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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解決機制的多樣性

發布時間:2022-07-01 14:57:28

A. 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包括哪些內容

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
一、訴訟專方式即法院判決;屬
二、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

B. 民事糾紛的多元解決機制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是指社會中各種糾紛解決的方法,以他們特有的功能和作用共同存在,協調發展,構成滿足社會成員多元需求的糾紛解決機制。我國現行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主要包括和解、調解、仲裁和訴訟。解決糾紛的方式各具特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C. 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有哪幾種

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有:和解、調解、仲裁及訴訟。

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

1、協商:雙方依靠自身力量,相互妥協和讓步,解決糾紛。該方法快捷簡便、心平氣和,但應以書面方式記載協商內容;

2、調解:由第三方介入促使爭議各方相互諒解和讓步,最終化解矛盾。當爭議各方失去對話基礎,尋求第三方調解實為高明選擇;

3、仲裁:將糾紛提交仲裁機構,由其居中裁決的糾紛解決機制。仲裁一裁終局制,一方不履行仲裁裁決,對方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4、訴訟:一方向法院提出請求,由法院裁決糾紛的制度。訴訟是最終、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機制,是當事人保護權利的最後屏障。



詳細說明各種方式:

一、和解是指發生民事糾紛的當事人通過協商、談判等方式,自願、互諒、友好地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如甲公司與乙公司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糾紛。甲乙兩公司在糾紛發生後,通過雙方的協商,達成和解協議,合同得予順利履行。

二、調解是指發生民事糾紛的當事人在糾紛發生後,通過第三人在糾紛當事人之間進行斡旋,主持糾紛解決的一種方式。調解根據主持調解的第三人身份的不同,可分為民間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等。

三、仲裁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在發生合同糾紛或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時,依雙方達成的仲裁協議,將糾紛提交協議約定的仲裁委員會裁決,仲裁委員會對當事人提交仲裁的糾紛進行裁決解決。根據《仲裁法》的規定,下列糾紛不能仲裁解決:

1、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

2、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

四、訴訟,這里是指民事訴訟。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在發生民事糾紛後,向人民法院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的司法解決方式。俗稱打官司。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通過訴訟解決。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解決的糾紛主要是上述當事人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引起的民事糾紛。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上述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既存在可能向遞進式方向發展,又存在相互間的交錯。前者如當事人無法達成和解時,可以通過第三人進行調解,或者提起訴訟等;後者如仲裁、訴訟程序中亦有和解、調解環節。

D. 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包括

法律分析: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三條物權受到侵害的,權利人可以通過和解、調解、仲裁、訴訟等途徑解決。

E. 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包括哪些內容

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

一、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

二、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

(5)糾紛解決機制的多樣性擴展閱讀:

調解方式

調解員可以採用其認為有利於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方式對爭議進行調解。

這種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調解程序開始之後,調解員可以單獨或同時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進行調解;調解員單獨會見一方當事人的,可向他方當事人通報單獨會見的情況,當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調解員可以對爭議進行面對面的調解,也可以進行背對背的調解。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出書面或口頭的建議或方案;調解員可以根據具體案情,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聘請有關專家就技術性問題提供咨詢建議或鑒定意見;。

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交補充材料;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根據已掌握的情況,依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向當事人提出解決爭議的建議。

經過調解,在當事人之間仍無法達成和解的情況下,調解員可以提出最後的建議或方案。調解在調解中心所在地進行。如當事人另有約定,經調解中心同意,或由調解中心建議並經當事人一致同意,亦可在其它地點進行。

由此產生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聘請有關行業的專家參與調解工作,所產生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經過調解,如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由各方當事人在和解協議上簽字及/或蓋章,應當事人的要求,調解員可根據和解協議的內容,作出調解書,由調解員在調解書上簽字並加蓋調解中心的印章。

