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侵權責任法規則原則是什麼
一、過錯抄責任原則
首先是過錯責襲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就是第六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原則。它的含義是指行為人因過錯而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依法承擔侵權責任。這個表述首先是強調過錯責任的歸責依據是過錯，不是損害或者其它的因素。
二、過錯推定責任原則
過錯推定就是說根據一定的基礎事實，直接推定行為人有過錯，並採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方法。如果行為人不能反證證明自己沒有過錯，那麼就應當承擔責任。機動車事故損害賠償中90﹪范圍內適用過錯推定。發生機動車事故，機動車一方把人撞了，可以從機動車撞人這個基礎事實推定機動車一方是有過錯的，然後要由機動車一方來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如果機動車一方證明的事由是法律上承認的減輕或者免除責任的事由，則在90﹪的范圍之內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責任。但是你要證明不了，就要你來負責，這就是過錯推定的含義。
三、嚴格責任原則
第七條關於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的規定。所謂嚴格責任就是指，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以後，不管行為人有沒有過錯，依據法律規定要承擔責任的，仍然要承擔責任。
『貳』 產品責任法
中國與歐美產品責任法比較及啟示 （非常的長，一共一萬字）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從產品責任立法體例、產品責任主體、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以及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等方面，對歐美產品責任法進行了比較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就我國產品責任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議。
【關 鍵 詞】產品責任/產品責任主體/歸責原則/損害賠償……
產品責任是因缺陷產品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而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在現代社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產品種類日漸豐富，產品功能日益繁多，產品構造日趨復雜，導致產品的危險程度大大增加。因產品缺陷造成的損害事故層出不窮。為此，美國、歐共體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針對產品責任問題開展專門立法，以維護消費者、用戶的合法權益，逐漸形成了各國的產品責任法。本文擬就歐美產品責任法的幾個主要方面試作比較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談談歐美產品責任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一、產品責任立法體制的比較
（一）以成文法為主的歐洲產品責任法
除英國外，歐洲大部分國家屬於大陸法系，即以成文法傳統為主的國家。一般認為：1842年英國的溫特伯頓訴萊特案(Winterbottom V.union1right)是英國也是世界產品責任制度的發端。不過，在本世紀中期以前，歐洲並無專門的產品責任法，「它們的法院主要是通過引申解釋民法典有關規定來處理產品責任案件。」（註：馮大同.歐洲產品責任法的新發展(J).中國法學.1992(1)。）自70年代初開始，在歐共體的推動下，各國日益重視產品責任的研究和立法。1976年歐洲委員會通過了世界上第一個有關產品責任的實體法規范國際公約《關於人身傷亡的產品責任公約》(Convention on Procts Liability in regard toPersonal Injury and Death)；1985年歐共體發布了《產品責任指令》(E.E.C.Direction on Proct Liability)。按照後者的要求，歐共體各成員國應在3年內使其國內法符合指令的有關規定，推動產品責任法的建立和完善。於是，英國在1987年（註：1987年英國發布.消費者保護法.該法第一章「產品責任」實際上就是英國的產品責任法。），希臘、義大利在1988年，盧森堡、丹麥、葡萄牙、德國在1989年，荷蘭在1990年，比利時、愛爾蘭在1991年分別制定了本國的產品責任法，標志著歐洲產品責任法的成文化、專門化趨勢。
（二）判例法與成文法相結合的美國產品責任法
美國產品責任法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42年溫特伯頓訴萊特案（註：此案乃英國判例，但由於美國獨立後繼續沿用英國的法律制度，故該判例所確立的原則（無合同就無責任）同樣為美國所接受。）至1916年麥克弗森訴比克汽車公司案(Mac Pherson V.BuickMotor Company)，為合同責任階段；第二階段從1916年麥克弗森訴比克汽車公司案到1963年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Greenman V. YubaPounion1er Procts)，為過失侵權責任階段；第三階段，從1963年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至今，為嚴格責任階段。可見，美國產品責任法一直以判例法為主。另一方面，由於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各州的產品責任立法並不統一。如雖然目前絕大多數州已確立嚴格責任原則，但迄今仍有少數州適用疏忽責任或擔保責任（過失責任）。為了克服這種不統一帶來的產品責任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70年代以來，美國加強了產品責任的聯邦立法工作，主要包括：1972年發布的《消費品安全法》(Consumer Proct Safety Act)、美國法律協會(ALI)1972年修訂《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時制定的「產品責任—擔保責任」部分、美國商務部1979年公布供各州自願採用的《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Model Uniform Proct Liability Act)等。這表明美國產品責任法正日益呈現出判例法與成文法相互結合、互為補充的態勢。
