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拆遷房屋獲得的經濟補償的遺產繼承糾紛案例有哪些
案件介紹：
黃萱與王源為夫妻關系，王源於1989年6月11日死亡，黃萱便由兒子王志照顧。王志與張建敏系夫妻關系，二人育有一女王穎。2005年8月5日，北京市順義區市政管理委員會作為拆遷人（甲方），與王志作為被拆遷人（乙方），簽訂了一份《住宅房屋拆遷貨幣補償協議》。該協議約定：（1）拆遷乙方的120號房屋；（2）乙方現有在冊人口4人，實際居住人口4人，分別是：黃萱（戶主）、王志、張建敏、王穎。其中房屋的拆遷補償款共22萬元，拆遷補助費共27.2萬元，共計50萬元。
王志用拆遷款購買了訴爭房屋，直至2011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未及留下任何遺囑。其後，黃萱和張建敏、王穎因遺產和拆遷款分配問題發生爭執，遂將張建敏、王英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1）豐台區的訴爭房屋歸黃萱所有，其給付張建敏、王英折價款；（2）依法分割北京市120號房屋剩餘的拆遷款8萬元。
庭審過程中，原被告雙方均認可張建敏領取了全部拆遷款。王志用拆遷款購買了101房屋，2006年8月12日，將該房屋登記在王志名下。
原告黃萱稱，買房花費42萬元，剩餘8萬元拆遷款未分割。
被告張建敏稱，買房花費25萬元，另有11萬元用於支付房屋的裝修和傢具家電費用，剩餘拆遷款全部交給了黃萱。被告黃萱對此則表示否認。
審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後判決:
1、訴爭房屋歸張建敏、王穎共有，張建敏、王穎於判決生效之日起7日內給付黃萱49萬元；黃萱於判決生效之日起7日內協助張建敏、王穎辦理上述房屋的所有權變更登記手續；
2、張建敏、王穎於判決生效之日起7日內給付黃璇人民幣2.9萬元；
3、駁回黃萱其他訴訟請求。
房產繼承專家律師靳雙權點評案件：
房產繼承糾紛的專家律師靳雙權認為，本案中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黃萱就房屋拆遷應獲得的財產權益問題。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的訴爭標的物系以被拆遷的120號房屋的拆遷款購買的訴爭房屋。現張建敏、王穎上訴認為，該房屋是王志生前承租的公房120號房屋所得的拆遷款購置，黃萱並不享有財產份額。對此，靳雙權律師的解讀是：
首先，本案中的《拆遷安置與補償相關協議》是對上述所涉拆遷利益進行分割時的直接依據。根據該協議中載明的內容，120號房屋實際居住的戶主系黃萱。在該協議中除拆遷補償款外，還有拆遷補助費。而雙方均認可全部拆遷款均由張建敏領取。在張建敏、王穎不能舉證證明上述款項並無黃璇之份額的情況下，不能就此排除黃萱對該拆遷款享有的相應權利。
其次，用上述款項購買了訴爭房屋之後，房屋一直登記在王志名下。而張建敏所稱在支付相關費用後將餘款交給黃萱缺乏證據。即購房後剩餘的款項未實際分割。
關於該部分數額，根據庭審中的陳述，黃萱主張其買房後剩餘款項為8萬元，張建敏則稱購房及裝修等花費36萬元。因此，雙方所述相互對應，未曾使用金額至少8萬元。
在考慮上述共有財產份額和其在被分割財產中所佔比例，以及各繼承人繼承份額的情況下，依據遺產分割應當有利於生產和生活需要、不損害遺產的效用原則，法院判決訴爭房屋歸張建敏、王穎共有並給付黃萱相應遺產分割折價款的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且於法有據，其所認定的金額亦合理適當。
㈡ 農村宅基地房屋繼承糾紛案例
法律分析：1981年2月，黃某以一戶三人(黃某與妻子張某、大兒子)名義申請了宅基地建房。同年12月，小兒子出生。2002年大兒子結婚，黃某因車禍去世。2003年，小兒子因結婚另行申請了宅基地建房;大兒子也將房屋拆除，在原宅基地上建了新房，張某隨大兒子居住。2004年，大兒子居住房屋面臨拆遷，獲得了拆遷補償款10萬余元和宅基地使用權補償款36萬余元。小兒子得知後，認為宅基地補償款屬於申請宅基時的黃某、張某和大兒子共同所有，三人應各享有12萬余元。父親黃某已經去世，其享有的12萬余元應作為遺產由母親、哥哥和自己共同繼承。大兒子反對，雙方對簿公堂。
判決：法院審理後認為，該案從表面看爭議標的是宅基地補償款，實質是對宅基地使用權歸屬的爭議。因宅基地使用權是宅基地補償款的發生原因，明確了宅基地使用權的主體即明確了宅基地補償款的所有者。宅基地使用權作為一項特殊的用益物權，與農民個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緊密相關，因出生而獲得(但並不一定實際享有)，因死亡而消滅。黃某於2002年因車禍死亡，自然失去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不再是宅基地使用權的主體，宅基地補償款當然也無權享有。小兒子要求分割宅基地補償款的訴請於法無據，判決駁回。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條 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於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於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條 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登記，依照有關不動產登記的法律、行政法規執行。
依法登記的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 遺產按照下列順序繼承：
（一）第一順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繼承開始後，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
本編所稱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
本編所稱父母，包括生父母、養父母和有扶養關系的繼父母。
本編所稱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異母或者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養兄弟姐妹、有扶養關系的繼兄弟姐妹。
㈢ 繼承法案例王（男）某和張某兩夫妻出外旅行～出了車禍，王某當場死亡
在遺產分配問題中，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每個人都有繼承權，包括王某的父母以及張某的妹妹。對於「財產應該先清償債務」的說法，這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債務作為消極遺產，是會隨同積極財產一起被繼承的。也就是說，繼承遺產中積極財產的人，也需要繼承其消極遺產——即債務。
假設王死亡時，其夫妻共同財產包括20萬和3間房子。其中，一半即10萬和1.5間房子會被視為王的遺產。在沒有人放棄繼承權的情況下，這部分遺產將由王的妻子、父母共同繼承。具體來說，妻子將繼承13.33萬和2間房子，而父母各自繼承3.33萬和半間房子。
如果妻子隨後去世，她的遺產（包括13.33萬和2間房子）將由妹妹繼承。此時，關於債務的部分，王死亡時，妻子需要承擔約6.7萬的債務，父母各自承擔約1.65萬的債務。而當妻子去世時，她的債務將由妹妹承擔。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王的父母各自繼承3.33萬元和半間房子，並承擔1.65萬元的債務；而妻子的妹妹則繼承13.33萬元和2間房子，同時需要承擔約6.7萬元的債務。
