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案例分析
他只能處分自己名下的2.5萬
夫妻共同財產，所得8萬，給養子3個是共同處分行為，還剩5個是共同財產，一人一半
B. 關於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則的案例及詳細分析
案例：現年60歲的蔣倫芳與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某廠職工黃永彬於1963年5月經戀愛登記結婚。二人收養一子（黃勇，現年31歲，已成家另過）以養兒防老。1990年7月，蔣倫芳因繼承父母遺產取得原瀘州市市中區順城街67號房屋所有權。1995年，因城市建設，該房屋被拆遷，由拆遷單位將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還房安置給了蔣倫芳。1996年，黃永彬與比他小近30歲的張學英相識後，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開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黃永彬與蔣倫芳將蔣倫芳繼承所得的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房產，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陳蓉。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黃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療。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所得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所獲款的一半4萬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機一部，將總額6萬元的財產贈與張學英所有。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對該遺囑出具了（2000）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黃永彬因病去世。黃永彬的遺體火化前，張公開當著原配蔣倫芳的面宣布了黃永彬留下的遺囑。張學英以蔣倫芳侵害其財產權為由訴訟至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
審判
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書面遺囑，將其財產贈與原告張學英，並經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公證，該遺囑形式上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以下違法之處：1、撫恤金不是個人財產，它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死者單位對死者直系親戚的撫慰金，不屬遺贈財產的范圍；2、遺贈人黃永彬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是黃永彬與蔣倫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遺囑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只能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處分其個人財產。遺囑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未經共有人蔣倫芳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3、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一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蔣倫芳將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賣給陳蓉，該8萬元售房款還應扣除房屋交易時蔣倫芳承擔的稅費，實際售房款不足8萬元。此外，在2001年春節，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便對其遺囑進行了公證顯屬不當，違背了《四川省公證條例》第22條：「公證機構對不真實、合法的行為、事實和文書，應作出拒絕公證的決定」的規定。
《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本案中黃永彬與被告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遺贈人從1996年認識原告張學英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是一種違法行為。遺贈人黃永彬基於與原告張學英有非法同居關系而立下的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講，本案被告蔣倫芳在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間，一直對其護理照顧，履行了夫妻扶助的義務，遺贈人黃永彬卻無視法律規定，違反社會公德，漠視結發夫妻的忠實與扶助，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張學英，實際上損害了被告蔣倫芳合法的財產繼承權，破壞了社會風氣。
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據此，納溪區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後，張於2001年11月向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實後，以與一審法院同樣的理由，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分析
本案屬遺贈糾紛。遺贈是公民以遺囑的方式將個人合法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贈給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遺贈行為成立的前提是遺囑，而遺囑是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及其他財物。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立遺囑時雖具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遺贈人黃永彬對售房款的處理違背客觀事實。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住房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黃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該8萬元售房款還繳納了有關稅費，黃永彬與蔣倫芳共同將該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子黃勇，實際上已經沒有8萬元。遺贈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仍以不存在的8萬元的一半進行遺贈，顯然違背了客觀事實。其次，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剝奪了蔣倫芳一發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他們的婚姻關系受法律的保護。「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表現，但黃永彬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上訴人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其妻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立書面遺囑，因其內容和目的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遺囑。其遺贈行為自然無效。
