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為什麼印度可以「隨意」製造美國的葯物
原來在國內某仿製葯出口美國的第一企業工作,對於仿製葯立項有一點點研究,簡單說說:
很多人說的都不錯,我來說幾點仿製葯的難度問題
1、對於特殊劑型的仿製葯難度,比如,緩控釋、吸入、混懸等,要做到與原研葯BE一致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生產線的投入,打個比方,硝苯地平的控釋片,如果要做到與原研釋放一致的,估計生產線上投入就接近一個億。
2、對於特殊原料葯的仿製葯難度,比如有原料葯金屬腐蝕性比較大的、需要冷凍保存的。之前調研立項過一個產品,後來放棄了,主要原因是原料葯的不穩定,需要-30攝氏度保存和運輸。這個還是很難的。
3、BE問題,由於目前國內新的葯品管理辦法的提高,新的仿製葯必須要通過一致性評價才可以上市。所以比如一些代謝特殊的產品,高變異的產品,BE的難度就比較高。有以下幾個產品BE就非常難,纈沙坦、熊去氧膽酸。
4、復方制劑,單方的就比較麻煩,復方制劑更加了
5、雜質多或者特殊類別的,比如多肽類葯物,多肽類葯物的雜質分析就比較復雜,有些葯是幾微克的,現在要求千一以下的雜質需要明確結構和毒理,那葯幾微克的,雜質就是幾納克的了,對於這個痕量分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投入也非常高。
當然還有很多細節的問題,比如不同工人做的糖衣片的包衣對於崩解的影響,包材對於葯物的影響等等。
仿製葯我覺得特別像小時候一個故事,就是王獻之臨摹王羲之的字,寫了個大字,覺得很像,但王羲之點了一個點,媽媽說,只有這個點像王羲之。對於仿製葯來首要臨摹的有9分以上的像,其實自己的功底也需要很深。
順便說一下,印度的仿製葯除了工藝以外,還有幾點對於我國有一定優勢
1、BE的成本,以前中國是臨床研究比較低廉的國家,但是現在由於一些媒體的亂報道、人口紅利的逐漸的消失,我國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有對於國內一致性評價的要求越來越高,臨床研究的費用越來越高。部分的產品印度的BE的費用可能只有國內的一半。
2、環保成本,中國原料葯在全球比較領先,無論是產量還是合成成本,主要原因是用很大的環保的代價換來的。而最近幾年國家對於環保的管理嚴格,仿製葯原料葯的成本也提高了不少,不少的企業面臨停產或者需要大規模投入環保設施。而印度對於環保還比較粗放。
3、專利問題,很多人看過我不是葯神的電影,裡面提到關於格列寧的印度版,很多身邊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不仿製呢?我專門有一篇關於葯神的文章供參考。印度很多採用強仿來無視專利,而中國這兩年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重視,所以對於強仿的開放會很少。但這個就會帶來時間差。比如葯神裡面提到的原型,伊馬替尼,印度提前6年時間仿製,就意味著在5年時間內會有降低原料成本的方法,新的路徑,制劑工藝的提高,生產線成本調整等等。導致仿製葯的質量水平、成本的差距。
那個那個誰啊:從《我不是葯神》來說葯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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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說幾句好話,中國目前的仿製葯的水平在一致性評價的大棒加胡蘿卜的政策下,近幾年有了飛速的提高。而新葯的研發在資本的催生下也在快速的成長,比如恆瑞、百濟神州、貝達等一些葯企成長令人欣喜。
加油吧,中國制葯!
『貳』 為什麼中國不允許仿製葯
關於印度仿製葯產業,普遍的輿論認為,葯品強制許可是印度仿製葯產業成功的根本。然而,梳理印度知識產權保護條款會發現,這或許是一個長時間的誤解,印度的「強仿」是基於本國法律的仿製,而非國際公約的「強仿」。早在2005年,國際公約已經允許各成員國在特定的前提下啟動葯品強制許可。但幾十年來,我國從未下達過一個指令,印度也只有一個強仿案例。
有不少聲音建議我國應適時啟動葯品強制許可,以提高我國葯品可及性。但《等深線》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關於中國仿製葯的發展,絕非啟動「強仿」那麼簡單,這背後擁有的一系列產業、市場、價格、終端等方面的因素,都成為中國仿製葯難以「擊穿」的牆。這一切,不是一日鑄就,若要解決,亦非一日之功:中國仿製葯產業的發展困境,不是一個策略就可以解決,而需要「一攬子」的「葯方」。
仿製葯還在路上,這是當下很無奈、又急需改觀的現實。
7月5日,江蘇豪森醫葯集團(以下簡稱「江蘇豪森」)確認收到CFDA 核准簽發的「伊馬替尼」(商品名:昕維)的《葯品補充申請批件》,率先成為該葯品首家通過仿製葯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企業。
昕維是被稱為「抗癌神葯」的格列衛在中國的首仿葯,通過一致性評價,意味著昕維在質量與療效上與瑞士諾華制葯的原研葯格列衛相比肩,也將在招標定價方面享受到與原研葯相等的政策紅利。
然而,這個令企業和行業振奮的好消息,卻幾乎被同期印度低廉的仿製葯的熱議所淹沒。
格列衛由瑞士諾華制葯研發,用於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小分子靶向葯物。
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是一種影響血液及骨髓的惡性腫瘤。在我國,約有400萬白血病患者,其中15%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大約有90%病人診斷時為慢性期,但每年約3%至4%慢性期進展為急變期,急變期死亡率極高。
格列衛的問世,改寫了病患的生存史,將病人5年生存率從只有30%提高到89%。目前,格列衛可以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10 年生存率達85%~90%,生命周期大大延長。因為格列衛的抗癌神效,美國對其上市進行了加速審批。一年多後的2002年4月,格列衛正式進入中國。
公開資料顯示,格列衛開創性研發的背後,是制葯企業歷時半個世紀、投入研發費用50億美元。創新性的新葯,被稱為原研葯。其高昂的研發成本,一般會導致其葯價極高。
上市後多年,諾華格列衛的價格幾乎雷打不動,120粒一盒的價格在23500元左右。直到2015年陸勇案曝光,格列衛才首次降價,從23500元降到21000元。
格列衛進入中國的第二年就加入到中華慈善總會的患者援助項目,後來又發展到買3 贈9,為中國患者大幅降低了葯費負擔,但進入醫保前,患者每年的負擔仍需6.6萬元到7.2萬元左右。
2013年4月2日,格列衛專利在華失效。隨後,國產仿製葯陸續上市,並開始搶占市場。
按照國際一般慣例和我國的專利保護制度,原研葯專利期到期後,仿製葯才能上市。
格列衛專利期失效後不久,首仿葯昕維上市。隨後的2014年,正大天晴葯業集團伊馬替尼膠囊上市,商品名為格尼可。2015年,石葯集團伊馬替尼片上市,商品名諾利寧。
