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侵權的心得

Ⅰ 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5篇

民法典 觀後感 心得感悟有哪些?民法典作為基礎性、體系化的法典，體現民法的基本精神;作為其他民事單行法的上位法，引領所有民事法律的發展方向。一起來看看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5篇，歡迎查閱!

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1

民法典正式頒布已經進入倒計時狀態。這在我國的民事司法體系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那麼，民法典的頒布會給婚姻家事領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本部民法典頒布生效以後，訴訟離婚的難度將會進一步增加，法官判離會更加審慎，訴訟周期會變得更長。其中冷靜期的設置，意在讓雙方強化經營的意識，更加冷靜理智的對待婚姻當中的矛盾。筆者提醒大家，遇到婚姻中的小「病」小「傷」不要輕易棄療，要雙方配合、耐心修復婚姻系統的防火牆。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一場兩人共同成長彼此扶持的旅程，不在於配置多豪華，路線多奇幻，關鍵在互相配合、一致行動、在取經的路上共同戰斗，最終斬妖除魔、修成正果。

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誤解彼此的方向，看不懂對方的信號，經歷各種心傷。別怕，這些坎坷都將見證你破繭成蝶的成長。當你看到一路走來自己的成長、對方的成長，你們婚姻之樹由青青幼苗變得果實累累，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時過境遷，生活變化反映社會發展，生活進步得益於科技發展，民法典為中國創新創造保障開路。民法典也是市場經濟基本法，伴隨著民法典的不斷完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制度優越性不斷顯現，「中國名片」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越來越強，中國車、中國橋、中國路等「中國奇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人民用勤勞和汗水創造了「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效率」，一躍而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果來之不易，其中和諧安定、科學規范、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是關鍵，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完善的體現，為中國創新創造提供了不斷成長壯大的優渥環境。「小明」的成長記錄中國法治改革歷程，彰顯「中國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一生守護的人民情懷!

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2

千呼萬喚，新中國歷史上首個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終於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高票表決通過。民法，是調整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幾乎所有的法律，因此，《民法典》也被大家稱為是社會生活的 網路 全書，是人民權利的寶典，每個公民的生活和工作，每個企業的設立和運營，都離不開它。這次《民法典》的出台，可以說亮點多多，從第一編的總則編，到第七遍的侵權責任編，都有不少和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新變化。充分認識頒布實施民法典的重大意義，推動民法典實施，以更好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更好保障人民權益。

加強宣傳 教育 、加大民法典普及力度。實施好民法典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調整規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這是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見的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涉及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業發展息息相關。民法典實施得好，人民群眾權益就會得到法律保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就會更加有序，社會就會更加和諧。實施好民法典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

加強立法工作、推動民法典完善發展。民法典頒布實施，並不意味著一勞永逸解決了民事法治建設的所有問題，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探索，還需要不斷配套、補充、細化。有關國家機關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加強同民法典相關聯、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不斷 總結 實踐 經驗 ，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推動民法典發展更上一層樓。

加強執法力度、確保民法典落地生根。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維護民法典權威的有效手段。各級政府要以保證民法典有效實施為重要抓手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把民法典作為行政決策、行政管理、行政監督的重要標尺，不得違背法律法規隨意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增加其義務的決定。

加強普法宣傳、加快民法典深入民心。民法典要實施好，就必須讓民法典走到群眾身邊、走進群眾心裡。要廣泛開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將其作為「十四五」時期普法工作的重點來抓，引導群眾認識到民法典既是保護自身權益的法典，也是全體社會成員都必須遵循的規范，養成自覺守法的意識，形成遇事找法的習慣，培養解決問題靠法的意識和能力。

法，國之權衡也，時之准繩也。古有商鞅變法，今有民法典頒布。從古至今，法律一直走在「時尚尖端」，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人們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不斷涌現，法律在一直不斷適應新潮流。我們要做學習、遵守、維護民法典的表率，提高運用民法典維護人民權益、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能力和水平。一傳十，十傳百，真正讓網路全書式的民法典在世間流傳，造福於人民。

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3

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國民法典就此誕生。中國人民終於擁有了一部真正屬於自己的民法典，終於實現了新中國幾代人的夙願。民法典中的「民」字代表著「人民至上」，我們不僅要細細體會和思考背後的含義，更要時時去領悟和踐行其中的真諦。

《民法典》充分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和意願。因為它完全來自於人民的生活和實踐。無論是在生活中遇到的高空拋物、房屋價值想「提前變現」，還是在消費中遇到的「套路貸」「校園貸」「高利貸」;無論是在出行中遇到的霸座、老人倒在地上不敢扶，還是遊走在網路中的Q幣、網路游戲裝備。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給了解答，豐富地展示了與人民相關的點點滴滴。

《民法典》充分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和意願。因為它完全來自於人民的生活和實踐。無論是在生活中遇到的高空拋物、房屋價值想「提前變現」，還是在消費中遇到的「套路貸」「校園貸」「高利貸」;無論是在出行中遇到的霸座、老人倒在地上不敢扶，還是遊走在網路中的Q幣、網路游戲裝備。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給了解答，豐富地展示了與人民相關的點點滴滴。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是具有生命力的，它堅持問題導向。而問題的提出和解決，自然是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民法典更好地體現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能夠真正用來解決和調節現實生活中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回應社會關切。

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4

本部民法典頒布生效以後，訴訟離婚的難度將會進一步增加，法官判離會更加審慎，訴訟周期會變得更長。其中冷靜期的設置，意在讓雙方強化經營的意識，更加冷靜理智的對待婚姻當中的矛盾。筆者提醒大家，遇到婚姻中的小「病」小「傷」不要輕易棄療，要雙方配合、耐心修復婚姻系統的防火牆。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一場兩人共同成長彼此扶持的旅程，不在於配置多豪華，路線多奇幻，關鍵在互相配合、一致行動、在取經的路上共同戰斗，最終斬妖除魔、修成正果。

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誤解彼此的方向，看不懂對方的信號，經歷各種心傷。別怕，這些坎坷都將見證你破繭成蝶的成長。當你看到一路走來自己的成長、對方的成長，你們婚姻之樹由青青幼苗變得果實累累，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時過境遷，生活變化反映社會發展，生活進步得益於科技發展，民法典為中國創新創造保障開路。民法典也是市場經濟基本法，伴隨著民法典的不斷完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制度優越性不斷顯現，「中國名片」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越來越強，中國車、中國橋、中國路等「中國奇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人民用勤勞和汗水創造了「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效率」，一躍而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果來之不易，其中和諧安定、科學規范、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是關鍵，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完善的體現，為中國創新創造提供了不斷成長壯大的優渥環境。「小明」的成長記錄中國法治改革歷程，彰顯「中國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一生守護的人民情懷!

民法典觀後感心得感悟5

一、民法典的編纂體現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

翻開歷史的畫卷，從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編纂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一部「法」的誕生伴隨著中國社會60多年跌宕起伏的發展，伴隨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根據黨中央的工作部署，十二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接續努力推進編纂民法典工作，先後十次審議民法典相關草案，組織全國人大代表兩次研讀討論民法典草案，採取多種形式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經過反復修改的草案，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建議，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范合理、內容完整並協調一致。該法典在本次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通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體現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和願望。

二、民法典將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堅強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義環境。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滿意度不斷加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 文化 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變化的過程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驅動下的創新創造，在這個過程中，「法」提供了堅強的法治保障。民法典作為社會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立法表達。民法典就像一個無形的天網，全方位保護人民民事權利，每一條法律規定都凝聚社會生活規則的最大共識，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法制建設更加深入人心。《民法典》的頒布實施，必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座「大廈」的重要支柱，必將為法治中國建設築牢根基，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民法典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們國家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標志著我國依法治國邁上新台階。

三、民法典頒布與實施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

我國《民法典》是保護公民私權利的法律匯總，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權利的宣言書和保障書，作為事關每個公民「從胎兒到身故後五十年」漫長歲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與每個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關。民法典的頒布，是維護人民權益的客觀需要，大到國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生產經營、個人信息保護、私有財產保護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據。民法典的頒布，讓公民更有尊嚴地生活，保障人人享有人格尊嚴、人身自由、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還有各種各樣的財產權利等等。民法典讓社會更加公平發展，讓群眾步入幸福安康的生活。建設完備的社會財富保護體系，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讓公民尊嚴得到充分尊重、民眾智慧得到極大發揮、社會財富得到充分涌流，是民法典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和應當具有的歷史價值。

