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消費者網上購物訴網站侵權法院判決案例

1. 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例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法院近期受理一起原告毛源宏訴被告北京陽光山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因網上購物而引發的糾紛。二OO四年十月，家住江西省南昌市賢士湖住宅區54棟3單元601室的毛源宏在新浪「一拍網」注冊，並在網上拍下商品編號為5596482的二手筆記本電腦一台，價格為3350元，賣家為湖南省長沙市建設北路華天商城楓祥科技，聯系人是李鳳。十一月一日，毛源宏按照網上資料向楓祥科技的個人（財務人員楊永花）帳戶匯款3400元，但沒有收到電腦。此後，聯系人李鳳手機關機。經向湖南省長沙市工商管理局查詢，發現長沙市並無建設北路，也沒有華天商城，設在華天商城的楓祥科技更屬子虛烏有。
二00五年三月十六日毛源宏向南昌市東湖區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新浪「一拍網」的所有人和經營者北京陽光山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要求其賠償經濟損失3400元並承擔全部訴訟費用（含旅差費）。經東湖區法院審理後認為：新浪「一拍網」提供雙方買賣這一平台，負有對賣家起碼的審查義務。但「一拍網」向網民提供完全虛假的交易信息，而原告完全是基於對「一拍網」此知名網站的信任，與虛假的楓祥科技進行交易，造成的損失「一拍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調解，被告表示願意賠償原告的損失，但要求原告協助配合公安機關偵破此案。網上購物引發的糾紛案件，目前在我院尚屬首例，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拓展，開展網上購物、網路經營活動大勢所趨。應如何維護廣大網民的合法權益，規范網路經營者的行為，是擺在我們執法者面前的一項新課題，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當今互聯網迅猛發展，傳統的交易方式也正在受到互聯網的沖擊，網上交費、網上證券買賣、網上購物等形式多樣的網上交易也正逐步走向我們的日常生活。網上交易是一種以互聯網為操作平台和數據傳輸媒介的交易方式。與傳統交易方式相比，網上交易具有速度快、信息豐富、操作便捷等優勢。中國的網上交易還處於「初級階段」， 網上交易的基礎還相當薄弱，在此背景下，這一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諸多問題：首先，中國網民存在網路購物恐懼症。阿里巴巴旗下中國第二大在線拍賣網站淘寶網(www.taobao.com)的總經理孫彤宇說：「中國人的確很想在網上購物，但很多人都害怕邁出第一步，他們有很多擔憂：在線支付安全嗎？我買的產品會不會有瑕疵甚至是假貨呢？」 現今，中國約9000萬的上網者中，僅10%的人通過互聯網購物，而相比之下，在美國該比例達到38%。分析師也曾指出，因為中國仍然以現金為主要支付手段，所以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網上交易還是交易者們當面結清的，而僅有30%是通過網路來支付的。數據也顯示，中國有13億的人口，但信用卡發卡量卻不足200萬張。究其原因，中國人缺乏在網上購物的足夠信任。其次，郵遞系統難以信賴，配送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網上交易的出現與發展是時代的需要，它必將促使傳統相關業務的轉型，並對未來社會產生深遠影響。雖然 目前我國已相繼頒布了《商用密碼管理條例》、《計算機信息系統國際互聯網保密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規章，這些也為我國網上交易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和支持。但同時，隨著我國信息基礎建設的規范和完善，實施網上交易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且發展潛力巨大，而相關法律支持與其發展規模的差距還很大。我國目前有關電子商務的立法也基本呈空白狀態，行業間的監管對於網上交易毫無力度且法律上對行規以難以認同，相關的法律規范和有效的市場信用體系極不完善，嚴重影響網上交易業務的發展，也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機，其中有相當多的法律問題是不容迴避且又亟需解決的。
第一，要約的撤銷問題。我國現行《合同法》規定：要約可以撤銷，除法律規定不可撤銷的情形外，但撤銷通知須在受要約人發出承諾通知之前到達。在網上交易中，因網路數據的傳輸速度極快，要約的發出與到達幾乎是同時的，並且接受方的計算機往往具有自動審單的判斷功能，可以及時作出承諾，所以要約方能夠撤銷要約的機會微乎其微。我認為，網路本身的特點就是快捷、短程，風險與利益並存，網上交易是抓住商機的最佳選擇，如果不願承擔風險，可以選擇傳統的交易方式。另外，發出要約時，網路一般會讓使用者再次確認要約內容是否正確，如果加以確認，可以視為放棄要約的撤銷權。
第二，電子簽章的問題。網路交易合同（或稱電子合同）是指在專用的或公開的網路環境里通過數據電文達成的非紙質的數字化的合同。電子合同可以通過電子商務網站達成，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電子數據交換來達成。從各國現有的實踐來看，傳統的合同仍主要依賴於當事人的簽字或蓋章，有關法律往往要求有當事人的親筆手簽或機構的蓋章。網上業務作為一項電子交易，具有無紙化的特點，這使其有別於傳統的合同交易形式，此時，作為合同成立標志的簽章問題則遇到了挑戰。倘若合同的成立還需簽章，則使電子交易的優勢無法體現。
第三，交易證據的收集問題。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規定數據電文證據的法律地位及其認定的具體要求。電子交易的無紙化使得糾紛發生時，證據的收集甚為困難。目前，學術界針對數據電文到底歸入何類證據有兩種觀點：一為視聽資料；一為書證。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視聽資料應與其它證據結合方能確定其證據力。所以，如果將電子證據歸入視聽資料一類，其證明效力就將大打折扣。而《合同法》第11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及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這表明，《合同法》已經把數據電文視為書面資料，筆者贊成將數據電文歸入書證類證據中。
第四，事故、故障造成損失時當事者的責任承擔問題。網上交易業務的正常開展對服務系統的依賴性極強，網路系統的事故和障礙所引發的民法律責任是銀行和客戶極為關注的問題。我國法律對此問題尚未規范，筆者認為：病毒入侵、「黑客」襲擊網路系統等網路犯罪不應納入不可抗力事件，因為網上交易的安全系統是保障網上服務安全性、可靠性的重要技術系統，如果該系統出現故障或被破譯，以致給客戶造成經濟損害，該安全系統的提供者將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第五，網路服務系統所有者、經營者是否為當事者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筆者認為網路服務系統在提供在線平台服務中，負有謹慎注意之義務，對買賣雙方負有審查職責，買賣雙方也是基於對網路服務系統的充分信任才促成了交易行為。一旦網路服務系統提供虛假的交易信息必然會給當事者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應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由網路服務系統的所有者、經營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同時作為當事者也有義務協助網路服務系統所有者、經營者行使追償權，這樣也減少了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誠信體系的建立，網上交易將有著廣闊前景。目前中國正逐步開放快遞市場，中國郵政很快將面臨來自諸如敦豪速遞公司(DHL)，聯合包裹服務(UPS)及其聯邦快遞(FedEx)的競爭，市場環境將逐步改善。中國的某些網站也在嘗試新的配送機制，比如，組建由年輕人構成的自行車配送隊伍，這些配送員會負責收取用戶的付款，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特點，為網上交易展示光明前途。

摘自豆丁網。

2. 我國出現首例網路虛擬財產糾紛案是什麼時候

我國出現首例網路虛擬財產糾紛案是2003年
「虛擬財產」並非財產
——析我國首例「虛擬財產失竊」糾紛案

黃 龍
內容摘要：在網路游戲的語境中，「虛擬財產」實際上已演變為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它建立在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就是「虛擬財產」的錯誤判斷之上，進而導出「虛擬財產」就是財產的荒謬結論。游戲者通過進行網路游戲而取得的「虛擬物品」並非財產，但在法律上可定性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通過電子數據表現出來、在特定條件下游戲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權利但不具有財產屬性的勞動成果。