我國《公證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公證機關作為行使國家證明權的機關，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所要證明的法律行為、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遺囑行為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行為公證的條件就必須與《民法》上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第17條也規定：對不符合規定條件的，應當拒絕公證。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訂立的將其死後遺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遺囑雖然經過公證機關辦理了公證手續，但因該遺贈行為本身違反了法律，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屬無效民事行為。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所作出的（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依法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採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規中，《繼承法》、《婚姻法》為一般法律；《公證暫行條例》系國務院制定，為行政法規；《四川省公證條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為地方性法規；《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為部門規章。《民法通則》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規定，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則》的效力等級在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故在審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規和規章時，應結合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還必須符合《民法通則》對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現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充分體現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標准，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則所包括的「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又可稱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兩者的概念基本一致。並非一切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是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違反已從道德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禁止性規定所體現的，維持現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行為，則屬於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
本案中，黃永彬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違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准，又違反了《婚姻法》第3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規定。黃永彬基於其與張學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就沒有法律約束力。
C. 被告蔣倫芳與本案中的遺贈人黃永彬於1963年登記結婚，婚後感情一直不合。在1996年，黃永彬與張學
根據法學原則，黃永彬的確有權利處理自己的遺產，將之贈予他人，這沒錯，但黃這樣做的前提是這筆遺產確實是完全屬於他的，沒有人能夠對這筆遺產中的任何一部分主張自己的權利的。譬如說黃借錢了，那麼贈予遺產時候就必須先還債，再贈予。
如前所述，黃屬於明顯的婚姻過錯方，只要打官司，他就必須對此進行補償甚至坐牢，也就是說他的遺產里有相當一部分應該作為補償款先交給蔣，剩下的他才能自行處理，而且這一部分的內容不由他決定，要看法院怎麼判。
黃張二人在黃與蔣的婚姻存續期間長期、公開的非法同居，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婚姻法》，是典型的事實婚姻，也就說黃永彬張學英兩人同犯重婚罪。黃永彬與張學英自1996年開始同居，到2001年為止一共六年，重婚告訴並未超過訴訟有效期。現在黃永彬死了，只要蔣倫芳告，張學英必須伏法，也就是必須坐牢以及賠償。
但也要注意一點，1996年到2001年一共六年，這期間黃永彬與蔣倫芳始終處於分居狀態，按照中國法律，分居超過兩年就可以申請合法離婚了，但黃蔣二人都沒有申請過——大約是因為懼罪，這才是坐失良機，對張最不利的地方。
任何一家公證處都只能就遺囑本身進行公證，所以公證就只能證明這份遺囑的確是黃永彬寫的是其意思的真實表示，但如果黃本來要求的權利就不是他該有的，公證處也不能凌駕於法院之上。
總之，遺囑是真的，那麼張根據遺囑要求黃答應過她的財產，是對的。但黃的這筆遺產首先要支付黃對蔣的補償，張對蔣的補償，而且黃蔣共有財產必須由蔣來繼承至少8成。因為蔣才是合法妻子，是無過錯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然後再進行分配。而且分配之前，張必須先把重婚的刑期先坐完。
其實張是幸運的，因為很可能蔣不懂法，這樁案子里，只要蔣准備起訴，最後得到大部分財產的一定是蔣，張就是坐完了一兩年牢，也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筆財產。
D. 法律案例 急求答案啊
1.不可以，因為黃永彬和張學英雖然不屬於事實上的婚姻關系，但在黃永彬病危期間，一直照顧，盡了事實原應該由妻子要盡的義務，而其妻子蔣倫芳卻沒有盡到其妻子的義務。另一個黃永彬對其的個人財產是有完全的處置權的，他生前所立的遺囑是不受婚姻關系所制約的。
