，對「事實認定」做了擴大。

一審「事實認定」部分並沒有認定被上訴人房屋徵收符合「專項規劃」，以及「對被徵收房屋及房屋附屬物進行調查登記，調查登記的范圍包含已確權和未確權的房屋和附屬物，並且被告已經將該調查結果予以公示「，因為被上訴人是沒有證據的，但本院認為部分卻對未查明事實作出認定，明顯錯誤。

第二、一審適用法律錯誤的問題

一審根據（魯政字【1997】97號）批復及《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使用權的若干規定》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規定，以戶口農轉非為由認定涉案土地屬於國有土地。

但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土資源部作出關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的解釋意見（國法函[2005]36號文）內容如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根據《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三十一條的規定，經國務院批准，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作如下解釋： 一、該項規定，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被依法徵收後，其成員隨土地徵收已經全部轉為城鎮居民，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剩餘的少量集體土地可以依法徵收為國家所有。 二、本解釋自公布之日起實施。

可見戶口轉變並不導致集體土地轉為國有，還應當履行徵收的法定程序，本案中蘭陵縣既沒有給農民一分錢補償，又沒有要求農民向政府移交土地，土地仍然屬於集體土地。

《臨沂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暫行規定》已經廢止，該規定與《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相違背，屬於違反上位法。

第二焦點：徵收補償方案及徵求意見是否合法合理

第一、被上訴人徵收補償方案實體內容不合法，不合理。

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徵收補償方案合理合法，但一審判決僅僅從補償方案的制定程序方面進行了形式性的審查，對實體內容沒有進行審查，代理人認為房屋徵收的主要爭議即為徵收補償，徵收補償方案合實體內容、合法性應當作為徵收決定案件重點審查內容，關於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均在媒體發布：徵收補償方案問題「無論是有關徵收決定的訴訟,還是有關補償決定的訴訟,人民法院都要堅持程序審查和實質審查相結合的原則,」，一審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本案中徵收補償方案存在嚴重問題有如下幾點：

1、補償方案違法規定對土地和房屋分開補償、操縱干預評估機構評估，限制被徵收人的應得補償。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四十二條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應當按照相關標准規范，如實出具評估報告。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評估活動和評估結果。

《山東省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被徵收房屋價值中包括房屋裝飾裝修價值以及附屬於該房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價值。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第十四條被徵收房屋價值評估應當考慮被徵收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築結構、新舊程度、建築面積以及佔地面積、土地使用權等影響被徵收房屋價值的因素。

我們都知道，我國法律的一貫原則是「房隨地、地隨房，房屋土地不可分離」，如果房屋離開土地那麼房屋就是磚頭、瓦塊、鋼筋、水泥，僅僅是一些建築材料，不會具有市場正常價值，而被上訴人的徵收補償方案（第（一）項第3、第（三）項第1等條款）規定對於被徵收房屋和土地是將房屋的土地分開補償的，這樣直接導被徵收房屋僅僅能夠補償房屋建築成本價值，而不能獲得市場價值。

這樣的規定顯然違反了《山東省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被徵收房屋價值中包括房屋裝飾裝修價值以及附屬於該房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價值。」的規定；被上訴人做這樣的方案，那麼評估機構也只能按照房地分離的方式進行評估，這顯然干涉評估機構的評估工作，

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第十四條、《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四十二條關於禁止干涉、限制評估機構正常評估的規定。

2、對土地使用權的補償予以限制，被徵收房屋和產權調換房實行不同評估標准。

被上訴人補償方案第五條第（一）項第2規定：「對於房屋建築容積率大於1的土地使用權不予補償，房屋建築面積不足1.0的，宅基地面積減去應補償建築面積部分，按照評估機構評估價格補償。」

這種規定的結果就是，被徵收人的房屋凡是蓋樓房的，其兩層以上的房屋，只能獲得成本價無法獲得市場價，比如你100平方米土地，建築物160平方米，那麼這60平方米被徵收人只能獲得建築成本價格，我們房屋的價值構成為建安成本、土地、區位、增值收益等多種因素構成，那我們被徵收人的補償是不是客觀上減少了很多？

