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傷害糾紛

Ⅰ 法律糾紛，籃球場地比賽受傷，誰負責任

按照過錯承擔責任，這要看事故的具體情況了，撞傷人的隊員應該承擔主要責任，主辦方和隊長如有過錯，應承擔連帶責任，如果自己一方也存在過錯，對方可適當減免責任

Ⅱ 球場暴力打人者能免責嗎

賽後打人者不僅要受到足協的重罰，更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競技運動中，更多的傷害源於比賽過程中的沖突。不僅比賽過程中的惡意侵犯涉嫌故意傷害，就是非故意造成傷害，也應承擔民事責任。

非故意致人傷害需補償

體育運動本身有一定危險性，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參加體育運動前應當預見到這種危險性，也應對運動可能造成的傷害有所認識。只要自願參加比賽，就表示願意承擔可能出現的傷害。但是，即使他人自甘冒險，加害方無意中致人損害也並非絕對免責。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實踐中也有判例表明，這種情況下，法院一般按照「公平責任原則」處理，即雙方在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受害人的損害程度、雙方的財產狀況及其他相關情況，判令行為人對受害人適當補償。 故意傷害他人涉嫌刑事犯罪

《中國足球協會紀律准則及處罰辦法》第五十六條明確規定了對打架、斗毆行為的處罰：運動員、官員在賽前、賽中、比賽暫停、中場休息或賽後參與打架、斗毆的，將被處以停賽（運動員）或禁止進入替補席（官員）至少6場，並處以至少30000元的罰款。同一個球隊多人參與打架、斗毆的，球隊的俱樂部或者會員協會將被處以罰款、扣分或其他處罰。

河南英泰律師事務所律師汪冬發說，我國《體育法》第三十三條明文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目前我國仍沒有體育仲裁機構，體育仲裁方面的制度也不完善。在賽場上的傷害事件多由賽事主辦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協調處理，如罰款、禁賽等，追究民事責任的很少，追究刑事責任的更少，個人自發組織的體育運動中發生的傷害事件更容易不了了之。如果在類似的體育運動中受傷，應准備好相關證據向法院起訴，由法院去認定責任，這樣才能有效地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暴力事件發生在賽場上，參與主體是運動員，這些特殊性都不能成為免責理由。在沒有專門立法的情況下，對類似的傷害行為就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處理。若行為人未造成輕傷以上傷害，則其不構成犯罪，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處以罰款、拘留等刑事處罰。若導致被害人輕傷、重傷或者死亡等嚴重後果，行為人應當依照《刑法》中有關故意傷害罪的規定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希望這個回答對你有幫助

Ⅲ 在足球場上把別人踢傷了，依據法律需不需要賠償

根據問題所述，球場上踢傷了人，多數情況下不能算是故意，應歸為過失致他人受傷。

而過失行為客觀上確實給他人造成了人身傷害，即侵害了他人人身。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 「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

在足球場上把別人踢傷了，是需要賠償他人損失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 「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

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規定。

「在足球場上把別人踢傷了」的行為，應承擔民事責任，盡賠償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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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身損害的原因，可以分為一般侵權人身損害、特殊侵權人身損害、產品損害、交通事故損害、醫療損害、環境污染損害、高度危險作業損害、飼養動物損害、工傷損害、物體損害和意外事件損害幾種類型。

《民事案件案由規定》（2011年修正）將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劃分成如下幾類：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鐵路旅客運輸損害賠償糾紛。

水上旅客運輸損害賠償糾紛；航空旅客運輸損害賠償糾紛；航空器對地、水面上第三人損害賠償糾紛。

醫療事故損害賠償糾紛；工傷事故損害賠償糾紛；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職務侵權糾紛；雇員受害賠償糾紛；雇傭人損害賠償糾紛；產品責任糾紛。

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糾紛；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地面（公共場所）施工損害賠償糾紛；建築物、擱置物、懸掛物塌落損害賠償糾紛；堆放物品倒塌損害賠償糾紛。

動物致人損害賠償糾紛；特別行政區軍人執行職務侵權糾紛；防衛過當損害賠償糾紛；緊急避險損害賠償糾紛。

人身損害賠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自然人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法律制度。

所謂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就是指因侵害自然人的身體健康權或生命權而提起訴訟的案件。

Ⅳ 參與競技性體育運動受傷，誰來承擔責任

我們在生活中參加各種各樣的體育運動，就避免不了會受傷，因為這些體育運動都具有一定的安全隱患了，世界上哪一個運動員不是遍體鱗傷。這些傷痛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受傷之後，尤其是對於這種競爭性的運動，我們應該由誰來負責有誰來幫助我們賠償醫療費能損失，如果我們是自願加入這些經濟活動的話，那麼如果我們受到了損傷也不得讓其他人承擔任何責任，但是如果是我們由於被他人的一些行為，導致我們受傷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在道德上要求這個人來復我們的一部分醫療費用，但是如果我們自己造成的傷害的話，那麼只能用自己來承擔。