2.法官的理由應該是婚姻法實施後，事實婚姻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辦法》公布實施以後，就不承認了。而黃永斌和張學英同居是在1996年，且之前並未離婚，其與蔣的婚姻關系受法律保護。這個理由是不成立的，法官的審理案件時應該參考其他客觀因素，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黃永彬在生病期間的情況。另外一點是黃永彬是有權對其個人財產進行處置的，如果是夫妻共同財產，那要另行處理，要區分後才行。黃永斌的財產處理是以遺贈的方式贈與張學英，而張學英並不是做為法定的遺產繼承人去取得這一權利，而是根據當事人生前的意願，以贈與的方式取得，本案適用贈與的相關規定，但就以《民法通則》第7條關於「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的法律原則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3.這個題就不好答了，面太廣了，可發揮的空間比較大，主觀性比較強。
E. 案情介紹。
你好，你講的四川瀘州的案件吧：
發生在2001年的張學英訴蔣倫芳拒絕交付遺贈財產糾紛案（有關報道和研究者稱之為「二奶」爭遺產案）引發了社會輿論界和法學界持續不斷的關注和討論，筆者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主題目是：《「二奶」和法學家是如何被法官捉弄的》，副標題是：兼論錯誤的法律思維是從哪裡來的。文章發表後，經常有同學和朋友認為我在那篇文章中表述的觀點不完整，希望我就此案件進行一番相對完整和系統的分析與論證，因此作如下陋文。歡迎各位法學同仁、同學、法學愛好者批評指教。
原告張學英是受遺贈人。遺贈人是被告蔣倫芳之夫黃永彬。被告蔣倫芳與遺贈人黃永彬於1963年5月自願登記結婚，未生育，於1970年收養一子黃勇。黃勇結婚後與養父母分居。1996年，張學英與遺贈人黃永彬相識，兩人隨即在當地農村租房同居，共同生活至2001年2月。蔣倫芳則在瀘天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職工宿舍獨居。2000年9月，蔣倫芳將其在1990年繼承父母遺產所得的一套住宅房出賣，獲款80000元。2001年1月，蔣倫芳和黃永彬拿出30000元贈與其養子黃勇購買商品住宅房。2001年2月，遺贈人黃永彬患晚期肝癌病住醫院治療，蔣倫芳始終予以護理，張學英未參與護理。2001年4月18日，原告張學英的訴訟代理人韓鳳喜在醫院為黃永彬代書遺囑：「我決定，將依法所得的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一套住房售價的一半（即4萬元），以及手機一部遺留給我的朋友張學英壹人所有。我去世後骨灰盒由張學英負責安葬。」4月20日，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對該遺囑出具了（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證明：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在公證員面前，在代書遺囑上簽名、捺手印。4月22日，遺贈人黃永彬逝世。4月25日上午，被告蔣倫芳在瀘州市賓儀館火化遺贈人黃永彬的屍體時，遺囑執行人易念華突然向蔣倫芳和黃勇宣讀了遺贈人黃永彬的公證遺囑，要求蔣倫芳和黃勇執行該公證遺囑。蔣倫芳和黃勇當即表示不執行該遺囑。當日下午，張學英即向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為：1、原告所舉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所立的遺囑雖經過公證，但因該遺囑的內容不符合客觀事實，違背了有關政策、法律規定，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權益，本院依法不予採信。公證機關關於2001年5月17日作出的（2001）瀘納撤證字第02號《關於部分撤銷公證書的決定》公證書，在遺贈人死亡後變更遺贈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無法律依據，侵犯了遺贈權利，本院不予採信。2、遺贈屬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民事行為是當事人實現自己權利，處分自己的權益的意思自治行為。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就成立，但遺贈人行使遺贈權不得違背法律的規定。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條的規定，民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與被告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無論從社會道德角度，還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規定來講，均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遺贈人自1996年認識原告張學英以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條規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條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的法律規定，是一種違法行為。遺贈人黃永彬基於與原告張學英有非法同居關系而立下遺囑，將其遺產和屬被告所有的財產贈與原告張學英，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社會公德和違反法律的行為。而本案被告蔣倫芳忠實於夫妻感情，且在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病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間，一直對其護理照顧，履行了夫妻扶助的義務，遺贈人黃永彬卻無視法律規定，違反社會公德，漠視其結發夫妻的忠實與扶助，侵犯了蔣倫芳的合法權益,對蔣倫芳造成精神上的損害，在分割處理夫妻共同財產時，本應對蔣倫芳進行損害賠償，但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張學英，實質上損害了被告蔣倫芳依法享有的合法的財產繼承權，違反了公序良俗,破壞了社會風氣。原告張學英明知黃永彬有配偶而與其長期同居生活，其行為法律禁止，社會公德和倫理道德所不允許的，侵犯了蔣倫芳的合法權益，於法於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原告張學英要求被告蔣倫芳給付受遺贈財產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蔣倫芳要求確認該遺囑無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2300元由原告張學英負擔。
法庭當庭宣判時，近1500名旁聽公民鼓掌擁護判決結果。
張學英不服一審判決，向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為：
1、本案屬遺贈糾紛，首先應當確定遺贈人黃永彬臨終前立下書面遺囑將其財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這一遺贈行為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遺贈是公民以遺囑的方式將個人合法的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贈給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人，並於死後發生效力的法律行為。遺贈行為成立的前提是遺囑，而遺囑是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及其他財物，並於死後生效的法律行為。一個合法的遺囑成立必須具備其構成要件。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所立遺囑時雖具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遺贈人黃永彬對售房款的處理違背客觀事實。