四、作為法律工作者的律師要把學習和掌握民法典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學好、用好民法典。

《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中國截至目前體量最為龐大的法律，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民法典》共七編，依次為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以及附則，共計1260條。這1260個條文涵蓋了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參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巨大影響還體現在對其他民事單行法的吸收合並上。《民法典》正式頒布實施後，我們耳熟能詳的《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將廢止，退出現行有效的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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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學習知識產權法的心得體會

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體會和思考
[071231]

在中國互聯網實驗室「創新型國家與知識產權保護」高層研討會上的講話

我們有一個中國網路觀察網也是在關注這個網路的知識產權的方面的事情，我們就是所有的網路的公民作為我們的服務對象，第一肯定是普通的網友，我們是最為弱勢的普通網友服務。第二個為名人的網友服務，當然我們還會為網站、網吧和網站的管理部門服務。但是我們可能更關注弱勢這一塊，當然今天我們涉及到富士康這個案件的話我想確實是有很多造作的餘地在裡面，我們其實也涉及到幾個我們網路的案子。

因為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人士，但是通過做幾個案子有了一些親身的體會才知道，我們就是提一些我們的看法和一些思考。首先我們覺得應該在網路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麵包括或者是公司的知識產權方面，一個是證據的保全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涉及到網路，網路法律現在應該說還不是那麼的齊備，國外的網路法律是比較完善的，我們看到最近也報了很多的案子，涉及到很細節的。我們這一塊網路的侵權的事件是馬上會消失的，所以這個證據的保護很重要。比如說發表一個帖子一定要公正下來做充分的准備。

第二個要聘請專業的知識產權的律師來負責，專業的律師是非常重要的，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應該說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個應該尋求網路，因為網路的知識產權的侵權可能要更多的涉及到網路的審判，可能不是事實的審判的問題。網民也是會提出他們自己的審判的觀點，我們看到最近凱蒂不斷的有案例在報，包括國學辣妹我和張星水聯手做的案子在豐台法院獲得了初審的勝利。但是我們在這裡面也看到輿論和網友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雖然可能判決不一定有利，但是我們還是推薦大家用網路的力量尋求網路意見領袖的支持，我們想剛才方總這里聚集了一萬多名的意見，他們發言的重要性更大了，在法理上和娛樂上有幫助。

第四個在法律的舉證的過程中間，我們一定要做到證據的充分，法律有可能在裡面有一些，因為我們中國社會人情關系在裡面，我們不能避免有一些模稜兩可的事情，但是在法律上我們不能絲毫的退步和讓步，包括證據的提供，所以我們一定要掌握這一點。

第五個，最後一點就是說如果有不利的判決，我們一定要堅持上訴或者是二審，一定要堅決的推翻，因為不利的判決會對你未來的公司的運營，包括個人的聲譽有很大的影響。得到了有利的判決以後要堅決的速戰速決，這個中國現在就是這個執行問題上面也是面臨一個困境，現在就是說畢竟我們還是有一個過程，法制化進程中間還有一個過程，所以他們會想出很多辦法來讓你執行不了，所以速戰速決的辦法最好，找到你的訴訟對象得主管方，主管人給他們施加壓力最好。這個是不成熟的，但是我們覺得還是比較實用的。

最後一點我想講在創新型國家的知識產權方面，黎明老師是我的老師，他在創新型思維上面提出了一些方面的想法，我們覺得可能就是用正反和用這種三元的邏輯會起到一些效果，他也在考慮如何讓中國人聰明起來，在思維上面起到一些作用。我們講利益的鼓勵包括發獎章，包括發創新獎金是一方面，但是情感的激勵和創新的機制是無法避免的。

對於知識產權，以前只是在電視、廣播、報紙中看過、聽過，覺得與我們相距很遠，今天又學了，覺得知識產權與我們每一個人生活都息息相關。認識它，學習它越來越發現它真的很重要。

以前用別人的東西理直氣壯，以為改個姓名就成為自己的作品，現在知道那是侵權，到電子市場買張光碟，現在知道那是盜版。並且知道如果人家追究就要負法律責任。

Ⅲ 對知識產權法的理解和體會

要寫明知識產權法的重要性以及所帶來的作用，實施知識產權法在社會的地位。

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完善知識產權案件上訴機制，統一審判標准。制定完善行政執法過程中的商標、專利侵權判斷標准。規范司法、行政執法、仲裁、調解等不同渠道的證據標准。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機制。建立完善市場主體誠信檔案「黑名單」制度，實施市場主體信用分類監管，建立重復侵權、故意侵權企業名錄社會公布制度，健全失信聯合懲戒機制。逐步建立全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案例指導機制和重大案件公開審理機制。加強對案件異地執行的督促檢查，推動形成統一公平的法治環境。

(3)關於侵權的心得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要求規定：

1、完善知識產權仲裁、調解、公證工作機制，培育和發展仲裁機構、調解組織和公證機構。鼓勵行業協會、商會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自律和信息溝通機制。

2、引導代理行業加強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機構監管水平。

3、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將知識產權出質登記、行政處罰、抽查檢查結果等涉企信息，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統一歸集並依法公示。建立健全志願者制度，調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知識產權保護治理。

Ⅳ 求論文 侵權責任法與我們的生活

《侵權責任法》今年7月1日就要正式開始實施了，作為與民法通則、合同法、知識產權法一起構成民事法律制度四大架構，又與每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侵權責任法》，引發全國律師們的學習熱潮。
《侵權責任法》略顯單薄的92個條款，規定了當公民或法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受到損害時，行為是否構成侵權、由誰承擔侵權責任、向誰承擔侵權責任和如何承擔侵權責任的問題。
由於只有92條，《侵權責任法》沒有像《合同法》一樣分成總則和分則，而是用七個章節（相當於分則部分）規定了在產品質量責任、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醫療損害責任、環境污染責任、高度危險責任、飼養動物損害責任、物件損害責任等7種情況下如何確定是否構成侵權和由誰承擔侵權責任的問題。
其實法律層級的《侵權責任法》頒布實施之前，侵權行為構成、承擔責任方式以及歸責原則已經在各專業領域的行政法規、規章、司法解釋等法規中有所規定，而這次的法律歸納立法，個人認為以下6大方面將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01．確定了死亡賠償的同命同價原則
【第17條】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
社會爭論的所謂城裡人和鄉下人、年青人和老年人「同命不同價」的人權、生命權的爭議可以稍息，但究竟以什麼樣的數額來確定，是就高還是就低，如何確定這個相同數額，是「可以」而不是「必須」，如果不「可以」的時候如何處理，仍然給司法實踐留下了諸多空間。
02．在法律層級上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第22條】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在法律層級上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說明我國民的需求已經超越了經濟和金錢上，人性和情感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03．見義勇為者獲得經濟補償有法可依
【第23條】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權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責任，被侵權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有人為了幫助你不受傷害而路見不平見義勇時，如果英雄受傷甚至犧牲了，而加害人找不到，你除了口頭上的感謝還要有經濟上的補償，否則你不僅僅要承受道德上的譴責，而且會依法被判決承擔經濟上的補償責任。
04．家庭或個人僱傭勞務的時候需要提高風險意識
【第35條】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家裡僱傭保姆、小時工沒有單位和資質的裝修游擊隊，幹活時出現諸如陽台上澆花花盆掉下去砸死人了、請的兼職司機開車撞死人了、個人裝修隊不銹鋼門窗掉下去傷到行人了等等，你都得為這些費用買單，而且僱傭的勞務者一旦出現人身損害也由僱主承擔責任。所以，最好聘請由派遣單位派遣的上述勞務人員，一則派遣單位應當為派遣人員繳納工傷保險，二則可以在與派遣單位簽訂協議的時候約定相關侵權責任由派遣單位承擔。
05．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安全保障義務加重
【第37條】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管理人或者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被侵權人的追責途徑更加明確了，但上述公共場所經營中的安全保障義務加重了，在賓館里被打了、在商場樓梯上滑倒了、在銀行被人搶錢了、被劫匪搶作人質了、在火車上摔傷了、在KTV唱歌被尋釁滋事了，在這些有明確位置和容量的場所里發生的任何人身或財產損害，都有可能被起訴和索賠，公共場所的經營者們應當考慮完善相關的經營責任保險，不然如果萬一不幸出現群體事件，掙的錢肯定不夠賠的。
甚至連組織群眾性活動的個人或單位，組織體育比賽的、演唱會音樂會的、展覽展銷會的、游園燈會廟會花會焰火晚會的、人才招聘會的，出現人員踩踏、人身侵害的都需要承擔責任。
06．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需要對小朋友和學生在校內外遭受到的人身侵害承擔無過錯責任或者過錯責任。
所有招收幼兒、小學生、中學生的教育機構，應當考慮完善相關的學校責任保險，以規避經營風險。不然如果萬一不幸出現群體事件，掙的錢肯定也不夠賠的。