Ⅳ 打籃球時無意中造成對方受傷要賠償嗎

本案系一般侵權糾紛案件，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而不應適用公平責任原則。作為體育運動，特別是籃球、足球等有人體直接接觸的對抗性體育運動，完全有可能發生人身損害後果，參賽者褚某、李某等六人均是高中生，對打籃球時可能發生人身損害後果是應當有一定認識的，其自願參加這種具有風險性的競技運動，應視為甘冒風險行為。至於李某因比賽造成受傷，此系比賽中合理的身體沖撞所致，純屬意外，因為比賽中的沖撞，原本就是籃球運動的特點，不許學生在比賽中有沖撞，既是對學生的苛求，也是對籃球運動規律的違背。褚某在這次籃球賽中其行為並不具有傷害的故意或過失，因此不存在過錯，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看似「公平」的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李某的經濟損失，但此結果一旦被公眾所周知，勢必造成家長禁止學生參加此類運動，即便參加也是縮手縮腳的消極比賽，長此以往不但會導致青少年體質不斷下降，而且更會導致我國競技類體育運動停滯不前。因此本案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而不應適用公平責任原則。
藍球作為一項競技比賽，雖然是一種對抗性體育運動，有人體的直接接觸，合理的身體沖撞完全有可能發生損害後果，但我們要看損害的後果是否屬於比賽規則范圍內的合理沖撞，如果明顯超出了比賽規則范圍，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的話，應視為行為人有過錯，應當對受害者的損失承擔適當的賠償責任。公平責任原則是不同於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一個獨立歸責原則，要適用公平原則，必須得有法律依據，不能在不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或無過錯責任原則的情況下濫用公平原則。
自發組織籃球、足球比賽等激烈的體育競技運動引發傷害案件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典型性。在本案中，致害人與受害人均無過錯，存在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由當事人分擔損失的可能性。但應當強調的是司法實務中最終是否實際確定適用公平歸責原則由當事人來分擔損害，應從維護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和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出發，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既不能過於簡單化搞一刀切一律判決由受害人自擔損害，也不能過於絕對化地由致害人分擔損失，適用公平責任原則應限定在合理的范圍內。具體需根據個案的實際情況結合這類體育競技運動本身的特點進行綜合考量。這里的實際情況應同時包含兩方面的內容：
一、受害人的損害程度;
二、當事人的經濟狀況。以上兩個方面應當同時具備，不可偏廢，通過上述綜合考量以當事人之間利益是否失衡作為價值判斷來決定

Ⅵ 打籃球起糾紛，孩子叫父母，父母找來打手砍死少年，為何會發生這種悲劇

「爸爸」這個詞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存在，很多人只看到表面上是孩子傷害了自己的父母，如幾年前:「爸爸是李剛」。2020年，童卓的自我曝光不斷發酵升級。

其實，我們應該真正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果「熊孩子」中的「熊父母」都沒有問題，他們怎麼可能被騙?