而被上訴人提供的產權調換房，均屬於17層高層樓房，其容積率遠遠大於1，但卻所有建築物都包含土地使用權價值，都是按市場價。

代理人認為，這種對於被徵收房屋和產權調換房實行不同的評估方法，明顯違法，屬於惡意限制被徵收人應當獲得的補償，這樣的方案也干擾了評估機構的正常評估。

3、將停工補助費按照最低標准，不符合被徵收人實際損失情況。

被上訴人補償方案中第八條第四項第1關於停業補助費的規定為按照按照1300元／人／月，這是《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公布全省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確定的臨沂市最低工資標准，而實際上被徵收人中員工工資均在3000元／月以上，政府作此規定限制被徵收人的正常收入，明顯侵害權益，應當根據其實際工資計算。

4、高層公攤的價格問題

《臨沂市房屋徵收補償暫行規定》：「高層安置優惠。原則上安置房屋套內面積不低於被徵收房屋的套內面積，滿足原套內面積所增加的公攤面積按建安成本價計算，再增加的建築面積按市場價計算；套內面積不足部分按貨幣補償價格找回差價。」

建安成本價即重置價，根據臨沂市人民政府臨政辦發[2015]29號文件《臨沂市人民政府關於調整青苗及地上附著物徵收補償標準的通知》，住宅樓的重置價為800-1200元/㎡，本案中，被上訴人的安置房為高層，但公攤部分按照1800元/㎡計算沒有按照成本價格，而上訴人的房屋價格重置價只有400-500元/㎡，這個評估機構顯然是受到了干涉，暗箱操作。

5、部分補償標准由政府規定，違法。

被上訴人補償方案規定：搬遷費由政府定價為8元/㎡，只有特殊設備才可以評估；裝修為60元/㎡或30元/㎡。

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被徵收房屋室內裝飾裝修價值，機器設備、物資等搬遷費用，以及停產停業損失等補償，由徵收當事人協商確定；協商不成的，可以委託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通過評估確定。「的規定。

而對於住改非房屋，最高只能增加20%的補償，且不給停產停業損失，也不合理，停產停業是客觀存在的，應當補償；而房屋增值應當參照增值收益法或市場比較法評估，給予其合理的價值補償。

6、補償方案欠缺重要內容。

被上訴人制定的補償方案欠缺《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

償條例》第十三條要求的被徵收房屋基本情況、產權調換房屋的價值認定等因素，以及產權調換房土地是劃撥土地、出讓土地等與被徵收人利益息息相關的因素。

第二、徵收補償方案沒有依法徵求公眾意見。

1、沒有履行徵求公眾意見的法定程序。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規定：「房屋徵收部門擬定徵收補償方案，報市、縣級人民政府。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對徵收補償方案進行論證並予以公布，徵求公眾意見。徵求意見期限不得少於30日。」

第十一條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將徵求意見情況和根據公眾意見修改的情況及時公布。

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公布了《徵收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稿，但該意見稿，並沒有告知被徵收人有發表意見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方式、渠道、、期限，這樣的徵求意見稿即使張貼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被徵收人無法發表意見。也許被上訴人認為其曾發布過《徵求公眾意見情況的通告》中告知了發表意見的權利，但該通告的發布時間為2015年5月11日，因被上訴人之前沒有告知公眾提出發表意見的權利和途徑，故假設該通告存在的話，按照通告規定2015年5月16日截止，齊遠遠不足《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規定的至少三十日。

另：被徵收房屋基本情況、產權調換房屋的價值認定等因素、以及產權調換房土地是劃撥土地、出讓土地等與被徵收人利益息息相關的因素等，甚至於在補償安置方案中都沒有寫，更不能徵求公眾意見。這些問題都與被徵收人利益有重大關系，但被徵收人都無法發表任何意見。

• 聽證沒有公開舉行，沒有公示和通知程序。

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一條舊城改建項目聽證由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由被徵收人和公眾代表參加的聽證會，並根據聽證會情況修改方案，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來看，是由徵收辦公室組織，而且也沒有修改補償方案，不符合規定。

聽證之前沒有以公告方式告知，所以政府是否組織聽證、何時組織聽證，被徵收人不知道，屬於秘密進行，沒有知情權那麼也就沒有了參與權，違反《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三十三條「決策事項承辦單位應當在聽證會舉行15日前公告下列事項：（一）舉行聽證會的時間、地點；（二）擬作出行政決策的內容、理由、依據和背景資料；三）申請參加聽證會的時間、方式。」的規定。