關鍵詞： 網路游戲 虛擬物品 虛擬財產 無形財產

（一）「虛擬裝備」失竊起訟爭

2003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第三次開庭審理國內首例「網財」被竊案並作出判決。備受玩家和公眾關注的全國首例網路游戲虛擬財產案終於一審審結，原告李宏晨如願要回了自己丟失的「武器」。

河北的網路游戲玩家李宏晨在過去的兩年時間里，共花費幾千個小時的精力和上萬元的現金，在一個名叫「紅月」的游戲中積累和購買了虛擬的「生物武器」幾十種。但在2003年2月17日下午，當他再次進入游戲時，卻發現自己庫里的所有武器裝備都不翼而飛了，包括3個頭盔、1個戰甲、2個靴子等虛擬物品。於是他想到了報警，但警方卻以技術力量不足拒絕立案。後經查證，這些「裝備」被另外一個玩家盜走了，李宏晨找到游戲運營商北極冰科技發展公司進行交涉，但該公司卻拒絕將盜號者真正數據交給李宏晨，於是，李宏晨以游戲運營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財產權為由，將北極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請求被告賠償他丟失的各種裝備，並賠償精神損失費10000元等訴訟請求。2003年8月27日和11月5日，朝陽區法院分別開庭審理了此案。法院認為，雖然虛擬裝備是無形的，但在網路游戲環境中是無形財產的一種，所以應該獲得法律上的適當評價和救濟。由於玩家參與游戲時，獲得游戲時間和裝備的游戲卡均需以貨幣購買，所以虛擬裝備具有價值含量。被告經營網路游戲，原告是參與該游戲的玩家之一，雙方形成消費者與服務者的關系。由於被告無法證明原告裝備丟失的原因，也沒有證據表明原告的密碼有證人之外的其它人員知道，因此可以認定被告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欠缺，應對原告物品的丟失承擔保障不利的責任，原告主張的丟失物品可由被告通過技術操作對已查實的物品進行回檔。據此，法院判令運營商對李宏晨在「紅月」丟失的虛擬裝備予以恢復，並返還其購買105張爆吉卡的價款420元，以及交通費等其它經濟損失共計1140元。但駁回了精神損害賠償等其它訴訟請求。判決後，原告與被告都表示不滿。[1]12月30日，被告北京北極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對該案的一審判決提出上訴，認為法院對其在網路游戲運營中的安全防護職責的認定有誤，不應由其承擔虛擬裝備被盜的賠償責任。[2]

（二）「虛擬物品」能否作為游戲者的財產保護？

前案的處理，關鍵在於能否正確認識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的法律屬性，即從法律上對「虛擬物品」進行正確定性。在「虛擬物品」能否作為游戲者的財產看待與保護問題上，國內法律法學界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認識與主張。

一些人持反對意見。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是：1、游戲者在網路游戲中獲得的財物完全是虛擬的，只是在特定游戲中的內容信息，如同在比賽中取得的分數，其本身不具有價值。有人稱：「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要求法律或個人為不存在的東西負責，我認為很可笑」；2、虛擬物品的價值是虛擬的。虛擬財產對於著迷的游戲玩家來說，它們是昂貴的。而對於其它人來說，這些東西又是一文不值的；3、「虛擬財產」是資料而不是財產。有人認為，就本質而言，「虛擬財產」不過是存儲在網路伺服器中的各種數據和數據，而且完全是無形的，這種虛擬的所謂財產，不能算是法律意義上的財產。因為作為游戲玩的過程當中積累的這些裝備和武器本身來講，沒有任何經濟意義，它就是用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組數據，這些數據在計算機游戲這個軟體裡面運行的時候，可能是起到了某種作用，本身獨立出來，沒有任何意義；4、將「虛擬物品」視為網路游戲者的財產缺乏法律依據。有人認為，目前我國還沒有將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財產列入法律保護的范疇。

但似乎有越來越多的法律人士認為「虛擬物品」存在著其固有價值，應當受到法律保護。贊成者的主要理由是：「虛擬物品」屬於無形資產。根據我國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的規定，公民的財產應受法律保護。「虛擬財產」屬於無形資產的一種，自然要受法律保護。如北京大學法學院錢明星教授認為：「它既然可以交易，那也就是說它既有市場價值，也有交換價值，這種屬性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明虛擬財產具有財產性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楊立新教授也認為「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屬性：「虛擬財產既可以從游戲開發商處直接購買，也可以從虛擬的貨幣交易市場上獲得，因而虛擬財產已經具有了一般商品的屬性，其真實價值不言而喻。從法律對財產的定義來看，虛擬財產也應得到保護，網財的獲得往往經過持有者的個人勞動（練級）、真實財物付出（購買游戲卡）、市場交易（買賣裝備），網路虛擬財產已經具備了真實財產的基本特性」。[3]

此外，有人專門撰文就 「虛擬財產」屬於財產的觀點進行過具體論證：1、虛擬財產的獲得，主要是通過個人的勞動，同時客觀存在著伴隨性的財產投入；2、虛擬財產的獲得，可以通過實際購買的方式獲得 ；3、虛擬財產與真實財產之間存在著市場交易；4、虛擬財產與真實貨幣的固定兌換方式已經存在 ；5、虛擬財產所有者對虛擬財產的重視性與日俱升。[4]

比較權衡之下，筆者持反對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認同反對者的具體觀點與理由。因為反對者的反對理由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與實質，沒有就「虛擬財產」是不是財產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法律論證，而是僅就某些現象進行主觀評論與批判。筆者的基本觀點是：「虛擬財產」並非財產。在網路游戲的語境中，「虛擬財產」實際上已演變為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這是導致贊成者的觀點與理由背離常識的重要原因。「虛擬財產」概念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只是它出現在錯誤的地方）。它建立在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就是「虛擬財產」的錯誤判斷之上，進而導出「虛擬財產」就是財產的荒謬結論。只有走出「虛擬物品」就是「虛擬財產」這一認識誤區，重新審視和認識 「虛擬物品」的法律屬性，才能正確回答它是否屬於游戲者的財產這一問題並且給出合理的法律解釋。財產有有形財產與無形財產之分，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既非游戲者的有形財產，亦非其無形財產：

其一，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並非民法上的物，不是有形財產。理由是：
1、不具備物的特性。民法上的物，通常是指能夠為民事主體支配和利用的物質對象，能夠獨立存在並能為人所控制。「虛擬物品」只能依附在特定網路游戲軟體中，不能獨立存在。

2、不具有物的價值特性。作為財產的物，必須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些價值必須是客觀存在而非虛擬的，而「虛擬物品」根本不可能具有物的價值特性。就事物之間的聯系看，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不外是游戲程序對游戲勝利者的獎勵。換言之，它們只是一種游戲成果或成績，是游戲者的游戲技能及水平的象徵。乍看起來，「虛擬物品」似乎具有某些價值，它們的存在與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游戲者的娛樂需要、增強了游戲的娛樂功能和讓游戲者的獲得充分的主觀體驗等。但這只是一種錯覺，因為這些價值其實是特定游戲程序本身的價值體現而非「虛擬物品」的價值。任何「虛擬物品」只會有「虛擬價值」，而不可能象現實中的物一樣具有為人們普遍認可的真實價值。

3、缺乏一切物應有的自然屬性。現實生活中的物種類繁多且具有不同的自然屬性。如豬肉能作食品、毒葯有毒性和爆炸物具有高度危險等。而網路游戲中一切虛擬的同類物，根本不具有這些自然屬性。