在2011年長春發生的「黑門事件」中，一名18歲的高中生被其父母召集的犯罪團伙殺害。行凶者不僅心無悔改之意，甚至企圖用金錢逃避法律制裁。

原來這件事已經有了賠款室，郝志鵬的朋友勸他不要打那個電話，如果圍觀的人馬上報警，如果刀砍在吳某身上猶豫了沒有摔下去……

這群人完美地錯過了所有的正確答案，踩足油門，沖向終點線。

如果父母沒有正確的觀點，他們怎麼能教育下一代與他人和睦相處呢?不管你有沒有錢，你首先必須成為一個人。

Ⅶ 體育糾紛的特點發生條件及解決途徑

隨著現代體育的迅速發展，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活動和勞動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參與甚至專門從事體育活動，在體育組織管理和各種參與者之間形成了獨特的社會關系。現代競技體育呈現職業化、商業化趨勢，各種國際間比賽頻繁，競爭日益激烈，無論個人還是組織都投入對運動成績所蘊涵的巨大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追逐，各種競技關系日益復雜。由於當事人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法律體系的差異、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履約狀態的變異，發生糾紛往往難以避免，因此，國際體育活動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體育糾紛數量的激增。
體育糾紛是體育發展的障礙。我國社會目前正處於深刻變革時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尚未完成，體育糾紛的解決手段不夠完善，競技體育的超常發展與社會配套條件不適應，矛盾十分突出。
及時有效地解決體育糾紛，不僅具體作用於矛盾的化解，而且有利於保護當事人權益，促進體育事業的健康穩定發展。當前，在我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巨大社會震盪和利益矛盾沖突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各種法律糾紛增多，違法現象乘機而入，一些體育糾紛不能及時公正解決，已經造成對體育發展的影響和破壞。必須增強依法解決體育糾紛的權威性，拓寬體育權利保護的法律救治渠道，加大對體育違法現象的治理力度，建立起體育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秩序1。尤其是北京承辦2008年奧運會在即，我國需建立與國際接軌、能夠迅速、方便、經濟地解決的體育糾紛的機制，因此建立體育糾紛解決機制是我國將體育工作納入法制軌道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體育糾紛的概念和類型
體育糾紛，是指在體育活動中以及解決與體育相關的各種事物中，各種體育法律主體間發生的，以體育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社會糾紛。
體育糾紛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涉及體育活動的商業性糾紛，如贊助、廣告、轉播權、知識產權引發的糾紛；二，體育組織與其成員之間的糾紛，如運動員合同、參賽資格、國籍等；三，有管理權的體育組織對其成員實行懲戒引發的糾紛，如興奮劑、禁賽、執照取消等。
由於體育糾紛的種類與性質復雜，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又各有其優缺點，所以體育糾紛解決相對於一般的糾紛解決更為復雜。
二、國際體育糾紛解決機制發展趨勢
通過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體育糾紛救濟實踐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雖然各國法律傳統、體育制度各不相同，但都出現了一些普遍的發展趨勢：一，體育糾紛救濟機制呈現多元發展的態勢，目前各國大都是採用體育行會的內部救濟與調解、仲裁、訴訟相結合的方式來解決體育糾紛；二，體育界對體育行會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事人要求保證程序的公正與合法；第三，雖然體育界非常不情願，但體育訴訟的數量還是呈現增加的趨勢；第四，體育仲裁是當前最有效的體育糾紛解決方式。
三、體育訴訟與體育糾紛的「司法介入」
訴訟是傳統的糾紛解決機制。作為典型的決定性、規范性糾紛解決機制，訴訟在現代法制社會中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但訴訟不是解決糾紛的唯一辦法。隨著社會和體育事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出現體育訴訟急劇上升的趨勢，為權利而斗爭，將體育糾紛訴諸法院，對於體育界人士來說已經不再陌生。有人認為，體育訴訟增多是人們權利意識增加、社會進步的表現。這種看法並非千真萬確，因為法院訴訟過於法律化、費用高昂並且耗時過長，對於時間非常珍貴的體育領域來說，有時用訴訟解決糾紛並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如在近年來在籃球運動員馬健與俱樂部的訴訟中，雖然最終得到司法判決，但馬健整個賽季都無法參賽，給自己造成巨大損失 。通過訴訟解決體育糾紛一般應該是最後的救濟手段，當當事人認為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爭議，才求助司法救濟，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被認為是唯一或最有效的手段。
同時，體育領域的「司法介入」問題也不容迴避。體育界和其他實行職業或行業自製的領域一樣，管理機構依據法律或自身章程行使管理職權的行為，司法機關有無介入的權力，如何提起訴訟，司法機關在多大范圍、何種程度上可能進行審查在法理上存在很大爭論，這一問題經歷了一個由忽略到重視，由法律語言不確定到肯定司法管轄權的發展過程。毫無疑問，對於體育糾紛，司法具有最終的裁決權。體育不可能脫離法律單獨存在，並非只有體育組織在體育問題上才有發言權，司法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體育內部章程、規則的不完善及體制上的漏洞。體育人士應開放頭腦，做好司法介入體育的應對，因為司法介入會給體育界帶來很多問題，小到國家法院推翻IOC有關興奮劑禁賽的決定，大到運動員可能利用某一國家法律阻卻國際賽會召開直到取得判決結果為止。
但由於體育的特殊性，一些國家和體育組織關於司法介入體育糾紛的原則是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即只有當事人尋求了體育行會內部的救濟之後，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原則是多年來法院從一系列判例中總結出來的，任何人只有在遵循了其所屬的體育行會的內部有關程序之後，才能進入司法程序2。
