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關於網路購物欺詐行為的案例以及分析
網上購物，可以節省時間、精力，坐在家裡也能搜羅到全國各地的好貨、便宜貨，但最遺憾的是世上沒有完美的事物，網上購物的安全性成為廣大買家最擔心也是最關心的問題。我們在媒體上已經看到或聽到了太多的由於網上購物而被騙的事情了，網上購物真的那麼可怕嗎？
由於網路世界是個虛擬的世界，所有行為都可以虛擬身份掩蓋，所以容易滋生欺詐等現象。但這幾年來國外的網上支付業務迅速發展，國內也從政府到電子商務企業都開始重視這一問題，並陸續推出了一系列舉措。例如廣東省推出了數字證書，如有詐騙行為發生，也能找到具體的犯罪嫌疑人；電子商務公司方面如易趣的實名注冊，阿里巴巴的「誠信通」，以及一些網站實施的先行賠償制度等，都在電子商務信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銀行方面有招商銀行推出的「VISA驗證」服務等，都在力求加強網上交易與支付的安全性，最低限度地降低網上犯罪發生的可能性。
從技術層面上講，電子商務企業安裝功能強大的防火牆來實現，比如NORTON，CISCO，NETSCREEN等等。由於網路問題的突發性因素，黑客技術的進步，還有企業安全要從整個面上來防禦點的攻擊，所以企業在這方面投入的比例勢必會越來越大。通過對各種安全漏洞的補丁，入侵的檢測，隱私控制，禁止非法訪問，還有對重要信息的備份等手段，可以極大降低企業信息的安全性。
對於網路安全的保障，從大的方面來說有規范網路行為的法律和各種規章制度；具體來講包括網路安全、身份認證、安全存儲等方面。總之，電子商務的網路安全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
不可不防 網上購物安全十大必知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觸網上購物，但網上購物的安全一直是很多人擔心的焦點。在這里，我們特別列出了10項網上購物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項，希望能對您有所幫助。
1.連接要安全
在提交任何關於你自己的敏感信息或私人信息——尤其是你的信用卡號——之前，一定要確認數據已經加密，並且是通過安全連接傳輸的。你的瀏覽器和Web站點的伺服器都要支持有關的工業標准，如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和SSL(Secure Sockets Layer)等。
2.保護你的密碼
不要使用任何容易破解的信息作為你的密碼，比如你的生日、電話號碼等。你的密碼最好是一串比較獨特的組合，至少包含5個數字、字母或其他符號。
3.保護自己的隱私
花幾分鍾閱讀一下電子商務公司的隱私保護條款，這些條款中應該會對他們收集你的哪些信息和這些信息將被如何使用做詳細說明。
盡量少暴露你的私人信息，填在線表格時要格外小心，不是必填的信息就不要主動提供。
永遠不要透露父母的姓名這樣的信息，有人可能會使用它來非法竊取你的帳號。
各種免費或收費的Web服務可以使你匿名瀏覽和購物。比如，你可以使用Anonymizer和Privada等站點來匿名訪問其它商務站點，而不必暴露你的姓名和e-mail地址。
4.使用安全的支付方法
使用信用卡和借記卡在線購物不但方便，而且很安全，因為通過它們進行的交易都受有關法律的保護，你可以對提款提出質疑，並在質疑得到解決之前拒絕付帳。另外，如果你的信用卡或借記卡被盜用，你只需承擔很小的一部分金額。網上拍賣站點越來越多，現金支付也越來越頻繁，如果交易額比較大，你就需要使用i-Escrow和Tradesafe等站點提供的第三者保存契據的服務。當然，這些服務是收費的。
5.檢查證書和標志
在美國，有一個叫做Better Business Bureau Online Reliability Seal的認證標志，擁有這個標志的公司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在線經營歷史，並已受到了當地有關部門的認可。同時，你可以參考BizRate，這個站點可以為你提供很好的有關在線購物的信息。它經常組織用戶調查，並公布對商務站點有關項目的評分，如商品質量，客戶服務質量和送貨是否准時等。
有些拍賣站點，比如eBay，有一個用戶反饋區，已經購買過商品的用戶可以在這里對各個獨立銷售商的可靠性發表評論。
6.檢查銷售條款
著名的在線零售商都會出示有關的銷售條款，包括商品質量保證，責任限度，以及有關退貨和退款的規定等。有些站點要求客戶在購物前必須點選「同意這些協議」，有些站點則把這些條款放在一個鏈接後面。
7.稅款和運費
仔細閱讀運送和處理等費用的有關說明，不同的送貨方式費用差別可能會很大。找一些提供低成本配送方式的公司，或在定購量大時可以免費送貨的站點。另外，很多國家和地區對網上購物是收稅的。
8.再檢查一遍訂單