Ⅳ 一篇關於產品侵權的論文

侵權責任法在食品侵權方面的私法救濟性
——以毒奶粉事件為模型的思考
陸夢慰*

【摘要】近來發生的三鹿奶粉突發事件，給大量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人身和財產損害。政府在懲治相關方給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補償的同時，更應以此事件作為在侵權責任法制定之際的一個啟發。在其立法中對歸責原則和舉證責任等的設置做出有利於消費者的傾斜，以體現其私法救濟性法。
【關鍵詞】食品侵權 歸責原則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摻假丑聞，目前造成1.3萬多名嬰兒身患泌尿系統結石，其中3名甚至因為腎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時牽出乳製品行業的一個驚天秘密：即為了應對質監局對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測蛋白質含量）指標，已形成了集體往生鮮牛奶中摻三聚氰胺的行業潛規則。
值此侵權責任法制定之際，該事件的曝光無疑引起了對消費者尋求食品侵權行為之私法救濟的諸多關注，即作為救濟法的侵權責任法，應如何體現其對受害人的保護性傾向。具體包括：對於食品侵權責任應適用何種歸責原則；對處於信息弱勢地位的受害人（消費者）來說，是否應對其損害承擔舉證責任；對於因食品質量缺陷造成的損害賠償，應如何主張。

一． 食品侵權的特點
食品安全侵害作為典型的現代型侵權，與其他民事侵權相比，無論從侵害手段、因果關系認定乃至損害程度與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區別。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傳統侵權行為大多具有明顯的違法性或違德性的特徵，例如損毀他人財物、砍傷他人身體等等，其價值的非難性比較明顯。而食品安全侵權則不然，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日益增加，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導致風險來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於信息的不對稱，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奶粉中會存在何種添加物以及該添加物會對身體健康造成何種影響。這對消費者來說，無疑將導致侵害的難以規避性。另外，食品作為一種特殊的產品，在質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標准，所以，對突發的重大質量瑕疵缺乏預見性。
（二）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在現代社會，風險加劇，導致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愈加困難。受害人經常距離損害發生的原因比較遙遠，或者因為技術上的障礙、信息不對稱或經濟實力等原因，而造成舉證困難，受害人往往難以確定損害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表現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則為受害人難以精確說明食品質量問題與自身損害的因果聯系，缺乏權威的質檢機構對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讓消費者自己證明究竟多少數量的三聚氰胺會造成侵害，難度將相當大。
（三）侵害程度與侵害范圍的特殊性
傳統侵權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對特定受害人造成的個別權益侵害現象，不太會出現大范圍的全體受害現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則是一種現代型的集團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數人的普遍權益。食品質量侵權通常表現為某種特定食品對長期食用該產品的所有人的廣泛侵害。這種侵害往往會形成社會性權益侵害的現象，造成大范圍人員傷亡的責任事故。
食品侵權的上述特點，已遠遠超出了傳統侵權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對這類侵權，如果依舊死板地適用傳統侵權法，則勢必會在司法實踐中遇到極大的困難，也難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為弱勢群體的利益以發揮民法的公平正義。
因此，在這里，筆者將結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討在食品侵權中應如何充分發揮侵權責任法作為救濟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從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到嚴格責任
（一）對歸責原則的概述
「歸責」在法律上的含義，是指依據某種事實狀態確定責任的歸屬。歸責原則作為「確定行為人的侵權民事責任的根據和標准」 ，是任何一種侵權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所必然進行的一種價值判斷的體系。侵權行為法的歸責原則是歸責的規則，它是確定行為人的侵權民事責任的根據和標准，也是貫穿於整個侵權行為法之中，並對各個侵權行為法規范起著統帥作用的立法指導方針。歸責原則在侵權行為法中居於重要地位，確定合理的歸責原則，建立統一的歸責原則體系，實際上是構建整個侵權行為法的內容和體系。
對產品缺陷致害責任應該適應何種歸責原則，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一是過錯責任說，所謂過錯責任 ,就是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 ,應就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說認為，《民法通則》所規定的「產品質量不合格」即為有過錯，因此產品缺陷致害責任是一種過錯歸責。二是過錯推定責任說，該說認為，當瑕疵產品造成消費者損害時，先推定製造商或銷售商之過失，將舉證責任轉換至製造商身上，如果製造商無法舉出抗辯理由，就需要承擔責任。三是無過錯責任說，該說認為產品缺陷致害責任不以主觀過錯為要件，是一無過錯責任，無論產品生產者、銷售者有無過錯，均應對產品缺陷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四是二元責任說，該說認為產品缺陷致害責任既適應無過錯責任原則，也適應過錯責任原則，但以無過錯責任原則為主，嚴格責任原則適應於生產者和銷售者的直接責任、表面責任 和生產者的最終責任、實質責任；過錯責任原則適應於銷售者的最終責任和運輸者、倉儲者及中間供貨人的最終責任。
目前，過錯責任說已被大多數國家的立法所拋棄，過錯推定責任說僅適用於銷售者的最終責任，生產者不能以其對產品缺陷致害無過錯作為抗辯，如適用這一原則則不利於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障。無過錯責任，是不以主觀過錯為要件，無論生產者、銷售者有無過錯均應對損害承擔責任。
有學者認為「無過失責任」或「無過錯責任」就是「嚴格責任」的別稱，其實，二者差異頗大。從法律責任性質上講，嚴格責任保持了法律責任的懲罰、教育功能，同時也及時彌補了受害人的損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間合理分配損害；而無過失責任則不具有制裁並預防不法行為發生的作用，其目的僅在「對不幸損害之合理分擔」。 另外，嚴格責任仍然允許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辯事由以求免責；而無過失責任純粹為客觀歸責，一旦被告的行為或物件致人損害，被告就被確定要承擔責任。
因此，現在在產品責任法領域中，嚴格責任原則已成為各國立法所普遍採納的原則。所謂嚴格責任原則，是指：只要產品缺陷造成了消費者人身或財產損害，生產者或銷售者就必須對此進行賠償。作為一種專門因應現代科技發展而出現的產品責任理論 ，嚴格責任原則在食品侵權領域的應用則由於具有下列兩個特點而備受青睞：其一是預防優勢，即對於預防因為食品缺陷與風險所招致的損失，作為被告的生產者總是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風險或損失擴散優勢，即作為被告的生產者比較容易地將缺陷食品或風險食品造成的損失通過增加費用或保險等手段分散出去，轉而由一定范圍內的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 符合其「不幸損害之合理分擔 」的基本思想。並且，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符合「 誰收益誰負擔風險 」 的羅馬法原則 ,食品製造商銷售食品賺取利潤自然應當對其產品缺陷所招致的損害負責 ,況且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還可以刺激食品生產企業改進產品設計 ,完善和加強對產品生產過程的監管 ,提高產品質量 ,保障產品安全。
（二）我國在相關問題適用的歸責原則
我國現行的產品責任法律規范主要體現在《產品質量法》中。目前，盡管我國《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對產品質量有很多約定。《產品質量法》第41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42條規定：「由於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理論界一般認為41條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42條規定銷售者過錯推定責任原則。
（三）在我國的適用范圍之比較
根據《民法通則》第 106 條第三款「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之規定,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應包括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的侵權(《民法通則》第 121條,下同)、產品責任(122條)、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123條)、污染環境致人損害 (124 條)、地面施工緻人損害(125條)、飼養動物致人損害 (127 條) 、法人對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包括執行職務給他人造成的損害 (不得以選任或監督無過錯而主張免責)(43、121條) 等。這也是當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規定的免責條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條) 、受害人故意 (123條) 、第三人過錯 (127 條) 、「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和「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時的科技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存在的」五個方面。過錯責任原則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 (《民法通則》)
所以,從適用范圍上看,嚴格責任只適用於法律有明確規定時。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是法官在判案過程中為盡快平息紛爭,盡量降低審判成本、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而採取的一種技術技巧,而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要比前者普遍、廣泛得多。

