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合同侵權與審判實務

1. 英美法中的民事侵權是什麼啊

英美侵權行為法實質上指的是普通法系的侵權行為法，以區別於大陸法系的民事侵權行為法律。就一種具體的侵權行為而言，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就相似的侵權行為事實可能有近似的判定結果，但是就侵權行為訴訟的方式、形式、法律理由等等而言，兩種法系具有顯著不同的特點。這里要講的內容主要是普通法系侵權行為法的規則。 「普通法」的含義是多方面的。一個方面是指英國的一種法律淵源，與衡平法和制定法相對。從這個意義上講，普通法中的侵權行為法僅指英國法院依照普通法程序對侵權行為受害者提供的法律救濟。這種理解的缺陷是過於狹窄。從英國法發展的情況看，1875司法法令頒布後，普通法體系和衡平法體系的區分逐漸消失，現在再去區分普通法對侵權行為受害人的救濟和衡平法對不當行為受害者的救濟已沒有實際的意義。而且，隨著英國法成文法的增多，英國法的侵權行為法已大大超過了普通法對侵權行為的救濟。「普通法」的另外一個含義是指普通法系的傳統，它既包括英國法傳統，又包括美國法傳統，以及原英國殖民地法律制度，這個含義與羅馬日爾曼法系相對。從這個意義上講，普通法中的侵權行為法實際上指通行於普通法系傳統國家侵權行為法的共同特徵。這種理解的缺陷是過於龐雜，況且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英、美、加、澳、新等普通法系國家畢竟是具有統一完整法律制度的主權國家，在具體的侵權行為形式，侵權行為訴訟和侵權行為救濟方面等等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具體的差別。這里，只是一般地探討一下普通法中的侵權行為法所共同涉及的幾個問題。 從原告的角度說，侵權行為法可以為其受到的損害提供一種補償；從被告的角度說，侵權行為法可以保護他的一種行動的自由，即並非不當的行為不發生什麼責任；從社會的角度說，侵權行為法可以防止損害行為。侵權行為法提供一種法律的救濟，但是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它只是法律救濟中的一種，其他救濟的方法還有：私人保險，社會保險，刑事傷害補償，以及各種健康服務性質的國家福利。一般地說，侵權行為不存在一種公認的定義。普遍的看法是侵權行為可能存在一種趨向，但不能說有一種有效的侵權行為的一般原則。在這一點上，侵權行為法不同於契約法。在契約理論中，一個有效的合同必須有第一，要約和承諾；第二，約因形式；第三，當事人責任能力和第四，形成法律關系的意圖。但在侵權行為法中，不存在類似的一般規則。按照美國的權威看法，侵權行為這個詞，「我們作出了許多的努力去定義，但是，我們所謂的成功之處，要麼是擴大了它的含義，因而包含了超過侵權行為范圍的東西，要麼是縮小了它的含義，因而漏掉了許多屬於侵權行為范圍內的東西」 。 但是，一般認為，一個「侵權行為」是一種民事不當行為，而非一種合同違約，對此，法院將以賠償訴訟的形式提供一種救濟。侵權行為的性質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 一個侵權行為導致一個可能要求賠償的民事訴訟。對侵權行為的法律救濟有各種方法，比如強制令，比如賠償，這些救濟可以由當事人一並提出，也可以獨立地提出。然而，原告的債務問題不屬於侵權行為法的范圍。 第二， 一個侵權行為產生於法律的運作，而不是當事人的協議，專門源於違約、信託違約等的行為，不發生侵權行為事實。 第三，專門涉及國家的懲罰行為，不是侵權行為，而是刑罰。 