㈣ 繼承法案例
1、喪偶兒媳，因贍養劉老太，取得第一順序繼承人權利；
2、劉老太兒子去世，其份額應由兒子的兩個兒子共同代位繼承；
3、因此，劉老太財產應當由其女兒、兒媳各繼承三分之一，兩孫子代位繼承各得六分之一。
㈤ 三道大學大一思修案例題求高手解答：關於遺產繼承，遺產分割，專利權。
1、4個繼承關系，王長生的財產由三子和劉芳平分繼承，劉芳的財產由三子繼承。內王勇的財產由妻子張秀和容兒子王濤繼承，王剛的財產由女兒王小玲繼承。
因王長生留下的12間房屋和200000元錢屬於夫妻共有財產，所以王長生無權處分屬於劉芳的那部分財產，故遺囑無效。繼承結果為：張秀繼承2間房，約5.36萬元人名幣；王濤繼承2間房，約5.36萬元人民幣；王小玲繼承4間，約9.67萬元人民幣；王強繼承4間，約6.67萬元人民幣。
2、李某的個人遺產100萬和撫恤金50萬由張某、李某的父母、腹中的胎兒平分。每人分得37.5萬元人民幣。
3、該項專利應授予乙廠。
㈥ 求一關於繼承的案例
繼承法案例分析
1、趙偉光系某公司經理，其妻王某長期病休在家，夫婦二人生有一子一女，兒子趙宏於 一九九0年與本廠職工王英結婚，婚後生有一子趙小剛。趙宏於一九九二年因車禍喪生。女 兒趙娟未婚，與父母同住。趙偉光因工作關系經常出差，於一九九五年於某南方城市結識當 地女青年錢某，次年錢某為趙偉光生一子趙揚，趙揚一直隨同母親生活。一九九九年五月趙 偉光因車禍意外死亡，經查，有現金10萬元，銀行存款10萬元，趙偉光生前沒有遺囑，現其 家人因繼承份額發生糾紛。
（1）錢某提出趙揚為趙偉光的親生兒子，亦有權繼承趙偉光的遺產份額，她的主張是否成立 ，為什麼？
（2）趙宏的妻子主張代位繼承趙宏的應繼份額，她的主張是否成立？
--------------------------------------------------------------------------------
-- 作者：尉蘭琴
-- 發布時間：2005-11-21 18:02:40
--
（1）錢某的主張成立，趙揚有權繼承趙偉光的遺產。根據《繼承法》的規定，被繼承人的子女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子女包括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撫養關系的繼子女。因此，雖然錢某並不是趙偉光的合法妻 子，但趙揚屬於錢某與趙偉光的非婚生子女 ，在遺產繼承上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與 義務，有權繼承父親的合法財產。
（2）趙宏的妻子王英提出其代位繼承的主張沒有法律依據，不能成立。但趙宏的兒子趙小剛 有權代位繼承趙宏的應繼份額。根據《繼承法》第十一條規定， 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 承人死亡的，由被繼承人的子女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代位繼承人一般只能繼承他的父 親或母親有權繼承的遺產份額。因此，王英作為趙宏的妻子，並不是趙宏的晚輩直系血親， 不符合代位繼承的條件，應由其兒子代位繼承，王英只在趙小剛成年之前對其繼承的財產享有代管權
㈦ 關於夫妻財產繼承和遺囑繼承的民事案例
這個就是當年四川瀘州遺產案吧，在法學界也算是掀起了一場大討論了，你看下有關資料吧，然後結合的想法看怎麼判吧。
——以「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為例
首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問題，之所以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帶有普適性，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在任何語境中都是真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初步判斷是肯定的，這樣一個判斷主要通過對個案的的分析得來的。
「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及其內在的司法合理性問題
被告蔣倫芳與丈夫黃永彬於1963年結婚。1996年，黃永彬認識了原告張學英，並與張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當眾拿出黃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是朋友，黃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於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後，蔣卻控制全部遺產。張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請求法院判令蔣給付遺產。
一審法院認為，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黃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及一套住房屬夫妻共同財產，而黃未經蔣的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且黃在認識張後，長期與張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故該院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獲得遺贈財產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應當首先確定遺贈人黃永彬立下書面遺囑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盡管遺贈人所立遺囑時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條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使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蔣倫芳本應享有繼承黃永彬遺產的權利，黃將財產贈與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蔣的合法財產繼承權，違反法律，應為無效。二審法院認為，《婚姻法》和《繼承法》為一般法律，《民法通則》為基本法律。依據《立法法》，《民法通則》的效力高於《繼承法》，後者若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應適用《民法通則》。該院認為原審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作出維持一審的判決。[3]