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一套，系遺贈人黃永彬與被上訴人蔣倫芳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蔣倫芳繼承父母遺產所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l7條：「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的規定。該住房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賣給陳蓉，黃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該8萬元售房款還繳納了有關稅費，並在2001年春節，黃永彬與蔣倫芳共同又將該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子黃勇用於購買商品房，對部分售房款已作處理，實際上並沒有8萬元。遺贈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仍以不存在的8萬元的一半進行遺贈，顯然違背了客觀事實，系虛假行為。並且，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法律規定，剝奪了蔣倫芳依法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黃永彬與蔣倫芳系合法夫妻，他們的婚姻關系受法律保護。我國《婚姻法》第26條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表現，蔣倫芳本應享有繼承黃永彬遺產的權利，但因黃永彬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非法同居，黃永彬在病重住院期問，所立的遺囑違反法律規定，將財產贈與與其非法同居的上訴人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其妻蔣倫芳依法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立書面遺囑，因其內容和目的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不符合遺囑成立要件，該遺囑應屬無效遺囑。遺囑無效，其遺贈行為自然無效。
2、《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以保護公共財產、保護公民身份上、財產上權利和合法利益」。公證機關作為行使國家證明權的機關，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所要證明的法律行為、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司法部(公證程序規則》(試行)第32條明確規定，「法律行為公證應符合下列條件：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不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遺囑行為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行為公證的條件就必須與民法上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第17條也規定：遺囑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對不符合前款規定條件的，應當拒絕公證。《公證暫行條例》第25條、《四川省公證條例》第22條規定：公證機構對不真實、不合法的行為、事實和文書應拒絕公證。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訂立的將其死後遺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遺囑雖然經過公證機關辦理了公證手續，但因該遺贈行為本身違反了法律，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屬無效民事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規定：「經過法定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和文書，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除外」。故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所作出的(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依法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採信。
3、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規中《繼承法》、《婚姻法》為一般法律；《公證暫行條例》，系國務院制定，為行政法規；《四川省公證條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為地方性法規；《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系司法部制定，為部門規章；皆為民事審判之依據，而《民法通則》為基本法律，依《立法法》第5章之規定，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效力。《民法通則》的效力等級在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高於一般法律、法規和規章；後者若與《民法通則》規定不一致，應適用《民法通則》。加之《民法通則》是對我國民事法律基本制度的規定。故在審理民事案件中，在適用各法律、法規和規章時，應結合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除應當具備繼承法所規定的有關構成要件外，還必須符合<民法通則》對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此即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則。作為現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充分體現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標准，就其本質而言，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法律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起著使社會道德觀念取得對民事主體之民事行為進行內容控制的重要功能，在法律適用上有高於法律具體規則適用之效力。「公序良俗」原則所包括的「社會公德」與「社會公共利益」，又可稱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兩者的概念基本一致，相輔相成。在確定「公序良俗」原則中「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法律內涵進行具體法律適用時，必須也只能通過不同歷史時期法律具體規定所體現的基本社會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加以確定。因此，並非一切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是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違反已從道德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禁止性規定所體現的維持現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行為則必然屬於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應為無效民事行為。