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誰知道美國聯合果品公司
聯合果品公司是美國主要的熱帶水果(主要為香蕉和菠蘿)進口商,該公司進口在第三世界種植園的產品在美國和歐洲市場銷售。該公司於1899年由鐵路大亨小C.凱西的香蕉公司和安德魯.普利斯通的波士頓水果公司合並而來,它的繁榮時期是在20世紀早期和中期。在那段時期,這個公司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如哥倫比亞和厄瓜多)大量的水果種植園和運輸網路。這一時期盡管存在「標准水果公司(即現在的Dole Food Company.)」等其他水果公司的競爭,聯合果品公司還是獲得了在某些區域的實際壟斷地位。1970年,聯合果品公司與美國AMK公司合並後成為聯合品牌公司(United Brands Company),1984年,聯合品牌公司更名為現在的「切姬塔品牌公司(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
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的活動成為批評家攻擊跨國公司為新殖民主義的典型,該公司曾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擁有大量土地,同時還擁有的國際鐵路和運輸船壟斷交通,甚至還在1913年成立了區域的電信公司。但是,該公司壟斷市場的主要手段還是控制生產適宜香蕉的土地,壟斷土地使用權是聯合果品公司生存的主要手段,因此為了獲得並維持這種壟斷權,聯合果品公司必須以政治手段影響當地政府,聯合果品公司的政治活動,往往造成腐敗和獨裁,以至於那種被跨國公司造就的腐敗獨裁的半奴隸制國家被稱為「香蕉共和國」
這個公司在這些中美洲國家建設密集的鐵路和港口,開辦學校,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個公司在其擁有的土地上建立自然保護區也有利於當地熱帶雨林的保護,
1954年,瓜地馬拉民選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頒布土地改革法,涉及聯合果品公司閑置香蕉種植地地,聯合果品公司游說美國政府介入,1954年6月,CIA支持下的瓜地馬拉政變軍隊自宏都拉斯入侵,推翻了阿本斯·古斯曼政府,阿本斯·古斯曼流亡國外。但是,聯合果品公司的干預活動造成該公司名譽受損,以至該公司股價和利潤下跌,最嚴重的是1958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該公司動用反壟斷程序,強迫拆分該公司。造成了此公司以後10多年的經濟下滑。
另外,聯合果品公司在東古巴擁有糖廠,1959年被古巴卡斯特羅政府沒收,1960年4月,卡斯特羅指責聯合果品公司資助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並稱「古巴不是另一個瓜地馬拉」
2. 香蕉共和國是怎麼樣的一個牌子
香蕉共和國香蕉共和國,是一個經濟體系屬於單一經濟(通常是經濟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擁有不民主或不穩定的政府,特別是那些擁有廣泛貪污和強大外國勢力介入的國家的貶稱。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國家。 名稱來源 香蕉共和國的綽號最初被賦予經濟命脈被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和標准果品公司控制的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1871年,美國鐵路企業家梅格斯(Henry Meiggs)在哥斯大黎加建築首都聖荷西和檸檬港(Limón)之間的鐵路讓中美洲各國出口香蕉到美國。梅格斯之侄凱斯(Minor C. Keith)甚至娶哥斯大黎加總統之女為妻,1870年之前美國人並不認識香蕉,然自該鐵路建築後的28年內,美國共消費了1,600萬串香蕉。香蕉共和國此一詞彙於1904年由美國作家歐·亨利在Cabbages and Kings 一文中首創,以虛構的republic of Anchuria來影射被美國控制的宏都拉斯,稱她為香蕉共和國。 自此,這兩家公司操控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又自行或透過美國政府插手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甚至操縱更改總統人選。例如1951年瓜地馬拉總統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án)宣布將聯合果品公司在瓜地馬拉的大片土地收歸國有,曾任職於聯合果品公司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1954年策動其競爭阿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從宏都拉斯入侵,導致阿本斯辭職。智利詩人聶魯達寫了一首名為《聯合果品公司》的諷刺詩。 香蕉共和國(Banana Republic)為GAP集團下比較偏向貴族風格,同時設計款式較為流行新穎,同時屬於中高價位。為美國大眾普遍接受且喜歡的品牌之一。 Banana Republic起源於1978年的美國加州,並於1983年開始從事服裝的設計發展,並提供了多樣的服飾在時尚男裝、女裝的開發上,並成為美國時尚品牌。 與歐洲大牌的豪華浮誇設計不同,美國的Banana Republic(香蕉共和國)向來走的是極簡約路線,不誇張無裝飾,低調得讓人吃驚。與高昂的價位形成對比的是Banana Republic的捧場客一直是駱繹不絕,高檔的面料,極其合身的剪裁,獨特的質感都讓Banana Republic fans無法不上癮:Banana Republic穿上身的感覺無比舒服,面料很薄不算緊身但是讓人的形體非常棒......so hot,so sexy,Banana Republic那麼簡單的款式通過剪裁和面料達到超常的效果,簡直是奇跡!例子除以上經典例子外,以下也是香蕉共和國的例子:智利2004年的調查發現,前獨裁者皮諾切特與家屬在美國里格斯銀行擁有巨額存款,其來路不明的財富多達2,600萬美元並涉及逃漏稅。調查發現不法所得有來自軍購甚至毒品者,2006年更傳出他在香港存有9公噸金條。
3. 香蕉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香蕉戰爭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發生的一系列循環沖突,由美國主導的經濟保護。主要原因為了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商業利益。最明顯的是聯合果品公司已在重大經濟利害關系的整個加勒比地區,中美洲地峽地區和南美洲北部的部分地區可生產香蕉、煙草、甘蔗、以及其他多種產品。美國也推進其政治利益,保持了勢力范圍和控制巴拿馬運河,至關重要的全球貿易和海軍力量。
4. 叢蝶-聯合採購(水果店聯合採購)到底是什麼,這樣對水果店進貨,或者說水果店聯合採購這樣的渠道是什
叢蝶-聯合採購(水果店聯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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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蝶聯合採購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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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施展「多做一點」的魅力
某著名猶太人投資專家通過大量的觀察研究,得出一條很重要的原理:「多一盎司定律」。他指出,取得突出成就的人與取得中等成就的人幾乎做了同樣多的工作,他們所做出的努力差別很小——「多一盎司。」但其結果,在所取得的成就及成就的實質內容方面,卻經常有天壤之別。
他把這一定律也運用於他在耶魯的經歷。約翰·坦普爾頓決心使自己的作業不是95%而是99%的正確。結果呢?他在大學三年級就進入了美國大學生聯誼會,並被選為耶魯分會的主席,得到了羅茲獎學金。
在商業領域,約翰·爾頓把多一盎司定律進一步引申。他逐漸認識到只多那麼一點兒就會得到更好的結果。那些更加努力的人就會得到更好的成績,那些在一品脫基礎上多加了17盎司而不是16盎司的人,得到的份額遠大於一盎司應得的份額。
「多一盎司定律」可以運用到所有的領域。實際上,它是使你走向成功的普遍規律。
例如,把它運用到高中足球隊,你就會發現,那些多做了一點努力,多練習了一點的小夥子成了球星,他們在贏得比賽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得到了球迷的支持和教練的青睞。而所有這些是因為他們比隊友多做了那麼一點。
在商業界,在藝術界,在體育界,在所有的領域,那些最知名的、最出類拔萃的猶太人與其他人的區別在哪裡呢?回答是就多那麼一點兒。「多加一盎司」——誰能使自己多加一盎司,誰就能得到千倍的回報。
在工作中,有很多時候需要我們「多加一盎司」。多加一盎司,工作就可能大不一樣。盡職盡責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人,最多隻能算是稱職的員工。如果在自己的工作中再「多加一盎司」,你就可能成為優秀的員工。
「多加一盎司」在所有的工作中都會產生好的效果。如果你多加一盎司,你的士氣就會高漲,而你與同伴的合作就會取得非凡成績。要取得突出成就,你必須比那些取得中等成就的人多努一把力,學會再加一盎司,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
「多加一盎司」其實並不難,我們已經付出了99%的努力,已經完或了絕大部分工作,再多增加「一盎司」又有什麼困難呢?但是,我們往往缺少的卻是「多加一盎司」所需要的那一點點責任、一點點決心、一點點敬業的態度和自動自發的精神。
「多加一盎司」其實是一個簡單的秘密。在工作中,有很多東西都是我們需要增加的那「一盎司」。大到對工作、公司的態度,小到你正在完成的工作。甚至是接聽一個電話、整理一份報表,只要能「多加一盎司」,把它們做得更完美,你將會得到數倍於一盎司的回報。
猶太人獲得成功的秘密就在於不遺餘力——加上那一盎司。多一盎司的結果會使你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天賦。約翰·坦普爾頓發現了這個秘密,並把它運用到他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從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現在起,你也掌握了這個秘密,好好運用它吧!