三．食品侵權中的舉證責任及相關立法展望
侵權責任法是一種事後法律，是對社會關系的第二次調整。其本身作為救濟法不能主動介入到某種社會關系中。換句話說，侵權責任法是權益受到侵害之後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它的核心是解決在權力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應該怎麼救濟的問題。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為對侵權責任法立法的一個啟示性事件，同樣揭示出舉證責任在消費者尋求損害賠償時的重要作用。例如，盡管有關部門以檢測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卻沒有明確造成損害的劑量之上限。那麼，消費者應依何標准主張產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費者的損害范圍除了包括實際身體健康受損的所主張的醫療費外，沒有實際受到缺陷產品侵害，但其去醫院檢查花去的檢查費用及車馬費是否應包括在內？最後，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後，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業內的絕大多數企業也被牽扯進來。這就導致消費者索賠的困難，如何證明其所遭受的損害是由特定企業造成的，也將是侵權責任法不得不納入考慮的問題之一。
產品侵權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有：產品存在缺陷；存在損害事實；產品缺陷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下面，筆者將一一解讀我國現有法規對各構成要件的規定，並就侵權責任法的立法作相應展望。
（一） 關於產品缺陷
產品責任制度的核心在於對「缺陷」一詞的解釋和定義，因為缺陷是任何權利要求的基
礎。產品缺陷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在產品責任訴訟中，判定產品是否存在缺陷，不僅關繫到原告能否獲得賠償，而且也是實現責任控制、防止過度歸責的一道「安全閥」。 因而，它往往成為利害關系人爭執的焦點。
在我國,關於產品缺陷含義的界定與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則》第
122 條中規定: 「因為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這里的「產品質量不合格」在解釋上應按產品責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進行解釋。《產品質量法》第46條規定:「本法所稱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不合理的危險 ,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准。」
可以看出，第46條的規定,是我國有關立法上首次使用產品「缺陷」的概念,並對其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吸收了國外產品責任法中界定產品缺陷的主要內容,把「不合理危險」作為產品缺陷的基本含義,同時將產品缺陷與一定的產品標準直接聯系起來,增加了有關「安全標准」的內容。這條規定是對《民法通則》關於「質量不合格」的揚棄,有其合理之處。但從對產品缺陷的認定標准來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實踐中,怎樣來確定產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險呢?
在產品責任法發展最迅速、最完備的美國,法院在審判實踐中一般採用以下認定標准:一是消費者對產品安全性的期望標准,即以普通消費者對該產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識所能預見的程度為標准進行判斷,如果該產品的危險程度超過了消費者合理預期的程度,則具有不合理危險性,因而該產品就是缺陷產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種化工原料,誤將其食用會有礙健康。對於這種危險，正常消費者都能認識到,因而不屬於不合理的危險。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則屬於不合理的危險,因為正常消費者不會預料自己所購買的奶粉中含有會使人患泌尿系統結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剛性和彈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決定了必須制定彈性標准。借鑒美國的「消費者合理期待」原則，我國的侵權責任法可以適用大陸法系的「誠實信用原則」。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誠信原則，消費者便可以此來主張奶粉存在缺陷。
2. 新產品的開發與相應的產品標準的制定存在時間差時，生產者是否可以產品符合強制性安全標准而主張不存在不合理危險,並據以要求免責?
筆者認為，不宜優先適用強制性安全標准,不應將其代替不合理危險而成為判定產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標准,否則容易偏袒生產者和銷售者,不利於公平地保護消費者。因為當前中國社會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即在標準的制定和修改過程中生產商們擁有很大的發言權,特別是有關產品質量的行業標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業內企業的積極參與。他們往往通過參與標準的制訂來施加影響,以盡量減輕其責任,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安全標準的制訂不僅受到制訂者認識水平的制約,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產水平等因素的制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新產品的大量涌現,使標準的制定和修改呈現滯後性,某一產品的強制性安全標准可能並未包括該產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標。符合強制性指標的產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標准范圍以外的不合理危險的情況,因此,這些安全標准本身並不一定是最先進、最合理的，而籠統的規定符合這種安全標準的產品即無缺陷顯然有失偏頗,勢必會引起產品缺陷認定的疏漏,從而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這顯然與產品責任制度創設的目的——保護消費者、用戶利益相違背。因此,應該把國家標准或者行業標准作為產品進入市場的行政許可的最低要求,若產品不符合該標准,則成為產品有缺陷的直接證據,生產商應承擔責任;若產品已經符合該標准,則是產品無缺陷的初步證據,消費者如果有其他標准證明產品確實存在缺陷,那麼生產商仍應承擔責任。
綜上所述,侵權責任法在適用中可對《產品質量法》第46條作這樣的理解:產品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是產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條件,但產品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只是產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從根本上講,產品缺陷的認定標準是由產品責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所決定的,我國在認定產品缺陷時宜採用彈性標准,即以不合理危險作為衡量標准,而安全標准只是實際認定產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據,但不能作為優先適用的標准,不能將不合理危險標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標准同時還應適用不合理危險標准。
（二） 損害事實的范圍
損害事實作為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是指某種行為致使受害人財產權、人身權受到侵害，並導致財產或非財產的減少或滅失結果的客觀事實。就損害事實的本質而言，侵害事實必須造成損害後果。可具體表現為受害人死亡、殘疾、增加病痛、延長治療期限以及各種形式的財產損失。
損害賠償法律關系賴以存在的根據便是損害事實，有損害才有救濟。這是因為，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是以財產賠償的方法承擔的，一方面是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侵權責任法的事後救濟性，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如果僅有違法行為，而無損害結果，那麼賠償也就無從產生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四條，損害事實主要有兩類，即財產損害與人身損害。 財產損害。財產損害實質上是對財產權利的損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為而遭受的財物方面的經濟損失。財產損害可以用金錢的具體數額加以計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證明的、無法確切計數的經濟利益的損害。財產損害的類型可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是指已得利益喪失或現有財產減損，例如因醫療事故造成病人診療而花費的醫療費。間接損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滅失，如醫療事故致殘導致病人喪失勞動能力而減損的勞動收入。人身損害。人身損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權或健康權，導致受害人受傷、致殘或死亡。糾紛案件絕大多數會造成人身損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對人受到人身損害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財產損害具體該如何定性呢？這里就存在定義損害范圍的問題，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對人確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腎結石（主損失），那麼所有因看病而花費的檢查費和車馬費等（附損失）都應歸入損害范圍；如果相對人沒有患病，那麼其相關開銷是否應計入損害范圍。
筆者認為，應該計入。如前所述，消費者與商家的信息不對稱性導致其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因此，法律應該允許消費者在未知的領域內，為規避風險而做的防範措施所造成的損失計入損害范圍。
對於侵權責任法的立法借鑒來說，出於強化對受害人救濟的角度考慮，應擴大侵權法可補救的損害范圍。具體來說，就是損害除了包括財產損害，還應包括精神損害等非財產損害；除了包括實際的現實損害，還應包括潛在的未來損害。一些國家通過擴張損害的概念，從而使侵權責任法展現出創設和生成權利的功能。