該案件判決的過程及之後，都受到了當地百姓及全國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學界中有很多學者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該案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分析。但是，引發我興趣的則主要在於一點：在有關該案的看法中，當地民眾與學界呈現出較為對立的看法，而且幾乎是一邊倒的：大部分法學界人士都對該案提出了質疑[4]，而大部分當地民眾則對該案判決表示了支持。[5]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對立？如何來解讀這樣一種截然對立的現象？在事過幾年之後再舊事重提，雖不免有「馬後炮」「事後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為一件知識事件作一種社會學的考察，而這樣一種時間上距離的拉開，反倒能使我們以一種更為理性、更心平氣和的態度來看待這一事件。
那麼，在案件審判過程及審判之後法學界與社會公眾的討論中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勢，而在討論各方又是倚仗什麼樣的理由和資源呢？我根據當時各方的討論，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代表文章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 1、 法院違反了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法理原則以及特殊規則優於一般規則的立法法規定；
2、 法院的判決侵害了死者的財產權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遺贈的行為並沒有違反公序良俗原則； 陳岑：「對張學英訴蔣倫芳案判決的三點質疑」
王怡：「法治評論：脆弱的財產權」
韓新華、金濤：「論概括條款及其具體化」 在法學界當中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質疑法院意見一方無疑是佔多數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本案的發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認為《繼承法》上有關財產繼承的規定與《婚姻法》中有關規定在本案中出現沖突從而形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法官的行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權而已。 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
表一：法學界看待「瀘州案」的不同觀點[6]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其一，遺贈是單方民事法律行為，除非違反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遺贈人可以將自己的遺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之外的任何人，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其二，「 二奶」僅是社會上對一類人的稱呼，並不證明否定其民事主體的地位，既承認為合法的民事主體，「二奶」當然有權接受遺贈。這是私法上平等原則的體現。其三，從社會功能而言，在當今中國，首先應當確立的是權利本位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根本上動搖舊有的封建觀念，以其與另外的人同居為由就認定其作出遺贈的動機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為，背離了民法的根本原則和社會功能 根據網上討論情況，雙方應該是勢均力敵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1、 不能將財產判給二奶，其理由是黃有彬處理財產不應損害合法繼承人的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德，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而黃永彬的這種遺贈行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後作出的，是對合法婚姻關系的一種挑戰。
2、 1500人的掌聲說明法官基於法律的裁判與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為情與法的和諧及公序良俗與法律的一致
表二：網上公眾對該案的不同觀點[7]
通過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結合其他一些調查，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對立：
其一：無論在法學界還是在受教育層次較高的階層之中，他們在論辯的過程當中所倚仗的資源主要是法學資源，而不是其他資源[8].而在法學界當中對法院判決持反對意見的為多數，到了文化層次較高公眾群體中這種多數地位逐漸被稀釋，而到了普通大眾群體當中，對法院持贊同意見的則占據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眾中所依據的判斷標准則更主要的是一個道德上的直覺。[9]假如說法學內部的自洽給予我們法律的確定性，而公眾對判決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法律的可接受性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本案當中，法律的確定性與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間出現了緊張關系。
其二：而從兩個表中的質疑方的觀點，我么可以發現其更多是從法學的內部視角來尋求自己的正當性資源的，而從同意一方來看，則更多的是從法學的外部視角來尋求正當性資源的。
這樣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哈貝馬斯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一種偶然地產生的法律的運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內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論證，從而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正確性呢？[10]但在中國本案所凸現出來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隨著時間的逝去，本案所帶來的討論也漸漸離我們遠去，但是問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解決（也許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它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斷地提出。最近出現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宮案」或多或少是該問題的凸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