「我已經竭盡全力了嗎?或許我還有一盎司可加?」經常這樣提問自己,將讓你受益匪淺。
切莫輕視日常的小節和小事
成功的猶太人認為,好的習慣,好的品質,要靠日積月累。成功的輝煌,來自平常的學習和訓練。切莫輕視小節和小事,因為什麼東西都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要善於從小事做起,把它們一件件做好,這才能做成大事。
猶太人同時也特別相信伏爾泰的這句話:使人疲憊的不是遠處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很有必要隨時倒出鞋子里的那粒沙子。生活、中,將你擊垮的不是那些巨大的挑戰,而是一些非常瑣碎的小事。不少人都有著這樣的體驗:當災難突然降臨時,人們常會因為恐懼、緊張,本能地產生一種巨大的抗爭力量。然而,當困擾你的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時,你可能就會束手無策,因為它們是生活的細梢末節,很微不足道。然而,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能無休止地消耗人的精力。
成功的猶太人認為,一個人要建功立業,也需要從一件件平平常常、實實在在的小事做起。正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那種視善小而不為,認為做善小之事屬於「表面化」與「低層次」的人無疑是眼高手低的人。猶太人經常教育他們的孩子,要想做一個有志有為的年輕人,必須自覺地從身邊的「舉手之勞」做起,即使做一件很微小的好事也比視善小而不為的人強,因為「天下難事必做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美國標准石油公司曾經有一位猶太人小職員叫布朗。他在出差住旅館的時候,總是在自己簽名的下方,寫上「每桶4美元的標准石油」字樣,在書信及收據上也不例外,簽了名,就一定寫上那幾個字。他因此被同事稱做「每桶4美元」,而他的真名倒沒有人叫了。
公司董事長洛克菲勒知道這件事後說:「競有職員如此努力宣揚公司的聲譽,我要見見他。」於是邀請布朗共進晚餐。
後來,洛克菲勒卸任,布朗成了第二任董事長。在簽名的時候署上「每桶4美元的標准石油」,這算不算小事?嚴格說來,這件小事還不在布朗的工作范圍之內。但布朗做了,並堅持把這件小事做到了極致。那些嘲笑他的人中,肯定有不少人才華、能力在他之上,可是最後,只有他成了董事長。
還有一些人因為事小而不願去做,或抱有一種輕視的態度。有這么一個故事,據說,在開學第一天,蘇格拉底對他的學生們說:「今天咱們只做一件事,每個人盡量把胳臂往前甩,然後再往後甩。」說著,他做了一遍示範。
「從今天開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嗎?」學生們都笑了,這么簡單的事,誰做不到?可是一年之後,蘇格拉底再問的時候,全班卻只有一個學生堅持下來了。這個人就是後來的大哲學家柏拉圖。
「這么簡單的事,誰做不到?」這正是許多人的心態。但是,請看看吧,那些成功的猶太人,他們與我們都做著同樣簡單的小事,惟一的區別就是,他們從不認為他們所做的事是簡單的小事。
一個人的成功,有時純屬偶然,可是,誰又敢說,那不是一種必然呢?
皮亞是猶太銀行大王,每當他向年輕人回憶過去時,他的經歷常會令聞者沉思起敬。人們在羨慕他的機遇的同時,也感受到了一個銀行家身上散發出來的特有精神。
還在讀書期間,皮亞就有志於在銀行界謀事。一開始,他就去一家最好的銀行求職。一個毛頭小子的到來,對這家銀行的官員來說並不起眼,皮亞的求職接二連三地碰壁。後來,他去了其他銀行,結果也是令人沮喪。但皮亞要在銀行里謀職的決心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他一如既往地向銀行求職。有一天,皮亞再一次來到那家最好的銀行,「膽大妄為」地直接找到了董事長,希望董事長能僱用他。然而,他與董事長一見面,就被拒絕了。對皮亞來說,這已是第52次遭到拒絕了。當皮亞失魂落魄的走出銀行時,看見銀行大門前的地面有一根大頭針,他彎腰把它撿了起來,以免傷到他人。
回到家裡,皮亞仰卧在床上,望著天花板發愣,怨恨命運對自己如此不公平,連讓他試一試的機會都不給。在傷心中,他睡著了。第二天,皮亞又准備出門求職,在關門的一霎那,他看見信箱里有一封信,拆開一看,皮亞欣喜若狂,甚至有些懷疑是否在做夢——他手裡的那張紙是錄用通知單。
原來,昨天就在皮亞蹲下身子去拾大頭針時,被董事長看見了。董事長認為如此精明細心的人,很適合當銀行職員,所以,改變主意決定錄取他。皮亞在銀行界平步青雲,後來功成名就。
於細處可見不凡,於瞬間可見永恆,於滴水可見太陽,於小草可見春天,上面說的都是一些「舉手之勞」的事情,但不一定所有人都願「舉手」,或者有人偶爾為之卻不能持之以恆,可見,「舉手之勞」中足以折射出人的崇高與尊貴。難怪古人雲「勿以善小而不為」。
成功的猶太人常常說,一個人一生只要干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要專心做一件事。由於人的時間、精力、腦力有限,老天對每一個人的時間是公平的,一天24小時大家都一樣。所以當你在一生或一段時間內選擇一、二個目標時,就應該把所有時間、精力、腦力用在這方面。社會上有一些專才或專家,他們連一般的生活常識也不清楚,但他們對某些專業方面比一般人都在行。這就是因為他節約了其他付出的時間,專心做一、兩件事,他們在這一兩個方面花的時間比其他人多得多,所以成功了,在這方面有了比人家更多的回報,這也是一種捷徑。當你在談論或與他講一些與他無關的話題時,他的臉上沒有一點反應,也不接一句話,好像根本沒有聽見。這種人很知道節約時間、精力和腦力,少與他人討論沒有意義的事情,這也是一種節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一個階段專心做一件事,將其他不重要的事情放一放,完成以後再設定一個新目標。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人生軌跡,有著不同的人生追求,千萬不要和別人攀比,永遠要堅定自己的信念,猶太人在他們的事業道路上經常提醒自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人生大目標,扎扎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
在以色列的一個小鎮上,有一位年輕的猶太人,他是一個單位的看門人,也許是因為工作太輕閑,為了打發時間,他經常看一些歷史方面的書籍,作為自己的業余愛好。就這樣,他看門60多年,歷史方面的書籍他竟然也看了60年。功夫不負有心人,憑著自己的這份毅力,他對歷史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隨之聲名遠播,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被授予院士頭銜,成為了世界上著名的歷史學家。
這位猶太人成功的例子,給世人以這樣的啟示:一生干好一件事。宇宙無限,人生有限,每個人都應當把有限的時間、有限的精力集中起來,做一件應當做、可能做好的實實在在的事情。一個目標確定以後,必須凝聚自己的全部心力、體力,心無旁騖,堅守初衷,直到成功。
人腦不少於140億個腦細胞,即使是成功的猶太人也是這樣,他們大腦潛力的開發還不足10%。可見,一個人一生干好一件事並不難,關鍵是能否有堅持到底的毅力。有的人只圖眼前,不計長遠,風來隨風,雨來隨雨,今無干這,明天干那,見到什麼都被吸引過去湊一湊熱鬧。結果,到頭來常常落得兩手空空,一事無成。
依據對手的變化相機制定戰略戰術
能接受被動更要能爭取主動,相對於一切外在環境因素,商人都應當成為強者。
猶太商人在經營中,能依據外部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市場和競爭對手的變化而相機制定自己的戰略戰術,這的確是高明的。由於市場變化多端,競爭激烈,能否順應這種變化,成為企業能否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在。企業應該善於根據變化了的市場情況、競爭對手情況,制定出各種應變的計劃。