（三）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的產品責任立法開始於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1986年發布的《民法通則》第122條規定：「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該條通常被學者視為我國產品責任制度之基本規定（註：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馬立法研究(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8。）。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完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1993年我國制定了《產品質量法》，將產品責任納入該法體系。這種立法體例反映了我國從整體上解決產品質量問題的基本思路。但由於該法「集行政法、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及刑事法為一體」（註：（日）植木哲.中國產品責任比較(J).外國法譯評.1995(3)。），混淆了產品責任與產品質量責任的區別，容易使人誤將經營者因產品質量不合格而應承擔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與因產品缺陷致人損害而承擔的民事責任混同起來；同時，考慮到產品責任法的特殊性，其中的許多內容和制度並非產品質量法所能包容。筆者拙見，應借鑒歐美立法經驗，專門就產品責任制定單行立法。
二、產品責任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主體分為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註：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24。）。權利主體是在產品責任法律關系中依法有權獲得損害賠償的當事人，義務主體則是依法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義務的當事人。
（一）權利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是產品責任法的保護對象。對此，歐美各國存在較大差異。
《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9條規定：「為本條之目的，損害是指：(a)死亡、人身傷害；(b)對缺陷產品本身以外任何財產的損害或滅失，其價值不低於500歐洲貨幣單位，但該財產必須是：(i)屬於通常用於個人使用或消費的財產；(ii)主要由受害人為其個人使用或消費目的使用。」《德國產品責任法》第1條第(1)款規定：「如果缺陷產品造成他人死亡、人身或者健康傷害、財產損害，生產者應當就造成的損害對受害者予以賠償。在造成財產損害的情況下，只有受到損害的是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該財產通常是用於私人使用或消費，而且受害者主要為這種目的而獲得該財產，才適用本法。」此外，《英國消費者保護法》第5條、《挪威產品責任法》第8條也有類似規定。由此可見，在歐洲諸國，凡缺陷產品致人損害，若為人身傷害，任何受害者均可要求賠償；若為財產損害，只有基於生活消費目的的私人消費者方可依產品責任法獲得賠償。
與歐洲相比，美國產品責任法的保護對象要廣泛得多。依《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第102條，「索賠人」是指「因遭受損害而提出產品責任索賠的自然人或實體。」這里的損害包括：「(1)財產損害；(2)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3)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4)由於索賠人被置於直接人身危險的境地而引起的並表現為實際存在的他覺症狀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在這里，美國法律既未對財產損害作任何限制，又未將索賠主體限於「私人消費者」而是稱為「自然人」，更將「實體」明確列為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顯見其保護范圍的廣泛性。
在我國，《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均未直接界定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但前者第122條使用了「他人」一詞，後者第31條、第32條則規定「受害人」可以獲得產品責任損害賠償。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國產品責任法的權利主體不僅包括個人消費者，而且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團體。這與美國法律的規定基本相同，也符合產品責任立法的意旨和精神，應予堅持。
（二）義務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義務主體，也稱產品責任的責任主體，是產品責任的承擔者。歐美法律對此都作了明確規定。
《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1條規定：「生產者應當對其產品的缺陷造成的損害負責。」依該指令第3條，生產者包括：1.製造人，含成品製造者、原材料生產者和零部件製造者；2.准製造人，即在產品上標明自己是該產品生產者的人；3.進口商，指在商業活動過程中以銷售、出租或其他形式的分銷為目的將產品輸入共同體市場的人；4.供應者，在不能確定生產者的情況下，產品的供應者視為生產者。
美國產品責任法將產品的製造者和銷售者作為責任主體。其中製造者包括「在產品出售給使用者或消費者之前，設計、生產、製作、組裝、建造或者加工相關產品」的人，還包括「實際不是但自稱是製造者」的產品銷售實體；銷售者包括產品製造者、批發商、出租人、經紀人。可見，美國產品責任義務主體的范圍比歐洲更為廣泛，它明確將產品設計人、出租人、經紀人等包括在內，而這些在歐洲都未見規定。
我國《產品質量法》頒布以前，有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第122條之規定，認為「產品責任主體包括生產環節中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乃至成套產品的生產者（製造者），流通環節中以進出口、批發、零售等方式提供產品的供應者（銷售者），以及負責產品儲存、運送的倉儲者和運輸者。」（註：王家福.《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產品質量法》頒布後，仍有人將產品的運輸者、倉儲者視為產品責任的責任主體。（註：段曉娟.論我國產品責任法的完善(J).財經問題研究.1993.93。）還有學者一方面認為運輸者和倉儲者不可能成為產品責任的承擔主體」，只能「與產品責任承擔主體發生法律上的關系」，另一方面又認為「運輸者、倉儲者都可能成為承擔產品責任的主體」（註：王渙煥.產品責任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93。），顯然自相矛盾。