第四，侵權行為、違約和犯罪不必定是完全獨立的。侵權行為也可因違約、犯罪或兩者而發生，比如出租司機撞了路燈，他可能對乘客承擔侵權行為責任，對計程車車主承擔侵權行為責任，對任何其他受傷的人或財產承擔侵權行為責任，可能還要因未能將乘客運到目的地承擔違約責任，而且還可能因違反道路交通法承擔刑事責任。 侵權行為的定義因此可以這樣表述：「主要產生於法律運作而非當事人違約的違法行為；它是對未清償行為的一種典型性賠償；而且，它不是專門性的違約，或專門性的信託，或其他衡平的責任或一種犯罪的結果。」 從歷史上看，梅因認為，侵權行為法是最古老的法律制度之一，甚至犯罪也起源於侵權行為法。不過，現代意義的侵權行為法，起源於英國14世紀的令狀（Writs）制度。沒有國王的令狀，任何人都不能在王國普通法院里提起訴訟。在沒有令狀的地方，就不存在權利。每一個原告只能在已認可的形式范圍內提起訴訟，而訴訟形式的關鍵要素始於原始的令狀，因這個令狀才發生一個訴訟。這種情況持續了500年，到1832年和1833年法律改革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到1852年，英國「普通法律程序法令」（Common law Procere Act ）規定，「在任何傳喚令狀中，沒有必要提及任何訴訟的形式或原因」。盡管如此，「英國法院規則」（English Rules of court）最近版本還說，即使沒有必要陳述令狀中的訴訟原因，但也非常希望這樣去做。因此法律史學家梅特蘭（F.W. Maitland）說：「訴訟形式在墓穴里在制約著我們」 ，他的意思是說，侵權行為訴訟形式的區分在現代已經沒有現實的意義，但是在法律實踐上，這種區分仍然制約著我們現代人。 歷史的原因導致了英美侵權行為責任的體系，這種責任體系最原始的區分是「不法侵害」（trespass）和「其他的不法侵害」（trespass on the case），前者不要求具體的權利要求和損害的證明，而在後者，具體的要求和損害的證明通常至為重要。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劃分不再能夠滿足侵權行為法的發展。到現代，對於侵權行為的責任范圍，存在兩種不同的學派，一種是抽象的侵權行為法學派（a Law of tort），典型代表是溫斐爾德（Winfield），這個學派認為，如果不能被證實為合法，那麼所有不當行為都可能構成侵權行為。只有這樣，法律才能更好地保護人們的權利；另外一種是具體的侵權行為法學派（a law of torts），典型代表是英國著名的薩爾蒙德（J.W. Salmond），這個學派認為，侵權行為包括各種具體的侵權行為形式，比如不法侵害（trespass）、侵擾（nuisance）、過失（negligence）、名譽損害（defamation）等等。原則上講，如果原告不以上述一種訴訟形式提出訴訟請求，那麼他不能獲得法律的救濟，但是如果一旦有了新的侵權行為，那麼就可以產生一種新的侵權行為訴訟形式，比如侵犯隱私（invasion of privacy）、脅迫（intimidation）等等。 在理論上，對於侵權行為責任的劃分則無統一的說法，甚至可以說，在英美侵權行為法的著作中，沒有完全相同體例的兩本書。這里主要介紹兩種較為典型的體例。 第一種體例是美國法律協會編纂的「法律重述·侵權行為法」，具體內容包括：第一編，故意對他人身體、土地及動產之傷害；第二編，過失；第三編，嚴格責任；第四編，不實說明；第五編，誹謗；第六編，侵害之虛偽不實；第六編A隱私權；第七編，無正當理由之訴訟；第八編，家庭關系之干擾；第九編，就優越之經濟關系之干擾；第十編，以故意過失侵入土地以外之其他方式侵犯土地利益；第十一編，其他法律規則；第十二編，得適用於所有侵權行為賠償請求之抗辯；第十三編，救濟。