有這樣一個例子說明了猶太人面對環境隨機應變而獲得的成功。猶太人占姆士原來沾染了惡習,像個花花公子,到處尋花問柳,沉溺賭博,把父親給他的一筆財產花光以後,生活也難以為繼了。這時他才覺醒,想要努力奮斗。浪子回頭金不換,占姆士決心從頭做起。他從哥哥那裡借來一點錢,自己開辦一間小葯廠。他親自在廠里組織生產和銷售工作,從早到晚每天工作18個小時。有多大的付出就會有多大的收獲,他把工廠賺到的一點錢積蓄下來用於擴大再生產。幾年後,他的葯廠辦得有點規模了,每年有幾十萬美元盈利。但機敏的占姆士經過市場調查和分析研究後,覺得當時葯物市場發展前景不大,又了解到食品市場前途光明。因為世界有幾十億人口,每天要消耗大量的各式各樣的食物。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於1965年毅然出售了自己的葯廠,再向銀行貸得一些錢,買下了「加雲坎食品公司」的控股權。這家公司是專門製造糖果、餅干及各種零食的,同時經營煙草,它的規模不大,但經營類別很多。占姆士接管該公司後,在經營管理和行銷策略上進行了一番改革。他首先將生產產品規格和式樣進行擴展延伸,如把糖果延伸到巧克力、香口膠等多個品種;餅干除了增加品種,細分兒童、成人、老人餅干外,還向蛋糕、蛋卷等食品發展。這樣,使公司的銷售額迅速增長。接著,占姆土在市場領域上下功夫,他除了在本市經營外,還在其他城市設分店,以後還在歐洲眾多國家開設分店,形成了廣闊的連鎖銷售網。隨著業務的增多,資金變得雄厚,占姆士又相機應變,把英國。荷蘭的一些食品公司收購進來,使其形成大集團。到1972年,他的食品連鎖店已達2500家,成為英國最大的食品公司了。
占姆士時刻注視著市場風雲的變化,隨機應變,逐步由食品行業經營,拓展到地產業、石油業、金融業、出版業。經過20多年的經營,他已成為世界20位超級富豪之一了。
釣「魚」時要謹防被奪「餌」
商人就是釣魚者,因此要謹防「魚」沒釣著,而「誘餌」反被吃掉的結果發生,那會令人笑掉大牙的。
在猶太商人中,有一位「釣魚不成反被奪餌」的企業家,他就是伊利·布萊克。布萊克是一個猶太教法典學院(拉比學院:的畢業生,他隨父母一起從波蘭遷來美國,在長島擔任過3年拉比。後來,他覺得傳教沒有什麼意思,便放棄了拉比的職位,轉而去哥倫比亞商學院學習。
離開學校後,他在萊曼兄弟公司干過一段時間,管理羅森沃爾德家族的財產。此後,他買下了一個陷入困境的瓶蓋製造公司——美國西爾一卡普公司。用布萊克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個規模極小而問題極大的公司」。布萊克對該公司進行了大的改造,易名為AMK公司之後,便走上了盤購的道路。
不久,布萊克的這家資產僅為4000萬美元的瓶蓋製造公司開始「追求」另一家問題重重的公司——約翰·莫雷爾公司。這是一家肉食品罐頭企業,規模為AMK公司的20倍,資產達8億美元。
布萊克剛把約翰·莫雷爾公司連同它的種種問題一股腦兒塞人自己的皮包,轉身又去追求一個歷史悠久,以波士頓為基地的香蕉種植和運輸公司——聯合果品公司。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有幾十萬頃的種植園,擁有自己的冷藏船隊,共有37艘冷藏船,年銷售額達到50億美元。公司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並不被人看好,只能算一種疲軟的保本股票,因為公司的經營情況時好時壞,須憑自然或外國政治家的脾氣而定。不過,這家公司有兩個不為人注意的長處,一是它沒有債務,二是它有1億美元的現金和流動資金。正是這兩點吸引了布萊克這個精明的估價人的眼光。
布萊克偶然從一家經紀行得到消息,該行早在2年前就曾以較高的價格向委託人推薦過聯合果品公司的股票,而現在又在尋找對象把它盤出去。布萊克瞅准時機,馬上採取行動,先將這些經紀人手上的股票買下來,搶先了一步。布萊克從摩根信託公司為首的銀行集團借貸了3500萬美元,以每股56美元,也就是比市場價高4美元的價格買進了大量股票。這筆交易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上名列第三的大宗交易。
之後,布萊克希望不動干戈就能把聯合果品公司收購下來,但其他精明的人也看到了該公司有油水,結果導致了一場混戰。幾個月之內,3次投標出價,使股票的價格由每股50美元漲到了88美元。1968年正是20世紀60年代哄抬行情中兼並狂潮達到高峰的時候,布萊克以80美元到100美元的價格將可更換股票的債券和認股證書一攬子收進的交易,極有誘惑力。硝煙散盡,AMK成了勝利者,布萊克通過戈德曼·薩克斯公司又收進了36萬多股股票。
布萊克把新組建的聯合大企業命名為「聯合商標公司」,這個食品加工綜合企業,規模極為龐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經營情況卻與此並不相稱。1969年股市崩潰和隨後的經濟衰退,打斷了布萊克企圖犯錯釣大魚的連續作業,而連續的天災人禍,則使其虧損不斷上升。
1970年公司虧損200萬美元,1971年為2400萬美元,1972年和1973年還可以,收支扯平。1974年公司總收入為20億美元,而虧損卻達到了4360萬美元。
聯合果品公司接連遭受自然災害:颶風毀壞了中美洲的許多水果作物:乾旱和欠收導致全球范圍糧食緊缺,牛飼料價格也隨之猛漲。更為糟糕的是,後來又遭遇了中南美洲7個國家效法歐佩克的打擊。
這7個香蕉輸出國為了沖抵自1973年以來因石油價格上漲造成的赤字,聯合決定對每箱40磅的香蕉課以50美分或1美元的出口稅。實際徵收這項稅的只有3個國家,宏都拉斯是其中之一。宏都拉斯定下的稅額是每箱50美分。由於聯合商標公司的香蕉有35%是在宏都拉斯生產的,每箱50美分,累積起來將達1500萬美元之巨,這對聯合商標公司來說,卻是一筆大開銷。
就在這時,宏都拉斯官方渠道又放出風聲,說出於某種考慮,可以適當降低稅額:如果聯合商標公司另行支付500萬美元,宏都拉斯總統就會減半徵收。這樣,公司可以少納稅750萬美元。這是明目張膽的索賄。公司經過同宏都拉斯方面的談判,商定支付250萬美元的賄賂。隨後,通過公司在歐洲的高級職員,將125萬美元存入了一家瑞士銀行的賬戶,同時答應將餘款陸續存人。後來,布萊克因默許賄賂受到極大的壓力,所以,餘款再也沒有送去。再往後,連送去的必要也沒有了。颶風毀壞了宏都拉斯70%的香蕉林,造成公司的損失高達1950萬美元。
嚴重的虧損迫使布萊克只好出賣子公司彌補赤字,聯合商標公司的股票則跌到了4美元一股。這家總收入在20億美元以上的公司在公眾的眼裡只值4000萬美元。這時,行賄宏都拉斯總統的事又東窗事發。在這所有壓力之下,布萊克垮了,這位因其道德心和事業心無法忍受失敗與丑聞的實業家,終於在1975年2月3日從位於泛美大廈44層樓的辦公室里,跳樓身亡。
布萊克失敗的原因中有許多偶然因素,而且人們也不應當完全以成敗論英雄,但是,他這種釣魚不成反被奪餌的失敗教訓,還是值得人們認真吸取的。
時時以危機感警策自己
美國猶太富豪洛克菲勒曾說,商人的事業永無止境,擁有了一定的財富,那隻是階段性的成功。如果不以危機感時時警策自己,那便會讓自己陷入真正的危機。一個商人在取得所謂的成功之後,所面臨的壓力可能會更大。你需要時時記住,你所取得的只是階段性的勝利,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頭。
說到危機感,可能你會說:那是沒有成功的人或失敗者才需要考慮的,成功者只需盡情地舉起慶祝的酒杯,好好享受成功後的喜悅。
成功了,該慶祝慶祝,但如果你認為成功了就不需要危機感,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作為流浪民族,任何一個猶太商人絕不會因為一時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更不會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
事實上,每一個真正成功的猶太商人,其實都時時充滿了危機感。因為他們知道,影響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充滿了變數,而這些因素你又不能完全控制。這就意味著成功只是暫時的,一旦某個因素發生變化,可能就需要面對失敗。如果你沒有危機感,對於可能發生的事情缺少應對的策略,到那時候,你可能就會束手無策。
一次、兩次成功了,更需要你冷靜下來,考慮這次所以成功的主客觀原因,而對於可能出現的競爭,對於社會政治可能出現的變化,對於消費者的更新變化等,都要進行冷靜分析,並制定出相應的應對措施。這才是一個真正有眼光的商人所應有的態度。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危機感,這個民族就潛藏著巨大的危機;一個商人如果沒有危機感,他的事業前景就十分堪憂;所以,即使已經成功了,你也應該時刻記住:明天的日子也許不會比今天更好過!