綜合國內外立法和我國學者觀點，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作為產品責任主體當無疑問。但運輸者、倉儲者能否成為產品責任主體呢？筆者認為：由於運輸者、倉儲者是產品運輸合同、倉儲合同的當事人，一般不與產品的使用者、消費者直接發生法律上的聯系，如果他們因過錯而對產品質量負有責任，這無疑是一種合同責任，應由運輸者、倉儲者向托運人、存貨人負責。缺陷產品的受害人並不能直接向他們請求損害賠償，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也不能因運輸者、倉儲者的過錯而免責。另外，產品責任通常為嚴格責任，而運輸者、倉儲者承擔的是過錯責任，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因此，運輸者、倉儲者不應成為產品責任的義務主體。
三、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確定產品責任歸屬的准則，是要求行為人承擔產品責任的根據、標准和理由。」（註：張騏.中美產品責任的歸類原則比較(J).中外法學.1998(4)。）在歐美產品責任法的發展過程中，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
（一）美國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
根據19世紀普通法的原則，生產者對消費者承擔的責任只能產生於雙方的合同關系，無合同就無責任。「契約關系是消費者對因有缺陷產品所致損害進行索賠的有效障礙」（註：〔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9。）這一障礙直到1916年著名的麥克弗森案才得以消除。按照紐約上訴法院對此案的判決，製造人如果知道一件存在危險的產品會被購買人以外的第三人不經檢驗而使用，則不論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契約關系，製造人均負有注意義務。製造人未盡注意時，應就因此而產生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一判決突破了無合同就無責任的普通法原則，開始將產品責任納入侵權法系之中，從而確立了美國產品責任法上的過失責任原則（即疏忽責任）。除此之外，美國法院在產品責任判例中還經常適用擔保責任。擔保責任包括明示擔保和默示擔保，本來是一種合同責任，但後來被擴大到合同領域之外，具有了侵權責任的意義。60年代以來，美國產品責任法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對生產者越來越多地適用嚴格責任。這一責任最初是由特雷諾法官在1944年的艾思克拉訴富萊斯諾可口可樂瓶裝公司案(Escala V. Coca Cola Bottling Company of Fresno)中加以表述的，但此案並未依嚴格責任進行判決。一般認為1963年的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是第一例嚴格產品責任案件。在該案中，特雷諾法官指出：「當一個製造商將一件產品投放市場時，明知它將不經過檢驗是否存在缺陷而使用，只需證明該產品存在缺陷並對人造成傷害，則製造者對損害負有侵權方面的嚴格責任。」當然，嚴格責任的出現並未排除過失責任、擔保責任的適用，而是由原告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而提起訴訟。此外，80年代以來，美國法院還提出一種所謂市場份額責任，即由若干製造商按其市場份額共同向受害者承擔產品責任。它見之於1982年的辛德爾訴阿爾伯特葯廠案(Sindell V. Albott Laboratories)。這種責任實際上是嚴格責任的因果關系或然化。
（二）歐洲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
80年代以前，由於缺乏完整的國際產品責任立法，歐洲各國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並不一致。依《法國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任何人不僅對其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而且對應由其負責的他人的行為或在其他管理下的物件所造成的損害，均應負賠償的責任。」法國法院將這里關於物的監護人責任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包括產品製造人的責任，從而使生產者承擔嚴格責任。在德國，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產品致損原本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後改為舉證責任倒置，實行過錯推定。而在英國，1987年以前一直堅持過失侵權責任，製造商僅因其違反注意義務才承擔產品責任。歐洲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多元化狀態持續到80年代中期。1985年《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1條規定：「生產者應當對其產品的缺陷造成的損害負責。」該指令從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宗旨出發，明確規定生產者應對產品缺陷致損承擔嚴格責任，不僅免除了受害者證明加害人過失的舉證義務，而且不允許加害人以自己已盡注意義務進行抗辯。指令公布後，不僅歐共體各成員國，而且其他許多歐洲國家如挪威、奧地利等，都紛紛確立了本國的嚴格產品責任。