除非為執行或履行之目的,和解協議或調解書不得公開。雙方當事人簽訂和解協議時,可以在和解協議中加入仲裁條款。

F.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G. 民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上網購買。http://www.law-lib.com/shopping/shopview_p.asp?id=38256編號:38256書名:民事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作者:陳慰星著 出版社:知識產權出版時間:2008年5月入庫時間:2009-2-18定價:22
論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
2011-2-10 17:2 來源:法律教育網【大 中 小】【我要糾錯】
摘要:民事糾紛作為社會沖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日益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特點,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直接關繫到沖突的控制、民眾權益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理基礎,進一步完善我國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至關重要。
關鍵詞:和諧社會;民事糾紛;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理基礎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由非訴訟的與訴訟的、民間的與官方的等多種糾紛解決方式內在聯系所組成的有機解紛系統,探究其法理基礎,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存在本身的有機性和社會現象的復雜性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本體論基礎。
要解決社會有機體中所出現的各類矛盾和糾紛,試圖僅僅依靠某一種方式來"包打天下"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社會存在本身的有機性和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矛盾和糾紛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而也決定了這些矛盾和糾紛的解決方式也必須是多元化的,只有構建出與此相適應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才能適應和諧社會發展的需要。
(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法論基礎。
從方法論視角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現實社會中大量的復雜性、多樣性、多層次性矛盾糾紛的產生原因來看,都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政治原因、經濟原因,文化原因、甚至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和風俗習慣等,只有針對糾紛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的解紛方式才能收到最佳的解紛效果。
(三)我國歷史上解決矛盾糾紛方法多樣化的傳統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歷史基礎。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國各歷史時期解決社會糾紛的方式歷來是多元化的。人民群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都是群眾自己解決的。因此,我們只有採用包容性和靈活性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才能解決多元化的社會糾紛,力圖將各種沖突的利益達到最大限度的公平與協調。
二、我國現行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分析
我國當前民事糾紛解決機制面對日益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逐漸暴露出其諸多弊端。
(一)糾紛解決體系在整體結構上設置不夠合理
首先,訴訟與非訴訟解紛機制在結構上失衡。既存解紛方式可以分為訴訟與非訴訟兩大類。現行立法及制度設計顯然對訴訟方式給予更多的關注,而對非訴訟方式重視不夠。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以及立法的逐步完善,司法的功能和地位得到空前的重視,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在強調程序正義、司法權威的同時,受"司法萬能"觀念的影響,有意無意地出現了將司法神話化的趨勢。須知,訴訟解決糾紛具有正規性、程序性、對抗性,這些特點決定了並非任何糾紛通過訴訟解決都能收到最佳效果,只有根據糾紛的性質、特點選用最恰當的方式才符合市場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理論。①
其次,即便是在非訴訟解紛方式內部,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的發育程度也不同,也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發育程度高的是仲裁、人民調解等,不僅在立法上有比較明確、詳細的規定,在實踐運作中效能也得到相當程度發揮。至於社會中介組織的調解,當事人之間的和解等,或者由於立法規定的缺失,或者由於制度的偏誤,或者由於制度設計的疏漏,都存在比較明顯的問題。這種內部各部分發育不全的狀況,毫無疑問會形成不應有的機制性沖突,影響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整體功能的充分發揮。
(二)糾紛解決體系內部組成部分之間有機協調不夠
首先,訴訟與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缺乏應有的銜接與協調。作為現代社會中最正式的解紛方式,訴訟理應成為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屏障,並為其它解紛方式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然而,現實運作狀況並非完全如此。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立法之間缺乏應有的銜接,實踐運作中也缺乏應有的協調。這種訴訟與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銜接、協調不夠的狀況無疑嚴重影響了糾紛解決體系整體功能的發揮。其次,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也缺乏應有的銜接與協調。這主要表現為因發育程度不同或制度設計上的偏誤導致非訴訟解紛方式內部存在頗多相互抵觸或不和諧之處。例如,實踐中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與鄉鎮司法所、法律服務所的調解在運作時經常發生混同。因此,進行重新定位和梳理,理順各種非訴訟解紛方式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系統內部的順暢運轉,達到應有的整體效果②。
三、構建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必要性
從當前社會轉型時期民事糾紛的特點來看,積極構建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有其現實必要性。
(一)解紛的現實需要。訴訟資源供不應求,難以滿足無限的民事糾紛之需要。
目前在我國,"訴訟爆炸"的徵兆已初步顯現。單一化的訴訟解紛方式已難以滿足糾紛數量急劇增加的現實需要。
(二)解紛經濟的需要。
訴訟不僅在受理時間和程序方面略顯冗長,而且在訴訟成本方面也往往大於當事人的預期。因此,有必要按照糾紛主體多元化、多層次化理念,摒棄片面強調司法一元化解決糾紛的觀念,探索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③。
(三)時代的需要。
我國目前正處在一個有史以來最為多元化的時期,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糾紛主體的多元化以及社會價值的多元化都需要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多元化民事解紛機制的理念是在回應和諧社會需求與司法發展規律的價值選擇中提出的理論創新。多元化民事解紛機制正是要以和諧的理念、和諧的精神、和諧的方式處理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達到理分兩面、事求終局的共同目的,此乃為和諧民事解紛的終極目標。
四、和諧社會視野下完善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構想
事實上,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體制在我國已初步形成,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推翻我國現有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另起爐灶,也不是一味地借鑒外國的所謂"先進經驗",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我國現有的民事糾紛解決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機制。
(一)大力推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設。
埃里克森在《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一書中寫道:"法律制定者如果對那些會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會條件缺乏眼力,他們就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所以,有理由認為,埃里克森的研究成果使我們重新認識到非訴訟方式在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中的舉足輕重作用。為此,我們應制定和完善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規則體系,促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規范化,保證其適用符合底線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④。我們應將一些比較成熟的非訴訟方式逐步納入法制軌道,對其程序和基本原則做出最基本的法律規定,充分發揮其解紛的積極作用。
(二)深化改革,提高訴訟機制效能,維護訴訟機制的權威性。
我們在大力推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時,決不能弱化或忽視訴訟機制解紛的功能和地位。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實質上是為糾紛的解決提供了更多的路徑,但它不能替代訴訟機制的地位。在法治社會,訴訟仍然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解紛方式,其所具有的權威性,依然是保障正義的最後屏障。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訴訟機制,充分發揮其解紛的功能。
(三)強化制度設計,實現訴訟內外解紛機制的有機協調與良性對接。
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功能互補。要構建一個高效、協調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制度的銜接和程序的安排上必須進行科學合理的設計。一方面要重視司法對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監督和審查;另一方面,還應當強調司法對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尊重和支持,司法應當保持必要的謙和與克制。
注釋:
①吳衛軍:《司法改革原理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頁。
②吳衛軍等著:《現狀與走向:和諧社會視野中的糾紛解決機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頁。
③王雨本:"論多元化社會矛盾與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經濟法角度詮釋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5期,第69頁。
④張旭東,沈荔娟:"和諧社會視野下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研究",載《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第113頁。