• 專家論證會沒有專家，純屬走形式

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召開專家論證會對徵收補償安置方案進行專

家論證，但專家論證參加人員都是什麼人，縣發改局、住建局、規劃局、房產局、國土局、卞莊街道辦事處等等吧，全部為縣政府下屬部門的工作人員，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相關領域的專家，也沒有一個也沒有研究咨詢機構人員，這些人有出具論證意見的資質和能力嗎？這樣的專家論證有什麼意義？

另外仔細審查了一下，此論證報告中的依據：如佔地面積、居民戶數、宅基地數均與其他文件的數據不符合，且其所稱有關徵求意見的事項不存在。

《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三十條規定為「決策事項承辦單位應當組織相關領域專家或者研究咨詢機構，對重大行政決策方案進行必要性、可行性、科學性論證。專家論證意見應當作為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可見這個論證參與的程序、人員以及引用的數據全是違法和錯誤的，結果能正確嗎？

3、一審認定沒有根據。

這個徵收補償方案存在這么多嚴重的問題，而一審卻認為被上訴人履行了徵求公眾意見的程序和聽證程序，可見一審純粹是走形式，庭審質證意見不予答復、辯論意見避重就輕、實體問題不予審查、程序上只看有無不看內容，這樣的判決能夠正確嗎？我認為完全錯誤，不僅錯在了表面上，而且錯在骨髓里，一審法官欠缺法治精神。

第三焦點、徵收程序是否合法

第一、沒有對被徵收房屋進行調查登記和公示。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房屋徵收部門應當對房屋徵收范圍內房屋的權屬、區位、用途、建築面積等情況組織調查登記，被徵收人應當予以配合。調查結果應當在房屋徵收范圍內向被徵收人公布。」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與補償條例》第十五條房屋徵收部門應當對房屋徵收范圍內房屋的權屬、區位、用途、建築面積等情況組織調查登記，被徵收人應當予以配合。調查結果應當在房屋徵收范圍內向被徵收人公布。

1、被徵收房屋調查登記結果必然錯誤。

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六條，確定徵收范

圍之後就應當發布暫停辦理相關手續的通知，本案被告在2015年4月21日才發布通知，要求停止辦理建設、工商等相關手續，而此時被上訴人所稱的摸底調查已經實施完畢，發布停止辦理相關手續的通知已經毫無意義，而通知之前徵收范圍內改建、擴建、加建也必然會會發生，摸底的結果顯然不是最終結果，所以調查登記相當於沒有履行，因為他沒有調查最終的結果。

2、在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沒有對徵收范圍內的房屋調查登記結果進行公示。

本次徵收沒有對被徵收房屋調查登記結果公示，這嚴重影響了絕大多數被徵收人補償安置的權利，徵收決定做出程序明顯違法。被上訴人沒有證據證實，應承擔舉證責任。

第二、在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沒有對未經登記的建築進行調查、認定和處理，程序違法。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組織有關部門依法對徵收范圍內未經登記的建築進行調查、認定和處理。對認定為合法建築和未超過批准期限的臨時建築的，應當給予補償；對認定為違法建築和超過批准期限的臨時建築的，不予補償。

《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貫徹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二條規定：「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規劃、國土資源、住房城鄉建設、城市管理和行政執法等部門對徵收范圍內未經登記的建築物進行調查、認定和處理，並出具相關法律文書。」

本次徵收區域因歷史原因社會原因，存在大量未經登記的建築，而被申請人沒有對因歷史社會原因形成的未經登記建築做出認定，一律按照違章建築給予對待，這嚴重影響了絕大多數被徵收人補償安置的權利，徵收決定做出程序明顯違法。

第三、不具有合法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二條「市、縣級人民政府

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按照有關規定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房屋徵收決定涉及被徵收人數量較多的，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決定。」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五條：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對房屋徵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以及徵收補償費用保障、風險化解措施、應急處置預案等內容進行評估論證,形成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應當作為是否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重要依據。房屋徵收決定涉及被徵收人數量較多的,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討論。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徵收補償費用應當足額到位、專戶存儲、專款專用。

《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二十九條決策事項承辦單位應當對重大行政決策方案進行社會穩定、環境、經濟等方面的風險評估；未經風險評估的，不得作出決策。

1、被上訴人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沒有經過縣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決定，本案被徵收人360多戶，（當時生效的《臨沂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暫行規定》規定：「一次性連片徵收涉及300戶以上或建築面積3萬㎡以上的，須經縣（區）人民政府常務會議研究決定。涉及戶數較少但情況特殊的，也需經同級人民政府常務會議研究決定。」）可見應當經縣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決定，而本案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沒有經過縣政府常務會議通過，被上訴人提交的會議紀要顯示，常務會議並沒有針對社會穩定風險問題進行決定、決策