2. 1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合同法中五個不同點,進行簡要對比2兩法系特有名詞各五個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法,二者在經濟基礎、階級本質、總的指導思想等方面是一致的,但由於他們形成的歷史條件不同,二者在法律形式和法律運行方式上又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從宏觀方面來看,兩大法系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法律淵源的差別
所謂法律淵源通常是指法的形式意義上的淵源,即法律規范的創制方式和外部表現形式,如憲 法、法律、法規、判例、習慣等。大陸法系國家正式的法律淵源是指制定法,即立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常表現為條文形式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如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只有它們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法院的判例不是法律淵源,沒有正式的法律效力,只能在法院判決時作為參考;而英美法系國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律淵源,所謂判例法,它是指法院對於訴訟案件所作判決之成例,這種判例對於法院以後審理類似案件具有普遍約束力。在英美法系國家,判例是一種重要的法律淵源,法官不僅可以通過做出新判例創造法律,而且可以通過選擇適用原先的判例而發展法律。
第二、立法技術的差別
在立法技術上,大陸法系國家沿襲羅馬法的傳統,重視法典編纂,大多採用法典形式對某一法 律部門所包含的規范做系統的規定,法典成為法律的重要形式,如制定民法典、刑法典、訴訟法典等;而英美法系國家雖然也有成文立法,但一般不傾向於制定系統性強的成文法典而是制定單行法規，由法官從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律規則。在這一過程中,法官往往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創造了法律。
第三、法律結構的差別
大陸法系國家法律結構的基本劃分是公法和私法。公法和私法劃分的理論依據是私人自治, 即個人享有財產和締結合同的絕對權利,國家的活動僅僅限於保障公民的這些權利並充任私人之間糾紛的仲裁者,而不能幹預公民個人的自由。公法和私法分別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主體———國家和個人。構成私法關系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它們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民法和商法是典型的私法。公法關系是國家機關之間、國家機關和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權力服從關系,不是一種平等關系,公法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刑法,程序法一般也被認為是公法。進入二十世紀後,大陸法系國家出現了包含有公私法兩種成分的法律,如社會法、經濟法和勞動法等;而英美法系國家在傳統上並沒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它將法律分為普通法和衡平法。這兩種法律各自所包括的部門法比較分散,不明確。但在現代英美法系著作中,法學家們往往也使用公私法的分類方法。
第四、訴訟程序的差別
大陸法系國家比較重視有關法的實質方面的規定,即重視實體法,如刑法,民法等,而英美法系國家則特別重視有關審判、訴訟程序、證據、判決執行等程序法的規定,在大陸法系國家,除輕微案件可由一人獨任審理外,一般都採取合議制,即由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而在英美法系國家除高級上訴法院採取合議制外,一般是採取獨任制;在大陸法系國家,一般不實行陪審制度,而是實行參議制,即陪審員與法官共同組成審判庭審理案件,而英美法系國家則採用陪審制度,尤其在美國,不僅刑事案件實行陪審制,而且民事案件也實行;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用審訊式訴訟,訴訟程序以法官為主,法官主動對被告人和證人進行訊問,突出法官的職能,法官以積極的審判者的姿態出現,而英美法系國家則採用辯論式訴訟,讓原被告在法庭上抗衡,進行辯論,扮演積極的角色,而法官不主動進行調查,甚至也不參與提問,充任一個消極的仲裁人的角色。
第五、法典編纂的不同
大陸法系一般採用法典形式；英美法系往往是單行法律、法規。