昕維的上市價格要「親民」得多,只有格列衛的十分之一。
目前,從各省葯招平台價格看,三種國產格列衛仿製葯價格差不多是諾華格列衛的一半甚至更低,以0.1g×60片規格的北京招標價格為例,江蘇豪森的昕維價格為1160元/盒,正大天晴的格尼可價格為872元/盒,石葯的諾利寧價格為949元/盒。
在全球的醫葯領域,制葯企業依靠葯品的專利保護排他性地在一定時期內壟斷市場和獲得巨額利潤,但隨著專利保護期失效,仿製葯進入市場,原研葯企業的銷售收入和利潤就會出現大幅降低。這種現象被形象地比喻為「專利懸崖」。
然而,在我國,治癌神葯格列衛並沒有遵循這一普遍規律。仿製葯上市多年後,原研葯依然占據市場大部分份額。
相關數據顯示,2016年,諾華的格列衛(銷售額為15.4億元)市場份額最高,為80.29%,是其他3家國內仿製葯總份額的4倍。
不僅如此,國產仿製葯還遭受著印度仿製葯的沖擊。按照目前我國的相關規定,印度產的」格列衛」未經我國批准進口。所以,海外代購成了很多人的選擇。
印度知名制葯公司TNatco生產的仿製格列衛VEENAT,0.1g×120片規格的售價不到1000元人民幣,賽諾(Cyno)公司的仿製格列衛伊瑪替尼更便宜,團購價格最低可以達到200元/盒。
算下來,以一個月120粒「格列衛」的治療量計算,印度仿製葯每年只需要2400元,相當於國產「格列衛」一個月的花費,更是只有諾華格列衛的幾十分之一。
陸勇認為,相比骨髓移植,長期吃印度「格列衛」能讓他「正常」活著。
患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企業老闆陸勇,在2013年被警方逮捕前,長期服用在印度購買的仿製葯「格列衛」,且治療效果顯著。此後,受幾千位病友的委託,他幫助代購印度「格列衛」。但2014年,陸勇因「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葯罪」 被提起公訴。2015年1月29日,陸勇無罪獲釋。
「我吃了3年的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在格列衛納入醫保以前,這句電影台詞,也是我國很多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真實寫照。
據了解,格列衛因為對慢粒白血病的特效,為諾華帶來了巨額收入,上市至今,全球總收入已經高達幾百億美元。
而諾華格列衛,不過是印度「世界葯房」中抗癌仿製葯中的一種。
據報道,印度制葯行業年產值佔全球制葯行業的比例為3.1%~3.6%,產量為10%左右。仿製葯約占國內醫葯生產領域71%的市場份額,是印度制葯業的最大組成部分。目前,印度仿製葯出口到世界200多個國家,2017~2018財年出口額為172.7億美元。
雖然印度是目前世界第二大制葯市場,並成為當前全球最大的仿製葯生產基地之一,但對中國市場來說,印度葯品佔有率並不高。我國很多傳染病和重大疾病患者購買印度仿製葯的需求很大。
國內普遍分析認為,印度仿製葯產業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印度實行了葯品強制許可制度,也就是通常說的「強仿」。
但民間智庫公共衛生治理項目執行主任、美國得克薩斯州St. Mary 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賈平認為,這是國內長期的一種誤解。
賈平長期致力於國內外公共衛生領域政策研究。他告訴《等深線》記者,印度實行的葯品仿製制度,是在本國法律和知識產權保護框架內的仿製,而非國際公約所規定的強仿。到目前為止,印度通過下達葯品強制許可仿製生產的葯品只有一種。
所謂強制許可,簡單說就是一國政府在未經得專利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允許第三方生產專利產品或使用專利方法的法律制度。
在國際上,關於實施葯品強制許可曾經斗爭了很多年,並最終達成共識。
由於1994年簽署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 協議」),過於強調葯品專利保護、專利獨占權,導致專利葯品的高價格,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對公共健康葯品的獲得。
此後,WTO 各成員方一直致力於尋求專利保護和公共健康之間新的平衡。
2001年,《TRIPS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肯定了各成方國有權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況時使用強制許可,通過葯物強仿獲得低成本的仿製葯品;各國有權認定何種情況構成「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或其他極端緊急的情況」,諸如艾滋病、瘧疾等傳染病造成的公眾健康危機,即構成這種「緊急狀態」。
2005年通過的《TRIPS協議修訂議定書》(下稱「TRIPS議定書」)首次對TRIPS 協議修訂,並進一步規定,發展中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可以在國內因艾滋病、瘧疾、肺結核和其他流行疾病而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在未經專利持有人許可的情況下,在國內實施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生產、使用、銷售或從其他實施強制許可制度的成員方進口有關治療上述疾病的專利葯品。
「這不僅能大大降低相關專利葯品的市場價格,而且有利於更迅速和有效地控制、緩解公共健康危機,也為發展中國家實施強制許可仿製葯品掃清了法律障礙。」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向記者表示。
「實施強制許可必須有前提條件,即認定某個疾病在一國出現了大規模公共健康危機,使國家處於緊急狀況。但《多哈宣言》和《TRIPS議定書》都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標準是公共健康危機,這就為各個國家實施強制許可留了個口子,即各個國家自己來定義本國是否處於公共健康危機中。」賈平說,強仿必須要獲得國家強制許可令才能實施。
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3月9日,印度專利局向本地仿製葯企業Natco公司簽發了該國首個強制許可,針對的是德國拜耳抗癌葯「多吉美」(英文商品名Nexavar)。雖然德國拜耳公司對此表示抗議,但來自仿製葯的競爭,使該葯在印度的價格顯著降低至每月175美元,降幅接近97%。
但政府決定,該公司向拜耳支付該葯品6%的凈銷售額作為專利使用費。
雖然2012年之後,有多家印度本國企業申請強制許可,比如仿製羅氏(Roche)乳腺癌重磅葯物赫賽汀(Herceptin)、百時美施貴寶(BMS)白血病葯物Sprycel等,但印度專利局均以葯企沒有提供確鑿的證據為由,駁回了強制許可的申請。而印度當局依據的法律就是1970年的《專利法》。
1970年的《專利法》第92條規定,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時」 「極端緊急的情況下」或「公共非商業性使用」的情況下,印度專利局局長可以根據中央政府發布的通知自行頒發強制許可。