2、被上訴人提供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系信訪局作出，信訪局並非作出徵收決定的市縣人民政府，不具有主體資格，故屬於無效文件。

第四焦點：徵收是否符合規劃和計劃

第一、不符合四規劃一計劃，專項規劃無證明文件。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依照本條例第九條規定徵收房屋的，由政府確定的建設項目組織實施單位向房屋徵收部門提出啟動房屋徵收程序，說明房屋徵收范圍和符合公共利益的具體情形，並提交發展改革、國土資源、城鄉規劃等部門出具的建設項目符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和專項規劃的證明文件。

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舊城區改建需要徵收房屋的，建設項目組織實施單位除提交前款規定的證明文件外，還應當提交發展改革部門出具的建設項目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年度計劃的證明文件。

本案中被上訴人提供的國土資源局證明、規劃局證明僅僅是現有被徵收房屋「佔地面積180畝「」總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的情況。

這些證明文件對於棚戶區改造工程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並沒有作出答復，但一審判決竟然對證據作出擴大解釋。

特別是「專項規劃」的規劃的問題，人家被上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明，依據《行政訴訟法》第34條應當視為沒有證據，但是一審判決竟然認為其符合專項規劃。

第五焦點、徵收補償安置資金是否專戶、到位

第一、作出徵收決定前補償安置資金沒有到位。

被上訴人提供補償安置資金到位證明是一份由財政局證明國家金庫蘭陵支庫存有2.3億的證明，國家金庫其實就是國庫嗎，根據《國家金庫管理條例》，國庫的職能就是管理國家財產、執行預算決算支出收入,說白了這2.3億就是放在財政上的錢根本就沒有往徵收補償專戶劃撥，這怎麼能叫資金到位呢？這與《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二條第二款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徵收補償費用應當足額到位、專戶存儲、專款專用的規定是截然相反的。

被上訴人連徵收補償專項賬戶都沒有設立，一審法院竟然認為補償安置資金足額到位，簡直不可思議，一審的理由是什麼嗎？是絕大多數人已經簽訂協議，這其實是以結果來倒原因，相當於拿事後的補償協議來證明前期的補償決定合法，這違反行政訴訟證據證據證明原則，但即使如此也不符合專戶儲存，專款專用的規定，如果法院這么審案子，以後行政府徵收都可以不設立徵收補償專項賬戶。

第二、安置房源不存在

該房源目前尚未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以及相關建設施工的手續，之後土地是否能夠開工建設具有不確定性；

規劃部門並非房屋土地管理部門，無權單獨出具房源證明；

根據《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因舊城區改建徵收個人住宅，被徵收人選擇在改建地段進行房屋產權調換的，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人民政府應當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被徵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條件的，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直接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不再輪候。」的規定以及被告證據10《關於公布2015年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務分解落實項目（第一批）的通知》，應當在原址還遷。

以上代理意見，請予以充分考慮，謝謝。

代理人：王衛洲 ，北京萬典律師 事務所

2016年9月22日

⑸ 土地徵收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如何處理

這個主要是看誰跟復誰的糾制紛：
如果是家庭內部糾紛的話，肯定是以協商為主，如果協商不一致呢，可以提起一個分家析產的訴訟來解決，請求法院判決。
如果是村民跟村委會之間的糾紛的話，那麼可以就村委會的一些分配決定去起訴，要求一個合理的補償。
如果是被拆遷人和拆遷部門之間的糾紛，那麼可以在簽訂補償協議之前，雙方先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一致，在拆遷人作出責令交出土地決定的時候，我們可以及時提起復議或者訴訟。

⑹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農村土地徵用補償分配案例

平分肯定不行，要分也只能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你的，那三分之二才能由你們兄弟幾個（包括你）平分

⑺ 土地被徵收後引起賠償糾紛為什麼法院不予'受理

看具體不予受理事由，在補充資料，實在不行直接找專業的拆遷律師代理案件

⑻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征地補償費糾紛案件的審判，應當首先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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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期：2007年11月7日 出處：中國農經信息網 作者：湖南莽源律師事務所 韓律師 本頁面已被訪問 608 次