在發送購物訂單之前，再慎重地檢查一遍。輸入錯誤(比如把2寫成了22)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如果你收貨的地址和發出訂單的地址不同，你就需要做出特別說明，並仔細檢查。另外，你必須確定你看到的價格正是該物品當前的價格，而不是你上次訪問該站點時瀏覽器保存在你計算機中的臨時網頁文件上的過時價格。
9.估計送貨日期
銷售商應該會告訴你一個大概的送貨日期。按照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規定，如果銷售商沒有指定貨物送達日期，他就必須在30天內將貨物送達，否則必須通知客戶不能按時送貨，並提出撤銷訂單，退回貨款。
10.提出控訴
如果你在網上購物過程中碰到了問題，你應該立即通知這個商務公司。在他們的站點上找到免費服務的電話號碼、郵件地址或指向客戶服務的鏈接。如果該公司自己不解決有關的問題，你就應該與有關主管部門聯系了
❷ 法院，網購質量糾紛消費者向哪個法院起訴
?痙ㄊ導?擦至腫蘢堋舉例子，淘寶網上購物，買家A在北京，在淘寶網上向海南一賣家B購買海產品，收到後發現發過來的海產品是變質的，買家A如果想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應該如何起訴，向哪裡法院起訴？其實如果放到現實世界，沒有淘寶網這一個網路載體，這一問題恐怕很好解決了。如果沒有淘寶網，A和B之間的交易行為，可以看做是合同的一種，可能是書面合同，也可能是口頭合同，一方支付款項後，另一方發貨，收貨方發現貨有問題，很明顯是一種違約行為，當然適用於民事訴訟法的第二十四條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很好理解，就是賣家B所在地，但是很明顯北京的A跑到海南去打官司，成本太大，因此我們來看合同履行地：在網上查到的有些觀點認為，由於雙方的合同行為，不管是從開始發出要約，點擊購買，到付款，到後面的賣家發貨，買家點擊確認收貨的行為，都是發生在淘寶網上，而淘寶網的注冊地是杭州，其伺服器等提供網路服務的物理設備都在杭州，因此杭州才是合同的真正的履行地，因此應該可以到杭州的法院進行訴訟。對於這種觀點，我是不贊同的。這很明顯是將網路行為的物理載體和網路行為本身混為了一談。在這個事件裡面，淘寶網充其量只是A和B雙方合同行為的一個協議達成的平台，最多是合同簽訂地，但決不能稱之為合同履行地，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購銷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對交貨地點有約定的，以約定的交貨地點為合同履行地；沒有約定的，依交貨方式確定合同履行地；採用送貨方式的，以貨物送達地為合同履行地；採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貨地為合同履行地。淘寶網上的交易一般有買家支付郵費，賣家包郵，或者買家自提等幾種發貨方式，如果B採用賣家包郵的方式，毋庸置疑A可以選擇交貨地北京的法院提起訴訟；反之如果是A派人上門自提的貨物（比如快遞的到付方式），那麼A就只能去海南了；至於買家支付郵費，賣家通過快遞公司送貨的方式，在法律上會有一定的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淘寶網上買家提供的送貨地點是否可以認為是合同履行地。這里爭議的主要來源是由於淘寶網在這里用了一個詞「收貨地址」而不是用的「交貨地址」，一字之差，可爭議就產生了。如果是交貨地址，不用說是賣家要到此地址交貨才算合同履行完成。自然此地址就成為合同履行地。但如果是收貨地址，是站在買家角度來確定的收貨的地點，賣家可以申辯說他將標的物交付給第一承運人時，合同就已經履行完成了，因為是買家支付的運費，因此賣家交付貨物給承運人的地點就是貨物的交貨地點，也就是合同履行地。另外，看到有些網友對以上這種情況到底是侵權還是違約也很迷惑，其實以上這種情況應當是違約，不是侵權，但是如果A收到貨後，做了飯菜吃了，結果A生病住院，這時就出現侵權了，這時A既可以選擇違約之訴，也可以選擇侵權之訴。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就不討論了，侵權行為地到底是哪裡？按照相關法律其中侵權行為地指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行為結果地。於是又有觀點冒出來，認為侵權行為發生在淘寶網上，淘寶網伺服器在杭州，因此侵權實施地和結果地都是杭州……我還是要說，這種理解仍然是錯誤的，因為上面的網路購物的案例，淘寶網只是侵權人實施侵權行為的工具，真正的侵權行為還是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因此還是要按照實際的情況去分析，一般來說這種侵權的訴訟對A比較有利，因為他可以選擇侵權結果地（往往就是原告所在地）進行訴訟。個人淺見，歡迎討論。