該條款要求印度政府告知公眾此類極端情況,此後,任何利害關系人均可申請強制許可。印度專利局局長可根據其認為適當的條款和條件授予申請人專利強制許可。
實際上,1970年的《專利法》,不僅對實施強制許可進行了規定,更是為印度葯企仿製葯物提供了最早的、也最寬松的法律依據。
1970年的《專利法》,將葯物專利分為產品專利和方法專利,同時規定,葯品、食品及農業化學品等產品本身不能授予專利,只對上述產品的生產過程授予專利。
依據印度國內現有的法律,印度政府允許本國制葯企業,在未獲得專利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可以仿製葯品的化學成分,改變制葯工藝,生產與原研葯安全性和效力、質量、作用以及適應症等相同的仿製葯。
「訴仿製葯工藝的難度在法律層面更大。」 上海柯棣健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創始人、CEO楊晨說。
不僅如此,印度還從國際組織獲得了推遲10年履約1994年簽署的TRIPS 協議的超長寬限期。
從1970年到2005年,三十多年的國內政策和國際寬限支持,印度制葯產業完成了大宗原料葯、特色原料葯、仿製葯、非專利葯、專利新葯的產業升級路線。
利用自身的低成本優勢,即幾乎為零的研發成本、超低的生產線建設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印度制葯產業實現了快速升級。
2005年後,印度大的制葯企業更是完成了國際化運營的過程。
如今,印度擁有世界頂尖的仿製葯企業。據統計,2017年全球7大仿製葯公司中,印度就佔了兩席。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仿製葯並未停留在低端仿製中,而是占據了高端仿製葯的高地,仿製了大量乙肝、丙肝、肝癌、肺癌、腸癌、乳腺癌等很多傳染病或重大疾病的治療葯物。
然而,印度也並非是仿製葯「天堂」,仿製葯的質量正在經歷沖擊。
據了解,近幾年,生物一致性評價和生物利用度研究數量在印度增長,原因之一是,印度政府對仿製葯質量監管鬆散,相關數據收集不透明,這使得葯品質量難以讓人信服。
2017年的相關報道稱,15年前,美國食品和葯物管理局(FDA)在印度沒有進行任何生物利用度或生物一致性評價檢查,如今,FDA近一半的檢查是在印度進行。
我國是制葯大國,仿製葯占據絕對比例。
據統計,截止到2017年底,我國有4376家原料葯和制劑生產企業,其中90%以上都是仿製葯企業。近17萬個葯品批號中,95%以上都是仿製葯。
2017年,我國仿製葯市場規模達到5000億元左右,占總葯品市場約40%的份額。
但我國並不是仿製葯強國。
中國醫葯企業管理協會會長郭雲沛向《等深線》記者表示,我國制葯企業存在「多、小、散、亂」等問題,而國外大的制葯企業也就幾十家。
「中國已躋身世界制葯大國之列,但只是仿製葯和原料葯的生產大國。」郭雲沛說。
有如此多的仿製葯批號,但我國仿製葯在國際上並未有足夠話語權。
而掣肘仿製葯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仿製葯與原研葯之間的差距。
「過去我國仿製葯水平很差,主要是解決缺醫少葯的問題,絕大多數仿製葯沒有達到有效性,葯效與原研葯差距較大,且缺少相應的規范和標准,但2008年以後上市的仿製葯有所改變。」郭雲沛說,我國仿製葯的水平距離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
為提升我國制葯行業整體水平,保障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促進醫葯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2015年,我國啟動仿製葯一致性評價。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仿製葯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明確,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的《國家基本葯物目錄》中的化學葯品須重新進行一致性評價,並於2018年底前完成。逾期未通過者,葯品生產批件將被注銷。
仿製葯一致性評價是指對已經批准上市的仿製葯,按與原研葯品質量和療效一致的原則,分期分批進行質量一致性評價,就是仿製葯需在質量與葯效上達到與原研葯一致的水平。
根據CFDA對於一致性評價的規定,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製葯,將獲得醫保支付方面的適當支持等優惠條件。
據統計,2018年底前需完成的289種化學葯品仿製葯口服固體制、涉及17740個批准文號以及葯品生產企業1800多家,佔全部化學葯品制劑生產企業的61.7%。
據了解,2007年上市的仿製葯,沒有與原研葯進行一致性評價的強制性要求。
我國《葯品注冊管理辦法》規定,仿製葯應當與被仿製葯具有同樣的活性成分、給葯途徑、劑型、規格和相同的治療作用。已有多家企業生產的品種,應當參照有關技術指導原則選擇被仿製葯進行對照研究。
這也就意味著,仿製葯的比照研究對象不是必須以原研葯為參照。
中國醫葯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曾表示,在我國,除了首仿要求按照創新葯的標准外,其餘都是按「國家標准」。而「國家標准」又沒有統一的標准品,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重復申報。
沒有統一標准品的另一個後果,是把仿製葯的水平拉低了。
據介紹,一般而言,首仿只能做到原研葯的80%,二仿只能做到首仿的80%……如此一來,仿製葯的質量和療效就會一代不如一代。
有一個極端的案例,或許能說明些問題。據醫葯界的一位知名院士介紹,國內曾有數十家葯廠在仿製同一種胃葯,其中只有一家的療效和國外的差不多,其餘的都是安全低效,甚至是安全無效。
對仿製葯開展一致性評價,是國際慣例。歷史上,美國、日本等國家也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日本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推進仿製葯一致性評價工作。
國內制葯企業的產業格局,或因仿製葯一致性評價工作而改變。有分析認為,一致性評價,將提升我國仿製葯在國際的話語權,未來50%的葯品批文將會被淘汰。
而在郭雲沛看來,仿製葯產業的良好發展,還將提升原研葯的議價能力。
「仿製葯的價格還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只有市場擴大,高水平仿製葯大量生產,才能倒逼原研葯降價。」郭雲沛說。
然而,被期待促進行業供給側改革的一致性評價,進行得並不順利。
據國家葯監局的公告,截止到7月26日,有57個品種的口服制劑通過仿製葯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
『叄』 互聯網公司需要專利嗎