在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與被上訴人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本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4條的規定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黃永彬卻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非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准，又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3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規定，屬違法行為。黃永彬基於其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將其遺產和屬於被上訴人的財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使上訴人實質上因其與黃永彬之間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謀取了不正當利益。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民事行為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無效」，因此，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綜上所述，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雖系黃永彬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其內容和目的違反了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公共秩序，應屬無效民事行為。上訴人張學英要求被上訴人蔣倫芳給付受遺贈財產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訴人蔣倫芳要求確認該遺囑無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1)項之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上訴案件受理費1150元由上訴人張學英負擔。
F. 瀘州遺贈案能單純的用法律原則判決嗎
法官在否定黃永彬的遺囑效力時，也並不是依據我國《繼承法》第22條的規定宣告該遺囑無效，而是根據公序良俗原則，認為該遺囑「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
事實上，本案中，黃永彬立下遺囑，將其個人財產贈與其情人張學英，並且，根據法律的規定，將該遺贈遺囑到公證處進行了公證。張學英拿著該遺囑將蔣倫芳告上了法庭，行使其訴訟的權利，為自己的權利而努力。應該說，她們的行為都是一種基於對法律的信仰而實施的行為，但是，法官否定了她們的法律信仰。具體到黃永彬的遺囑行為，我們並不知黃永彬不留遺產給合法妻子的原因（當然這並不是本案需查清的事實），我們並不能對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原則妄下定論。本案中，黃永彬的行為違反了一夫一妻原則，若蔣倫芳提出離婚，可以要求黃永彬進行賠償，但是，黃永彬在婚姻關系中的過錯不能用來否定其遺贈行為的效力，兩者並非同一法律關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也是一條原則，所以，即使是死刑犯，法律也要保護其人權。那麼，在本案中，因為張學英是第三者，我們就要剝奪她的法定權利嗎？這顯然是不可行的，就像我們並不剝奪故意殺人者的受遺贈權一樣。具體到本案，也就是遺囑自由的原則，遺囑人有指定受遺贈人、改變、撤銷遺贈內容的自由，黃永彬只是依據法律規定行使其指定受遺贈人的權利，不能對此進行剝奪或否定，應該尊重死者的意思自治，即使死刑犯，也並不因他犯下的罪行而剝奪或否定其指定受遺贈的權利。
法律規則為公民提供一種確定的行為指導原則，於是，公民按照法律的規定作為或不作為，法律規則為公民的行為提供一種確定的預期。我們不能要求公民跨過法律規則而按照法律原則來行事，因為法律原則本身的不確定性並不能為其提供一種確定的對行為的預期。若公民按照法律規則行事卻不能得到其預期的法律結果，那麼，對其法律信仰將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雖然本案中法官的判決贏得了民眾的掌聲，但是，卻不能說是法律的勝利。
G. 瀘州遺產案
——以「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為例
首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問題，之所以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帶有普適性，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在任何語境中都是真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初步判斷是肯定的，這樣一個判斷主要通過對個案的的分析得來的。
「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及其內在的司法合理性問題
被告蔣倫芳與丈夫黃永彬於1963年結婚。1996年，黃永彬認識了原告張學英，並與張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當眾拿出黃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是朋友，黃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於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後，蔣卻控制全部遺產。張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請求法院判令蔣給付遺產。
一審法院認為，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黃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及一套住房屬夫妻共同財產，而黃未經蔣的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且黃在認識張後，長期與張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故該院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獲得遺贈財產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應當首先確定遺贈人黃永彬立下書面遺囑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盡管遺贈人所立遺囑時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條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使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蔣倫芳本應享有繼承黃永彬遺產的權利，黃將財產贈與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蔣的合法財產繼承權，違反法律，應為無效。二審法院認為，《婚姻法》和《繼承法》為一般法律，《民法通則》為基本法律。依據《立法法》，《民法通則》的效力高於《繼承法》，後者若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應適用《民法通則》。該院認為原審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作出維持一審的判決。[3]