H. 為什麼要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記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潘劍峰老師提出的,目的在於糾紛解決手段和正義糾紛相契合,減少司法資源浪費和訴訟外部不經濟,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式中包括訴訟方式和非訴訟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並不能涵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認,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標准。 下面是潘老師的有關這方面的論文,你可以參考一下 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 潘劍鋒 摘要: 民事糾紛紛繁復雜,糾紛的性質不同、類型不同,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也應當有別,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決不同類型糾紛的體系,以維系社會的穩定。同時,如何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創造解決糾紛的非訴訟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方向。 關鍵字: 民事糾紛;和解;調解;仲裁;訴訟;司法改革 一 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的討論,首先有必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的類別和特點有個基本的認識,並由此認識民事糾紛類別和特點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 民事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產生,是源於不同的民事主體,對同一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張。〔1〕民事糾紛的解決,可以通過當事人自己、社會及國家三種渠道。 由當事人自己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有避讓與和解兩種方式: 所謂避讓,是指糾紛發生之後,一方當事人主動放棄爭執,從而使糾紛歸於消滅的行為。避讓的特點,在於一方主動的放棄爭執,在程序上無作為的行為要求,在結果上當事人爭執的權利義務關系未發生變化。該外在行為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原因。避讓的一方,一般是基於下列的一種或幾種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對方表示同情,諒解,尊重,從而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滿足對方的請求。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雙方曾有過友好的關系,比如家庭關系,業務上長期的合作關系。(2)得不償失的心理,即認為繼續與對方糾纏還不如主動放棄爭執,否則損失更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糾紛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較小,或者糾紛所涉及的問題較復雜,作出避讓的一方對事實說不清楚,比如小額的財產糾紛,或者爭執的事實是年代久遠的糾紛。(3)蔑視對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對方而放棄了與對方的爭執,所謂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這一心理的寫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避讓者自視清高。(4)畏懼對方的心理,即基於對方的地位、勢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測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從而主動放棄與對方的爭執。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在地位卑微者與地位高貴者之間,被領導與領導者之間,勢力弱小者與勢力強大者之間等類型的糾紛中,前者就容易產生這種心理。 所謂和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從而消滅爭執的行為。和解的特點,在於當事人雙方有協商的願望及進行協商的行為,在程序上簡單、靈活、在結果上能充分反映當事人的意願。和解願望的形成和和解行為的進行,當事人的想法與避讓中作出避讓的一方當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所不同的是,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雙方的。概括起來,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如下想法:(1)體諒的心理,即基於一方或雙方對對方主觀情況的了解,諒解了對方在糾紛中的過失或理解了對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者滿足或部分滿足對方的要求。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諒解、尊重。〔2〕但與避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認了自己的過失或一方較充分地了解了對方的困難處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協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以犧牲一定的利益為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實現。所謂的「丟卒保車」,表現的都是這種心理。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基於一方或雙方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最終實現自己的主張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事實不清、是非責任不明、法律關系較復雜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樣的心理。(3)認同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雙方對爭執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在認識上趨於一致,從而達成共識。在因誤會形成的糾紛或事實簡單、爭執不大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種心理。 由社會介入解決民事糾紛,渠道主要也有兩個:訴訟外調解和仲裁。訴訟外調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的行為。 訴訟外調解的特點,在於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協商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較靈活,在結果上,除了能較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願外,還反映了第三方的勸導作用。訴訟外調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於當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觀念:(1)信賴第三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主持調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認為第三方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具有權威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依賴於第三方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在倫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實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比如,家長與家庭成員關系、師生關系、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等。(2)「和為貴」的觀念,即基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是值得提倡的。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此乃訴訟外調解在中國社會源源流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協心理,認同心理在訴訟外調解中也時有體現。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將爭議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對爭議予以裁斷的行為。仲裁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有協議,且提交仲裁的事項是法律允許仲裁的事項及促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客觀存在。與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方式相比較,仲裁有如下特點:(1)對象和范圍的特定性,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規定,涉及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不可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二是仲裁只能就當事人約定的事項進行。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仲裁裁決有時只能針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中的某部分問題作出,而解決不了整個糾紛所涉及的所有問題。(2)程序的相對規范化,這主要表現為,在仲裁請求的提出,當事人就糾紛所涉及的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陳述證據的提出及調查,仲裁員對爭議的審理及判斷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程序規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對規范化,也使得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解決糾紛要較利用和解和訴訟外調解付出更高的代價。