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廣東省田心鎮土地糾紛殺人案
發生殺人案件，應由案發地公安機關立案處理，公安機關偵查完畢後，移交檢版察機關向權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法律依據：《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② 土地權屬糾紛處理可適用廣東省林木林地調解處理條例嗎
《廣東省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於2016年1月21日由省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並於5月1日起施行。本人就《條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內容及特色亮點進行初步的學習解讀。
一、《條例》出台的背景
（一）領導重視、親自維護群眾合法權益。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報》報道，湛江市一些市縣政府在處理集體土地、林地糾紛時，居然以「雙方均無權屬證明」為由，違法將集體性質的土地、林地收歸國有，近年來引發多起糾紛。省委《值班要情專報》第225期對此轉載。省委主要領導作出「要及時研究，依法依規，提出指導意見」的批示精神，建議省林業廳、國土資源廳歸納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糾紛的類型，並由省林業廳牽頭，聯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糾紛調解處理適用法律規范》，由省府辦公廳印發全省，分類指導各地准確適用法律規章。省人大常委會領導果斷行動，突出問題導向，經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條例》補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計劃，明確由省人大主導條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會法工委牽頭組織實施。《條例》的起草，省人大黃龍雲主任親自部署並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時任省人大肖志恆副主任帶隊調研、多次提出起草重點，保證了工作的順利進行，省林業廳領導親自主持調處部門《條例》研討會，出席、列席條例起草評估會等，對有些條款作出具體修改意見的批示。
（二）現行調處規章不規范，不適應新常態對調處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廣東省森林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辦法》滯後於形勢的需要。目前，已實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規章《調解處理辦法》局限性顯而易見，該《辦法》存在沒有規定政府處理期限，對政府確權行為的責權利、對當事人爭山搶林的法律責任規定得比較模糊等問題，造成許多糾紛久調不決、成為歷史積案，矛盾不可調和，引發不少的群體性事件。
二是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需要。2015年省委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中，也明確指出：「加強重點領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權利，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規制度，完善公民權利救濟渠道和方式，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尤其強調落實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規規建設。山林權屬糾紛的處理屬行政確權的范疇，是政府的一項具體行政行為。在實踐中各地調處部門普遍反映，按照「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法律原則，必須對省政府規章《廣東省森林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辦法》予以修訂，並獨立升格為地方性法規，才能更好地依法執法，提高執法的權威性。通過明確制定具體執法細則、裁量標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執法程序，強化程序約束，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切實做到步驟清楚、要求具體、期限明確、程序公正。
三是部門規章存在適用范圍不清問題。對山林土地權屬糾紛確權案件，有部分市、縣相關裁決機關認為，只有土地、林地權屬證書才能「依法證明爭議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但實例中部分規章又存在依照《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廣東省林地林權登記換發證工作補充規定》等。事實上，在處理山從山林權屬爭議時，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應當依照林業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而不能依照國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如混淆使用，屬定性不準，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因此，出台《條例》，才有利於在調處實踐和參與訴訟實踐中，不易造成處理林地糾紛適用了處理土地糾紛的相關法規的矛盾，有利於在行政訴訟中獲得「適用法律正確」的裁定，有利於當事人息訴罷訪，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權屬變遷的復雜性需要有健全法規來規范保障。