既不重要,也重要。- - 「不重要」(特別是對互聯網企業)是因為,專利總的來說不是互聯網或軟體公司的競爭優勢來源,因為這種公司的勝出靠的是執行能力、產品推向市場的速度(即Time to Market)、產品更新速度、(持續棒的)用戶體驗、和沒有短板。即使有專利,通常互聯網或軟體公司也沒有動力去告競爭對手,因為沒有意義。相反,非常依賴專利的是制葯,因為葯廠(特別是輝瑞、拜耳這樣的頂級葯廠)勝出靠的是經過多年大投入研發出來的少數「一鳴驚人」(即blockbuster)產品,而且產品的療效通常完全依賴一種活性成分。只要該成分的分子式用一組(甚至一個)專利保護起來,公司將來10年左右就靠這獨門技術看著大筆利潤入賬了(專利保護期20年,從申請起算,但拿到授權通常3-4年過去了)。可以想像,這種成功,和互聯網/軟體公司的成功簡直是陰陽兩極,葯廠的模式反而似乎和VC有些神似。所以,大葯廠通常非常喜歡專利,支持各國對專利進行嚴格保護。相比,對專利既愛又恨的是硬體(機械、電器等)和電信企業。他們通常自己通過研發有大量專利,但是同時又永遠冒著被人告侵權的風險,如果輸了就賠一大筆錢,甚至被法院要求產品暫停出售。輸了的,不甘心,就再想辦法去找別人告(比如2006-2008年高通告諾基亞,諾基亞賠給高通20多億美元;現在諾基亞告蘋果;然後蘋果又告了HTC)。被告怕了,或看到別人被告,就砸錢申請大量的專利組合。大家都搞軍備競賽,讓專利律師賺很多錢。(當然軍備競賽不全是壞處,有貨真價實的技術,才有勝人一籌的專利。互聯網,GPS,都是軍備競賽時期的產物)。因此,硬體和電信企業經常游說政府降低專利申請和訴訟的成本。- - 」也重要」是因為軟體企業仍然時不時被人告侵權,那時專利組合可以用來反訴,進行自我保護。雖然自己手裡的專利少,但考慮兩點:
(1)對方可能是產品繁多的大企業,這樣有很多點可能被反攻;
(2)小企業應該考慮將專利放在一起,形成一個類似「北約」的共同防禦體系--即一旦有盟友被告了,任何體系內企業的專利都可以借來用於反訴(當然成本應該自己承擔)。最後,在中國申請專利目前還是相對便宜的(成本約是美國的1/8,而且政府常有資助)。
『肆』 德國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故事
阿司匹林,這種從3500年前「柳樹皮可以止痛」發展而來的葯物與青黴素、安定並稱醫葯史上三大經典葯物,幾乎每一次人類出現新的重大疾病,阿司匹林的新作用就會被發現,並被迅速大規模推廣。因發現阿司匹林作用機理而獲得1982年諾貝爾醫學獎的約翰?瓦內爵士說:「盡管阿司匹林是一種古老的葯物,但我們每天都可能在它身上發現新的東西」。
《阿司匹林的妙用》的作者Eric Metcalf聲稱:「每天一片阿司匹林,讓你遠離醫生。」他在書中探討了阿司匹林在乳腺癌、結腸癌、前列腺癌、帕金森、骨質疏鬆症等病症的預防和治療中的最新醫學進展。到2007年,應用阿司匹林預防心臟病已經和兒童時期免疫、戒煙預防措施一起,成為2007年「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U.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推薦的首要醫學預防措施。難怪拜耳公司前主席巴克馬得意地說,每天服食兩粒阿司匹林差不多已經成為美國的傳統。
110年的歷史足以讓人看清楚,至少有兩個原因促進了作為商品的阿司匹林的暢銷:售價低廉以及拜耳公司的有力推動。阿司匹林的新用處總是不斷被發現,但要證實這些額外效用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要變成商品銷售則更加復雜。110年來,拜耳公司要做的就是,通過一次次的市場營銷把這款葯品的潛力發揮到極致,再通過專利與商標把這款商品的利益牢牢抓在自己手裡。
1899年3月6日,阿司匹林的發明專利申請被通過,商品專利號為36433。阿司匹林開始在位於德國伍珀塔爾的埃爾伯福特工廠生產。它的發明者、29歲的德國化學家菲利克斯?霍夫曼接到導師的通知,讓他停止手頭對煤焦油的研究,開始專攻一種葯物—改進水楊酸,製造一種穩定的副作用更小的解熱鎮痛葯。
霍夫曼這個葯物並不陌生,這東西也不是什麼新發明。但他需要改造這種歷史悠久的解熱鎮痛葯物,使它從一個土方子變成一種商業化的葯物。很早的時候,霍夫曼飽受風濕之痛的父親就服用水楊酸解熱鎮痛,只是它引起的嘔吐和胃部不適讓人難以忍受。他父親早就在問他能否找到一種辦法,讓水楊酸既能達成葯效,又不要這么大的副作用。
霍夫曼梳理了一系列論文,終於找到了一種方法,生產出穩定又副作用較小的乙醯水楊酸(ASA,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比其他產品研發人員幸運的是,他背後有一家強大的公司。
拜耳做了其它制葯公司不屑於做的兩件事情,一是為化學品乙醯水楊酸取了個商標名「阿司匹林」,二是為其生產過程在很多國家注冊了專利權。
在那個年代,醫生的要求也並不高,只要葯品穩定副作用又較小,便足以得到醫生認可:20世紀初衛生條件太差了,健康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個出生於1900的美國人一般只能活到49歲左右。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包括肺炎、肺結核、腸炎和傷寒等,這些疾病多數是由受污染的水和食物導致的。因此和在歐洲一樣,阿司匹林很快便作為解熱鎮痛的首選葯物。從西伯利亞到舊金山的葯房裡,到處能買到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很快就擁有了一幫醫生粉絲。美國成為拜耳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而阿司匹林也成了拜耳在美國最重要的產品。到1907年,拜耳產品在美國的總銷量中,阿司匹林佔21%,到1909年達到31%。
最初阿司匹林的供應形式是250g的瓶裝粉末,粉末每1g裝入紙袋,分發給患者。後來阿司匹林以500mg片劑與世人見面,之後1904年管狀試劑上市。1915年阿司匹林是片劑,而且不再需要醫生開處方。
不過,拜耳對學術界和醫學界的影響力依然強大,這為阿司匹林迎來商業需求上的第二個高峰打下了基礎。
阿司匹林市場前景最大的應用領域—心臟病預防,其研發過程並不是由拜耳公司主導的。拜耳的能力體現在,當阿司匹林對心臟病的預防在學術上被證明,昂貴的臨床試驗也由政府機構完成之後,拜耳很快開始介入,並用自己最擅長的營銷和專利權的籌碼,將這種葯品的影響力極盡可能地擴大。
194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耳鼻喉科醫生Lawrence Craven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事情,他給那些扁桃體發炎的病人使用相對大劑量阿司匹林,會導致他們流血過多。這讓他聯想起,阿司匹林也許能夠增加血液供應,而增加血流供應是保護心臟的一個途徑。於是他從1948年開始,利用阿司匹林治療他的年邁的男性病人,幫助他們減少心臟病發病幾率。到了1950年代中期,他發表了幾篇論文,聲稱他的8000多個病人無一遭受心臟病突發事件,而且阿司匹林還能幫助他們預防中風。
對於阿司匹林對心臟的作用,他的認識和當時整個世界都相反,但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不幸的是他的數據非常粗略,他發布論文的期刊也不夠有名,受眾十分有限,他的結果因此沒引起太大關注。他的發現甚至沒能幫助自己,他於1957年死於心臟病突發。