❸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❹ 如何確定網購平台在侵權行為中的責任
法律分析：網路平台侵權責法律責任的認定:只要利用網路侵犯他人民事權益的，那麼就需要承擔法律的責任;作為被侵權的人就可以要求侵權者停止停止侵權、而且還可以要求刪除、屏蔽、以及斷開鏈接等必要的措施。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 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權利人有權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通知應當包括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及權利人的真實身份信息。網路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後，應當及時將該通知轉送相關網路用戶，並根據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採取必要措施；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❺ 網購後的商品有侵權問題，請問購買者會不會有什麼責任
相反，由於網路的虛擬性、開放性、無區域性，使得網路購物在形成巨大優勢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法律問題。有的甚至是我國現行民商法沒有涉及到的，這對我國民商法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幾年，網上購物已悄然興起，成為廣受歡迎的購物方式之一。與傳統購物相比，網路購物盡管給人們帶來了快捷、方便、豐盛和廉價的優勢，但是，「網路的虛擬性、開放性、無區域性，使得網路購物在形成巨大優勢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法律問題。」[1] 筆者認為，網路購物產生的法律問題可以三個階段分析，一是在購物過程中易發生的法律問題;二是在糾紛發生後易發生的法律問題。三是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法律建議。 一、「網購」過程中的法律問題 1 、網路經營商的誠信度難以保障。互聯網技術的先進性、復雜性、變化性，為不法商品經營者利用網路欺詐獲取暴利提供了機會。在網上發商品信息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很多不法商因此一味的追求商品信息的數量，而對商品的信息的真實性缺乏責任心。他們在網站公布需要出賣的商品實物圖，一般都誇大了產品說明書，誘惑用戶上當購買。另外，廣告是消費者網上購物的主要依據，而一些不法商利用廣告監督難、隱蔽性強、傳播快、涉及面廣的特點，大量發布虛假廣告誤導消費者，待購買方發現上當後，不法商已經轉移或關閉站點，無法找到人。使得消費者被侵權而而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有人形容「網上欺詐已成為網路購物中侵害消費者權益最為嚴重的現象之一」[2]。 2、網路購物安全難以保障。保障安全權是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法》)規定的消費者應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傳統的商品交易是當面挑選，當面支付，安全可靠性強。但網路的虛擬性，使得網上交易的安全性大打折扣，一直困擾著網上消費者。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支付方式的安全。目前網上交易付款以電子支付即網上刷卡為主要方式，但是，計算機病毒、黑客侵襲、內幕操縱的事情常有發生，使得網上消費者對電子支付心存疑慮。二是經營者信息的安全。傳統購物交易要經過看貨、咨詢、試用、還價、交易、送貨等系列環節，《消費法》中規定的知情權容易落實。而網路購物中，除送貨外，其他環節都是通過網路這種虛擬的方式進行。許多網站關於商家的信息都不全面，消費者無法掌握商家和商品的真實信息，而且商家可以篡改、偽造信息。因此，網路購物安全成為購消費者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三是消費者個人隱私的安全。傳統購物中，賣方不需要了解買方的姓名、年齡等與個人有關的信息，故《消費法》也沒有專門的關於消費者隱私權的保護。但網路購物則不同，消費者必須先注冊，填寫較為詳細的個人信息，才可以上網購物。這就使消費者不得不擔心，個人信息會不會被網站公開，隱私權能否得到保護。 3 、退換貨難。《消費法》對消費者退換貨作了具體規定，在傳統購物的實踐中也較好操作。出了質量問題，消費者找到經營方一般都能解決。