其二，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也不是游戲者的無形財產，因為：

1、「虛擬物品」雖然具有無形財產的形態與特徵，但它們並非游戲者所創造。游戲者獲得「虛擬物品」，是按照游戲設計者事先設計的程序和規則進行游戲並取得勝利的結果。在游戲過程中，游戲者沒有也不可能對「虛擬物品」的產生進行任何創造性的勞動。而任何一種知識產權的產生，都與創造性勞動分不開。即使將游戲中的「虛擬物品」視為無形財產，其知識產權也只能屬於特定游戲的設計者或開發者。

2、「虛擬物品」與特定網路游戲在使用上具有不可分離性，故不能分離或轉化為游戲者的無形財產。作為附屬性內容，它們存在於特定游戲軟體中，其使用價值的發揮依賴於特定游戲程序。「虛擬物品」缺乏獨立存在和獨立發揮的價值，這註定了其知識產權不可能由游戲者擁有或與知識產權人分享。

3、「虛擬物品」缺乏成為游戲者無形財產的客觀條件。游戲者根據其與游戲網站合同通過游戲勝利而取得「虛擬物品」，而並不與特定網路游戲的知識產權人發生涉及知識產權轉讓方面的法律關系，這在客觀上排斥了游戲者取得虛擬物的無形財產權利的可能。更何況，游戲者擁有這些虛擬的物，是有時間條件和其它條件限制的。如合同約定的時間是否已經屆滿、當事人是否續簽合同和網站是否還提供此類游戲消費服務等。

4、具有可交易性並不意味著「虛擬物品」就是游戲者的無形財產。依經濟常識分析，無形財產固然具有可交易性，但具有可交易性的東西卻未必是於財產。網路游戲中的「頭盔」、「戰甲」等「虛擬物品」在現實中的確可以成為交易的對象。表面上看，這種交易似乎屬於無形財產的買賣，但其實不然。「虛擬物品」交易主要有三種不同類型：一是游戲者之間進行的交易；二是網路游戲運營商與游戲者進行的交易；三是特定網路游戲知識產權人與購買者包括游戲者進行的交易。從法律角度觀察，這三種交易都不屬無形財產交易，也不能說明「虛擬物品」屬於游戲者的無形財產：
（1）游戲者之間就「虛擬物品」進行交易，本質上是勞動或勞動成果的交易。即「虛擬物品」的擁有者向另一方游戲者出賣其勞動或勞動成果。因為「頭盔」、「戰甲」等「虛擬物品」的取得，依賴於擁有者即游戲者的智力水平、游戲技巧、游戲水平投入的時間和成本。游戲的過程，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被看作為一種特殊勞動即智力勞動過程，這正是法律允許游戲者進行「虛擬物品」交易或「轉讓」的根本原因所在。作為交易客體或對象的勞動成果，未必就是知識產權或有形財產。要知道，勞動成果、知識產權和無形財產是三個不同的概念。
（2）網路游戲運營商與游戲者之間的交易也並非屬於無形財產或知識產權交易（有效與否還取決於特定游戲知識產權人是否允許，因為運營商的知識產權產品所有權是受知識產許可權制的），在本質上同樣屬於游戲消費交易，只不過它表現為一種從合同關系。這種從合同建立在游戲規則（依網路游戲規則，獲得「虛擬物品」的途徑是取得游戲勝利）之外，同樣屬於游戲消費合同，游戲者需要進行網路游戲消費才能使「虛擬物品」交易具有實際意義。
（3）知識產權人與購買者進行的交易也不屬無形財產交易，而是知識產權產品的交易，在法律上應視為物的交易。依所有權法律規定，購買者取得該知識產權產品的所有權，任何人包括、知識產權人和網路運營商等都依法負有不得妨礙和不得侵害購買者的所有權的法定義務。可見，法律對購買者權利的保護，是針對真實的特定知識產品即物的所有權，而不是針對知識產品中的「虛擬物品」。

而「虛擬財產與真實貨幣的固定兌換方式已經存在」的事實，僅表明網路游戲消費或交易方式發生變化而已，同樣不能證明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財產」是無形財產為正確命題。

5、「虛擬物品」的重要性與其是否屬游戲者的無形財產無關。以「虛擬財產所有者對虛擬財產的重視性與日俱升」論證「虛擬物品」就是財產的觀點更是片面和荒謬的。理由很簡單，「虛擬物品」對游戲者的重要性與「虛擬物品」的法律屬性是完全無關的。

綜上所述，游戲者通過進行網路游戲而取得的「虛擬物品」並非財產，但在法律上可定性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通過電子數據表現出來、在特定條件下游戲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權利（如佔有權和使用權等）但不具有財產屬性的勞動成果。

（三）判決缺陷與思考

基於上述思考，結合「虛擬財產失竊」糾紛案的具體案情，筆者認為一審各項判決結果都是正確的，但判決中存在著明顯的說理缺陷。本案案件類型新穎且屬全國首例訴訟案，大眾傳媒的關注又使之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非常廣泛的傳播，判決說理缺陷可能會引起某些負面影響，如誤導同類糾紛案的定性、造成判決基礎不牢、影響正確適用法律和妨礙正確認識的生成等。因此，應當重視反思判決之不足。

1、判決中認定虛擬裝備屬無形財產缺乏法律依據。應當承認，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裝備的確具有知識產權即無形財產的價值與屬性，但那是針對游戲的設計者或其它知識產權權利人而言的。由於使用者並沒有對這些虛擬裝備的產生做出過任何創造性勞動或貢獻，故虛擬裝備上的知識產權或無形財產權不可能屬於純粹的游戲產品所有人或使用者，包括通過購買方式取得特定網路游戲的運營商和游戲者。如此看來，法院將案中爭議的虛擬裝備定認定為屬於原告的無形財產（如果不是認定屬於原告的無形財產，這對判決又是毫無意義的）是沒有絲毫法律依據的。

不認定虛擬裝備屬無形財產並不會妨礙法院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案中的虛擬裝備丟失問題：首先，被告與原告之間存在游戲消費合同關系。依此類合同要求，運營商有義務妥善保管游戲者的虛擬裝備，即游戲後形成的專屬於游戲者的特定資料。依合同法，原告游戲虛擬裝備的丟失，可推定被告有過錯；其次，原告也提供了充分證據證明其曾擁有案中的虛擬財產；最後，被告具備恢復虛擬裝備的條件。網路游戲運營商可控制伺服器數據，了解玩家活動情況，對玩家有嚴格的保障義務，故被告應對原告物品的丟失承擔保障不利的責任。

2、判決中認定本案中的虛擬裝備具有價值含量不合邏輯。游戲者與游戲運營商之間的合同性質是游戲消費合同而不是游戲產品買賣合同。依此類合同，運營商的主要義務是提供特定網路游戲服務並保證向游戲者提供約定的玩游戲的時間。要說有價值，其價值也只能體現在游戲時間上。花錢玩游戲與游戲中的「虛擬物品」是否具有價值沒有任何的邏輯聯系。而游戲者專門購買裝備的游戲卡即「虛擬物品」，充其量只產生一種從合同關系，其主合同仍然是在游戲者與運營商之間發生的特定網路游戲消費合同。這種交易，依然不能說明「虛擬物品」本身具有現實價值。