6. 這個人是誰
切·格瓦拉 網路名片
切·格瓦拉肖像畫切·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他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後,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發動共產革命。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並於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死後,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有大量文藝作品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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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
[編輯本段]個人履歷
切·格瓦拉(西班牙文: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或簡單稱切(El Che 或 Che),本名埃內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全名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西班牙語: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是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醫師、作家、游擊隊隊長、軍事理論家、國際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自切死後,他的肖像已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徵、全球流行文化的標志,同時也是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 身為年輕的醫學系學生,格瓦拉游歷了整個拉丁美洲,並因親眼目睹了貧窮的無所不在而深感震撼。他在這些旅行中的所見所聞,使他斷定各地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果,唯一的補救方法便是進行世界革命。這個信仰激勵他介入了瓜地馬拉在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統治下的社會改革;阿本斯最終1954年瓜地馬拉政變,在美國中情局暗中策動下被推翻,結束了瓜地馬拉當時不同凡響的意識形態。後來,格瓦拉在墨西哥市結識了勞爾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加入他們的七二六運動,懷抱著推翻親美的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的理想、乘著格拉瑪號闖入古巴。格瓦拉不久便在起義者間展嶄露頭角,晉升為副指揮官,並在為期二年、成功推翻巴蒂斯塔政權的游擊戰役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古巴革命成功後,格瓦拉在新政府擔任了數個要角。包括再審革命法庭期間被列為戰犯者的申訴與行刑隊、以工業部長身分實施土地改革、擔任國家銀行行長及古巴軍隊教學主任之職,並以宣揚古巴社會主義的外交家之名橫越地球。而格瓦拉所訓練的民兵部隊也在豬灣入侵擊退了美軍,並為古巴帶來了蘇聯核武彈道導彈,其隨後在1962年引發了古巴導彈危機。另外,他也是文筆鋒利、創作豐富的作家與日記作者,著有影響深遠的游擊戰指南,及關於他橫越南美洲的青年摩托車旅行的暢銷自傳。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依序前往剛果-金沙薩及玻利維亞煽動革命,前者失敗,而格瓦拉到了玻利維亞後,被當地由中央情報局協助的軍隊逮捕,並遭處決。 格瓦拉是名榮辱參半的歷史人物,亦常現身於傳記、回憶錄、文章、紀錄片、歌曲及電影的題材,其共同想像普遍呈現兩極化。《時代》雜志將格瓦拉選入二十世紀百大影響力人物,並登上阿爾貝托·柯爾達為他拍攝、命名為《英勇的游擊隊員》的照片,被美譽為「世上最知名的照片」。
[編輯本段]人物生平
1928年6月14日,埃內斯托·切·格瓦拉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市。他是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亞·德拉·塞爾納-德拉·略薩的長子。 1947-1953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國立大學醫學系讀書。切·格瓦拉 1950年,在油船廠上當水手,漫遊特立尼達和英屬蓋亞那。 1951年月12月-1952年8月偕同阿爾維托·格拉納多斯溫游拉丁美洲各國。游歷了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然後由委內瑞拉乘飛機途經美國邁阿密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 1953年3月,大學畢業,第二次漫遊拉丁美洲各國。游歷了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哥倫比亞,巴拿來馬,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在瓜地馬拉參加了保衛阿本斯總統政府的斗爭,在阿本斯政府被顛覆後移居墨西哥。 1954年-1956年,在墨西哥行醫,後又在心臟病學研究兼職。 1955年,遇見菲德爾·卡斯特羅。加入他的革命隊伍,參加"格拉瑪"號遠征的准備工作。 1956年6月-8月,因加入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遠征部隊被捕,囚禁於墨西哥城監獄。11月25日,作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率領的82名起義者中的一員,乘「格拉瑪」號遊艇從圖斯潘河口出發,前往古巴。 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是這個西班牙和愛爾蘭裔家庭的長子。他出生證明上的日早年的格瓦拉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資料認為他實際上出生於5月14日。他的出生證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飾他母親在結婚時已懷孕的事實。格瓦拉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於愛爾蘭,後經西班牙轉輾來到阿根廷,在18世紀末,他已成為了巴拉那河地區的總督。而他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略薩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樣也是貴族家庭,祖先約瑟·德·拉·塞爾納曾是西班牙最後一任駐秘魯總督。格瓦拉的父母於1927年結婚。 格瓦拉父親在傳記《我的兒子,切》中寫到: 「5月(註:1930年)的一個早晨,寒風呼嘯,我的妻子帶著我們的小埃內斯托去游泳。中午時分,我去俱樂部找他們,准備和他們一起去吃午飯,這時我發現,孩子穿著一身濕漉漉的游泳衣,已經凍得直打哆嗦。塞莉亞卻還一個勁地在游泳。她不是個有經驗的母親,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已是冬天,天氣變化對這樣一個脆弱的孩子來說,該有多危險。」 從此格瓦拉便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受這個有著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尤其是作為阿根廷共產黨員的姨父母)的影響,格瓦拉從小便對政治的十分熱衷。雖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熱愛體育運動。1948年,他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53年3月順利完成了學業。
游歷
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格瓦拉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遊。1950年1、2月暑假時,他游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葯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西班牙語: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游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托車。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這次旅行中,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後,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在他此時的一篇日記中他寫到: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後來被成冊出版,並依此2004年好萊塢拍攝了電影《摩托日記》。格瓦拉開始拚命復習,在1953年6月1日,他醫學院正式畢業。他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格瓦拉。