從山林土地權屬確權的歷史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省山林土地權屬歷經了土地改革時期、合作化時期、人民公社化時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時期、八十年代初的林業「三定」時期等多次變革調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歷次改革均沒有確權發證，已確權發證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權屬不明、權屬憑證缺失等問題，長期以來積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糾紛。若沒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強制約束的法規保障，就會導致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和運用有偏差，群眾的合法權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嚴格立法程序，科學嚴謹起草《條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組、制定工作方案。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農委、常委會法工委、省法制辦、省林業廳負責人和有關人員組成的條例草案起草小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並報告常委會分管領導，全面啟動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調研、廣泛徵求意見建議。《條例》起草小組通過省內外的實地調研、召開林權爭議案件審判法官專題等10多場座談會，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點，在現行的政府規章《森林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辦法》的基礎上，經過反復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廣泛全面徵求意見建議。多次向省編辦、省法制辦、國土資源廳、農業廳、林業廳，省法院、檢察院等10多個單位徵求意見，由省山林權屬爭議調處辦徵求了全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調處機構的意見，向人大代表、律師、基層實務工作者、社會人士徵求意見，通過省人大公眾網平台向全省社會開放徵求意見，據不完全統計，《條例》出台前共徵求意見達到上萬條之多，起草組認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設計和規定內容，將主要的修改意見均已採納吸收。
三是開展重點制度規定的試點工作。本《條例》立法項目是實操作性很強的程序性、實體性立法。為檢驗《條例》是否接地氣、有實效，實踐是最有效的檢驗手段。先後在選擇在林情不同、山林糾紛案情不一、管理體制各異的連山、仁化、五華三縣開展《條例》試點工作。著重在試行公開聘請調解員參與調解制度及按照調處依據、調處程序和調處時限等規定試行調處。通過為期三個月試行，為《條例》的完善制度創設提供了實踐依據。
四是嚴格遵守立法規定，立法程序科學嚴謹。《條例》是嚴格通過立法的程序要求，經過科學論證、廣泛徵求意見及《條例》草案經過吸收了中山大學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與咨詢服務基地、省法學會等4個地方立法社會參與和評估中心、66位立法咨詢專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見建議，經過了6次專題論證會、表決前評估會等，通過了省人大常委會共三次會議審議後，最終於2016年1月22日提請省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並表決通過。
因此，《條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領導以民為本、愛民之心、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領導敢於直面問題、為民當家作主、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凝聚了專家、學者、社會人士等積極參與立法良好法治氛圍。充分體現了省委、省政府對群眾利益高度關注並極力維護，體現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進山林糾紛調處工作，體現了全社會著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共同責任與擔當，將進一步推動山林糾紛調處工作法制化、規范化建設。
二、《條例》主要內容
《條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條，對林權爭議調處工作的原則、調處依據、管轄與受理、調處程序、法律責任等方面內容作了規定。與原《辦法》相比，增強新內容、創設了新亮點，突出「事要解決」的原則，著重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推進林區的平安邊界建設，為我省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和諧氛圍。