（三） 因果關系推定及舉證責任倒置
侵權行為的因果關系,是侵權損害原因和結果之間的相互聯系。雖然兩大法系各國都主張因果關系是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但除法國民法典對因果關系有所涉足外，各國立法對因果關系及其標准均無具體規定。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為規范和統一因果關系標准提供了機遇和空間。並且，為了應對現實的挑戰 ,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不得不重新檢討。於是,為了克服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僵化與不合理現象,在民事責任及其訴訟理論上,逐漸出現了各種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並逐漸為各國立法及司法實踐所支持。
在我國， 因果關系的判斷標准經歷了從「必然因果關系」說，即認為原因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必須有必然聯系才具備因果關系，到「相當因果關系說」的發展過程，目前在我國占通說地位的是相當因果關系說。 結合毒奶粉事件看，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各種前所未有的損害事故也隨之發生,如環境污染、 核電站泄露、醫療事故、建築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葯品不良反應事故等等。這些損害事故的事實原因經常牽涉極為深奧的專業知識,普通人難以了解其致害機理,有時甚至窮盡現有的科技知識,依舊無法准確地確定其因果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傳統因果關系理論,勢必會因其證明上的困難而使受害者無法得到應有的救濟,且更使加害者逍遙於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是指以條件說所論證的事實因果關系為前提, 又主觀地限制因果關系的范圍, 此說認為, 如果某項事實僅於現實情形下發生該項結果, 還不足以判斷有因果關系, 必須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會一般見解亦認為有發生該結果之可能性, 始得認為有因果關系, 那些依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看來是偶然的條件行為則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學者指出「相當因果關系說」由於不排斥原因和結果之間所有的可能性的聯系，有擴大因果關系范圍的可能性，可能會使因果關系的鏈條拉得過長，涉及的原因也過多，會擴大責任人的范圍，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復的賠償，或不適當地擴大賠償范圍，雖然在
許多情況下有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應該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承擔了不該承擔的民事責任。
相應的，在侵權因果關系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突破性發展的日本，首先發展出了「蓋然性」因果關系理論,「訴訟上的因果關系的舉證 ,並非所有的證據都得經過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學的證明法則來加以證明 ,可以依照經驗的法則 ,綜合所有的證據來進行推敲認定 ,只要能夠認定只有特定的事實才能招致特定的結果的發生這一關系 ,就可證明這一事實對於損害結果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但是,「蓋然性」因果關系理論並沒有揭示當事人對這方面的舉證應達到何種程度 ,因而客觀上必然導致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在這種背景下,「疫病學因果關系」(也稱流行病學因果關系)理論應運而生。這一學說採用集體性統計方法,從疫病學分析某種疾病發生之原因及其關系較大的因素,進行綜合性判斷。使用疫病學的方法探尋一定的病因時,必須要對病因與疾病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進行研究,並通常要判斷以下四個方面的條件: (1)該因子從發病前已經開始了作用；(2)該因子的作用越大,該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從該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長和消退的角度來看 ,可以通過既有疫病學的理論對所觀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徵進行解釋,且不會出現矛盾 (該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減輕的話 ,該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會降低 )；(4)該因素作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機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學上合理的說明,即使病理學上不能嚴密地加以說明,也可以肯定因果關系的存在。
在台灣 ,近年來發展出來的「事實因果關系」理論逐漸開始在侵權訴訟領域產生影響。而所謂事實因果關系 ,是指因果關系的成立 ,只須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 如無該行為 ,即不發生該結果 」 這樣的條件即可 ,而無須再判斷是否具有必然的相當因果關系。這也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因果關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於食品侵權的特徵使得作為受害方的消費者在侵權訴訟中經常處於不利的地位 ,經常由於無法掌握有利證據而在訴訟中敗訴 ,其權益得不到有效救濟。在此背景下 ,舉證責任倒置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並逐漸為司法實踐所接受。「被告必須證明其行為無過失才可免除責任。」 在我國,根據2002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第4項之規定①,由葯害侵權所引發的訴訟之證明責任也採取舉證責任倒置。
因此，我國侵權責任法就食品侵權問題，可根據本國國情，在博採各種因果關系理論的基礎上，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受害人只需證明有損失，而生產企業需證明該損失與缺陷產品無關，否則就推定其有關，即存在因果關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議，「在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對因果關系做剛性規定。通過類型化的方法對因果關系的具體規則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關系中，對舉證責任負擔，如舉證責任倒置等問題做適當規定。」

Ⅵ 大家幫我提供個文章--關於侵權行為法的

當前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主要特點、原因及對策
信息來源:熊皓 發布時間:2008-03-06 字型大小:小 中 大
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多系嚴重刑事犯罪案件，歷來是刑法打擊的重點。近年來，重慶市大足縣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比較突出，2004年至2005年8月，縣檢察院共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90件99人，已起訴84件88人（註：以下均按起訴數據進行統計），這些案件嚴重破壞了社會治安形勢，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極大威脅，如何有效遏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已經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犯罪特點
1、發案呈逐年上升趨勢。2001年，起訴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13件19人；2002年，起訴19件20人；2003年，起訴32件32人；2004年，起訴50件54人；2005年1至8月，起訴34件34人。
2、涉案罪名集中。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涉案罪名集中於交通肇事和涉槍爆犯罪，其中以交通肇事犯罪最為突出。2004年至2005年8月，起訴交通肇事和涉槍爆犯罪案件81件85人，其中交通肇事犯罪案件63件63人，涉槍爆犯罪案件18件22人，二者之和佔起訴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96.4%和96.6%。
3、從行為人的身份上看，呈現三多.一是農民、工人、個體人員多。88人中，農民、工人、個體人員77人，占總人數的87.5%；二是男性居多，共87人，占總人數的98.9%；三是文化程度低下者多。88人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3人，其他人均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4、涉爆案件中多數涉案爆炸物數量大。涉爆案件均為非法製造、買賣、運輸火炮的火葯或原材料，且多數數量較大。如喻文火、喻永明、陳文國非法買賣運輸爆炸物案，2004年2月9日，喻文火在三驅鎮老米市坡聯系車輛時，告訴陳用車到榮昌縣城拉製作土火炮的原料，雙方說好運費120元，並留下聯系電話。11日，喻文火叫其兒子喻永明去榮昌拉火炮原料，並幫忙上下車，隨後二人搭乘陳駕駛的車輛從本縣三驅前往榮昌縣城。途中，二喻用電話與榮昌的鄭某（在逃）聯系購買氯酸鉀、鋁粉、雄黃、引線等物品。當晚19時許，三人來到鄭某住處，喻文火與鄭某商量好價格後，鄭某開車走前面，陳三人開車跟隨其後，在榮昌縣城至路孔方向的三岔路口處，鄭某將車上物品轉移至陳的四輪車上後，喻永明再次告訴陳拉的是製造火炮的氯酸鉀、引線等原料。准備運回其家銷售和自己製造火炮之用。在從榮昌返回大足珠溪鎮的沙壩（地名）時被公安民警當場查獲：氯酸鉀2000公斤，鋁粉60公斤，雄黃200公斤，引線290400米。
5、從犯罪結果上看，多數案件後果嚴重。一是交通肇事案件後果嚴重。絕大多數交通肇事案件導致了人員的死亡，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一方面，一些交通肇事案件的肇事者生活境況不好，加上交通肇事後車輛損毀、誤工損失、民事賠償、刑事責任等的拖累，極易產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甚至萌生其他違法犯罪的念頭，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交通肇事案件使許多原本美滿的家庭人亡家破，老人無人贍養，孩子無人撫養、教育；造成受害人殘疾的，給自己和家人帶來終身的痛苦。不論死亡，還是傷殘，都加重了社會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地方經濟的發展。二是涉槍案件後果嚴重。如鄧義忠、王碧江、王文節非法買賣槍支案，1997年下半年，鄧義忠在青海做生意時非法買得自製六四式手槍一支。2003年5月，鄧將手槍非法賣給王碧江，事後王又將該槍非法賣給劉二娃，劉二娃又夥同王文節等人將槍以7000元的價格賣給李壽強、蔣光淵二人。2003年6月2日晚9時許，李、蔣二人攜帶槍支竄至榮昌縣昌元鎮實施搶劫，被民警甘在華、申強查獲盤問，李開槍射擊，甘腹部中彈經搶救無效死亡，槍殺民警事件在重慶市范圍內造成重大影響。