目前，司法實踐中因出嫁婦女、戶口在農村的退休人員，要求所在地或原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征地補償費的訴訟越來越多，而最高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對必須涉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無法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審判工作中，因為有法官的不同理解，出現不同適用標准和裁判結果。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導司法實踐活動中「發現出嫁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保護、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用分配等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大問題。要解決上述問題，正確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各相關部門要求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標準的呼聲非常強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礙於司法解釋權和立法許可權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已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立法解釋或者相關規定。但人民法院對進入訴訟程序的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不能等到相關立法解釋公布後，才對此類案件進行裁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征地補償費糾紛案件的審判，應當首先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後，此類案件的審判反而因不同理解，出現適用不同標準的裁判，導致司法依據的混亂。作者認為，就目前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而言，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並不存在法律障礙；就如何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法律法規規定雖不是特別明確具體的，但法律規定的精神是清楚明白的，關鍵在法官如何認識和把握。作者現就自己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判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具體認識和作法，提供司法同仁以參考、批評指正。
一、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應當以戶口所在地認定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出現的新名詞。成員資格，從法理學的角度認識，本質為權利，是自然人或法人去行動的資格、佔有的資格或享受的資格。「一個人只有被賦予某種資格，具有權利主體的身份，才能夠向別人提出作為與不作為的主張，也才有法律能力或權力不受他人干預地從事某種活動」（張文顯主編，法理學P8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是關於中國公民法律資格的規定。中國的歷史習慣把戶口所在地當成公民資格認定的依據。一般人講，我是某村人，指的是自己的戶口在該村，即便戶口不在該村，也是原來戶口在該村，現在已從該村走出來。審判實踐中，許多法官也以此類推，凡戶籍在農村中的人，就是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理由是，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以後，凡是具有城鎮戶口的人就是城市居民；具有農村戶口的人就是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這是我國目前法律上確認農村人口的唯一標准。村民比農民的稱呼更接近成員資格，村民是戶口在該村的居住民；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是職業稱呼。居民不過是村內集體經濟組織中原生產小隊改為居民組後的變稱。居民一是指戶口在該村，或戶口雖然不在該村，但現在居住在該村，或原來是該村人，因退休等其他原因又回到該村居住的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該法沒有明確提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或選民資格」認定問題，但該法第十四條規定：「具體選舉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根據這一授權，各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規。《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四條規定：「選民一般在戶籍所在的村進行登記。」《福建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凡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的村民選舉委員會進行選民登記。」《北京市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一般在戶口所在地的村進行選民登記。現居住地與戶口所在地不一致，要求在居住地參加選舉的，經居住地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可以進行選民登記，但不得在戶口所在地重復登記。」《河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九條規定：「 村民選舉委員會負責審查選民資格，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戶籍在本村的村民應當在選舉日前進行選民登記。」以上規定證明，以戶口所在村來認定農村居民成員資格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就涉及土地補償費的分配糾紛而言，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是前提條件，而戶口所在地又是能夠說明該居民是應當分得土地補償費的合法的主體。《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 第三十條 「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的規定也是證明。否則，不以戶口所在村確認農村居民資格，所有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村民會議或居民組會議形式出讓被國家徵用的土地，並獲得土地補償費和該村（組）居民分配土地補償費的決定均無法律根據。
二、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參加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政治活動的前提條件。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戶口在農村的居民均有權在所居住的本村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全國各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都規定，選民資格以一般戶口所在地進行認定和登記，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是成員權中最重要的權力。《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一）鄉統籌的收繳方法，村提留的收繳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數及補貼標准；（三）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辦學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業的經費籌集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目前，我國農村中已經有不少原戶籍在本村，但已經在外地落戶的從商成功人員，被原籍請回，或從國營企業、事業單位退休回原籍居住的，被農民認為是「能人」的人，被推選為村長或支部書記，他們正帶領著廣大農民奔向小康，也有不少參加工作時間長的老工人按照國家政策與子女辦理了頂替手續，享受著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待遇，戶口落在原籍，繼續承包其子女原耕種的土地。