（三）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的產品責任理論中，學者們討論最多、分歧最大的莫過於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有過錯責任說（註：佟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264。）.、過錯推定說（註：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43。）、視為說（註：江平.民法中的行為、推定為舉證責任(J).政法論壇.1987(4)。）、無過錯責任說（註：劉心穩.中國民法學研究述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660。）、嚴格責任說（註：嚴格責任說又人為兩種：一種認為嚴格責任即無過錯責任（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為立法研究[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9）；一種認為嚴格責任不同於無過錯責任（齊章宏、庚國慶.兩大法系中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J]，法律科學，1993(5)））、綜合責任說（註：綜合責任說也有若干類型：「生產者嚴格責任與銷售者過錯責任」說（孔祥俊.民商法熱點、難點及前沿問題[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100.105）；「以無過錯責任為原則，過錯責任為例外」說（楊振山.另民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628）；「嚴格責任為主，過錯責任與擔保責任為輔」說（張騏.中美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比較[J]，中外法學，1998年(4)。）等。不過，顯而易見的是，近二、三十年來，「產品責任由過失責任演變為無過失責任，系各國（地區）法制之共同趨勢」（註：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3)[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14。），這從歐美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演變中可以得到印證。當然，這種演變是漸進的，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借鑒國際產品責任立法趨勢，結合我國國情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筆者主張我國的產品責任應採取嚴格責任。這種責任既不屬於過錯責任的范疇，又非絕對的無過錯責任（註：關於嚴格責任民無過錯責任的差異曾有學者進行過深刻辯析。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29。）。它允許加害人以某些法定事由進行抗辯，但加害人不能以自己無過錯而要求免除其產品責任。從現行立法看，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9條確立了生產者的嚴格責任；而關於銷售者的產品責任，該法第30條與31條存在一定的沖突（前者為過錯責任，後者則為嚴格責任），有待協調。
四、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的比較
（一）歐洲產品責任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范圍
根據《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包括：死亡、人身傷害；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損害。其中，對同類產品的同一缺陷造成的死亡或人身傷害，歐共體允許各成員國規定不少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的生產者最高責任限額；而財產損害的價值則不應低於500歐洲貨幣單位。《德國產品責任法》進一步規定了「在造成死亡情況下的責任范圍」，「在人身傷害情形下的責任范圍」，同時規定生產者對某一產品缺陷造成人身傷害的最高賠償限額為1.6億馬克，財產損害賠償的最低起點為1125馬克。此外，歐共體還允許各成員國在國內法上規定非物質損害的賠償問題。
（二）美國產品責任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范圍
在美國，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包括物質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
1.物質損害賠償包括財產損害和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所帶來的財產上的不利益，但「不包括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損失。
2.精神損害賠償屬於非金錢性損害賠償，包括「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以及「由於索賠人被置於直接人身危險的境地而引起的並表現為實際存在的他覺症狀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其「金額不得超過2500美元，或不得超過金錢性損害賠償金額的兩倍，以兩者中的少者為准。但是原告通過優勢證據證明：產品使原告遭受嚴重的和永久的或長期的(1)毀容；(2)身體機能的損壞；(3)痛苦和不適；(4)精神疾病，則不在此限。」
3.懲罰性損害賠償是作為一種懲罰方式而由加害人給予受害人超過其實際損失的損害賠償金額。「原告通過明顯的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由於產品銷售者對產品使用者、消費者或可能受到產品損害的其他人員的安全採取輕率漠視態度，致使原告遭受損害的，原告可得到懲罰性損害賠償。」可見，懲罰性損害賠償是對製造商、銷售商漠視他人安全的一種懲罰措施。除此以外，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產品責任法對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和最低額均未作規定。
（三）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32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撫恤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的，侵害人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應當賠償損失。」可見，我國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包括人身傷害（含死亡）、財產損失、其他重大損失等幾個部分。
1.財產損失的賠償