二、犯罪原因
1、行為人法制觀念淡薄。行為人文化素質低下，法制意識淡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知識的了解十分欠缺，對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表現為無知，對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不少人還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是犯罪行為，僅認為是一些民事糾紛。
2、地方經濟落後，不法分子受暴利驅使，鋌而走險以身試法。由於個別地方經濟落後，非法製造、買賣爆炸物和非法買賣槍支成本低，出售後利潤高，高額利潤的回報誘使不法分子寧可判上幾年刑，也不願受窮，經濟落後主導了犯罪分子的價值觀，以致一些人敢於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3、交通肇事犯罪居高不下主要系違章駕車。一是酒後駕車。許多駕駛員明知酒後不準駕車，但往往抱有僥幸心理，置交通法規於腦後，從而導致慘劇的發生。二是無證駕駛。一些人沒有經過系統培訓，未獲得駕駛證，自恃有經驗或出於好奇駕車，從而釀造悲劇。三是駕駛病車。道路交通管理明確規定機動車必須保持車況良好，車容整潔。制動器、轉向器、喇叭、刮水器、後視鏡和燈光裝置必須保持齊全有效。但有的駕駛員明知其車況並不合格，仍然駕病車上路，從而引發事故。四是缺乏經驗。有的駕駛員培訓時間較短，缺乏必要的駕駛經驗。在駕駛中突遇緊急情況，往往會手忙腳亂，採取措施不當，造成了事故的發生。
三、對策
1、加強法制宣傳。要進一步加大普法教育和宣傳的力度，提高群眾的法律觀念和法制意識，使其能知法、守法，做到依法辦事，維護法律的尊嚴。加強交通法規宣傳，重點加強對車主、駕駛員和群眾的交通法制教育和交通安全常識了解，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遵守道路交通法規，自覺抵制錯誤的交通行為。
2、繼續保持嚴打的高壓態勢，加大打擊該類犯罪的力度，對其打擊要堅決，對其懲處要及時，以打促防。同時，在廣播、電視、報刊上積極宣傳嚴打成果，從而震懾有犯意的人，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
3、加強對槍支、爆炸物的管理。有關部門要嚴格堵塞槍支爆炸物銷售渠道，尤其是對發現過非法製造、買賣槍支爆炸物的地方，要進行嚴格的清理整頓。加強槍支爆炸物管理登記制度，建議採取定期重新登記的辦法，切實做到嚴格管理。司法部門要會同政府有關部門經常深入基層，摸清底數，提前教育，防微杜漸。
4、加強對車輛的管理和檢測力度。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已頒布實施，提高駕駛員准入標准，取締管理混亂的小駕校，提高辦理機動車輛駕駛證的費用是合理的。要將辦理機動車輛牌、證的費用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幅度內，鼓勵廣大人民群眾自覺申辦牌證，以便交通部門的管理。車輛管理部門要加強對車輛的管理，定期不定期地上路檢查，用先進的技術設備測試行駛中車輛的車況，一旦發現車況存在事故隱患，要發現一輛暫扣一輛，並對扣下的車輛進行強制修理，超過使用年限的要強制報廢，將交通事故遏制在萌芽狀態。
5、加快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我們知道，只有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才能增加就業的機會，才能使那些僅僅是為了滿足溫飽的窮犯罪得到遏制和消除。近幾年，貴州在整治槍患問題方面成效顯著，其經驗之一就是政府加大了對槍患嚴重地區的扶貧工作力度，使該地區在較短時間內擺脫了貧困。因此，我們應借鑒其成功經驗，標本兼治，在加大整治槍支爆炸物的同時，加快經濟發展，重點加大扶貧工作力度，幫助當地群眾擺脫貧困，從而為預防犯罪提供物質保障。

Ⅶ 急需一篇關於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的學習心得。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Ⅷ 寫一篇關於防性侵的心得體會300字以上

要加強責任心、提高警惕，強化監護措施，盡量避免學生單獨出門玩耍，免除學生因認知能力差導致其容易成為被侵害對象的可能性，不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改變忽視對少年兒童性心理成長過程中的關懷，日常加強交流，關心少年兒童的一舉一動尤其是異常表現，時刻了解其所思所想，以便對症下葯；沖破傳統封建思想的束縛，大膽解放思想，積極同犯罪行為做斗爭；要善於配合執法部門開展工作，盡快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總之，只有從自我做起，才能逐漸減少並徹底消除侵犯學生性權益犯罪案件，才能讓祖國的花朵真正露出燦爛的笑臉、無憂無慮地享受生活。

Ⅸ 對侵權行為的解析論文三千字

一、概念

行為人侵害人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行為。
「一般認為，侵權行為首先是一種民事過錯行為，也就是說，侵權行為破壞了法律規定的某種責任——這種責任是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不許被破壞；侵權行為同時又是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的行為，而加害人必須對被傷害人做出賠償。」
二、、概念界定
對侵權行為的構成， 有兩種立法例：一種是羅馬法和英美法國家所採取的對每種個別的侵權行為類型分別地規定要件、效果的方式， 另一種是像法國民法第1382條那樣， 對侵權行為的要 件、效果設置一般性規定的方式（使因faute 造成損害的人負擔賠償義務） .從中國學者的論著看， 一般熱心於後者， 即採取一般抽象概括定義的方式。依前者， 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給侵權行為下一個統一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依後者， 似乎又難達到統一的認識。出路何在？ 本文認為， 侵權行為作為一類社會現象， 必然具有其共同特性， 只要我們從各個特殊的具體的侵權行為中， 概括出其共同的東西， 給侵權行為下一個較為科學的概念， 還是可能的。
界定侵權行為概念的指導思想
一）、侵權行為概念要反映各種侵權行為的共同特徵
學者們希望能對侵權行為作出一個統一的定義。「這種定義的重心在於規范的可操作性。由於定義給出了侵權行為的識別標志及構成要件， 法官只要按照三段論的推理方法， 確定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法定條件， 便可作出判決。這樣定義即成為法律實施的前提， 成了法律統一性和穩定性的化身。」 目前民法學界之所以對侵權行為構成認識不一， 形成三要件、四要件乃至五要件六要件， 正是由於他們忽視對從形形色色具體的侵權行為中去發現其普遍性的原因或根據。侵權行為盡管千差萬別， 但其共同的特點是， 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他人合法權益受到了某種行為的侵害。侵權行為人是主體， 被侵害的客體是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他人的合法權益， 主體通過各種侵權行為作用於客體之上， 成了聯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中介。在主體、行為和客體的關系中， 客體是單一的， 主體和行為則是多重復雜的。客體的單一性為界定侵權行為的概念提供了基礎。
二）、侵權行為內涵應該是各種具體侵權行為共同的本質屬性
歷史上， 關於侵權行為概念的表述遠沒有現代學者們復雜。在舉世聞名的羅馬法名著查士丁尼所著的《法學總論》中「 Injuria （侵害行為） 一詞， 一般地說， 指一切違反法律的行為而言」「王政時期羅馬已將違法行為分為公犯（ delicta publica） 和私犯（ delicta p rivata） 1當時公犯是指通敵、叛國等危害國家利益的罪行， 私犯則是侵害私人的財產或人身。」可見，羅馬法的侵權行為就是侵害私人的財產或人身的行為。既簡單又明確。這一概念的不足之處是並不是所有的侵害他人權利和利益的行為都可以認定為侵權行為， 而必須是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他人權利和利益的行為。侵權行為作為各種具體侵權行為的理論前提， 應當符合「最簡單原則」。
所謂最簡單原則， 就是從外延上， 它能夠包括一切侵權行為。從內涵上， 它能夠集中各種侵權行為中所共同具有的最基本單位和因素， 剔除各個不同類型侵權行為中所具有的一切特殊性的因素。使用數學上的一個術語， 就是求出各個數之間的「最大公約數」。這樣的概念， 它所反映的各種具體侵權行為的特殊因素越少， 人們認識和識別侵權行為而發生錯誤的概率就越小。這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當基本概念和公理距離可觀察的東西愈來愈遠， 以致用事實來驗證理論的含義也就變得愈來愈困難和更費時日的時候， 這種論證方法對於理論的選擇就一定會起更大的作用。」
三）、侵權行為概念應當符合科學的邏輯結構
邏輯學告訴我們， 概念應當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一個概念， 要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 就必須先從考察具體的事物或現象出發， 將所研究的對象或現象的各個部分、因素和屬性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來加以考察、比較和分析， 然後再將對象或現象的本質屬性抽象出來， 而將其餘的屬性暫時擱置下來不加考察， 從認識個別事物的特殊本質過渡到認識同類事物的共同本質。這種方法， 就是分析、綜合、抽象和概括的方法。概括的客觀基礎是同一類事物都具有其普遍性的屬性， 這種普遍的屬性不僅為某一個別事物所具有， 而且為這一類的事物所共有。能夠反映同一類事物本質屬性的概念為屬概念， 反映同一類事物中個別事物的概念為種概念。侵權行為的概念與具體侵權行為概念之間應該符合屬概念與種概念之間的關系。
對侵權行為的客體、主體和行為作一些簡要地說明：