但網上購物出現的質量問題，卻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購買者收到的貨物與網上公布的圖片一致，但質量卻不是本人想像中的那樣，能不能退貨，向誰退貨，路費、運輸費誰承擔，損失費誰負責。另外，「現在的許多購物網站對退換商品作了限制性規定。較為普遍的就是，退換貨時商品及附件外包裝和資料不得有破損。怎樣才算外包裝沒有破損，誰說了算?這就更使得一些購物者憂慮重重，即使買了次貨也懶得去退換貨了，免得麻煩」[3]。 二、「網購」引起糾紛後的法律問題 1 、責任主體確認難。《消費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經營者應當標明其真實名稱和標記。租賃他人櫃台或者場地的經營者，應當標明真實名稱和標記。」傳統交易環境下，商店裡的營業執照表明了經營者的身份和經營場所，交易對象一目瞭然。而在網路交易環境下，銷售商只對商品的品質進行簡單說明和外觀平面展示，然後告知消費者銀行帳號和購物電話。至於生產該產品的企業名稱、產地、經營者，消費者很難在網上看到。一旦商品發生毀損或者不能滿足使用需求，消費者是該找網站經營者、商品經營者還是廠家?如果他們相互推諉，消費者該怎麼辦?顯然，責任主體的不確定，導致交易中吃虧的永遠是消費者。 2 、確認管轄法院難。因合同履行引發的糾紛，由哪個法院管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 4 條作了如下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傳統商品交易中，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一般都很容易確認。但因網路購物引發的訴訟，確認管轄法院是件不簡單的事情:一是被告住所地確認難。上文分析了責任主體不明確，必會使被告住所地無法確定。當事人要選准管轄法院，必須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這無疑對消費者是不現實的，而且有可能費力不討好;二是履行地確認難。網上交易、貨到付款，買賣雙方對運費都有商量，此種情形履行地按照合同法的規定確認並不難，難就難在電子交易。因為電子交易不需要運費，賣方直接將商品發到買方的電子郵箱中，如果買方在電子郵箱注冊地收到商品，也不存在履行地確認困難，問題是如果買方是在外地打開郵箱收到商品的，此時履行地到底是算郵箱注冊地還是商品打開地，不好確認。 3 、舉證困難。《民事訴訟法》第6 8 條規定:「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這一舉證規則為網路購物中消費者舉證設置了障礙。「消費者在網上購物是通過互聯網完成一系列交易的，一旦形成糾紛，負有舉證責任的消費者就不得不從電腦上調取這些數據憑證。這些通過電子形成的證據，能否作為原件?在理論界認識不一。」[4] 究竟是買方電腦中的數據備份與留存還是賣方計算機中的數據備份或留存算是電子證據的原件?而且這些數據極易被修改、刪除，其真實性難以確定。要求消費者對證據的原件和真實性加以證明，對消費者非常不利。 三、幾點建議 2 、完善立法。目前，消費法已在修改中，但在完善傳統消費領域的消費者權利保護外，還應增加網上消費領域的消費者權利保護。「建議完善消費者的權利和經營者的義務兩個方面:網上消費的消費者權利包括知情權的完善、安全權的完善、公平交易權的完善、求償權的完善。網上消費的經營者的義務包括提供詳細的商品信息的義務、商品質量保障及售後服務義務、保護消費者個人數據的義務。」[5] 3 、確立先行賠付機制。我們應該正視網路購物這樣一新興產物，鼓勵發展電子商務，但是，應當「以立法的形式規范網上交易行為，明確網上購物網站的市場准入資格、市場經營行為組成方式等，使網站具備『經營主體資格』，為了維護消費者的損害賠償權，可以建立一個先行賠付機構，如設立專門支付賠付金的網上銀行」[6]。凡到網路從事商品經營的個人或法人，每季度或半年根據其銷售額交付一定的保證金。由專門的機構如網上銀行對保證金實行專項管理，專門用於經銷商在網上交易中出現侵權問題時的先行賠付，賠付後由銀行向造成侵權的網路經銷商追索損失。 4 、確立有利於網路購物的消費者的訴訟管轄原則。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者合同糾紛沒有做出特別規定，因此在管轄原則上，只能按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管轄。這一原則顯然對發展電子商務是非常不利的。消費者在網上購買的物品往往都不太貴重。如果因質量等問題，千里迢迢跑到經銷商住所地去協商或訴訟，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此很多消費者就會自認倒霉。因此，我國對消費者合同糾紛的訴訟管轄應該作相應的修改，可以實行消費者所在地專屬管轄原則。