有報導稱：韓國以及我國台灣、香港等地區的立法和司法均明確承認「網財」的價值並加以刑法保護，並已出現諸起侵犯「網財」刑事判決的先例。韓國就明確規定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角色和虛擬物品獨立於服務商而具有財產價值。服務商只是為玩家的這些私有財產提供一個存放的場所，而無權對其作肆意的修改或刪除，這種「網財」的性質與銀行賬號中的錢財並無本質的區別。5撇開其真實性不談，筆者注意到，報導內容是相當模糊的，人們無法就此展開必要的法律評說，也無法從中得出「網財」即「虛擬財產」在上述國家和地區中已被法律視為財產的結論。將「網財」納入法律調整的視野，未必就是因為「網財」屬於財產的緣故。例如，我國合同法也保護「網財」，這不能當然地認為法律在保護以「網財」形式出現的游戲者的財產。退一步說，假使果真上述國家或地區存在明確規定「網財」就是網路游戲者的財產的立法，我們也需要對之進行全面而嚴密的考察，探知其立法初衷、立法方法、具體調整手段和立法利弊等問題，深入了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網路游戲「虛擬物品」的各種交易方式，才能斷定其立法是否科學和是否具有借鑒價值。顯而易見，光考慮立法的必要性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要看立法有無科學性和可行性。

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具有復雜性法律屬性並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規范，依現行法律規定保護「虛擬物品」，還存在著許多客觀障礙或困難：

1、侵權難防。眾所周知，包括網路游戲在內的網路安全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盡管游戲開發商和運營商都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採取了一系列安全防範措施防止非法外掛和密碼保護等，但盜竊密碼賬戶和玩家虛擬裝備的事仍層出不窮，而且受害者往往無法知悉侵權者及其詳細情況。調查顯示：六成玩家虛擬財產經常被盜。從目前的條件看，法律對此類侵權行為的應有的一般預防功能難以得到發揮。要想減少此類侵權現象的發生，必須強化網路游戲的安全監管。

2、舉證困難。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網路游戲玩家在注冊網名時都是使用虛擬身份或虛擬數據，並且僅注重網名與密碼的記憶與保存而忽視其它注冊數據的保存。一旦密碼失竊，便很難證明自己的特定網路游戲賬號的合法使用者和「虛擬物品」的擁有者。而涉及到特定網站以外的第三者侵權，要證明被告是網路世界中的某個人，更上難上加難。2003年底，一網路用戶狀告網路游戲服務商侵權的訴訟案，便因不能舉證證實自己是網路游戲「決戰-冰風傳奇」中「shellcx」游戲賬號的注冊者身份，其訴請判令被告某軟體科技有限公司恢復網路游戲賬號「shellcx」正常使用並在公開致歉的訴訟請求便被法院判決駁回。6

3、具體責任難定。在肯定侵權事實的前提下，如何承擔具體的侵權責任和確定侵權責任大小也並非易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虛擬價值的現實評價機制與法律保護方法尚未形成。由於涉及到網路技術與立法技術對接方面的問題，網路游戲侵權立法與司法的難度都非常大。

4、平衡利益困難。在一切網路游戲糾紛中，可能涉及到網路游戲知識產權人、游戲運營商、游戲玩家、網路管理者和第三人包括侵權人的利益的保護問題。而平衡各方利益並非易事，它不僅要考慮到法律的公平原則要求，還要尊重合理的網路規則包括網路游戲消費規則。不僅要從宏觀上保證公平原則的貫徹，還要從微觀上根據不同類型的權利、侵權性質與不同的侵權方式等區別對待。更重要的是，立法與司法都必須充分考慮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的不同法律屬性，才能決定具體的保護方法。

「虛擬財產失竊」糾紛案進入訴訟程序的意義與價值，決不僅僅限於一個官司輸贏所直接體現出的東西。它在反映民眾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的客觀現實的同時，也悄悄地向人們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網路時代的民事糾紛很精彩，但也非常復雜。這些新型糾紛正對法學家和法官的觀念與能力提出新的挑戰，也向法學、立法和司法提出了很多人們前所未遇的新問題。如何從容面對網路時代的法律挑戰和交出合格答卷？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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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
通訊地址：南寧市廣園路25號 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
郵政編碼：530023

（本文載中國互聯網協會會刊《互聯網天地》2004年第2期，發表時篇幅略有刪減）

1綜合2003年12月19日《北京娛樂信報》和中國法院網相關報導。
2荊龍：《北京首例虛擬財產案被告方提出上訴》，載2004年1月1日《人民法院報》第四版。
3 援引自中央電視台相關節目報導：《聚焦國內虛擬財產保護第一案 虛擬財產如何保護》（http://www.cctv.com/news/financial/inland/20031221/100182.shtml）
4於志剛：《關於網路游戲中虛擬財產法律性質的思考》，載2003年7月10日《法制日報》第九版。
5武俠：《「網財」挑戰法律空白》，載2003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第十六版。
6張嘉林：《虛擬網路世界游戲賬號主人難尋》，載2003年12月12日《法制日報》第五版。

3.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4. 網路侵權應承擔那些責任

網路侵權應承擔哪抄些責任
1、民襲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
2、行政責任，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根據情節輕重處以行政罰款。
3、刑事責任，依據刑法第217條的規定，處以相應刑罰、罰金。
網路侵權構成要件
1、侵權責任包括過錯（含過錯推定）責任和無過錯責任，它們的構成要件不相同。
2、《侵權責任法》第6條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就是關於過錯責任構成要件的規定。根據該規定，過錯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行為的違法性、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因果關系和行為人主觀有上過錯四個方面。
3、《侵權責任法》第7條規定：「行為人損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依照其規定。」這就是關於無過錯責任構成要件的規定。根據該規定，無過錯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侵權行為的法定性、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以及因果關系三個方面。

5. 浙江杭州中級法院判決不公法官王賓女與杭州互聯網法院趙溪代理法官私下達成協議繼續枉法判決原告淘寶使用

淘寶就是包庇，欺詐客戶。客服都是串通的，根本沒用

6. 網站連接也有侵權嗎，何為網路侵權

第三章 網路空間侵權法

網路空間發生最多的違法行為是侵權。

第一節 侵害網路通訊自由之行為

在網路個人通信自由問題上，一向以崇尚自由聞名的美國人又一次否定了聯邦法令。作為美國《通信法（1996）》（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一部分的美國《通信規則行為法令》（CDA）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這部法令在第223條中禁止人們通過互聯網路發布猥褻資料或「明顯的冒犯」資料給未成年人；違反這項法令者將被罰款和2年監禁。在大多數人看來，國會通過的這項法令的目標是正當和重要的。但在該法生效後僅幾分鍾，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就向費城聯邦法院遞交了起訴狀，控告CDA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原告對該條（a）（1）B 、（2）和（d）（1）、（2） 條款提出質疑。1996年7月，由費城聯邦法院三名法官組成的法庭推翻了被質疑的CDA條款，認為該法違憲。被告不服，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歷史性判決，推翻了限制猥褻圖畫和文字上網的通信行為規則法令。認為網際網路應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做出的此判決，判定CDA的所有主要條款侵犯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這等於認定政府對網際網路內容進行審查是非法的，它標志著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讓成千上萬的互聯網使用者受到了言論自由條款的全面保護。

在個人通信秘密和隱私的保護問題方面，雖然從理論上講電子郵件(E-mail)不是一種非常安全的通信方式，郵件在傳輸過程中有被篡改的可能，但人們對以個人密碼加密保護的郵件還是傾向於信任的。在這里發生的侵權最多的是所謂「黑客」的闖入，他們將郵件的內容改過之後再發給收信人，這樣收信人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發信人發過來的內容。一般情況下，被侵權者很難發現和追蹤「黑客」，更別說抓住了。另一種情況是ISP把其客戶的郵件非法轉移或關閉，造成客戶的郵件丟失和個人隱私或商業秘密的泄露，這與私自開拆他人的信件、侵犯他人通信秘密實際上沒有區別。只是現在各國的刑法還沒有一個正式承認電子郵件的合法地位。但從長遠來看，電子郵件取代大部分傳真、普通紙質載體的信函已是必然。在法律上確認電子郵件的地位將使法律更加完善。在中國的法院，近兩年審理了幾起關於網路侵權的案件。其中一起是發生在北京大學兩個共同使用一個電子信箱的學生之間。他們以該電子信箱向美國大學申請獎學金，其中一個以另一個人的名義向美國某大學發送了一封拒絕接受該校獎學金的電子郵件，從而直接導致被冒名的原告方留學計劃未能實現。在法院審理過程中，被告始終不承認有冒名行為，法院、原告也無充分證據，但在庭下，被告承認了過錯。這起侵權案因為是中國首例通過訴訟解決的，在當時引起了全國的關注，中國新華社、美國自由之聲電台（VOA）都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報道，但它對司法實踐卻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