一、 侵權行為的客體是法律確認和保護的權益
關於是否屬於法律確認和保護的權益， 可分為三種情況來認定：一種情況是， 侵害的客體是屬於法律絕對保護的權益。這種權益具有對世性， 亦即世界上任何人都負有不得侵害的義務， 其義務人具有不特定性。無論是什麼人， 凡是侵害了這種權益的， 都屬於侵權行為。如在一般情況下， 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和財產權， 均屬於法律絕對保護的權益。另一種情況是， 侵害的客體屬於法律「相對保護」的客體。亦即法律在一定范圍或者一定的條件下， 允許行為人對客體進行傷害， 對這種傷害， 法律不禁止， 也不譴責， 甚至鼓勵。只有在行為人違反這些條件時， 法律才給予保護。如醫生治病救人， 不僅要切除病人身上的病患， 而且為了病人的利益， 在切除病患時， 還必須連帶地切除病人的一些好的器官或者機體。這是為了保住病人的生命， 不得已而為之， 這種行為當然不算侵權。如果超出這種情況或不符合這些條件， 切除了病人身上不應該切除的其他器官或者機體， 這就屬於侵害了法律所保護的合法權益， 應當認定為侵權。如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某醫院為治療盲腸炎， 竟將病人的子宮也切除掉了。再如， 競技體育中， 運動員在遵守競技運動規則的前提下， 因合理沖撞而傷害了對方的身體， 這是法律允許的， 不屬於法律確認和保護的權益， 不能認定為侵權行為。如果運動員違反競技規則， 故意傷害對方， 則應當認定為侵權。因為這種情況下的受害運動員的人身屬於法律確認和保護的權益。三是侵害的客體屬於「法律不予確認和保護的客體」。如為了制止正在行凶殺人的犯罪嫌疑人， 將其擊斃或者擊傷， 屬於「正當防衛」， 這自然不算侵權。
二、 對侵權主體的認定
認定侵權行為應當將侵權行為與侵權責任的具體承擔區分開來。傳統民法理論認為， 無行為能力人因其不具有行為能力， 其行為不存在侵權問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侵權行為與侵權責任的具體承擔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中國民法通則第133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 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說，民法通則在這里對「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的性質講得還不夠清楚的話， 那麼，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 》講得更清。其第22條規定「監護人可以將監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託給他人， 因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需要承擔民事責任的， 應當由監護人承擔。」這里最高人民法院將被監護人「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明定為侵權行為。其中的被監護人自然包括無行為能力人。據此， 完全有理由地認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成為侵權主體， 其行為可以構成侵權行為， 而與其是否具體承擔民事責任並無必然關聯。
三、 對於侵權的「行為」的認定
傳統民法理論將侵權行為與行為人有無認識判斷自己行為後果的能力聯系起來。認為無行為能力人因其不能辨認、判斷自己行為的後果， 不具有侵權行為能力。本文認為， 對侵權行為的認定施加過多的主觀因素是不必要的。生活實踐證明存在兩種侵權：一種主觀無過失侵權， 包括無行為能力人侵權和「好心辦壞事」的侵權； 另一種是過錯侵權， 即有故意或過失的侵權。這兩種侵權對受害人所造成的侵害後果， 從性質上並沒有什麼 兩樣。侵權行為屬於事實行為。「事實行為（ realakte） 者， 基於事實之狀態或經過， 法律因其所生之結果， 特付以法律上效力之行為也。」可見， 事實行為並不強調行為人的主觀因素。英國法學家Flemiming就認為， 「不管侵權人主觀是否可受責難， 無辜的受害者都應當獲得賠償。」
可見， 以是否侵害了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權益來界定侵權行為的性質， 具有法律和社會實踐的基礎。
特殊侵權行為