(3)審理和裁決原則上不公開,即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向社會和民眾公開。這是仲裁與訴訟最大的區別之一,從而也成為糾紛的當事人選擇仲裁還是訴訟來解決糾紛所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一特點,主要是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的需要,以及將糾紛給當事人在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社會實踐中,許多商業機構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來解決糾紛,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的這一特點的考慮。(4)過程與結果既與當事人的意願相聯系,又與國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比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願,如果雙方達成共識,仲裁的裁決原則上可以按當事人的意願作出;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利用國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過程中和仲裁結果上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過程中可以申請財產保全,在仲裁裁決作出後,可以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仲裁的這一特點,對那些希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要太傷害雙方當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糾紛的解決結果的實現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當事人來說,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點外,仲裁員一般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這一點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方式中的有關人員也有所不同,從而使得仲裁在解決某些涉及較強的專業知識的糾紛時,較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對專業性強的糾紛,當事人願意選擇仲裁,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所具有的這一特點的考慮。 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則是民事訴訟。作為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訴訟是指法院在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就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的行為。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比,訴訟具有如下特點:(1)糾紛的解決者是代表國家的法院。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的過程中,法院是訴訟的指揮者和主持者,是糾紛的裁判者。由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意味著糾紛的解決過程和糾紛的解決結果反映的主要是國家的意志,當事人的意志對糾紛解決的影響被削弱,糾紛解決結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被認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訴訟中喪失了影響力。(2)糾紛的解決過程有嚴格的程序。這主要表現為,從當事人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到法院對糾紛事實的調查,以及法院對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判斷與對糾紛解決的法律的適用,均有一系列系統的步驟和程式。這一特點,是服務於法院查明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需要,也是向社會顯示法院代表國家公正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然要求。(3)糾紛的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後盾。〔3〕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有權對防礙民事訴訟秩序行為的行為人採取強制措施,在必要時適用先行給付和財產保全制度,在當事人不履行法院判決時,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衣職權採取執行措施,等等。這一特點,體現了國家解決糾紛的權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使得對抗性較強、矛盾較尖銳,沖突較激烈的糾紛通過訴訟的渠道來解決,成為當事人通常一種選擇。 二 不難發現,民事糾紛的形成,總的來講,都是因為同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但就具體而言,由於民事糾紛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爭執發生的原因不同、爭執所涉及的事實的復雜程度不同、爭執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質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也因參加解決糾紛的主體不同用於解決糾紛的程序不同糾紛解決的結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作為社會問題的民事糾紛,要在社會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決,就需要有針對其特點的能與解決民事糾紛核心問題相適應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的存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要求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於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能與民事糾紛的特點相適應。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民事糾紛因構成糾紛的有關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類型,與解決不同類型民事糾紛相適應的是不同形式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對而言,某一類民事糾紛,比較適用於某一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法律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就是最好的選擇。不能簡單地認為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法律意識強。真正的法律意識強,應當是恰當地應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為解決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設立的,在消除糾紛解決爭議這一目的上,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發揮著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解決民事糾紛的功能各有側重,在適用的基礎和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讓的方式,能消滅民事糾紛於形之中,但它的適用,得以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有放棄爭執的意願為基礎;和解的方式,其結果一般能為雙方當事人所滿意,但它的適用,得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條件;調解的方式,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與雙方當事人與調解的主持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仲裁無疑是解決那些專業性比較強,糾紛涉及商業秘密,以及當事人不希望糾紛的解決公開化的民事糾紛的好辦法,它的適用,與糾紛的性質及當事人的意願密切相關;訴訟則可以滿足那些糾紛的解決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當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費雙方當事人及國家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作為代價。 因此,籠統地說,某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好的最合適的方式,是不科學的。我們在強調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們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認識到它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確地理解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研究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聯系性,比如,當用和解或調解的方式無法解決糾紛的時候,訴訟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保障;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訴訟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對復雜性,對當事人選擇以非訴訟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又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至於在仲裁製度中藉助訴訟的有關制度來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以及在訴訟制度中溶入其它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有關內容,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現。