還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垃圾郵件（Junk email），即郵箱中充斥著大量與本人無關的內容。垃圾郵件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引爆郵箱，使其無法正常使用。因為，郵箱是事先設好的一部分磁碟空間（一般為一兆或兩兆），一旦郵件的總量超過這一容量，郵箱就會難以工作。而在網上以發送大量垃圾信件的方式破壞一個人的郵箱易如反掌，如採用某軟體或方法即可按設定的時間和內容不斷地向目標發起攻擊。一旦目標因過載而癱瘓，真正有價值的內容也隨之丟失。採取過濾的辦法是比較穩妥的，即設定接受哪一類人或哪一類內容的郵件，但其它有價值的內容也會因此而被扼殺在信箱之外。另外，大量垃圾郵件，浪費了以自負費用為特點的網路用戶的金錢和時間，造成了網路系統的緊張。治標又治本的辦法是採取措施對付濫發郵件的人。在郵寄廣告中，個人用戶可以以廣告發布者侵犯隱私權為由訴其停止侵害，在傳真廣告中，有的國家有專門的法令管制濫用他人傳真紙的傳真發送。在網路廣告中，理論上這種救濟方法雖也可行，但網海茫茫，要找到真正的廣告發布者，實在非容易之事。所以，盡管網路用戶一再抱怨，但很難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

令人感到振奮的是，美國法院最近對有「垃圾郵件大王」之稱的華來士（Wallace）及其公司進行了制裁， 它為電子郵件的管理拉開了序幕。華來士是一家促銷公司的所有人，他主持開發了電子郵件快速發送軟體，並向很多ISP的用戶散發過商業廣告性質的電子郵件，而且有時盜用ISP的名義（通過改變回郵地址即可），造成用戶抱怨不已。大腳公司(Bigfoot Partners Ltd.)和大地連線公司（EarthLink NetworkInc.）分別在紐約聯邦法院和加州落杉磯縣高等法院對其提起訴訟。五個月後，紐約聯邦法院做出裁決，要求華來士將大腳公司及其客戶的電子郵件從他的網路內清除，如果華來士或其代理人再向大腳公司的用戶散發垃圾郵件或盜用該公司的名義發出這類郵件，華來士或他的代理人每天將要繳納一萬美圓罰金；落杉磯縣高等法院根據有關禁止非法穿越私人領地的法律做出裁決，禁止華來士向大地連線公司的用戶發出任何垃圾郵件，華來士向受害用戶書面道歉，保證如再有類似行為，將會被判罰一百萬美圓。法院認為，網路公司的網路可被視為該公司的領地，因此，華來士向公司的用戶散發垃圾郵件，等於非法侵入該公司的領地。但在整個加州，針對是否應管理電子郵件仍存很多爭議。反對立法的一方從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立場出發，認為發出電子郵件與公民言論自由屬同一范疇，有些人願意接收這類廣告，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但大多數人贊成限制濫發行為。

此前的1997年7月，美國內華達州第一個對電子郵件進行了立法，對濫法發電子郵件進行監管； 1997年春，康涅迪格州通過了消費者隱私權法案，其中對採用電子郵件形式散發的廣告進行了限制， 但聲勢不大。此番法院以判例的形式確認了垃圾郵件的性質，相信對垃圾郵件進行立法管理的州還會增加。華盛頓州便是其中之一。華盛頓州的這項將在90天後生效的法案規定：不準發出大量電子郵件者隱藏發函的地址，不許掩飾傳輸的路徑，也不許在電子郵件的主題項提供誤導的訊息，如鼓吹暴富計劃、療治偏方或露骨的色情資料。新法案禁止從華盛頓州的電腦發出欺騙性「眉頭詞（Header）」的電子郵件，也不準發出這類電子郵件到發送者已知或有理由相信收信人是該州居民發送者必須確定收信人是否住在華盛頓州。對於懲罰措施，該法案規定：收到這類電子郵件的個人，可針對每件違反該法案的郵件索賠高達500美元的賠償金，而網路服務商每件則可索賠高達1000美元。 這項法令最致命的弱點是沒有說明由誰來、如何執行它。

在Usenet（新聞組）的討論中，違反網路通信秩序的是大量重復張貼某一信息（re-posted message, SPAM）、張貼類似於抽獎鏈的信件(Postal Lottery Chain Letters, MAKE MONEY FAST)、發送大量帶有二進制密碼的討論組(Large Binary Encoded message in discussion groups)及其它違反正常新聞組章程的行為。這些行為，都給網路使用者造成了不必要的負擔和麻煩。畢竟， 新聞組需要所有使用者的合作，這種接受信息者自擔費用（通信費、存儲費等）的通信交流工具如果讓那些違反正常通信秩序的人經常介入，無疑會失去其應有的作用。目前，對付這些行為所採取的方法幾乎還處在道德領域，通常的做法是先勸說行為人收斂，當一切說服教育都無效時，宣布新聞組「死刑」（UDP，Usenet Death Penalty）。

第二節 網上誹謗和隱私權

互聯網路這種媒體其覆蓋的廣泛性和傳播的及時性是其它任何媒介都無法比擬的，也正是這一點被一部分人用到了不正當之處。在網路上發布詆毀、誹謗他人的言論易如反掌，而且「效果」驚人。1997年夏天，在網上發生了一起「中國毒島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國內殺毒軟體專家王江民在其開發的軟體K300中添加了被稱為「邏輯炸彈(Logic Bomb)」的反盜版程序，凡是使用該盜版軟體者，其計算機程序將被鎖定不能正常使用，必須找江民來承認錯誤並保證以後不使用盜版軟體方能解開邏輯鎖。國內某些軟體商於是在網路公告牌（BBS）上以匿名形式大肆攻擊王江民的做法，並免費散發破解邏輯鎖的程序。 姑不論江民公司私自添加這種計算機程序的行為是否違法（雖然公安部門對江民公司進行了處罰，但這並不說明江民違法，事實上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認為這是正當的自衛行為），單說誹謗手法就足以說明網路上BBS的厲害。此後不久，公安部發布了關於管理網路上BBS的法規。要求網路服務商對其公告板的管理負責。

澳大利亞的判例法也有類似的案例。在1994年西澳大利亞大學Rindos博士訴某網路用戶案中，該用戶在網路新聞組（Newsgroup）上發表了貶低其學術能力的言論，原告Rindos以被告對其進行誹謗為由起訴到法院，法院判決Rindos 勝訴。該案表明，網上發布的任何信息，即使是僅在少數幾個人中傳播的，都有被無數人看到的可能性。一旦帶有對被議論對象不利的性質，就有被控誹謗的可能，發布者就可能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網上聊天（Netchat）室與新聞組的傳播手段大同小異，在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隨意發表言論，如果涉及他人隱私、陰私，無異於在公共場所揭人瘡疤；在聊天室大放厥詞，違反網上禮貌是必然的，還往往涉及誹謗。