踏上瓜地馬拉
由於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的獨裁統治,擔心兒子被徵用做軍醫的母親讓格瓦拉逃離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後,格瓦拉從厄瓜多前往瓜地馬拉。途經哥斯大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瓜地馬拉。當時瓜地馬拉正處於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瓜地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於漢語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宏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瓜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僱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瓜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後,他前往墨西哥避難,並在此遇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
古巴革命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羅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特羅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斗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准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以一次失敗的革命:蒙卡達事件的日期命名)的軍事組織。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士擠在「格拉瑪號」(Granma)小遊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圖克斯潘(Tuxpan)出發,駛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只有12人在這次襲擊中倖存。格瓦拉,作為軍隊的醫生,在一次戰斗中,當面前一個是葯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子彈箱。從這一刻開始,格瓦拉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了一名戰士。 剩餘的游擊隊戰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並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為了卡斯特羅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擊隊員約有280人,在經歷了一系列戰斗之後,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萬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軍成功佔領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這段經歷,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西班牙語: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成為政府高官
戰爭結束後,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魯裔妻子伊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離婚,他們唯一的女兒由格瓦拉撫養。6月,格瓦拉同參與了古巴革命且與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萊伊達·馬奇(Aleida March)結婚,之後他們共育有4個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清除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資料認為格瓦拉處死了156人,但一般認為,人數可能高達600。1959年10月,並不懂經濟學的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為工業部長。 格瓦拉幫助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後,格瓦拉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在這段時間內,他也因為其對美國的強硬態度而逐漸聞名於西方。在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談判的古巴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並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格瓦拉認為,安置蘇聯的導彈將捍衛古巴獨立,使古巴免於遭受美國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金)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後,他與卡斯特羅在諸如對蘇關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辭去了自己的職務,4月1日他乘飛機離開了古巴,前往剛果。 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有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一次在蘇聯一位官員家裡做客時,當那位官員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時,格瓦拉對主人說:「真是諷刺,我這個土包子怎麼配使用這么高級的餐具?」同時格瓦拉周末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廠里勞動。
出走剛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從坦尚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一些資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羅的一次秘密會談中,格瓦拉說服了卡斯特羅支持這次行動。在最初他得到了當時剛果游擊隊領導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協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絕了他的幫助,認為其是完全無意義的,並寫到:「沒有什麼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現在的人」。 格瓦拉向剛果起義軍隊傳授游擊戰術,他的計劃是利用剛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區作為基地,訓練剛果及周邊國家的革命武裝。此時格瓦拉已經37歲,而且並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經驗(他的哮喘使他免於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戰斗經驗大都來自古巴革命。 與剛果政府軍一道的美國中情局人員,此時正全程監控格瓦拉部隊的對外通信,以便於在格瓦拉的游擊隊來襲前能先發制人、截斷其補給線。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許的是能夠向當地的辛巴人灌輸古巴共產革命思想及游擊戰術,將他們訓練成一批驍勇善戰的游擊隊。事後格瓦拉在他的《剛果日記》里回憶,當地人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愚笨、漫無紀律、內部紛爭不休是導致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叢林吃足了7個月的苦頭之後,病弱的格瓦拉沮喪地與他剩存的古巴戰友離開剛果(有6個夥伴沒能活著離開)。格瓦拉一度考慮將受傷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剛果叢林里戰到最後一刻,用生命為革命豎立典範。不過,在幾次徘徊後,格瓦拉經不住同志們的苦苦哀求,同他們一起離開了剛果。 離開剛果的格瓦拉並沒有因此回到他熟悉古巴。在卡斯特羅公布的格瓦拉道別信里,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系,投身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為此,格瓦拉深覺在道義上他不應回古巴。接下來的六個月里,格瓦拉極其低調的遊走於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布拉格以及東德。這段時期,格瓦拉除了記載他在剛果的經過外,還開始起草兩本書,准備對經濟學及哲學加以論述。在卡斯特羅獲悉格瓦拉的下落後,極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則明確的聲明,除非是為了在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革命活動,因地利之便,他會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回到古巴進行籌備工作外,他將不再踏上這片土地。