該案件判決的過程及之後，都受到了當地百姓及全國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學界中有很多學者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該案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分析。但是，引發我興趣的則主要在於一點：在有關該案的看法中，當地民眾與學界呈現出較為對立的看法，而且幾乎是一邊倒的：大部分法學界人士都對該案提出了質疑[4]，而大部分當地民眾則對該案判決表示了支持。[5]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對立？如何來解讀這樣一種截然對立的現象？在事過幾年之後再舊事重提，雖不免有「馬後炮」「事後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為一件知識事件作一種社會學的考察，而這樣一種時間上距離的拉開，反倒能使我們以一種更為理性、更心平氣和的態度來看待這一事件。
那麼，在案件審判過程及審判之後法學界與社會公眾的討論中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勢，而在討論各方又是倚仗什麼樣的理由和資源呢？我根據當時各方的討論，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代表文章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 1、 法院違反了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法理原則以及特殊規則優於一般規則的立法法規定；
2、 法院的判決侵害了死者的財產權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遺贈的行為並沒有違反公序良俗原則； 陳岑：「對張學英訴蔣倫芳案判決的三點質疑」
王怡：「法治評論：脆弱的財產權」
韓新華、金濤：「論概括條款及其具體化」 在法學界當中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質疑法院意見一方無疑是佔多數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本案的發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認為《繼承法》上有關財產繼承的規定與《婚姻法》中有關規定在本案中出現沖突從而形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法官的行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權而已。 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
表一：法學界看待「瀘州案」的不同觀點[6]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其一，遺贈是單方民事法律行為，除非違反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遺贈人可以將自己的遺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之外的任何人，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其二，「 二奶」僅是社會上對一類人的稱呼，並不證明否定其民事主體的地位，既承認為合法的民事主體，「二奶」當然有權接受遺贈。這是私法上平等原則的體現。其三，從社會功能而言，在當今中國，首先應當確立的是權利本位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根本上動搖舊有的封建觀念，以其與另外的人同居為由就認定其作出遺贈的動機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為，背離了民法的根本原則和社會功能 根據網上討論情況，雙方應該是勢均力敵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1、 不能將財產判給二奶，其理由是黃有彬處理財產不應損害合法繼承人的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德，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而黃永彬的這種遺贈行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後作出的，是對合法婚姻關系的一種挑戰。
2、 1500人的掌聲說明法官基於法律的裁判與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為情與法的和諧及公序良俗與法律的一致
表二：網上公眾對該案的不同觀點[7]
通過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結合其他一些調查，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對立：
其一：無論在法學界還是在受教育層次較高的階層之中，他們在論辯的過程當中所倚仗的資源主要是法學資源，而不是其他資源[8].而在法學界當中對法院判決持反對意見的為多數，到了文化層次較高公眾群體中這種多數地位逐漸被稀釋，而到了普通大眾群體當中，對法院持贊同意見的則占據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眾中所依據的判斷標准則更主要的是一個道德上的直覺。[9]假如說法學內部的自洽給予我們法律的確定性，而公眾對判決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法律的可接受性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本案當中，法律的確定性與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間出現了緊張關系。
其二：而從兩個表中的質疑方的觀點，我么可以發現其更多是從法學的內部視角來尋求自己的正當性資源的，而從同意一方來看，則更多的是從法學的外部視角來尋求正當性資源的。
這樣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哈貝馬斯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一種偶然地產生的法律的運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內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論證，從而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正確性呢？[10]但在中國本案所凸現出來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隨著時間的逝去，本案所帶來的討論也漸漸離我們遠去，但是問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解決（也許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它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斷地提出。最近出現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宮案」或多或少是該問題的凸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