在此所說的糾紛解決，指的都是民事糾紛，因為只有民事糾紛當事人才有處分的權利3。至於中國足壇「假球」、「黑哨」事件，則屬於刑事訴訟范疇，國家司法不會放棄追訴，一定會介入處理4。
四、ADR在解決體育糾紛中的優勢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解決糾紛的替代辦法」，是對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國普遍存在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ADR的宗旨是為當事人提供一種在公平程序中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糾紛的渠道5。與訴訟程序不同的是，它們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主要依靠當事人的自律，為當事人自治創造了更大空間。ADR在解決糾紛中甚至能夠起到優於訴訟程序的作用。ADR的基本方式有協商（談判）、調解和仲裁。
相對於訴訟，現代ADR在解決體育糾紛中有以下優點：一，能夠充分發揮作為中立調解人的專家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在體育中有大量的裁決要依靠專家的經驗，如體育比賽中發生的傷害事件，加害人是否出於故意，是在規則的允許范圍內還是故意犯規，這些都是普通法官很難做出判斷的；二，以妥協、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糾紛，有利於維護需要長久維系的合作關系和人際關系，乃至維護共同體的凝聚力和社會的穩定；三，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能夠得到雙贏的結果；四，減少費用和時間，國際體育糾紛如果到了國際訴訟的程度，花費是巨大的，當事人通常要承擔巨額費用風險，而ADR的靈活性和地點的隨意性降低了費用和減少了時間，因此當事人大多願意以ADR方式解決糾紛。 我國應重視體育糾紛解決中的ADR利用，降低成本，兼顧效率與公平。
五、體育仲裁製度與國際體育仲裁院
一些國家先後建立了體育仲裁製度，國際體育仲裁院的作用也在不斷擴展。成立於1984年的國際體育仲裁院（CAS）為了保證自己的中立地位，於1994年從國際奧委會的直接領導下脫離出來，CAS在布羅曼坦案、羅斯案中都推翻了國際奧委會的裁定，維護了運動員的權利，成為解決國際體育糾紛，尤其是解決重大體育賽事中的糾紛的重要機構。IOC已於1994年要求所有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都簽訂協議，遵守CAS的仲裁協議，而不尋求其他司法途徑。很多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也與CAS簽訂了將其與成員之間的糾紛提交仲裁的條款。和一般仲裁一樣，國際體育仲裁也有自己的仲裁協議，但與一般仲裁不同的是，體育仲裁不僅局限在一般仲裁的財產性爭議方面，很多人身性爭議也在仲裁的范圍內，如參賽資格問題。從CAS出版的案例集可以發現，國際體育仲裁庭受理的案件范圍非常廣泛，包括運動員國籍、就業合同、電視轉播權、贊助商、執照以及大量的興奮劑違規爭議 。
六、體育糾紛的行業內部裁決機制
體育中大量糾紛是由體育行業內部解決的。目前，體育領域有處理許可權的有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國家奧委會、各國單項體育組織等。體育組織內部設立的裁決機構，通常解決該組織與作為其會員的組織和在該組織注冊的運動員之間發生的糾紛。體育行會的管理權力的來源有三：通過國家法律授權的權力；政府委託的權力；通過契約形成的權力和通過「事實契約」形成的權力。行規（體育行會的章程規則）與國家法律既有聯系亦有區別，行規的效力來源主要源自於體育行會的自主性權力，在現代社會中，通過國家承認與保護，行規有可能獲得與國家法律一樣的強制力與約束力。
七、我國體育糾紛解決機制及存在問題分析
目前我國體育糾紛多採用自行和解、體育社團內部解決、行政部門調解和裁決、訴訟等機制解決，與社會和國際接軌的差距比較大，而且體育主管部門、仲裁機構及法院之間的管轄關系不明確。由於我國體育社團和行政部門的解決方式普遍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處理結果的法律效力和強制力不足；迄今為止，我國實際上還沒有設立專門的體育仲裁機構，也沒有專門的體育仲裁立法，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中有象徵性規定。我國體育行會內部的紀律處罰與糾紛處理機制存在較大的缺陷，從中國足球協會的有關糾紛解決辦法和近年來處理的一些糾紛案例來看，我國體育行業內部糾紛解決機制在許可權分配、審級設置、人員組成、聽證程序、裁決效力等方面都存在問題，為了保護當事人權利，必須健全我國體育行會內部紀律處罰與糾紛處理機制。
八、我國建立以體育仲裁製度為中心的多元化體育糾紛解決機制的設想
我國盡快開辟以體育仲裁為中心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所謂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協調地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功能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要的調節系統。具體如下：一，適當的行政裁決；二，必要的司法程序，司法介入既有合理性又有有限性，但鑒於目前我國體育領域丑惡現象現狀，我國體育糾紛司法救濟方式應當得到明晰和擴展；三，完善體育行業內部的爭議裁決機制，建立健全和不斷完善各全國單項體育協會的糾紛解決制度，在審級設置、人員組成、聽證程序、裁決效力等方面進行完善，切實保證符合公平、公正及效率原則；四，借鑒國際奧委會及一些國家的經驗，盡快建立簡便快捷、有鮮明特色並納入國家仲裁體系的體育仲裁製度，應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該機構應當保證其民間性、中立性與技術性，本研究將對該機構的具體組成、職能許可權以及體育仲裁程序的具體內容進行設計，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章程》與《體育仲裁委員會仲裁條例》草案；五、明確體育主管部門、仲裁機構及法院之間的管轄關系，確定法院的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六、2008年北京奧運會CAS將對比賽糾紛進行裁決，其仲裁條款與我國現行法律存在沖突，應盡早解決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