在網上誹謗中，由於原告很難直接找到誹謗者，故直接起訴網路服務商者居多。1995年5月美國紐約高等法院的判例就是典型。在該案中，提供網路聯機服務的美國第三大ISP--Prodigy Service公司因其在系統公告牌上登載了一條指責某證券公司 （Oakmont）具有欺詐的信息而被控犯有誹謗瀆職行為。理由是該網路商對其公告牌上的信息進行了編輯控制。法院以Prodigy Service公司未能適當履行服務商其本身的監督職責而判決對由其用戶發出的信息承擔責任。

第三節 ISP責任與廣告法

合理規范ISP的責任，不但有助於ISP自身的發展，繁榮信息產業，而且，對於ISP的用戶的違法行為，也有預先防範的作用。

ISP潛在的責任多因誹謗和侵犯版權引起。看一家ISP是否負誹謗責任主要看它是否控制或監督了公告板上的內容。如果它試圖監督或控制公告板上的內容或試圖控制所上載的信息，那麼它就可能因它是上載信息的出版者而承擔誹謗的責任；如果不是這樣，它只作為發行者而不負誹謗的責任。

在Cubby, Inc V.CompuServe Inc.,案中，CompuServe被裁決不承擔因其獨立的用戶在網上張貼誹謗性言論的責任。法院認為：CompuServe 實質上是一家通過向它的用戶收費的形式營利的電子圖書館，它擁有大量的收藏和出版物，它與公共圖書館一樣並不能編輯、控制出版物的內容，要求它對每一可能帶有詆毀的內容進行審查就象要求經銷商一樣是不切實際的。

但在另一判例中，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 Co., 也就是上節提到的案例。 法院認為，Prodigy公司在廣告中稱它是以家庭為導向的網路公司，它有很好的防護系統和軟體，能夠授權信息的張貼者利用或移走公告板上的內容，因為它試圖控制公告板上的內容，這樣它就與出版者一樣，應承擔因貼誹謗性言論的責任。

ISP的另一潛在責任是侵犯版權。在Playboy Enterprise, Inc.v. Frena,案中,Playboy 起訴一家網路服務提供者，因為這家公司的一個用戶未經允許，將一帶有Playboy 版權的照片上載到了網路上。雖然它並不知道該照片是他人有版權的，法院還是判決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此負傳播和未經授權復制的直接責任。

由此看來，美國對網路服務提供者所要求的責任是很重的。在中國，雖然沒有現實的判例反映ISP的責任，但有關法規對ISP的責任與此相同。中國郵電電信總局（中國電信）在國家公用電信網基礎上建立並壟斷經營的提供多媒體通信和信息服務的網路--中國公眾多媒體通信網（169，與CHINANET不同）是中國規模最大、國內最具競爭力的服務商。中國原郵電部 （現為信息產業部）1997年9月10日頒布、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公眾多媒體通信管理辦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接入服務經營者（ISP）和信息源提供者的概念。該法規定：信息源提供者應對其向中國公眾多媒體通信網所提供的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實性承擔主要責任；同時網路經營者和接入服務者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網路誹謗和侵犯他人隱私權方面，涉及最多的也是ISP的責任問題。德國的多媒體法根據德國可適用的一般法律，首先規定ISP應對其製作的內容負責；其次，如果ISP知道他人製作的信息內容，能夠採取技術手段避免其使用，而且可以合理預見見到應避免其使用，則ISP應對他製作的而由其提供給用戶的信息負責，也就是說，ISP應與信息製作者共同承擔責任。在「合理性」問題上，德國採用的是與英美法相近的衡平法來判別合理性。另外，該法還規定ISP僅對接受其服務的第三方信息不承擔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責任的承擔者是該信息的製作者和將該信息發送到相關網路的一方。該法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制定了不同於以往的保護法令。因為現代網路先進的通信和信息技術，已經使人們很輕易地獲取它所關注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個人的資料，對於壽險公司、銀行、零售商等很多機構是必不可少工作。多媒體法盡管沒有發布特別的保護個人資料的條款，但在使用數據保護的一般規定中有所涉及。如ISP應通過對系統的適當的技術和結構設計避免他人收集個人數據。只有在用戶同意或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才可使用用戶的個人資料。最典型的是網上結算。包括網上存款、付款（Online Payment）在內的多種網路服務都應允許用戶使用匿名或假名。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國務院1996年2月1日頒發、1997年5月20日修正的的《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及其《實施辦法》（1998年3月16日頒布實施）對接入單位（即ISP）及其下級單位（在ISP進行虛擬主機、託管伺服器的機構或個人）、用戶（具有ISP聯網帳號的個人）的要求類似於若干年前中國的保甲制度。按照該規定實施辦法第十七條第三款「接入單位應當服從互聯單位（指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中國金橋信息網、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中國科學技術網等四個網路—筆者注）和上級接入單位的管理；與下級接入單位簽定協議，與用戶簽定用戶守則」，這樣分級管理，層層把關，以保證網路的最終使用者即用戶遵守《辦法》第十八條「不得擅自進入未經許可得計算機系統。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網路上散發惡意信息，冒用他人名義發出信息；侵犯他人隱私；不得製造、傳播計算機病毒及從事其它侵犯網路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活動」、第廿條「不得利用國際互聯網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機密等違法犯罪活動，不得製作、查閱、復制和傳播妨礙社會治安和淫穢色情等有害信息；發現有害信息應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並及時採取措施，不得使其擴散。」

鑒於ISP的責任，ISP在與其用戶、客戶交往時，就要注意防範這些風險。最好的辦法是與用戶或客戶簽定書面的協議，聲明：用戶應知曉ISP不控制、管理他們的內容；用戶應知道他們的內容在進入公共領域；用戶應保證他們對其所上載的內容擁有完全的權利；ISP 不承擔任何決定所上載的內容是否為受保護的或是為其他用戶使用的責任。此外，ISP還應與用戶簽定賠償條款，用以補償因訴訟所帶來的第三方責任（包括不當使用、出版、分銷、演示受保護的內容等）的損失。這雖然不是十分保險，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責任。

各國對於網路廣告的管理，幾乎都是空白。網上信息傳播的特點，使得人們難以識別到底是廣告還是一般信息。但不容人們忽視的是，網上真正意義上的廣告已經越來越熱，網上廣告收入每年增長率都在100%以上。著名的搜索站點Yahoo 1997財年僅廣告收入就達5,400多萬美元 。國內一家網路服務商瀛海威通信的廣告收入也占它業務收入很大部分。但瀛海威並不是在中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准注冊的廣告服務商，那麼它的廣告收入是否因超越經營范圍而成為非法所得？一方面中國的《廣告法》中沒有具體規定網路也是廣告的載體，只是規定「及其它一切媒介」，（這種純粹立法技術上的問題對於執法意義不大）；另一方面，如果承認網路上廣告的合法性，那麼，網路服務商就要受廣告法的約束，而廣告法也具有地域性的局限，如何規范網路上廣告的秩序仍是問題。美國一家保險公司在網路上推銷其壽險，險些遭到英國客戶的起訴，因為這種推銷行為在英國是違法的，這家保險公司為避免在英國的業務因漫長並且糾纏不清的訴訟而受損，明智地關掉了在英國的網站代之以只對北美的用戶開放。

網路上另一種廣告經營手段是通過向廣告發布者提供專用的軟體或為其通過該軟體快速、大量發送電子郵件達到促銷的商業目的。這種軟體一次可以發出成千上萬個電子郵件，通過在網路上搜尋電子郵件地址和從網路服務提供商（ISP）處得到ISP用戶的資料，軟體自動將商業廣告性質的信息送到網路用戶。這種廣告經營行為也是傳統廣告法所沒有涉及到的。但因為它是讓接收者付費的信息，所以遭到了大多數網路用戶的反對，在本章開首已經介紹了美國一些州對這類廣告進行立法限制或禁止的法律和判例。現在台灣開始有人漢化這類軟體。將垃圾郵件的做法移植到華人世界，大概也難以長久。