3. 英美法與大陸法關於合同違約法律後果的規定

我就美國法（UCC）補充幾點：
1（1）雖然美國法認為合同違約責任類似於嚴格責任，即賣方即使沒過錯也應該為違約造成的損失負責，但UCC里仍有「不可抗力例外」，即若出現合同雙方在訂立合同時未預見到的情況而造成合同無法履行，則合同取消，雙方均不承擔賠償責任。
（2）&（3）按照UCC中Perfect Tender Rule的規定，貨物買賣合同中，若賣方在約定的合同履行時間內未能按時交付合同所約定的貨物，那麼，不論「瑕疵」多麼微小（如延遲交付，或者貨物質量和合同約定不符，或者數量不符等），買方可選擇拒收（即取消合同並要求損害賠償），或者選擇收貨並要求賠償差額（即合同金額減去實際運達貨物的價值）。

另外，美國UCC規定的損害賠償數額以「訂立合同之時可以預見的若違約將會造成的實際損失」為上限，不得超出實際損失（包括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不像侵權責任，可以要求punitive damage(懲罰性賠償？)。
直接損失是指：
若賣方違約（一般都是貨物增值導致賣方反悔），則為違約之時的市場價減去合同金額。若買方選擇另外購買類似的替代貨品，則為替代貨品的金額減去合同金額（當然，這個替代貨品的價格必須合理）。
若是買方違約，則應賠償賣方合同價減去違約之時的市場價。若賣方把這筆貨物已經以合理的價格轉賣給別人了，則以合同價減去轉賣的這筆金額為賠償額。

間接損失（consequential damages）：
以訂立合同時雙方所能夠預見的違約可能造成的間接損失為限。
著名判例是，一診所所只有一台X光機，壞了，送到修理廠修理。修理廠晚了7天才修好，導致該診所在那7天不能開業，造成大額損失，於是診所起訴修理廠要求賠償這7天的損失。但法院認為，由於訂立合同時診所沒有向修理廠提及它只有這么一台X光機，晚修好一天就會造成一天的損失，所以修理廠當時並不知道也沒理由預見到其違約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間接損失，所以被告修理廠不必賠償該損失。反過來說，如果修理廠當時知道這個情況，那麼它就應當承擔診所的間接損失，當然，修理費用就可能會高許多（修理廠大概會另外買份保險的吧）。

4. 英美法中有關合同的要件條款有哪幾條

1、合同法第12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標的；（三）數量；（四）質量；（五）價款或者報酬；（六）履行期限、地點或方式；（七）違約責任；（八）解決爭議的方法。

2、合同的主要條款是：（一）姓名、（二）標的、（三）數量三個條款。只要這三個條款達成了一致合同就成立了。
3、（四）（五）（六）（七）項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是可以事後協商解決的，或者是協商不成的，可以按合同法的規定來解決的。
第六十條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
助、保密等義務。
合同法第61條合同生效後，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
合同法第62條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
（一）質量要求不明確的，按照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履行；沒有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按照通常標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准履行。
（二）價款或者報酬不明確的，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履行；依法應當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按照規定履行。
（三）履行地點不明確，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動產的，在不動產所在地履行；其他標的，在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履行，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履行，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准備時間。
（五）履行方式不明確的，按照有利於實現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費用的負擔不明確的，由履行義務一方負擔。
合同法第63條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在合同約定的交付期限內政府價格調整時，按照交付時的價格計價。逾期交付標的物的，遇價格上漲時，按照原價格執行；價格下降時，按照新價格執行。逾期提取標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價格上漲時，按照新價格執行；價格下降時，按照原價格執行。

5. 英美合同法中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

這個問題很大啊！
說幾點吧，我這里肯定說不全！
首先各國法律都規定了，當事人訂立合同能力的問題，在英美法中都有規定未成年人（Infanta,Minor)、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酗酒者（drunkards），都屬於缺乏訂約能力的人，，他們訂立的合同是情況可以產生三種結果：具有拘束力；可以撤銷；無效。如規定未成年人對於必需品（Necessaries）所訂立的合同是具有效力的，對於其他的合同可以在其成年後予以追認或撤銷。

其次，英美法系中對於合同的形式也有特殊要求，對於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分為簽字蠟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和簡式合同（Simple Contract)兩類。像英國法規定了三種合同必須使用簽字蠟封形式：1、沒有對價的合同，2、轉讓地產或地產權益的合同，包括租賃土地超過三年的合同；3、轉讓船舶的合同。簡式合同主要可以參看英國1677年的《詐欺法》（Statute of Frauds).

三是，合同一定要合法，這是各國都有規定的。英美法中的非法合同包括：1、違反公共政策的合同；2、不道德合同；3、違法合同；

四是，合同的真實性，這一點中對於錯誤的認定英國法和美國法略有區別。欺詐和脅迫認定交一致。

最後就是在英美法中對於合同的解釋也影響著合同的效力。

我就說這些，肯定還可以補充！

6. 高凌雲的相關著作

《英美法案例分析與法律寫作》（上海人民出版社）、《英美法：合同、侵權與審判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Chinese Business Law》（美國Thomson West法律出版公司）、《被誤讀的信託——信託法原論》（復旦大學出版社）等專著或教材。論文有《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我國民事法律救濟制度中的補償性救濟比較》、《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Private Trusts in China》、《運用英美信託制度發展我國資本市場》、《What Makes a Lawyer in China》及《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uty of Care under Chinese Tort Law》等。