對於網路侵權糾紛，也可以由侵權行為地或被告住所地管轄改為消費者住所地管轄。這樣的修改有利於消費者參加訴訟，保護其訴權實現，最大限度地減少其訴訟成本。但是，如果雙方在合同的管轄上有協議的，應先適用協議管轄，協議無效時仍以消費者住所地法院管轄為准。 5、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經營者承擔舉證責任。上文中提到網上購物產生糾紛後，消費者通過起訴維護合法權益時舉證十分困難，是自己的訴權無法通過法律實現。因此，可以在舉證責任方面對消費者予以特殊規定，以鼓勵消費者通過訴訟途徑維護權益，在網上購物消費領域中，消費者處於弱勢地位，他們往往缺乏維權意識和證據意識，消費者實際舉證能力十分有限，對消費者維權造成嚴重威脅，因此，可以將舉證責任倒置做擴大解釋，將網路購物糾紛的舉證責任囊括在內。參考文獻: [4]有關侵犯網路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分析。參見紀曉昕著。電子商務中的隱私權保護。網路法律評論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2。 [6]萬以嫻著 論電子商務之法律問題.法律出版社，2001。作者單位:江西省新建縣人民法院
❻ 案例分析 一個8歲的男孩經常上網,某日在網上購物網站以其父親的身份證號注冊
如果按照這情況如果發生購物糾紛的話，要看過程是不是存在網站違規操作，這裡面家鄉的責任也很大，隨意讓孩子用身份證注冊，而且孩子花錢的話，或者使用大人的銀行卡或者是微信有錢，這當然存在隱患
❼ 誰有關於消費者權利的案例一個就行，加上分析及觀點。急急急！！！
"："，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沒有違法所得的，並賠償李某損失："："看你賊眉鼠眼的樣子;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及接受服務時，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
第25條規定，李某很氣憤，是指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所享有的人格尊嚴，遂於1994年2月，當李某欲從珠寶店出來時;我懷疑你拿了本店的手飾，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4條規定、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侵害消費者人格尊嚴或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應當停止侵害，不得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
[問題]
1．
消費者享有的維護尊嚴權的含義是什麼？
2．
本案中的自選超市是否侵權？
[分析]
1．消費者享有維護尊嚴權，能否讓我看看。"當即遭到李某的斷然拒絕，張說；情節嚴重的，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0條的規定，做賊心虛吧，就知道不是好人，侵犯消費者人格尊嚴或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處罰，法律法規未作規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可以據情節單處或並處警告，服務員張某擋住了他的去路，張說，處以1萬元以下罰款。自選商場應公開向李某賠禮道歉，賠償李某精神補償費。
另外，並限制李某自由達半小時之久、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罰款、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侵犯了李某的人格尊嚴，是嚴重的侵權行為，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聲稱自選超市侵犯其名譽權與人身自由，要求自選超市公開賠禮道歉。
3．
本案中自選超市對消費者身體擅自搜查，肆意侮慢，恢復名譽，清除影響！
張某遂叫保安人員，將李某強拉到保衛室，由超市的女工作人員對李的大衣口袋及褲兜進行檢查，沒有發現超市的手飾，便放走了李某[案情]
某自選商場是北京一家大型的自選超市，1994年1月3日李某（學生）去該超市購物，上午十時
❽ 電子商務法律法規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一剛上小學二年級的男童，在某購物網站以他父親李某的身份證號碼注冊了客戶信息，並且訂購了一台價值1000元的小型列印機。但是當該網站將貨物送到李某家中時，曾經學過一些法律知識的李某卻以「其子未滿10周歲，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為由，拒絕接收列印機並拒付貨款。由此交易雙方產生了糾紛。