7. 網路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例有哪些,快

十大案例包括：
案例一、「全腦」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此案系全國首例競價排名不正當競爭案
案例二、「傑克瓊斯」商標權糾紛案。此案系電子商務侵犯商標權的典型案件，判決書獲評全國第三屆知識產權裁判文書評比三等獎。
案例三、「大眾點評網」訴「愛幫網」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此案釐定了不正當競爭與技術創新之間的界限，判決書獲得第二屆北京市知識產權裁判文書評比大賽優秀裁判文書獎。
案例四、韓寒文學作品著作權糾紛案。此案系對信息存儲空間網路服務提供者進行侵權認定的典型案件，本案入選2012年全國十大知識產權案件，判決書獲評第三屆全國法院系統知識產權裁判文書一等獎。
案例五、「獵豹瀏覽器」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此案系我國首例瀏覽器過濾視頻廣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獲評2014年北京市十大知識產權案例、全國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2014年中國十大最具研究價值知識產權裁判案例。
案例六、「夢幻西遊」游戲著作權、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此案系率先從著作權、商標權、不正當競爭三個方面對網路游戲全方位保護的典型案例，獲評2014年北京市十大知識產權創新案例，並獲得第二屆全國青年法官案例評選活動一等獎。
案例七、新浪「拍客」商標權糾紛案。此案的判決書對互聯網行業特定名詞的權利界限進行了界定，對於移動互聯網背景下商標侵權問題的處理頗具借鑒意義。
案例八、「極路由」路由器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此案系首例硬體廠商屏蔽廣告涉及不正當競爭的案件，此案入選上海知識產權研究所2014年中國十大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知識產權裁判案例。
案例九、「滴滴」商標權糾紛案。此案系「互聯網+」背景下對於如何釐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典型案件，體現了法官對互聯網經濟下商標分類制度相關問題的思考。
案例十、周志全等經營「思路網」侵犯著作權罪刑事案，此案是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聯合公安機關，在2013年「4.26」世界知識產權日破獲的侵犯知識產權大案，本案獲評2014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知識產權十大案例。上述十個經典案例全面反映了海淀法院近十年來涉互聯網知識產權審判的新成果。有關負責人表示，北京海淀法院將繼續積極回應社會對司法保護的新需求、新期待，不斷提升海淀法院服務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8. 尋找網上購物受騙報警起訴的成功案例！！

浙江判決首例網路購物詐騙案
本網杭州7月21日電（記者岳耀勇 通訊員張永睿 俞煒） 昨天上午，杭州市西湖區法院一審判處從事網路詐騙、盜竊的黑龍江少年孫某有期徒刑二年零三個月。這是浙江省判決的首例利用網路購物進行詐騙犯罪的案件。

未滿18周歲的孫某初中還沒畢業就遠離家鄉，來到浙江省義烏市打工，在打工之餘他學會了上網。去年11月，孫某偶然發現可以網上開店賺錢，於是就在國內某著名電子商務網站C to C（即個人對個人）上登記注冊了自己的網路店鋪「佳惠時尚」。生意很快來了，一位姓楊的客戶從他的網路店鋪里買走了65元錢的掃地機。看到網上開店這么容易賺錢，孫某膽子大了起來。他從網上下載銷量好、價格高的電腦圖片放在自己的網路店鋪里，謊稱低價促銷電腦。因為有了第一次交易，客戶楊某信以為真，又在孫某的網路店鋪選中一款筆記本電腦，貿然把7900多元分兩筆匯到了孫某的賬戶內。騙到錢後孫某卻對楊某置之不理。1個月後，孫某又以同樣的手段，以收款不發貨的方式騙得湖南省岳陽市一個買家的3000元。

掌握了電腦和網路知識的孫某不僅在網上騙錢，而且向他人發送「木馬程序」，竊取他人郵箱密碼和銀行賬號、密碼。一個多月時間內，其從他人的網上銀行賬戶非法轉賬3次，共竊取1．7萬余元。

法院審理該案認為，孫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秘密手段竊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採取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已經構成盜竊罪、詐騙罪。鑒於他犯罪時未滿18周歲，又有較好悔罪表現，法院決定依法減輕刑罰，判處孫某有期徒刑二年零三個月，並處罰金1000元。

辦案檢察官提醒：

網上購物要有自我保護意識

辦案檢察官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此案提醒公眾：在注冊、使用網上銀行功能和網上購物時務必要有自我保護意識，採取嚴密的防範措施，保護好自己的賬戶和密碼。同時，不管是C to C（即個人對個人）還是B to B（企業對企業）還是B to C（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網站，都應該建立嚴格的准入制度和信用制度，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保護買賣雙方的合法權益。他認為，這是現時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事業能夠健康存活下去的保障。如若不然，電子商務恐怕馬上會冷卻下去。

日前，宣武警方破獲了本市第一起利用網上購物實施詐騙的案件，兩個騙子昨天從福建被押回北京。

一個多月前，在京做電腦附件生意的管先生從網上看到一條信息，稱建發貿易集團銷售的一種硬碟價格很便宜，幾經聯系，那家公司說已派人帶貨到了北京。管先生連忙去見來人，對方自稱叫李志燦和汪仲山。管先生取了樣品回去馬上查驗，結果不是他要的那個型號。幾天後，兩人帶著新貨再次來京，管先生見其頗有誠意就訂了20萬元的貨。這時對方提出，請管先生在銀行開個戶頭，將20萬元存進去，雙方分別輸入兩個密碼，存摺及提款卡由管先生保管，等貨到後再共同提款，這樣他們回去跟老闆也有個交代。管先生一想也對，於是，他們就一起去了銀行。

管先生此時不知道，在初次見面驗證身份證時，二人就用眼睛將管先生的身份證內容「掃描」下來，二次來京時，他們已經製作了一張管先生的假身份證。他們先在同一銀行用管先生那張假身份證開了個戶頭，然後又帶管先生來開戶。等管先生把20萬元打入賬戶後不到1小時，兩人就持管先生的假身份證返回銀行提走10萬元現金。當他們准備再提另10萬元時被銀行工作人員發現疑點，二人棄折逃跑。

宣武警方接報案後，幾經周折才尋到兩個騙子在福州的蹤跡，在當地警方的幫助下將兩名繼續行騙的嫌疑人抓獲。據警方介紹，這是他們發現並破獲的第一起利用網上購物詐騙的案子。（夏天）

9. 李振昌網路購物案件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8）鄂01民終239號

當事人信息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左右化妝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區洞涇鎮振業路161號9幢9層A座、D座。法定代表人：趙熠，董事長。委託訴訟代理人：徐敏華，男，公司員工。委託訴訟代理人：李繼東，上海市震旦律師事務所律師。被上訴人（原審原告）：李振昌，男，1988年12月17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原審被告：浙江天貓網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68號3號樓三層。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兼總經理。

審理經過

上訴人上海左右化妝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左右化妝品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李振昌、原審被告浙江天貓網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貓公司）網路購物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04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於2018年1月3日立案後，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原告訴求

李振昌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左右化妝品公司依法退回貨款並賠償貨款三倍金額29700元；本案訴訟費由左右化妝品公司承擔。