他們都全部參加了所在農村的各項建設事業，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現實生活中也有戶口不在所居住的農村，也同樣以相關法規規定，在生活居住地以與當地村民一樣的身份，參與村事務管理、選舉等政治活動的實例。《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結婚後在配偶戶籍所在的村居住但戶口未遷入，本人要求在居住的村參加選舉的，經戶籍所在的村出具選民資格證明和未在所在村進行選民登記的證明，並經配偶戶籍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應當予以登記。」可見，以非戶口所在村的村民資格領取選民證，參與民主選舉，也是符合規定的，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實際居住情況而定。《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四條規定，任何村民不得在2個或2個以上的村重復登記。說明一個人不得同時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以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被選舉的是普遍現象，以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選舉的是少數並不多見，但法規的規定，至少說明農村居民可以選擇自己參與政治活動的區域。
三、 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是參與土地徵用費補償分配權的唯一標准
以戶口所在村或長時間居住在農村的居民，都可以本村村民資格參與所在村的相關村務管理活動，甚至可以當選為所居住村的村幹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該村民一定享有本村村民享有的一切經濟權利，如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一點，對於從事司法審判的法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為充分說明居民戶口所在村或不在所在村，該居民不一定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作者就司法實踐的實例進行合法性證明。
案例一：原告張某訴稱，本人原在娘家居住。1996年結婚後，於2003年將戶口遷入現住村第四居民組。被告第四組近兩年部分土地被徵用，該組居民全額分得土地補償款21000元，該組居民會議討論因原告在本組沒有承包地，只決定分給原告一半征地款，違反法律規定，侵害了原告合法權利，請求判令被告如訴。一審認為，原告在其娘家的承包地仍由其耕種。婚後雖將其戶口遷入被告處，但其土地不在被告處，該不具有被告處居民組成員資格，居民組已分給原告土地補償款的一半，現原告以戶口在被告處為由，請求分得另一半土地補償款，理據不足，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張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認為，土地徵用補償款是按照村民戶口所在地來確定，還是按照土地使用權所在地來確定，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綜合本案實際情況，本著「依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准繩」、「公平」的司法原則和裁判適用法律問題的基本要求，應當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認識本案爭執焦點：一、村民資格是村民享受和行使政治權利的前提。如本案中上訴人提供的其參與戶口所在地選舉事項的選民證，足以證明上訴人以村民資格，在被上訴人第四居民組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行使政治權利。這是基於《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產生的法定權利，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認可。二、村民依法取得參與所在居民組的政治社會生活權利，是否同時必然取得相應的經濟權利，是本案涉及的主要焦點。就本案而言，上訴人作為原住所地的村民，在其娘家分有土地。而且，根據中央「三十年不變」的規定，於出嫁後，仍然保留了對原住地土地的使用、經營和收益權。三、從以上兩個事實得出的結論：是上訴人在原住所地和出嫁後新遷入的戶籍地，享有繼續經營原住所地土地和參與戶口新遷入地政治生活兩個合法權利。人民法院對此應當認定，並依法提供司法保障。村民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的可分離性，與保障村民特別是出嫁女合法的經濟權利，是此類民事糾紛案件的基本特徵，也是使裁判公正合法的一項原則。本院同時認為，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是指被徵用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法取得的特定權利。上訴人雖經第四居民組討論決定，分得了部分土地款，是居民組集體對其財產權利的處分，他人無權干涉。上訴人的土地仍然在其原住所地，未被徵用，不能在現在的戶口所在地取得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如若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則使得上訴人在其原住所地和戶口遷入地兩處取得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違反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論男女老幼政治經濟權利一律平等享有的原則。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張衛萍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但論理講法不足，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二：原告衛某訴稱，原告家庭於1994年承包了被告第二居民組的土地8.7畝，原告於2000年出嫁，但承包地未變，也按規定承擔農業稅費。2004年4月，被告租用了原告家部分土地1.6畝。6月18日，該地隨本組其他部分土地被國家徵用，每個居民組成員分配土地補償款6600元，沒有給原告分配，請求判如所訴。一審法院認為，土地補償費是為了彌補被征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損失，應當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被告作為土地所有權人，有權通過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補償款。原告雖未遷出其在被告居民組的農業戶口，但已在2000年出嫁，其上交的各種稅費，是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應承擔的義務，並不能說明其具有被告居民組的成員資格。關於包括出嫁女是否享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在目前法律法規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尊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程序作出的分配方案，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衛某上訴後，二審經審理認為，上訴人是否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是本案爭執的一個焦點。依法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體現司法公正、公平、合理，是司法為民的基本要求。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 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訴人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是其取得征地補償費的前提條件，對此，《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就是保障結婚婦女原有土地份額不變，在其土地被徵用後，取得土地補償費的法律依據。