在那個年代,阿司匹林能夠保護心臟被認為是一種荒謬的說法。因為人們服用水楊酸用於解熱鎮痛的時候,很多人會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最早阿司匹林在拜耳的實驗室里被合成時,在實驗室里停留了很久,也正是因為當時拜耳的醫學總監拿不準其對心臟的作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位拜耳的科學家仔細地考察了歷史上服用水楊酸的劑量,發現當使用較小劑量的阿司匹林時,其對心臟副作用會較小。後來拜耳又委託幾個德國醫生悄悄作了臨床試驗,在證明對心臟足夠安全之後,才敢正式開發這個葯物。
一直到1950年代,拜耳對阿司匹林對心臟的作用都仍然高度警惕。哈佛教授、阿司匹林專家Charles Hennekens手裡保存著一張1950年代登載在美國醫學會雜志的阿司匹林廣告,上面有一系列文字特意保證阿司匹林不會影響心臟。
直到1971年,科學家發現阿司匹林能夠保證血液中的血小板凝結,這樣便能夠保持心臟的血液供應,以保護心臟。然而在整個1970年代,針對阿司匹林用於心臟病預防的臨床研究規模太小,還不足以說服公眾。
這時候,拜耳公司數十年堅持的學術營銷開始發揮作用了。這種葯品的影響力,加上它異常便宜的價格,讓更多的學術界人員致力於此葯物的臨床研究。很快阿司匹林預防心血管疾病的學術證明不斷出現。1977年發表於美國《Stroke》雜志上的一項研究首次證明阿司匹林可以預防腦卒中之後,越來越多的證實阿司匹林預防心腦血管事件作用的研究發表於世界權威醫學雜志。
在阿司匹林從一個葯物變成一種商品的過程中,不能把所有功勞歸在拜耳身上。阿司匹林確切地能被適用於哪些病症,還是需要大規模地被FDA認可的臨床研究來證明。這種研究需要耗費巨大的財力和資源,不過掏這筆錢的不是拜耳,而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
內科醫師研究是阿司匹林拿下心肌梗死一級預防資格的關鍵點。這次研究由NIH於1983年開始組織、22071名美國健康男性醫師參與。這項大規模的臨床研究的目的是,評價小劑量阿司匹林是否可以預防健康人首次心肌梗死的發生。參加研究的醫生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隨身攜帶並服用研究葯物,平均隨訪時間達5年之久。
這項原本耗時8年的研究,在第5年被倫理委員會提前終止。原因是阿司匹林實在太有效了。研究中期結果便足夠證明,阿司匹林能使心肌梗死風險降低44%,首次致死性心肌梗死發生率下降66%,糖尿病人群首次心肌梗死發生率下降61%。倫理委員會認為對照組的醫師有權利服用小劑量阿司匹林預防冠心病,以便從中受益。1988年,該研究的結果發表在美國《新聞周刊》上,引起了巨大轟動。
類似的,阿司匹林的女性健康研究納入了近4萬名美國女性醫務工作者,歷時十年;護士健康研究納入了12萬名美國女護士,歷時達24年。這些由醫務工作者親自參加的研究大大推動了心腦血管疾病預防的發展,也標志著阿司匹林已經通過了研發階段最嚴格的考驗。
1971年,拜耳阿司匹林加維生素C的泡騰片問世;1993年,拜耳阿司匹林腸溶片上市。腸溶片在阿司匹林外面加了一層包衣,這種葯片在胃部不溶解,直到腸道才發生作用,這樣就幾乎完全解決了胃部不適的副作用問題。2003年拜耳阿司匹林粒狀產品(無需飲水)面世。2007年,發表在《柳葉刀》雜志的研究顯示,5年間每天使用300毫克或高劑量的阿司匹林可使治療後10至15年的結腸癌發生率降低74%。這印證了澳大利亞G.Kune教授1988年的研究,被拜耳視為阿司匹林繼解熱鎮痛、心臟病預防之後的第三個飛躍。
阿司匹林的發展中一直都有商業與科學兩種推動力。商業與科學究竟誰該領先半步,這問題拜耳已經考慮了110年,恐怕還要繼續考慮下去。
『伍』 為什麼印度被稱為「世界葯廠」
印度限制對國際巨頭的葯品的專利保護,既為本國的龐大人口提供了廉價葯品,也成為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輸送特效仿製葯的大基地,有「世界葯廠」之稱。據「無國界醫生組織」估計,非洲有約17萬人使用抗艾滋病仿製葯,其中80%的產地是印度。
而印度之所以能頻頻向國際葯業巨頭設限,拒絕給予其在中國等國被給予的專利保護,其所依據的一個重要的法律理由是葯品的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即不經專利人同意就可仿製其葯品的制度。印度專利法庭在駁回拜耳起訴時就說,多吉美這種葯物價格過貴而只能依賴進口,但它對很多患者構成了基本需求,因而必須以強制許可來確保此葯在印度的可獲得性。這就是實施強制許可的一個常見理由。
法律上,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通過與強制專利許可相關的修正案後,印度隨即修改了本國專利法,規定申請人在3種條件下可以申請強制許可:公眾對該專利的合理要求未得到滿足;該專利產品未能以合理價格向公眾銷售;該專利未能在印度境內得到應用。同時,如果國內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或嚴重緊急狀態,或基於非商業公共用途時,為了公共利益,中央政府可以通知專利主管機關簽署強制許可。
印度通過限制國際葯企專利權和專利強制許可,既確保了基本葯品的可獲得性,也使本國能更好地應對瘧疾、禽流感、艾滋病等流行病危機。
除印度之外,菲律賓、泰國、巴西等國都曾削弱國際大公司享受的專利保護,放寬國內葯企對專利葯的仿製,或者允許從別國進口仿製葯,以促進對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障,如泰國就曾對一些抗癌、抗艾葯物實行強制許可。
當然,中國並不是沒有強制許可制度。中國專利法也規定,為了公共健康目的,對取得專利權的產品,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製造並將其出口到符合中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地區的強制許可。經修訂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從去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對這一制度也有詳細的規定。只是在實踐中,無論是申請還是政府直接對葯品實施強制專利許可的情況都很少,雖然民間也有對乙肝、結核、艾滋病等疾病的治療葯品實施強制許可的呼聲,但很少有人去主動推動這項行動。
專利制度有很多優勢,可以保護創新,鼓勵葯企投入研發開支取得技術突破,但其實質是依靠政府權力保障的一種特殊保護,當這種特殊保護在和發展中國家公民的基本健康需求產生沖突時,就會產生一定的利益取捨需要,而WTO規則允許葯品強制專利許可,正是要給這樣的取捨留下空間。
在印度等國,葯品消費者的壓力迫使政府與生產進口專利葯的跨國企業討價還價,限制其專利權的過度使用,同時因為一些葯品屬於政府醫保范圍,政府也有動力促使其降價從而降低醫療開支。但中國的消費者呈現一盤散沙的狀態,因而很難通過申請去讓政府給國際葯企施壓。所以,專利強制許可在印度如火如荼而在中國靜悄悄,和中國患者、葯品消費者缺乏組織性和發言權有一定的關系。