一審法院查明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17年4月8日和4月9日，李振昌通過天貓平台以淘寶名「淋漓特價」在左右化妝品公司名下的「左右家居專營店」購買了如下產品：「宜樂歌活力洗發乳750ml」20瓶，單價158元；「宜樂歌活力洗發乳250ml」20瓶，單價88元、「宜樂歌男士活力洗發乳750ml」20瓶，單價158元、「宜樂歌男士活力洗發乳250ml」20瓶，單價88元。以上洗發水共計80瓶，總價9840元。「宜樂歌活力洗發乳」在網頁宣傳上稱「防脫固發，豐盈發感」、「綠色配方，防脫固發，有效促進頭發再生，帶來濃密秀發……」、「打造豐盈發感」；「宜樂歌男士活力洗發乳」在網頁宣傳上稱「預防脫發，凈化頭皮」、「強韌發根，預防脫發……有效滋養頭皮，促進頭發再生……」、「凈化頭皮，豐盈秀發」。嗣後，李振昌將所購買的80瓶洗發乳中，除1瓶「宜樂歌活力洗發乳750ml」（價值158元）已被使用外，其餘79瓶洗發乳已退還給左右化妝品公司，左右化妝品公司已將80瓶涉案洗發乳價款全額退給李振昌。李振昌認為涉案商品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遂向一審法院起訴。一審另查明：浙江天貓公司系網路購物平台天貓商城的服務提供單位，提供增值電信業務。在李振昌向其提交涉案產品存在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投訴申請後已介入處理，並向李振昌告知涉案產品銷售商的真實名稱和聯系方式。

一審法院認為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左右化妝品公司銷售涉案商品的行為是否對李振昌構成欺詐。根據左右化妝品公司提供的《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總局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備案憑證》以及其陳述查明，涉案商品均是普通化妝品，沒有獲得特殊用途化妝品的批准文號。《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第十條規定：「生產特殊用途的化妝品，必須經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批准，取得批准文號後方可生產。特殊用途化妝品是指用於育發、染發、燙發、脫毛、美乳、健美、除臭、祛斑、防曬的化妝品。」育發類化妝品是屬於特殊用途化妝品。左右化妝品公司在對涉案商品進行網頁宣傳時使用「綠色配方，防脫固發，有效促進頭發再生，帶來濃密秀發……」、「強韌發根，預防脫發……有效滋養頭皮，促進頭發再生……」等詞彙，介紹其具有育發功效，其行為已經違反了《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相關規定，足以讓一般消費者對該產品的功效產生誤解，導致一般消費者作出錯誤意思表示而購買，已構成對消費者欺詐。李振昌要求三倍賠償貨款的訴訟請求，有相應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支持。鑒於李振昌已使用1瓶價值158元的洗發乳，將剩餘79瓶涉案商品退還左右化妝品公司，左右化妝品公司將80瓶涉案商品的價款全額退還給李振昌，故李振昌已使用的該瓶洗發乳金額應在賠償款內予以抵扣。關於左右化妝品公司提出的李振昌系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商品，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范圍的抗辯理由，因本案李振昌購買涉案產品的數量、金額均符合一般消費者日常使用范圍，並無證據證明李振昌系因營利目的而購買，故對此抗辯理由不予採納。關於左右化妝品公司提出的李振昌知假買假違反誠信的抗辯理由，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精神，在食品葯品領域的知假買假行為仍然能夠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故對此抗辯理由，亦不予採納。天貓公司系天貓商城信息發布平台的服務提供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消費者通過網路交易平台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要求賠償。網路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銷售者或者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的，消費者也可以向網路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賠償……」的規定，天貓公司已提供商家的名稱信息，不應承擔民事責任。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參照《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第十條的規定，判決：一、左右化妝品公司支付李振昌購買價款三倍賠償金29520元。扣除多退的貨款158元，實際還應支付29362元，此款於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付清；二、駁回李振昌的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減半收取271元，由左右化妝品公司負擔。此款李振昌已預交，左右化妝品公司應將所負擔的訴訟費於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直接支付給李振昌。二審審理期間，左右化妝品公司提交本院關於李振昌同類案件的裁判文書五份，以及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關於李振昌同類案件的搜索結果，擬證明李振昌在本院有同類訴訟14起，在一審法院有同類訴訟68起，在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有同類訴訟2起，在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法院有同類訴訟8起，合計至少有92件同類訴訟，李振昌並非普通消費者。李振昌質證認為，左右化妝品公司搜索的案件與本案無關，不具有關聯性，李振昌是正常消費。本院認為，左右化妝品公司提交的裁判文書及搜索結果系公開信息，其內容真實，本院依法予以採信。

上訴人訴求

左右化妝品公司上訴請求：撤銷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047號民事判決第一項，依法改判或駁回李振昌的全部訴訟請求；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由李振昌承擔。事實與理由：1.左右化妝品公司在天貓上銷售給李振昌的80瓶義大利原裝ELGON宜樂歌活力洗發乳均是資質合格、原裝進口、手續齊全的合法商品，且在天貓商城合法銷售，不存在所謂虛假廣告的事實。2.李振昌在左右化妝品公司的網上店鋪購買80瓶洗發水後，就故意製造事端、惡意索賠，導致售後糾紛。經阿里巴巴出面調解判定，最終以左右化妝品公司承擔貨物的來回郵費並退貨退款結束此次交易，雙方已達成和解且李振昌已自願放棄三倍賠償的請求，雙方糾紛已實際處理完畢。3.《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的對象是消費者，而李振昌並不是真正消法保護的消費者，其本身是經銷商或者就是利用消法「知假買假」變相敲詐的職業打假人。李振昌一次性購買80瓶洗發水，洗發水存在保質期或使用期限問題，其購買如此多洗發水不是為了生活需要，且其收貨地址是世紀超市，很明顯本身是商家以經營或盈利為目的購買商品。如果認定左右化妝品公司存在誤導消費者或欺詐行為，但李振昌明知存在虛假廣告行為而故意大量購買，其行為本身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李振昌在一審法院存在所謂消費者訴訟達數十起，更加說明其不是消法保護的消費者，左右化妝品公司不存在欺詐。

被上訴人答辯

李振昌二審答辯認為，左右化妝品公司銷售的洗發水不具備特殊化妝品用途而宣傳具備特殊用途，構成虛假宣傳。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查明

二審查明事實與一審查明事實一致。

本院認為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左右化妝品公司應否向李振昌承擔《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三倍賠償責任。本案中，左右化妝品公司銷售的宜樂歌洗發乳並非具有特殊用途的化妝品，但該公司在洗發乳的銷售頁面宣傳產品具有防脫固發、促進頭發再生等功能，屬於誇大宣傳，易對消費者造成誤導。但李振昌購買本案商品，其目的並非正常的生活消費，其無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獲得三倍賠償。其一，李振昌一次性購買了80瓶洗發乳，價款共計9840元，其購買數量及金額不符合普通消費者的日常消費習慣。其二，從生效裁判文書查詢情況看，李振昌在本院及其他法院有大量同類訴訟，均為購買商品後即訴至法院請求賠償。本院有理由相信，李振昌大量購買本案商品，其目的並非日常生活消費，而是通過訴訟手段為自身牟利，以獲得巨額賠償。其三，李振昌在購買洗發乳與左右化妝品公司產生爭議後，雙方已進行退貨退款處理，左右化妝品公司將貨物價款全額向李振昌退還，李振昌已不存在商品價款的損失。其四，《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食品葯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葯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葯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商品為洗發乳，不屬於食品或葯品，對於食葯糾紛的特殊保護政策不宜適用於本案。綜上所述，左右化妝品公司的上訴理由成立，其無需向李振昌承擔三倍賠償責任。一審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不當，本院依法予以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判決結果

一、撤銷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047號民事判決；二、駁回李振昌的訴訟請求。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271元，二審案件受理費542元，均由李振昌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合議庭

審判長楊玲審判員李行審判員葉欣

判決日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

書記員

書記員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