李某主張，電子商務合同訂立在虛擬的世界，但卻是在現實社會中得以履行，應該也能夠受現行法律的調控。而依我國現行《民法通則》第12條第2款和第55條的規定，一個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能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應該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其子剛剛上小學二年級，未滿10周歲，不能獨立訂立貨物買賣合同，所以該列印機的網上購銷合同無效；其父母作為其法定代理人有權拒付貨款。
對此，網站主張：由於該男童是使用其父親李某的身份證登錄注冊客戶信息的，從網站所掌握的信息來看，與其達成列印機網路購銷合同的當事人是一個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正常人，而並不是此男童。由於網站是不可能審查身份證來源的，也就是說網站已經盡到了自己的注意義務，不應當就合同的無效承擔民事責任。
問題：當事人是否具有行為能力？
電子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二：
海南經天公司1998年投資180萬元完成開發並出版發行的《中國大法規資料庫》，被海口網威公司2000年將其解密後，復制到其經營的《司法在線》網站上。經天公司將該侵權的網上法規資料庫下載，經過公證後將其作為證據，向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
問題：海口網威公司是否侵犯了海南經天公司的著作權？為什麼？
案例三：
趙某是國內著名拍賣網站的注冊用戶。1999年10月1日晚上，他在瀏覽網頁時發現一網站正在舉辦「海星電腦專場拍賣會」，於是在閱讀了拍賣公告後就參與了競拍。經過一番競價，趙某以最高價競得3台電腦，並且該網站公布的拍賣結果中確認拍賣成交。過了國慶假期，趙某匯款1萬余元打算取得拍來的3台電腦，但是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
趙某稱當時他在這家網站的「買家須知」中看到拍賣周期是10月1日至10月5日，但是在10月8日他再次上網時，發現該網站仍在進行海星電腦專場拍賣會，而且截至日期改為了10月10，他已經拍賣成交的3台電腦正在以他的拍價為底價繼續拍賣，10月9日公布了第二次拍賣結果。對該著名拍賣網站出爾反爾的做法，趙某當即提出抗議，認為網站違約，必須承擔責任。於是趙某把這家網站的主辦者北京某電子技術公司和某國際拍賣公司等多家單位告上法庭，要求給付他拍得的3台電腦費用，賠償電腦貶值損失1萬余元，並承擔訴訟費用。
問題：趙某拍得的3台電腦是否有效？為什麼？
❾ 網購中有哪些侵權行為
您好，
1、物品被寄丟賣家不賠付
（1）物品被寄丟了是網購中時常會實現的問題，遇到這種情況時，物流公司應該對失職行為負責，買家可以要求物流公司承擔侵權責任，全額賠償貨物價款。
（2）買方也可以直接找商家，商家可能會認為「這是物流公司的錯，拼什麼要找我」，但買方在網購時實際上是與賣方訂立了約束雙方的買賣合同，商家有按照約定交付貨物的義務，物流公司實質是在幫商家履行合同，因此物品被寄丟使買方無法獲得所購買的物品，買方可以要求商家承擔違約責任，要求商家重新再發一件同樣的商品或者退回相應的價款。
2、實物與網路表述不符不願退貨
網購中買方只能通過肉眼觀察判斷這個物品的質量，往往會出現賣方欺騙消費者，故意美化商品，所以經常都會看到哭笑不得的購物經歷。商家這種行為已經屬於消費欺詐，侵犯當事人的財產權，可以要求商家退貨，若被拒絕，有權提起訴訟，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
3、承諾七天退貨但又反悔
賣方經常為了吸引顧客，會打出承諾七天退貨的標識，但當顧客真的想退貨的時候又不百般推脫。其實，根據我國法律規定以網購這種方式獲得的產品，買家本身就有在七天內無理由退貨的權利，並不因為賣方承諾了，買方才可以退貨，買方可以到平台上投訴賣方，要求退貨並全額賠付。
4、產品質量不合格但找不到賣方
因為是在網路上購買物品，因為商品質量不合格，遭受了人身損害，如果這個時候找不到賣方，應該怎麼辦呢?依據我國法律規定，在這種情況中，買方可以直接起訴產品的生產方和經銷商，要求他們賠付財產損失。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人會為了不願意退貨、買了假貨拒退等問題起訴買家，一方面是因為數額小覺得太麻煩沒必要，這需要大家增強維權意識。另一方面可能賣方早已經找不到了，這個時候可以先到網購平台投訴，委託律師寄送律師函，要求他們提供賣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