從廣義上說，財產損失分為直接的財產損失，由於人身傷害、死亡帶來的財產損失以及間接的經濟損失。其中，直接的財產損失是指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通常不包括缺陷產品自身的損失；由於人身傷害、死亡帶來的財產損失包括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喪葬費等；間接的經濟損失即可得到利益的喪失，如營業利潤的損失、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因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而減少的收入等。歐美法律一般是將直接財產損害列入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而對「純粹經濟上損失」多不予認定或給予嚴格限制。（註：劉文琦.產品責任法律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0—75.95—99。）筆者認為，依產品責任法維護受害人利益的宗旨，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應得到合理考慮。我國法律將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疾者的生活補助費、由殘疾者扶養或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項目列入損害賠償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有利於維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2.人身傷害的賠償
在產品責任法上，人身傷害是由缺陷產品引起的對人體的健康的損害，包括一般傷害、殘疾和死亡。人身傷害將使受害人及其親屬遭受兩種損失：一為財產上的損失，如醫療費、喪葬費的支出，收入的減少等；二為精神上的損害，如肉體疼痛、精神緊張、心靈痛苦、情感傷害等。因此，美國法律將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損害分為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並由加害人分別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規定值得我國借鑒。事實上，我國《產品質量法》（第32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1、42條）對缺陷產品致人傷害、死亡的損害賠償規定基本體現了上述精神。問題在於：如何看待我國法律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3.關於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產品責任的精神損害是指由於產品缺陷事故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上的傷害與痛苦。」（註：張騏．產品責任中的損害與損害賠償[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4)。）與財產損失不同，精神損害屬於非物質損害。對這種非物質損害，歐洲各國法律多未直接規定，而美國法律卻予以更多的關注，它要求加害人對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死亡或其他人身危險而引起的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給予賠償。在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重大分歧。有人認為：「我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民法通則》對這種精神損害的賠償問題都未作出規定」（註：房維廉.產品技師法的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165。）；另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指出：《產品質量法》第32條中的其他重大損失「應當是指人格方面的損害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損害」。（註：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314。）筆者拙見，依法理及美國立法經驗，為維護人的價值和尊嚴，平復受害者及其親屬的精神創傷，在產品責任上明確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極為必要。不過，鑒於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而精神損害賠償范圍不宜過寬，一般應以缺陷產品致人殘疾或死亡為限，而對那些輕微的精神痛苦和傷害可不予認定。
4.關於賠償限制問題
賠償額的限制分為最高額的限制和最低額的限制，兩者具有不同的制度價值。美國由於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對賠償額不加限制，所以巨額賠償案件多有出現。而歐洲產品責任法對最高責任限額和最低賠償額都作了專門規定，從而使賠償數額更趨合理。我國應如何借鑒？
(1)關於最高額的限制：有人主張：「為平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應在權衡各種因素的前提下規定產品責任的賠償限額」（註：陳蘭蘭.論我國產品責任立法的完善[J].山東法學，1997年(3)。）；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有關賠償數額的主要問題是賠償額太低，根本無法補償受害者損失」，故「設置限額是不可取的」（註：張騏.產品責任中的損害與損害賠償[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4)。）。其實，對產品責任賠償額作出限制，是基於嚴格責任而出現的。嚴格責任是對生產者責任的加重，使生產者的風險大大增加，尤其是精神損害賠償又極具不確定性。過高的賠償數額不僅嚴重傷害了生產者，最終也將損及消費者利益和阻礙經濟發展。因此，甚至在充分「傾向原告」的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州規定了非經濟性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如新罕布希爾為87.5萬美元，阿拉斯加為50萬美元、佛羅里達為45萬美元、馬里蘭為35萬美元、堪薩斯只有25萬美元（註：〔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26—629。）。基於上述認識，筆者認為：我國產品責任立法應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數額作出限制，而對財產損害則應貫徹賠償實際損失的原則。
(2)關於最低額的限制：在產品責任法上規定損害賠償的起點限額，主要是針對財產損害而作出的，它要求因缺陷產品所致財產損失（不包括缺陷產品本身）必須達到一定數額以上，受害人方可依產品責任法獲得賠償。此規定的制度價值在於防止出現過多過濫的產品責任訴訟案件，優化法律資源配置，節約社會成本。這一做法無疑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叄』 損害財產的侵權責任有哪些