（一）重在調解，特別對民間調解制度作了設計。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處目的是明晰產權、化解矛盾、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必須先通過調解方式來處理，而且通過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的調解協議能實現案結事了。為此《條例》將做好調解工作作為重點，放在制度設計的首要環節，力求通過調解解決大部分的林權爭議。一是在林權爭議受理前，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應當先行組織調解；二是林權爭議受理後，調處機構調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會調解力量組織一次公正公開的民間調解；三是規定調處機構應當根據需要組織多次調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調解有可能解決爭議，就應當組織調解；四是調處機構應當組織一次有利於增加公信力的調解，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相關專家、技術人員、有關社會組織和雙方親友代表參與，見證調解。
（二）強化責任，特別對限定調處期限作了突破。為體現社會民眾立法意願要求，推進依法行政，進一步提高林權調處的效率，《條例》從幾個方面強化了調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的責任：一是為強化調處具體工作的責任，規定了受理、調查、勘驗、使用、處理、公告、送達、建檔等各個時機應當進行的工作內容、程序和完成時限等；二是為強化管轄的責任，規定林權爭議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先行調解、就地處理的辦法，由各級人民政府依照管轄權進行受理，依法調處並作出決定；三是為強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責任，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培訓計劃，定期組織調處技能等培訓；四是設置了法律責任，明確不作為將受到嚴懲。
（三）明確依據，特別對各類權屬憑證作了規定。為解決林權爭議雙方各持一詞，證據界定困難的突出問題，《條例》將現有的各類林權憑證結合歷史和現實情況進行了梳理，力求調處依據更加明確和清晰，通過憑證效力認定等工作解決大量類似的林權爭議。一是對法定林權憑證作出規定的同時，又規定有關材料可以作為處理林權爭議的權屬來源證據；二是在規定不同時期權屬憑證應當追溯權源依據的同時，又規定同一時期合法權屬憑證處理的原則；三是在規定當事人憑證與所在地其他持證人屬同一情形的予以認定的同時，又規定與發證機關檔案存根或者登記台帳不一致的，以檔案存根或者登記台帳為准；四是對鑒定憑證本身真偽作出規定的同時，又規定了權屬憑證所載實地四至范圍的確定辦法。五是對登記發放、撤銷、變更林權證作出指引性規定的同時，又規定了不能作為林權依據的情況。
（四）分類調處，特別對常見爭議調處作了區分。《條例》歸納分析了當前林權爭議的不同種類，依據法律法規對其調處作了原則性、選擇性規定，力求解決幾類普遍存在的問題，或者解決某類爭議共同的焦點問題，促成全省林權爭議的批量解決。在規定確認林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等有關林業法律法規和本條例有關規定辦理的基礎上，對以下六類爭議的調處作了規定：一是僅林木所有權、使用權發生爭議的；二是因歷史原因當事人對爭議的林地均無法提出權屬憑證，在不同歷史時期又有不同的經營使用事實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權屬和林木權屬分離的原則進行調處的；四是國有單位與鄉鎮、村農村集體發生林權爭議的；五是對當事人提供的權屬憑證提出異議的，可以通過司法鑒定確定真偽。六是跨行政區域發生林權爭議的等。
關於限定調處工作期限，《條例》有所突破。林權爭議千差萬別，調處工作有其特殊性、復雜性，上位法沒有對調處工作限定期限，已經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設置了辦理期限。但從我省山林糾紛調處現實來看，必須對大量積存的林權爭議及時調處，並爭取通過制度保障來批量解決，決不能延辦。為夯實政府調處機構的責任，合理加快問題的解決，《條例》規定了調處工作各個時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審查期限、調解期限、處理和重新處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關特殊情況下延長的期限和當事人配合有關調處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別對調處關鍵環節作了細化。林權爭議調處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靈活性，《條例》對相關主體在幾個關鍵環節應當遵循的調處程序進行了細化，以實現與正在進行相關政策改革相銜接，與可能進入的司法程序相銜接，既體現《條例》要結合調處實際賦予適度自由裁量權，又要體現出法規的剛性約束及執行嚴肅。
一方面，細化當事人在申請環節的配合義務：一是規定當事人申請林權爭議調處應當提交申請書和有關證明材料等；二是規定申請人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應當推選參加調處的代表並予以授權委託；三是規定行政村、居委會的法律顧問應當全程參加調處活動；四是規定被申請人提交書面答復書和有關證明材料等行為。另外，對當事人維護林權爭議現狀和依法參加、配合調處工作等管理重點作了規定。
另一方面，細化調處機構在調處環節的工作規范：一是對調查核實工作進行細化，規定通知勘驗人、當事人、見證人及有關人員到場，並製作調查勘驗筆錄；二是規定簽訂《林權爭議調解協議書》應有的附件和手續；三是規定作出《林權爭議處理決定書》後，送達、公開、歸檔等工作均應規范辦理；四是規定一般只有五種情形才能中止調處；五是林權爭議調處期間有三種情形之一的，調處機構可以報本級人民政府批准，終止調處；六是規定對爭議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補償提存發放措施等。