當然印度、巴西等國的做法也有其負面影響——可能激發與國際葯企的沖突,從而面臨談判與訴訟成本,國際葯企也不願在這些國家進行研發投資,而更青睞中國等對其專利保護較強的國家。但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WTO中的葯品專利強制許可是經發展中國家普遍強調和呼籲而爭取到的一種特殊待遇,不利用這一點,在國際規則允許的合法范圍內來為本國消費者爭取低價葯品,也是一種可惜。
所以,中國應該吸取印度等國的正面與負面經驗,在保護專利促進創新、保護外資合法權益與滿足本國居民基本健康需求這些目標之間,尋求一定的平衡。
這不意味著一定要以一種「吃大戶」的心態去強迫國際葯企做出過多犧牲,但對於一些需求量大的治療癌症等極端病症的特殊進口葯品來說,如果能通過對國際規則的合理利用來允許國內葯企仿製,從而以較低的價格供應,將意味著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讓很多家庭不至於「因病致貧」,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收益,而所付出的只是政府與一些跨國葯企合理博弈的成本。那樣一來,也可以避免中國窮人不得不從印度買葯的尷尬。
『陸』 有沒有人有美國關於知識產權協議的反壟斷案例
美國Bayer公司利用「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摘要:專利權的法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間「天生」就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本文筆者通過翻譯,介紹美國Bayer公司一案,將對Bayer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以及如何平衡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作出解析,希望為國內反壟斷法的司法實踐工作提供又一參考實例。
關鍵字:專利權 反壟斷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Bayer公司
前 言
專利權的法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當兩者存在著矛盾時該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哪一個為重,一直都是業界備受爭議的一個問題。我國的《反壟斷法》已於2008年8月1日起頒布施行,但到目前為止,國內還少有專利權與反壟斷的案例出現。本文筆者通過整理、翻譯,介紹美國Bayer公司一案,將對Bayer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以及如何平衡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作出解析,希望為國內反壟斷法的司法實踐工作提供又一參考實例。
一、案情介紹
本案起源於1997年Bayer公司為解決專利訴訟糾紛而與以Barr為代表的三家葯品生產廠商2之間達成簽署的一份「解決協議」,該協議涉及一項有關抗生素有效成分CIPRO的專利,Bayer公司為了使Barr停止對該專利提起的無效宣告請求訴訟,同時為了有效排除包括Barr在內的三家葯品生產廠商與其競爭銷售CIPRO相關產品,最終簽訂了該份協議。
Bayer公司是CIPRO專利的所有者(該專利1987年6月2日取得,於2004年4月9日保護期屆滿),在1991年12月6日,Barr發布公告,依照美國Hatch-Waxman法3,該公司已經向美國食品與葯品管理局 (FDA)提交了一個簡要的新葯申請以尋求在Bayer公司的專利過期
1 Bayer案例內容基於Lexis英文資料庫翻譯、編輯。案例的資料庫編號:2006 WI App 102, *; 293 Wis. 2d 770, **;718 N.W.2d 251, ***; 2006 Wisc. App. LEXIS 405
2 三家葯品生產廠商: Barr Laboratories, Inc. ("Barr"),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 and The Rugby Group ("Rugby")
3 美國的 Hatch-Waxman 法案規定了一些激勵措施來支持專利已經過期的葯物的仿製葯開發,同時允許專利所有者補回在美國食品與葯品管理局 (FDA) 審批過程中耽誤了的時間。
案例評析
能夠被許可銷售CIPRO仿製產品,依照美國Hatch-Waxman法,Bayer公司將有四十五天的時間來控告Barr專利侵權。1992年1月16日,Bayer公司在紐約南部的行政區控告Barr,控告Barr侵犯了其專利,FDA就此中止了對Barr所提申請的審批,Barr在答辯期間聯合了Rugby(三家葯品生產廠商之一)針對Bayer公司提出專利無效宣告請求並為公眾實施的反訴。
在案件進入初審法院前,即1997年1月8日,Bayer公司與Barr共商並最終與三家葯品生產廠商聯合簽訂了「解決協議」。該協議對至少六年的美國整個CIPRO產品市場作出了劃分,協議內容包括:Bayer公司向Barr, HMR 支付總價值約達$ 398百萬的報酬,作為交換,Barr承認CIPRO專利的有效性,承諾在美國的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上不與Bayer公司相競爭。基於該協議,Bayer公司在美國的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上保持住了壟斷地位,從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期間,Bayer公司所銷售的CIPRO產品的價格上漲了16.7%,成為美國處方葯價格中上漲幅度最大的之一;內部銷售文件顯示,公司的稅收和利潤在簽訂該協議後均有大幅度增長,從1998年到1999年,Bayer公司從CIPRO項目上上繳的國家稅收從$834,620,400增至$1,042,473,100,漲幅為25%,其凈利潤從$756,265,800到$921,631,900,漲幅為22%。
2000年11月6日,上訴人代表自己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州因CIPRO商標而認夠CIPRO產品的消費群體開始了訴訟之路。上訴人主張,由於Bayer公司和Barr等廠商間共謀形成的反托拉斯的「解決協議」,固定了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從而導致了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居民需要支付比沒有這樣的協議存在時高很多的價格來購買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該行為實質損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並對該州產生了不良影響,違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第CH1334。