這些表現都說明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第三,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當事人選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僅就解決民事糾紛中雙方當事人的爭執而言,針對該類民事糾紛的特點而設立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適用於這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是最有效的或者說是最好的,但是,基於民事權利的可處分性,當事人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在這樣的情形下,民事糾紛的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這一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而言,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在於消除雙方的爭議,使有關的法律權利或義務確定下來。〔4〕但是,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民事主體價值觀念文化水平、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況下,解決民事糾紛,當事人的目的,就不僅僅是消除雙方的爭議,而還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為了所謂的「爭口氣」或者「出口氣」而打官司的,不為了給對方增加麻煩或所謂的要對方身敗名裂而打官司的,有為了借打官司之名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還有言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實現社會正義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這些目的,除了最後一種外,都背離了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初衷,但解決民事糾紛的結果,在不少的情況下,從客觀效果上講,確實又能符合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糾紛的解決來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觀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起決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糾紛的特點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的特點的相適應性了,而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這一點,也是我們在討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時,應當認識到的。 三 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這就是司法改革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制度化的關系問題。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當廣,而其核心內容是有關司法制度的變革,在各類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最為引人注目。在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把焦點集中在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而很少有人對與民事訴訟密切相關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作討論。而實際上,這些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與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一個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長的各類案件使得司法機關不堪重負。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有關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來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於此。筆者並不否認對有關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但是,筆者在考慮司法改革問題時,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慮:假設我們的有關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我們的司法隊伍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加強了,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的現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觀?為此,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我們能否在進行司法改革的同時,通過其他的有效渠道,來減輕司法的負擔呢?對前兩個問題,筆者思考的結果、結論是相對消極的。因此,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陸法的日本,最近幾乎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機關不堪重負。〔5〕與中國相比較,在他們進行司法改革,他們的有關司法制度是較完善的,司法隊伍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也是較強的,但同樣面臨司法負擔過重的問題。就我們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隊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我們的觀念、人員素質和經濟能力都相當的有限。因此,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強隊伍建設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減輕司法負擔,就應該在著眼司法改革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與司法制度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徑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訴訟之外的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因為這些方式在消滅民事爭議上與訴訟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功能,而且從原理上講,對某些民事糾紛以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適應性上甚至較司法解決更為適當。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我們現有的非訴訟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作用,考慮到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盡量讓各類民事糾紛都能適用比較適合於其解決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並由此產生高效率地解決民事糾紛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的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設立一些我們現在還沒有。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會的發揮作用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比如,美國所實行的小型審理、早期中立評價和簡易陪審團審判等做法[1]值得借鑒,因為這些做法在美國對處理離婚案件、鄰里小事、醫療事故訴請、環境爭端、產品責任直至復雜的多方的涉及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都發揮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導的由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仲裁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2] 可以肯定地說,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制度化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是減輕司法負擔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效果能夠更好,那麼,強調解決民事糾紛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完善和健全我們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是不可或缺的。

I. 民事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有哪些分別有那些利弊呢

民事糾紛的解決機制主要有三種:
1、調解
2、和解
3、判決

至於優劣,各有利弊吧。調解一般適用那些案情簡單,不需要調查取證等過程的,對於這類案件,調解比判決更能節約成本,提高效率。

和解一般是法院在立案後、判決前的一個解決機制,出了案情一般不適用調解外,最大的優點也是能夠化解矛盾、節約成本。

至於判決,通常都是情況比較復雜,雙方態度比較堅決的,這類案件不適用調解。判決的准確度更高,說服力和效力也更高。只不過花費的人力物力比較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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