恢復原狀和返還原物都是原物還存在或者原物受到損壞但是可以修復的時候要承擔的責任。 如果不存在這樣的條件，則只有進行損害賠償。 財產權侵權責任在整個侵權責任法體系中歷來佔有重要位置,並廣泛存在於一般侵權與特殊侵權責任之中。鑒於所受侵害財產范圍的開放性特徵,《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范圍也相對寬泛,從侵害財產權利到財產利益的損害均被其涵蓋,其第2、15、19、21條等條文,共同構建了財產權侵權責任的賠償規范體系。其中第19條又最為關鍵,直接影響財產權侵權中的財產損失計算,是整個財產權侵權責任制度的落腳點。但遺憾的是,《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過於簡單, 僅作了一般概括性規范,導致該條文在立法之中爭議頗大,即便是在《侵權責任法》頒布和實施後,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亦對該條文多有批評。同時,隨著民事單行法的頒行,我國民法學研究已逐步從立法論走向解釋論,一方面立法過程本身更應運用解釋學探究其內涵邏輯和操作的妥適,使出台的法律條文不至於存有過多明顯的遺漏;另一方面,藉助法律解釋學來梳理已有文本,補充和充實已有法條,進而影響新法。[1]針對《侵權責任法》第19條,我們應堅持解釋論,自財產權侵權賠償的原則出發,藉以釐清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和純經濟損失的理論爭議,明晰以全面賠償原則(填補損害原則)為最高宗旨的賠償原則體系;以《侵權責任法》第2條為基點,界定財產權侵權責任的范圍和類型,最終構建財產權侵權責任損失計算的理論框架和具體適用規則,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財產權侵權賠償原則的確定:以利益平衡為中心 (一)全面賠償原則對間接損失與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的認知 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以填補為原則,以財產損失程度為基礎,實現對財產損失的全面賠償,是侵權賠償之基本准則。[2]全面賠償(填補損害)不僅包括侵害他人財產所造成的直接損害損失,而且還包括可能產生的間接損失,即除了積極損害之外還應賠償本應獲得但因侵權損害導致而沒有獲得的財產利益。《民法通則》第 117條已對間接損失的賠償有所規定,只要在侵權行為實施時財產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損失的並非現實的利益,間接損失也應成立。 由於對間接損失損失程度的判斷囿於個案情況難以准確作出,因此,學術界在認定間接損失方面存在分歧。相應的,對《民法通則》第117條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損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見解。有學者認為,只有屬於重大損失的才給以賠償,一般損失不予賠償,不能因為保護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權人的賠償負擔。[3]這種認識的基礎在於侵權責任法不僅是權利保護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劃定人們行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對侵權人要求過重,則會影響其行為自由, 有違利益平衡的基調,因此對間接損失應當採取可預見性標准予以限制。正是鑒於損失賠償所應遵循的填補損害原則,筆者認為,立足現實國情和《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環境,對於存在明顯的可判斷和可預見的可得利益之減損,一般間接損失也應賠償。 在《侵權責任法》立法的過程中,不少學者還從建議稿或國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對純粹經濟損失予以賠償的建議,主張將其攝入全面賠償原則之下。[4]各國對純粹經濟損失的界定並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賴物的損害而發生的損失,或者是不作為權利或受到保護的利益侵害結果存在的損失。[5]筆者認為,對純粹經濟損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標準的賠償具有合理性,而對於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的限定條件和標准則由加害人的主觀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預見性加以綜合考量確定。為防止無限擴大賠償范圍而應對純粹經濟損失賠償加以限定,即賠償范圍不得超過加害人在實施侵權行為時應當預見的損失范圍,《歐洲侵權法基本原則》第2:102(4)條即有對純粹經濟損失賠償限定的明示。[6]可見,無論是對《侵權責任法》第19條規則的理解還是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具體裁判的認知,給予純經濟損失全面賠償, 應該成為民事領域利益平衡的底線指導原則。 (二)全面賠償原則與損益相抵、過失相抵規則的契合 《侵權責任法》第19條體現了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全面賠償原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能,符合社會正義觀。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尊奉填補損害為最高指導原則,以達到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7]兩大法系在確定財產損害賠償的范圍或標准時,同時將客觀損失的財產和財產利益視為賠償對象。 相對於全面賠償原則,損益相抵規則在財產權侵權中的地位似乎較為邊緣,適用較為隱蔽,然每每反映在司法實踐的具體裁判中卻不可小視。損益相抵規則就是確定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范圍大小及如何承擔的規則,並在確定侵權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同時於損害額內扣除因同一原因而產生的利益差額。[8]損益相抵規則在羅馬法和德國普通法時代就被承認,其在大陸法系民法責任體系中不可或缺,作用相當重要;從各國的司法實踐看,該規則在各國判例學說中也被一再予以確認。考慮到財產侵權責任具有單向性的特點,損益相抵並不指向全部損害額,可以說是對全面賠償原則的貫徹與體現。