三、《條例》創設的主要特色亮點
《條例》的制定堅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貫徹落實省委有關林權爭議調處工作的系列指示，從林權爭議調處工作的實際出發，通過搞好制度創新和設計，規范相關行為，落實有關主體責任，調整相關利益訴求，著力解決林權爭議普遍性、傾向性問題，引導集體組織和人民群眾運用法治方式、通過法治途徑解決林權爭議問題，為我省改革發展和社會和諧提供法制保障。出台的《條例》主要特色亮點體現在「五有」：
（一）林權爭議「有人受理」，解決了當事人「出路」問題。《條例》降低了門檻、放寬了山林糾紛調處申請條件，凡是當事人認為有權屬爭議並能提供證據材料的，向當地調處部門提出申請，政府調處部門必須先接受，經審查後對符合受理條件的予以受理，並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這一寬進制度設計，解決了群眾訴求有人理、申請有人管的問題，暢通了渠道，方便了群眾，體現了政府要「以民為本、主動服務」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權爭議「有人調解」，解決了權屬爭議「源頭治理」問題。引入民間調解，是《條例》制度設計的首創，「多元調解、民間參與」也是最大限度發揮群眾自治的力量。一方面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請熟悉林權歷史和現實情況，既有相關法律法規專業知識，又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社會人士作為民間調解員，組織專門的履職培訓，並向社會公布名單，充實調處力量。另一方面規定，民間調解員由當事人自主選擇，政府不強加給當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選擇權。還規定民間調解員參與調解的交通勞務費由調處機構支付。這一創設條款，既充分尊重民意，傳承中華民族「和為貴」理念，又積極引導當事人自願解決爭議、化解矛盾，從源頭上突出主動治理，減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決的行政成本，達到了權屬爭議的「案結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權爭議「有限期結案」，解決了權屬爭議「久拖不決」的問題。林權爭議千差萬別，調處工作有其特殊性、復雜性，上位法沒有對調處工作限定期限。但是，廣泛存在的林權爭議不能因此延辦，否則以後更加難辦。尤其是對目的全省積存著已受理未辦結的案件達7841宗，因山林糾紛引發的信訪量仍居高不下，這些矛盾糾紛、權屬爭議就象是埋在林區「地雷」，若不及時排除，將成為影響林區和諧穩定的老大難問題。因此，為夯實政府調處機構的責任，合理加快問題的解決，《條例》規定了調處工作各個時段的期限這一制度設計，體現了行政行為的法律約束及行政高效原則，從原來沒有時間限制到現每宗案件必須在15.5月時間內限期辦結案件，否則將受到行政問責或承擔法律責任，這從制度設計上防止了政府不作為情形，避免了爭議案件從原來的只受理沒期限解決處理規定，造成了當事人想通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都沒有法律救濟途徑，減少或者杜絕出現案件的「堰塞湖」現象，保障了爭議案件解決有出路。
（四）林權爭議「有規范程序」，解決了權屬爭議調處程序問題。調處林權爭議是政府法定行政行為，屬於程序和實體的裁決，既要充分依據證據、准確適用法律作出實體的裁決，又要嚴格依照調處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否則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將因程序不規范等情況被撤訴。從調處實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問題被法院撤訴，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處理決定。因此，《條例》在制定時已充分考慮、作了周全安排，嚴謹了調處程序、細化了工作規范、明確了各環節內容，同時條例頒布施行後，將對調處工作標准進行統一規范，以實現與正在進行相關政策改革相銜接，與可能進入的司法程序相銜接，盡可能減少因程序出錯被法院撤訴的風險。
（五）林權爭議調處「有問責追究」，解決了不作為亂作為的問題。《條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尤其是「未按照規定時限調解和處理林權爭議造成不良後果的」；以及「行政機關負責人負有領導責任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明確了調處各個階段的工作任務和具體工作期限，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若沒有在規定期限結案，不僅調處具體工作人員、而且政府、行政機關負責人都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從制度上解決了調處人員及地方政府應當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依法行政的要求，減少或杜絕了機關工作人員懶政、不作為現象出現，壓實了責任，提高林權調處的效率，實現了林木林地爭議「定紛止爭、案清人和」調處目的，維護了群眾合法權益，推動了我省平安林區建設。
當然，同時《條例》也規定了對林權爭議調處工作作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人民政府給予獎勵。體現責任、權、利對等原則，將更好地調動調處工作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實現機關工作人員的「有為則獎、無為就罰」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