初審州法院認為,CH133僅適用於州內貿易,並以此為由駁回了起訴。二審法院認為,CH133不僅適用於州內貿易,在某些情形下,還適用於州際貿易。該法院判決認為,初審法院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存在錯誤,應當對原告訴被告違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主張予以支持,二審法院推翻了初審法院的判決。
該案經上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二審法院認為初審法院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是錯誤的認定是正確的,應當對原告訴被告違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以及原告訴被告的行為實質損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並對該州造成了不良影響的主張予以支持。但是,固定價格及壟斷行為在在專利有效期件內是合法的,在有效期外屬於非法行為,違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
二、案例解析
本案中,在CIPRO專利有效期間,即自合同簽訂日1997年1月8日至專利保護期屆滿之日2004年4月9日期間,Bayer公司作為CIPRO專利產品的所有者,其在行使該專有權的過程中,《專利法》賦予了Bayer公司在一個有限的時間段、一定地域范圍內就CIPRO產品的生產或者銷售的壟斷5地位,這種壟斷權利的賦予是作為Bayer公司向社會公眾公開其發明創
4 Wisconsin Stat. § 133.03:(1)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聯合,或共謀,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將構成重罪。如果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000美元的罰款;如果是其他參與人,將處以不超過$ 50,000美元的罰款。(2)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共謀劃壟斷州際間或與外國間的商業和貿易,將構成重罪。如果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000美元的罰款;如果是其他參與人,將處以不超過$ 50,000美元的罰款。
5 壟斷是指經營者或其利益代表者,濫用已經具備的市場支配地位,或者通過協議、合並或其他方式謀求或謀求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藉以排除或限制競爭,牟取超額利益,依法應予規制的行為。
造的代價或補償,壟斷權利使其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變得合法化。也就是說,此階段是以合法的方式保護壟斷,這種保護可以減少人們以暴力和欺詐手段剝奪他人財產的慾望,從而可以激勵人們從事更多的生產經營活動,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但是,在CIPRO專利期限屆滿後,即自2004年4月9日後,Bayer公司即喪失了對CIPRO產品排他性的壟斷權利,如果Bayer公司在此時間點後仍然延續其一貫的壟斷行為,就可能會導致一種利用過期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發生。因為,在專利過期的情形下,作為CIPRO產品的經營者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他們已不再享有受法律保護的壟斷地位。此後,Bayer公司的壟斷行為在主觀方面是牟取超額利益,在客觀方面存在著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行為,行為目的是為了維持或提高市場地位,獲取超額壟斷利益,行為後果是對市場競爭的實質性的損害或損害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違法性。在專利保護期屆滿之後,Bayer公司與Barr等廠商仍然按照「解決協議」的內容執行固定價格,排除競爭的行為,完全符合壟斷行為的構成要件。
進一步地說,在專利保護期屆滿之後,Bayer公司的壟斷行為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具體表現為壟斷高價類型。Bayer公司作為CIPRO產品的經營者,在該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中已具有較大影響力,為了進一步排除競爭,它與Barr等三家葯品生產廠商簽訂了「解決協議」,對資源配置和利益重新作出分配,使其在CIPRO相關產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上,幾乎占據了全部市場份額,沒有其他的競爭者能夠與之形成競爭。由於制葯行業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較大,CIPRO產品作為一種最常用抗生素類葯,市場集中度高,消費者對其依賴程度越大,Bayer公司的市場支配地位也就越高,而Bayer公司正是憑借該公司的市場支配優勢地位,以遠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幅度確定銷售價格來銷售其CIPRO產品,攫取超額壟斷利潤。
該壟斷高價行為不但實質性地損害了消費群體的利益,而且使自身失去或大大降低其通過平等競爭改善管理、推進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並且阻礙了社會福利的增長,損失了社會整體福利,同時,該行為還踐踏了平等交易規則,破壞了公平競爭的秩序,掠奪了社會資財,侵犯了其他經營者的利益。因此,在這種專利權過期的情形之下,如果Bayer公司依然擁有一個長期和穩定的壟斷地位,可能會導致社會經濟效益低下,因此,這一階段利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所實施的妨礙競爭的行為,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
三、結語點評
本案給出的美國Bayer公司判例至少表明:專利權所有人的市場支配地位及壟斷高價行為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具有合法性,在此期間,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維護市場有效競爭的前提條件下,給予其最大可能地保護,然而,這種保護並不是無期限、無限制的,相同行為在專利有效期外的延續則可能構成壟斷行為,屬於非法行為,此時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