但遺憾的是,損益相抵規則在《侵權責任法》中並無明文規定。因此,在案件的具體審理過程中,法官應在現行法框架內遵循全面賠償原則,運用各種解釋方法,推導出妥善、具有說服力的結論,以實現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過失相抵規則也因侵權行為發生而適用,具體表現為《侵權責任法》第26條之適用。可見,《侵權責任法》第19條關於財產權侵權責任賠償的規范並非孤立,與侵權責任體系內的其他規范相互協調、彼此呼應。一言以蔽之,全面賠償原則與損益相抵、過失相抵之間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互為支撐,組成一個多元且具彈性的系統,共同構建一個科學的財產權侵權賠償原則體系。我們應對損益相抵、過失相抵等規則給予足夠的關注。 二、財產權侵權責任的賠償范圍:拓展與類型化 (一)財產侵權責任保護法益的擴展 《民法通則》第106條對侵權責任的對象進行了界定。從條文規范上看,該條似乎並未將侵權責任的對象限定於人身權和財產權。事實上,《侵權責任法》出台前的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在解釋侵權法保護客體時均不以民事權利為限,不僅包括財產權、人身權,而且還將尚不構成權利的人身利益和財產利益囊括其中。[9]換言之,在《民法通則》對於侵權責任范圍的界定上,無論是侵害民事權利還是侵害民事權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的頒行則將侵權責任保護的客體表達為民事權益,並形成了不同於《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兩部範式法典的立法體制。這種對侵權責任保護客體 作概括+列舉的例示式立法,在盡可能詳細列舉《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財產權益的同時,還充分表達了我國財產權侵權責任立法范圍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色。 《侵權責任法》第2條第1款用民事權益概念代替《民法通則》中侵權責任保護對象的財產及人身,明顯是在借鑒《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的基礎上, 結合有關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進行規定的,擴展了侵權責任法保護的客體。此外,從立法技術上看,《侵權責任法》不僅比我國其他民事法律更加註重保護范圍的寬泛性,而且對財產權益的保護范圍和力度都能與任何域外侵權責任立法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的侵權責任形式不止損害賠償一種, 該條也僅言侵權責任而未進一步明示責任形式,至於具體案件應當適用何種責任形式,亦應依照本法關於責任形式的具體規定適用。(二)侵權之財產損失的類型 財產權益作為民事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物權、知識產權、股權等具有財產性質的權益,財產權侵權責任即以上述財產權利為對象的損害賠償。一般而言,財產損失分為以下幾種:其一,侵害他人物權所帶來的財產損失。對於物權的直接損失,可適用《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進行追償,即侵權行為導致財產損失的, 按照財產損失發生時的市場價格計算,將賠償標準定為損害發生當時的市場價值。其二,侵害他人知識產權導致的財產損失。無形財產權與有形財產權在侵權損害賠償上的差異就在於如何對市場價值進行判斷。無形財產權更多地表現為潛在的、隱形的價值,具有財產與人身權利相結合的復合性,並且知識產權中的無形財產利益因其價值的擴展性以及其特有存在狀態和保護途徑給法院的審理帶來了新的挑戰。正因為知識產權侵權具有特殊性,所以侵權人承擔的民事侵權責任由單項法律予以規范。因此,對於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應首先適用單行法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4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65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56條。其三,侵害股權等其他財產權所導致的財產損失。股東因出資而依法取得參與公司事務並享有財產權益的權利,侵害股權而造成財產損失的, 也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賠償責任。三、財產權侵權損失的計算:解釋與適用 在確定財產權侵權賠償性質後便要界定財產損失的范圍。無論是把損失的計算看作純粹的技術問題,[10]還是歸為事實問題,均可交由實務部門進行具體衡量與判斷,對個案作個別處理。[11]將損失的計算問題視為事實問題在法國判例中已有具體體現。[12]由於這種做法忽視了損害賠償問題的法律性,缺乏一定的法律規則,其計算大多會取決於法官個人的評價,因此不盡妥當。筆者認為,損失的計算應兼顧事實和法律雙重性質,即事實認定與價值判斷的融合。但是,目前具體的財產權侵權責任損失計算規則除了《侵權責任法》第19條之外,並無更為細致可行的操作辦法,因此,財產權侵權損失計算規則有待細化,需要對司法實踐進行精細歸納提升進而轉化為司法解釋。 (一)確定損失時間點的基準 確立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目的在於填補受害人應得利益的損失。如果對損害賠償的價格標准無法加以確定而由法官僅憑自由意志裁決,那麼判決結論必將變得隨意,同案不同判現象也將隨之增多,從而引發雙方當事人無休止的爭議,進而損害司法權威,激化社會矛盾。因此,法律應規定準確確定損失賠償時間點的統一規則,以發揮定紛止爭之功能。在合理確定損害賠償的價格標准時,侵權行為發生點與損害事實發現的時間點、訴訟開始的時間點、訴訟終結的時間點等都應成為基本的考量因素。依據《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財產侵權賠償是按照受侵害財產當時的市場價格計算、確定賠償金額。這一規定使得司法實踐中對損失賠償的時間點有了相對統一的判斷標准,合理避免了因價格波動可能導致的爭議。 當然,我們也不應將《侵權責任法》第19條的規定絕對化,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還可以借鑒其他成功的做法。例如,我國台灣地區的法院認為,對損害賠償的確定 應以請求時之市價為准。[13]上述兩種確定財產損害賠償時間點的方式雖然不一致,但各有相對合理性,因此不能盲目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種方式。 (二)單一標准與多重標准 細致觀之,《侵權責任法》第19條在損害賠償的計算標准上採用了兩種可供選擇的不同計算方式。前一種是前述的基本的單一標准:依市場價格計算;後一種是多重標准:即依其他方式計算。