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中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只有在法律有規定，而且是在執行職務不當的條件下，才由國家機關承擔民事責任。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利用職權故意使他人受到損害的，由公職人員自己承擔民事責任。國家機關公職人員不是在執行職務中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也由他自己承擔民事責任。
二、僱傭活動或僱傭關系中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
從事僱傭活動，是指從事僱主授權或者指示範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雇員的行為超出授權范圍，但其表現形式是履行職務或者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的，應當認定為從事僱傭活動。根據《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9條規定，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僱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
三、幫工活動中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
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的幫工人，在從事幫工活動中致人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賠償。
四、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運輸者、倉儲者對此負有責任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產品生產者的免責事由有三項：（1）未將產品投人流通的；（2）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3）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存在的。同時法律規定，由於受害人的故意造成損害的，生產者、銷售者不承擔賠償責任。由於受害人的過失造成損害的，可以減輕生產者、銷售者的賠償責任。
五、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六、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的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
超過責任限額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擔賠償責任：（1）機動車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責任；雙方都有過錯的，按照各自過錯的比例分擔責任。（2）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機動車駕駛人已經採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
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機動車一方不承擔責任。
七、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免責事由有三：（1）完全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2）污染損害是由受害人自己的過錯造成的；（3）污染損害是由第三人的過錯造成的。
八、地面施工緻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在公共場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繕安裝地下設施等，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採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施工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侵權行為的構成應具備的要件有：（1）施工工作應是在公共場所、道旁、通道等可能危及行人的場所進行。（2）施工人未設置明顯標志，也未採取安全措施。（3）有損害事實的存在。（4）施工人有過錯。（5）有因果關系。
九、建築物等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
下列情形，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擔賠償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1）道路、橋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構築物因維護、管理瑕疵致人損害的。因設計、施工缺陷造成損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與設計、施工者承擔連帶責任。（2）堆放物品滾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損害的。（3）樹木傾倒、折斷或者果實墜落致人損害的。
十、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由於受害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由於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第三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致害動物飼養、管理人的兩種免責事由：（1）因受害人的過錯造成損害。（2）因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損害。
十一、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
十二、經營活動或其他社會活動中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
從事住宿、餐飲、娛樂等經營活動或者其他社會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未盡合理限度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損害，應依法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因第三人侵權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由實施侵權行為的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安全保障義務人有過錯的，應當在其能夠防止或者制止損害的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安全保障義務人承擔責任後，可以向第三人追償。賠償權利人起訴安全保障義務人的，應當將第三人列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確定的除外。
構成要素
上述要件之爭。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因素， 即：過錯、行為不法、損害事實是否是侵權行為 必要構成要件上。侵權行為「要件」應是所有侵權行為必不可少的條件。只有當缺少這一條件就不能構成侵權行為時， 才能夠稱為「要件」， 否則， 就不能稱為「要件」。當某一條件僅僅是構成某一類侵權行為的必要條件， 而不是所有侵權行為中的必要條件時， 這樣的條件也不應該作為侵權行為概念的「要件」。本著這一指導思想， 我們來討論爭議中的幾個要件：
一、 過錯
按中國學界通說， 是指「行為人在從事違法行為時的心理狀態， 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所謂故意， 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某種法律後果， 而仍然進行此種行為，有意促成該違法後果的發生。所謂過失， 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違法後果應當預見、能夠預見而竟未預見到， 或者雖然預見到了卻輕信其不會發生， 以致造成違法後果。」可見， 過錯主要是指行為人的主觀意識。本文認為， 過錯不應當是侵權行為構成要件：
（一）從中國立法上看， 中國「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沒有過錯， 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 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據此， 中國民法通則對侵權行為採取的是廣義的概念， 既包括過錯侵權行為， 也包括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過錯侵權行為是侵權行為的下位概念； 作為屬概念的「侵權行為」中， 不應該有它的位置。
（二） 從司法實踐看， 法院在認定某些侵權行為時， 有時僅僅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本身， 即可認定其為侵權行為， 不需要探討行為人內心的主觀過錯。比如， 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 其本身足以構成侵權， 不需要再探討行為人的內心心理狀態。第三， 在許多情況下， 只要行為人的行為侵害了法律認可和保護的合法權益， 即使行為人內心沒有過錯， 同樣應認定為侵權行為。「好心辦壞事的人」即為一種。雖屬「好心」， 但卻侵害了他人， 也不能不認定是「侵權」。在國外也有這樣的例子。美國侵權法中有一個「蛋殼原則」（ shull of egg - shell） ， 即原告有一個像「蛋殼一樣薄的腦殼」， 被告因「開玩笑」像平常人那樣拍了一下他的腦殼， 卻引起了原告死亡。在這種情況下， 被告「完全不存在」傷害原告的故意，被告沒有預見到也不應該預見到其行為會引起原告的死亡。但被告仍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里構成侵權要件的是他的「行為及其後果」， 而非「內心過錯」。
（三） 侵權法保護的重點應當是無辜的受害人。即使致害人內心沒有故意或者過失， 但對他人造成損害的， 也應對受害人予以救濟。對此， 美國著名法官O1W1霍姆斯有一段很精彩的論述：「如果一個天生魯莽愚鈍的人總是不斷惹禍， 不是傷人就是害己， 那麼毫無疑問， 它的先天缺陷在天國的法庭上會得到寬宥。但是， 他無意中給鄰人造成的麻煩， 一點兒也不比過失犯罪造成的麻煩少， 因此， 它的鄰人要求他達到他們的標准， 否則就自己承擔後果； 由這些鄰人建立的法庭， 不會去考慮他的個人缺陷。」
二、 「不法」
「不法」是指法律對該行為的否定性評價。「不法」能否作為侵權行為構成要件， 這里有個如何衡量「不法」的標准問題。衡量行為的「不法」有兩種標准：一種是以侵權行為侵害的客體為標准， 認為凡是侵害了法律所保護的合法權益的行為， 都是不法行為。這種標准反映在19世紀末草擬德國民法典時第二起草委員會反對第一起草委員會的意見之中。第二起草委員會反對第一起草委員會所草擬的民法典草案第704條第二款， 認為該款允許任何受害人享有損害賠償的權利而不管所違反的法律是否是為了保護他受到影響的利益， 此種法律走得太遠。主張只有在侵害了受害人的法定利益時侵權人才對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最終採納了第二起草委員會的意見， 形成了1990年頒布實施的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另一種標准， 是以行為本身的性質對侵權行為是否「不法」作出界定。如果行為人行為的本身是合法的， 即使該行為侵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該行為就不能界定為侵權行為， 甚至還可以成為阻卻違法的理由。緊急避險是傳統民法理論公認的合法行為。一些民法教材不僅不談緊急避險也可能造成「侵權」， 而且還認為緊急避險可以成為阻卻違法的事由。本文認為， 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對 緊急避險是否可以構成侵犯， 應根據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比如「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 救火當屬合法行為無疑。但從池魚主人角度考慮， 他的財產無端受損， 難道不是被侵權？ 從中國社會生活實際看， 許多合法行為也同樣造成侵權損害。如工廠按國家標准排污， 這可謂合法行為， 但即使合法排污， 對周圍社區居民造成損害的也照樣賠償。2001年11月28日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節目， 就播出某一高壓電站的設置完成符合國家要求， 但其附近一戶居民的三個女兒均因高壓電站設置的影響而得一種怪病， 起訴電站。難道能因「完全符合國家規定」就可以不認為是侵權？ 社會生活的現實， 已經向傳統侵權理論提出了挑戰。有學者已經正確地指出：「侵權行為，雖為一種民事法律事實， 但難以將其完全歸於違法行為或合法行為中， 應認為大多數侵權行為是屬違法行為的法律事實， 也有合法行為而侵害他人權利的法律事實。」因此， 從行為本身性質講， 很難將「不法」作為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
三、損害事實
損害既包括物質的或金錢的損害， 也包括人身傷害、死亡和精神損害。許多學術著作都把損害事實看作構成侵權行為的必不可少的要件。認為「僅有行為而無損害， 不構成侵權行為。」「各種侵權行為引起程度不同， 所造成的後果也不完全相同， 輕微的侵權行為，可能造成的損害後果微小， 但無論如何， 沒有損害後果， 並不構成侵權行為。」在一般情況下， 侵權行為都會造成損害， 這是常態。但是否絕對到任何侵權行為都會造成損害？ 值得商榷。從因果關系看， 侵權行為是因， 損害事實是果。從犯罪學的角度， 有「犯罪預備」， 也有「犯罪未遂」， 這些行為即使未造成損害後果， 並不影響其行為的可譴責性。侵權和損害事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侵權是對侵權行為性質上的概括， 而損害事實是由侵權所造成的後果。侵權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後果， 但也有例外。現實社會生活的事例可以佐證：某一工廠擅自印製了他人注冊商標標識， 並貼在自己的產品上， 准備出售。後因被舉報， 偽造的商標標識被工商局查封和銷毀。該案中， 該廠的行為並未給商標權人造成任何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 但是否就可依此不認定其為侵權行為？ 注冊商標持有人可否要求其承擔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 在英美侵權法中， 有名義上損害賠償和實質上損害賠償之分。名義上損害賠償（ nominaldamages） 是指受害人雖有權利要求賠償， 但並沒有造成現實損害後果時， 用以確認所被侵害的權利而進行的損害補償。[而在大陸法系一些國家如日本在1925年11月28日大審院判決的大學浴室事件也曾判定侵權行為的成立不一定非要構成對某種權利的侵害後果。不難看出，沒有損害結果的侵權行為是存在的， 並非沒有損害事實就構不成侵權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 過錯、違法、損害事實， 在一定情況下， 不一定是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任何運動形式， 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性的矛盾， 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它事物的特殊的本質。」侵權行為之所以多種多樣、千姿百態， 就是因為每一種侵權行為都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的形成， 在於其所處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的不同， 一切都是以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有時， 一個行為本身即可構成侵權， 而不必再有其他條件， 如假冒他人馳名商標行為。有時僅僅一個行為尚不能確定其是否構成侵權行為， 還需要其它條件來配合。如甲與乙口角， 甲惱恨之下， 持棍棒追打乙， 因乙跑得快， 甲未能打著。甲雖然有明顯傷害乙的行為故意， 但因未能給乙的人身或者財產造成損害， 故不構成侵權行為。該種情況下， 甲的侵權行為的構成則需要兩個條件：故意的行為和該行為給乙造成的損害事實。如果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侵權行為， 硬要套進三要件四要件的框框， 顯然是不現實的。
行為特徵
一、侵權行為是一種單方實施的事實行為
侵權行為是基於當事人的意思而發生的，且侵權行為所引起的民事法律後果並不是當事人所預期的，因 此，侵權行為屬於事實行為。
二、侵權行為是一種民事違法行為
侵權行為的違法性及時違反法律的規定，為法律所不許，其實質就是違反法律所規定的義務。這里所謂的法定義務。《民法通則》第5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對於物權、人格權等絕對權而言，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負有不得侵害的一般義務。這種一般義務是侵權行為所依據的法定義務的主要來源。另外，債權也可以成為侵權行為所侵犯的對象，但在構成腰間上，需要更高的門檻。
其次，這里的法定義務還包括法律賦予某些特定主體的特別義務，例如，《侵權責任法》第37條第1款規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8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傷害的，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承擔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9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責任。據此，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教育機構對在該機構中學習、生活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負有教育、管理義務。再例如，勞動法規定的有關勞動安全保護義務。如果違反這些法定義務，義務人則可能構成侵權行為。
再次，這里的法定義務也包括侵權法所設定的某些具體作為或者不作為的義務，例如《民法通則》第125條規定，在公共通道上挖坑、修繕時，應當設置明顯的標志。《侵權責任法》第91條第1款規定，在公共場所或者道路上挖坑、秀山安裝地下設施等，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採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施工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種設定明顯標志的就是一種強制性的作為義務。如果行為人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就違反了作為義務，對他人因此造成的損害應當曾但侵權責任。
三、侵權行為是加害於他人的行為
侵權行為的對象包括民事權利和民事利益。侵權行為所侵害的民事權利包括人身權，物權，繼承權，知 識產權等絕對權，一般不包括債權。除民事權利以外的其他合法利益，也屬於侵權行為法保護的范圍。
四、侵權行為是應承擔侵權責任的根據
侵權行為是一種能夠引起民事法律後果的行為，這種法律後果 就是侵害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Ⅹ 商標侵權給人們的啟示都有哪些

預防商標侵權，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商標侵權承擔賠償的責任行為是要承擔賠償的責任的，侵權人通常需承擔停止侵權的責任，明知或應知是侵權的行為人還要承擔賠償的責任。情節嚴重的，還要承擔刑事責任，我國《刑法》有專門針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