『柒』 康拜爾有專利嗎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教你怎麼檢索,你自己去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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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認真學習一下檢索的技巧。
祝你好運。
『捌』 噻蟲胺在中國有沒有專利保護
CN201010148171.0 CN101796962A A01N57/12(2006.01)I 一種含噻蟲胺與馬拉硫磷的殺蟲組合物A01N57/12(2006.01)I===一種含噻蟲胺與馬拉硫磷的殺蟲組合物
CN201010148426.3 CN101796960A A01N51/00(2006.01)I 一種含噻蟲胺的殺蟲組合物A01N51/00(2006.01)I===一種含噻蟲胺的殺蟲組合物
CN201010148296.3 CN101796959A A01N51/00(2006.01)I 一種含噻蟲胺與茚蟲威的殺蟲組合物A01N51/00(2006.01)I===一種含噻蟲胺與茚蟲威的殺蟲組合物
CN201010148178.2 CN101796958A A01N51/00(2006.01)I 一種含噻蟲胺與丁硫克百威的殺蟲組合物A01N51/00(2006.01)I===一種含噻蟲胺與丁硫克百威的殺蟲組合物
CN201010132937.6 CN101796957A A01N51/00(2006.01)I 吡丙醚復配殺蟲劑A01N51/00(2006.01)I===吡丙醚復配殺蟲劑
CN201010148113.8 CN101790992A A01N57/14(2006.01)I 一種含噻蟲胺與辛硫磷的殺蟲組合物A01N57/14(2006.01)I===一種含噻蟲胺與辛硫磷的殺蟲組合物
CN200880023578.1 CN101730472A A01N43/82(2006.01)I 包含殺蟲劑和植物活化劑的農葯組合A01N43/82(2006.01)I===包含殺蟲劑和植物活化劑的農葯組合
CN200910167390.0 CN101669514 A01N57/16(2006.01)I 一種增效殺蟲組合物A01N57/16(2006.01)I===一種增效殺蟲組合物
CN200910035430.6 CN101669502 A01N51/00(2006.01)I 含氯代噻唑煙鹼類殺蟲劑與噻嗪酮的殺蟲劑組合物及其制備與應用A01N51/00(2006.01)I===含氯代噻唑煙鹼類殺蟲劑與噻嗪酮的殺蟲劑組合物及其制備與應用
CN200910163769.4 CN101658172 A01N43/40(2006.01)I 一種含多殺黴素的殺蟲組合物及其應用
『玖』 草銨膦化合物專利是什麼時候到期的
北京五一國際知識產權為您解答:
您好,要想確認某項專利是否期限屆滿,或者什麼時候到期,可以對法律狀態進行檢索。
●專利或專利申請法律狀態檢索的方法有:
一是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登記簿查詢專利的法律狀態。專利登記簿登記的內容包括:專利權的授予、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無效宣告、專利權的終止、專利權的恢復、專利權的質押、保全及其解除、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備案、專利實施強制許可。專利登記簿上記載的事項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的保護。任何人經國家知識產權局同意後,均可以查閱或者復制專利登記簿中的有關內容,並請求國家知識產權局出具專利登記簿副本。通過專利登記簿中記載的內容,可以了解專利是否期限屆滿。請求出具專利登記簿副本的,應當繳納費用。
二是登錄知識產權出版社,使用"法律狀態查詢"功能查詢專利是否期限屆滿。法律狀態信息主要有:實質審查請求的生效、專利權的無效宣告,專利權的終止,權利的恢復,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轉移,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備案,專利權的質押、保全及其解除,著錄事項變更、通知事項等。不過檢索系統信息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即時准確的法律狀態信息應以專利登記簿記載的內容為准。
三是在知識產權出版社正式發行的中國失效專利資料庫中查詢專利是否期限屆滿。
●查詢國外失效專利的方法:
一般情況下可以通過保護期限推算出某個專利是否因期限屆滿而自然終止成為失效專利,國外大多數國家發明專利的保護期限均為20年,實用新型專利的保護期限5-10年不等。
二是通過查詢該國專利局專利登記薄上的法律狀態確定。對於因申請人放棄專利權而提前終止或被專利局宣告無效等原因失效的專利,只能通過查詢該國專利局專利登記薄上的法律狀態確定。
三是可以直接到各個國家專利局的官方網站或歐洲專利局網站上免費查詢並下載原文,也可以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相關鏈接"國外主要知識產權網站"進入查詢。
『拾』 阿司匹林我們都知道,那阿司匹林有沒有什麼傳奇
拜耳公司專利、商標的多舛命運
1914年,一戰爆發,席捲歐、亞、美洲和美洲,拜耳公司很快成了戰爭的受害者,生產銷售受到嚴重影響;1919年,德國戰敗,拜耳公司的海外資產(專利、商標)作為戰爭賠償被勝利的英、法、美等獲得。
戰後,在美國和加拿大,Sterling Drug公司以五百萬美元的價格獲得了拜耳公司的資產包括拜耳的名稱和著名商標的使用權,在美國不得不以另一名字銷售阿司匹林;1994年,拜耳公司以10億美元再從美國買回阿司匹林的產權。
阿司匹林的「神葯」地位
阿司匹林常被視為「萬能葯」,用作止痛劑、解熱葯和消炎葯,防止血小板在血管破損處凝集,有抗凝作用,治療某些特定發炎性疾病,如川崎氏病、心包炎、風濕熱等,高風險患者長期服用以預防心臟病、中風與血栓,預防特定幾種癌症,特別是直腸癌,全球30多個國家、地區批准用於心腦血管事件一級預防。
關於此款「神葯」的爭議
阿司匹林在被廣泛應用的一級預防中爭議不斷,2019年,被納入13項RCT試驗,共164225名患者的薈萃分析顯示,其預防疾病有一定成效,但也顯著增加出血、顱內出血及嚴重上消化道出血發生率。簡而言之,長期服用出血的副作用風險會大於其預防出血的可能。如何看待神奇和爭議,其在一級預防的作用仍是至關重要,使用前評估心腦血管發生風險/出血風險應根據病情權衡利弊,個體化規范治療才是王道。
阿司匹林臨床新用
進來有不斷的相關研究顯示其臨床新適應症,預防認知功能下降及阿爾茨海默症,以改善抑鬱和精神分裂症,顯著減緩慢性肝病患者肝纖維化進程,其在其他腫瘤方面的應用也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