來到玻利維亞
1966年至1967年間 ,格瓦拉開始在玻利維亞帶領游擊隊員進行革命活動。 當地的玻利維亞共產主義者把密林地區移交給格瓦拉用作訓練區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伴隨亦編改了一些游擊隊員軍隊方式。格瓦拉的第50號游擊隊員名為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de Bolivia(玻利維亞全國解放軍ELN),有著精良裝備及早期在險峻山區Camiri 與玻利維亞正規軍作戰的經驗,然而在9月,軍隊卻設法想消滅第二個游擊隊小組,殺害其中一個領導。 玻利維亞總統René Barrientos得知他的存在後,揚言要殺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維亞軍隊四處搜尋格瓦拉和他的追隨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對玻利維亞的錯誤判斷令他後來慘敗。他准備只是應付國家軍政府及其一支訓練和裝備皆極差的軍隊但卻沒有在意玻利維亞身後的美國。 當美國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動地點後,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員進入玻利維亞援助反革命。因為美國的援助,玻利維亞軍隊由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顧問訓練,當中更包括了一支以應付密林戰而組織的別動隊。而格瓦拉在游擊當中卻得不到地方分離分子及玻利維亞共產黨的預期協助。這時,用來與古巴聯絡的兩台短波發射機損壞令他無法寄發消息到哈瓦那,游擊隊員用來給從哈瓦那發出的短波解碼的錄音機亦在渡河中亦丟失了,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離。由於美國對玻利維亞政府的軍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勢顯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幫助反對卡斯特羅政權的古巴流放分子設立了審訊室拷打那些被認為協助格瓦拉的玻利維亞人。為搜尋格瓦拉的支持者,幾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受難
1967年10月在玻利維亞La Higuera,格瓦拉游擊隊中的一個逃兵向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透露了格瓦拉游擊隊的營地。10月8日,當格瓦拉在La Higuera附近帶領巡邏,特種部隊包圍了營地並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傷後投降。關於他被擒時的情景分別有幾個版本,有說法在沖突期間,有幾個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擊!我是切格瓦拉,我活著對您來說比死更有價值」。另一說法是他被捕獲時身份仍然不為人所知。他在捕獲之時佩帶著一隻剛收到的禮物勞力士手錶。當Barrientos知道他被擒才馬上命令處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個破落的校舍一夜後,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綁在板上的情況下被一個抽簽抽到了短秸稈的玻利維亞陸軍中士槍斃了。一些人認為那個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頭開槍。廣泛受認同的是,他開槍射格瓦拉的雙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證明身份,並假裝是作戰的創傷以隱瞞他被槍斃。他們咬住格瓦拉的胳膊以免其大聲呼喊,他們最終見格瓦拉太痛苦而向其胸口開槍。切格瓦拉在他的死亡之前曾向那中士說過:「我知道你要在這里殺我。開槍吧!懦夫,你要殺死的,僅僅是一個人!」另一個版本是在行刑前劊子手顫抖著不敢開槍,切格瓦拉平靜地對他說:「開槍吧,膽小鬼,你只是要殺死一個人而已。」他的屍體被直升機送到了一個地方醫院和展示予傳媒。那時被拍攝照片成為了一個傳奇,當地修女認為他的樣子很像耶穌。在一名軍醫切斷了他的雙手之後,玻利維亞的陸軍將校將格瓦拉的屍首轉運去一個秘密地方,並拒絕透露他的遺骸是否已被埋沒或火化。 格瓦拉之死玻利維亞搜捕格瓦拉的中央情報局特工頭子Félix Rodríguez在聽說格瓦拉捕獲的消息後將消息經由在南美各國CIA 駐地然後才傳回至CIA 在弗吉尼亞州Langley的總部,將他的死訊公布天下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擊隊放棄幻想。在處決後, Rodríguez還取了格瓦拉的Rolex手錶和幾樣私人物品,在往後日子裡經常驕傲地展示在記者面前。 切格瓦拉在10月9日1:10 PM被處死的校舍在La Higuera,游擊隊員被拘捕並審問有關一位年輕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作家,卡斯特羅的親密朋友雷吉·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1967年4月,政府勢力捉了Debray,並且指責他與游擊隊合作。德布雷聲稱他只是記者, 並且透露那Che(切格瓦拉)早期神奇消失的幾年是帶領游擊隊。玻利維亞在10月上旬開始對德佈雷的審判,在當時成為了一個國際事件。當局在10月11日正式報告了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殺。10月15日卡斯特羅宣告古巴全國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認為大力鼓舞了當時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尋找格瓦拉骸骨
格瓦拉犧牲時,他帶領的游擊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極個別人倖存。 格瓦拉遺骸格瓦拉的屍體究竟被埋在哪裡,事隔多年,已沒人能說得清。20世紀90年代,包括玻利維亞在內的南美洲國家相繼完成了政治民主進程,使尋找格瓦拉和他戰友的遺骨出現轉機。 玻軍方提供的線索稱,格瓦拉和另外6名游擊隊員遇難後不久,就被埋在距格蘭德峽谷5公里的一個叫卡尼亞達·德爾·阿羅約的地方,此地現為一個廢棄的飛機場。當時參加掩埋的幾個證人回憶說,因為是在夜間掩埋的,周圍黑乎乎的,根本就記不住掩埋的地點,只記得他們被埋在同一個墓穴里。 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維亞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維亞、阿根廷和古巴聯合組成專家小組,著手調查和尋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5年12月底至1996年3月中旬,小組在上述廢棄飛機場某個地方發掘出4具屍體,其中一具被確認為玻利維亞籍游擊隊員。1996年6月,小組又發掘出一具古巴籍游擊隊員的遺骨。小組為取得重要突破而十分振奮,決定擴大戰果,盡量找到更多游擊隊員的遺骨——特別是格瓦拉的遺骨。專家小組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採取高科技手段,使發掘范圍縮小到最小。古巴先後派出10餘名頂級專家,協助發掘工作。在玻利維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發掘被鎖定在1萬平方米的范圍內。 1997年6月28日上午9時,發現第一具遺骨;29日中午,發掘人員在一塊綠色尼龍布的導引下發現了第二具;30日又發現一具。7月1日上午第四具,下午第五、第六具相繼被發現。這天下午17時,正當發掘人員准備收工的時候,有人突然觸碰到一塊棉織物碎片,旁邊是一具長長的骨架,顏色明顯比其他被發掘的屍骨灰暗。這會不會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格瓦拉? 7具遺骨被送往聖克魯斯一家日本人開的醫院,3名阿根廷人類學家、3名古巴法醫和1名古巴考古學家對7具遺骨逐一進行甄別和鑒定。 7月3日,《格拉瑪報》昭告天下:根據對有關史料的研究,包括格瓦拉在內的7名游擊隊員系於1967年10月10日~11日被埋在同一墓穴內。稍後幾天的報道說,經專家鑒定和甄別,「7具遺骨中之一已基本肯定為格瓦拉」。其他6具分別是4名古巴人、1名玻利維亞人和1名秘魯人,特別要說明的是,此名秘魯人為華裔,名叫Juan Chan(胡安·陳或胡安·張),他在革命隊伍中的綽號就是「中國人」(El Chino)。 1997年7月12日,古巴政府派專機接回格瓦拉及另外4名古巴籍游擊隊員的遺骨,另外1名玻利維亞人和1名秘魯人的遺骨,也在稍晚時候應犧牲者家屬要求交給了古巴。 1997年,切格瓦拉的無手身體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認吻合,並運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遺體以頂級軍事榮譽安葬在聖克拉拉一個被修造的陵墓,以紀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贏取了聖克拉拉古巴革命的決戰。
葬禮