7. 有關法律英語和英美合同法——enforceable應該怎麼理解

英美合同法非常注重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時候對等，合同能否有效成立，很重要的一點是看時候存在對價。一般而言，無對價的要約通常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同的，比如英美法最初是不承認贈與合同的效力的；但如果這類合同採取蓋印契約的形式，則即使雙方不存在對價，這個贈與合同也是可以強制執行的(enforceable)。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8.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9. 國際商法實務題 英美法中，一個判決只對被判處的案件有效，對日後法院判決同類案件有無約束力

判例法制度最早產生於中世紀的英國，目前美國是最典型的實行判例法的國家。美國法院對判例的態度非常靈活，即如果先例適合於眼下的案例，則遵循；如果先例不適合眼下的案例，那麼法院可以拒絕適用先例，或者另行確立一個新的法律原則而推翻原來的判例。那麼美國判例法的約束力何在呢？可以概括為兩句話：在同一法律系統，下級服從上級，如果涉及另一系統的問題，則要互相尊重。

10.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審判制度的區別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是資本主義類型的法律，在經濟基礎、階級本質、法律基本原則方面是一致的，但由於不同的歷史傳統的影響，在法律形式和法律運行方式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從宏觀方面來看，兩大法系的主要區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法律淵源的不同。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以制定法首先是法典的方式存在，正式的法律淵源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制定的各種行政法規，只有它們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法院的判例不是法律淵源。在英美法系國家和地區，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法律淵源，而且，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判例法與制定法的主要區別在於:判例法是具體訴訟案件的結果，而制定法是立法機關或其他有權制定法律、法規的機關對一般情況所作的規定;制定法是以比較精確的條文化的形式出現的，而判例法是一個判決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則和規則，這些原則和規則，有的可能表達得相當清楚，但一般來說並非如此。判例法的基礎是 "遵從先例"原則，這個原則的要求是，上級法院的判決，甚至本法院以前審理類似案件的判決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則和規則，具有約束力。例如，在英國，上議院的判決對其他一切法院均有約束力;上訴法院的判決，對除上議院以外的所有法院，包括上訴法院本身，均有約束力;高等法院一個法官的判決，下級法院必須遵從。在實踐中，美國沒有英國嚴格。就制定法而言，大陸法系沿襲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包含的規范做統·---的系統的規定，法典成為法律的主要形式。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制定法往往是以單行法的形式對某--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

第二，法律結構的不同。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結構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類。公法和私法劃分的理論依據是私人自治，其主要含義是:個人享有財產和締結合同的絕對權利，國家的活動僅限於保障這些權利並充任私人之間糾紛的裁決人，而不應干預個人的自由。法律分為公法和私法，分別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主體國家和個人。構成私法關系的是彼此平等的法律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民法和商法屬於典型的私法。公法關系是國家機關之間或國家機關和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權力服從關系而不是平等關系。憲法、行政法、刑法等屬於公法，程序法一般也被認為是公法。英美法系國家在傳統上並沒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它的法律基

本分類是普通法和平衡法，這兩種法律包含的法律部門比較分散，很不明確"在英美法系國家，屬於私法性質的法律規范是在普通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普通法又是與民事訴訟的形式不可分的，因此英美法系沒有像大陸法系那樣稱為民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茌調整私人財產關系等方面的法律，有合同法、財產法、侵權行為法、繼承法和婚姻家庭法等。但是，在大陸法系，民法是整個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法律部分。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審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實外，首先必須考慮制定法的規定，根據制定法的規定來判決案件，法官對制定法的解釋也必須受制定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法國民法典》規定，法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判決。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制定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理案件。在審理案件時，法官首先考慮以前類似案件的判例，將本案的事實與以前案件的事實加以比較，然後從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律規則。而且，法官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在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