上訴人未嫁時，就是居民組成員，是家庭承包人之一，經營土地是其重要生活來源。現雖然出嫁外村，但其戶口未遷，其原有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未變，原有的承包土地仍由其耕種，同時，又未在新嫁入地取得承包地，原有承包地仍是其主要生活來源。被上訴人以居民組民主議定程序做出「已出嫁女、已故人員不參加此次分錢」的決定是錯誤的，剝奪了上訴人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出嫁女婚姻關系的建立，並不產生失去居民組成員資格的法律後果，正如涉外婚姻並不產生當事人失去中國公民資格一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第二十條規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 被上訴人居民組集體決定分配土地補償費的行為，侵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與法相悖。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不僅要對居民組「決定」的形式進行程序合法性審查，更要對其「決定」的內容進行實體合法性審查，被上訴人所做的「決定」，是「以多數人通過的合法形式」，剝奪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違反了國家法律，是對國家特別保護的婦女的相關權利的侵害，不應當支持，應予撤銷。又，本案涉及到的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法律問題。僅以戶口的遷入或遷出認定，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沖突。居民組成員資格或成員權利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分離，分別兩地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最佳選擇，它符合司法公正、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二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土地補償款6600元。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在不同集體經濟組織內分別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唯一途徑
綜上所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應當以其戶籍所在地來確認，這樣有助於行政管理和相對穩定農村人口，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文明建設。但法律同時有規定，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可以選擇其戶口所在地行使，也可以有條件地選擇由居住時間較長的非戶口所在地行使。成員的經濟權利，一般意義上講，主要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土地的承包權，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進行保護。這種經濟性的權利不是以「人的流動」為前提，恰是以「權利依附於不動產的土地」而有條件的變動。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生存條件的基本保障，尤其對出嫁婦女、入贅男子在新居住地沒有取得土地，而原籍原承包土地沒有收回時，任何組織都不得以「民主議定程序」來剝奪該居民應當享有的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權。在我國現實中，土地是農村居民賴以為生的主要經濟來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家實行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經營方式制度後，農村土地被大量徵用，廣大農村居民不得不面對失去耕種土地的危險，他們為此而憂心忡忡。征地補償費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居民生活質量和今後生存狀況，所以，農村土地徵用補償費的糾紛也隨之不斷發生，當事人希望通過司法審判來保護其合法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作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中關於「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解釋部分，至少是敘述不完整，或邏輯不周密，極易產生不同理解，之一：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的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具備成員資格；之二：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雖不在該村，但已經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內生活了一定時間，甚至還參與了選舉這樣的重大政治活動，具備成員資格；之三：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還承包了土地，具備成員資格；之四：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未遷入本村，但已經成為本集體經濟組織內某個家庭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員，具備成員資格。甚至還有以出嫁女雖不遷出戶口，但已經在其夫所在村居住多年，也享受選民權利，所以，失去成員資格的認定，或以此規定不清，不支持出嫁女訴訟請求的判決。對此，如果從整個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進行認真分析研究，不難找到合理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對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有關征地補償費分配引起的糾紛，對當事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一般應當以其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然後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關於維護婦女土地權利的規定，進行公平、公正、合理處理，不管當事人「流動」到何處，人民法院都要保證其承包土地的「不動產物權」不受到侵害。起訴時主張權利的依據不一定完全是戶口登記，更要有土地承包合同來證明其是合法的權利主張人。這也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證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國家實行農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變」的政策而使得該成員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戶口與實際居住地暫時分離。當然，不能以戶口作為認定成員資格的唯一標准，使婦女從「流動」中獲取「兩份」經濟權益，這也不是體現對婦女權利的特別保護。
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審判，實現農村社會普遍正義，保護農村成員權益，彰顯法律功能。人民法官作為司法活動的直接參與實踐者，正確理解立法精神和司法審判目的，對於正確行使審判權，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制定法律，由於缺乏具體的對象，無論如何精細，始終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活動；司法則是一項彌補法律缺陷的綜合性藝術。法官是將個別化的生動的案件事實與普遍化的呆板的法律結合，賦予了法律以生命，彰顯其人性化活力的藝術家。在此，作者衷心希望廣大法官能夠盡其所能，適當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通過自己的司法活動，體現司法為民的崇高目標。

⑼ 案例：征地補償費分配

土地補償款是以戶為單位進行的補償，農轉非要看具體情況，如果是到小城鎮落戶，土地是不收回的，這種是有補償的。落戶到城市，如果在城市享受了社保，土地可以收回，收回後就沒有補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