格瓦拉等人的遺骨運回古巴後,暫時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馬蒂紀念館內。古巴政府決定以最高規格——國葬安葬格瓦拉和他的戰友,以告慰亡靈。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難30周年),古巴國務委員會發出通知,確定當月11日至17日為國喪日,並確定將格瓦拉的遺骨以國葬的規格安葬在他生前戰斗過的聖克拉拉市。 古巴政府為格瓦拉舉行了最為隆重的悼念活動和安葬儀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閉幕後,悼念活動相繼展開。14日,格瓦拉遺骨移送聖克拉拉市。當天,哈瓦那通往聖克拉拉的公路實行管制,任何閑雜車輛不得通行。聖市數十萬群眾湧向靈車經過的路旁,靈車經過之處撒滿鮮花,場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時,安葬儀式開始。格瓦拉的遺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廣場中,同時被安葬的還有6名游擊隊員的遺骨。卡斯特羅在葬禮上發表講話,頌揚格瓦拉對古巴革命的傑出貢獻,稱贊他是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的楷模。 葬禮結束時,卡斯特羅親自點燃了格瓦拉靈前的長明燈。
格瓦拉為何葬在聖克拉拉市
7. 聯合購銷農產品,可以同時使用生產和銷售者的雙方公司的商標嗎
如果對方公司的商標已授權或轉讓到生產商品公司名下是可以使用的;
同一件商品上可以使用兩個以上的注冊商標。《商標法》第四條規定: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其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或者經銷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項目),需要取得商標專用權的,應當向國家商標局申請商品(或服務)商標注冊。《商標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
使用注冊商標,可以在商品、商品包裝、說明書或者其他附著物上標明「注冊商標」或者注冊標記。也就是說《商標法》和《商標法實施條例》對同一件商品使用兩個以上的注冊商標並沒有作出不允許的禁止性規定。因此,法律法規沒有禁止的,並且這種使用不違反商標法的立法精神,就應該是允許的。如大家看到的:
企業在一件商品使用兩個以上的注冊商標,一般都是以主、副商標的形式配合使用。主、副商標的使用是企業的商標使用策略,即在主商標不變的情況下,每推出一種新產品或新型號還另外使用一個商標,如「海爾小公主」洗衣機、「海爾畫王子」冰箱、「大眾桑塔納」、「大眾高爾」汽車等。其「海爾」、「大眾」是企業的主商標,而「小公主」、「畫王子」、「桑塔納」、「高爾」『則可視為副商標。由於主商標的知名度較高,能使消費者較容易接受和認可使用副商標的商品。再如五糧液集團的「京」酒、「瀏陽河」酒,劍南春集團的「金劍南」、「銀劍南」酒等。
8. 以和為貴,和氣生財講的是什麼
大幹世界,人海茫茫,在這擁擠的人生舞台上,人們各自扮演一個角色。社會這個總導演又將人們維系在一幕幕千變萬化的話劇里。這就難免產生一些磕磕碰碰。
雨果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懷。縱覽古今,凡在事業上有所建樹的人,無不襟懷坦盪,度量恢弘,抱著「以和為貴」的處事態度。
《論語》上說:「禮之用,和為貴。」以和為貴,和氣生財,是商人必須謹守的商業本質。
古人以和顏悅色來籠絡顧客,讓他們放心,讓他們親近,讓他們舒適,這樣,顧客還能不把你那裡當作消耗銀子的一個好地方嗎?有一個老字型大小商店的掌櫃,算是把這一課學透了。凡在他那裡買貨的,無論年少年長,還是文弱強暴,他都對你一臉笑容,客氣陪送。一次,有個人去買水果,「這水果這么爛,500克也要賣10元嗎?」他拿著一個果左看右看。
「我這水果是很不錯的,不然你去別家比較比較。」
他說:「500克8元,賣不賣?」
老掌櫃還是微笑地說:「先生,我500克賣你8元,對剛剛向我買的人怎麼交代呢?」
「可是,你的水果這么爛。」
老掌櫃依然微笑著說:「不會那麼不好的,而且如果是很完美的,可能500克要賣15元了。」
不論客人的態度如何,老掌櫃依然面帶微笑,而且笑得像開始那樣親切。客人雖然嫌東嫌西。最後還是以500克10元的價格買了。
作為生意人,不要在乎別人的批評,學會和氣生財、以和為貴,千萬不要因為不能承受便生氣,這不只是修養好,也是對自己的商品大有信心的緣故。
人是群體動物,人與人之間能否和睦相處,對事業影響很大。企業家製造出來的商品或服務,因得人喜愛樂用而賺錢發財;政治家開展政治工作,因得人而昌;歌唱家演唱得到觀眾贊賞,因得樂隊的伴奏和觀眾的捧場而被接受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已成為他們事業成功和發財致富的一種技巧。不管生意是否做成,都要呈現一副笑臉。在經商過程中。要始終堅信生財之道關鍵在於「和氣」兩字,把人際關系搞得很好,並且在人際關系中找錢匣子。
美國聯合商標公司的以利·布萊克,則可以說又是一個改善「國際」勞資關系的猶太企業家。
布萊克在原有公司收購了聯合果品公司之後組建起了聯合商標公司。原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有個綽號,叫做「人足章魚」,用以形容其兇殘霸道。該公司長期支配著中美洲一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它經營這些國家就像一些大煤礦經營城鎮一樣。當一國政府不再對它有用時,它就會拿政府做交易,換一批人執政。在經營活動中,它獨斷專行,完全不顧及公司里的農民和職工。
自從接管了聯合果品公司,布萊克就開始大力進行改革。他不但使農民和職工的工資得到了高漲,為單身職工提供宿舍,還建造住宅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給雇員。他先於其他大農業企業承認農業工人的工會,還出版文化刊物。在宏都拉斯遭受颶風災害後,他給送去了各種救援物資,他在瓜地馬拉建造了一所醫療中心,在哥斯大黎加發起過一次預防小兒麻痹症的運動。所有這一切使得聯合商標公司被譽稱為「這半球中最有社會意識的關國公司」。
有一大部分人想掙大錢,但他們卻只知道讓手下拚死拼活地干,都不知道以「和」為「善」為兩大原則,去積極地激發下屬的掙錢熱情,給自己帶來無窮的財富。
社會競爭日趨激烈,不公平競爭雜於其中,使得商人之間多了些劍拔弩張,少了些和顏悅色。但是,商人們要明白衛星之所以可以升空,是因為有火箭作助推。一個人若是想成功,就必須要有人幫。以和為貴,處好你身邊的每一個人,因為,每個人的身邊都有一座金礦,看你是不是發現它,能不能挖掘它。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孤軍奮戰、單打獨斗,很難成為行業的常青樹。我們要眼睛向外,面向社會,借力助推,眾人扶持,充分挖掘利用身邊的有利,萬事以和為貴,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能勝人一籌,成為最終的勝利者。
深受儒家哲學浸潤的東方企業家,就恰到好處地將「和」的思想引入到企業的競爭中去。他們主張群體的競爭應是「爭」中有「和」,「和」中有「爭」。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曾說:「事業的成功,首先在人和。」
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在眾多人的眼中,堪稱為飲料行業中的老「冤家」。然而,平日里二者卻形影不離,情同「姐妹」。可口可樂作為先期成名的產品,擁有一定數量的消費群體。百事可樂就以「一半的價格,雙倍的享受」來加大宣傳攻勢,採用增加產品分量這種方法,擠佔了一定的市場。當可口可樂極力打品牌戰,擁有一批忠實顧客時,百事可樂就大肆渲染「喝百事可樂,是年輕一族」,爭取了年輕一代的消費者……幾經較量,可口可樂又重占上風。就是在這樣的競爭當中,他們兩家的企業規模才會不斷地在擴大著。
現在的市場經濟中,很多人都認為應該是有你無我,市場競爭就是你死我活。在企業的發展當中,企業與企業之間始終保持一種戒備和鴻溝。特別是在競爭中,不以創新和技術改良為目的,不是不斷提高自身的競爭和服務水平,而是在價格上大打出手,這樣只會導致企業利潤的不斷降低,最終會出現企業發展後勁不足的情況,對企業在市場上的號召力造成嚴重影響。
現在的競爭,是你利用我的優勢,我利用你的長處,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共謀發展;你聯合我,我團結你,共同爭奪市場,共同開發資源,變分化為合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相互提攜,把對手的進步作為鞭策。
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競爭是在競爭中求合作,像他們這樣的競爭是豁達的共生、共存、共榮,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互惠互利。競爭有了新的理念,發展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佳境。
在軍事上,崇尚和諧是軍事思想的精髓和靈魂。即便是不得已而要動武打仗時,也主張堅守「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有理則「師出有名」,「師出有名」才能「得道多助」,「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以力服人」不如「以理服人」,有所節制方能「止於至善」。
崇尚和的心理也道出了「和氣生財」的「厚黑」經營之道。生財之道,講究的是「和氣生財」。商業或企業的經營,在法律上是以盈利為最終目的的,然而,在指導思想上則以追求買賣雙方相應之和為最高境界。
厚黑哲理
以和為貴,和氣生財,是商人的立身之本,經商制勝的秘訣。經商者要堅持以和為貴的「厚黑」經營原則。使企業不斷發展壯大,立於不敗之地。
9. 什麼是「小魚吃大魚」法則
如果不從道德上講的話,以大欺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反過來思考,小可不可以欺大?猶太商人在經營中常有此類事情發生。