這兩種計算標准雖然並不矛盾,但應理解為在適用過程中有先後之分。一般而言,只有在依市場價格無法判定時,才應適用其他方式的計算規則。由於其他方式之表述與實際確定具有模糊和難以統一的特點,因此,計算其他方式的程式也應遵循相應的普適規則。詳言之,對某項財產之侵害,當法律、法規有相應的計算標准時,即應採用該計算標准;法律、法規沒有規定計算標準的,由當事人協商約定計算標准或者協商確定財產損失金額。此外, 司法實務部門在上述標准均無法達成時,亦可根據公平原則裁判確定賠償金額。 (三)計算公式之取捨 損失包括直接損失、間接損失以及純粹經濟損失。對直接損失的判定,除依據市場價格外,還須考慮物的折舊問題。對於使用多年的財產,其損害必定是市場相應的折舊價格。而沒有在市場上流通的財產,則可以採用其他方式計算,如家傳古董就可以採用專業機構科學評估的方式進行判定。 對於間接損失和純粹經濟損失,其計算難點在於無法量化的那部分損失。一般而言,可以採用以下兩種計算方法進行類比計算:一是平均收益法,即被侵權人在侵權發生之前一段時間的平均收益,以此作為損失判斷的標准;二是同類比較法,即依與被侵權人條件相當的經營者在相同時間內的平均收益作為損失判斷的標准。當然,這些計算方式也不是絕對的,還要綜合考慮經營季節、財產大小、經營能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更加合理的計算方式,使得損失額與賠償額相近似。為此,在確定具體賠償數額時,可以採用以下計算公式:原物價值=原物價格-原物價格÷有效時間×已用時間。在我國,也有司法實踐部門適用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價值的計算方法,其中,間接損失的計算公式為:間接損失=單位時間增值效益×影響效益發揮的時間。[14]這亦不失為一種較為合理的計算方式。 對於財產權侵權責任賠償問題的爭議不僅在於如何確定財產損失的范圍、損失計算規則等技術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對財產侵權的定性、舉證責任、勘驗鑒定評估的技術手段、法律規范混用等問題也是損害賠償計算中需要一並考量的。因此,財產權侵權賠償責任中的利益能否得到合理、充分的實現,取決於多方面規范的共同作用。《侵權責任法》只是為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承擔之確定與裁判提供了一個簡易平台,其完善則需依賴法官對法律解釋方法的嫻熟運用及其司法經驗的提煉, 進而不斷為司法解釋、立法解釋乃至立法本身提供細化的可操作性強的規則,以明定財產權侵權責任賠償計算的種種科學標准,達至對被侵權人損失進行合理補償之法效果。
『肆』 侵權責任法的責任原則有哪些
侵權責任歸責原則有哪些：
1、過錯原則，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2、無過錯原則，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條
行為人造成他人民事權益損害，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
『伍』 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什麼情形下適用
法律分析：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在有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侵權行為的情形下適用。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其中過錯責任原則是指當事人的主觀過錯是構成侵權行為的必備要件的歸責原則。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條 民事權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
第一百八十三條 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條 侵權行為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條 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陸』 《侵權責任法》確定的歸責原則有哪些
(1)過錯責抄任原則。《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就是說，造成損害是否要承擔賠償責任，要看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有過錯有責任，無過錯就無責任。
(2)過錯推定責任原則。《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2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過錯推定實質上就是從侵害事實中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免除了受害人對過錯的舉證責任，加重了行為人的證明責任，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就要承擔責任。
(3)無過錯責任原則。《侵權責任法》第7條規定：「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
若能提供進一步的信息，有助於提供更為詳細准確的解答。
『柒』 侵權責任編適用的歸責原則包括
法律分析：1、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是指在行為人的行為致人損害時，根據何種標准和原則確定行為人的侵權責任。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是侵權行為法的核心，決定著侵權行為的分類、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舉證責任的負擔、免責事由等重要內容。它既是認定侵權構成，處理侵權糾紛的基本依據，也是指導侵權損害賠償的准則2、我國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主要包括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過錯推定原則與公平責任原則。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條 民事權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
第一百八十三條 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條 侵權行為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條 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