紐約的一條街道上。同時住著3家裁縫,手藝都不錯。可是,因為住得太近了,生意上的競爭非常激烈。為了搶生意,他們都想掛出一塊有吸引力的招牌來招徠顧客。
一天,一個裁縫在他的門前掛出一塊招牌,上面寫著這樣一句話:「紐約城裡最好的裁縫!」
另一個裁縫看到了這塊招牌,連忙也寫了一塊招牌,第二天掛了出來,招牌上寫的是:「全國最好的裁縫!」
第三個裁縫眼看著兩位同行相繼掛出了這么大氣的廣告招牌,搶走了大部分的生意,心裡很是著急。這位裁縫為了招牌的事開始茶飯不思,一個說「紐約最好的裁縫」,另一個說「全國最好的裁縫」,他們都大到這份上了,我能說世界最好的裁縫?這是不是有點兒太虛假了?這時放學的兒子回來了,問明父親發愁的原因後,告訴父親不妨寫上這樣幾個字。
第三天,第三個裁縫掛出了他的招牌,果然,這個裁縫從此生意興隆。
招牌上寫的是什麼呢?原來第三塊招牌上寫的口氣與前兩者相比很小很小:「本街最好的裁縫!」
「本街」最好,那就是這三家中最好的。你看,聰明的第三家裁縫沒有再向大處誇自己的小店,而是運用了逆向思維,在選用廣告詞時選了在地域上比「全國」、「紐約」要小得多的「本街」一詞。這個小小的「本街」卻蓋過了大大的「紐約」乃至大大的「全國」。
這只是一個小故事,猶太商人在經營實業中也常常用蛇吞象的辦法,逐步擴展其經營領域和經營規模,以達到壟斷地位。
猶太商人能不斷創造發明各種實業組織形式,得益於他們擅長借資本的運行來經營企業的特點。19世紀時,羅思柴爾德家族發展出國際性的金融組織——國際辛迪加;20世紀美國的猶太實業家發展出了投資銀行;到20世紀60年代時,猶太實業家又在創造一種新的實業組織形式方面,站到了前列,這種新實業形式就是聯合大企業。
聯合大企業是一種實現多種目的的控股公司,它由各種性質不同的利潤中心構成,其主旨是對各中心加以協同。與傳統的控股公司不同之處在於,聯合大企業的主要目的,一是通過兼並和盤購,使被控公司原先閑置或使用不當的資產得到較為合理的利用,從而促進資本增殖;二是通過兼並和盤購,不斷組成新企業,在證券市場上不斷發行新股票,通過股票的出售和買賣來贏利。
這兩點共同表明,在聯合大企業的主要贏利中,只有一部分來自新產品。
市場滲透、收入增長以及價格贏利率的提高等生產經營方面,更大部分還是來自於證券市場上的股票交易。這種情況本身又意味著,聯合大企業的兼並和盤購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採取先向投資銀行借貸,等出售股票之後再以籌集到的資金來支付貸款,進而再盤購企業,再擴大聯合企業。顯然,這種發展方式使一家小公司可以毫不費力地吞並一個大公司。而聯合大企業本身的存在首先決定依賴於這個循環過程的不斷持續。
這種新型實業組織形式是美國猶太金融家和實業家於20世紀60年代發明的。當時,美國經濟正處於持續繁榮之中,證券市場極為活躍,而政府又採取相對來說較為放任的政策,從而給猶太實業家們實踐這種「創造性資本經營的最高形式」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發明這一新型實業形式的是一批猶太投資銀行,如特克斯特隆公司、萊曼兄弟公司、拉扎德·弗里爾斯公司、洛布·羅茲公司,以及戈德曼·薩克斯公司;而在建設聯合大企業中,則是林一特科姆一沃特公司、利斯科數據程序設備公司、梅里特一查普曼和斯科特公司等一批猶太企業最為熱情。其中梅里特一查普曼和斯科特公司被認為是第一個聯合大企業,其經營者路易斯·沃爾夫森被視作聯合大企業之父,雖然第一個想出這個點子的,是特克斯特隆公司的羅伊利特爾。梅里特一查普曼和斯科特公司鼎盛時,包羅了造船、建築、化工和發放貸款等方面的業務,其銷售總額最高達到5億美元左右。在此期間,沃爾夫森屬於全美國薪水最高的經理之一,完稅前的收人為一年50萬美元以上。
在20世紀60年代聯合大企業以其連續滾動的蛇吞象發展形式大行其道,許多地位確定的老企業,即使沒有被接管,也惶惶不安,大有兵臨城下之感。
然而,隨著1969年證券市場崩潰,緊接著的經濟衰退以及不那麼放任的共和黨上台,聯合大企業在各個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從尼克松上台伊始,就指令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門採取針對所謂「猶太人與牛仔的勾結」的行動。
結果,兩個月內,13家聯合大企業的股票大跌,共損失了50億美元的市場價值。不過,聯合大企業並沒有完全垮掉,只是它們的表現開始趨於穩健罷了。
在猶太實業家中,能比較有代表性地反映聯合大企業的特點及其盛衰的,除了斯坦伯格的利斯科公司之外,也許就是伊利·布萊克及其聯合商標公司了。
伊利·布萊克在20世60年代以「公司掠奪者」甚至「海盜」聞名美國商業界。因為他極擅長於對企業進行估價,並採取相應的行動。可這樣一個天才的實業家卻是半路出家的。
布萊克是一個猶太教法典學院(拉比學院)的畢業生,他隨父母一起從波蘭遷來美國,在長島擔任過3年拉比。以後,他覺得傳教沒有什麼意思,便放棄了拉比的職位,轉而去哥倫比亞商學院學習。
離開學校後,他在萊曼兄弟公司干過一段時間,管理羅森沃爾德家族的財產。此後,他買下了一個陷入困境的瓶蓋製造公司,美國西爾一卡普公司。
用布萊克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個規模極小而問題極大的公司」。布萊克對該公司進行了大改造,易名為AMK公司之後,便走上了盤購的道路。
不久,布萊克的這家資產僅為4000萬美元的瓶蓋製造公司開始「追求」另一家問題重重的公司——約翰·莫雷爾公司。這是一家肉食品罐頭企業,規模為AMK公司的20倍,資產達8億美元。
布萊克剛把約翰·莫雷爾公司連同它的種種問題一股腦兒塞入自己的皮包,轉身又去追求一個歷史悠久,以波士頓為基地的香蕉種植和運輸公司——聯合果品公司。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有幾十萬公頃的種植園,擁有自己的冷藏船隊,共有37艘冷藏船,年銷售額達到50萬美元。公司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並不被人看好,只能算一種疲軟的保本股票,因為公司的經營情況時好時壞,須憑自然或外國政治家的脾氣而定。不過,這家公司有兩個不為人注意的長處,一是它沒有債務,二是它有1億美元的現金和流動資金。正是這兩點吸引了布萊克這個精明的估價人的眼光。
布萊克偶然從一家經紀行得到消息,該行早在2年前就曾以較高的價格向委託人推薦過聯合果品公司的股票,而現在又在尋找對象把它盤出去。布萊克瞅准時機,馬上採取行動,先將這些經紀人手上的股票買下來,搶先了一步。布萊克從摩根保證信託公司為首的銀行集團借貸了3500萬美元,以每股56美元,也就是比市場價高4美元的價格買進了73.32萬股股票。這筆交易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上名列第三的大宗交易。
布萊克領先之後。希望不動干戈就把聯合果品公司收購下來。但其他精明的人也看到了該公司有油水,結果導致了一場混戰。幾個月之內,3次投標出價,使股票的價格由每股50美元漲到了88美元。1968年正是60年代哄抬行情中兼並狂潮達到高峰的時候,布萊克以80美元到100美元的價格將可更換股票的債券和認股證書一攬子收進的交易,極有誘惑力。硝煙散盡,AMK成了勝利者,布萊克通過戈德曼·薩克斯公司又收進了36萬多股股票。
布萊克把新組建的聯合大企業命名為「聯合商標公司」,這個食品加工綜合企業,規模極為龐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經營情況卻與此並不相稱。
1969年股市崩潰和隨後的經濟衰退,打斷了布萊克蛇吞象的連續作業,而連續的天災人禍,則使其虧損不斷上升。
1970年公司虧損200萬美元,1971年為2400萬美元,1972年和1973年還可以,收支扯平。1974年公司總收入為20億美元,而虧損卻達到了4360萬。
聯合果品公司接連遭受自然災害:颶風毀壞了中美洲的許多水果作物:
乾旱和欠收導致全球范圍糧食緊缺,牛飼料價格也隨之猛漲。更為糟糕的是,後來又遭遇了中南美洲7個國家效法歐佩克的打擊。
這7個香蕉輸出國為了沖抵自1973年以來因石油價格上漲造成的赤字,聯合決定對每箱40磅的香蕉課以50美分或1美元的出口稅。實際徵收這項稅的只有3個國家,宏都拉斯是其中之一。宏都拉斯定下的稅額是每箱50美分。
由於聯合商標公司的香蕉有35%是在宏都拉斯生產的,每箱50美分,累積起來將達1500萬美元之巨,這對聯合商標公司來說,卻是一筆大開銷。
就在這時,宏都拉斯官方渠道又放出風聲,說出於某種考慮,可以適當降低稅額:如果聯合商標公司另行支付500萬美元,宏都拉斯總統就會減半徵收。這樣,公司可以少納稅750萬美元。這是明目張膽的索賄。公司經過同宏都拉斯方面的談判,商定支付250萬美元的賄賂。隨後,通過公司在歐洲的高級職員,將125萬美元存入了一家瑞士銀行的賬戶,同時答應將餘款陸續存人。後來,布萊克因默許賄賂受到極大的壓力,所以,餘款再也沒有送去。再往後,連送去的必要也沒有了。颶風毀壞了宏都拉斯70%的香蕉林,造成公司的損失高達1950萬美元。
嚴重的虧損迫使布萊克只好出賣子公司彌補赤字,聯合商標公司的股票則跌到了4美元一股。這家總收入在20億美元以上的公司在公眾的眼裡只值4000萬美元。這時,行賄宏都拉斯總統的事又東窗事發。在這所有壓力之下,布萊克垮了,這位因其道德心和事業心無法忍受失敗與丑聞的實業家,終於在1975年2月3日從位於泛美大廈44層樓的辦公室里,跳樓身亡。
布萊克的失敗原因中有許多偶然因素,所以並不意味著聯合大企業這種實業組織形式的必然失敗。有人在1969年就評論過,布萊克的才能表現為「一個資產管理人,至於他能否區別香蕉樹與盆栽棕櫚,是完全不相乾的」。
他的能力在於發現巨額價值,逐步加以控制,並使其進入運行,再進一步發現更多的資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猶太商人總體上都表現出這樣一種能力或素質。從抽象的角度來說,企業的運行無非是資本的增值過程。所以企業的經營可以有多個層次,可以有技術有管理等等的層次,但最高的層次必然順應資本增值的一般規律,也就是滿足資本自行存在和發展的一般要求的金融或資產經營。這同樣是一個需要靈感、需要直覺、需要創造力的領域。
如果說像布萊克這樣不能區分香蕉樹與盆栽棕櫚的資產管理者有什麼不足的話,那絕不是他們只懂金融,而是他們時常忘記自己只懂金融。